第一篇：中国传统伦理体系对我国NGO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伦理体系对我国NGO发展的影响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王松55000
3【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NGO在我国所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也越来越关注NGO的发展，不少学者对NGO也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但是，NGO在我国目前仍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目标错位、政社不分、法制化程度低、公民基础薄弱、内部管理混乱等，发展相当缓慢。这其中包括了政治体制、经济水平等原因，本文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入手，剖析我国NGO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中国传统伦理体系NGO问题原因
【正文】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英文缩写NGO）是最近几年才在我国开始兴起的，在我国现阶段经济与社会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NGO的发展现阶段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目标错位、政社不分、法制化程度低、公民基础薄弱、内部管理混乱等[1]。关于NGO存在的问题现已有很多学者做过相关研究，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出发，试图找出我国NGO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深层次原因。
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NGO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除了政府部门以外提供公共或准公共物品的重要组织。在美国，NGO每年的支出大约占GDP的7%，支薪职员占非农就业人口的7.8%，占服务业就业的16.5%，占政府公共部门就业的46.7%。在英国，截至2002年底，有近20万家民间公益组织，其中在英国慈善委员会登记注册的慈善组织共18.6万家，它们的总资产额约达700亿英镑；专职人员的总就业规模达150万人，占全英就业人口总量的约
6.5%[2]。而在我国，根据国家民政部的资料，截至2005年3月，在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共28万余家，其中社会团体14.9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13.2万家，基金会不足千家[3]。虽然从数字上我们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区别，[1]何云峰，马凯.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4）
[2]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贾西津.第三次改革—中国非营利部门战略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
5甚至在绝对数量上我们仿佛还比其他国家要多，但是请大家注意，我国NGO的数量是建立在我国13亿人口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人均数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另外，我国大多数NGO都有名无实，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几乎不能承担相应的职能，与发达国家的NGO相比，我国NGO无论从规模实力、活跃程度、社会影响、独立程度都远逊于发达国家。当然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包括经济、政治、人文、社会结构等。如果我们研究中国传统伦理体系和西方伦理体系的差异，我们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对结社的热情和接受程度远低于西方人，这从一个方面解释了我国NGO现阶段的种种困境。
中国五千年的封建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在儒家文化里，“仁” 和“礼”是文化的核心。所谓“仁”，即一个人必须要有仁爱之心，有他应该遵行的义务和应该做的事情。所谓“礼”，原指古人祭祀的仪式，表现了对上天和祖宗的尊敬，也体现了人间的等级和尊卑。孔子将“礼”从宗教范畴推广到人间成为人文世界的行为规范。在儒家文化里，“仁”、“礼”是结合起来的，“礼”是道德规范，“仁”是必须遵守道德规范。那么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呢？儒家提出了“义”、提出了“知命”。宋代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说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人是有等级的，一个人的命运天生就已经注定了，你是农民的儿子，那么你一辈子就是个农民；而你是皇帝的儿子，那么你生下来就是皇帝（当然皇帝不止一个儿子，所以中国历史上太子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什么独尊儒术，就是因为儒家文化维护了统治阶级的权威性，把中国人变成了逆来顺受的顺民。从“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文化对中国人思想里不断灌输的社会等级观念。在这样的等级观念里，皇帝作为“天子”，权力具有天然合法性，经由种种与天或者神的关联，“天子”获得天赋君权的最终合法性来源，这是所有社会规则建立的前提。君成为“国”和“天下”的象征，它和其他所有治理者的关系都是君臣关系，这是第一位重要的伦理等级，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官代表国家的治理者，它与社会构成了官民关系。官的合法性来自于君的授权，从而是天然合法性的延伸，官民之间作为国家与社会（或者民众）的关系，便构成了第二位的伦理等级。这样，中国传统的“公共”治理，就在伦理格局上从属于“官”治，继而从属于“君”。在中国传统话语中，“公”、“官”、“国”、“君”等词汇在范畴上没有明确的边界。
在这样的伦理道德体系里，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思想被禁锢，从小接受的教育使得人们学会了逆来顺受，生活只要有一点点希望，老百姓是不愿意加以改变的。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除了大力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以外，还严防禁止群众聚党结社。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我国的“社会”一词。中国“社会”一词的发生起源于祭祀土地神的活动。早在殷商，已经形成有计划的人为规度的居住聚集点，即“邑聚”，在采邑制的居住单位之上普遍立有“社”，商王在立邑的时候便有“祭社”之举，每年定期祭祀社神的日子，人们聚会、庆典，逐渐固定为“社会”。唐以后在社祭活动发展的同时，逐渐演化出其他多种内容的“会”、“社”，前者以联通共同兴趣为主，如秋千会、茶山会、斗鸡会；后者是一些旨趣相投的聚徒结会的团体，如文社、诗社，以及行业性团体等。
可见，中国传统的“社会”，是在理论是至高无上、没有权界的“王权”之下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体现了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点。这种“社会”空间的最大特点是权利主要不是通过正式制度得以界定和保障，而是在与国家的互动中获得的，有较大弹性。开明的封建统治者对群众结社还能容忍，而大部分统治者对群众结社都持打压态度，最大限度地限制群众的结社活动。
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为什么对群众结社如此压制？在我看来，仍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公民作为个体是没有力量与统治者进行对抗的，而作为群体就能够更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促使统治阶级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在封建社会，老百姓作为个体，就算对社会现状产生不满，他的能量也是有限的，最多发发牢骚而已；而如果一个群体对社会产生不满，那么很可能就会采取统治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方式进行反抗，对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造成威胁。历史上的黄巾起义、红巾军起义均是由民间团体逐渐坐大后对统治阶级进行了反抗，而陈胜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是对封建儒家的等级观念提出了最有力的宣战。在“结社就会造反”的认识前提下，封建的统治阶级对群众结社视为洪水猛兽，想方设法地阻止群众性结社，就算要结社也必须在政府官员的监督管理下进行，时刻注意着群众团体的一举一动，稍有越界，立刻进
行打击，绝不手软。
在封建儒家伦理体系的思想束缚下，在统治阶级对群众结社的严防死守下，中国的老百姓接受了不得随意结社的社会禁令。在西方文明里最常见的三种群众结社方式中，政治性结社在中国是属于高层建筑，如太子党、文官党、阉党等，民间政治性结社是被严令禁止的，被视为造反的组织；文化学术性结社在中国较为普遍，但是基本是限制在文人之间对科举文化的交流，是有固定模式的，思想局限性很大；而第三种经济互助性结社，如商会行业协会等，这应该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但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封建文化的影响，使得我国封建社会对商人是相当鄙视的，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商人之间的结社非常少，就算有，社会影响力也很小。
综上所诉，由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影响，我国民众对民间结社的热情是相当低的，人们普遍形成了一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道德体系，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理很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一辆车坏在路上引发严重交通堵塞，所有司机都坐在车上不停按喇叭，但最终却一定要交警甚至拖车来到现场才能解决问题。而在美国，遇到这种情况，司机们一定自发地马上形成一个团体，或推或抬把坏掉的车辆移到路边，保证大家都能尽快通过。这不能说是国民素质问题，我认为是不同的道德观念造成的差异。在这样的道德体系下，以“志愿、无私、奉献”为宗旨的NGO组织在中国，至少在现阶段是缺乏群众基础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国NGO发展较为缓慢的根源所在。
【参考文献】
1、何云峰，马凯.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4）
2、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贾西津.第三次改革—中国非营利部门战略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4、刘培峰.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几个问题[J].学海，2005（5）
第二篇：英国NGO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NGO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 王名
英国的慈善组织
在英国，官方和大众媒体较少使用“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术语，而更多的使用传统用语“慈善组织”（Charity Organization），近年来比较通用的是“志愿和社区组织”(Voluntary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一词。后者和前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除了包括民间公益性组织以外，还包括各种形式的互益性组织，而慈善组织则主要强调公益性的一面。英国的专家把“慈善组织”定义成为：为了广泛的公共利益而设立，非营利、非政府、从事各种慈善性公益活动的组织。考虑到“慈善组织”一词在中国一般具有较为狭义的用法，本文多使用“民间公益组织”一词，泛指英国的慈善组织。
英国的民间公益组织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2-13世纪，英国就出现了约500多家民间志愿性的公益慈善组织。1601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关民间公益组织的法规——《慈善法》，该项法规不仅划定了公益慈善组织的范畴，强调了这类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慈善性和民间性等原则，而且提出了政府鼓励和支持民间慈善事业的法定框架，给出了进行各种形式社会募捐以筹措公益资源的法律依据。这项法规对于英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18世纪以后，伴随英国工业化的进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益慈善性的非营利组织：一批成功的工厂主或企业家出于博爱目的纷纷成立慈善组织；市民们基于社区互助与自我服务的目的也纷纷设立自己的慈善组织；越来越多的人们关心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许多知识分子、政治家、工会活动家、社会活动家等也纷纷成立影响公共政策的各种公益性的游说组织。慈善组织数量越来越多，就业规模越来越大，对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公益慈善部门逐渐成为英国社会中与政府公共部门、私人企业部门相平行、相独立和相辅相成的民间公益部门。
最近半个世纪，英国的政府公共部门、私人企业部门和民间公益部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战以后工党政府上台，通过推行“国有化”，将原来由许多慈善组织提供的社会公益服务接管成为政府公共服务。布莱尔政府推行的所谓“现代化”，强调的一方面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积极活动的民间公益部门，另一方面是政府和民间公益部门积极的合作。
英国民间公益组织的主要活动领域包括：扶贫救济，教育援助，宗教慈善，卫生健康，社会及社区福利，历史文化艺术遗产的保护，环境保护和生态改善，动物保护及福利，业余体育运动，促进人权与和解，针对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科学研究及普及。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截至2002年底，有近20万家民间公益组织，其中在英国慈善委员会登记注册的慈善组织共18.6万家，它们的总资产额约达700亿英镑；专职人员的总就业规模达50万人，占全英就业人口总量的约百分之三。
在英国，年收入在1000英镑以上的慈善组织须向英国慈善委员会进行登记注册并接受慈善委员会的监督管理。英国注册慈善组织的一般条件是：
第一，要注册的慈善组织，须和其它慈善组织在工作内容上不重复；
第二，慈善组织须有自己的管理章程，明确组织的目标及其管理方法。章程 可以是理事会的文件、组织宪章或相应的法规；
第三，依照英国《托管人管理法》组成托管理事会。理事会成员应包括来自政府公共部门、所在社区、私人企业部门的代表。理事会成员可直接受雇于慈善组织，但不能有其他商业目的。慈善组织必须按捐款人及受益人的最佳利益导向进行运作与管理。
英国慈善组织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拥有广泛和大量的志愿者资源。慈善组织的有酬员工只占其经常就业的约三分之一，绝大多数是各种形式的志愿者。在英国，平均每一个16岁以上的成年人每个月都会从事某种形式的志愿服务。
在英国，民间公益组织的登记注册和监督管理有着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框架和相对独立、职能完备、体系健全的行政管理体系。除了颁布于400多年前的著名的《慈善法》以外，19世纪制定了关于慈善组织理事会定位及其管理原则的法规——《托管人管理法》（2000年修订）。内政部、文化部和独立与政府之外、直接受议会领导的英国慈善委员会，分别作为慈善组织与政府间的协调机构、资助机构、登机注册及监督部门发挥重要的作用。布莱尔政府上台后，为了加强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于1998年签署了《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
英国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的关系
英国政府高度重视与民间公益组织的合作并视之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为推动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英国政府不仅每年投入巨大的财政资源，而且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行政支持体系和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的一个庞大的登记-监督体系，努力建立健全各项法规政策并通过在各级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之间签署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积极推动英国政府各部门及各级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
1998年11月，经英国女王批准，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和全英慈善组织与政府合作委员会主席肯内斯-斯通，共同签署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协议——《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COMPACT）。随后，由地方政府协会主席和全英慈善组织与政府合作委员会主席共同签署了一个地方版的COMPACT——《地方各级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
为了具体指导政府各部门及地方各级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COMPACT突出强调如下原则：
第一，政府对民间公益组织的资金支持原则；
第二，政府在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同时确保其独立性的原则；
第三，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在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上的协商、协作原则；
第四，民间公益组织在使用包括政府资金在内的公益资源上的公开性、透明性原则；
第五，政府保障各种不同类型的民间公益组织有公平机会获得政府资助的原则。
在英国，内政部（Home Office）是政府各部门中规模最大、职能范围最广、综合协调能力最强的政府部门，共拥有大约一万5千名公务员，占英国政府公务员总数的一半左右。英国内政部负责政府对民间公益组织的指导、推进、支持、协调和相关法规及政策的制订与修改。
英国政府每年提供给民间公益组织的财政资源共约33亿英镑。其中大约一半来自英国政府的博彩受益。英国的博彩事业由英国文化部下设的全国博彩运作委员会经营，每年博彩收益的28%通过文化部下设的两个政府基金——新机会基金和社区基金——分配和全国的各级各类民间公益组织。分配方式主要是通过分设在全国各地的基金分支机构，以公开招标的形式进行竞争性基金分配。十年来由博彩事业提供给民间公益组织的资金总规模达140亿英镑。
在英国，民间公益组织的登记注册和监督管理机关是英国慈善委员会（Charity Commission），这是一个有着150年历史的官方机构，依据英国慈善法设立。根据1993年修订的英国《慈善法》，慈善委员会全额由英国财政拨款，属公务员体制，其主席由英女王任命，相当政府阁僚，但其运作管理独立于政府机构和议会治外，是一个依法设立、依法行使职能的独立机构。其主要职能如下：
第一，登记注册：负责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各级各类民间公益组织的登记注册。其中包括新注册组织和已注册组织的更新。
第二，咨询监督：负责向这些民间组织提供如何在法定框架下进行运作的咨询并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制定法规：拥有解释和改善相关法规的权限，可颁布法规文件，就已有的法律条文进行必要的解释和修正，和英国高等法院具有同等权限。
第四，调查执法：依法对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进行必要的调查并加以查处。
对英国民间公益事业兴盛原因的思考
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现代福利国家之一。英国的民间公益组织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政府和企业所发挥不了的巨大作用。大量以民间慈善为宗旨、以公益服务为主业、以志愿参与为特征的民间公益组织的存在及其作用的发挥，形成了英国社会政府公共部门与民间公益部门共同推进公共福利的繁荣景象。
民间公益事业之所以在英国能够发达兴盛，其原因大致如下：一是民间组织本身以推进社会福利、公益服务为其宗旨与使命；二是政府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并将推动民间公益事业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建设作为各级政府的目标与职能；三是在政府和慈善组织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制定了相关原则；四是政府从财政上大力支持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并设法保证财源；五是依法规定公开性和透明度为约束公共事业的基本准则；六是全社会都来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将社会的慈善视为大家的慈善。
虽然英国的公益慈善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慈善法，但是这个法律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年前英首相提出重新制定公益慈善法，并成立了专门机构推动该项工作。这表明，即使在英国这样的慈善先进国家，民间公益事业也需要不断改进，立法体系也需要不断革新。
英国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亟待建立和发展我们自己的社会公益事业。英国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及其与政府关系的模式对于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民间组织可以从政策上划分为民间公益组织和非营利企业两种类型。这样 划分的意义在于：据此采取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政府支持政策及不同的监督管理办法。
2.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之间应通过协议的方式明确合作伙伴关系。民间公益组织因其活动领域极为广泛且规模参差不齐，在活动上与各级政府及政府各部门都会发生关系，由于同处于公共领域，彼此之间发生不协调、摩擦甚至矛盾在所难免，COMPACT作为英国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在处理与民间公益组织之间关系上的行为准则和纲领性文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3.政府应当将大力资助民间公益活动作为一项义务制度化。英国政府通过每年面向民间公益组织的33亿英镑的公益支出，实际获得这些组织向社会提供三倍于政府支出的公益服务，表明动员民间公益具有极大的社会效益。建议一方面借鉴英国的经验将社会福利彩票收入作为政府公益支出的财源，另一方面动用一定的财政资金，通过制度化的政府采购，以公开竞争的形式向民间公益组织提供支持。
4.应当建立独立于政府行政体系的国家监督机构。监督管理民间公益组织是一项重大的社会责任，可以参照英国慈善委员会的模式，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公益慈善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各类公益组织的监督管理，这样既可以有效协调与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监督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行政，同时又能有效监督和保护公益财产及其运作，真正向社会负责任。
5.尽快制定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法，通过公益慈善立法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英国的《慈善法》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并且还在进一步修改完善。我国尚无系统的公益组织法，仅有的《公益事业捐赠法》还难于执行，社团等相关法规也亟待修改完善。可以参照英国的《慈善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尽快制定我国的民间公益组织法，通过立法推动对公益财产的保护并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当然，我国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背景都很不相同，直接照搬英国的模式对于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并不有利，需要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他国有益的经验教训，洋为中用，努力探索一条在法治基础上推动中国社会公益事业蓬勃发展的新路来。
第三篇：我国NGO发展的法律困境分析
我国NGO发展的法律困境分析
□ 山西省委党校 陈艳珍
NGO（非政府组织）一般是指那些非政府的、非营利的、志愿的、致力于公益事业的民间社会组织，亦被称之为在政府——国家体系（治理的第一部门）和企业——市场体系（营利的第二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或“非营利组织”(NPO)的社会组织体系。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渐趋成熟和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社会各阶层公民的结社热情以各种方式、在各个层面和领域越来越充分地表达出来，中国的NGO已经逐步走出发展的起步阶段，开始步入更加多层面、多体系、多样化、多影响的新的发展阶段，无论在数量上、体系上、活动上和影响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现代国际上通行意义的NGO由于在我国发展历史不长，社会资源不足，社会公益文化氛围不浓，政策环境尚有欠缺，相关法制建设滞后，现行法规和管理体制在总体上不利于NGO，导致NGO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法律困境。
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社团管理体制不适合中国NGO发展
我国现行的社会团体管理体制是“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归口登记，指的是社会团体统一由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地方县级以上各级民政部门负责登记，颁发《社会团体法人登记书》，其他任何部门无权登记社会团体。双重管理，指的是每一个社会团体都要接受两个机关：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登记主管机关的职能是负责社会团体的成立、变更、注销登记或者备案；对社会团体实施年检；对社会团体违反《条例》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并给予行政处分。业务主管机关的职责是负责社会团体上述行为前的审查；监督、指导社会团体的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依据其章程开展活动；负责社会团体检查的初审；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团体的违法行为等事宜。分级管理，指的是全国性社会团体由民政部登记，地方性社会团体由县级以上各级地方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由相应的部门做业务主管单位。
双重管理体制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简化成为一种政治把关和共担责任的分权机制。无论登记管理机关还是业务主管单位,首要的目标都是如何减低政治风
险和规避责任, NGO的发展则被置于次要的目标上。由于相关法规只是划定了业务主管单位的范围却并未明确规定其义务,所以对NGO来说,找到愿意承担责任的业务主管单位就成为能否获准登记的首要条件。而业务主管单位批准NGO合法登记的条件,不仅要看其业务范围是否相关,更重要的则是要看NGO能否被置于其有效的控制范围内,要看NGO的发展会不会带来过大的政治风险和责任,以及NGO的发展能否增大业务主管单位所在的部门利益。要满足这样的条件,业务主管单位对NGO的行政干预就在所难免。
二、NGO成立的法律和政策门槛过高，致使其发展受到制约
西方国家对NGO的管理一般实行注册制或登记制管理，只要NGO符合政府规定的关于组织资产、会员数量、发展规模等一系列标准，就可以到相应的政府部门注册，经审查即获得合法地位，此后NGO的一系列活动由本组织自行负责，出现问题则视情况提交司法部门解决。西方的注册制或登记制将NGO的生存权交给了社会，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社会自主性；而我国的审批登记制本质上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制式，政府牢牢掌握着NGO的生存包办权，其严厉的准入制度很大程度上制约了NGO成立及发展，公民成立社会团体的权利受到限制，公民根据自身的目标与愿望成立社会团体的难度较大。
首先，对NGO的成立规定了比较苛刻的条件。如《社团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成立社团在会员方面，必须要有50人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人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在物质条件方面，要有合法的经费来源，全国性社团有10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地方性的社团要有3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关于会员数量和物质条件方面的上述标准，显然，对于一些特殊领域的NGO来说，完全达到上述标准可能有些困难。
其次，在审批和年检方面也显得过于严格。一般而言，一旦法律对社会组织和公民的行为做出了某种规定后，政府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应当受到该法律法规的约束，不能任意扩大或缩小。但是政府在对社会团体管理实践活动中，往往考虑政治的需要，审批上体现从严的精神，有疑问的不批，明显有问题的坚决予以制止，对一些特殊的社会团体如下岗女工再就业协会、外地人口就业协会、股民协会等不予登记。这样，社会团体的登记机关就拥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社会团体审批中可能会存在过多偏重于管理机关对该组织成立主观意图的认识，使审
批活动有较强的随意性。由于获得合法身份的门槛太高,越来越多的NGO转而采取工商注册的形式，或者在其他党政部门的支持下取得各种变相的合法形式，或者甘冒不登记注册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NGO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合法体系之外的原因。大量涌现的NGO纷纷绕开现行法规的结果，使得现行法规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不仅对于各种形式的NGO起不到应有的约束和监管作用，而且降低了法律应有的尊严并激励了公民不守法的群体行为,这在法治社会是一种危害性的现象。同时,在法律给定的合法性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各种形式的社会合法性便大行其道,部门挂靠、媒体报道、领导出席、名人挂帅等，都成为一些组织获得合法性支持的重要渠道。
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所确立的限制分支和非竞争性原则，阻碍了NGO的充分发展
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所确立的限制分支和非竞争性原则看，中国对NGO的管理策略上总体上呈现限制竞争、抑制发展的基本导向。其目的是为了便于政府的控制与管理，防止由于竞争导致各个NGO为了生存和发展主动采取各种措施，进而偏离政府所希望的方向。从政府的角度考虑有一定道理。然而，从NGO的长期发展来看，这种人为造成NGO的垄断局面，具有极大的消极影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3条规定，在同一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相似的民间组织，没有必要成立的，对于民间组织的成立申请不予批准。第19条规定，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而且社团不得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设立和分支机构的设立一般也应当限制在其登记地或会址所在地。不仅如此，有关机关还主动将其认为业务上有重复或没有必要存在的社团要实行撤销和合并。这些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从管理的角度看有正面作用，因为限制民间组织的竞争，一方面可以消解由此所引起的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民间组织的数量过大，也会给政府的控制增加难度，同时竞争会导致民间组织之间为了生存和获取资源采取各种措施，容易偏离政府为民间组织所设定的方向。但从管理的消极角度看，解决一个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源头上连问题本身都给消灭掉，但是这种做法对于社团开展活动和发展则是不利的。限制组织的扩张直接影响了社团开展活动，社团活动范围和能力的扩大与社团组织的扩大密切相关。
“限制分支原则和非竞争性原则”的确立，意味着在NGO成立上存在着明显的“先发优势”，谁先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本领域的合法代言人，进而使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得到体现。并要求后加入的会员遵守这些规章制度，从而在无形中与市场自由竞争的原则相左。NGO自身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强有力的竞争。由于缺乏竞争，不少NGO疏于改进管理，得过且过，影响力自然降低，造成社会公信度差等。应该承认，缺乏竞争是NGO进入这种不良循环状态的源头。NGO向社会提供的是非垄断性公共物品，这意味着它不应该居于垄断地位。然而，限制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发生，而垄断对NGO的生存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将是巨大的，这必将会不利于NGO的充分发展。
四、现行有关NGO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不健全，成为制约NGO发展的又一瓶颈
NGO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府税收政策上的优惠。按照国际惯例，NGO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和公益性，所以税收上一般体现“减免”政策，强调对NGO的积极方面进行鼓励和促进，以此更好地发挥其提供公共物品、保障社会公益的“替代效应”。
但至今为止，我国民政部门与税务部门由于对NGO在认识上存在分歧，因此未能在税收政策上形成统一的规定，没有出台一部系统的NGO税法，也没有一套适用于NGO的独特制度，甚而对于NGO的纳税主体地位的界定都含糊不清。
具体来讲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税收立法的层次性不高。目前，我国对于NGO的税收问题并不重视，并未确立一套适用于NGO的独特制度，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主要是依据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的几个文件，对于捐赠方的优惠主要见于1999年颁布的《公益事业捐赠法》。总体来说，立法的层次性不高，也不够系统、具体、明确。
第二，NGO的税收主体地位不突出。在现行的有关税收法律、法规中，并没有象许多国家一样，突出NGO的特有地位，仍然是将NGO按照营利性组织来定性进行征税，这种纳税主体的地位是不妥当的。在财产税、商品税中，也缺乏对NGO的专门规定，尤其缺乏对民间成立的NGO的优惠措施。同时，对于一些借非营利之名行营利之实的行为，没有在税法上给予准确的鉴别。
第三，对捐赠人的法律制度性鼓励不足。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捐赠行为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一些原则性规定，有待具体落实和细化。同时对捐赠人的税收优惠标准还不够统一、规范，就我国税法的规定而言，并非所有捐赠支出都可以从应税所得额中扣除，而往往是限定捐赠的性质和数额的。例如，捐赠必须是公益、救济性的，并且，在内资企业所得税中还要求必须是间接捐赠，才能限额扣除。比如企业所得税对捐赠有免税的规定，实际上不管捐多少，只能免应纳税款的3%。如果企业收入100万元，捐款了50万元，也只能免3万元的税。对于个人捐款的减税鼓励，《公益事业捐赠法》中规定比较含糊，在实际操作中就算拿着个人捐助的证明，税务部门也不会承认。捐赠减免税的许多优惠政策仍然有待明晰，如现在物资捐赠的比重很大，几乎占到总捐助额的1/3，对此能否减免税收，以什么标准进行折价，政策上尚没有明确规定；不通过中介组织进行的直接捐赠也大多得不到税收优惠。
由此可见，我国对于NGO的税收法规相当模糊和分散，可操作性差，这样使得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NGO能够开展“游说”活动寻求税收优惠。相对于政府来说，NGO处于弱势地位。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关于NGO发展的“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审批核准的登记成立制度、限制分支和非竞争性原则的确立以及相关的现行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我国NGO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渐趋完善的今天，我国NGO发展所面临的法律困境，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在充分借鉴国外成功发展NGO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NGO法律制度框架，促进NGO的发展，发挥其和谐社会“稳定器”作用。
〔责任编辑 王 文〕
第四篇：我国政治体制对经济的影响及其发展
我国政治体制对经济的影响及其改革
打开电视，我们看到的新闻绝大多数都是某高级官员来到某地视察，某某主席应邀出访某国，各级政府强调三农问题„„政治，与我们的生活可谓息息相关。几个月前，在温家宝总理考察深圳的讲话中，释放出一个鲜明而强烈的信号：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
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的重要举措，是彰显我们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坚定决心的重要举措，更是顺应民心、民意，实现人民意志的重要举措。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我们必须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党和人民持续不断的艰苦奋斗，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人民今天所享有的民主权利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是来之不易、非常宝贵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实现公平正义，使人们有安全感、有信心等各个方面的同时，我国的政治体制还存在很多弊端，我们确实还需要做长期而艰巨的努力，任重而道远。
影响人民切实实现当家作主权利的主要障碍，是存在弊端的原有政治体制。这些弊端，就是邓小平同志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的，一是官僚主义严重。邓小平列举了官僚主义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二十多种突出表现，并指出官僚主义“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已成为社会主义的“祸害”。二是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必然造成官僚主义，损害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等。如“文化大革命”，尤其说明了一个国家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必然产生严重的后果，给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危害和灾难。三是家长制作风比较盛行。主要表现在党内重大问题决策上搞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崇拜也一度盛行。致使党的组织原则以及党和国家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四是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建国以后，我国一直没有妥善解决领导干部退休离职的问题。各级领导干部，除了犯错误的以外，实际上都是终身制。因此，人民群众名义上是当家作主，实际上失去了对领导干部实施监督
和罢免的权利，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当官做老爷，严重脱离群众，甚至随意践踏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五是存在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领导干部的管理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使领导干部特权现象得以不断滋长，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不少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其集中表现是“以权谋私”，谈到去年的杭州保时捷撞车案和今年的“我爸是李刚”案真是让人义愤填膺，这些都是特权现象引起的。
而这些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就是说，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而且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改革是一场革命，是新体制取代旧体制的革命，具有质的突破性，而不是对旧体制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计划经济阶段，以及现在的官方市场经济阶段，估计以后会进入完全市场经济阶段。经济制度的变化是很明显的，这也是政府强调的重点。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经历了从左到右的转变，而政治制度却几乎在原地踏步。这是政府强调“一切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结果，中国经济实现持继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国门打开了，温饱解决了。大伙正努力向小康奔去时，却发现我们有病没有办法治了，为什么?看病太贵了!我们没有办法去上学了?为什么?学费太贵了!我们没有办法买房子来住，只能租房住了，为什么?房价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体制近六十年没有改变造成的，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变之后，政治体制还保持原样，才出现了这种结果。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刻性、艰巨性、风险性更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经过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洗礼和民主法制建设实践的锻炼，我们广大的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的觉悟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他们对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也日益迫切。这种民意的积聚与表达，具有十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是中国的发展受到世界民主化潮流的影响。民主化是世界性的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13亿多人民发展民主的壮丽进军，一定能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新的不朽篇章。
二是深化经济改革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要求。应对经济危机愈来愈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主要是政治体制存在弊端的牵扯、迟滞。因此，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破除障碍、开辟通道。
三是实现公平正义、人民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的必由之路、致胜之道。时下，老百姓最不满意的，一是分配不公，一是腐败严重。而要有效治理这两大顽疾，唯有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四是改革想要取得成功，改革过程中的程序必须公正，改革必须以人为本、公众参与成果共享、规则先行、透明公平等原则为必要条件，只有政治体制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条件。同时，这也能更好地实现人民各项权利，为反腐倡廉工作作出一定的贡献。
五是政治体制如果不进一步发展，我国也难以取得国际认同，更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的复兴和赶超发达国家。目前，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对手，并不是不认同中国的民众，而是不认同我国政府的集权体制和管理制度，处于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考虑，我们既不能，也没有必要把我国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我国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途径就是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发展。
六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会更有利于中国民众的综合素质的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斗争日趋激烈，这种经济上的斗争必然演变为人才素质上的竞争，这也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反映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以及国民素质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当然这是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完善。当然，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对人才的需求就一步加大，人才流动也更加频繁，当前的政治体制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从政治上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从而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
同时，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影响到教育，文化，科学，医疗卫生，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这一切都有待于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发展，来营造一个自由的，宽松的环境，保证人民能过上更舒适的生活。
第五篇：试论我国的龙、狮文化对中国传统体育的影响
【舞龙舞狮文化】
舞龙、舞狮自问世以来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历代相传，鼎盛不衰，并由此形成了极其灿烂的龙狮文化。
中国是龙的故乡, 醒狮的国度.龙狮运动是中华民族的特色文化项目。佛山是中国龙狮运动的发源地。舞龙、舞狮自问世以来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历代相传，鼎盛不衰，并由此形成了极其灿烂的龙狮文化。
龙狮运动象征着华夏民族精神,开展龙狮运动,除了可以强身健体，也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民族意识,培养其民族情感,更好地弘扬本民族文化。
中国是龙狮运动的发源地。龙与狮, 代表着尊贵和威严,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勤劳勇敢、威武和正义的象征。同时,老百姓把其视为祥瑞灵物, 能够给人民带来风调雨顺, 消灾解难、化戾气为祥和。
龙狮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文化。龙狮是利用人体的多种姿态和狮头、狮尾双人配合，在行进的动态和静态造型变化中，将力度、幅度、速度、耐力等融于舞狮技巧中，完成各种高难动作，或动或静，组成优美形象的狮雕塑，表现狮子的勇猛剽悍、顽皮活泼等习性。开展龙狮运动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龙狮运动这样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只要精心组织和积极指导，是深受大家喜爱的。
龙狮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智慧、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具体表现。
龙狮运动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俗体育活动，不仅是对动作技能、身体素质、意志力等方面的锻炼，也是增进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教育，这是其他课程所不能比拟的。龙狮运动已超出了体育的范畴，成为华夏民族一种内在的、文化的、精神的、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内聚力量和精神图腾。在中学开展龙狮运动，学生才能全面地、深刻地了解民族文化，明确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体验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开展龙狮运动是为了更好地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为了更好地学习龙狮运动体现出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追求协作的友善精神、不断进取的开放精神。龙狮与中国传统的节日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宗教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龙的文化内涵在宗教、政治、艺术等诸多领域充当着显赫而重要的角色。开展龙狮活动，无疑是弘扬民族文化，建设中国先进文化，增强大家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重要举措。
任何体育运动都是以身体活动的形式进行的，它要求人体直接参与运动，在愉悦身心的运动中，承受一定的心理负荷并在人的体力和人的体内能量物质的消耗--恢复--超量恢复的不断循环中，促进人的体能发展和体质增强。龙狮运动作为一种体育运动，既有规定套路，又有自选套路，完成其各种动作关键在于伴随变化多端的节奏，将力度、幅度、速度、灵敏、协调、耐力等各类运动特点揉合于舞龙的技巧之中，是一项技巧性强、负荷量大、持续时间长、锻炼身体部位全面的集体项目。在中学开展龙狮运动可以达到强身健体、调节情感的效果，同时能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开展龙狮运动具有较高的健身价值。
龙狮运动本身内含丰富的竞技性、艺术性、观赏性，使其赋有了强烈的自娱和娱人功能，开展龙狮运动，大家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就会精神饱满，心情愉快。通过体育运动能丰富大家的社会文化生活，陶冶情操。在现代社会里，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体育娱乐消遣方式，通过体育运动调解人的心理情感，享受体育文化的裨益，享受人类生活的价值．龙狮运动具有较强的娱乐性、观赏性、趣味性和健身功能，而成为娱乐健身的较好运动项目。龙狮运动象征着华夏民族精神,开展龙狮运动,除了可以强身健体，也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民族意识,培养其民族情感,更好地弘扬本民族文化。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