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两年中年计算题编制对课堂教学的启示

第一篇：观两年中年计算题编制对课堂教学的启示

观两年中年计算题编制对课堂教学的启示

安徽省芜湖市澛港中学 周大兵(***)

摘要：通过观察两年中考物理计算题的编制特点，结合本人的教学实践，浅谈物理中考计算题编制对物理课堂教学的启示。

众所周知，物理学科的考试兼有毕业和升学的双重功能，那么如何在物理中考中实现这一双重功能，物理命题对物理课堂教学有哪些启示，下面我就2000年和2011年物理中考计算题的比较作一探讨。

我们认为物理计算题是学生物理学习效果的一种综合性的检测，因为它不仅考察了物理概念、公式、单位、规律等物理教学中的核心要素，同时也考察了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因此计算题在物理考试中是一种必考题型，同时也是颇受历年中考命题人的亲睐，更是展示物理学科特点的一个窗口。纵观两年题，考题取材于学生生活实际，试题编排符合学生认知特点，能较好的实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考核。

但两年中考也有些不同点：

1、题型、分值变化：由“计算题”变为“计算推导题”，说明命题人不仅重视物理计算，同时更重分析推理的考察，考核学生是否真正懂得的物理道理，是否有清晰的物理思维，同时11年第23题又考核了初高中内容的衔接，有意考核学生在一个全新的物理环境中如何运用已学物理知识分析解决未知问题和知识构建迁移能力，这是多年来命题人在计算题编制上的一种功能升华。另外分值增加也表明物理计算在物理学习中的重要性。

2、知识点分布变化：2000年计算题主要考了欧姆定律、电功率、热量及热电结合的有关计算；而2011年计算题主要考了物体的运动、机械功、机械功率、燃烧热、热机效率、欧姆定律以及规律推证等，较00年知识点分布更为合理全面，覆盖了初中物理学习的重点重要知识，这一点优于00年知识点的分布。

3、难度和原创题变化：

本次中考物理试卷的难度明显加大。原创题占有一定的数量，且能反映命题方向的“闪光题”，推陈出新，新而较难。试题多用翻新题，较好地考查学生的各种能力，题目难度偏大，学生得分率不会太高。

通过以上分析，两年物理计算题的编制对物理课堂教学的启示：

1、教学中要重视物理计算，展示物理思维的过程，构建物理知识的脉络。

2、重视力学、热学、能量、电学部分的教学与综合。

3、教学中既重知识与技能，又重过程与方法。

4、重视物理推导题的设计与教学。

5、重视物理生活情境和知识迁移能力及初高中物理知识的衔接。

6、重视思维能力的训练，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7、注重探究教学的实效性和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

以上只是我就两年中考物理计算题的编制特点对物理课堂教学的启示的粗浅看法。

第二篇：浅谈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观对应用文写作的启示

浅谈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观对应用文写作的启示

摘要：汪曾祺是20世纪中国文坛的小说家、散文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理论家。他在汲取中外作家创作观的基础之上，总结了自己多年从事写作的经验，提出“形散而神不散”的结构观，文学语言要重视“本体性、准确性、文化性”的语言观，“短而精练”的文体观等创作观点。这些理论观点不仅对推动纯文学创作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应用文写作也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汪曾祺；结构观；语言观；文体观；应用文写作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汪曾祺并不能算是一位富有独特叙事技巧的作家，他的作品情节淡化，结构松散，语言平实。这种看似无技巧的创作背后，却有他的苦心经营，“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这种刻意为之的态度使得他的作品虽平淡却墨光四射，虽寻常却别有情趣。他的文学创作，在鲁迅、沈从文、契诃夫等中外名家的影响下，将传统文化隐匿在现代的叙述之中，自成体系。同时，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理论家，对文学创作有独到的见解：在结构上提出了“随意”、在语言上提出了“准确”、在文体上提出了“短”等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对应用文写作有诸多启示。

一、结构观

（一）形散而神不散：形不散而神不散

汪曾祺开创了新时期的散文化小说，在结构上明显体现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结构特征。他的作品外在形式上很散，每一部作品都有不同的结构特征，甚至看不出结构。比如，《大淖记事》《受戒》《异秉》等小说，没有通常小说文本所惯有的戏剧性情节和尖锐的矛盾冲突，而是淡化小说的内在张力，用抒情化的语言叙事，叙述节奏从容随意。但是，他这种随便是刻意的，是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又是一种“不露痕迹的随便”。作品中的文字和故事看似“散落一地”，其实有一条内在的线索贯穿着，使作品浑然一体。而读者在这种引导之下更多关注情绪和感知，根本觉察不到他的技巧。

汪曾祺这一创作观，对应用文写作具有逆向启示。应用文写作是应用性文体，讲究的不是文采，而是规范，因此，应用文最注重的是结构。尤其像行政公文文书、法律文书、财经文书等，还有其“法定”的格式。纵观从20世纪80年代到当下的应用文写作教程体例，我们可以看出编者也都把关注点聚焦在写作的格式上。这种格式化的倾向虽然对于应用文写作是必要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其写作的模式，不能促进应用文写作技巧的提升，也容易在教学过程中引起学生的抵触心理。而随着科技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人类生活的界限在不断扩大，应用文写作的内涵、外延、作用也需随之扩充，自然而然，其格式不能一成不变。有些文书，如社交礼仪文书、职场文书等，随着全球化的加强、职业选择面的拓宽，可以在内在结构不散的基础之上，放宽外在格式的要求，使其灵活多变，积极适应变动着的世界，做到“形不散神不散”，戴着镣铐跳出最曼妙的舞步。

（二）结构的经营：谋篇布局，慎始善终

汪曾祺注重结构的经营。这种经营首先体现在写作前的构思，他说：“写小说，要把全篇大体想好。怎样开头，怎样结尾，都想好„„一些青年同志写作，写一句，想一句。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他认为写作要讲究间架结构，要讲行气，要谋篇。应用文写作也当如此，首先不要急于下笔，要先根据行文目的从宏观角度谋篇布局，理清思路，找出基本脉络，脉络是个纲，纲举则目张。尤其是行政公文写作，有一定的权威性和政策性，更不能轻易下笔。其次结构内部要前后呼应，有迹可寻。

汪曾祺认为文学作品的结构是有章法的，要有一个贯穿全篇的节奏，各部分之间要和谐、浑然天成。他反对生造的、拼出来的东西。应用文写作也要有章可循，句子与句子之间、段落和段落之间，既要有其独立性，又要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不能只讲表面的整齐、对称、呼应，更不能为了凑字数生搬硬套。最后体现在对开头和结尾的重视。在写作的过程中，要做到“慎始”，还要“善终”，即写好结尾。应用文写作虽不像文学作品那样特别注重开头和结尾，有些文书对开头和结尾的要求并不很高，但也不能千篇一律，没有创造性。还有一些文书，如计划、总结、新闻、演讲稿等，则需要有好的开头和结尾，可运用一些技巧，并适当对语言进行修辞，增强文学色彩。

二、语言观

汪曾祺在创作中最重视的是文学语言，语言不好，小说必然不好。他建立起了一套自成体系的语言观，这套观点不仅适用于文学创作，更是对汉语言文学创作的一种贡献。

（一）本体性

他认为“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w”。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观点是汪曾祺文学创作的主要观点，他自己也在创作过程中践行这一观点。他的作品重语言轻情节，通过朴实的叙述体现他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应用文写作的性质决定了其结构的重要性，但在写作时往往重视结构的完善而忽视语言的运用。应用文最重要的作用是传递信息，传递信息最重要的介质是语言而不是结构，我们不应该只注重格式而忽视语言本身。在应用文写作中，应该把语言放在第一位，通过语言来实现各种文书的表达目的。

（二）准确性

汪曾祺不止一次地在他的散文中提到语言的准确性，“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就是准确”。他认为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作者就是要找到那个最好的说法。所以在写作中，他总是精心锤炼语言，直到找到那最合适的词为止。

应用文写作也很重视语言的准确性，准确是应用文语言的第一要素。语言要准确规范、生动简练，要根据对象、目的、环境等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用最恰当的言辞准确表现最真诚的感情。应用文语言的准确性首先是用词要考究，行文要严谨。不同种类的文书有不同的语言要求，不能千篇一律使用同一种语言。比如，在聘书的写作中，正文起始语一般使用“兹聘请”“特聘请”“敬聘”等，结语使用“此聘”等。其次是表意准确，避免使用模棱两可的词语或产生歧义的句子，一个词语一个句子只能让读者产生一种理解。还要避免使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大约”“可能”“或许”等词语或者“上午”“下午”“附近”等词语。在经济文书写作中，如果涉及时间、金钱、交货日期时，更要具体明确，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经济纠纷。

第三篇：鲁迅的读写观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鲁迅的读写观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鲁迅先生虽然并非语文教育家，语文教学并未作专门系统的研究，作为一代文学巨匠，他为我们留下许多关于阅读、写作的宝贵论述，的真知灼见不但能给文学青年以教，也能给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以启。

启示之一：不要让读书“变成苦 ”。

读书至少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讲功课„„嗜好的读书，那是出于自愿，全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书拿到手，就道“我在读书了%” 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那就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事了。———鲁迅《读书杂谈》

《读书杂谈》一文，是鲁迅在广州知用中学的演讲稿。由于是在学校的演讲，所以对语文教学的针对性更强。教师以阅读教学为苦差，学生以阅读为苦事，并非自今日始，也并非 个别现象。其原因何在呢&是因为带了“利害关系”，是因为没有做到“随随便便”。读书成了职业的读书，而不是嗜好的读书。教师每教一篇文章，必定要条分缕析；学生每学一段文字，必完成思考题若干。课外阅读篇目也受到了指定，甚至哪些精读、哪些泛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如此一来，学生不能读自己喜欢的书，不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书，不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地读书，自然视阅读为畏途。读书于是也就沦为了“苦事”。应对策略：’、读书自主权适当下放。让学生自己选一些感兴趣的书读。!、灵活增删语文教材，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教材无非是一个例子”。教师可以于教材之外，多为学生提供一些“例子”。学生从中总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文章。(、减轻阅读负担，多搞一些“零思考题阅读”或“不求甚解式阅读”。师生都不刻意追求其效果，吸收了多少是多少，而效果自在其中。学生一旦将“职业的读书”变成了“嗜好的读书”，就会出现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理想效果———“他在每一天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 启示之二：不提倡“硬写”。“写不出来的时候不要硬写。” ———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不可否认，在当前的中学语文教学中，确实普遍存在着“教师硬要学生写”与“学生硬着头皮写”的现象。教师硬要学生写，是为了完成作文教学的量化任务，提高学生的作文应试能力。“硬”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作文的题材、体裁、题目、篇幅等限定得过死。!、作文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与速度要求，什么时候作，什)!时间范围内作好，都有规定。不作不由学生决定。一般带有强制措施，如：批评、扣分等。在这种况下，学生只能硬着头皮写。他们 于压力，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只好在创作兴趣不浓、创作准备足、思维激活不够的状态下，搜肠肚，图解主题，拼凑素材，堆砌文，来应付交差。“硬写”是一种违背创作规律的 法。“硬写”导致的结果是：学生作兴趣丧失、创造激情泯灭；无病吟，“为赋新词强说愁”；概念化、式化的平庸之作、矫情之作、空洞作大量涌现。学生几乎都成了炮制文快餐的高手。应对策略：

!出题前作一些“可写性论证”，出无根基之题。尽量出那些学生感趣的、有生活积累的、有感可发、话可说的题目，少出偏题、难题、题。

"让学生充分占有材料，不写无备之文。只有生活经验丰富，头脑贮存大量信息的人，他的脑海里才出现浮想联翩、文思活跃的情况。一次作文前，都必须让学生作好材的搜集、整理工作。写议论文，要用上网、油印、口述、互相交流等式尽可能地让学生多占有一些事例 据与道理论据；写散文，要给予足时间让学生针对文题“精骛八极，游万仞”，让一些尘封的记忆重现，一些被忽略了的细节发出光辉；写状物，作文前要组织或布置学生观 实景、实物或相关图片；写人记，要让学生在作文前对相关人物进“明察”与“暗访”，掌握第一手材。

“临阵磨枪”授写法。通常的法是为学生提供范文并作写法评。但也可以为学生提供针对性较强的“写法菜单”，供学生参考选择。例如：写《春雨》一文，我们可以为学 生提供一份这样的写法菜单：、托物言志；’、融情于景；(、写人记事；)、其它。有了这样一个写法提示，学生就不会面对文题，茫然不知所措了。

$营造良好的创作心境，激活创作情绪。例如：作文的时间最好要在文思通畅的上午；作文课不一定非要在教室里上，也可以安排在美好的大自然中；作文课前或课中不妨听一听 轻音乐；课前不要批评学生，制造压抑和紧张气氛；作文不一定要当堂完成，当有的学生实在写不出来，冥思苦想仍不见效时，可以允许他们暂时放一下，让文思在潜意识中酝酿，等到酝酿成熟后再写，课前可以作一些心理暗示，让学生放松心情、集中心神；写抒情散文前，教师还可以采用“播放歌曲”、“吟诵诗文”、“激情导入”等方式“煽情”„„ 启示之三：在比较中揣摩“应该这么写”和“不应那么写”。凡是已有定评的作家，他的作品，全部都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应该那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好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的。你看哪，它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从鲁迅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作文教学的好方法：在比较中求进步，在差异中悟窍门。

（一）比较名家的原作与定稿。

例如：我们可以让学生从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原稿与定稿的比较中，悟出一套选材的窍门。魏巍最初搜集了近三十个事例，但最后却只选择了三个事例。学生细加比较，深入 品味，自然就会明白，材料不在多，而在典型。再如：研究鲁迅手稿也可以让学生大获启发。这里仅举一例。《藤野先生》中，“„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原稿的 “精通”原为“熟识”。这一改有如下好处：作为与“时事”配搭的词语，“精通”比“熟识”更为贴切；更重要的是，“精通”二字用在这里，饶有讽刺与挖苦意味。

（二）比较拙作与佳作。目前，在我国，关于名家的原稿的资料，并不是很丰富，也不易查找。我们不妨采取一些变通的方法：,、将学生的习作与相同题材或相同写法的佳作进行比较。例如：在学生未读《白杨礼赞》之前，先布置学生写一篇《小草颂》，写后与《白杨礼 赞》进行比较，揣摩象征手法的运用与多角度、多层次表现事物的方法；又如：在学生未阅读《麦琪的礼物》的前提下，告诉学生故事梗概，让学生将它写成小小说，写后与《麦琪的 礼物》作比较，学生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对名作进行“笨拙化改写”，将改写之作与原作进行对比，看一看“不那样写”好不好，从而进一步体会“应该怎么写”。例如：将《我的叔叔于勒》一文由以“我”的视角叙事改为以于勒的视角叙事。学生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视角的选择对情节的展开、人物的刻画、主旨的突出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篇：毛泽东青年观及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毛泽东青年观及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支配人们行动持久的精神动力。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影响使得毛泽东从少年时就树立了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远大理想，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之风在中国大学内可谓是狂风暴雨，大有不可收拾之势。当代大学生更是缺乏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还很自我解嘲说：“我不是伟人，也不要做伟人。经济社会有钱才是硬道理。”老实说，大学生能在万人齐挤独木桥时突围出来本来就是时代的骄子，上帝的宠儿，可是我们中的一些人 明显缺乏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容易满足现状。从来学生都是社会中最纯净的，最富有活力的团体。一个民族，当大学生人人都谈论着名利、金钱的时候，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类？还记得当初党代表下班级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到，现在的社会上的腐败问题。一个个对于它都是深恶痛绝的样子。然而试问，在私底下真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又会咋样做拉？而贞德 到了那个时候也只能以：“哎，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来聊以自慰。而我们在发出这样的感慨的时候，一方面是出于对现实的无奈，另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内心对它的默认。我们认为我们无力改变它便接受了它。实则无奈之举，或是无能之举，不知曾有君想过能去改变些啥类？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应当做些啥拉？答曰：“正视它，接受它，改变它，树立崇高的理想，并为之而奋斗，如若这样我们的祖国将会更美好，我们的主席何尝不是这样类。

第五篇：儒家生命观对青少年生命教育的启示

近些年，由于自杀、杀人、吸毒，悲观厌世、迷惘混沌、人际冷漠等等各种“生命乱象”在风华正茂的青少年一代中日益增多，生命教育逐渐受到了我国学校教育的重视。但是，当前我国的生命教育存在内容肤浅、层次偏低等问题。因此，当前青少年生命教育的内容需要充实，层次有待提升。在这方面，儒家关于敬畏生命、崇尚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追求生命意义提升等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

一、重生爱物的伦理情怀与生命教育基点确定

儒家思想具有浓重的珍重生命、爱惜万物的伦理情怀。早期儒家经典《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把繁育万物，使之生生不已，看作是天地的最高美德。宋代的理学家们更是将“生生大德”与“仁”联系起来，以“仁”释“生”。周敦颐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2]朱熹明确提出：“仁是天地之生气”，“仁是个生底意思，如四时之有春，彼其长于夏，逐于秋，成于冬，虽各具气候，然春生之气皆通贯于其中。”[3]

儒家将“生生”确定为“天地大德”，又以“仁”释“生”，这就使“生生”不仅是宇宙间必然和普遍的法则，而且成为道德上的“大德。”由此，以“生生大德”为基础，生化出了贵人、重生、爱物等丰富内容。

1．仁者爱人

既然生命是天地之大德，那就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情对待天地赐予的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是儒家生命观的基础性内容，对人的生命尊严的维护与存在价值的肯定是其“仁”的核心内涵，所以才会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5]“天地之性，人为贵”[6]等贵人重生的主张。甚至于当儒家推崇的男女授受不亲之礼与嫂子生命安危发生冲突时，孟子明确提出：“嫂溺不援，是豺狼也，”[7]表达了生命至上的情怀。

儒家仁者爱人最深厚的根源是家庭血缘的亲情之爱，所以其贵人重生首先是从最基本的孝道开始的，即“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8]从生命观的角度看，儒家的“孝”主要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珍惜自己的生命。《孝经》开宗明义告诉人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是“孝之始也”；二是延续自己的生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自己的生命不能传承，这就意味着祖先的真正死亡，是最大的不孝。

除了爱自己、爱亲人，仁者爱人要求在人际交往中，尊重同类，把别人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儒家就依据这样的思想设计了大同社会的美好情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9]仁爱是一种博大的爱心，要求关心他人疾苦、促进他人的幸福、尊重他人的意愿，而要达到仁爱，就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0]“己所不欲，勿使于人,”[11]而不能苛求别人，更不能强加于人。当然，儒家讲仁爱，不是无原则地做“乡愿”，而是坚持爱人必须符合道德价值原则。爱憎分明是儒家仁爱的一个显著特点。

2．爱惜物命

儒家崇尚“天人合一”，认为整个宇宙天地是一个繁衍创化、浑然一体的生命系统，所有生命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而人作为天地间之最贵，在珍重自己生命的同时，要将对自我生命的体验延伸于他人及天地万物，高扬人类的仁爱之心，兼爱自然万物。

早期儒家对万物就表现了恻隐之心和“无伤”的悲悯情怀。孔子的“钓而不网，弋不射宿，”[12]孟子的“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13]都显示了对自然万物的仁爱之心。后来的儒家学者都继承了这一思想。北宋张载认为：“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14]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著名命题--“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5]程颢把遵循自然界“生生”规律同人的善良品德联系起来，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16]和“物我兼照”[17]的观点。朱熹进一步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之利物之心。”[18]可见，儒家对与我并生之万物视如伙伴，心存尊重，养成助长，厚生利用。

儒家重生爱物的思想对于当前青少年生命教育基本领域的确定具有重要启示。根据儒家的整体思想，当前青少年生存状况和生命教育的实际，我们认为青少年生命教育就建立在以下三个基点上。

第一，珍重自己的生命。天地之间，人为最贵，但又是渺小而脆弱的，始终受着病痛、死亡的威胁。人生过程是单向的，是不可逆的，是短暂的，因而活着是美好的。所以每个人都应珍惜自己的生命，拒绝自毁，防范危险。要善待自己，掌握好生活节奏，调整好体力精力的支出，拒绝那种摧残身体、挥霍健康的生活方式。还要意识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健康的活着，不只是对生命的自我尊重，也是为亲人负责。

第二，尊重同类的生命。“人之生，不能无群。”[19]人的生命所依托的社会是人类群体共生共荣的共同体，个体不能脱离群体而独自生活。在人世间，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地位和价值，都应该得到自己和别人的尊重，而不应该只重视自己的生命而漠视他人的生命。珍重自己的生命总是与尊重他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伤害别人最终伤害自己。

第三，爱惜他类的生命。生命，不仅指人的生命，它包括所有的生物。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对生命的理解才是完整的。儒家倡导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仁民爱物”、“品物咸亨”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种生物无论其进化程度如何，存在样式如何，都应该得到人的尊重与爱惜。因此，人类应该自觉担负起保护天地万物健全生存与发展的责任，履行维护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的义务。

珍重自己的生命、尊重同类的生命和爱惜他类的生命构成了生命教育的基础，反观当前的青少年生命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只重视珍重自己生命的教育，而轻视尊重同类生命的教育，更忽视爱惜他类生命的教育，导致生命教育基础和生命教育内容的残缺。

二、“孔颜乐处”的处世态度与生命教育对生命过程境界的追求

生命不仅是一个存在，还是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是极为复杂的，人生的顺、逆、苦、乐各种境况都会在这一过程遇到。如何在各种境遇面前，特别是面对艰难困苦时，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也是儒家生命观的重要内容。

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孔颜乐处”。“孔颜乐处”是指不计较外在的名利得失，不在乎处境的艰难困苦，保持乐以忘忧的精神境界和豁达的处世态度。“孔颜乐趣”这一术语，由宋代周敦颐首次明确使用，但作为一种境界，也是先秦儒家所孜孜以求的。孔子自己就过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20]的生活。他称赞其弟子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21]周敦颐认为，孔、颜之所以能安于贫困、自得其乐，因为“道德有于身而已矣。”在二程看来，是因为孔、颜具有“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应该说，“孔颜乐处”之乐并不是贫贱本身，而是指他们已经超越了贫贱与富贵，达到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种精神境界，即使有人所不堪的贫贱与困苦，也不会因此而失却心中的宁静与快乐。“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和处世态度成为成就君子品格的重要传统，它激励志士仁人不畏艰苦生活，勇于面对恶劣环境，不懈追求崇高理想和精神安乐。

“孔颜乐处”的价值在于告诉人们，在一个人的生命运动过程中，除了荣华富贵之外，还有一些更为崇高的东西，如善良的心地、正直的品性、高尚的人格、宁静的心灵等。“孔颜乐处”正是人们超越贵贱贫富、利害得失、顺境逆境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的生命过程境界。

对成长中的青少年，生命教育应该引导他们在面对各种生活境遇特别是身处困难、贫穷、挫折等恶劣环境时，泰然处之，正确应对，追求“孔颜乐处”的生命过程境界。而这一点，正是当前的生命教育所缺乏的。

第一，以“乐天知命”和刚健自强的态度面对挫折和困苦。挫折、困苦是每个人在生命过程中都会遇到的不幸，也是引起青少年自毁、堕落的重要原因。生命教育要引导青少年对面临的挫折和困难要“乐天知命”。“知命”就是认识生命运动的自然规律，艰难困苦和挫折的不可避免性；“乐天”则是在认识这些必然性基础上获得的自由，以乐观、坦然、潇洒的态度去对待艰难困苦和挫折。可以说，“颜回真正令人敬佩的，并不是他能够忍受这么艰苦的生活境遇，而是他的生活态度。在所有人都以这种生活为苦，哀叹抱怨的时候，颜回却不改变他乐观的态度。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22]如果说“乐天知命”是对挫折和困苦的顺应和认识，那么刚健自强是在“乐天知命”基础上化解困难的努力和积极进取精神。只有经过挫折和困苦的磨炼，才会有坚强的意志；只有在逆境在奋发努力，才会得到才能的增长。当然，艰苦努力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经过了努力就会无怨无悔。所以，只有把“乐天知命”和刚健自强两者结合起来，才会既冷静又积极地面对挫折和困苦，而不会因此而消沉绝望。

第二，以不卑不亢和泰然自若的态度面对贫富贵贱。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不同阶层对社会资源的享有程度发生巨大变化，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凸显，造成了一部分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心理上的严重失衡。对于家境贫困的青少年来说，要承受生活的压力，甚至还要遭受来自世俗的势利歧视；对于家境富裕的青少年来说，要经受各种物质享受的诱惑，更要避免误入歧途。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影响青少年美好品行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应该说贫富有差距是难以根除的现实，靠自己的奋斗改变家境的贫困也非常艰难，但我们可以以不卑不亢和泰然自若的态度去对待严酷现实，消除自卑心理，释放心理压力。儒家主张不以财富地位论人，而以德论人。地位卑微、生活贫困的人和地位高贵、生活富足的人可以具有同样的道德境界，也就可以获得同等的人格尊严。我们的生命教育要让青少年认识到“富”不等于“贵”，要做到“富而不骄”，“贫”不等于“贱”，要做到“穷而不馁。”当然，不以贫富论人，并不反对以合法合德的手段谋求富贵，摆脱贫困。

三、“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观与生命教育层次的提升

人生在世，需要安全、健康等保障生命存在的物质条件，需要人际和谐、精神愉悦等影响生命质量的精神条件，但是，人生的核心问题应该是生命价值问题。儒家“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观就是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寻。

儒家“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观内涵极为丰富，从生命观的角度看，最能集中体现的就是其生死观。

儒家所重之“生”，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人及世界万物的生命存在；二是人生命的价值。前者注重的是生命存在的形态与过程性，后者关注的是生命的终极意义。要对生命价值作出认识和评价，对象必须是完整的生命。因而儒家先哲们不仅重“生”，而且亦重“死”，认为生与死是生命的两个端点。荀子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23]儒家重“死”，并不是关注死亡本身，而是关注人的生命终结的意义。在儒家看来，人不仅要有有质量的生命过程，还要有完美的生命结局，这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完美人生。

生有涯，死有期，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这是儒家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如何能超越生命有限性呢？儒家将之落实在道义价值的开拓上。儒家先哲们虽然承认乐生恶死是人之常情，但不主张苟且偷生，当面临生死与道义、生死与名节重大冲突时，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道义、名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仁。”[24]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25]荀子提出：“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26]因此，儒家以开拓高于肉体生命价值的道义价值超越了生死矛盾，趋向生命超越的崇高境界。

在儒家的生命价值观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其“立言”、“立德”、“立功”的“三不朽”思想。所谓立德，就是以身载道，志于道，以高尚的人格与卓绝的品行成为世人的楷模；立功则是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做出某种突出的业绩；立言则是创一家之说，为人类思想宝库增光添彩。这就是具体体现儒家生命超越的人生之不朽境界，也是儒家为人们悬挂的人生终极目标。既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肉体生命是速朽的，那么追求死而不朽就成为实现生命终极价值的典型方式。

儒家“以义为上”的人生价值观、超越生死的不朽观，重视现世的强健进取、建功立业，使有限的生命拥有无限的价值，这对于广大青少年正确认识生命的价值，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信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代青少年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物质主义、商业文明狂飙的时代，人们日常生活日趋物质化、功利化，利益几乎成为现代人现实生活中的唯一追求目标，随之而来的则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失落。人在追逐物质利益的过程中，渐渐丧失了对生命自我的关注、缺失了对人性完善的养护、放弃了对崇高道义的追求，将“物”作为衡量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的首要标准。与此同时，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因为害怕沾上“假、大、空”、“抹杀个性”、“强制灌输”等等“罪名”，而不敢理直气壮地讲理想、信仰、人生价值、崇高人格，使得思想道德教育平面化了，甚至以心理健康教育来替代，失去了自身的本质。殊不知，一个具有理想、信仰，追求崇高人格的人，才会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因为这样的人才真正懂得生命的美好和意义。反之，一个自毁生命或作践他人生命的人，往往是缺乏理想、信仰的。因此，生命教育必须与思想道德教育相衔接，而不应与之“划清界限”，培养青少年的崇高理想与信仰也是生命教育的应有之义。

生命教育不仅要教会青少年保护自身的安全和健康，尊重他人的生命与尊严，爱惜他类的生命，更重要的还要指导他们懂得如何超越生命的有限性，提升生命意义。我国目前开展的生命教育，重视的大多是人身安全、防灾防病、防止自杀、心理卫生等等生命自保的内容，如果生命教育停留在这一层次，则容易使生命教育肤浅化和庸俗化。所以应该从终极关怀的角度引导青少年追寻生命价值，达到生命的升华。

总之，儒家生命观的基本思想在当前青少年生命教育基点的确定、生命教育对生命过程境界的追求和生命教育层次的提升三个层面上可以给予诸多启发，这对于我们改进和完善青少年生命教育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