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还原论分类及内涵研究论文[5篇材料]

第一篇：生态学还原论分类及内涵研究论文

一、生态学认识论层面的还原论

认识论还原和本体论还原不同，本体论还原重点关注还原的对象是什么的问题，但认识论还原论关注如何实现还原的问题。一般科学哲学中，认识论还原论包含术语还原和理论还原两大研究主题。从还原论的发展来看，对术语还原和理论还原两大主题的研究一直呈交织状态。逻辑经验主义后期，物理主义所主张的学科还原是以语言的还原为基础。1958年，奥本海姆和普特南提出的“微向还原”虽然主要是指学科的还原，但其中较大篇幅提到了术语间的沟通。1961年内格尔的“桥接原理”主要是指理论的还原，尽管其只是指涉了术语之间的连接，但这种连接和术语还原也并非没有关联。内格尔关于这种连接是如何实现的，给出了三种可能：

1.两者之间存在逻辑关联，对于这一逻辑关联内格尔表述为“可能是通过同义性或某种单向衍推分析”；

2.两者之间是约定关系，即协调定义，但理论词项之间没有必然的意义关联；

3.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事实的，即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通过逻辑分析得出，而只能通过经验证据来支持。其中，通过“可能的同义性或某种单向衍推分析”是对术语间逻辑关联的要求，通过这种逻辑关联起来的术语可以视为是实现了术语间的还原。由此可见，该阶段学科或理论还原的研究中术语的研究占了较大比重。这种不同理论或学科的术语之间的连接成为术语还原的前提。1966年，亨普尔对术语还原进行了单独的研究。他认为术语间的还原是通过“描述性定义”实现的，即不要求定义项与被定义项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而只要求两者具有相同的外延或应用范围。例如，用“无毛的两足动物”来定义“人”，两者指称相同，含义可以不同。另外，他认为这种两个术语间的协调定义是通过科学发现而实现的。这种通过协调定义而实现的术语还原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这种协调定义的前提是理论术语具有一定的指称，或者说具有一定的实在论地位，否则便无法实现指称一致的还原。但是目前对理论术语的实在性尚存在颇多争议，简单通过协调定义的方式实现术语的还原也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可能。进一步地，如果理论术语具有一定的实在性，那么术语还原的问题便转换为术语的指称间的关联。实际上，指称间的关联并非简单通过科学发现而实现的。生态学术语还原包括实体、过程及属性术语的还原。生态学领域，术语还原也存在一些争论。例如，勒莱（Loehle）认为“多样性”和“演替”是生态学中两个较为成熟的术语，可以以此展开术语还原的研究。谢瑞德-弗瑞切特（K.S.Shrader-Frechette）对此提出了质疑，她认为一方面演替和多样性的内部机制并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术语不能作为成熟的术语进行还原，另一方面她认为术语还原无法克服高层次和低层次背后不同的分类系统所导致的还原鸿沟。前一点是质疑术语还原的非形式条件，后一点是质疑术语还原的形式条件。但是，谢瑞德-弗瑞切特的质疑也将导致两个问题：如果这两个术语的内部机制已经研究得足够透彻，可能其本身就表明了一种还原的实现，但至少不能通过术语有无被还原的事实来证明其可还原性。另外，如果高层次和低层次因为所处不同的分类系统，故而无法实现有效还原的话，这显然是在层次论的框架下进行的论证，但是许多的生态学术语例如演替等呈现出的是时间而非空间的制约性，其还原已经不能简单地在层次论的框架下展开，即她的质疑反映了一种预设，这种预设本身就包含了一种逻辑矛盾。理论还原主题方面，奥本海姆和普特南提出通过微向还原的方式实现理论间、学科间的还原。内格尔对理论还原做了较深入的分析，他重点关注学科间的异质还原，内格尔提出需要具备“形式条件”和“非形式条件”两类条件，这被称为是理论还原的“桥接原理”。“可连接条件”保障了术语的关联，结合“可导出条件”便实现了由次级学科理论到初级学科理论的还原。进一步地，“可连接条件”中两个理论词项间如何实现连接是理论还原的首要问题，这也涉及术语还原的问题。对于“可连接条件”，内格尔解释为“同义的或某种单向衍推分析”、“协调定义”、“经验事实”等可能的连接途径。如果通过“同义性”获得理论词项或术语间的沟通，那么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些问题：一方面，不同理论术语指称可能一致，但其意义却不可能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学科的发展将导致术语的含义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理论间无法通约。如果通过协调定义的方式实现理论词项间的沟通，这种协调定义和术语的连接显然是一种同语反复，而如果通过“经验事实”来说明理论词项间的沟通，却又无法保证这种经验事实的可靠性。对于“可导出条件”，如果将内格尔的理论还原模型可以简化为T1∧L辅→T2，就可能出现多重悖论：

1.如果T1、L辅为真，那么T2为真，但这暗含了一种对理论真值的预设，可能与科学发展的事实不符；

2.如果T1、L辅为假，那么T2为假，即还原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这种还原可能与经验事实不符；

3.如果T2为假，那么T1或L辅为假，这也可能与科学研究的经验事实不符。面对理论还原受到的种种质疑，还原论者纷纷对其进行了修正。沙夫纳（Schaffner）认为存在与理论T2强类似的理论T2′，理论还原模型也因此转换为T1∧L辅→T2′。尼克（Nickles）随后将这一类似关系进一步精致化，认为逻辑导出关系发生在T1′和T2′之间。对理论还原模型的修正不仅未能就“可连接条件”和“可导出条件”给出合理的解释，反而引起了更多的疑问。一方面各修正模型均忽略了理论术语间的“可连接条件”，另一方面修正后的模型仍然是以理论的逻辑导出关系为前提，原来“可导出条件”所引起的逻辑质疑仍然存在，另外理论间的强类似关系也似乎很难去界定。可以说，内格尔理论还原所引起的种种质疑丝毫没有通过修正得以避免。维姆赛特（Wimsatt）认为这种强类似关系实际上是理论各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体现，即理论间的还原实质上是理论的一种演替过程，其中低层次理论对高层次理论起到了解释和说明的作用，是一种解释还原。舒纳尔认为群落生态学的理论可以还原为与种群或个体相关的理论，通过这种理论间的还原最终发挥理论对理论的解释功能，这一点和维姆赛特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舒纳尔主张通过机制论的方法实现群落生态学理论的还原，该方法主要将群落或种群生态学理论中的变量翻译为相关的个体理论的变量。由于这一还原方法强调理论变量之间的逻辑导出关系，实质上和沙夫纳一样维护了内格尔理论还原模型的内核。罗杰主张通过“协调定义”的方式实现理论间的还原，例如为了将Lotka-Volterra理论模型还原为生态位理论，可以将Lotka-Volterra模型中的关键变量环境容纳量进行重新定义，即通过资源供应量和个体的多度或增长速率对资源影响的比值来定义环境容纳量，然后对此进行微向聚合并最终还原为现代生态位理论。这一理论间的还原和内格尔的桥接原理一样，实际上是通过“协调定义”的方式获得不同理论术语间的“可连接性”，进一步通过微向聚合的步骤实现理论间的沟通。由此可见，生态学哲学视域下术语还原和理论还原仍面临许多的问题。目前，生态学哲学中的还原论思想正呈现一种逐渐弱化的趋势。认识论层面，这种弱化正体现为不再要求术语间、理论间的“可连接性”、“可导出性”，而只强调通过还原实现理论的解释功能，这无疑是对“科学的统一”目标的彻底放弃。

二、生态学方法论层面的还原论

方法论层面的还原论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作为研究策略的方法论，其二是作为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例如，植物群落的初级生产力与它们所吸收的辐射成正比，因此可以通过对植物辐射能分数的测定来计算群落的生物量，这反映了一种还原论的研究策略。另外，研究中对光合作用进行测定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往往体现了一定的还原论思想。这两种方法论既有不同也存在一定关联。一方面，作为研究策略的方法论更倾向于从微观世界中找寻原因，提出假说，并以此展开研究，这就涉及研究方法的选择。另一方面，研究方法是研究策略的具体体现。生态学方法论层面的还原论研究不仅要关注作为研究策略的方法论，也应关注作为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作为研究策略的方法论而言，主要体现为“分析”或者“综合”两种策略。自上而下进行“分析”的研究策略蕴含了一定的还原论思想，自下而上的“综合”研究策略则体现了一定的整体论思想。生态学研究中渐进式分析的研究策略体现了方法论层面的还原论思想。这种分析的研究策略重视对现象进行逐步分解，从而发现其中的内在机制，进而对系统行为进行解释。但是，这种下向的研究策略和认识论层面下向的认识策略是不同的。认识论层面，还原论主要体现为下向溯因的认识策略，而方法论层面主要体现为下向分析的研究策略。认识论层面认识策略的选择对方法论层面的研究策略提供指导，方法论层面的研究策略是认识策略的具体体现。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例如生态学实验也经常采取设置对照等方法来进行比对研究。例如，潘尼（Paine）在岩底潮间带群落中去除海星的实验，该实验证明了顶级食肉动物成为取决群落结构的关键种。这些实验方法均体现出一定的还原论思想。生态学方法论层面的还原论可以结合生态学相关研究进一步分析。以克莱门茨（Clements）为代表的机体论学派认为群落类似于一个客观存在的有机体，群落的演替过程类似于个体生物的发育过程。机体论学派还认为群落具有明显的边界，群落的分布通常呈间断分布的状态。格里森对机体论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群落并非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研究者为了研究方便而人为确定的一组物种的集合。这种集合并没有明显的边界，且呈连续分布的状态。个体论的这种观点是还原论思想在生态学本体论层面的体现。方法论层面，个体论学派也同样采取了一种还原论的立场。首先，个体论学派持有两个基本观点：1.构成群落的种群是独立的；2.群落没有明显边界，且处于一种连续分布的状态。这两种观点得到了惠特克（R.H.Whittaker）等生态学家的研究支持。惠特克的研究证明了群落并非一个具有明显边界的实体，该研究主要采取了一种梯度分析的方法。梯度分析方法是将一定区域内物种的组成情况和环境梯度联系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以植物物种的相对密度作为物种组成情况的主要指标，同时测定各个地点的海拔和干湿度作为表征环境梯度的两个指标。根据两方面的指标最终寻找环境要素的变化与群落的物种组成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物种组成和环境要素的变化之间具有密切关联，这说明每个物种都具有各自独特的生存方式，没有任何两个物种的分布是相同的。每个物种或种群都是独立的，根据物种属性的不同各自与周围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群落往往是根据环境梯度连续地依次排列，从而无法分辨出明确的边界。可以看出，环境梯度分析的研究方法侧重从物种层面进行群落属性的研究，这是一种下向分析的研究策略，也是还原论思想在实际研究中的体现。由于个体论学派认为群落仅仅是物种或种群的一组集合，构成群落的各个物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也将促使生态学家更为关注物种或种群的属性及特征，希望从物种的角度对群落构成进行解释。这一方面会促使相关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将促使研究者对一些适用于物种水平，观测尺度相对较小的研究方法的运用。

三、余论

自奎因在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批判中首次提出“还原论”一词以来，还原论便成为许多学科领域质疑的对象。这一方面是由于物理主义希望通过逻辑构建来实现“科学的统一”，却忽略了各学科领域特质的不同及学科发展的变化。这导致了作为其工具的还原论无法有效实现学科间的逻辑沟通，进而陷入“为了还原而还原”的哲学泥沼。另一方面，各个学科领域对还原论的辩护或质疑中，包含了对还原论的多种解读，争论也因此更加含糊不清。因此，对该主题的有效讨论一方面需要对其工具角色进行反思：还原为了什么？或者为了什么而还原？另一方面需要对还原论做出清晰的界定。生态学作为一门研究生物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学科，研究尺度较大，研究对象复杂多样。对这样一门学科中还原论思想的研究，无疑将对科学统一目标这一哲学论题的合理性进行验证。对生态学还原论思想及其内涵的分析，首先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进行初步界定。其次，目前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均呈现出了不同强度的还原。例如，本体论层面种群可以被视为是同种生物个体的集合，也可以被视为由单体生物和构件生物构成的集合，其中单体生物和构件生物是以相同的基因构成为依据；认识论层面，成土作用的研究表明该研究不仅运用到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多种理论，而且对这些理论的运用并不要求逻辑的可导出性和可连通性；方法论层面，捕捞业中对年捕捞量的估算经常通过年龄结构或体型大小来进行，而通过鱼类生活史等方法可以使相关推测更接近实际情况。因此，有必要对生态学还原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框架之下做出强还原和弱还原的进一步区分。实际的生态学研究中，还原论思想往往体现在多个层面，从而呈现出一种综合还原的态势。对这种综合还原思想的研究可以更真实反映还原论思想对生态学研究的影响。

第二篇：浅谈品牌危机的内涵-分类及应对策略研究

浅谈品牌危机的内涵-分类及应对策略研究

篇一：品牌危机策略

浅析品牌危机应对策略

内容摘要：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企业难免会遭受品牌危机，导致公众对该品牌的不信任感增加，销售量急剧下降，品牌美誉度遭受严重打击，甚至使品牌被市场吞噬，使企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困境。如何采取正确策略使品牌度过危机，并在危机中抓住契机迅速复苏，已成为企业发展所必须面对和专注重要课题。令人担忧的是，从各种案例中我们可以可以看到，比起一些实力雄厚的国际品牌，中国企业在面对危机和处理危机方面稍显弱势和青涩。本文将以探讨危机产生的原因为基础，通过对数个中外企业在应对危机时采取的措施进行深入的对比与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危机应对上的不足和犯下的错误，从而提出应对危机的策略与原则，使中国企业在危机应对上有更多更有效的策略，在危机发生后转危为机，在国际市场上得到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品牌危机 危机应对策略 中外差异

一：品牌危机概述

品牌危机指的是由于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或企业品牌运营管理过程中的失误，而对企业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波及到社会公众，进而大幅度降低企业品牌价值，甚至危及企业生存的窘困状态。品牌危机的产生原因通常有：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品质缺陷最易引发质量事故，导致品牌危机。经调查，企业品牌危机中60％以上都是由产品质量事故引起的。假冒产品对名品及企业的冲击。产品缺乏创新：如国内外一些老字号品牌出现的品牌危机。竞争不当，如前段时间蒙牛与伊利闹得沸沸扬扬的“诽谤事件”，使中国岌岌可危的乳品行业雪上加霜。企业品牌延伸不当，如极具阳刚之气的世界著名品牌哈雷—戴维森进军香水领域引发出来的危机。由品牌合并或兼并不当、品牌授权经营不当引起的危机。企业商标意识不强：因企业商标不到位而使品牌产生危机的现象时有发生。由更换品牌名称与标识所引起的品牌危机。

二：危机应对中外差异

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即便是国际大品牌也常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品牌危机。电子业界的实力派——苹果也因其开发的新型产品——iPhone面临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危机。

自iPhone4在09年6月下旬发售以来，很多消费者都抱怨手机天线可能有问题，导致信号不好，但苹果公司先将此问题归咎于用户握手机部位不对，后来又说是电信运营商的软件问题。美国权威的消费品测评杂志《消费者报告》7月13日发表报告认为，iPhone4手机天线存在设计缺陷，并宣布不向消费者推荐该产品。由于该杂志的影响力、公信力，苹果公司市值一度蒸发超过160亿美元。对此，苹果公司连续两天保持沉默。

16日苹果公司在加州总部就此举行新闻发布会。乔布斯在发布会上承认了问题：“我们想让所有用户满意，但我们并非完美。”苹果给出的办法是：给手机装个保护套。9月30日前购买iPhone 4的消费者都可免费获得一个软胶保护套（市场售价29美元），已购买了该保护套的消费者将获得返款。如用户仍不满意可在30天内退货，只要手机没有人为损坏，就可获得全额退款。苹果还开放了天线设计实验室给媒体参观，首次对外公开其无线产品如iPhone和iPad的设计过程。

如苹果向iPhone 4手机用户提供免费手机套的活动持续至2011年6月底，那么该公司总计将为此支出近2亿美元，这将占据苹果这段时间内总运营收入的1%左右。若苹果实现召回的策略可能带来的15亿美元损失，与这相比发手机套的支出相比只是小数目。

在此次危机公关中，苹果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乔布斯公开表示，手机握住后信号有不同程度的衰减，这是手机全行业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是人，是人就会犯错，但我们很快发现了错误。”乔布斯引用数据来证明这一错误如何无足轻重。他表示，苹果客服接到的信号问题投诉只占投诉总量的0.55%；运营商AT&T的退货比率中iPhone 4只是iPhone 3GS的1/3；iPhone 4每100次通话的掉话率比iPhone 3GS多不到1次。

但事实表明，信号问题根本没有影响苹果的销售。发布会之后，美国硅谷中心的斯坦福大学购物中心的Apple Store零售店，消费者如往常般络绎不绝，收款台前排着长队。一位购买iPhone 4的大学生表示，虽然iPhone系列向来非议颇多，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并未出现过于严重的故障。相信天线问题不会影响他的使用。发布会之后，苹果（Apple Inc.NasdaqGS: AAPL）股价一度上扬，收市亦仅跌0.62%，收报249.9美元。

事实上，从iphone刚上市起就频遭质疑，07年6月iPhone因其电池的内置设计，用户不能自行更

换，而受到众多用户的控告，而苹果的应对策略只是是推出了85.95美元的电池更换计划。

虽然苹果在面对这种危机时的应对策略总是显得不那么积极与及时，但是从2007年至今iphone的销量却一路上涨，丝毫没有被这些别人看来的危机影响，而是销量惊人。

一些跨国巨头，诸如麦当劳、肯德基、雀巢都出现过问题，麦当劳的“橡胶门”，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雀巢就更多了，诸如使用转基因原料等等，但是这些事件通常都不了了之了。为何国际品牌屡遭危机而不倒，这值得我们思考。

从许多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历经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积累起来的国际品牌，本身拥有较强大的品牌文化和品牌信誉在里面，拥有一般依靠广告快速轰炸起来的所谓的品牌所不具有的品牌内涵和张力，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负面信息和危机抵抗能力和自我危机修复能力。而作为公众，又往往会给予该品牌较高的品牌和生活行为的依赖度。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三株和秦池可以因为媒体报道而很快地覆亡，三鹿因为“三聚氰胺”而彻底被清盘，而雀巢、麦当劳却屡遇危机而不倒的原因之一。而苹果跨时代的创新与实力，和在消费者心中高端的形象使其有自信，从容应对危机，甚至忽视危机，这是需要实力的积淀，而非所有品牌都可以达到的。

另外，十分关键的一点是：作为比较知名的跨国公司，它们都拥有比较完善的危机管理或者说危机公关和应对机制，危机管理组织机构相对一些国内企业比较健全，危机意识较强，危机管理能力相对也比较成熟。

中国乳业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起似乎正在慢慢沦陷，危机已使国人对乳业渐渐失去了信心。2008年9月中旬，就三鹿牌婴幼儿奶粉这件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国务院启动了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国家质检总局紧急在全国开展了婴幼儿配方奶粉及液态奶三聚氰胺专项检查，结果蒙牛伊利光明等多家知名企业纷纷被查出产品含三聚氰胺，导致整个乳制品行业陷入危机。12月19日，三鹿集团借款9.02亿元付给全国奶协，用于支付患病婴幼儿的治疗和赔偿费用。三鹿净资产为 负11.03亿元，已严重资不抵债。12月25日，河北石家庄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三鹿集团破产案处理情况。曾经的乳业巨头轰然倒下。

先且将乳品业本身的质量安全问题放一边，危机管理能力不足也是三鹿的破产的重要原因。三鹿集团的危机预警系统启动缓慢，事实上，从2008年3月起，就陆陆续续有消费者投诉三鹿集团的奶粉存在问题，这些投诉其实是危机前的征兆。而直到全国各地多名婴儿查出肾结石后才启动危机公关程序。这说明企业缺乏危机的敏感性，对危机存在侥幸心理，没有防微杜渐的危机意识。与此同时，三鹿还采用了蹩脚的推卸责任言论。三鹿在事发之后，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产品召回损失了6亿元，此次事件的赔偿应由不法奶农赔偿。一切责任在奶家身上。然而。这种转移视线的公关手段并不高明。对于分散的奶农来说，要进行700吨奶粉原料造假无疑是很有难度的，何况在卖奶给三鹿集团时，奶农并不清楚那些奶液将用于哪种配方的奶粉，而恰恰是三鹿集团18元的低端婴幼儿奶粉出了问题，其他高价位产品暂时没有检出含三聚氮胺。三鹿这样简单的推卸责任言论很明显是站不住脚的。将事故责任和赔偿责任推到处于弱势地位的奶农身上，这一举动对危机的解决无益，更加大失民心。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外资企业的老道经验值得中国的企业们学习，但外国企业也有处理不当的案例。比如SK-II因为虚假宣传和含致腐蚀性物质，以及宝洁公司对危机管理了迟钝而最终导致日化高端子品牌SK-II直接退货退市乃至退出中国市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现在也没有恢复过来，在中国市场成为了边缘性品牌。

三：品牌危机应对策略

应对危机，企业首先要做的就是强化产品质量和品牌建设，从源头扼杀品牌危机的产生。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产品质量和品牌建设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越来越强，产品质量高低和品牌的知名度是企业有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之一，提高产品质量是保证企业占有市场，从而能够持续经营的重要手段。其次，因为品牌危机产生的原因有许多，质量有保障了也不一定意味着危机就被避免了。所以，未雨绸缪，加强危机管理意识，为自己的企业寻找优秀的应对危机的团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

当危机真正发生时，企业则应敢于正视危机, 积极应对危机，主动承担责任，高调接触媒体，把握舆论主导权。来看中美史克的成功案例：2000年11月，国家下发禁止PPA通知。康泰克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但是就在同月16日中美史克公司立即停止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回收所有含PPA的产品。并召开了新闻媒介恳谈会，表示维护广大群众的健康是中美史克公司自始至终坚持的原则，得到了广大消费者 的支持和谅解。之后公司很快推出“新康泰克”，取代原有品牌的市场空白，取得了难得的销售成绩，将危机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当企业发生公关危机时，在妥善处理后要尽快把公众视线吸引开，否则纠缠下去对企业会十分不利，但这种方式不是推委责任与瞒天过海，而是在正确采取措施并得到妥善解决。比如推出新产品，新发明，企业捐助公益事业等相关新闻，以转移大众的视线。谷歌输入法面临抄袭搜狗输入法的质疑时，谷歌不仅发声明称已注意到了部分用户对谷歌输入法词库的质疑，承认“该词库在试验阶段确实包含了一些非谷歌的数据源”，愿意直面问题。更重要的是该事件发生后的不久，谷歌便在各媒体发布了这样一则新闻：谷歌职员宠物蟒蛇在公司失踪。转移视线的方法得到了不错的效果。处理后让事件的余震尽快结束。

品牌危机处理有一定的原则：快速反应原则，主动性原则，真诚坦率原则，统一性原则，全员性原则，人道主义原则。

掌握好这些原则与方法，我相信，面对危机，企业一定能转危为机，化险为夷，实现自我拯救、自我修复，打造出刀枪不入的品牌金身。

1.吴旭燕.基于AHP的企业品牌危机模糊综合评价.科技 进步与对策[J]，2005.3 2.戴亦一.品牌营销[M].朝华出版社，2004 3.李春芳.加强品牌管理.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 版）[J]，2006.7 [1] 刘凤军.品牌营运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266.[2] 李敬强.基于心理契约的品牌危机管理[D].青岛大学学位论 文,2008.[3] 郑秋锦.企业品牌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危机后管理[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3):180-182.[4] 韦晓菡.浅论品牌危机管理的对策[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6):68-71.[5] 倪明军.企业品牌管理探讨[J].经济视角,2009,(1):49-50.篇二：浅析品牌危机管理

浅析品牌危机管理

摘要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几乎所有企业都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各种危机的威胁，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危机发生的概率和频率也在不断增加。不难看出现阶段品牌所处的环境和市场是动荡不定、变幻莫测的，突如其来的危机对于一个品牌来说，就像流感一样防不胜防，但同时品牌危杌管理也正悄悄地叩响中国各企业的大门。

首先,本文阐述了品牌危机、品牌危机管理等概念；其次，文中主要从五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出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即管理、品牌危机防范、品牌危机反应、面对品牌危机的态度以及品牌危机恢复。再次，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在品牌危机管理中，企业要做到以实相告、坦诚面对；在品牌危机防范中，企业要树立全员危机意识，加强危机培训；在品牌危机反应中，企业要做到反应迅速、及时；对于面对危机的态度，企业应敢于面对、承担；对于危机恢复机制，企业应找出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做准备。最后，本文对品牌危机管理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概括总结。

关键词：品牌危机；品牌危机管理；品牌危机管理策略

一 前言

（一）本课题的研究背景

近年来的 “肯德基苏丹红”事件、“高露洁” 致癌事件、三鹿“三聚氰胺”事件等字眼不断地充斥着我们的眼球，还有以往的“三株”、“巨人”、“秦池”等品牌的一一倒闭，让我们不得不对品牌危机管理研究给予高度的重视。

（二）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营销危机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企业的生存，忽视危机或不能对危机采取有效的对策，将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甚至危及企业的生存。然而，我国企业领导层和管理层对于危机的认识还远远不够，零点调查公司发布的《京沪两地企业危机管理现状研究报告》显示，京沪两地半数企业处于危机状态。这项报告还显示，我国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普遍具有危机识别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薄弱的通病，有72.7％的被访者属于低危机识别能力者，9.4％属于中等危机识别能力者，仅有18％属于较高危机识别能力者[1]。因此，现阶段准确把握企业品牌危机的内涵和特征，深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现状

关于企业危机的研究，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在研究企业危机现象时，提出将管理失误作为危机起源来研究其过程。日本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研究企业危机管理问题。其中英国罗伯特·希斯教授则提出了“危机管理4R模型”，即缩减(Reduction)、预备(Readiness)、反应(Response)、恢复(Recovery)[2]等。而我国近代对危机管理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专家学者也相继出版了一些刊物，最为权威的是苏伟伦的《危机管理——现代企业实务手册》和《危机管理》[3]。大批学者也从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对品牌危机管理进行了研究。例如夏洪涛(2008)[4]论述了危机管理，不仅关系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而且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是企业必备的职责和能力。文华(2008)[5]将脆弱度评价模型引到企业危机管理过程之中，构建了危机管理脆弱度评价模型。

（四）本课题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对品牌危机管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对企业生产经营、市场营销，以及企业长短期发展战略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对品牌危机及其管理研究却较少。现阶段企业的品牌危机意识不高，危机防范意识相对淡薄，特别是在企业危机已发生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仍漠然视之。因此，如何加强品牌危机的管理，已成为每个企业迫在眉睫的事情。本论文主要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企业营销危机管理的理论，找出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五）本课题的研究框架 本文主要分五部分来对企业营销危机展开研究：

第一部分，即本文的前言部分前言部分，主要介绍本文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现阶段国内外各企业对品牌危机管理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及方法；

第二部分，阐述了品牌、品牌危机、品牌危机管理等一些基本概念和品牌危机管理的特征，为论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阐述了品牌危机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品牌危机成因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第四部分，针对第三部分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在这一部分逐一提出了有效地应对管理措施。

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说明了存在的问题及提出了一些建议等。

二 品牌危机概述

（一）品牌危机的涵义

要对品牌进行危机管理，必须首先清楚什么是品牌危机。对于品牌危机的定义，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探讨：

赫尔曼(HERMANN)认为，危机是指一种情境状态，在这种形势中，其决策主体的根本目标受到威胁且作出决策的反应时间很有限，其发生也出乎决策主体的意料之外[6]。

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Thomas L Barton认为，危机是具有突然性、必须在时间压力之下做出决定、高度威胁到企业主要价值的事件。

波士顿大学教授Donald A Fishman认为，危机是指公司遇到了不可预测的事件，从而导致公司的重要价值受到威胁，公司对外回应的时间极短，组织扮演较轻微的角色。

罗森塔尔(ROSTER)认为，危机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性和不确定性很强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

巴顿(BARTON)认为，危机是一个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事件，这种事件及其后果可能对组织及其员工、产品、资产和声誉造成巨大的伤害。美国的危机管理学者Michael Bland认为，危机是指造成公司产品和公司的信誉被不利宣传而使公司陷入危险边缘的严重意外事件。

英国危机管理专家迈可尔·里杰斯特把危机定义为“一种能够使企业成为普遍的和潜在不适宜的关注的承受者的事件，这种关注来自于国际和国内媒体以及其他群体，例如消费者、股东、雇员及其家庭、政治家、工会会员以及由于一种或多种原因而对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有着天然兴趣的环境保护主义者。”

学者们的定义虽然在细节上各有偏重，但是他们都指出危机具有威胁性，是一种失控的，将会带来可见和不可见的潜在危害的状况。但对于管理者来说，从管理的角度，品牌危机不但具有上述特征，更重要的是危机之所以成为危机是因为外部或者内部的管理环境发生了突变；品牌危机中管理者的反应有限，必须及时作出决策。在管理者眼中，品牌危机绝不仅仅是一次突发的带来灾难性结果的意外事故，而是对目前品牌管理机制的一次严重挑战，是对管理管理者水平的巨大考验，也是完善品牌管理结构、构建更合适的品牌管理模式的一次机遇。

结合上述观点，在本论文中把危机理解为：由于企业的某种情况突然变化或企业品 牌运营管理的不当，而对企业品牌的整体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波及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对企业会产生恶劣影响，损害企业品牌乃至整个企业的信誉。这时企业管理者必须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做出对企业关键性的决策和具体的危机应对措施，并尽量将危机所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限度。品牌危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形象危机、信誉危机、质量危机、服务危机等。

（二）品牌危机的特征意外性

意外性，是指危机一旦发生，往往会将品牌推向生与死的边缘，如果不妥善处理，很有可能会给品牌带来灭顶之灾。因此对品牌危机进行管理，是品牌管理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管理者应该寻求更多的时间、更多的信息，将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相结合，保护并有效运用资源，及时决策，将危机对品牌管理的突破性影响降到最低。2 危害性

危害性，是指危机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破坏，对企业、顾客、社会公众造成直接或间接不同程度的损害，尤其是对企业，危机会破坏社会公众对企业品牌的感知、识别和忠诚，损害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进而给企业带来损害。蔓延性

蔓延性，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为人们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途径，但同时为负面消息的传播也提供了便利，因此负面消息一旦产生，危机信息会以一种极快的速度传播开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对企业造成不可泯灭的损伤。

（三）品牌危机管理

品牌危机管理是一种使危机对品牌造成的潜在损失最小化并有助于控制不良事态发展的职能的管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品牌危机管理应该包含对危机事前、事中、事后所有方面的管理。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面对各种危机是必然的事情。而对目前仍处于发展中的企业危机管理研究，学者们有着不同看法：

卢冰(2002)提出了品牌危机管理的定义：“品牌危机管理是指在品牌的生命周期中，采取恰当的管理活动，以尽可能避免导致品牌价值损失事件的发生，以及在发生品牌危机后尽可能降低品牌价值的损失。”[7]宁凌(2006)亦倾向于这个定义。

程劲芝(2004)认为，“品牌危机管理是指企业在品牌经营过程中针对该品牌可能面 篇三：浅谈企业危机管理及应对策略毕业论文

浅谈企业危机管理及应对策略

摘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商场中，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避开大大小小的危机，危机处理得当与否和企业的生存发展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但是综观近些年来发生的诸多危机事件可以看出很多企业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处理危机的能力比较薄弱，本文采用了文献综合研究法、例证法、比较法等，分析了企业在危机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危机管理 问题 对策

正如同在战场上不可能有永远胜利的那一方，在商场搏杀中也不可能有永远一帆风顺的企业。尤其是在如今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速转型，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任何一个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无论其所处行业，都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大大小小的危机，不可能每次都高枕无忧安然无恙度过每一次**，企业的发展如同螺旋有起有伏，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在这样的形势下，企业危机管理就成为有效应对危机的良策。

一、危机管理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对于企业而言，危机并不完全意味着危险灾难，相反很多时候是机会的来临，处理得当的话甚至可以绝处逢生焕发新机，继而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类例子在风云诡谲的商场并不少见。因此，危机管理对一个企业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针对企业可能面临的或正在面临的危机，而就危及预防、危机识别、危机处理和企业形象恢复管理等行为所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1成功有效的危机管理不仅仅能减少危机的危害，帮企业解决当前的麻烦，更能够利用危机，寻找机会，使企业在危机过后树立更优秀的形象，公众对其有更深的了解和认同。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企业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当前中国正处在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经济实力持续强劲增长，不断变革和完善的市场秩序给大大小小的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但是另一方面，越来越复杂的商业环境和变革中的矛盾冲突也日益显现，综观近年以来，企业发生危机的频率明显增多，而且一旦发生，其后果相当严重，甚至很多老字号、名牌企业都难逃劫难，可能一夜之间就沦为公众口诛笔伐的对象，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声誉受损，形象一落千丈，随之而来的就是市场份额迅速减少，再难与其他品牌竞争抗衡。同时，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转型时期，市场运营的外部环境和舆论的监督环境都与以前大不相同，公众的消费心理和意识也越来越主动自觉，这使得企业的每一个细小的问题或危机情境都暴露在社会大众面前，所采取的措施都要步步稳妥得当。因此，企业的危机管理亟需上升到战略性即“日常性”管理的地位，对每一个可能产生的问题防微杜渐，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和冲击，为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和1 丁永波，浅谈企业危机管理，现代情报，2004（12）

谐有利的环境，保证企业沿着正确的成功的道路前进。

二、企业危机管理的主要问题

然而，现在中国的大多企业都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企业管理意识，他们注重品牌建设、市场调研、品牌推广，但是极容易忽视对隐形或显性的危机进行预防管理，或者不能及时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而危机的爆发往往是不确定的、突如其来的，同时又具有较强的扩散性，一个危机的发生通常伴随着许多相关问题的暴露、难以控制，可能会引起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是企业陷入困境无法自拔。所以危机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如果不及时加以控制，会急剧恶化，最终引发一连串恶性后果，轻则损失物力财力，重则企业倒闭破产。像许许多多的大品牌如三株、冠生园、蒙牛，曾是行业内各自的领军翘楚，但是在危机事件上处理失当从而彻底失去信誉，难以东山再起。

（一）缺乏危机管理意识

由于我国过去一直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大多数企业的管理活动都在行政计划的范围之内，并不存在很大的危机，即使有也很快能够通过行政指令化解。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完善，这种彻底的变革给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给企业经营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压力。而企业对环境变化不敏感，其管理方式并没有完全地顺势而变、加以适应，大多数企业的危机意识较为淡薄，他们总觉得自己现在发展得很稳定，认为危机不是常态，对小事不以为然，对潜在的危机因子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企业过分注重产品、服务、推广、品牌推广等公关活动，过度追求具体可见的经济效益，忽视自身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对危机管理缺乏认识，在危机尚未全面爆发时不能敏锐快速第意识辨别出潜在危机。调查显示，我国企业管理人员具有的危机识别能力的国有企业仅为24.1%，合资企业为34.8%，外资企业为25.2%，私营企业为29.4%。2

（二）未建立有效的危机反应机制

危机反应体制的投入建设需要花费一定的物力财力，对很多规模不大利润微薄的企业来说，这笔支出促使他们心怀一种侥幸心理，从来没有危机预警、危机演习，更不用说未雨绸缪地提前建立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危机的可能发生。目前也有许多企业建立了危机处理机制，但是在预警防范阶段没有及时反应，危机处2 冯辛酉，对企业危机管理若干问题的探讨，经济问题，2005（05）

《浅谈品牌危机的内涵分类及应对策略研究》

第三篇：论自然资源资产的内涵属性与分类

论自然资源资产的内涵、属性与分类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只能保护好、利用好。自然资源资产是国家、民族最为重要的资产，只能保全好、经管好。众所周知，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15年4月2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都对自然资源资产进行了较多的论述，特别是对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的论述。此后的讨论、研究呈井喷之势。然而，时至今日认识不统一、歧见甚多。冷静分析，发现问题出在对自然资源资产基本概念的认识上。为此，极有必要对自然资源资产的内涵、属性及分类作一次系统而简要的梳理。

一、自然资源及其基本属性

自然资源，简言之就是“（主要）以自然形态存在的资财的来源”。或者是指“人类可以利用的、自然生成的物质与能量”。同时，也可以视为“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

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或属性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有用性”，也就是说只有“有用的”自然要素，才能称之为自然资源。这是自然资源最基本的属性，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其次是“可控性”，也就是说只有在人的能力范围内的自然要素才能称之为自然资源，而超技术能力之外，或超经济承受能力之外，或者不为法律法规或宗教信仰所允许的自然要素，只能视作自然条件，而不能视为自然资源。显然，自然资源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经济能力提升和制度观念改进等，自然资源的范围不断拓展。

第三是“区域性”，即自然资源呈现显著的区域性、地带性分布特征，水资源有流域性，植物资源有地带性，矿产资源有成矿带。这就决定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必须因地制宜，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

第四是“系统性”，也就是说各类自然资源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构成一个自然资源复杂系统，农业资源中的水土平衡、矿产资源中的共生伴生现象，都是系统性的典型体现。这就决定了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必须坚持系统思维，不能就水论水、就土论土，或就矿说矿、就林说林。

第五是“更新性”，即自然资源受物理作用（重力、沉降等）、化学作用、生物作用（消化、转化、光合）和人类干预等影响，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可更新性，相对于人类寿命 来说更新较快的资源，称之为可更新资源，如森林、地表水资源，反之称之为不可更新资源，如矿产资源。

第六是“时效性”，自然资源的范畴随着人类认识、技术水平等发展而不断变化，总体上呈现不断拓展的态势；同时，从自然资源存在的时间看，有些资源不因时间而发生变化，如矿产资源，有些资源则存在时间极短、稍纵即逝，如光照、风力等资源，前者称为恒定性资源，而后者称为流逝性资源。恒定性资源，要尽可能控制开发利用的速度，而流逝性资源往往要尽可能快地加以开发利用。

二、自然资源资产的基本内涵

所谓自然资源资产，是指以自然资源形态存在的物质资产。

当然，并非所有的自然资源都可称之为自然资源资产。自然资源要成为自然资源资产，需要具备如下条件：一是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这是自然资源成为自然资源资产的基本条件。凡是不稀缺的，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资源资产。当然，自然资源本身也必须是稀缺的。二是自然资源能够产生经济价值，并且这种经济价值能够评价，甚至能够在市场上得以实现。三是产权主体尽可能明确。如果产权主体不明确，则易导致自然资源资产的过度开发利用或收益的流失。四是产权边界尽可能清晰，如果边界不清晰，就不能保证资产权益的清晰，也不能保证权益的完全实现。结合上述条件，有必要对自然资源资产作进一步的界定：所谓自然资源资产，是指产权主体明确、产权边界清晰、可给人类带来福利、以自然资源形式存在的稀缺性物质资产。

三、自然资源资产的基本属性

自然资源资产是自然状态（以及伴有人工状态）存在的资产，与道路、桥梁、房屋等固定资产不一样，是以自然状态存在的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资产。其一，自然资源资产是基础性资产，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国家安全。自然资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具有排他性，由于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赋予某个主体，往往由于空间的不可重叠特性，其他主体就不能再取得相应的使用权。其三，自然资源资产往往具有刚性需求的特性，这与人口增长、自然资源稀缺度不断提升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四，自然资源资产的替代性较差，水、土、能、矿、生物等自然资源资产往往很难有替代品，替代是渐进的、有限的。其五，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特性与增值特质，这也是由自然资源资产的稀缺性、不可替代或有限替代特性所决定的，由此土地资产、森林资产等往往是保值和增值的重要领域。最后，自然资源资产具有区位性或非遍布同质的特性，这也是由自然资源的区域性特点所决定的。上述特性或属性，在自然资源资产评价、交易和管理中，应给予高度重视。

四、自然资源资产与自然资源的关系

首先，自然资源资产源于并基于自然资源，没有自然资源便没有自然资源资产；自然资源的功能和属性是自然资源资产功能和属性的基础。

其次，自然资源资产是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对自然资源基础的重新思考。换句话说，目前之所以如此重视自然资源资产，是因为传统增长（发展）方式出现了重大偏差，资源浪费、资源破坏、资源枯竭、资源流失现象已经严重动摇了国家发展的基础，为此，要重视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问题，对传统的经济核算方式进行反思、修正甚至革命，要进行自然资源资产核算。

再次，自然资源资产，亦可理解为包括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在内的一切自然状态存在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资源资产的范围要大于自然资源；另一方面，自然资源资产，亦可理解为贡献正向（否则就是负资产）、产权清晰（否则矛盾）、可以管控、可以交易的自然资源。从这个意义讲，自然资源的范围又比自然资源资产的范围大。因此，自然资源资产与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讲并无本质的差异，是相互包容的关系，只是视角上的差别或侧重点不同。最后，自然资源资产与自然资源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前者强调的是价值，后者强调的是实物；前者同质性与后者的非遍布同质性；前者的管理一体化基础较好，而后者的管理一体化基础较差，换句话说，自然资源资产统一监管的难度要远远小于后者的统一监管。

五、自然资源资产的分类

自然资源资产的类别极其多样，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第一，按自然资源资产的主体性质，可分为公有（国家所有、集体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私有自然资源资产、共有（混和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以及无主的自然资源资产。在我国，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是主体。随着改革和发展，事实上的自然资源资产共有、私有亦不断出现，但在法律上目前还难以认定。无主的自然资源资产是不合理的现象，应予以消除。

第二，按自然资源资产的实物性质，可分为土地资源资产、水资源资产、矿产资源资产、生物资源资产、生态资源资产和综合性资源资产。这其中，由于土地的空间属性，土地资源资产是最重要、最基础的自然资源资产，其他自然资源资产往往与此有高度的关联性。

第三，按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性质，可分为公益性资源资产、非公益性资源资产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准公益性资源资产。公益性资源资产，顾名思义，指完全用于公共目的、不 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资源资产。要严格禁止公益性资源资产用于非公共用途。

第四，按自然资源资产存在的位臵特性，可分为原位性自然资源资产和开采性或非原位性自然资源资产，前者位臵不可移动，如土地；后者位臵可以移动，如矿产资源。在评价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资产总体状况时，应把重点放在原位性资源资产上，非原位性资源资产可通过贸易、合作等方式来获得。

第五，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分割特性，可分为专有资源资产和共享资源资产。前者边界清楚、可以分割、可以排他；后者要么边界不清、要么不可分割、要么不可排他、要么法律规定或历史形成的公共进入。共享资源资产，要交由政府进行公开配臵和代理管理；专有资源资产，主要交由市场配臵，并接受政府监管。

最后，按自然资源资产的作用大小，可分为战略性资源资产和非战略性资源资产。前者关系国计民生，是资源资产中最活跃、位臵最关键、在非常态下难以从国际市场获得的资源资产；后者的作用则非基础性、关键性、战略性的。在构建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系、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时，应重点关注战略性资源资产，包括耕地资源资产、水资源资产、重要能源资产、森林资源资产等。对于自然资源资产的分类，有助于认识各类资源资产的功能和特点，有助于采取差异化的管理对策。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谷树忠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云南财经大学副教授 谢美娥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研讨会在石家庄召开

2014年5月17日—1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与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石家庄经济学院在石家庄联合举办了“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研讨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谷树忠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巡视员、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林家彬研究员，国土资源部调控司副司长、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吴太平，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贺冰清研究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院长、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安海忠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书记、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琦教授，石家庄经济学院副校长、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举钢教授，中国矿业大学教授、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栋民等出席研讨会，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各位委员、相关单位的专家共约110人参加了会议。石家庄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郝东恒教 授到会祝贺。

研讨会围绕自然资源资产的科学内涵、外延、属性、类型，自然资源管理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管理的关系及其协调机制，自然资源资产评估的理论、方法与规程，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的实现与分配制度及方式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会议认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自然资源管理改革的重要方向。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必将有力地推进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推动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的实施，推动国有资产管理和利益分配的改革和完善，推动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第四篇：教育生态学视角下英语课堂管理研究论文

教育生态学是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该理念给教育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但是我国对教育生态学的研究比较落后，直到近年来在进行课程改革的时候，才开始将教育生态视角引入进来。教育生态学是指将生态学理念和教育理念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的教学思路，也就是说在教育的过程中要注重教育和周围环境（如自然、社会、规范行为）之间的和谐统一，注重学生在教学过程总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目前初中英语教学在不断改革，因此将生态教育学理念应用进来也就成为必然。

一、形成生态取向的课堂文化

教育生态学应用到初中英语教学中，首先就是要形成生态取向的课堂文化。目前初中英语教学中面临着新旧教学方式的冲击，传统僵化的教学模式会影响当前充满活力、注重开放的教学过程，因此为了促进师生之间和谐发展，就需要形成生态取向的课堂文化。要在课堂中形成合作互助的教学风气，开展小组式的学习，这样学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通过和别的同学共同探究来获得结果。教师要在课堂中营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每天都留出一定的时间和学生之间进行交流，让学生敢于向老师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学生的学习能力就会得到提升。比如在学习牛津版初中英语八年级上册“Unit6Naturaldisasters”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教师为了让学生了解目前世界上的各种自然灾害，教师就可以给学生放映有关地震、海啸、泥石流以及虫害等自然灾害的视频，最好是选取一些与学生生活比较近的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学生就会了解自然灾害和自己其实并不远，而这些自然灾害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类对自然的不合理开发引起的。因此教师就在整个班级里面开展了“ProtectNature，ProtectUs”的活动，让学生收集有关保护自然的英文名言，然后写在标签上贴在教室后面的教学园地中，整个班级的文化氛围就发生了改变，教师和学生共同开展整个活动，学生增强了对自然了解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英语学习能力。

二、培养生态和谐的课堂共同体

在形成生态和谐的课堂共同体的时候，教师要转变自己的思维观念，树立绿色的生态观，逐渐从课堂的独奏者向伴奏者进行转变，而引导学生成为整个课堂演奏的主角。为了在班级中营造出和谐生态的学习氛围，教师就需要对自己和学生交流的方式进行转变，放低自己的姿势，不要歧视任何一个同学，学生在犯错误的时候要通过恰当的形式给学生指出，否则就会让学生产生逆反心理，这是更不利于课堂教学的有序进行的。教师要在保证平等对待学生的基础之上来开展差异教学过程，这主要是因为初中学生处于不平衡的成长过程中，对事物的认识程度是不同，因此教师就需要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比如在学习牛津版初中英语七年级下册“Unit4Wildanimals”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教师为了让学生更多了解“野生动物”，就让学生表演以“保护野生动物”为主题的话剧，让学生将课本上学到的英文句子和单词应用起来，设计话剧台词和服装，在整个活动的过程中，有的同学非常用心在准备，而有的同学则感觉整个活动跟自己关系不大，教师最后在对话剧的表演过程进行点评的时候，要对一些积极的同学进行表扬，也要指出一些学生在整个话剧准备过程中不良行为，比如消极对待、不参与等，要单独来对这些同学进行谈话，教师让学生进行换位思考，“如果在一个团队中，自己认真做事，而别的同学则消极怠慢的时候，自己会如何想呢？”经过这样的引导，学生就会逐渐产生一种集体的荣誉感。

三、构建动态可持续的评价机制

教育动态学中也提倡要对教学过程中的评价机制进行优化，构建动态可持续的评价机制。要丰富评价过程的主体，在评价过程中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评价，还需要让学生参与到评价过程中，学生在对别人进行评价的时候，就会熟悉评价规则，自己再完成任务的时候就会按照标准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这样就加强了学生的自我评价和自我管理。初中英语作为一门语言的学习，在学习中涉及多方面的能力，因此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评价的时候，不能仅仅局限于成绩的评价，还需要从情感、态度、合作能力以及交际能力等多方面来进行评价，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比如在学习牛津版初中英语七年级上册“Unit6Fashion”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教师在对学生讲解课文内容以后，为了巩固学生的理解，就让学生针对自己对“fashion”的理解来做一个5分钟的报告，每个学生都有展示的机会，学生需要自己来准备英文演讲稿，并且熟练背诵下来。初中学生已经开始关注“fashion”，因此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因此准备的过程也不尽相同，最后呈现出来的内容也不同。有的学生就是平铺直叙将课本上的句子引入进来，而有些学生就注重将演讲通过PPT的形式展现在同学们的面前，将自己的演讲稿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出来，比如自己认为流行的服装、流行的颜色、流行的偶像等，将课本内容进行了课外拓展，因此演讲效果就非常好。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评价的时候，就可以从准确充分程度、重视程度、演讲水平以及展示水平等多方面来进行评价，可以将这个学生的演讲过程作为一个标准，这样就能够对别的同学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促进整个课堂的和谐发展。

第五篇：行政许可内涵研究论文

提要：行政许可的内涵是政府准许个人或者组织从事特定活动的行政行为，其本质是“自由的恢复”。从世界范围看，现代社会中的政府都正在经历“放松管制”的政府革命，行政许可作为放松管制的手段之一，正为各国政府所重视，我国也不例外。行政许可它不仅仅是政府单方面的行为，其所达到的目的是实现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

关健词：行政许可 自由 权利 管制

作者章剑生，1964年生，浙江海宁人，现任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长。（浙江杭州 310028）

我国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所下的定义是：“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注释1）此定义虽然比较简洁，但在解决行政许可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仍然是困惑重重。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行政许可法，规范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政府管理行为，其所把握的行政许可是否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吻合，直接关系到行政许可法能否获得预期的效果。本文以解读行政许可内涵为逻辑起点，就行政许可制度相涉的基本理念与现代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基本关系展开论述，期以有裨益于行政许可法的实施。

一、“自由的恢复”抑或“权利的赋予”？

基于人的自然本性，人具有不受任何约束从事各种活动的心理倾向。然而，人不可能孤立地生活，人要生活必然与他人打交道。如果对人的行为不作任何强制性的约束，弱肉强食就不可避免，人也不可能构成一个理性、有序的社会。因此，为了获得了一个有利于社会正常发展的秩序，必须对个人的行为作出如下三种区别对待：（1）绝对禁止，即通过法律绝对禁止个人从事某些行为，如以暴力的方式剥夺他人的生命。这些被绝对禁止行为往往是一国法律所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2）绝对放任，即没有法律对这些行为作出禁止性的规定，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这些行为，由此导致的后果也由个人承担，如个人因家务聘用保姆。（3）相对禁止，即预先通过法律对这些行为作出禁止或者限制，同时设置相关的解禁条件，如果个人具备了这些条件并提出申请，经行政机关审查后可准许其从事某一具体活动，如驾驶汽车。这类相对禁止的个人活动构成了行政许可的基本内容。

个人的活动无论归入哪一类，一个极其重要的逻辑前提是个人因为是人，或者是作为人所拥有的自由。对于危及他人生命、财产的自由，国家可以完全剥夺；对于可能危害他人生命、财产的，且又有利于社会正常发展的自由，国家通过事先设置条件，尽可能消除其可能产生的危害性，在个人满足了条件之后让个人恢复从事这类活动的自由。由此可见，行政许可的本质是“自由的恢复”，其前提是法律对自由的限制或者禁止。“自由的恢复”意味着行政许可内容的“所有权”是属于个人的，政府作出的行政许可决不是对个人的恩惠或者施舍，仅仅是政府基于社会发展等各种因素的考量之后作出的解除法律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或者禁止的一种行政行为。

将“自由的恢复”作为行政许可的本质，将凸现如下两大法律价值：（1）个人的尊严和自由获得了国家的尊重与保护。无论是在中国文化观念中还是现实的生活中，个人的尊严获得国家的尊重与保护所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法治的诟病。如果个人的尊严和自由脆弱的如同瓷器，那么法治必然失去坚如磐石的社会基础。“一个社会如果不承每个个人自己拥有他有资格或有权遵循的价值，就不可能尊重个人的尊严，也不可能真正地懂得自由。”（注释2）“自由的恢复”对于政府来说只要个人符合了预设的法定条件，就必须恢复他的自由。当然政府可以在给出充分理由之后拒绝恢复个人的自由，但政府决不能剥夺个人的这些自由。（注释3）（2）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促进个人的自由。政府与个人的关系一直是政府哲学发展的基本主题之一，现实政治生活中两者关系中谁决定谁的状态可以作为政府体制是民主还是专制的基本标准。当“自由的恢复”作为行政许可的本质之后，政府与个人之间本末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政府之所以有行政许可的权力，是因为它具有增进个人自由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的责任。一个可以为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事实是，个人的自由程度与其处的社会发展成正比关系。政府所拥有的行政许可权力只有在为促成这种比例关系的良性发展时才具有正当性。

在行政法学理论上，关于行政许可的本质有一种影响较大的观点是，行政许可是个人权利的赋予，如有学者认为：“行政许可是行政主体应行政相对方的申请，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依法赋予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的行政行为。”（注释4）依此观点，个人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是行政机关依法赋予的。顺其逻辑，没有行政机关就没有个人的权利。显然，这样的结论是偏面的，它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如有学者认为：“‘赋予’或‘设定’权利，是表明原本没有，而新予创设、给予。事实上，行政许可中所‘许可’行使的权利，都是已由法律或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所明定的权利。”（注释5）也有学者以“禁止的解除”来解说行政许可的性质。（注释6）以上两种对峙的观点，反映了它们背后所蕴藏的法治理念的差异。前一种观点是基于行政机关的立场，用它来解说行政许可的性质时仍然蕴含着“管人”的政府本位理念，其思考的路径是“权力——法律——权利”即权力通过法律产生了权利。后一种观点是基于个人的立场，用它来解说行政许可的性质时是个人本位的理念，其思考的路径是“权利——法律——权力”即权利通过法律确认权利，并通过权力保护权利。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的不同在于双方立场的对立，而这种立场的对立反映了两种不能政府治理的理念，并匹配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上述前一种观点比较适宜于政治高度集权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后一种观点比较适宜于政治相对民主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任何一种概念的诞生与其当时的社会具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用此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概念去解释另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现象，概念就必须“旅行”，即概念的内容应当在基本内涵不变的前提下为适应解释对象的需要而作出适当的变迁。（注释7）用“权利的赋予”来解释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许可，甚至解释中国古、近代以来历朝历代政府的相同的管理方式，应该说在法理上是可以自圆其说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政治体制的变化，使得原有的概念在解释若干社会现象时失去了说服力，行政许可便是一例。如果我们懂得了概念的生命力在于旅行，那么今天就不会再有此争论。21世纪初的我国政治、经济发展正在逐步发展出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和自由的经济制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自由的恢复”便是行政许可本质的最好表达。（注释8）

二、放松管制：作为现代政府治理方式的行政许可

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彻底宣告了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破产，导致了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成为政府治理经济的主要手段。在国家对市场干预之后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的事实，使国家干预理论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注释9）虽然国家干预解决了不少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疑难杂症，但客观上导致了政府的权力全面扩张，虽然个人自由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己受到政府的管制，但到了20世纪中后期政府所带来的管制却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这种对社会、个人过度的干预产生的弊端也渐渐暴露出来，表现为社会因个人自由的限制而减弱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国家掀起了一场以放松规制为核心的行政改革运动。（注释10）放松管制作为政府的一种治理方式渐渐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同。

虽然我国没有因自由放任经济导致国家干预个人自由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制度，以及相适应的集权政治体制，导致了政府权力过分挤占社会与个人的自由空间，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渐渐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但仍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非经济领域中的个人自由，仍然严重受制于政府的管制。自1979年以来政府的各种改革“直接表现为行政作用范围的缩小或行政法调整范围的缩小。相应地，就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扩大。”（注释11）行政许可作为我国政府治理社会的一种方式，正是试图回应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对个人自由的需求。

（一）预防性管制

行政相对人从事某些活动可能会产生危害他人的后果，从而危及正常的社会发展秩序。对于政府来说，解决这样的问题可以采用预防性管制，也可以采用追惩性管制。预防性管制是通过预设条件来消除这些活动可能产生的危害，而追惩性管制仅是事后对行为人作出法律上的制裁，以达到消除这些活动产生的危害。比较两种管制方式，无论从管理成本还是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预防性管制显然优于追惩性管制。因此，作为现代社会的政府应当学会通过预防制的管制方式来管理社会。

预防性管制的基本方式是行政许可。政府管制社会所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是社会稳定；离开了这个前提，政府将一事无成。将行政许可引入政府对社会治理的方式，“防止危险是行政许可最主要、最基本的功能。”（注释12）如果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完全无益于社会的，那么国家应当通过法律予以绝对禁止，并采用追惩性管制方式予以保障。然而个人或者组织的有些行为具有有益有害的双重效果，如果采用“洗澡水和婴儿”一并倒掉的办法，并不能够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行政许可的优点在于它通过事先理性地设置若干条件，并借助于这些条件抑制某些行为的危害性，以达到倒掉洗澡水留住婴儿的结果。同时，行政许可通过预设的条件可以激励个人或者组织从事有益于社会的活动，从而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与此相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哪些事项可以列入预防性管制的范围？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行政相对人行为的事项危害性的判断标准。我以为首先这个判断是一个立法判断，即纳入行政许可的事项是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程序确定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立法政策的问题。其次这个判断是一个经验判断，即纳入行政许可的事项的危害性已经发生，通过行政许可进行管制是为了防止类似的危害性以后不再发生。

（二）治理与善治

现代政府治理的方式一直处于变革状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源源不断的需求，迫使政府尽可能地作出回应。为此，政府本身的改革作为改善治理方式的一个路径，为许多国家的政府所选定。“从政府改革实践来看，当代各国政府改革的普遍趋向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进行政府职能转变、放松管制、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把市场机制引入公共管理领域、实现政策执行的自主化改革。”（注释13）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不足、方式失效等问题，迫使政府近年来作出的种种变革。这些努力从根本上说也是在寻求治理之道的变革，力图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上述政府与市场、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核心问题是解除或者放松管制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浮出了水面，但如何解决仍是困惑的。正如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行政学家B.盖伊。彼得斯所说：“解除管制是否符合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换中国家的需要目前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中内部管制的色彩极为强烈。这不仅抑制了创造办的发挥，而且在与人民打交道的过程中带来了很多问题。”

治理之道的变革应当是寻求一种善治。“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注释14）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注释15）行政许可作为放松管制的一种治理之道，不是限制行政相对人的自由，而是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了自由选择的机制，即行政相对人自主决定自己的行为。在这里，单纯的、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命令为行政相对人的自由选择所替代，行政相对人作为独立的主体不再是行政权支配的对象，而通过行政许可达到的善治首先是以尊重行政相对人的愿意为前提的。同时，行政相对人应当给予必要的尊重本身就是政府权力任意扩张的外部阻力。

因此，政府治理社会应当学会善治。治理之道多种多样，但并不一定都能达到善治。这里既有政府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个人方面的因素，但归根结蒂是政府是否选好通往善治之路。通过行政许可放松对社会的管制，对于我们今天的政府来说应是一种明智之举。因为我们社会与个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管制，而是自由。

（三）适度自由与社会发展

自由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已获得了充分的证明，即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自由程度呈正比关系。正如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说过：“个人自由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社会产品，这里存在一种双向的关系：（1）通过社会安排来扩展个人自由；（2）运用个人自由来不仅改善单个个人的生活，而且使社会安排更为恰当和富有成效。”（注释16）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我以为对于现代政府来说它的职责就是如何在制度上作出适当的安排，协调这一双向关系，从而确保社会有秩序的发展。

我国从1949年以来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威权政治统制，把个人的自由收缩到了最低限度，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以至于国民经济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开始尝试恢复个人的自由，如农民种地的自由，结果是同样的人在同样的土地上产生出来的、截然不同的效果，这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自由的力量。以放松管制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政策，同样也让国有中小企业获得了新生。同时，民营企业获准进入以前国家自然垄断行业的领域，表达了政府意欲全面推进社会发展的决心。事实证明，正是政府放松对社会的管制，还给了个人基本自由，保证了我国的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涨和社会众多领域中的全面发展。但是，“中国放松规制的步伐缓慢，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经济规制仍然很严厉，放松规制的广度和深度都很小，致使放松管制的成果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注释17）因此，我国政府仍然面临着如何放松管制的问题。

基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我们在社会的许多领域中仍然缺乏基本的自由，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但是，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放弃管制，也就是说政府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仍然是有一条必须恪守的底线，即确保社会稳定。行政许可作为政府放松管制的一种基本手段，其放松管制的底线是恢复个人适度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进而言之，对于政府来说，最困难的可能不是放松管制，而是寻求放松管制与适度自由之间的均衡点。一个善治的政府往往是能够找到这个均衡点并利用它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政府。

三、良性互动：连接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行政许可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全能政府以“莫非王土”的心态，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建构了一个畸形的等级社会。“这个有等级的权威制度赋予一些人一种权力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你的工作单位保存着关于你的大量秘密材料档案，就象一大摞报告卡片似的。在你的工作单位，你的上级控制着你的工作安排、住房事项、配给的数量、教育、旅行、娱乐以至于婚姻和生育。”（注释18）在这样的政府统制下，个人成为政府行政权力可以任意支配的客体，而个人对于行政权力除了服从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正常的救济途径可供选择。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状态虽然比较稳定，但这种稳定是以牺牲社会发展为前提的。

以“自由的恢复”构建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至少表达了如下意义：个人的自由既是行政权力的价值取向，也是行政权力的外部边界。行政权力存在的全部意义是保卫个人的自由且不侵入个人自由的领地。通过行政许可这一治理社会的方式，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行政权力软化：妥协性

长期以来，“国家至上”的观念一直是我们处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基本准则。在这样的观念之下，行政权力必然具有强有力的支配性和不可妥协性。（注释19）在奉行国家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中，政府一直向往拥有强有力的行政权力，能够向社会发出说一不二的行政命令。这种观念至今仍然存在于各级政府的许多官员的意识形态之中。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府体制的改革主题一直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但是行政权力的软化始终没有成为这一改革题中应有之义，我以为这正是政府职能至今迟迟不得明显转换的原因所在。

从世界范围看，自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行政权力软化已成为行政活动过程中引人注目的现象。行政权力软化主要表现在政府在作出行政决定之前，学会了与受不利影响的个人或者组织交换意见，就行政决定的具体内容进行妥协性的谈判。这种妥协性谈判的制度性平台是从司法程序中引入的行政听证。美国、日本、德国、西班牙等都在这个时期通过行政程序立法建立了行政听证制度。我国虽然没有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但是行政听证作为一种行政法律制度已经在我国的成文法中得以确立。这说明我国也顺应这一法治行政的发展趋势，调和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注释20）行政许可作为政府管制社会的一种手段，过去我们更多地强调了它的最终决定权归属于政府，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仅仅是引发政府是否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前因，尤其是我们把行政许可看作是“权利的赋予”时，行政许可更凸现其强有力的支配性和不可妥协性。政府没有在作出或者不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前听取利害关系意见的习惯，也不能接受在其作出或者不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后，被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进行司法审查。这样的“黄金岁月”正渐渐地成为历史，无论政府是否愿意都是无法挽留的。我国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了行政许可的听证程序，正是软化政府行政权力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它要求政府在作出是否同意许可申请的过程中，学会妥协性行使行政许可权。在行政许可决定之前，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多听听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在行政许可决定作出之后，无论是否准许申请，应当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政府在行政许可过程中是以理服人还是以力服人，基本上可以作为判断其是否能够善治的标准。

（二）回归理性的公民

一个政府善治的社会必然以相对理性的公民为基础，也就是政府的善治决不是政府的“单相思”，而是需要理性的公民作出适度的回应。然而，理性并不是天生的，他们需要后天的培养与锻炼。从历史上看，凡是专制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公民一般都比较缺乏理性，他们经常是处于要么是被政府权力随意支配的顺民，要么是揭竿而起，占山为王的暴民。政府与他们之间的对立使政府的权力经常处于高压状态，公民没有机会参与政府权力的行使过程，他们只能被动、消除地接受政府权力的行使结果。

我国在1949年之前，社会中公民便是这种生存在状态。1949年之后新的社会制度原本可以培养出理性的公民，但由于政治体制仍未实现民主化、法治化，理性的公民群体仍然没有生成。为什么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革命运动却没有彻底摧毁专制统制及其思想体系，反而让它以一种迷惑的外表在新的体制中获得了再生呢？恩格斯所说的这段话似乎可以解释这个原因：“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注释21）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理性的法庭来审判存在的一切，公民在没有理性的启蒙下接受了存在的一切，也就没有成长为理性的公民。

我们的政府现在开始慢慢地懂得了行政权力软化的意义，并学着通过与公民沟通意见的方式行使行政权力，并尽可能在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将支配性和强制性悄悄地抹去，使政府的脸面尽可能变得亲和起来。行政许可法中多处人性化的规定，如出具行政许可申请的书面凭证、信赖利益保护、行政许可资讯公开以及听证等，都为政府的善治提供了法律方面的充分依据。然而，我们有足够理性的公民群体去回应政府方面的努力吗？我以为我们还需要有意识地作这一方面的培养。公民作为个人时其本质是利己的，他们是一个个追逐利益的个体，虽然道德可能会约束他们过分的自私行为，但这种约束是非常软弱的。在与政府打交道过程中，过分追逐私利的公民不可能理性地对待因政府行政权力所致的不利影响，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可理喻的举动，如无理纠缠、聚众滋事。这类现象在今天的政府治理过程也时有发生，必须认真对待。

因此，我认为行政许可法的实施除了政府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外，公民这一边也需要学会理性地对待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否则，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失去了基本前提。

（三）通过行政程序实现良性互动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任何一个希望永远执政的政府无不以此作为施政的一个重要目标。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表现为双方都能充分考虑对方活动的价值目标，从而使各自所追求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同时，由于对立面的存在，各方的活动一旦偏离预定的规则，将会获得及时的纠偏。放眼看世界，凡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实现了良性的互动，则往往可以形成一个良好的民主政治体制。

行政许可作为现代政府管制社会的一种基本手段，调节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因为行政许可具有授益性，所以与具有惩罚性的行政处罚相比，它更能调动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行政许可给政府以“善”的面孔，因此更容易为公民接受，这为公民主动与政府交往提供了很好的心理思想准备。在这一点上行政许可显然具有行政处罚所没有的优势。

作为在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调节良性互动的行政许可，如何发挥这一调节作用呢？我以为通过行政程序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选择。行政程序“通过以一种公众认为公平的方式作出决定，当政者可以获得对这些决定的更大认可，就使得决定涉及的各方更容易服从。”（注释22）同时，行政程序为政府确立一个挑剔的对立面，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不断地指出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存在的错误，使政府在作出最终决定时把可能存在的错误降到最低限度。我国尽管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是，行政许可法已经为政府行使行政许可权设定好了一个以行政听证为核心的基本的行政程序规则。可以相信，这一科学、简洁的行政许可程序，可以为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一个基本的行政程序保障。

注释：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2条。

2、[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3页。

3、人欣喜的是，“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一种法治精神的表述被写入了我国宪法，从而在根本上确立的人权先于宪法存在的法治理念。

4、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周佑勇教授也持这种观点，参见其著《行政法原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5、郭道晖：《对行政许可是‘赋予’行为的质疑——关于享有与行使权利的一点法理思考》，转引张步洪编著：《中国行政法学前沿问题报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6、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7、关于“概念旅行”的含义，请参阅孙亮：《概念的负重之旅》，载《读书》2003年第11期。

8、令人遗憾是的，我国《行政许可法》没有完全摆脱“赋权说”的影响，如该法第12条第（二）项规定：“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

9、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26年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公开放弃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立场。1936年他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

10、叶必丰、李煜兴：《中国的改革、规制缓和与行政法》，东亚行政法研究第五届年会提交论文（2002.日本名古屋）

11、叶必丰、李煜兴：《中国的改革、规制缓和与行政法》，东亚行政法研究第五届年会提交论文（2002.日本名古屋）

12、张兴祥：《中国行政许可法的理论和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13、毛寿龙等：《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4、[美]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吴爱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15、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6、[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23页。

17、陈良富：《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9页。

18、[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27页。

19、这一认识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如在论述行政法律关系时，“不对等性”仍然是缺一不可的特征。我认为在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的宪政思想下建构行政法，行政法律关系的“不对待性”正在渐渐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并为“妥协性”所取代。行政诉讼可以和解的理论突破和实践中的“庭外和解”，正是对此一社会发展需求所作出的回应。

20、迄今为止，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价格法、立法法和行政许可法中，都确立了行政听证制度。同时，在一些政府规章中，听证制度也作为一项基本程序制度被确立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22、[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