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民主运转起来》读书报告

《使民主运转起来》读书报告

中译本序：

社会资本的定义；帕特南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将取决于很多种因素，但是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组织活动。

大量研究成果表明，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对社会的健康和公民的福祉关系极大。

历经20多年的实证研究，对意大利20个地区进行考察，帕特南在本书中对意大利不同地区制度绩效的对比研究证明，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因素，并强调，这本书的意图和教训不是“没有良好的公民传统就不可能有民主”，而是指明，“民主的改革者必须从基层开始，切实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约定。”

意大利南部与北部的制度绩效的地区性差异，也体现了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之间的关系问题。

译者的话：

第一章，导论，介绍有关制度研究的文献

第二章，“政治的制度变革是怎么样导致政治行为发生变化的？地区的新制度是如何影响当地的政治实践的？”，即对意大利1970鸟所启动的以中央向地区分权为中心的制度改革，第三章，回答第二章结尾所提出的问题——“各个地区的制度绩效究竟如何？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些绩效？”

第四章，解释制度绩效的地区性差异。作者得出结论，公民生活与制度绩效具有决定性的正相关性。“那么，为甚么一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具有公共精神，公共生活更为发达呢？”

第五章，回答第四章结尾的问题——“那么，为甚么一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具有公共精神，公共生活更为发达呢？”，作者回到意大利的历史，考察了南方的君主制的诺曼王国和北方的城市共和制所带来的影响。“历史传统为什么能够如此稳定持久的存在着？”

第六章，回答第五章结尾的问题——“历史传统为什么能够如此稳定持久的存在着？”，更加具体的说是，“如果人是理性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容许那些最终对谁都不利的后果反复出现，为什么不能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而选择双赢呢？”。作者利用集体行动和社会资本理论，得出：历史上至少存在着两种广泛的社会均衡，所有面临集体行动问题的社会往往都会朝着其中之一发展，而且，均衡一旦实现，往往会自我加强。不论是互惠互信还是依附剥削，都能够与社会连接在一起，虽然二者在制度绩效上相差甚远。

第一章 导论：制度绩效的研究

制度绩效在实际上受到了其运行于其中的社会背景的制约，比如，英帝国撤退后留下的威斯敏斯特式的宪法在不同地方的命运是很不相同的。而且，作者追问的是，到底是社会背景的哪些方面最有力地影响了制度的绩效。p8

制度绩效的含义。p8，9

制度绩效的动态关系。p9

第二章 改变规则：20年来的制度发展

新制度主义认为，政治是由制度构建的，制度影响着历史的发展，但是从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制度变革并不总是能根本改变政治的模式（p19）。帕特南以1970年意大利的地区试验为个案，在第二章评述了这个地区试验对于制度主义的意义，提出问题——“新制度是否会导致意大利治理的日常实践发生任何改变？”

第一节 创立地区的政府

意大利具有强烈的地方共识和地区差别，因此在1860年意大利建国时，大部分行政官僚认为，强大的中央权威对于加强新民族国家的一体化是很有必要的。（p20）但在实际上，这种极端行政集权的在一定程度上被意大利典型的政治应变形态所中和了，意大利中央领导人与地方名流达成庇护交易。

二战后，随着民主政治的出现和基层对极端集权的反对，地区意识才开始再度兴起。1984年的新宪法规定建立在5个特别地区建立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地区政府。与此同时，1950-1970年意大利的社会与经济发生了非凡的转型，政治与政府远远地落在了社会经济发展之后，中央行政体系日益僵化无能，地区规划的利益逐渐形成，地区主义的呼声再次兴起，其支持者相信制度变革将重构政治的力量。地方与中央的多对一博弈最终是地区主义者的胜利。权力的下放则主要是钱袋子和规制，这是一个谈判过程。

第二节 地区政治精英：“政治运作的新途径”

意大利划分为20个一级行政区——大区（Regione），共110个省，8092个市（镇）。

制度变迁——地区权力的扩大——到底对意大利政治的实际运行方式产生了什么影响?

总体来说就是，意大利政党组织的稳步的“地区化”，已经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地区政治的精英阶层。具体表现为：地区委员的全职化；政党政治中意识形态的极大温和化、更加开放和宽容；处理公共事务的实用主义。

这些改变和新趋势无疑与领导人对制度问题的轻重缓急的认识有关——更少关注公平公正平等问题的改革，更多的关注行政的、政治的程序的改革。帕特南的调查表明地区委员会等地区政治舞台上的政治是普遍温和的。虽然地区委员会在具体政策上的分歧更大了，但这更多的是由于可以讨论的空间扩大了，地区政党政治的多元化不同于意大利中央政治的“极端化的多元主义”。

造成意大利地区精英的政治文化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的原因是——新的地区制度在其成员间培养了一种宽容的、合作的实用主义精神。地区政府里常年共事的政治现实培育了委员们在共同面对一个新组织时所需要的耐心、世实际与合情合理的品格。

第三节 地区自治的深化

“意大利的地区政府已经制度化了吗？”帕特南的调查表明，意大利的地区制度的自治和特性都已经成型。

具体表现为：地区行政地位的上升，地区党的官员提名候选人的权力、地区的立法权威都上升了，地区官员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日益独立于外部力量并获得越来越大的自治性；地区委员工作时间的变化、选举行为所受到的影响；地区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改善即更加和谐。

总的来说就是，从19070年到1990年，意大利已经向分权的方向大步迈进，这不仅体现在正式的权力结构上，而且体现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与决策中。

第四节 扎根：地区及选民

“总之，在政府的输入方面，地区政府比中央政府有重大改善，但是在输出方面，地区政府的管理还亟待改进。”（p57）

“在绝对意义上，意大利人还很不满意他们的地区政府的表现，但是当选民和领导人考虑集权政府的替代选择时，他们就不那么批判地区政府了。”

帕特南的调查数据显示，从70-80年代，公民对地区政府的满意度是缓慢而稳定的上升的。但是，在公众满意度方面，北方和南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到80年代末，几乎所有北方的地区政府都使其大多数公民满意，但是没有一个南方的地区政府达到这一目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绝大多是人都希望能够改善这一地区制度，而非削弱或取消它，南方人对其地区政府的实际运行满意度较低，但是南方人仍然支持地区改革。

“即使是成功的新制度，它在公众中的合法性也只是逐渐树立的。”（p66）

第五节 结论

“制度变迁的节奏是缓慢的，要清楚的看到一个新制度对文化和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常常需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p67）

总的来说，意大利的地区改革在经历了20年的试验，新制度已经扎根下来，慢慢地赢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这个新制度的影响在于：积极方面，新制度更加接近人民，地区政府比他们所替代的罗马行政部门更熟悉地区的现实，更易满足地区的需要。消极层面，首先是行政效率并没有像一些地区改革家预期的那样得到实现，而且地区改革加剧而非改善了南方和北方历史上就存在的差距。

第三章 制度绩效的衡量

“民主的特征就在于政府不断地对其公民的意愿作出回应”（p72），而“一个好的民主政府不仅要考虑公民的需求（回应性的），还要对这些要求采取有效的行动。（有效率的）”（p72）

本章从内在一致性和外在一致性角度，对意大利20个地区政府逐个进行多方面考察。利用12项指标（政策的制定、颁布、实施）和选民的评价考察了20个地区政府的各自的制度绩效。

衡量政府绩效的四方面标准：

全面的内在一致性

可靠的与制度的支持者及其选民的评价和目标一致

第一节 衡量制度绩效的12项指标

以12项指标（政策的制定、颁布、实施）考察了20个地区政府的各自的制度绩效。

第二节 制度绩效衡量指标的一致性与可靠性

研究方法上具有很高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第三节 制度绩效与选民的评价

第二节中的各个指数内在一致的反映了制度绩效方面的重要差异，但是这个结论是否与制度的支持者和选民做出的评价一致呢？（即外在一致性）

帕特南从普通意大利人和社区领导人如何评价其地区政府验证了地区政府制度绩效的差异性。

第四章 认识制度绩效

Puzzle：“什么原因造成了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制度绩效的差异？为什么北方和南方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成功和失败的程度还各不相同？”

两大可能性：一是社会经济的现代性，即工业革命的后果；二是“公民共同体”，即公民参与和社会团结的模式。

第一节 社会经济的现代性

帕特南用“经济现代性与制度绩效”的相关性分析，既展示了经济现代性的解释力，又显露出其局限性。虽然全部地区呈现两极分化的形态，一端是绩效彰显的地区，另一端是绩效乏善的地区，但是在每一端的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绩效差异是完全不能用经济发展这个因素来解释的。

因此，经济现代性并不能完全揭示制度绩效的差异性。

第二三四节：公民共同体：理论思考、理论检验、社会与政治生活

第二节“公民共同体”的实际含义

1、公民参与。公民共同体里的公民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并非一定是利他主义的，而是“在更加观法呢公共需要背景下的自我利益，有远见的而非短视的自我利益，有助于促进他人利益的自我利益。”

2、政治平等。公民共同体要求其内部所有人拥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互相之间是互惠合作的横向关系。

3、团结信任宽容。内部也会有冲突和意见分歧，但是他们对自己对手的观点是宽容的，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友谊”状态。

4、社团：合作的社会结构。即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说的民主的性情。

第三节 “公民共同体”的理论检验

实证地探讨“一个社区的公共精神与治理质量之间是否存在着任何联系？”

提出衡量公共精神的四项指标：社团生活的活跃程度、订阅地方报纸的几率、全民公决的投票率和特别支持票指数（后两者都是参选积极性的度量因素）。其中全民公决的投票率代表的是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而特别支持票则意味着庇护—附庸的交换关系。

帕特南经过这一节的调查数据收集与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公民共同体比经济发展的解释力更大，一个地区的公民的公共精神越高，地区政府的效率就会越高。

那么，具有较高公共精神的地区又表现出哪些特征呢？

第四节 公民共同体的社会与政治生活

帕特南通过探讨对地区政治家、社区领导人以及公众所做的调查，深入理解了“公共精神”的社会与政治含义。

在普通市民层面，公民性程度较弱的地区，其公民与代表之间存在着更多的个人化契约，且驱使人们政治参与的动力是个人化的庇护—附庸网，而非对公共事务的原则性认知与关心，公民性程度越高的地区，情况则越加相反。

在政治精英层面，公民性程度越低的地区，其精英几乎完全来自于该地区最有特权的那一部分人（比如教育程度比普通市民明显要高），而公共精神程度较高的地区，有一大部分政治领导人来自背景一般的人群。而且，公民性程度较高的地区的特征是具有一个开放的伙伴关系，而非没有伙伴关系，也就是更愿意妥协。即公民性较高的地区的政治领导人不否认利益冲突的现实，但他们不害怕达成创造性的妥协，这也是为什么公民共同体的政府更有效率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工会、教会和政治党派对其成员的公民性程度具有重要的影响。

工会：意大利的公会是自愿性的，且种类很多，涉及不同的群体。公民性程度较高的地区，人们加入公会更加普遍。

教会：二战后的天主教教会推动的“天主教行动”联盟，意在跟上民主的新意大利的步伐，是当时意大利最大的群众组织，“天主教行动”在公民性强的、社团生活更繁荣的北方地区比公民性弱的南方地区强两三倍。当然，1960年代该组织解散崩溃，已经无法再对它进行研究。

政党：在意大利，公民性弱的地区的国民对政党政治的参与和对证字的兴趣是不亚于公民性强的地区的国民的，但是二者在政党规模和政治参与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涵义。公民性弱的地区，公民与政党的关系是庇护—附庸，而非合作与团结。

公民态度：公民性弱的地区的国民，其政治剥夺感很强，感觉到自己是被排斥在外的、无能为力的，而相反，公民性强的地区的国民，大多对社会、政治生活感到信任、满意、自信。

这一系列发现引出了两个重要的新问题：“公民性强的地区是怎么样产生的？”、“公民参与的规范和网络是怎样支持了好政府的？”在第五、六张，就是要探讨这两大问题。

第五节 制度成功的其他解释

政治分裂、意识形态极端化和社会冲突与意大利的南北方地区制度绩效的差异并没有关系。帕特南在调查中发现，社会冲突与好政府并非不相容的。有些地区绩效高而且冲突程度低，有些地区绩效高但是存在着强烈的冲突，有些地区绩效低冲突程度高，有些地区却是绩效很低冲突很少。这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冲突与公民共同体之间没有任何相关关系。公民共同体不是指和谐的，冲突很少或者几乎没有的共同体。

第五章 追溯公民共同体之源

Puzzle：“在21世纪前夜，为什么有的共同体比另一些更有能力管理自己的集体生活？更有能力保存富有效率的制度？”

第一节 意大利中世纪的公共生活遗产

大约在1100年左右，意大利半岛南北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北方的德意志和南方的拜占庭。

1、南部诺曼王室的政权来自北欧的雇佣军建立，其核心为西西里。实行混合体制

2、宗教上宽容政策

3、经济上控制着地中海航线的西西里，拥有几个十分发达的城市。

南部 4、社会与政治制度安排上，仍然是完全的专制国家，腓特烈宪法确认了贵族的封

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皇权神授。

北部：与南部地区几乎同一时代，北部出现了城市共和制，源于众多邻里街坊自发组织的联盟；大众参与政府事务的程度很高，自治城市的行政领导是根据选举产生的，手工业和商业组成了同业公会，并与其他市民一道对政府施加压力，呼吁进行更加广泛的政治变革。与此同时，北方的政治权力开始大量地扩散到传统精英阶层之外。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团体的出现，使得共同体之间和内部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冲突，这需要经验丰富的领袖和调停者出现；而且，在北方的城市共和国里，公共行政管理已经专业化了，出现了公共财政制度、经济发展、公共卫生与教育等；在这些城市共和国中，契约与合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教会的权威很低，其原因并非是世俗性取代了宗教虔诚，而是世俗组织和联盟代替了教会的等级制，公民的奉献精神高涨；商业贸易高速发展，促使基本的经济制度产生——市场、货币和法律，信用制度的出现促使北部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业发生现代性萌芽。

13到14世纪：宗教之争、饥饿、黑死病以及百年战争开始侵蚀城市共同体的精神，破化共同体政府的稳定，14世纪初，城市共和制开始屈从于专制君主的统治，虽然这些君主统治大多仍认同和效忠于共和政府的形式和理念。与此同时，从南方到北方，罗马教皇建立了世俗的封建统治，但是这种统治比之前南方诺曼王朝的统治的中央集权程度要低很多。

15、16世纪，由于西班牙等国的侵入和战争，加之鼠疫和贸易中断的冲击，北方的城市共和制遭到了极大的打击，南部相对繁荣。

17世纪，中、北部所有城市不再实行共和制，城市共和制的衰落使得意大利再次出现了“再封建化”，那时，几乎整个意大利，庇护—附庸（patron—client）的关系网络成为了专制政治的实现方式。但是在北方，自治共和制的遗产依然通过有关公民参与和社会责任的道德理念，通过社会的平等者之间的互助传承下来。而南方中世纪的封建集权的政治遗产所带来的垂直社会网络所带来的依附和剥削则使得专制的政治制度得到了加强。

18世纪，虽然当时南方的都市化一点不逊色于北方，但是南方的的众多居民生活极端贫困，没有任何公民权利，而贵族的权利仍然至高无上。相反，北方的贵族权力已经开始衰落。

到了19世纪，随着即将横扫欧洲的民主革命的来临，7世纪以前意大利南北地区所出现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差异，依然存在。而这些由来已久的历史差异，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统一后的意大利是如何处理新的挑战的。

第二节 统一之后的公共生活传统

19世纪上半叶，整个欧洲尤其是以法国为代表，大众交往蓬勃发展，出现了大量的互助会，尽管这些组织不具备公开的政治性，但是社会互动和组织技巧的运用开阔了参与着的文化视野，增强了他们的政治意识，从而最终促进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意大利也是如此。大量互助会的成立是“结社原则”在意大利统一后的重要体现，“这些自发出现的组织，与其说是代表了一种理想的利他主义精神，倒不如说是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未雨绸缪。”（p161）。处境相同的人们愿意齐心合作，以抵御社会的迅速变迁所带来的风险。互助会的核心即你帮我我就帮你。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互助会的参加人数达到了顶峰，这些合作组织是对以往社会交往组织的继承，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在意大利中、北部，即使是最贫困的农民之间，中世纪的合作传统仍然继续存在，而在南方，没有任何组织和互助会。

“南北方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有社会联系，而是垂直的依赖和剥削性联系与横向的互相合作联系之分。”（p167）

分析了意大利南部西西里黑手党，论证了南部大庄园经济下，庇护—附庸社会结构、古老的不信任传统和国家行政和法律制度的薄弱所导致的组织性犯罪。

第三节 测量公共传统的持久性

通过定量分析，选取互助会为指数，得出结论：意大利各地方的公民参与传统，在历经一个多实际的社会变化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参与程度高的仍然是北部地区，参与程度较低的地区仍是南部。而且，帕特南通过对1980年代制度绩效和1860-1920年公公传统的相关性发现仍然一致。

第四节 经济发展与公民传统

本节是对“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使公民参与的文化得以孕育和延续”这一质疑作出回答。

“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传承和变迁的模式与任何简单的经济决定论都并不相符。”首先，意大利北部城市共和制的出现并非是经济繁荣所导致的；其次，在过去一千年里，南北方之间的公共精神差异比经济差异更为持久。具有公共精神的地区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变得富裕起来，他们的富裕也并没有因为公共精神而变得持续不变。

而在意大利统一之后，帕特南通过利用现有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和检验，得出结论：“经济无法预测共公共精神，但是公共精神却能预测经济，实际上比经济本身更为准确”（p182）

帕特南发现，公民性有着非凡的延续力，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意大利的个案研究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依然如此落后？是因为资源匮乏、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政府决策失效、市场失效，抑或是文化因素？”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解释。

这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文化因素是不是答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任何强调单一因素的解释都是极为错误的，单单依靠公民传统并不能引发意大利南北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但是，公民传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北方比南方做的更好”（p186）。但是，“为什么历史的力量如此惊人？”

第六章 社会资本与制度成功

第一节 集体行动的困境

意大利南北部公共精神的差异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普遍的利他主义是社会行动和社会理论的前提，如果行动者无法互相做出可信的承诺，他们只好放弃众多可以共同获益的机会，虽然可悲但是却合理。那么集体行动的困境要如何化解呢？

接着帕特南分析了霍布斯所提出的“第三方监督执行”方案与奥利弗·威廉姆森的“正式制度”都无法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而罗伯茨·贝茨的“软方案”即共同体和信任，“一个存在着囚徒困境的社会里，合作行共同体将使理性的个人能够超越集体行动的悖论。”（p195）

帕特南向我们阐明，意大利南部居民拒绝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并非因为南部居民无知或缺乏理性，而是因为其自身公共精神的匮乏。

第二节 社会资本、信任和轮流信用组织

帕特南指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为而提高社会的效率。而在一个继承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自愿的合作更加容易出现。

作者用“轮流信用组织”为例，向我们说明了，“合作的基础是合作参与者所能够切身感受到的极其真实的共同价值理念，而不是鼓励人人团结的普遍信念，或者是有机的社会概念。”（p197）“获得一个好名声，是人们从参加这一组织中所得到的重要副产品，剩余的不确定性和违约的风险，被强大的规范和密集的互惠性参与网络降到最低”。（p197）

但是，帕特南也指出，在小规模的紧密相连的共同体中，良好合作的建立是基于“厚信任”也就是对当事人的熟悉而产生的信任之上的。然而，大型的和更为复杂的结构，需要更多非私人化或间接的信任。那么，私人的信任是如何才能转变为社会的信任呢？

第三节 互惠规范与公民参与网络

帕特南认为，“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社会信任来源于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p201）其中，规范是由于行为具有“外部性”而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来维系的。增强社会信任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发展则是因为它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合作，即“互惠规范”。互惠规范又包括均衡的互惠和普遍化的互惠。（p202）其中，“普遍化的互惠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p202）

而有效的普遍互惠规范则可能与密集的社会交换网络有关，人际互动会提供有关他人的可信性信息，且相对成本较低，可靠性较高。任何社会，都存在正式或非正式的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或者水平的、垂直的。然而，由于信息的垂直流动不如水平流动可靠，因此，即使庇护-附庸关系也包含有人际交换和互惠义务，但由于这种流动是垂直的，义务是不对称的，因此不论是庇护者还是附庸者都容易出现投机行为，即前者的剥削对后者的剥削、后者对前者的逃避义务。

帕特南承认，他对公共网络之有益影响的解释，在有些方面与其他政治经济发展理论相悖。如奥尔森的《国家的兴衰》中所持的“强社会弱经济”、另外一些学者的“强社会、弱国家”理论。但帕特南强调本书的观点是“强社会、强经济；强社会、强国家”。

第四节 历史与制度绩效：两种社会均衡（对之前观点的大总结）

在对前面观点进行一个总体总结下，帕特南进一步提出，“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累计性。”“这表明，至少存在着两种广泛的均衡，所有面临集体行动问题的社会即所有社会，往往都会朝着其中之一发展，而且均衡一旦实现，往往会自我增强。”（p208）

帕特南认为，“个人是以理性的方式对历史所赋予的社会环境做出反应，而正是这些个人加深了社会的病变。”（p210）

这也即是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帕特南借用诺斯的话，总结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在起作用，不追溯制度的渐进发展，就无法理解今天所面临的选择。但这只是刚刚起步，要找到更好的答案，需要对文化衍生出的行为规范，以及它与正式制度的互动方式，有更多的了解。”（p213）

第五节 意大利地区试验的教训

一、社会环境和历史深刻的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

二、改变正规制度能够改变政治实践

三、制度历史大多发展的很缓慢。就制度建构而言，时间的计量单位是10年。

“建立社会资本是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p217，正文最后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