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价值与地位为主题论文（最终五篇）

第一篇：故宫价值与地位为主题论文

故宫的价值与地位为主题的论文

故宫的价值与地位

故宫是什么？是紫禁城，是皇室藏品，是曾在这里发生过的人和事，也是这几方面所组成的文化整体。故宫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以及特殊的地位。认识了它的价值及地位，才能说了解了故宫，也才能明确故宫在当代的意义。

故宫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对它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研究的过程。80 多年来，对故宫的认识经过了四个阶段。

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又叫紫禁城，中间虽经多次重修和扩建，但仍保持了初时的格局。从 1420 年建成至 1911 年清朝统治结束，491年间先后有 24 位皇帝在此居住并执政。

皇宫是封建帝王发布政令的统治中心和豪华生活、奢侈享受的.所在，因此总是力求宏大壮丽。西汉初年，天下还未定，萧何便大发民役营作未央宫，“壮甚”，汉高祖刘邦以为过度，怒责萧何，萧何回答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听了大悦。因此，宫殿营造的指导思想是儒家礼制，是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它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巩固人间社会政治秩序，特别是体现统治者的权威与财富，也象征着封建王朝的强大。唐初骆宾王有诗说：“山河千

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的诗句，使人们感受到唐代大明宫早朝时的庄严、帝王的尊贵以及唐王朝的威仪。

宫殿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发展最为成熟、成就最高、规模最大的一类建筑，故宫则是历代宫殿建筑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现存的唯一实例和最高典范。故宫城墙以内的面积达到 72 万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 16.7 万平方米。紫禁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意义，体现了“皇权至上”的伦理思想。它的规划设计是附会封建宗法礼制的，继承了传统的宫城、内城、外城的三重城制度，居都城中央。有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乾清门、乾清宫等五门三殿。明代三大殿等南部建筑为“外朝”，以北建筑为“内廷”，乾清门内及乾清宫之廷为“燕朝”，也就是所谓的“寝”。总体规划布局仍可见“五门三朝”、“前朝后寝”、“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体现儒家的理想和封建礼制。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在紫禁城建筑中也得到运用。

如果说，秦汉宫殿主要是通过高台建筑形式追求“非壮丽无以重威”；那么隋唐宋元以来，则通过纵向排列，从空间序列上取得整齐、庄重、威严的艺术效果；而紫禁城正是将以往的实践经验兼收并蓄，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宫殿建筑的典范。在建筑布局上，故宫强调所谓“中正无邪”，即中轴对称的方式，从永定门开始，经前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殿、景山、地安门、鼓楼、钟楼，北京城市和皇家建筑形成一条长约 8 公里的中轴线。故宫在这条中轴线的中部，其中最重要的建筑外朝三殿和内廷三殿都座落在这条中轴线上，其余建筑则对称布置左右，形成强烈的反差与对比。同时以层层推进、步步深入的手法，给人以深远、悠长之感。太和殿是整个宫殿建筑的中心，它不仅占据了最主要的建筑空间，而且在布局和建筑上还调动了种种手段来衬托它，集中体现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封建威权，“非壮丽无以重威”在此得到绝好的印证。故宫修成后，当时的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作了《皇都大一统赋》称颂：“萃四海之良材，伐南山之巨石”；“以相以度，以构宫室。栋宇崇崇，檐楹秩秩。以盖以覆，陶冶埏埴。以绘以图，黝垩丹漆。焕五彩之辉煌，作九重之严密。”“超凌氛埃，壮观宇宙。规模恢廓，次第毕就。奉天屹乎其前，谨身俨乎其后。惟华盖之在中，竦摩空之伟构。文华翼其在左，武英峙其在右。乾清并耀于坤宁，大善齐辉于仁寿。”“左祖右社，蔚乎穹窿；有坛有庙，有寝有宫。”

作为皇宫的故宫，是皇权的象征，是封建王朝的中枢所在地，成为鲜明的政治符号，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庄严、肃穆，也充满神秘感。

第二篇：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以新的视角拓展毛泽东思想研究新视野，挖掘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恒久魅力。20世纪中叶，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开辟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使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深刻变革。毛泽东思想教育、哺育、影响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中华儿女，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深深地融入我们的血液之中。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早已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推移、时代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术界和理论界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进行深入研究。

一、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开辟伟大历史新纪元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宏观上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从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来把握，二是从毛泽东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历史功绩来定位。

从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这一理论层面来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认识和理解：

第一，正确认识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从党的文献来看，对于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的阐述比较严谨的有三次：其一，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正式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这些论断充分揭示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民族化的结晶。其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并论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现在所通常采用的就是该决议。邓小平在领导这个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反复地强调这个决议的核心就是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在粉碎“四人帮”、批判“两个凡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后，中国社会面临着两个课题必须回答：一是中国向何处去；二是如何科学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二者密不可分，其中关键就是如何科学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兴旺发达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以集体智慧，经反复斟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做出定义性的科学论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次阐述与七大时的阐述没有原则的不同，但也有很大的差别，表述中有两个创新之处：一是增添了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据此，毛泽东晚年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显然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因为是被实践证明完全错误的理论。这就把作为科学概念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个人晚年的错误思想区别开来，让我们能够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排除了对毛泽东思想采取语录式机械式的运用、使其神圣化教条化的错误。其三，党的十五大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和评价又有两个创新之处：一是把毛泽东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强调指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二是把毛泽东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主体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是国家与革命学说、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以及“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中的思想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创造性地丰富发展的理论结晶。其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实质是剥削阶级镇压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所以，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革命阶级只有掌握了国家政权，才有可能实现革命的最终目的。无产阶级必须坚持暴力革命原则，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其二，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告诉我们，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般地反对本国资产阶级，而是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因此，无产阶级要联合本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共同的敌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明确指出了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道路和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基本策略，这些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党的二大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制定了最低纲领；二是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为国共第一次合作奠定了的基础。其三，列宁“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中的思想理论。1905年列宁面对俄国革命的新形势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只有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够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应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在民主革命阶段要与资产阶级作必要的妥协。上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第一次阅读《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后得到了深深的启发和教育，并把书送给彭德怀。据彭德怀回忆，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后来党内有人犯了“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又和彭德怀说，如果早得到这本书，我们就不会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第二，正确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著名报告，其中

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就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并强调它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要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代替洋八股和教条主义，以民族语言形式来表述。根据毛泽东字里行间的叙述和历史经验的实际来看，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上主要取得两点共识：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反对教条主义；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比较特殊，主要指中国的社会性质，当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现在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当然，还包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用一句话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

第三，正确理解历史性的飞跃。按哲学观点，飞跃系指量变到质变的突变过程。历史性的飞跃是把哲学的概念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把飞跃引申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系指解决重大历史性课题，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性跃进，用以表述毛泽东思想，更彰显出它伟大里程碑式的历史地位和恒久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性课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历史课题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此必须解决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这个道路怎么走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地解决了近代百年史上从未解决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在这之前虽有结合，但不能说是飞跃。而标志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完成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此后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第一次飞跃后继续丰富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也曾经提出第二次结合的思想，探索如何在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遗憾的是探索中没有完全取得成功，甚至出现了曲折和错误，第二次结合并没有实现。

总结这三点可以得出一个科学结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上面三点是正确理解这个结论的前提基础和思想起点。

二、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从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群众路线。毛泽东坚持运用并发展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群众路线。毛泽东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等，都是群众路线的运用和发展，已经成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不可须臾离开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二，矛盾分析方法。毛泽东特别强调辩证法，并熟练运用在他的日常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在总结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用中国的话语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毛泽东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等的深刻阐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矛盾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即矛盾的特殊性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也是毛泽东矛盾分析方法的最佳运用。新时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四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实施，均衡发展、统筹发展、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对毛泽东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第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集中体现，是贯穿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是坚持毛泽东奠定的党的思想路线的结果。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都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这一根本性的思想武器。

综上分析，我们加深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并将更加坚定地拥护毛泽东思想在我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

第三篇：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价值与历史地位

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价值与历史地位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意蕴深邃，风格朴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多年来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给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革。从这一理论形成以来、特别是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召开以来，理论界对其在内容上的丰富性，思想上的创新性、深刻性和体系上的相对完整性，已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和卓有成效的探讨。相比之下，关于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价值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的研究却较薄弱。本文拟就此提出如下概略性意见，供学界同仁指正。

一、邓小平经济理论初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

举凡社会科学，无不是以揭示其特定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为己任的。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和成功之处在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时代眼光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那么，作为它一个重要部分的邓小平经济理论，其首要的科学价值也在于比较系统地初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

通观邓小平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在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问题时，总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符合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坚持以富民为目的，在各种建设与发展问题中抓住生产力发展这个决定性问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关联和互动中探求发展的动力与机制，从发展的目标与阶段、速度与效益、产业关联、科技与经济等诸方面的关系上疏理经济发展的战略原则和指导方针，从而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出发点上，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道路。我国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是，现在还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逐步摆脱不发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需要年。在我国，搞经济建设，求经济发展，必须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也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经验。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地位上，坚持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要求生产力要有更快更好地发展。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扭住这个中心不放。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制度保证与目标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两条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应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调节手段上，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要坚持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加强宏观调控，把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外部条件上，主张走开放发展之路，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我国的经好范文版权所有济发展。对外开放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对外开放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要办好经济特区，使其成为引进国外技术、管理、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改革的窗口。

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与方针上，要实行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第一步，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暖饱问题；第二步，到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要突出重点，带动全面，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依靠科技教育发展经济。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在经济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上，既要突出和保证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又要坚持经济与社会、经济

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经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同步前进。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经济建设与发展有一定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

总起来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方向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根本任务与发展目标、发展过程

与最终目的的统一，贯穿和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要求。

由于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就使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呈现为一个建立在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基础上的，具有一系列符合中国特定国情、反映时代特点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机制做保证，其基本运动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客观历史过程。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就不再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单纯依照领导人物的主观判断随意运作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发展由此被置于坚实的基础——具有客观运行规律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基础——之上。

由邓小平经济理论所初步揭示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规律的正确性，已经和正在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不仅解决了普遍贫穷问题，而且基本实现了从暖饱到小康的跨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历史创造的主动性和自信心。之所以如此，就因为邓小平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船导入了正途，引导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与发展中找到了规律，获得了较多的自由。

二、邓小平经济理论为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供了认识坐标

社会主义由理论向实践的跨越，从俄国年十月革命迄今，已有多年历史。在这期间，社会主义既经历了二战后由一国变为多国的大发展，也经历了世纪年代末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造成的大面积倾覆，更出现了自年代以来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历史景观。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原因很多，经济没搞好是一个重要原因。经济是基础。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的路子是否对头，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国运的盛衰。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加以总结，对于更清醒地选择建设道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纪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以什么为认识坐标？像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类的“新思维”当然不行，单纯从马、恩的本本出发也不行。正确的选择只能是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邓小平经济理论作为价值判断坐标。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多年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论。只有以这个理论作为判断成败得失的标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以邓小平经济理论为指导，分析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起码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搞经济建设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首先在于它提供了观察和认识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点就是邓小平同志一再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列宁是一位善于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的伟大革命家。但在十月革命后领导俄国经济建设过程中也曾有过正反两方面经济教训。他曾先后领导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前者虽然适应了战争的需要，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但在经济上包含着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过早搞共产主义式分配等因素，脱离了俄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情，因而不完全成功。后者则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自由贸易，调动农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比较符合俄国国情，因而取得了成功。邓小平在谈到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成就时明确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其次，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之后，必须迅速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始终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生产力均有迅速和巨大的发展。但有两种情况的出现曾严重影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导致“中心”错位。一是大搞阶级斗争。斯大林曾于年后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大搞党内清洗。毛泽东于世纪年代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二是生产关系剧烈变动和升级，追求一大二公三高，急于向发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过渡。结果，贻误了经济建设，没有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以别的什么为中心；只能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而不能以其他来代替这个根本任务。

第三，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认为，商品经济是与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的一种经济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商品经济就会消亡。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认识不符合社会生活发展的实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因此，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武器、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武器，而不是祸害。

第四，社会主义经济应当走开放发展之路。社会主义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在同资本主义的合作、竞争和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能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同资本主义做斗争的同时，加强同资本主义的合作和竞争，走开放发展之路，是关系社会主义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在经济国际化和知识经济、网络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开放发展更是必然趋势。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在战后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依赖“经互会”搞内部交流，中国一段时间内不能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批“洋奴哲学”。这都助长了孤立主义，影响了经济素质提高和经济高速成长。教训是深刻的。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大力倡导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强国之路。证明了开放发展之路不是可走可不走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五，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切实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处理好重大比例关系。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的起点普遍较低，革命胜利后，出于各方面的需要，大都执行了一种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有其积极的作用。但不分条件地长时间执行这一战略，则造成了许多重大经济关系的失衡。主要是：过分注重生产资料生产；忽视生活资料生产；积累率过高，积累与消费失衡；经济发展的速度高，效益差，人民得实惠不多；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基础不牢。以苏联为例，年（斯大林逝世）与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比，生产资料工业生产增长了倍，消费资料工业增长了倍，农业增长了倍。农、轻、重增长速度之比为∶∶。粮食产量年还比年减少了吨［］。此后苏联虽然在农业发展上着力不少，但成效一直很差，为了同美国争霸世界，以军工为龙头的重工业比例一居高不下。在这个方面，中国在建国后的前年中也有很深的教训。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制定了分三步走、用年时间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工作中既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始终坚持速度、效益、质量的统一，坚持以富民为目标；既强调发展新兴产业，科技先导，又不放松农业的基础地位，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说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正确处理好重大的比例关系，把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搞对头。否则，则欲速不达，事倍功半。

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归结起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和建设方向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和时代眼光，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指明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目的，从而廓清了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种种谬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认识。在这一新的认识指导下，邓小平还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观点，大胆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的根本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通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样，邓小平就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出发，以实践为依据，成功地总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世纪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并初步作出了系统、科学的回答。

三、邓小平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在发展。邓小平经济理论作为成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初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理论，同时也就必然成为能够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未来实践发展指明基本方向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庄严宣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充分表明了，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将长期坚持邓小平经济理论指导的决心和必然性。

鉴于邓小平经济理论还在发展中，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内部条件都会有变化，在考察邓小平经济理论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意义时，应着重从更具一般意义的理论层面上加以把握，既要坚持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具体理论观点，更要坚持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把握其精髓。

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国情特点的经济建设道路。在这个前提下，还应遵循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指导，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如下重大关系。

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初级阶段，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经济上去了，一切经济社会问题会迎刃而解。但要牢记，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利益，发展人民的利益，达到共同富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或如马克思所说，是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的发展由贫穷——温饱——小康——富裕，进而达到全面、自由发展状态，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核心是人的发展。必须把两者统一起来，使人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使经济发展为人的发展服务。

发展生产力与解放生产力的关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抓住不放。但是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生产。当着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性质及其发展需要时，这种生产关系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这就需要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又要坚持改革，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既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需要任意提高、随意变革生产关系，也不能固守已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不变。要善于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合理调节，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经济制度完善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必须坚持，不能动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长期稳定。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则要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不断加以改革调整。不坚持和稳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和基本点，改革就会走偏方向。不改革经济体制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能很好地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改革，必须正确把握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区别和联系，掌握好变与不变的辨证法。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搞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充分运用价格、供求、竞争等调节机制和杠杆提高资源配置效益。这是积社会主义经济在本世纪发展的基本经验而得出的认识。对此，应坚定不移。但市场机制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短期利益指向等。基于这一原因，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加强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要通过计划手段的合理运用，如合理确定发展目标、制定发展规划、搞好总量控制、抓好重点建设等，实现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结合，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灵活、高效和经济运行的协调、稳定。

速度、效益、质量的关系。社会主义建设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使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速度。但不能不切实际地追求高速度。我们所要的是有效益的、没有水分的、扎扎实实和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速度。只要产品质量好，经济和社会效益高，发展速度越快越好。只有实现速度、效益、质量的统一和结合，才会有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科技、教育的关系。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将日益突出。社会主义经济的未来发展必须紧紧依靠科技和教育，自觉地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要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科技进步，尤其应注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经济与科技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教育发展必须跟上。科技教育要通过构建充满活力的体制和机制，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以经济、科技、教育的良性互动与有机结合，加快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发展动力，稳定是发展与改革的基础，三者互为条件。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发展中，既要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各项配套改革，又应注意研究改革的方式，方法，尽量减少改革成本，避免过大的社会震动。切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和群众的承受能力，过急过频地搞生产关系变动。应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比例关系和利益关系，兼顾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最大限度地消除一切不稳定因素，为改革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发展与改革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推进发展与改革。

总之，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着眼于邓小平经济理论与未来经济建设实践的结合，着眼于邓小平经济理论基本立场、观点的应用，通过对影响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关系的正确认识、分析和处理，不断赢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发展，新成就。

四、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诞生以来先后形成了互相联系的两大部分。一是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己任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这一部分的理论任务是由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来承担的。虽然，资本主义至今仍在发展之中，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也还在继续和深化，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其理论的严整、科学却是不容置疑的。在千年交替之际马克思在由西方权威媒体根据公众意见遴选的千年思想家中名列榜首，充分说明了他的科学思想——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思想——至今仍受到包括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民众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认可。

另一个部分是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己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部分的一些理论原则是由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作为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提出来的。其基本理论形态和体系则是在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后，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从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至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生存发展了多年。在这多年中，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先后经历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年月至年代初社会主义在苏联—国实践阶段。这一阶段产生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了斯大林经济学说。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特别是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探索和晚年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国情的结合，提出了若干有别于马恩预测的新思想、新观点，极具科学价值。但由于他领导俄国经济建设时间短，逝世过早，探索没有进行到底。斯大林经济学说是斯大林在长期领导苏联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是苏联多年经济建好范文版权所有设经验的反映。这一学说集中体现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全面贯彻于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由于这一学说所反映的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在那个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上具有原创性和唯一性，且理论系统、体系完整，因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上产生过重大而广泛影响的理论形态。这一学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传播苏联经济建设经验，鼓舞社会主义者的信心和斗志，培养经济理论骨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抹煞。但由于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自身具有的历史局限性，由于这一学说总起来看只不过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写，排斥商品经济，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具有明显的理论和历史的局限性，已不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需要，被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多国实践及理论探索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对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斯大林经济学说先是学习、照搬，继而是批判、探索。苏联自身从年代后期开始也对原有体制进行了调整改革。中国在成功地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之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探索。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八大上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此后，又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商品经济、现代化建设目标、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以及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管理经验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正确意见，形成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也造就了一批思想活跃的经济理论家，产生了一批各具特点的探索性改革理论。利别尔曼（苏联）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改革思想、卡德尔（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和自治制度理论、奥塔·锡克（捷克斯洛代表）的“第三条道路”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理论、布鲁斯（波兰）分层决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科尔奈（匈牙利）的短缺经济理论等，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这一阶段的探索总的取向是批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探索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主张给企业以经营自主权，扬弃苏联式的重重轻农、重生产资料生产、轻生活资料生产的建设路子，主张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由于这一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各国均未根本摆脱苏联经济模式和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作为现实经济运动过程反映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还是分散的，不系统的，远未实现根本性变革和创新。其积极作用是，为以后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发展提供了前进的基础和丰富的思想素材。

第三阶段是从年代末至今，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剧烈震荡。作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发源地的苏联和东欧各国政治经济改革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宣告失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因此走到了历史尽头，宣告了失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从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发展低潮和逆境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实现了全面创新和发展，其标志就是作为邓小平理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产生。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是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眼光总结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本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在总结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已被中国这个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正确的理论。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时曾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同样，我们也可以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历史地位作这样的评价：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的最新发展。

邓小平经济理论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是因为：

第一，邓小平经济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继承借鉴而不照抄照搬，走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道路，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法的新内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思想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遵循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的精髓。邓小平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析国情，观察和思考中国经济建设道路问题，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进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划了分三步走、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了诸如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提高质量，讲求效益，抓战略重点，重视农业和基础产业，优先发展科技教育等一系列理论和政策，解决了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问题。邓小平经济理论主张，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注意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意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但搞本本主义、照抄照搬别国情经验从来不能成功。正确的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大胆探索，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道路。

第二，邓小平经济理论坚持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整体思考和把握中，探索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和科学回答，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内容发展的新方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论证并研究其实现的经济条件的科学。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回答表明，我们要实现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具有经济的性质，是一个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客观经济运动过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今后发展的方向，就是依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揭示在生产力解放发展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然性及其条件和机制。这样的经济学从根本上区别于鼓吹或默认阶级剥削及两极分化合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也不同于鼓吹普遍贫穷，忽视生产力发展，急于搞生产关系变动，只讲速度不讲效益，忽视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以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生产力解放发展为基础和动力，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以经济关系的平等为特征的经济学。

第三，邓小平经济理论坚持从社会主义发展全局出发观察世界经济发展大势，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得失，对困扰和制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若干关键问题作出科学判断，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新突破。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国力的竞争，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市场机制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制度文明对经济运行发展的有效调节和积极促进作用不可替代。而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恰恰在这些事关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上，缺乏锐敏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囿于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失去应有的生机和活力。邓小平同志站在历史发展的潮头，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出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先后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引致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刻变革和发展，使这一理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原则又体现了时代特点，较好地适应了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要。

第四，邓小平经济理论比较系统地回答了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初步揭示了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新形态。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出发点、地位、制度保证与目标、调节手段、外部条件、战略方针、经济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自始至终贯彻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是涵盖社会主义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个环节以及生产力理论、所有制理论、分配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等各个部分的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他留给我们和我们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从形式上看，邓小平经济理论没有表现为大部头的专门著作，没有至玄至深的理论思辨，也缺乏一般学术专著中那种概念提出、转换和逻辑推演的系统过程，但它却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产生的、“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是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给以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才是符合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人民利益需要的“真正的理论”。对此，我们一定要珍惜它，很好地学习它，充分发挥它指导实践、指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的作用。

第四篇：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摘 要: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推动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保障了抗日 战争的持久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奇耻大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和进步,促进了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加快了中国的民主革命的进程。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形式,通过对等谈判处理两党关系的合作途径,“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基本经验,对新时期推进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中国;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历史地位;现实价值

从 1937 年 9 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中 共合法地位的庐山谈话开始,到 1947 年春国民党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的办事处全部撤退为止, 第二次国共合作历时 10 年,贯穿于 8 年抗战历史的始终。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本对华侵略不断加 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求同存异、相忍为国、相互作出妥协的结果,是在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 历史事件。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实现近代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进步和人民革命,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历 史贡献,对新时期推进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关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①。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

(一)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前,中国政治局势的基本特点是四分五裂、两党尖锐对立。那时候,“我们国 家不特科学落后,即是真正的统一也没有完全达到” [1]。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在名义上归于统一,但随之而来却是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和派系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 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中国政局更加混乱,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对蒋介石不满,要求改变误国 政策;谋图割据的地方军阀乘机制造分裂,摆脱中央政府控制;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残酷镇压和屠杀共 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两党及其政权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围剿”和“反围剿”成为两党斗争的主要形 式。国家的分裂,两党的对立和日本侵华的深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严峻形势,对中华民族提出了实现国家统一和各派力量联合的迫切 要求。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多次呼吁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中国国民党也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和敦促下,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走上了联共抗 日的道路,最终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普遍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 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等党派,都先 后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并对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 7 人从国民党监狱 获释后,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战大团结,更加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各地方实力派也捐弃前 嫌,不念旧恶,停止内争,一致抗日。在面临日本灭亡中国的大是大非面前,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 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保障了抗日战争的持久坚持和最终胜利

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没有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中国的抗日战争,从 1931 年“九一八

事变”后就 开始了。但那时的抗战,或者是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或者是国民党方面的某些爱国将领单独进行的,或 者是各界民众自发组织的,都只是局部的抗战。只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才真正实现了全民族的 团结,才使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转变为全民族的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在中国出现了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两个战场,即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 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军队的英勇作战和相互配合,有力地保障了 抗日战争的持久坚持和最终胜利。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配合是十分明显的,不仅有战略上的 配合,而且有战役上的配合。那时,“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曾有相当数量在前 线的国民党军队及地方系军队对敌人进行过积极的抵抗” [3] ,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过淞沪会战、忻 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打了不少胜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积极配合正 面战场的作战,予敌以重创。正面战场的作战,不仅打破了日寇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而且支 持和掩护了共产党军队敌后战场的开辟。对此,毛泽东曾有过高度评价:“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 便无以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场;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出于总体战略的考虑,对日抗战日渐消极,反共活动日趋积 极,并制造了如皖南事变这样严重的军事冲突。由于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继续维持,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继续对日作战,先后进行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 18 次重 大会战。正面战场的作战,不仅打击和消耗了侵华日军,也减轻了日军对敌后战场的压力,为抗日战争 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国民党抗日日渐消极之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敌后战场发展成 为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敌后军民的英勇作战,牵制了 60% 左右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在 8 年 抗战中,敌后战场对敌作战 12.5 万次,消灭日、伪军 171.4 万人,其中日军 52.7 万人 [5]。敌后战场的英 勇作战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势力,而且“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 支持了长期的抗战” [2]942 ,对打败日本法西斯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在抗战 6 周年纪念宣言中曾经指出“整个中国战场上:, 6 年的作战,实际上被划分为正面 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 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 [6] 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没有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没有敌 后战场,正面战场难以坚持;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也难以开辟和持久。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相互依 存、相互支持,才使中华民族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洗雪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奇耻大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国共合作进行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完全胜利、日本法西斯的最后失败而结束。这是近百年来 中国人民反对外敌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中国近百年 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受尽外来侵略、凌辱的历史。帝国主义列强连续不断、愈演愈烈的侵略,是造成近代 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它们或联合或单独对中国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野蛮战争,逼迫中国政府签 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侵犯中国的主权,割占中国的领土,掠夺中国的财富,把中国推向山河破碎、人民受难的衰败境地。抗日战争的胜利,打破了近代中国在抵抗外敌侵略中屡战屡败的向例,洗雪了近百 年的民族耻辱,不仅把给中华民族造成最大危害的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而且为最终推翻一切帝国 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国共合作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始终是东方反对日本 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它发动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中国人民以长期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 大部分陆军和大量空军,既牵制日军使其不能北攻苏联,又大大减轻了日军对太平洋战场美英等同盟国 的压力,并支援了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在战略上有力

地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 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而调往其他方面来作战? 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 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 举行一个大规模夹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7] 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成就,中国的国际威望与日俱增,国际地位空前 提高,其突出表现有三:(1)中国战区的设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的地位更加受到反法西斯盟 国的重视。1941 年 1 月,经罗斯福提议,在中国战场及缅甸等东南亚战场设立中国战区,蒋介石任最高 统帅;(2)“强国”地位的确立。1942 年 1 月,在 26 国参加签署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中,中国同美、英、苏三国共同领衔,中国“四强”地位得到初步承认。1943 年 10 月,中国被列为莫斯科会议“普遍安全宣 言”的四大发起国之一。1943 年 11 月的开罗会议,进一步确立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大国地位,并 为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基础;(3)不平等条约的废除。1942 年 10 月,美英为 表示对中国抵抗侵略之崇敬,加强相互间之团结,分别通知中国政府,表示愿意立即废除在华领事裁判 权及其他有关特权。经过三个月谈判, 1943 年 1 月,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相继签字。此后,其他国家如 巴西、比利时、卢森堡、古巴、加拿大、瑞士等国也相继发表声明,放弃在华特权,重订平等互惠条约。无 论是中国战区的设立,“强国”地位的确立,还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从根本上讲,都是国共合作为基础的 中国军民长期浴血奋战的必然结果。

(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和进步

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共产党的影响,容后再论;这里仅论对国民党和中间党派的影响。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民党的发展和进步。这主要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结束了全国的分裂局面,共产党、中间党派、地 方实力派等各派政治力量纷纷捐弃前嫌,拥蒋抗日,国民党的政治地位、政治威信得以提高;国民党组织 获得较大发展,党员和党部组织的数量有较大增加;在政治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和进步。国民党 在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进步,主要是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比较积极,抗战还比较努力,它 的若干举措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而得到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支持。此后,国民党方面 虽有倒退,对日抗战日渐消极,专制独裁更加严重,但在抗战胜利时,由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胜利, 其政治影响达到历史的高点。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日渐下降。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 段后,由于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由于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 集团,虽然还继续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限共、独裁、消极抗日倾向明显增 长。限共方面,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解决共产党问题。为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 的发展,国民党曾掀起多次反共活动,甚至发动如皖南事变这样的军事进攻;独裁方面,国民党继续坚持 ***和个人独裁,强化法西斯统治和特务活动,打击破坏民主运动的开展,拒绝“民主联合政府”的 要求;对日消极方面,秘密和日本方面进行交涉,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对日作战中主动出击越来越少。特别是在抗战后期,国民党的反动和腐朽更加暴露无遗,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日渐下降,虽然因 为抗战的突然胜利曾使国民党政权一度信誉大增,但却最终无法改变其积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二 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影响与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密切相关。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国民党 重视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就会从中受益,当国民党漠视甚至破坏国共合作时,国民党也会从中受到严重 损害。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逆转就是最明显的证明。

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中间党派也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有三:(1)使中间党派获得了公开活 动的政治舞台。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前,国民党实行一党训政,禁止并镇压其它任何党派的活动,“七君子 事件”就是显著的一例。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在事实上承认了

共产党合法地位的同时,也被 迫在事实上承认了各中间党派的合法地位。这样,各中间党派便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政治舞台。(2)推动 了中间党派的进步。中间党派拥护、支持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团结御侮,抗日救国”。但对国民党和 共产党的态度上,却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抗战初期,中间党派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对蒋介石的合作诚 意估计过高,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 共”的政策,连续制造反共摩擦,同时对中间党派也无情镇压,中间党派开始对蒋介石产生怀疑,并逐步 同情和靠近共产党。抗战后期、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更趋反动,中间党派对蒋介石又有了进一 步的认识。(3)促成了中间党派的团结和壮大。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和 斗争。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以及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高压,促使中间党派走上 了联合之路。1939 年 10 月,乡村建设派、国家社会党、中华职教社、中国青年党、救国会、第三党及无党 派人士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 年冬,为加强团结合作,调解国共冲突,谋求自身发展,又改 组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 年 9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中国民主同盟,许多无党无派人士参 加了这个组织,民主党派的力量进一步壮大。

(五)促进了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加快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

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走向全面成熟,党的政治威信和影响空前提高,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1)中国共产党走向全面成熟。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不依赖别的国家或国际指导中心的发号施令,独立地科学地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深入地研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政治上,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在思想上,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在组织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2)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信和影响空前提高。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前,共产党主要活动在一些偏远和落后地区,长期遭受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剿”,广大国统区人 民对共产党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地位得到承认。特别是共产党始终坚持为维护全国团结抗日、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使大多数中国人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也明显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正如周恩来所言:“在 1941 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 1945 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到抗战胜利时,在全国人民中,谁都承认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国内的两大政治力量了,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由于世界各国对中国共产党了解的增多,中国共产党开始引起美国等国家的关注,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共代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代 表大会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开始步入世界舞台;(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团结、抗战、民主的大旗,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敌后抗日斗争,主张民主建国,从而赢得人民的信任,发展了自己的力量。第二次国共合作前,中国共产党只有 4 万多党员和 4 万多人的军队,而到抗战胜利时,已发展成为拥有党员 120 多万、军 队 120 多万的大党,建立了近100 万平方公里的 19 个根据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不仅有 力地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现实价值

(一)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形式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以党外合作的形式进行的。由于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政治信仰不同, 由于国共两党各自拥有独立的军队和政权,因而在合作中便出现了一国之内两种

政权、两种军队的局 面。在党派问题上,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与国民党合作而不合并,在承认 新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须并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同时,仍然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军队问题 上,共产党愿意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但同时保持共 产党的独立指挥权;在政权建设上,共产党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两个政权的敌对状 态,但在边区政府和各地抗日民主政权中,执行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让人民当 家做主;在经济上,共产党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政策;在文化上, 共产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样,国共两党在团结抗日的同一目标基础上,实行在一个国家 内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实践证明,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方式,是国共两党合作抗 战的最好方式。尽管这种合作出现过重大曲折和危机,但终究保持了全民族的团结,赢得了抗日战争的 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 构想,江泽民、胡锦涛也反复强调,按照“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新时期 的“一国两制”和抗战时期的“一国两制”具有许多不同的内涵,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在抗战时期,为了中 华民族的解放,国共两党实现了“一国两制”的合作,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 期,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共两党理应再度合作;而抗战时期“一国两制”的合作形式为第三次国 共合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二)通过对等谈判处理两党关系的合作途径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几乎所有重大矛盾和纷争,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 事上的,都是通过谈判来解决的。尽管这些谈判内容每每不同,分歧比比皆是,但谈判的目的却十分明 显:就是为了实现某种程度的谅解与妥协,为了保持某种形式的和平和合作。(1)两党谈判促成了第二 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相继 调整了自己的政策。从 1935 年底开始,国共两党开始了秘密接触,双方就合作抗日问题开始了艰难的 交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领导人开始了直接谈判,先后进行了西安谈判、杭州谈判、两次庐 山谈判、南京谈判。尽管谈判远非尽如人意,但两党的谈判毕竟表明双方合作抗日的诚意,增进了相互 之间的了解,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并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2)两党的谈判维持 了两党的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由于国共两党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地位和社会 基础,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远未解决。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就曾发动过三次反共浪潮。但是,由于 两党始终在努力维护着双方之间的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双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又总是通过谈判的途径 来协调和解决。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继续通过谈判来解决和平建国问题,并实现了国共两党最高领导 人的直接谈判,使两党合作达到历史的最高峰。两党的谈判,维系了两党长达十年之久的合作。(3)国 民党在谈判中的不平等立场,严重损害国共两党的合作,并最终导致了国共两党的分裂。在第二次国共 合作中,国民党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的立场,采取“融化共党政策” [10] ,极力设法做到“编共 而不容共” [11] ,特别是控制共产党的军队,表现在谈判之中,就是始终不以对等的态度来进行谈判。这 样,谈判也许可以解决两党之间的临时矛盾和冲突,但却不能根本解决两党的关系问题,从而严重地损 害国共两党的合作;也正是因为国民党的这种态度和立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通过对 等谈判处理两党关系问题,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历史经验。这一合作途径教训,同样为第三次国 共合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三)“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基本经验

国共两党是近代中国两个实力最强大的政党。中国之命运如何,两党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顺应历史潮流,捐弃前嫌,合作抗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 大胜利。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以一党私利出发,逆历史潮流而动,发动内战,最终落败而逃。第二次国 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两党合作,相互发展,历史前进,民族之幸;两党分 裂,必战火连年,人民受难,两党受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腾飞,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作出更加辉煌的贡献。

第五篇：《诗经》的经典地位与现代价值

《诗经》的经典地位与现代价值

演讲人：张中宇 演讲地点：重庆师范大学 演讲时间：2016年5月

作者：张中宇 《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5日 11版）

●从《诗经》选诗经周初到春秋中叶约5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诗经》无疑经过了历代多次编集的不断积累才最终成书，但孔子很可能是《诗经》最后的编定、校定者。

●周代诗人们对历史进步的高度敏感，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西周和东周共延续近800年的基业。

●“风雅”即《诗经》中风诗、雅诗融入广阔社会、民间，并提升其文化内涵的现实主义传统。“风雅”成为唐代诗人的主要标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在他们的诗篇或诗论中，推崇源自《诗经》的“风雅”“比兴”。

《诗经》的编订问题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做了两项与《诗三百》编订相关的关键工作。第一项是“去其重”，即在3000余篇诗中，去除重复，校订错讹，编成了一个文献意义上的“善本”。第二项是“取可施于礼义”，即进行选择，也就是说，《诗三百》是以儒家理想作为编辑标准进而形成的新的“精选本”，与孔子所依据的此前的各种文本，具有根本的不同。司马迁显然认定《诗三百》是孔子依据流传的大量文献重新“编定”，而非仅进行文献整理。东汉班固、王充，唐代陆德明，宋代欧阳修、程颢、王应麟，元代马端临，明代顾炎武等，均沿袭司马迁说。司马迁、班固、王充等，都是时间距孔子最近的汉代著名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可以依据更多、更可靠的调查和取证，来做出史学或诗学的理性判断。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其中最早对司马迁“删诗说”表示怀疑，认为先秦典籍中，所引《诗三百》以外“逸诗”数量相当有限，由此推测当时不可能存有3000余篇诗供孔子删选。南宋郑樵、朱熹也不相信“孔子删诗”。但这些“有限的怀疑”，并没有动摇时间更早的司马迁以来的基本判断。转折点在清代，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均否定孔子“删诗”说。由于否定者众，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论题的方向，也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现当代学者。这里需要指出，清代对“删诗”说人多势众的否定，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在清朝文字狱的重压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唯有回头翻检古籍，寻求发展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据的模糊，这就为疑古思潮留下了巨大空间。但章太炎、郭沫若、郑振铎均坚定支持孔子“删诗”说。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指出：“如无一个删选编定的有力的人出来，则《诗经》中的诗决难完整地流传至汉。这有力的删选编定者是谁呢？当然以是‘孔子’的一说，为最可靠，因为如非孔子，则决无吸取大多数的传习者以传诵这一种编定本的《诗经》的威权。”郑振铎这一段论述很值得注意，因为怀疑、否定孔子“删诗”说的一个显著缺陷，就是无法找到孔子以外可以编定《诗经》的人，《诗经》的编定于是成为“无主公案”，这正是疑古主义必然要走向的陷阱。和近、现代学者大多沿袭清代学者的疑古思潮不同，当代学者显然更为自信，对传统文化则更多尊重和接受，支持删诗说的学者更多。初步统计，近40年数十位学者发表的专题论文，近四分之三支持孔子“删诗”说，且这些论文多发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等重要期刊上，反对“删诗”说的论文基本上不见于重要专业期刊。从2012年到2015年共四年间，支持孔子“删诗”说的专题论文15篇，反对孔子“删诗”说的论文仅1篇。这个比例是很有说服力的，表明支持孔子“删诗”不断有新材料、新证据发现，而反对孔子“删诗”说很难发现新材料、新证据，只是在概念上重复一些质疑。近四分之三的巨大比例，意味着有必要反思清代以来的相关结论。

尤其是，司马迁“删诗”说描述了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时期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无异议，否则司马迁及班固、王充等，不可能不从历史的角度记载相关争议。“判案”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谁距离“现场”更近，谁的证据就更可靠。在《诗经》编定这一个争议中，距离“现场”最近的，无疑是墨子、司马迁、班固等，司马迁、班固还是公认的“良史”。表示怀疑的唐代的孔颖达，距离“现场”已经超过1000年，距离司马迁也有700余年，更不用说清代学者距离“现场”已经超过2000年。当代否定“删诗”说的学者多引《左传》中的“季札观乐”这条材料，来说明在孔子年幼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规模差不多的《诗经》选本。可是，汉代专治史学的司马迁、班固，不可能不精研《左传》，像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为何不采用这条材料？撇开这条材料的真伪不说，它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在孔子年幼时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诗三百”的选本：这条约700字的“观乐”材料，连“诗”这个字都没有出现！正是考虑到司马迁、班固治史学的严肃性，以及他们更接近相关事实等因素，“删诗”说不宜轻易否定。当然，在孔子“删诗”之前，还经过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相关的阶段性“整理”，孔子应该是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进行最终的编定、校定。即《诗经》的编纂，还是一个融合了群体智慧的综合性工作。

《诗经》的思想与艺术价值

《诗经》的思想艺术价值有多高？据统计，出自《诗经》原文和《诗经》诗句经过简化形成的成语就有150条以上，平均每2首诗就有1条成语，留下了许多今天仍然鲜活的语言形式及其承载的文化意绪。例如《周南·关雎》的“窈窕淑女”“求之不得”“辗转反侧”，《邶风·击鼓》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王风·采葛》的“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这些富有活力和凝聚深厚文化内涵，同时也相当程度凝聚着民族品格且十分精辟的成语，至今仍丰富、充实中华文化的血脉和语言库。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仅有的，即便《全唐诗》或精选本《唐诗三百首》，也无法超越这样的典范水平。

第一，《诗经》对当时社会政治、征战徭役、经济活动都有细致、深入的描绘，具有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学价值。

《诗经》对贤能的执政者表达了深厚的爱戴，例如《召南·甘棠》，诗中说那一株郁郁葱葱的甘棠树，是贤臣召公当年面向百姓公开处理政务和休息的地方，要永远保护好，不能损毁，由此可以推测西周早期政治风气及其与人民的亲近联系。不过《诗经》也有不少诗篇在总结教训、警醒执政者，像《大雅·抑》指出“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大雅·荡》指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还有不少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恶行和对残酷压榨、贪腐的痛恨，这一类诗篇如《鄘风·相鼠》讥讽“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魏风·伐檀》批判“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魏风·硕鼠》控诉“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誓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周人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对丑恶的严厉批判，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这一个时代延续近800年的基业。《诗经》的征役诗，尽管其中不少诗篇描写长年在外，为王征战，不能奉养父母，不能安居乐业，内心痛苦忧伤，但一旦国家遭遇外敌入侵，则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如《小雅·采薇》描写“岂敢定居，一月三捷”，《秦风·无衣》犹如军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豳风·七月》是《诗经》的标志性诗篇，它描写周人终年劳作、艰辛度日的境遇，几乎反映了那一个时代农业生产的全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从秋收天凉写起，严冬的酷寒，衣食的贫乏，作者对劳动者的同情以及人道主义精神，都跃然纸上。“同我妇子，馌彼南亩”“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七月亨（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一年的劳作、艰辛，当时的农业耕作、粮食品种，劳动间歇难得的聚会，对未来的期盼，写得栩栩如生，因而今天还能看到约3000年前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图景。对这首诗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新进展。这里略举一例。《豳风·七月》最后一段开头写道“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汉代毛亨注：“凌阴，冰室也。”历来都认为，这是描写劳动者在冬季凿冰，然后放入冰窖，以供夏天取用。这个理解有合理性，但也偏于狭隘。豳是周部落迁居之地，周代始祖后稷的曾孙公刘，带领周部族从今陕西武功北迁至豳，其地大致在今陕西彬县至甘肃庆阳一带。后来古公亶父又带领周部落从豳南迁到陕西宝鸡东北岐山下的“周原”，周部落从此发展壮大为西部强大的诸侯国。有一位当代学者李子伟正好在甘肃庆阳长大、工作，其地正是商周时代的“北豳”地区，那里至今还存有公刘的享庙。这位学者详细考察了甘肃庆阳的历史地理环境，指出这是早在商周甚至更为久远的时期，就是中国最缺淡水的地方，河里流的水是咸的，既不能饮用，也不能浇地。到了冬天，河里结冰，冰是从咸水中析出的淡水，因为只有纯度较高的淡水才能结冰。结冰的时候，当地人就要到河里去“凿冰”，至今如此。这些冰一部分直接挑到地里，春暖之后融化浇地，另一部分放入“凌阴”。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二之日凿冰冲冲”，为何“三之日纳于凌阴”。因为周历二月的“凿冰”，很可能大多挑到地里，优先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三之日”才把更多的冰存储起来。豳人的冰窖是有限的，不至于需要两个月才能存满；但他们在当时的土地却是广阔的，这才需要辛苦劳作数月“凿冰”。这样就对历时两月的大规模“凿冰”的目的做了更全面的阐释。这一类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研究，以调查、实证，拓展了文学的视野，文学研究也打开了新的空间。

第二，周人多姿多彩的情爱婚恋，以及乐观、坚韧的品质，树立了重要的社会典范。

《诗经》里和婚恋题材有关的诗篇，约占三分之一，是数量最多的。如果说“生存”和“延续”，是人类及文学艺术两大永恒主题的话，那么，《诗经》中以“延续”为主题的婚恋题材诗篇，则以它的丰富与厚重，展示了2500多年前周人的风采。《周南·关雎》是《诗经》第一篇，描写“君子”“淑女”的恋爱经历。从诗中“君子”的含义及贵重器物“钟鼓”等来看，《周南·关雎》显然不是奴隶或普通平民的恋歌，其中的主人公显然是商周时代高级贵族和位高权重的统治者。这首诗的典范意义在于，它描写了平等、自由恋爱模式。须知在商周时期，不少部落还流行群婚或野蛮的抢婚，像《周易》的卦辞、爻辞等文献还记载了这些与历史进步相悖的现象，“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表现了抢婚制度的残酷性。但《周南·关雎》是彬彬有礼的“君子”与“淑女”的恋爱，即便位高权重的“君子”，“求之不得”也只能“辗转反侧”。婚恋方式的转变，是历史进步的一个缩影。文学以它的选择和方式表现了时代的进步。

周人的婚恋诗大多坦率直露，自由奔放。例如《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王风·采葛》：“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卫风·木瓜》还描写了当时的婚恋习俗：“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应该是后来华夏各地“抛绣球”习俗的原始版本，就地取材，以“木瓜”“木桃”“木李”为“绣球”，男士则以各种玉为信物。这仍然是周人自由恋爱的一种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周人的婚恋也有挫折，但是却没有像《孔雀东南飞》那样极端的悲剧描写。例如《卫风·氓》，描写一个女子被无辜“休”回娘家，她的经历和刘兰芝类似，可这位周代女子并没有选择“举身赴清池”，而是毅然与负心人、与过去告别，选择从头开始，其风格“哀而不伤”。究其原因，周代女子所受礼教束缚应该相对较少，自由度和选择空间也更大一些，所以他们的情爱诗篇洋溢更多的欢乐，几乎不见极端决绝的诗篇。

这里谈谈《邶风·击鼓》：“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其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今天广为流传。但却有不少人误以为它是“战争诗”，例如网络上或一些注本随处可见“本诗描写兵士久戍不得回家的心情，表达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诗从出征南行写起，再写了战后未归的痛苦，又写了战士之间执手相约，一直到最后发出强烈的控诉”。但南宋朱熹在《诗集传》里指出：“从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为室家之时，期以死生契阔，不相忘弃，又相与执手，而期以偕老也。”朱熹说得很清楚，这首诗写的是“从役者念其室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当初成婚时的誓言，是夫妻的“牵手”，不是“战士之间执手相约”，因此这是一篇周代军人的情爱诗。这里再进行一些考察。先说“偕老”一词，查《诗经》里一共出现4处，其他3处分别见于《卫风·氓》：“及尔偕老，老使我怨。”“及尔偕老”跟“与子偕老”是相同的表达方式；《鄘风·君子偕老》：“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郑风·女曰鸡鸣》：“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女曰鸡鸣》的“与子偕老”与《击鼓》全相同。首先要指出，这4首出现“偕老”的诗均在邶、鄘、卫、郑地区，相当于今河南东北部、河北南部这样一个很集中的地区，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现使用“偕老”，说明它的地区性很强，是当地的一个习惯用语。其次，《卫风·氓》《鄘风·君子偕老》《郑风·女曰鸡鸣》都是没有争议的情爱诗篇，表明“偕老”一词仅用于夫妻之间，根本不用于战友之间。由此推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不能例外，只能是爱情的强烈表达。其实，《邶风·击鼓》里“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就指出了在外战士想念家人的强烈感情。“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则表达天各一方（“阔”是分离的意思）、无法履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诺言。如果写的是“战士之间执手相约”，以上用词、诗句都无法解释，因为战友就在眼前，何来分离？这些误读、误传，应予更正。这里还要做一点补充，《邶风·击鼓》诗句整齐，音韵优美。按照北京大学古汉语专家王力考证，“阔”“说”上古同属“月”部，同韵；“手”“老”上古同属“幽”部，同韵。正因为如此，“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才以它的忠贞、优美，精炼、警辟，穿越近3000年时间，在今天仍然广为流传。

除了以上数量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方面，《诗经》里还有史诗、祭祖祭神的颂歌、哲理诗、宴饮诗等。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分别是后稷、公刘、公亶父、文王、武王的传，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生民》描写周人始祖后稷诞生、成长及带领周部落进入农耕时代的故事。颇有意味的是，周人只知道后稷的母亲是姜嫄，却无法知道后稷的父亲是谁，只是描写姜嫄从神庙祈求得到了后稷。在它的神秘面纱背后，具有极为真实的民俗色彩，同时也是中国进入父系氏族关键转折点的文学写照，其价值无与伦比。《周颂·天作》歌唱太王、文王带领周人建设岐山下的家园，要他们“子孙保之”。《小雅·鹤鸣》的主题有不同解说，其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蕴含的意义，后来被荀子借用：“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显然也蕴含深沉。由此来看，《鹤鸣》更突出的，或许是哲理的追寻。《小雅·鹿鸣》虽是宴饮诗，表达的却是“乐至友，求贤才”的主题，这个主题后来被曹操在著名的《短歌行》中借用，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感叹之后，表现曹操求贤若渴以实现“天下归心”的理想。丰富的题材拓展了《诗经》的宽度、广度，多维展示了它的选择与倾向的进步性。

《诗经》的典范意义与影响

《诗经》虽然到汉代才被正式确立为“经”，其实它发挥经典的影响，却可以上溯到汉代以前。《诗经》的典范意义与现代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是内涵层面的典范意义。《诗经》表现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社会生活面貌，内涵极为丰富。周代诗人们对历史进步的高度敏感，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对丑恶的严厉批判，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西周和东周共延续近800年的基业。两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开创了许多重要典范，为历代推崇和沿用。《诗经》的征役诗既表达了周人爱好和平、反对穷兵黩武的强烈愿望，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同仇敌忾、保卫和平的坚强决心，同样具有极强的典范意义。《诗经》表现人民四季劳作、期盼和贫困，显示两周时代诗人关注民生、关注底层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诗经》中的婚恋题材诗篇，表现了合乎历史进步潮流的新典范，展现了周人的活泼、开放、大胆追求，以及经受挫折的坚韧，也对历代社会基本单元的构建、和谐，产生了深远影响。《诗经》的流传不衰及其经典地位表明，诗歌从来都不只是聚散悲欢的个人抒写，同时也是时代风貌的深情展示，甚至是时代进步的重要推力。

其次，是诗歌艺术的启迪。《诗经》开创了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正是由于对社会、民生的强烈关注与深情且精心的抒写，数千年来，诗歌赢得了社会和读者的推崇及巨大声誉。《诗经》艺术探索还有两个方面极为宝贵。其一是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使《诗经》避免了单一的平铺直叙而更为丰富多彩，具有极强的表现力、穿透力。初唐时期，陈子昂提出了著名的“魏晋风骨”“兴寄”“风雅”说，力图匡正六朝以来内容狭隘颓靡、表现形式单

一、追逐词彩华丽的歧途，为唐诗设计合理的方向和基本的理论标准，这被视为唐诗繁荣的理论保证。“风雅”即《诗经》中风诗、雅诗融入广阔社会、民间，并提升其文化内涵的现实主义传统。“兴寄”即源自《诗经》的比、兴手法，明显针对初唐诗歌表现形式多为平铺直叙的“赋”法，以致太过单

一、贫乏的现状。有唐一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在他们的诗篇或诗论中推崇“风雅”“比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反观今天的新诗，大致也是平铺直叙为多，运用“兴寄”进行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创造不足，与初唐时期整体上还比较狭隘、单一乃至浮躁何其相似。就像曾经引领唐诗的繁荣一样，《诗经》的“风雅”和“兴寄”，或许也可为现代新诗指明方向。其二，《诗经》大多为相当整齐的四言诗，整齐使深情、厚重的内涵更为凝练、精粹。我曾指出，整齐是汉语的特质，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可以达到汉语的整齐程度。即使现代汉语，随便看宣传语、流行语，整齐、对称的文句比比皆是。汉语的这种特质，在诗歌中最为鲜明。不要说整齐的《诗经》、格律诗，即便是长短不一的宋词，其实里面也有很多整齐、对称的诗句。由此来看，尽管新诗以自由活泼著称，但若要为汉语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为汉语和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仅追求自由而缺乏锤炼、精辟与必要的严谨形式，显然是有限的。新诗也需要在自由活泼的基础上，一方面追求贴近社会的深厚思想感情的抒写，另一方面把其中一些诗句提炼成厚重而精辟的“文化因子”，让一个时代的风采以更优雅的形式进入文化的深层积累。因为过分散漫的形式不符合信息流通的“效率原则”，不利于语言、文化的高频传播、高效接受和长期积累。

张中宇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诗学与文化学。诗学研究集中于《诗经》、唐诗和现代新诗，文化研究主要涉及儒家智慧与中华文化的优势互补、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诗律的语言基因与文化传统研究”。（本版图片均由演讲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