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学术史研究的新探索论文[全文5篇]

第一篇：汉代学术史研究的新探索论文

在熊铁基先生80华诞之年，我们欣喜地读到了先生的新作《汉代学术史论》，一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感触油然而生。这本大著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位耄耋老人的新作，更因其实现了学术史研究的新探索，提供了诸多启人心智的学术见解，而令人肃然起敬。作为后学，评论先生的大作实在是力有不逮，但确有不少感想欲一吐为快。所以，笔者不揣浅陋，把初步的阅读感受连缀成篇，以求教于熊铁基先生及学界同人。

一 探索学术史研究的新模式

熊先生在“前言”中说：“开始碰到的问题是：写一个老题目，如何能不一般化?能否与已有的学术史有所不同?”在课题研究之初，他就抓住了学术史的创新问题，要写出与众不同的学术史。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熊先生把汉代学术史研究的创新，定格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学术载体”研究，这是以前的学术史所不曾关注的;二是研究学术发展问题，要重视影响甚至决定其发展的诸多因素，譬如要研究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三是注意汉代学术发展的综合性特征①。有这三个方面，熊先生的汉代学术史研究，就基本上与前人的研究区别开了，就可以成就一本别样的学术史，不再蹈前人之辙。这是作者在写作之初为自己提出的研究路径，而其最后的成书，如何实现了这些设想呢?我们试做简单分析。

首先，关于“学术载体”的研究。这的确是作者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前人的学术史著作中基本不涉及这一范畴。作者对自己提出的这个新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用了两章几近10万字的篇幅来进行讨论。作者开宗明义写道：

学术有载体才能流传，什么是学术载体呢?主要是两个：一是人，人的头脑;一是物，有文字图形的物，又主要是书籍，故书籍又称“载籍”……研究汉代学术史，从这最基本的载体———人和书问题谈起，也许更加牢靠一些②。

于是，循着这样的思路，作者就对汉代创造与传播学术的学术传人以及学术思想赖以展示和保存的载籍做了系统考察。考察分为两章，即第二章“汉初的学术载体”和第三章“两汉学术载体的演变”。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载籍的考察。从载籍的角度考察学术史，以往的汉代学术史研究中，只有民国时期出版的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①中有所提及。该著有一个专章“经书的编定与增加”，但仅有几千字的篇幅，并没有深入或展开。其他的汉代学术史著作，则几乎都不涉及这个问题。学术史不同于学术思想史，要全面展示学术发展的盛况、全貌，对载籍的研究是题中应有之义，载籍研究应该纳入到学术史研究的范畴中来。而且，熊先生对载籍的研究也的确收获颇丰。他在第三章第一节“图书的集散与传世本的初定”中得出结论：“不可否认，先秦典籍在汉代大多已非原貌，有汉人以己意所作的各种改变，甚至参入一些原书所无的内容……传世先秦古籍，是经过汉人改定的，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②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结论，蕴含极为重要的学术思想价值，本文后边还要重点分析。如果不是通过对载籍的系统考察，就无法对汉代学术的这一特点给予明确地揭示。所以，熊先生在学术史著作中提出学术载体的考察问题，是他的一个贡献或建树。

但是，熊先生对于“学术载体”的理解，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先生把学术创造的主体———学人，也作为学术载体来看待，似乎不符合一般的思维逻辑。如果可以这样看待的话，那岂不是说，人是学术的对象物，学术借助于人获得存续和发展?学术是脱离人而独立自存的客观存在，而人的头脑只是学术存续的寓所?而事实是，人是创造学术的主体，离开人就没有所谓的学术。把学人当作学术载体，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概念的使用问题，笔者并不反对在学术史的范畴内，来考察人的问题，考察特定时期学人的状况，学术的传承。如果不把人的研究划入“学术载体”的范畴，而提出“汉代学人群体研究”这样一个命题，是不是就可以完成熊先生提出的使命呢?

其次，关于从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广阔视域来研究学术的发展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方法论思想，即传统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方法论，是中国学界普遍遵循的方法论思想，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就笔者看来，在这一方法论思想的应用方面，熊先生的大著达到了前人所不及的水平。

自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学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是一个人们共同遵循的方法论原则，所有的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概莫能外。在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有成就的，就是所谓的侯外庐学派。所以有人提出侯外庐学派的概念，就在于这个学术群体有他们突出的方法论特色。比如国内学界较早提出“侯外庐学派”的龚杰先生就说：“《中国思想通史》集中体现了侯外庐学派的特色和成就，其中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就是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联。在侯外庐学派看来，思想史应以社会史为基础，即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是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③龚杰所强调的就是侯外庐的思想史研究所具有的鲜明的“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联”的学术风格。方克立、陆新礼的论文，谈到侯外庐学派时，也如是说：“‘侯外庐学派’……其基本主张是用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强调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观派。”④其实，所谓侯外庐学派就是严格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方法论原则而形成的有共同学术风格的一个学术群体，其最为明显的学派特征就是重视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结合，侧重于从社会出发去认识思想的发展，是坚持和贯彻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方法。

但是，弄懂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一回事，恰当地运用这一原理去解决问题、揭示思想发展的历程又是一回事;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中，取得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思想史著作中，社会历史环境的描述和思想发展的阐述并不融洽，或者干脆就是两张皮，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即社会存在的描述在思想史著作中多是生硬地贴上去的，人们并不能从中看到思想进程与历史进程的必然联系，即使在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中，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在过往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

即使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懂得思想发展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也努力在为思想的发展寻找社会历史环境的因素，重视思想发展的历史平台问题。如徐复观先生就有这样的认识。他曾写道：

我研究中国思想史所得的结论是：中国思想，虽有时带有形上学的意味，但归根到底，它是安住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界，在观念世界中观想。所以，我开始写《两汉思想史》时，先想把握汉代政治社会结构的大纲维，将形成两汉思想的大背景弄清楚。而两汉政治社会结构的特色，需要安放在历史的发展中始易著明;因材料及我研究所及的限制，便从周代的政治社会结构开始①。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的两汉思想史研究，就从思想史赖以发展的历史基础的研究开始，先完成了一本题为《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的著作。但是，他认为，这本著作实际上就是他的《两汉思想史》研究的一部分，所以，在后来完成两汉思想史研究，出版《两汉思想史》著作的时候，则把《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一书，改名为《两汉思想史》的第一卷，纳入其三卷本的《两汉思想史》之中②。但是，作为一部完整的思想史著作，这个第一卷和后边的第二、第三卷在著述逻辑上有什么意义关联呢?后边所描述的思想发展，如何从这个第一卷所描述的历史背景中引申出来呢?就全书的结构说，后边的两卷，和前边的第一卷则是脱节的。从历史的逻辑出发，思想的发展没有蕴含在历史的发展之中;从写作的著述的逻辑出发，第一卷和后两卷之间则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二者是生硬地强拉在一起的。

要写一本历史与思想交融发展，将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真正置于历史的舞台上展示出来的思想史或学术史著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弄不好就会有教条之嫌，出现历史与思想两张皮现象。大概正因为如此，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冲决了教条主义的牢笼之后，有人就干脆舍弃了为思想或学术寻找历史基础的麻烦，直接采取弃之不顾的简单化做法。例如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王铁的《汉代学术史》，就没有安排这样的章节，不再去为思想或学术的发展，贴上一个并不融洽的标签③。2004年出版的《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基本上也是回避了这个问题，仅在其第一章中用千余字的篇幅交待了一个时代背景④。但是，熊铁基先生的著作，在这方面有了较好的探索。

《汉代学术史论》为学术的发展寻求社会历史、文化及政治基础的努力，主要是通过第一章“汉代学术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和第四章“影响学术发展的重大举措”这两章来完成的。在第一章中，作者安排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与发展大势”“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及其实质”和“汉代政治历史的主要特点”三节;而在第四章中，则写了“博士制度的形成、演变及其影响”“‘贤良对策’及其意义和影响”“石渠阁‘会议’的意义”“刘向父子校书”“东汉初年的文化政策”“君臣讲经与白虎观‘会议’”“兴学与校书的制度化”等七节。从这两章的节目标题中可以看出，熊先生为汉代学术所寻找的社会历史基础，主要的不是传统的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表征的社会存在，而是时代的历史特点和政治制度;对于思想的或学术的发展来说，政治制度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以往的思想史或学术史著作中，所以会有教条主义，呈现存在与思想两张皮的状况，则是我们机械地把存在仅仅理解为经济方面的因素，因为认定生产力是一切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就直接从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思想的发展。而我们忘记了，从生产力这个终极原因到思想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多么复杂的中介因素，思想的发展是不容易直接从生产力的发展中引申出来的。经济基础更多地是直接地决定着政治的变化，而政治则规范和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思想活动，思想更多地是和政治发生联系。如果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去看待思想和学术，就可能发现其中的直接联系，在解读社会存在决定思想和学术的发展的时候，就不会显得那么教条和生硬了。于是，在熊先生的书中，他所研究的博士制度问题，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以及东汉初期的文化政策等，这些虽然属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是汉代学术所依托的政治因素，而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学术发展不可须臾离开的要素，从而学术的发展就和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背景等等社会存在的诸方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可以说，熊先生在解决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如何实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方法论问题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最后，作者提出的重视汉代学术发展综合性特征研究之目标，也基本上实现了，但这不属于学术史内容体例方面的探索，而是具体的学术见解，我们放在下一部分再来探讨。

第二篇：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新动态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新动态

—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五届年会综述

李维林 周琳琳

摘要：本文根据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和代表提供的论文及研讨情况，综合阐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及齐鲁文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发展新动态及特色。计量分析、学科交叉、中西比较等分析方法拓展深化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与内容，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融入国际学术主流。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于2012年10月20日至22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本届年会由山东大学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全国近50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年会。本届年会共收录论文64篇，其中古代部分16篇，近代部分27篇，现代部分11篇，综合类部分10篇，共计70余万字。与会代表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新中国的经济思想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展开深入研究。会议总结了上届年会以来学会开展的各项工作，并就本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优秀学术成果进行了表彰，同时进行了换届选举。

山东大学校领导曹升元总会计师致欢迎辞，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董志凯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唐任伍教授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常务副院长胡金焱教授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就十四届年会以来的学会事务及学科发展情况做了工作报告。随后，大会根据安排，进行了热烈的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

一、增补改选理事会成员，表彰优秀学术成果

本次年会的一项重要议题是就年会理事会进行增补改选。根据学会规则，经全体表决通过，唐任伍教授当选会长，增选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程霖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山东大学赵梦涵教授、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曹旭华教授、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教授为 1

212 李维林，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

周琳琳，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学会副会长。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补了部分常务理事和理事。本届年会还进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第七届优秀科研成果的评奖和颁奖活动，共评出著作类一等奖2名，二等奖2名；论文类一等奖4名，二等奖3名，以鼓励学会成员积极深入研究，推动学科进一步繁荣发展。

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扩展充实

总体上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内容和领域有新的扩展

一些学者尝试从新颖的视角研究传统经济思想问题，以其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展示当时的社会思潮及经济思想，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本学科研究的视野和增长点，丰富和充实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齐海鹏教授在论文《论陆贽的财政思想》中，阐述了陆贽“以人为本”的财政、赋税思想，并对其“足食先备灾”的思想、关于财政管理和调控的思想进行了阐述和评价。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董平均教授在读《史记·货殖列传》后，撰写了论文《释燕蓟“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从燕国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原因，繁荣的工商业活动、四通八达的交通等方面阐释了燕都蓟城成为北方各民族经济交流中心的原因。复旦大学历史系张海英教授在论文《明清地方志中的经济思想（初稿）》中，站在经济思想史的角度，从“对明清时期民众趋利性社会思潮的客观性认可”、“民间‘奢靡’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方志中关于商人的记载”三方面挖掘了方志中丰富的思想史、社会学资料价值。

（二）研究方法注重中外对比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祖先留下的丰厚遗产，不能简单的由外国舶来经济思想所代替，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中国经济思想的特殊形成原因和实践成果，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岳翔宇在论文《气候变冷、粮食减产与重农理论：对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与十七世纪法国的考察》中，考察了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气候变冷、农业减产与晁错“贵粟论”的关系，提出“气候变冷——粮食减产——农民受灾——政策应对不及或不全面——政策批判（重农理论）”的理论发生机制，并与十七世纪法国“气候变冷——阿吉尔贝尔重农理论”做了比较，创新性的分析了气候与理论形成之间的关系，通过特殊时期情景分析，得出了天灾与政府作为、政策批判（重农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张华勇在论文《中国宋代纸币准备金思想研究》中追溯了宋代纸币的产生及其准备金思想，通过比较中西方早期纸币准备金的不同，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理念上的差异。

（三）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力求古为今用

研读本届年会收录的诸多论文可以发现，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加注重发现传统经济思想的现实服务功能，将课题研究与实际经济发展问题相结合，“求教于方家”，力求古今融通、古为今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玉峰教授在论文《中国古代粮食思想和政策探析》中，指出古代“重粮贵粟”思想和制度，对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和粮食增产，维护国家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并结合我国粮食供需矛盾突出的现实问题，探析了古代粮食储备、粮价调控、粮食赈济等思想和政策的现实借鉴和指导意义。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周宇副教授在论文《桑弘羊“轻重”学说的经济学意义分析》中，站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视域内观察，充分肯定了“轻重”学说在理解市场机制，矫治市场弊端方面的意义。安徽财经大学张俊副教授在论文《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价值逆转：养民抑或分利？》中，研究了农村公共供给经济思想的政策价值、价值逆转的事实及内在根源，建议政府摒弃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工具理性思维，接受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价值理性，走出农村公共品供给低效的困境。类似的论文还有《荀子思想对现代金融监管的启示》、《先秦诸子的货币观点及现代启示》（边东平）。

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拓展不断深化

此次年会，中国近代思想史提供的论文较多，共有27篇。仔细研读可以发现，学者们的研究内容主要以人物及其思想研究为主，同时，专题研究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中西结合，对比分析。

（一）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有新的拓展与深化

一些学者以历史人物或学派思想为线索，对近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和理财家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梳理，从而使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有了新的拓展与深化。海南大学三亚学院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室王毅武教授在论文《论孙中山与中国近代经济理论》中，研究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基本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肯定了三民主义的现实意义。福建江夏学院刘慧宇教授在论文《杨荫溥通货膨胀思想评述》中，梳理和评价了杨荫溥的通货膨胀思想及其相关政策主张。西南财经大学付志宇教授在论文《近代税收学的创建者、中国直接税制的开创人——李锐》中，对李锐在直接税体系建设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了研究，肯定了其直接税制开创者的地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研究生熊维刚、吕麒在论文《刘大钧工业化思想述评》中，从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国家经济与地方经济、产业协调发展等方面对刘大均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博士生刘婧宇在论文《民国“红色教授”彭迪先的货币思想》中，考察了彭迪先的货币思想和政策建议。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于秋华教授在论文《<建国方略>

与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中，归纳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线索，评价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从中反思其对中国未来工业化建设的有益启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李俊在论文《魏源的经济思想》中以《海国图志》为中心对魏源经济思想的背景、新观点、新问题进行了概括说明，并评价了其对中国及东亚地区的影响。湖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的蔡志新、周建华在论文《反清民主革命英烈徐锡麟经济思想评析》中，对徐锡麟的农工商业论、财政论和义利观做了总结和评价。浙江科技学院的喻梅在论文《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述评》中，从加强政府惩戒违规注册会计师、提高入行门槛、提升职业道德、放松监管行业公会四个方面研究了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河南中医学院谭备战副教授在论文《论张静江的经济建设思想》中，以当时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分析了其以民生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建设思想及现实借鉴意义。

（二）专题性经济思想研究有进一步发展

学者们通过对经济思想专题的研究，将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发展脉络进行总结分析，旨在增强读者对某专题的系统性理解。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教授、博士生缪德刚在论文《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金融思想研究——兼论中国近代化转型中的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中，阐释了中国近代农村土地金融思想产生的经济环境、制度基础和实施绩效，并分析了土地金融思想对于土地构建的动态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华雄教授、博士生饶丹雪在论文《民国时期（1912-1949）人寿保险思想概述》中，重点描述了民国时期不同时期的人寿保险业发展特点、人寿保险理论及人寿保险运营思想，并肯定了这些具有阶段性时代特色的保险思想时代性理论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陈瑞在论文《从国货运动看近代经济思想的变迁》中，考察了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状况，力图证明国货运动是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重要因素。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璇博士在其论文《中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评论>与民国后期的经济思想》中全面系统的分析了《经济评论》的期刊创办情况及内容，进一步挖掘期刊的学术贡献、社会影响及现实启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熊金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地价税立法与实践》中，总结概括了民国时期的地价税研究、地价税法律体系，结合上海的地价税征收实践对当时的地价税进行了定位和评价。南京审计大学的夏寒、蒋大鸣在论文《试论民国事前审计制度》中对北洋政府时期的事前审计制度进行了考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马长伟在论文《近代中国纸币发行制度变迁及其效果》分析总结了晚清时期、南京临时政法时期和北洋时期纸币发行的经验教训。

（三）文献综述类研究不断加强

在本届年会中，有些学者通过对近代经济思想史进行了总体文献回顾，总结了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理清了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展望了其未来发展趋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研究对象的文献写作时间、所述历史事件的准确性及文献校勘的正确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叶世昌教授撰写了论文《对晚清若干经济思想史文献的辨误》，通过研究晚清经济思想史，对郑观应自述的《救时揭要》、《易言》的出版时间、外国银元在中国流通的历史进行了考证和辨误；对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的写作时间和文字、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的撰写年份进行了去伪存真的研究，并论证了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建议办银行的自述并非真实历史。这些分析界定，这对于研究者做出正确、恰当的评述十分重要。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博士生李詹在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基于当代期刊论文的考察》中，通过考察1979-2011年的期刊论文，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探寻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万红先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经济学著作研究综述》中，以胡寄窗等学者的名篇著作为考察对象，通过作品来把握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王经纬在论文《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经济思想文献评述》中，统计分析了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的664篇经济学学位论文，从青年学子视角管窥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概貌。这些综述研究不仅是对本领域已获得成果的总结，也有利于已有研究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发挥更好的基础作用。

四、新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理论性和现实性有所增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断推移，范围进一步拓展，时限不断延伸。在现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方面，学者结合当代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导向和政策实践，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深化。

（一）思想研究更加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钱津研究员在论文《新中国工业化思想评述》中深刻分析了新中国工业化思想和工业化腾飞现象，认为应该理性、客观的认识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区别。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在论文《“以粮为纲”的思想文化渊源及其评价》中着重分析了“以粮为纲”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历史局限性，结合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定背景，支持我们应该深彻转变这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以现代化农业支撑现代化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历史重任。内蒙古财经学院姜建华教授、教师邓强在论文《新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演进路径分析》中，从中国的产业结构研究思想入手，分析了马克思、毛泽东和当代西方的产业结构思想与理论，说明了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的演进路径。中南民族大学李天华副教授在论文《恽代英在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史的地位》

中，阐述了恽代英一系列经济思想，并肯定了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二）政策研究更为细密

对新中国经济思想的政策研究重在探讨经济思想的政策实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看待经济思想，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检验经济思想，有助于提高经济思想的生命力和持久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孙大权副教授在论文《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中，通过对翁文灏的赶超工业化道路和马寅初的均衡发展道路进行比较分析，充分肯定了马寅初包括比较优势原则在内对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性。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陈东教授在论文《浅析经济体制与政府主导理财原则的选择》中，考察了“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大理财原则在中西方的运用，认为随着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多样化，不能片面强调“量入为出”，要考虑“量出为入”的可行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瞿商教授、郭旭红博士在论文《改革共识——市场共识——转型共识》中，总结叙述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上的三次大转变及其重要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张明在论文《集体合同与制度激励——以解放初期上海申新棉纺织一厂为个案的分析》中，探讨了解放初期民营企业的集体合同制度问题，并从理论依据和经验依据上证明了企业实行利益相关者管理更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彭聪、吴传清教授在论文《20世纪80年代中国区位经济学史研究》中，探讨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研究并作出客观评价。

五、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齐鲁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齐鲁文化的国内外交流有了长足发展，所以，研究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本届年会上，与会学者就齐鲁文化展开了细致梳理和分析，就齐鲁文化的代表人物和思想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讨论，形成了众多优秀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赵梦涵教授、李维林副教授在论文《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与本土化、国际化简论》中，界定了齐鲁文化的内涵和基本构成，详述了齐鲁文化两大主流学派儒学与管学经济思想的变迁、发展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当代的借鉴意义，并且对比阐明了鲁文化与齐文化经济思想的异同点，进而结合历史与现实，分析了齐鲁文化能够走向世界的成因。文章最大的亮点是从齐鲁文化的地域空间和思想基础方面提出并论证了周公是齐鲁文化先驱者和奠基者的论断；而且作者这种前后比较、中外联系的内容表述和研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推动了齐鲁文化本土化和国际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齐鲁文化由齐文化和鲁文化组成，鲁文化以儒学、墨学和兵学为代表，齐文化以管学为核心。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以管子为代表的齐文化进行了研究分析，如浙江科技学院经管学院曹旭华教授的论文《<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研究》、中央财经大学王文素教授的论文《“管晏”社会保障思想探究》、南京大学商学院蔡一教授的论文《<管子>论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等。同时，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朱德贵教授的论文《论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也从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个方面总结概述了鲁文化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马涛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上海民族金融家创业成功的精神动力》中，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于上海民族企业家创业成功中所起的作用；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郑小娟副教授在论文《略析徽商的“贾儒相通”观和儒商化取向》中，分析了贾儒相通对于徽州人从商道路的影响，这充分证明了齐鲁文化本土发展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

六、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尝试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麦茹博士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应用现状、创新及发展趋势》中认为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借鉴吸收各种合适的研究方法，并肯定了计量学、统计学方法在研究历代灾荒和赈灾思想上的实用性，她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有较大的创新空间，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持乐观态度。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王昉副教授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中指出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的应用丰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一）中西交融

中外比较研究方法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呈现欣欣向荣之势。研读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王昉副教授的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可知，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一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建者就倡导开展中外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而且其研究视角更加注重中西交融和相互影响，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西方国家现代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邹进文教授的《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论文详述了中国近代对Economy、Economic中译名的演进过程，其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影响，也与当时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有关。代表性的论文还有《西方金融理论的传播与晚清金融思想及制度的转型》（程霖、岳翔宇）、《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张申）、《中西方货币思想变迁中的分流——中国传统货币思想与西方货币思想差异研究》（何业嘉）等。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西方重要经济思想进行了总结概括，如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岳清唐博士在论文《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报酬递增

思想》中，回顾了报酬递增思想的渊源和继承发展脉络；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郝延伟在论文《关于“大萧条”研究的文献梳理》中对大萧条的理论价值和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梳理。北京大学刘群艺副教授在论文《Rethinking Land Reforms in East Asia: Egalitarian or Inegalitarian?》中，对二战后中国和日本的土地改革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从土地改革的领导者思想起源及其生平介绍、土地改革法及执行机制、土地改革对于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效用评价等方面展开论述。

（二）计量研究方法

在本届年会所收录的论文中，一个重要的亮点是学者们对经济思想史学的研究更加注重学科结合、方法创新，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大放异彩。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学部James Kai-singKun、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马驰骋博士在论文《经济冲击、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中运用计量模型量化分析了农业歉收对农民起义的激发作用，而儒家文化则起到一定的削弱作用。其最大的贡献是用典型的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儒家文化对经济冲击的缓解作用，这极大地拓展了经济思想史的科研视野，让我们所熟悉的内容因参照物的改变而有了更为深刻、更加丰富的内涵。这是学科交叉研究的有机融合和有益尝试，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同时，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刘常青教授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原因——一个模型及其解释》中，也通过构建模型并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解释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孙圣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刘晓鸥博士在论文《历史计量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沟通、合作与机遇》中，呼吁史学研究要和经济学方法相结合，兼容并包，相互补充，顺应时代的召唤，抓住发展机遇，将经济学分析工具和模型化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

此外，本届年会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内容更为广泛、深入，出现了一些前瞻性、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的认识，增强了其解释现实的能力，为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前进动力。聂志红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基本元素演变的脉络与逻辑》中，理清了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和基本逻辑线索，阐释了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朱成全教授、博士生王智莉在论文《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思想史双重视野》中，反思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赵亚明在论文《基于分工思想的经济学研究评述》中，对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探讨。

从本届年会丰富的学术观点和创新的研究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思想史未来 的发展路径将越来越宽。其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呈现出百家争鸣之态势；来自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交流探讨，形成兼容并包、学科融合的情形；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的有益尝试拓宽研究思路和视野，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融入国际学术主流。

A Summarization of 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Li weilin Zhou linlin(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topics and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f 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and it also comprehensively illustrates the main topics: Chines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Chinese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Qilu Culture.The methods of econometric analysis,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have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then will greatly promote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ainstream.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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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天津史研究论文选辑》目录

《天津史研究论文选辑》收录的论文

上 编

天津都统衙门——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机构/林树惠 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林树惠 北洋军阀的来历/荣孟源

天津都市聚落的兴起和发展/鲍觉民 义和团保卫天津的英勇战斗/金家瑞

五四时期天津爱国运动概述/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 冀中、冀东人民对解放天津的巨大贡献/河北军区 杨柳青发现的太平天国年画考证/罗尔纲

1925年天津纺织工人斗争经过——八位老工人座谈记录/天津历史博物馆 有关天津战役的重要资料/空军司令部

旧中国时期的天津纺织工业/天津市纺织工业局编史组 旧中国时期的天津工业概况/纪广智 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王怀远 旧中国时期天津工人状况/纪广智

明清以来天津水患的发生及其原因/乔虹

义和团在京津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事迹/张祥光 河北省的旱涝灾害及其防治/孙寿荫 试评聂士成的功过/赵捷民

论聂士成的功过——考察聂士成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兼与赵捷民同志商榷/李俊虎 张金光 高宗裕

明修《天津三卫志》试探/卞僧慧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在天津的侵略活动及其影响/闻性真 元朝海运对于天津的影响/陈隽如

京津地区历代水田兴废情况述略/刘浩然 漫话天津的会馆/池士潭

天津近代史的两个问题/闻性美

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天津物价看阶级剥削和压迫/陈炳富 丁世洵

从启新洋灰公司兼并湖北水泥厂看旧中国水泥工业中的资本集中问题/郭士浩 “洋油”在天津/张高峰 天津教案/贾逸君

天津开埠初期的洋行和买办/佟飞 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廖永武

解放前天津三条石徒工的血泪/王锡荣 李家璐 天津的脚行/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资料室 天津的五卅反帝运动/南史

大沽口保卫战——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一个片断/天津市历史研究所 天津师范学院史话写作组

历史上有关天津地震的情况/狄力

周总理青年时期革命活动片断/天津市历史研究所 天津历史博物馆 徐光启在天津的农事试验/张仲

周恩来同志在五四时期的革命活动/王永祥 刘品青 老舍早期在天津的活动和他的处女作/董振修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董振修 天津市区的历史变迁/张仲 “红灯照”考略/王致中

五四时期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叶梧西 略论天津义和团运动/廖一中 论“天津教案”/来新夏

天津的海光寺与“兰田”/郑克晟 傅同钦

“五卅”运动中天津人民的反帝斗争/王永义 岳琮琰 东正教传入中国及其在北京、天津的发展/高崖 解放前天津棉纱批发商业史略/丁世洵 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张洪祥 从地名看天津史地特点/杨平天津解放前行政区划沿革/史习芳

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姚洪卓 沙俄与天津都统衙门/李嘉谷 试论天津近代教育的开端/侯振生

试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引进技术发展技术的经验/陈竞生 天津经济中心的形成/蔡孝箴 袁黄与明代的宝坻水田/郑克晟 蔡元培在天/高平叔

长芦盐务与天津盐商/徐景星

春秋战国时期天津地区沿革考/刘幼铮

李大钊与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殷子纯 唐燕生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天津建党/廖永武 清末长芦累商洋债风潮/林纯业 天津的近代早期民族工业/刘民山

武昌起义前后天津地区的立宪派/刘民山 周学熙与天津早期工商业的发展/郝庆元

天津解放前的工业概况/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室 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林纯业 漂榆并非天津早期古邑落/常征 袁世凯与刑警的创建/廖一中

从天津开埠前后的变化看近代天津的起点/卞僧慧 欢迎孙中山北上与国民会议运动/廖永武

抗日战争前夕天津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姚洪卓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林树惠 清前期天津的海上交通/郭松义

天津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刘民山 天津棉纺织业何以起步较晚/张利民 天津外国租界的历史沿革/杨大辛 天津银号浅析/马秀玲

天津早期团组织发展情况概述/李德福 中法战争中的李鸿章/陆方近代天津行政区划沿革/韩俊兴

北京地位变迁与天津历史发展/王玲 北洋政府官僚与天津经济/魏明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天津工人运动/姚洪卓 古代天津港的形成与变迁/刘致勤

近代天津报纸综述（1886—1919）/董效舒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天津伪政权的控制/陈志远 乔多福 明万历年间天津屯政的勃兴/郭蕴静 清代天津农业概述/郭蕴静 谈天津的明清园林/王翁如

天津清代诗人生卒年考索/赵沛霖 天津洋务运动与甲午中日战/李长莉 维新运动时期的天津《直报》/汤志钧 鸦片战争后天津的银贵钱贱/林开明 1937年以前天津工业人口之推算/陈克 直沽寨与信安/卞僧慧

周学熙资本集团的垄断倾向/盛斌

资产阶级上层中要求进步的爱国者孙洪伊/董俊蓉 新中国成立前天津的外侨人口/韩俊兴

近代天津棉花终极市场的形成和作用/张利民近代天津上海两城市发展之比较/罗澍伟

开埠前天津城市化过程及内贸型商业市场的形成/胡光明 略论天津“都统衙门”的军事殖民统治/陈瑞芳 明清时期天津渔业/郭蕴静

清代前期天津商品经济的发展/林纯业 清代天津的屯田/王翁如

清代天津商业城市的形成初探/郭蕴静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张祖国 试论五四运动对天津民族工业发展的影响/李运华 卢景新 天津保卫战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李德征 天津早期近代工业初探/万新平中俄天津贸易/郭蕴静

周学熙与北洋工艺局/唐少君 租界与天津城市近代化/赵津

五四运动中天津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的救国活动/李运华近年来天津地方史研究概述/万新平明朝对天津盐业的管理/张增元 清代天津文化刍议/范丽珠

清末民初长芦盐的产运销/林纯正 清末直隶新式教育述论/金淑琴 天津警政沿革/天津市公安局史志科

天津口岸贸易与华北市场（1861—1913）/陈争平晚清“新政”与天津工业近代化/廖一中 五四时期的天津新文化运动/李运华 鸦片战争前后天津票号的兴起与发展/刘民山 北洋时期官僚私人投资与天津近代工业/宋美云 被迫开放与天津城市近代化/胡光明 20世纪初期海河水系行轮状况/谢钟桢 嘉庆十七年长芦盐砝舞弊案/叶志茹

简论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城市经济功能的转向/周俊旗 论北洋时期天津商会的发展与演变/胡光明 论天津机器局/孙占元

19世纪基督教传入天津及华北初探/刘海岩

19世纪末天津民间组织与城市控制管理系统/陈克 天津开埠前城市规划初探/李森

一座筑有城垣的无城垣城市——天津城市成长的历史透视/罗澍伟 中国城市的历史发展与天津在中国城市史上的地位/罗澍伟 下 编

曹禺与天津/赵路

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吉石羽

国民党政府对天津敌伪产业的接收/汪寿松近代天津商业腹地的变迁/陈克 旧中国的天津口岸/赵禹辰

日本华北驻屯军及其侵华行径/武月星 天津的商业招幌/尚洁

周学熙与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唐少君 北洋新政与华北城市近代化/胡光明近代天津城市史散论/罗澍伟

近代天津第一个城市整体规划——介绍《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李森近代天津工业结构的演变与城市发展/刘海岩 周俊旗 略论天津方言岛/李世瑜 韩根东 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张利民 清代周盛传小站屯垦述略/郭鸿林 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的传播/陈振江 长芦盐业史述略/孟庆斌

从历史看天津音乐文化的主要特点/陈嘉瑞

略论周学熙实业集团的经营管理思想/张洪祥 马陵合

论启新洋灰公司的经营特点——周学熙集团企业个案研究/欧阳跃峰 试论近代华北的区域城市系统/罗澍伟 张学良与张伯苓/梁吉生

从单核增长到城镇同步发展——天津城市化模式/任云兰 日本占领天津时期市民的生活质量/周俊旗 天津事件新探/郎维成

洋务运动与津、穗、汉、沪四城的早期近代化/姜铎 安福系“财神”王郅隆/张玉芳 沦陷时期天津四作家论/张泉

论清末商会对长芦盐务风潮的平息/胡光明

20世纪30年代前天津人的生育观念、生育习俗/顾道馨 七七事变后占领天津的日本侵略军/王凯捷 长芦盐区的由来及其演变/芮和林

20世纪初期天津金融风潮及其对对外贸易的影响/吴必龙 京津唐地区金代人口变迁研究/唐亦功 李叔同与近代天津文化的渊源关系/章用秀 明清时期海河流域的农田水利/张芳 清季天津对外直接贸易简论/吴弘明 清末铜元危机与天津商会的对策/赵洪宝 天津的开埠与英租界的形成/刘海岩 天津的洋务企业与社会环境/宋美云

五四运动中天津商人罢市、抵制日货问题考察/李学智 北洋时期天津商会政治文化试析/宋美云

北洋新政体制下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天津县各级议事会的成立及其权限/[日]贵志俊彦 著周俊旗 译

近代天津城市规划布局的演变/李森 论近代天津市民文化的兴盛/尚克强 明朝的天津巡抚及其辖区/靳润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天津妇女社团/田敏 源于满语的天津方言词汇/顾道馨 周馥与洋务运动/吴宏爱

理门与近代华北集镇社会——天津独流镇理门调查分析/程啸 论庚子大沽口之战/戚其章 论卫派文化的移民特征/郭武群

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许檀 天津文化与天津城市论纲/陈雍 五四运动期间的天津总商会/朱英 关于天津抗战的日期问题/陈德仁 明清政府与天津社会经济变迁/徐永志 天津开埠初期的洋行与买办庞玉洁

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冀满红 北京、天津城市文化之比较/王兆祥

20世纪上半叶北京和天津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对比研究/罗海江 乱世：天津混混儿与近代中国的城市特性/关文斌 著 刘海岩 译 论20世纪前期天津钱庄业的繁荣/林地焕 上海、天津近代城市文化比较浅析/郭武群 天津近代的初等学堂与绅商/朱鹏

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网络机制的建构/宋美云 宋立曼 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中的天津因素/樊如森

1917年的天津大水灾：天津与它的腹地/李明珠 著 任云兰 译

华北城市的粮食供给结构——以天津斗店为中心/[日]浜口允子 著 汪寿松 译 明代天津人口与城市性质的变化/高艳林 清代以来广东人在天津的经济活动/刘正刚 清末新政时期华北近代教育的兴起/万新平

天津租界日本居留民社会及其意识/[日]桂川光正 著 史丽华 译 外国人在天津租界所办报刊考略/于树香 “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董丛林 20世纪上半叶天津娼业结构述论/江沛

关于天津区域文化形象的思考/陆桂敏 高展

19世纪天津、烟台的对外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以洋纱洋布的输入与运销为例/张思 北洋时期天津的宪政改革/郭剑林

从军事卫所到经济中心——天津城市主要功能的演变/张利民 划定天津日租界的中日交涉/张利民

甲午战争时期的天津《直报》及其对战后的舆论导向/徐建平近代华北自然灾害与天津边缘化的贫民阶层/刘海岩

近代商会研究新视角：商会网络运行机制——以清末民初天津商会网络为个案/应莉雅 抗战时期华北日系农场的殖民经营——以天津地区为中心/张会芳 民国时期天津物价变动原因探析/高展 明代天津卫城城区建设考略/王伟凯

商会与清末民初天津城市社会生活的进步/庞玉洁 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变迁的影响/吴松弟 樊如森 袁世凯、徐世昌与天津地方自治/郭剑林

20世纪初天津的金融风潮及其应对机制/龚关

从北洋三口发展的历史脉络看中国近代化历程/许檀 解开天津右卫创建史上的两个谜团/南炳文

论清末警察与直隶、京师等地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大公报》为中心的探讨/王先明 张海荣

民国灾荒与战乱期间天津城市的社会救助（1912—1936年）/任云兰 试论明清长芦盐业重心的北移/刘洪升

试论清末天津警察制度的创立及其对城市管理的作用/涂小元 引进 扶植 辉煌——论天津早期的话剧演出活动/郭武群近代城市贫民阶层及其救济探析——以天津为例/任云兰

论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活动(1903—1936)——兼论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任云兰

清末民初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初探/朱英

试论民国时期京津两市婚姻自由的实施进度/王印焕 天津近代文学与公共文化空/张宜雷

中国近代外贸埠际转运史上的上海与天津（1866—1919）/唐巧天 租界、社会变革与近代天津城市空间的演变/刘海岩 “新政时期”天津城市管理的近代化变迁/王良胜

北洋新政时期天津中医界的改革活动与地域社会/[日]户部健 从“公推”到“票举”：近代天津商会职员推选制度的曲折演进/朱英近代天津会馆房地契约与诉讼习惯研究/宋美云 商业贸易与民国前期天津和腹地间的资金流动/龚关 天津近代城市文化转型时期妈祖文化的特点/方广岭 义和团时期京津下层平民心态研究/袁志海

元明清政治经济格局与海河流域水利发展/李红有

第四篇：近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新趋向

近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新趋向

作者：李细珠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点击数： 1632 更新时间：2006年06月01日

晚清政治史向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内容，经过20世纪的风雨历程，业已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而成熟的分支学科。新世纪以来，随着近代史研究的重心逐渐下移与社会文化史等新学科的勃兴，晚清政治史的研究逐渐有所冷落。同时，又因为晚清政治史研究已相对成熟而起点较高，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实属不易。本文拟对近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略做述评，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革命史研究的淡化与边缘化

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运动，曾经以“三次革命高潮”为名，不仅是晚清政治史而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年来，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关于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在逐渐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渗透与扩展，为认识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

太平天国史研究虽然已成冷门，但仍然有一些具体的考证性研究成果值得注意。夏春涛《“拜上帝会”说辨正》考证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初冯云山所创建的宗教组织名称是“上帝会”，而不是“拜上帝会”。王国平《〈天朝田亩制度〉新议》通过多方面考察认为，所谓“平均分配土地”其实是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误解。欧阳跃峰的《“圣库制度”考辨》，认为太平天国的生活必需品供给方式不应称为“圣库制度”，用国库来解释圣库是不妥的。

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关的捻军史的研究，有郭豫明的专著《捻军史》，值得学界重视。

关于晚清重要政治人物与政局的研究。朱东安推出新著《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系统地论述了曾国藩集团崛起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内部结构、与清政府的关系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等问题。高中华的《肃顺与咸丰政局》，是第一部系统论析肃顺生平思想活动及其在晚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著作。台湾学者林文仁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和《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两书，从地缘关系与派系分合的角度，考察1861-1898年晚清政局的演变态势，颇有新意。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大都认识到其起源的区域性和组织的多元性，但对于这两者之间是如何沟通的这个问题的认识尚不够深入。程歗《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从社会史的角度，通过对山东冠县梨园屯玉皇庙教案口述史料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解释。

庚子年(1900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相对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和东南互保来说，庚子勤王运动的研究显得很是薄弱。桑兵在长期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成果集结为《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一书，是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兴起的考证史学的重要著作。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的研究。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通过具体考察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与汤寿潜的交谊关系，对辛亥革命作出了新的思考。张礼恒《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革命党人的关系》指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作至疏远的过程。

辛亥革命的研究有向社会史领域拓展的趋势。杨鹏程《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从灾害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长沙抢米风潮中官、绅、民三者所扮演的角色及互动关系。沈渭滨《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兼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认为，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看，辛亥革命对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明显超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而可视为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有待于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胡国枢的《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是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区域研究与光复会个案研究相结合的重要著作，弥补了学术界以往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二、改革史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严格说来，晚清改革史的起点至少应该从洋务运动算起。但是，因为洋务运动时期的变革主要在技术层面与经济领域，而且一直是晚清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故本文拟着重介绍有关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和清末新政的研究成果。随着现代化范式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晚清改革史的研究亦备受学界关注，并有渐成细化与深化之势。

戊戌变法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老课题，茅海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最为引人注目。他的新著《戊戌变法史事考》，是这方面成果的初步结集。作者充分利用大量档案材料，完成了一些重大史实的精心考证与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旧说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新说的展开、论证与建立，充分证明了作者刻意追求的所谓“史实重建”的学术宗旨。稍后，茅海建又相继发表了《“公车上书”考证补》等新作，得出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的结论；同时指出，康有为、梁启超通过《我史》等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尽管学界对康有为、梁启超涂饰史料以神话历史的行为早有察觉，并多有揭露，但今人对戊戌变法史的整体理解，从主流上讲，依然未能摆脱康梁话语系统的基调。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详细探究了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初版九卷本的成书过程，认为《戊戌政变记》一书“实为康梁应急的政治宣传品，而非纪实的信史”。马忠文《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认为，所谓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说法并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无疑问，但此后康氏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将其视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为合理一些。毕永年的《诡谋直纪》被发现后，一直被认为是康梁维新派“围园”密谋的权威资料。房德邻《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一文，既认定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又对毕永年的《诡谋直纪》的真实可信度提出质疑。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也是戊戌变法史研究中聚讼纷纭的疑案。刘路生《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日告密说不能成立》针对郭卫东所谓袁世凯八月初四日在京向庆亲王奕劻告密说，提出商榷。认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和条件，奕劻亦非接受袁世凯告密之人。孔祥吉《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则利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通密札，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具体考察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

清末新政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崔志海撰文《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对于国外学者研究清末新政的英文著作，作了系统的介绍，为国内学界了解国际学术状况提供了一个基础。

清末新政时期，停废科举是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基本史料，对于所谓科举制度废除与四民社会解体及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点提出修正。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机构改革过程中设立的新部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关晓红的《晚清学部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苏全有的《清末邮传部研究》，是第一部研究邮传部的专著。

关于地方督抚与新政的研究。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以制度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张之洞对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过程中清王朝中央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并以张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具体改革作为新政政策实施的例证，以动态地观察清末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

关于留日学生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具体考察了留日学生在清末筹备立宪、教育改革、新军编练、法制变革等方面的种种活动。

借鉴与移植西方近代法律制度，是晚清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张德美的《探索与抉择——晚清法律移植研究》，系统地探讨了晚清法律移植的背景与原因，并从法理移植、司法移植、立法移植三方面对晚清法律移植的具体实践进行了全面论述。尤志安的《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的原因、过程和影响。李启成的《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则具体研究了晚清各级审判厅成立与运作的过程，从程序与实体两方面分析了各级审判厅对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突破，分析了各级审判厅在运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清末新政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不少，其中关于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更是薄弱环节。赵云田在发表相关研究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一书，对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在清末新政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三、几个新的研究趋向

纵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经获得新生，那么，90年代便开始了一个学风的重要转向。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时代。如果把这理解为一个学术研究风向的转轨，那么，其趋向实证的结果可能会更加切合学术本身理性、深沉的品格，而使学术研究获得真正的发展。新世纪以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正深受此种流风余韵之影响。回顾及此，有以下五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向：

其一，总的趋向：从宏观论争到微观实证。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学术上也是如此。学界盛行翻案风，往往因历史评价问题争论不休。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模式化，试图通过运用某一种理论模式概括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解释普遍的历史现象，描述历史的基本进程，甚至预设历史必然的发展方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由5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发展到8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论争，曾经热闹一时。但在此之后，学界便渐趋沉寂，学风也渐趋理性、实证。例如，对政治人物，已较少争论其阶级属性，而较多探讨其具体作为；对政治事件，已较少争论其性质与意义，而较多探究其原因、过程与结果；对政治群体、组织与制度，已较少争论其政治属性问题，而较多考察其渊源流变与结构功能，等等。

其二，研究领域转向：从革命史转到改革史。这是学术研究范式转换与时代变迁相契合的明显表征。革命史范式淡出，现代化范式凸显。研究的视角从下层革命活动转向上层政治行为，较多地关注统治阶级的群体结构及其政治活动，戊戌变法、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成为研究重点，而对以往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如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等，有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相关的边缘研究的趋势。

其三，研究时段下移：清末新政成为热点。与近代史学界近年来的基本研究趋向相一致，晚清政治史研究在时段上也有下移的趋势，清末新政成为研究的热点。清末新政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改革运动。关于清末新政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不平衡性：个别问题探讨较为深入，大多数问题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这不仅仅是一个论著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从根本上缺乏深度的表现。可以说，清末新政研究现在还只是处于一个刚起步的初级阶段：一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另一方面亟待深化研究。

其四，研究视角变换：从事件史回归制度史。以典章制度的渊源流变与结构功能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史研究本是政治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但是，自从学界一度主要关注若干重大政治事件的事件史研究路径大兴之后，制度史研究渐趋式微。如今，当事件史研究有由成熟走向衰落之际，便有回归制度史研究之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晚清时期正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制度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代，制度变革与转型无疑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但以往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却相当薄弱。因此，制度史研究可谓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亟待加强而且大有可为的领域。

其五，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往长时期内，晚清政治史研究基本上局限在所谓“三次高潮”与“八大事件”，除此之外均被淡化处理。近年来，这种现象已渐有改观。事实上，任何政治事件都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史的研究当然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因此跨学科的研究便显得非常必要。一方面，从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等政治事件，可以获得全新的观察视角；另一方面，走出单纯“事件史”的路径，充分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态势，将有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使原本纷繁复杂的历史尽显其丰富多彩的本相。

总之，就学科建设而言，晚清政治史研究已相对成熟而起点较高，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是相当困难的。检视近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论著，数量不少，但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实质性研究成果中，除了研究范式转换等因素以外，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重视实证研究方法；二是重视制度史研究。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研究方面较为突出。当然，实证方法与制度史研究并不新潮，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对此传统有所背离和忽视，而近年来逐渐有所回归与重视罢了。历史学重在求真求实，是一门实在的学问，因而从根本上离不开实证方法；而制度史又是政治史的核心内容，晚清时期是制度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期，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制度变革与转型，将使晚清政治史研究更进一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

第五篇：现代美术史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从批评的状态向解释的美术史方向拓展，特别是研究方法论引入的自觉，更是一种学术的推进。不过，在方法论的选择上也存在不少问题。西方汉学的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虽然能发挥强大的解释效力，但是，无论怎么对其进行修正，总是难逃文化意识形态的陷阱，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在范式选择上的困境。摆脱困境的策略就是进行方法论的突围。重新选择文化立场，以一种世界性的视野和比较文化眼光来综合国际学术新成果，建构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论成为一种必要。“辩证历史符号学”作为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论建构，既可以避免文化中心主义的嫌疑，又可以摆脱文化相对主义的困惑，同时，更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有效工具。

【摘 要 题】美术史

【关 键 词】比较现代性/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符号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辩证的历史符号学

【正 文】

一、研究范式的检讨

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就目前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而言，虽然做了不少资料的整理工作但是研究力度还是比较贫弱，原因主要是还没有达到一种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的阶段，即对历史进行研究所需的一种适度的历史距离，因而很难获得一种历史视域来提升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和尽量减少偏见。虽然作为批评的现代美术史也还是大有人在，但是，由于批评家更多的知识装备是用来应对现实的美术创作问题，主要关心的自然是艺术本体，这样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艺术史观点和美学说服力，却很容易成为一种知识主张而不是一种学术洞见。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作为解释学的美术史状态，对研究方法论的引入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在少有的几部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著作中，郑工对方法论引入的自觉无疑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尝试。他的博士论文《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经过一番转换的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他说“中国美术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性质是自设自叙”，而其叙述框架则涉及两个基本命题：一为“中国美术现代化是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二为“中国美术现代化是内发的多向歧生的模式系统”。他把中国美术现代化的多个“共在体”置入动态交换的现代性情境中来研究，提出“外来冲击-内部反应-结构整合”的理论分析图式，并充分注意现代美术发展中的非主流因素，并且认为“多模式的共生，使中国美术从传统到现代成为连续性的行为”。（注：郑工《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1875-1976)》中的内容提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郑工的方法是首先将现代中国美术现象予以客观对象化，然后再作经验观察与分析，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审视，避免了作为批评的美术史常有的价值判断。应该指出的是，郑工在其博士论文的结语部分还是很坦然地申诉了他对于现代化理论方法选择的理由及其文化立场，虽然对50-60年代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化理论作了不少修正，不过毕竟难以去除那种无奈的感觉。显然，郑工在进行方法论修正的时候，我想或多或少借鉴了德国古典社会学家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 1865-1923)的现代原则类型论理论。特洛尔奇关于现代原则的历史构成的差异性以及带有历史发生学性质的类型划分理论框架，其要旨是通过对现代世界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描绘，从历史的具体性来切实把握现代原则的本质，透过类型分析避免进步论历史观，即不把历史中出现的思想或社会变迁视为一种进步式的推进，另外还把社会层面与思想层面的事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这是一种采用历史动态描述的现代结构分析方法，它将现代结构与现代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确实可以为中国的比较现代性研究提供一种有益的方法论借鉴。（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第62-19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第1版。）

不过，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折衷主义态度的表现。它一方面沿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同时又对其进行修正，从而可以避免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等同西方的现代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化”而是“自设自叙”，其方法是在同一性中寻找差异性，又通过差异性来探视同一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对抗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予以整体描述和分析，抓住结构形态的开合流变来展开对中国美术现代化道路的铺叙，从而成就出另一种结构形态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是一种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选择，是对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规避和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的破除以及一种地位平等的对话权力的争取，其目的追求便是将中国与西方的对抗转化为对等，所持守的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

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是一种研究的新范式，可以说，在对历史进行整体描述的意义上确实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和说服力，因此，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也是一种推进。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研究范式由于受到它自身问题域的限制，并不能解开中国现代美术史实际发生发展的内在历史文化逻辑。它无法进行一种历史的“深描”，（注：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更没能挖掘出中国现代美术演变的历史动因和文化动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仍然是一种结构-形式主义方法，“现代性”成为一种历史理念，成为“艺术意志”，既是动力又是目的，在这里，“形式”等同了“内容”。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幽灵再一次以否定的方式现身。

尽管如此，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对我们的研究还是很有启发。我之所以要对它作一番辨析，就是企图从中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为寻找解释中国现代美术更深刻更有效的方法途径奠定基础。透过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在中国的应用现状，我们探测到一种现象，即在当今强大的西方理论压力下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本土化理论诉求的动机、目的和愿望。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西方中心主义是需要破除的话，同样中国中心主义也存在危险，而文化相对主义则更是没有出路。因为中国现代历史不是孤立地发生的，它已经置入到一个世界性人类历史进程之中，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基于全人类的文化思考来重新考察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在以及设计中国及人类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是需要一种气魄和责任来重新参与创造和建构人类的新文明。对于现在，我们需要文化交流和对话；对于历史，我们需要文化比较与互识；对于未来，我们需要共同探讨。这样一来，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就不会是“现代化”或“现代性”，而是转化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世界性”课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乐黛云就在《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书的序中说，走向世界是一个“比较”的问题，她引用一位女诗人的话说“走向世界是不能脱离走向自己的深处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走向自己的深处。”她解释说，“‘走向世界’与‘走向深处’其实是一个辩证过程：只有以世界的眼光，从现代人的全球意识出发，才能看清‘自己深处’的意义和内涵；另一方面，只有呈现‘自己深处’的意义和内涵，才能对世界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推动世界文化向前发展。”（注：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从乐黛云的这番话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的设问方式的可能。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理论范式的始作俑者，虽然他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属于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注：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第2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但是，从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他还是在试图寻求某种历史解释的客观性和理解的真理性。在他后来的反思中，他讲到了“冲击-反应”模式下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并不适合，他说：“当把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术语应用在中国时，它只能把我们引向歧途。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的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当一个世纪前近代压力促使中国广泛的民族主义上升时，它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暂时的文化优越感基础上的。我们应当把它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以把它与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通常的政治民族主义相区别。”（注：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第14-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费正清对于自己研究概念框架的调适，反映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真切理解的渴望和一位历史学家的治学态度，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更为有意思的是，费正清的这一番话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体认，以及对世界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虽然他这一反思的目的旨在服从于他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以便对其模式进行修正，他或许觉得用“文化民族主义”来把握中国历史的现代演变更有说服力，但是无意中却透露出一种比较文化思维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

费正清这一番话是值得进行多方面阐释的。如果按照“东方主义”的理论来看，中国似乎只是费正清所想象的“他者”，但实际上，他也通过“他者”重新想象了自己。仅就他用“文化”来限定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这一点来看，事实上，他毕竟看到了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度，看到了中国有着独特文化这一事实。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不是用“文化”来限定而是突出了“文化”本身。对于他的话，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在他看来，在“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上，西方历史的深层动力是政治民族主义，而在中国则是文化民族主义，虽然是“冲击-反应”的结果。他的逻辑实际上是，对于中国而言，文化民族主义不仅是抵抗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国家重建的意识形态。费正清虽然透过中国研究看到了“文化”这一独特事实，但是作为一个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他毕竟只能从外部来理解中国，因此，他对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理解的。在这一点上，他离中国和中国文化确实还很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美国的“中国研究”其目的是什么？同时，我们也要问，我们又如何来研究我们中国自身的历史？我们如何才能把握住中国历史的真正脉搏？历史研究除了合规律性之外，是否还有一个合目的性的问题？

基于上述思考，我认为，不论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史还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来说，乐黛云所持的比较文学(文化)的立场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只有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内部，才有可能解开这历史之谜；我们只有回到“人类”问题本身，我们才可能解开人类历史之谜。因此，我们需要重建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重建不仅需要对历史理论进行反思，而且还需要一种新的知识论批判作为基础，同时还要引入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视域才有可能。

二、从“历史符号学”到辩证历史符号学

“历史符号学”是旅美学者李幼蒸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在同名书《历史符号学》的导论部分对这一概念给予解释。他开篇就从跨学科的角度直面学科分界的问题，他说：“表现形式比较含混的历史话语和研究比较精密的符号学理论话语之间的特殊联系和互动关系，反映出符号学作为比较研究方法论探讨的最新可能性。与作为真正精密科学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作为准精密科学方法论的符号学是以语义含混的人文话语为对象的。自然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逻辑推理方法虽然更为精密，却难以直接应用于人文科学研究。”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对历史话语和符号学理论话语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性质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而且他还对人文科学研究者提出了理论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提升的要求。因此他认为，对于当代国际学术最具影响的东西比较史学研究特别是中西史学深层比较研究来说，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理论方法的建构是必要的。他将历史理论与符号学进行跨学科的理论重构，从而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并提出“历史符号学”这一标新理论。他说“历史理论今日已成为人文科学理论创新的中心部分。可以说‘历史符号学’则在此部分中占据着最关键的地位。历史符号学既是人文科学理论的中心之一，也是中西比较史学和中国史学现代化理论探讨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理论试图站在当今世界学术的前沿视域，同时以强大的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为背景，以中国深厚的传统史学如中国考据学为基础，对中西史学理论方法进行重构，其目的主要是想摆脱研究视域的时代狭隘性和地域局限性而获得一种开放的视野，并在中西比较研究基础上来展望人类人文科学总体的未来，通过中西和东西学术全面互动逐渐形成世界性的新型学术共同体。可以肯定地说，“历史符号学”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李幼蒸看来，“历史符号学”与作为最高层次的符号学理论系统的“一般符号学”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对一般符号学的功能作了运作方式的限定。其一般性和统一性不仅表现在“历史”的全域性、全科性上，而且表现在“历史”的经验性上。他认为，“历史符号学”名称中的“历史”涉及两层含义：经验的全域性和对象的实在性以及史学理论。在他看来，历史符号学不仅是对20世纪以来各种哲学流派包括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结构语言学和信息论、系统论等进行融会贯通而综合形成的一种全面整合化的理论，甚至还要成为一种永远“超”、“跨”现存及新生学科的运作原则系统的代称，（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中的“导论——‘历史符号学’的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这不仅反映了将“历史符号学”作为方法论来看待，同时还反映了他有意向本体化转移的学术追求。在我看来，实际上，从整个《历史符号学》一书来看，他更多的还是把“历史符号学”作为工具性的方法论来看待。

应该承认，“历史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的建构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他提出的三级历史理论模型，即从常规史学到史学史再到第三级的历史理论，使之成为对人文社会知识全域进行“鸟瞰”、“解剖”、“综合”、“地界重划”的最佳场地，因而可以从“历史理论”基地“望”社会人文科学全域。特别是涉及跨文化研究时，高层次的理论分析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中国传统的史学而言，他除了仍然重视考据学之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或语义学的“文本”(text)，“话语”(discourse)和“叙事”(narrative)这些核心概念尤为重视。他甚至还把中国的“古史辨”大家顾颉刚推为中国第一位“历史符号学家”。他认为顾颉刚思考的许多问题均与当代史学理论课题不谋而合，广泛地涉及到语词表达、指称、意义，以及意识形态背景等各方面，其方法远远超出了清代“辨伪”传统。在他看来，顾氏的思考方向是语义学的，因而也是符号学的。不过，李幼蒸除了肯定并转换了顾氏的理论之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历史话语语义学或符号学研究还应该包括一门中国史学特有的“历史叙事学”。总而言之，他提出“历史符号学”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文本批评”学和历史话语的语义学分析。他认为，透过这一方法论的使用，可以帮助我们细致地区分古代典籍中求真的部分和意识形态“功用”的部分，对于历史话语来说更是如此，对于“历史叙事学”而言则通过历史事件编叙程式来透析出史实的“实证性压力”、知识性限制和意识形态框架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实质。（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23-5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的操作应用在他最近出版的《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中最能反映出来，他主要是从横向共时面的角度来进行语义学分析，同时对理论体系的语义学变迁进行历时性的考察。他说“一般来说‘儒学’指‘四书五经’系统，其存在具有综合的史学内涵，而仁学为独立的思想文本。因此不妨比喻说，仁学是‘横向’存在的，是纵向历史中的横向存在，而儒学是‘纵向’存在的；仁学是伦理学思想系统，而儒学是社会文化史过程。”他还说“我们将仁学与儒学区分开来，首先可以使孔子思想和中国两千年儒教政治史分开，两者成为虽相关而不同的学科领域，其结果不仅有益于古典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未来文化学术创新的事业。一个直接的益处是使传统仁学和现代‘反封建思想运动’可以彼此兼容一致。一方面，只有仁学，而非传统儒学全体，才能有进一步参与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伦理学对话的可能性。”（注：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中的“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历史符号学”的工具价值在这里确实显示了它的强大威力，因而也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历史符号学”的方法论基础来源于“理论符号学”。“理论符号学”是李幼蒸通过对西方现代符号学进行全面研究和总结并进行了综合的一个理论成果。他甚至把“理论符号学”称之为“人文科学认识论的语义学研究”或“文化思想普遍语义学”，并认为，作为与人类生存直接相关的价值统一问题的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比，人文科学应占据学术首要地位。因此，符号学在人类全面技术异化的危机中更应担负起力挽狂澜的使命。（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的“再版序”，第1-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他的《理论符号学导论》可以说是对西方现代符号学的所有理论进行了重构，组成由“语言符号学”、“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构成的三大理论板块，并对这三大板块的符号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理论界定。“语言符号学’包括语言结构、语义结构、话语结构三个部分，是对自然语言的研究而且把它视为符号学理论的硬核，是符号学和语言学、语言哲学和文学理论的交汇面；“一般符号学”强调了语言系统和非语言系统以及社会环境分析的关联；“文化符号学”则是探讨对文化思想所进行的符号学分析，既涉及文化思想深层结构的解剖，又涉及人文话语的意识形态因素问题，它将符号学与哲学、文学和思想史研究联结到一起。尽管从表面上看，《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仅只是对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疏理，似乎没有什么创新，而实际上却是一次理论重构。如果说，语言学主要包括语形学(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这三个部分的话，那么，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三大板块就是对语言学三个部分所进行的拓殖和重构，但是，从三大板块的关联来看，与语言学的三个部分的内在关联显然有着同构性，因此，实际上它照样依循了结构主义早期从语言学扩展到一般符号学的逻辑。它一方面对语言学进行了拓殖，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抽象，从而将符号学转化为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它显示了与德国哈贝马斯的社会语言学认识论和阿佩尔的语言学的认知人类学方向的不同，从总体上看仍然是结构主义性质的。因此，以这样的理论符号学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再转移到历史研究领域，自然也就难以摆脱法国结构主义思想的阴影。这也正是“历史符号学”之所以重视“文本”、“话语”和“叙事”并把“历史话语”的语义学作为主要分析的对象的原因。

虽然符号学理论变化万千，但是它的结构主义性质始终没有改变。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巴特、福柯等，他们骨子里深藏的其实仍然还是典型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只不过由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促使他们把这一理论工具的使用调转并服务于对理性主义信仰的批判和现代社会症结的探讨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与西方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分道扬镳，他更多的是建构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的。据他自己称，结构主义自70年代以来，除了法国派向后结构主义转变之外，荷兰则将结构主义的科学理性精神火炬传承了过去，他特别推崇荷兰的符号学家托伊恩·A.梵·迪克(Teun A.Van Dijk)，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推动了符号学的新发展。李幼蒸对中国的问题显然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对于中国的学术问题来说，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更为根本，符号学理论的科学性发展方向是使中国的现代学术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有力保证。因此，他所关心的问题和需解决的问题与那些对西方思想方法亦步亦趋和鹦鹉学舌式的学人相比，显然有着更深刻、更敏锐的学术思想洞察力，应该说，这是一种当代中国学者所应持有的文化学术立场。

“历史符号学”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可以对传统文化表现重新加以排列，使其意指结构突显，从而促进其他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同时在微观水平上进行的比较文化研究又必将显著提高对文化表现涵义的理解，使各不同文化在重构的分析层次上有效地进行比较和沟通，（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10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因此，它更注重历史话语的语义学分析，而不是历史语境的重构。可以看出来，李幼蒸对于“历史符号学”这一概念的使用是有限定的，他更愿意选择作为一般符号学这一中层理论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操作。特别是他透过对艾柯与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所进行的比较与批评，觉得后者的理论更适合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他说：“一般说来，格雷马斯的符号学意识形态论研究，既涉及以符号学为方法来揭示社会人文科学话语中意识形态隐蔽因素的方面，又涉及符号学方法本身的意识形态前提方面。但在具体讨论中，格雷马斯主要关心前者，对后一方面只限于做纲领性的说明。格雷马斯同样未能就如何区分符号学固有意识形态前提和符号学科学性问题进行明确的阐释，他的有关研究中主要的贡献表现在从积极方面运用符号学分析方法来尽量认识和排除错误的意识形态干扰。由于其分析对象是话语表达面本身的意识形态结构问题，故具有深刻的理论符号学意义。”（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57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正是基于对格雷马斯的批判性吸收，当他面对中国历史话语语义学的问题时，就有了清晰的判断。在他看来，中国历史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话语结构之间显然存在着对应关系，认为中国学术意识形态系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映射，而其各种程式化的表现风格均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挥特定的社会功能。因此，对中国历史话语的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就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目，并间接地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5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故而，我们也可以把“历史符号学”称之为“去伪存真”的理论。

“历史符号学”对于历史话语的研究应该说是有效的，甚至对包括思想、文化话语的辨析也同样有效。这个工具的操作程序基本上是这样的，首先确立一个历史话语，然后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因素的剔除，再从历史的演化过程来探询话语语义的本意和真意。从目的结果来看，虽然倾向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还原精神，但却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立场，目的是为更有效地进行异质文化系统的比较与沟通而奠定语义学基础；从程序过程来看，虽则与福柯的知识话语考古学和谱系学相仿，却又在学术的问题方向上与其对立，福柯的目的是要对西方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和对知识话语的权力-意识形态结构的揭露，从而否定话语的“真理性”，福柯对于历史更强调它的断裂性和非连续性，他基本上是一个反历史主义者。“历史符号学”可以说是从积极的辩证的角度达到对二者的综合，显现了其难能可贵的品质，这一点显然与目前国内的一些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批判、解构传统的学人不同。不过，总体看来，“历史符号学”主要还是用来进行历史话语的语义研究——意义系统的分析与理解而不是历史研究——历史过程的深度阐释，因而，它的局限性也就显露出来了。

作为历史研究，其目标和任务不仅在于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揭示，而且更注重对历史语境的还原以及对历史发展的普遍关联的探寻。这样说来，这个工具就显得有些消极了，因为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而言，它只能成为解决部分问题的工具。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历史符号学”本身，而在于这个方法论概念的提出者一开始就对它进行的理性化的自我限定。但是，我认为，“历史符号学”并不一定要限制在理论符号学的中层即作为一般符号学的孤立地位，而应该与前后两个理论板块层贯通起来成为一个开放的概念，这样一来，这个理论的内涵就有可能被扩大，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灵活而有效的工具。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我们又重新把符号学拉回到语言学的位置上的话，“历史符号学”就会被还原为“语义学”，而概念的提出者恰恰又有意回避语法学和语用学这两个方面。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生的哲学转向来看，“语用学”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无论是德国的阿佩尔的认知人类学，还是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的哲学重建无疑都是建立在“语用学”的基础之上。他们在哲学认识论上的突破，甚至可以这样来说，如果说康德完成了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的话，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则把康德的先验主体认识论推向了先验符号学(语言学)，即一方面为“认知人类学”，另一方面为“知识社会学”，从而使我们对于知识论有了一种批判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先验符号学是继康德之后德国哲学的又一次大综合，是对西方偏于科学精神英美分析哲学与偏于人文科学的大陆解释学的大融合，（注：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从其根本精神来说，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回归与再阐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于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认识论的形而上学批判，并为之奠定一个“实践”的先验基础的话，那么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镇——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传人的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两人所发展起来的先验符号学，则是透过对形式语言学的批判，重新回到语用学这一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维度，并且为语言学或符号学建立先验基础。或许对于阿佩尔来说，更重视先验符号学的认知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即他所谓的“哲学的改造”（注：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路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他在对形而上学认识论的批判问题上与阿佩尔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是有着一致性，如对认识的旨趣的批判和对语言交往中的理性歪曲——独断论、意识形态和目的性等的批判以及试图建立在规范的论证前提下的交往伦理学和政治学。差别在于哈贝马斯意在于建立一个针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理论，因此，他不同于阿佩尔的认知人类学方向的“先验”语言语用学哲学建构，而是更着意于方法论方向的“普遍的”语用学哲学建构。（注：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第222-2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不过，从总体而言，他们都反映出一种从语言学的框架来改造传统哲学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对语用学的重视，更反映了出了一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的回归。可以这样说，哲学的“语言学语用学”转向也是一次哲学的“后现代转向”。虽然后现代现象确实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作为思想资源的后现代哲学的确可以重新开启思考世界和历史的新视角。

语言哲学向语用学、交往实践和社会历史的转向，无论从认识论还是从方法论来看，都有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根本一致性，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语言学符号学不仅转向语用学甚至“先验语用学”和“普遍语用学”，为语言学符号学方法论的全面建立和使其朝着完善而有效的方法论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同时，我还认为，语言学符号学如果要发展成为普遍的方法论，还必须向着辩证语言学方向生成，也就是要将语用学、语法学和语义学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辩证语言学关系，使其相互依赖、互相生发、相互转化，建立一种辩证的内在语言学关系。基于同样的思路，我们也需要对“历史符号学”进行重构，使其朝着辩证“历史符号学”的方向发展。从理论符号学的意义上说，也就需要贯通“语言符号学”和“一般符号学”以及“文化符号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使其成为一种辩证的与社会历史关联着的外在符号学关系。这样，“历史符号学”就成为了辩证的历史符号学，从而也可以成为历史文化研究的一般逻辑。

三、结论

总体而言，辩证历史符号学的目的就是要将孤立的、静态的和单一目标的“历史符号学’改造成为上下、内外关系处于一种动态、灵活和适应不同目标的自由工具。这样，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它就可以避免对历史话语的考察分析仅仅停留在语义学的目标上，而在对历史进行全方位的阐释时，既可以对历史话语进行语义学的历时与共时分析，也能进行历史话语的语境还原，同时还将能对历史话语发生的历史文化逻辑给予揭示。如此一来，辩证历史符号学就不仅可以成为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有效工具，而且还可以成为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化研究的阐释方法。这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因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已经不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文化系统中发展了，而是在东西方的文化碰撞中生发，在它的历史流变逻辑中饱含着历史主体所进行的深刻的文化比较和知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