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论文（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论文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师承与交游、视角与时空的转换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史倡导整体史，对社会史研究进行反思，不仅要从学术内在脉络出发，还应该分析支撑学术发展的外在理路。

要深入地理解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使社会史研究迈上新的台阶，从视角与时空的转换，师承与交游入手进行一些具体的探索未尝不能寻找到一些有效的途径。对社会史进行整体评述，或是对其中某些领域的回顾与展望时，这些因素时不时会被提及，不过，如何辩证地理解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仍有进一步反思的空间。本文即用社会史的视角探讨近三十年来的社会史研究，考察影响社会史研究的内外因素，并以此为切入点理解近三十年的学术转型。

一、视角： 对象与面相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得益于研究视角转换。1902 年，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等文，倡导历史研究由上层社会转向下层，由政治史转向文化史。20 世纪前半期，社会史在史学变革的旗帜下逐渐发展起来。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社会史一度沉寂。文革之后，思想得到解放的学者们开始转换视角，提倡研究民间的、社会的、普通民众的历史。研究视角的下移，发现了无限丰富的社会史研究课题，促使了社会史的繁荣。社会史复兴之初的理论分歧之一为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视角。

其实两种主张之间存在关联： 视角的转换发现了一个新领域，这个领域逐渐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视角转换不仅从上而下，也有上下互动、社会与思想的互动。社会史内部的一些具体研究方向，如社会文化史等便强调研究视角的互动。社会史研究在视角上强调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下层之所以称之为下层，它一定相对于上层而言，民间社会的方方面面之所以存在也是相对于国家、政府、政治而言。社会史研究又以整体史为目标，仅仅聚焦下层、聚焦民间社会如何称得上是整体史？ 于是学者开始提出，社会史研究的视角要在上下层之间移动，揭示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1980 年代后期，刘志琴、李长莉等学者不满足于文化史、思想史的精英化、文本化取向，提出要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 他们也不满足于社会史所描述的客观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认为要注意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背后的精神因素。刘志琴、李长莉等先生提倡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互动。

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社会文化史已经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热点。

通过不同视角观察同一个研究对象，常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丰富面相。商会史研究中很明显地能观察到视角的多次转换对该领域的推动。1980 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商会史研究开始兴起之时，中国史学界基本上还处于革命史研究视角的笼罩之下。章开沅等学者不再抽象地争论近代革命的性质，而是转换视角，试图通过商会寻找到资产阶级，继而考察商会在中国革命中的政治态度和动向，以判断革命的性质。引入了商会后，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革命的讨论建立在具体社会组织基础之上，使革命史落在实处。1980 年代后期，在中国学术界兴起了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热潮，马敏、朱英等学者从革命史研究视角转向现代化视角来观察商会。这使研究者们从政治作用之外开始更多地注意商会的社会属性、角色定位、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和现代性等问题，较之仅仅强调商会的阶级属性是一大进步。

1990 年代，商会史的本土探索过程中恰逢“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以及运用该理论进行研究的海外中国学传入中国，马敏、朱英等学者又以“市民社会”的视角展开商会史研究，把商会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分析。

革命史视角下观察了商会在革命中的作用；现代化视角下商会本身作为社会组织得到重视，并将之置于传统与现代变迁的脉络里予以观察；“市民社会”视角下注意到商会是众多社会组织的一个，并以之为切入点讨论了它们所构成社会的特质，以及这样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商会史研究的轨迹先从政治史走向社会史，又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政治史，推动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化。

视角转换能发现新的研究对象，产生新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理论和方法，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发掘新视角，是学术创新之源。视角犹如生命，常有草创、应用、扩展、新意递减的过程。视角的生命历程在研究中常常经由时间的延伸，空间的伸缩而完成。

二、时空： 结构与变迁

社会变迁是社会史研究的主题。社会变迁的研究需要拉长时段进行分析。另外，研究者入手可能针对某个时间段的对象进行研究，取得一些成果后，对该时段再展开研究的空间不大，于是不得不转移阵地，研究同一对象的前后时段。时间序列是可前可后的，但囿于资料等因素，社会史研究中往往是时段下限往后延伸的居多。社会史研究时段的后移不仅表现为个人的选择，学界作为一个整体也存在这种趋势。

1980 年代社会史复兴时，尚看不出太多的厚今薄古。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近代社会史研究已经蔚为大观。2005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发起、联合全国各高校及研究机构举办了首届近代社会史会议。十年里，从青岛到乌鲁木齐，从贵阳到苏州，从襄阳到保定，共举办了 6 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都有来自海内外的学者逾百人参加，已经形成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研究者定期交流最新成果的常设平台。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近几年，社会史研究时段的后移还有一个新趋向： 不仅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研究较为活跃，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也开始大幅推进。如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范围向建国后扩展，对建国早期婚姻家庭变迁进行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又如山西大学对集体化时代的研究等，都反映了这种“时段后延”趋向。

中国地域广阔，社会史研究中常见地域空间的伸缩。有的研究城市，有的研究乡村，还有的研究城乡。各类主题下又分为江南、华南、华北、东北、西南、西北等大区域； 还有分省研究，如河南、山东、广西、山西等等； 一省之下再分为闽北、闽南等地理空间； 甚至研究范围可缩小为某一个或几个村庄。

城市史研究中地域空间的伸缩尤为明显。

1990 至 1993 年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个城市研究团队相继出版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和《近代武汉城市史》四部着作。

1990 年代初，有关学者开始考虑扩大研究范围，将近代城市史研究从个案研究的层次提升到区域研究的层次。对东南沿海、华北、长江流域等区域城市系统、城市群体进行研究。1996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出版了《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 2002 年，《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出版。

空间的伸缩不仅体现在研究范围的扩大，而且还在于空间的缩小。城市史研究细化、深化的另一个策略是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小空间，用显微镜式的手段来观察分析。王笛将观察的对象聚焦于茶馆等空间。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就包括数本以空间为维度的专着，如关于公共活动场所茶馆、饭店、旅社、浴室、广场、菜场、公园、影剧院、书场、游乐场、跑马场、跑狗场、赌场和校园生活的研究。水利社会史研究中，学者们对诸如闽台、太湖流域、两湖流域、关中及山西等区域水利工程的组织与管理、用水规则与水利习俗、水利纠纷的发生与解决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灾荒、慈善史的研究学者按照行政区域、地理单位研究了各个地方的灾荒与救济。

社会史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时间段做前后延伸便于观察其变迁，对空间进行伸缩有利于分析其多样性及普适性。视角创新属于少数作品，大量跟进的研究未必有多少视角方面的创新，不过，它在时空上伸缩增加了更多的案例，能使某种视角得到验证、修正和传播，并成为常识，普及之功不可抹杀。

三、师承： 团队与基地

新视角的产生及实践往往依赖师承关系和交游。师承、交游等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史研究。学术变迁中的师承由来已久，也被研究者广泛关注。

论者多从薪火相传的角度观察，也有学者从学术行业生态的视角加以讨论，本文主要从学者代际更替、团队建设等方面关注师承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

文革前有所成就或获得一定学术、行政地位的学者，1980 年代重新进行学术研究，成为 19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他们大多二三十年代出生，此时已经五六十岁，年纪已经不轻，加之学术或行政工作繁重，他们对社会史等新领域的研究可能存在种种设想，投入繁重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却难以保证。一些老师开始带着学生进入社会史研究领域。第一代学者的早期学生四五十年代生人居多，也有部分六十年代生人，许多具体课题主要由这批学生协助完成，可以把他们看着第二代学者。第二代学者引领、甚至笼罩了这三十年的社会史研究，三十年社会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的学术成长史。第二代学者多在 1990 年代推出代表作，获得学术声誉与学术地位，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其前期的研究生多为六七十年代生人，他们可以称为第三代学者。

第三代学者细化了第二代学者的研究领域，把研究对象在时间在上前后延伸，在空间上不断伸缩，内容上也更加具体、细致。

前辈学者对后辈的影响，往往在于指明学术方向，发现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正是师生的配合，一些设想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一些领域才能得到深入、细致的研究。章开沅先生“有一个深夜忽发奇想，觉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小鸡”可以泛指后辈学者，但实际上多为自己的学生。

有时导师要帮助学生确定研究题目，老师发现学术富矿后，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将此作为学生的研究选题。同时，学生了解导师的学术兴趣、熟悉导师的研究意图，可以很好地遵照导师的要求完成各种课题，导师也信任自己的学生。章开沅先生1980 年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1991 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检阅中国教会大学史档案的收藏状况，都为后辈学者的学术成长起了导引作用，开辟了商会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新领域。

1980 年代初，傅衣凌先生主持“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带着研究生和年轻老师收集了很多民间文献，其学生郑振满等先生利用这些资料开始了乡村社会史的研究。师承关系有助于培养学术人才。1930 年代，顾颉刚先生通过教学，学术指导以及办《禹贡》讲座等培养了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历史地理学者；1980 年代，后者分别推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处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

以复旦大学为例，1980 年初，葛剑雄先生即帮助谭其骧先生处理日常的工作，随其参加学术会议、工作会议，承担了《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肇域志》整理等重点项目的工作。1978 年以前，葛剑雄先生与历史地理学界毫无接触，通过几年的工作，对学术界的状况相当熟悉； 毕业后就开了课，担任了有关课题组的负责人。

在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学者的用心培养下，其弟子们及再传弟子纷纷成长为人口史、移民史、环境史、生态史、医疗疾病史等方面的专家。

学术研究可以单打独斗，往往也需要团队作战。具有学术声誉、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的研究团队往往会组建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各类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社会史研究中心往往由老师创办，弟子及再传弟子为骨干。它们以团队力量争取国家和学校的各种支持，设计并完成各项课题，推动学术交流，加强对青年学生和教师的培训。老师为一展宏图，需要学生们鼎力相助，而学生们借助老师搭建的平台，快速成长。师承关系是建立研究团队的重要基础。这些研究所、研究中心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基地。社会史从边缘走向学术主流，乃至成为一些地方学术的中心，研究所、研究中心无疑是重要的推手，而师生几代人协力合作是推手的力量所在。

四、交游： 应和与碰撞

现代交通、通讯、出版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经费的增加，学术活动自由度的提高，为学人交游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条件。

社会史的复兴有本土的内在探索，也有域外的影响。学人交游既有国内不同地域、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也有国际间的合作，国内外的交流往往又交叉发生影响。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和厦门大学的郑振满等先生的交游对学术的影响就是很好的案例。

陈春声、刘志伟和郑振满等先生的交游可溯源到到傅衣凌和梁方仲先生。郑振满先生 1982年师从傅衣凌先生攻读研究生。梁方仲先生1952 年后一直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汤明檖先生长期任其学术助手。刘志伟先生 1980 年随汤明檖先生读硕士。陈春声先生 1982 年随汤明檖先生读硕士，1986 年师从傅衣凌先生读博士。

1984 年，加拿大学者丁荷生先生到厦门大学做博士论文，郑振满先生就经常与他一起跑田野，到各处看仪式，收集文献资料。1985 年前后刘志伟与萧凤霞、科大卫、陈其南等先生相识。此时，萧凤霞先生已经开始与刘志伟、陈春声等先生合作，在华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从事田野调查。刘志伟与科大卫先生比较紧密的合作是到了 1988年后开始的。1991 年前后，萧凤霞先生在香港募到一笔捐款，她请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陈其南先生牵头主持一个项目，并建议陈其南与刘志伟先生商谈有关事宜。他们最终策划了“华南研究计划”.大陆由刘志伟先生负责，他找了厦门大学的陈支平、郑振满，广东的陈春声、罗一星等先生。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其南，香港科技大学的蔡志祥，美国耶鲁大学的萧凤霞，牛津大学的科大卫等先生共同完成该计划。1993 年陈其南离开香港中文大学，该计划在制度运作的层次上便实际终止了，但该计划聚集起来的研究群体在此后有了更加密切的合作交流。在这些学者的推动下，2001 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3 年创办《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 年开始连续举办历史人类学研讨班，数十项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得以进行。正是学者的交游使历史人类学研究在华南蔚然成风，而这股风还从华南吹向全国各地。

郑振满与丁荷生，刘志伟、陈春声与萧凤霞、科大卫、陈其南等人的合作也许具有偶然性，而长期合作则有必然性。凭傅衣凌、梁方仲及汤明檖等先生的学术声望，丁荷生、萧凤霞等先生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寻找合作伙伴，很可能会想到傅衣凌、梁方仲、汤明檖等学者，此时他们身边的弟子刚好有郑振满、刘志伟、陈春声等人，丁荷生与郑振满等人的合作就顺理成章了。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素有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传统，其领军人物傅衣凌与梁方仲等先生的学术声望和学术交往也对郑振满与刘志伟等人的合作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陈春声既是汤明檖先生的学生，又是傅衣凌先生的弟子使闽粤两个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有了更多的契机。

郑振满与丁荷生等人初次接触并不意味着他们将长期合作，而事实上此后他们有长达数十年的合作，这可能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共同的学术认知和学科、知识的互补。郑振满、刘志伟等人都意识到，一种比较有深度的观察和比较有高度的认识，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出来的，一定要跟朋友们、同行们有很多的交流； 一些对历史的新认识往往是在许多的讨论、争论中激发出来的，而不是靠一个人的智力苦思冥想出来的。

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学科和知识背景，如萧凤霞等学者是人类学家，而刘志伟等学者是历史学家，即便是刘志伟与郑振满等学者同为历史学家，他们的知识储备、关注的主题也不完全一样，对历史的见识更不会人人一样。研究对象一样，并不妨碍他们做出不同的解读，从而避免了同质性研究，也使他们在争论中和谐相处了几十年。

除了私人交往，学会等组织、学术讲座、座谈会、学术会议和期刊等都成为学人交游的重要平台。如 1986 年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该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至今已经召开了 15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常常由十几二十个学术单位协办，参会学者多在一百人以上。研讨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史学者的交游，各具特色的会议主题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社会史的研究。

研究团队和个人的交游过程中，共同的学术兴趣，共同的学术认知使学者们互为知己，一唱百和，以团队的力量凸显某种方法、某些领域的魅力； 学科、知识的互补使学者们发生争执、争论，碰撞中闪现思想的火花。

五、反思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离不开研究视角的转换，循此发现了历史研究的新对象，认识了历史的新面相。新视角的学术价值需要通过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来展示。新视角的发现者或者运用者在拓展研究领域时最常用策略的是时间上的前后延伸，空间上的伸缩。这些研究可以证实或证伪新视角，也可以运用同一视角观察不同对象以增进对历史的认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归根到底由历史学者来完成。

师承关系和交游常形成一个研究团队。研究团队中既有同声应和，也有互相碰撞，它使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理念和学术观点得以产生和传播。视角与时空、师承与交游，推动了社会史，乃至整个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发展。视角与时空、师承与交游，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也需对此进行反思。

首先，合理对待视角的多样性与整体性。任何视角观察到的历史都是众多面相之一，无论哪种新视角都存在盲点，局限在所难免。社会史研究追求整体史，就需要多视角。研究者要意识到以自己的视角替代、遮蔽其他视角，或者惟我独尊，贬斥其他视角均非上策。当满目的多样性视角，混乱得以致不能发现整体性时，社会史追求整体史的梦想也将破灭。当每个地方得出一个地域性特征，学者又将如何寻找到共同的话题，如何沟通、交流学术？ 把各具特色的碎片拼成一幅幅整体性十足的画卷，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目标。

其次，适度把握新视角与个案研究的关系。

新视角与各个时空中个案研究之间存在悖论： 一方面，新视角的运用、传播，必须依靠实证研究方面量的积累，否则不断更新视角，打一枪换一个旗号，琳琅满目的新视角、新结论会令人目不暇接，甚至无所适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视角的解释力又何以体现； 另一方面，用同一视角观察同一对象，或者多个对象，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适用领域的增加，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同时其理论方面的新意会逐渐递减，后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并不能增加新的面相，往往只是为该视角添加新证据、新注脚，甚至伤害到该视角本身的价值。研究者发挥特长，各安本分，做好学术分工，有助于适度地运用新视角进行实证研究。发掘新视角能力较强的学者，做出一些示范性的实证研究后，集中精力开拓新视角，有利于引领社会史研究迈上更高的台阶。发掘新视角能力不强的学者，努力把某些视角琢磨透，做些精致的实证研究以贡献于学术界，而不是热衷于填补时空中的空白，增加地方史掌故。时空中的空白填不胜填，而且有些历史画卷中需要留白，花无穷之精力和金钱进行画蛇添足，将整个历史画面填得满满的反失画卷之美。

第三，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研究团队中第一代学者是某些领域某些视角的开创者，第二代学者使该领域该视角研究走向成熟，第三代学者涉足该领域该视角时，该领域该视角往往已经进入新意衰减期。随着第一代学者的淡出和第二代学者的荣退，第三代学者已经或者即将占据某些学术、行政的要津。第一、第二代学者的追随者可能需要选择固守旧阵地，还是用新视角观察旧领域，抑或开拓新领域新视角。有的团队比较成功地找到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如南开大学冯尔康、常建华等先生在宗族史等领域取得较大成绩，余新忠等学者又开启了医疗社会史、环境史。一些学术单位为了防止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为了避免学术成果的同质性，也采取了种种措施。然而也有不少团队的第三代学者没有寻找到新的具有高辨识度的学术生长点。

第四，提高研究成果的识别度。现在与三十年前的学术环境已经大有区别。三十年来积累的研究视角不胜枚举，开拓的研究领域几乎是应有尽有，得出的结论五花八门，现在很难寻找到学界没有运用的视角，没有耕耘的领域，没有得出的结论。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学术成果海量增加，众声喧哗里一项成果的价值要被人认识、发现变得十分困难，成果要产生广泛影响力，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更是难上加难。现在资讯发达，只要发现一个新视角、新领域、新材料，后继者常常如蝗虫扑面，瞬间演绎完所有的变化，将所谓的新意蚕食殆尽。第三代学者恐怕不得不思考如何提高成果辨识度，如何在激烈而短促的竞争节奏中突破重围而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学者个人或团体能够取得高辨识度的成果，无疑是对社会史研究的推动，也将引领社会史研究登上新的高度。

上述几点反思是当今社会史研究无法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个人的禀赋，知识结构与阅历，所处团队与交游圈的层次各异，切入解决该问题的路径不一，答案还在未来的探索之路上。

第二篇：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概述

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概述

黄今言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的研究有重大进展，成就斐然。其突出表现是：一是研究队伍扩大。除老一辈史家外，新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二是研究领域拓展。过去只局限在少数领域，如今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教育、人口、地理、思想文化、人物评价等各个领域。三是研究成果丰硕。过去发行的专著、论文数量极为有限；如今专著、论文大量涌现，满天星辰，数量大为增多，且刊发了很多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学术价值高的成果。从秦汉史研究的走向和发展趋势来看，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拓展与深化了传统课题的研究。对秦汉史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包括土地制度、赋役制度、职官制度、军事制度、宗族家庭、法律制度、社会风俗、思想文化等，继续成为重点研究领域。旧题新作，多有深化，先后刊发出了一批史论结合，体现特色，功力扎实，富有生命力的新成果。

其二，重视简牍、文物的研究。随着大批简牍及画像砖石等文物考古资料的出土，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有的对简牍、画像砖石本身进行专门研究；有的将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以简牍印证文献，或以文献诠释简牍，研究出了一批开拓性的著作。

其三，加强了区域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一是秦汉史研究会做了大量组织工作，进行了有力引导，如1991年年会重点讨论齐鲁文化；1993年年会重点讨论江南经济；1996年年会重点讨论南越国史；1999年年会则讨论西南开发等。再者，伴随着各省通史的编写，一般也都设有《秦汉卷》，如《陕西通史·秦汉卷》，《山东通史·秦汉卷》等。这都有力推进了秦汉地域史的研究。另外，不少学者，就地取材，从实际出发，研究本地的秦汉史，关中、西北地区的学者尤为明显。多年来由于大家合作，拿出了不少有地方特色的成果。

其四，研究方法显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许多学者坚持“实证主义”原则，无史不证，同时又重视价值评判，力求做到“以史为鉴”；有的学者采用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引进历史学研究；还有的引进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包括计量分析法等引进史学研究，试图使研究更加精确化、科学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使许多人的研究方法有不少更新，提升了成果的质量。

大量史实证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得到了蓬勃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下面，将1980年以来的秦汉史研究概况作一简略的回顾。

一、综合性研究 秦汉史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早在四、五十年代，陈源登、马元材、钱穆、翦伯赞、吕思勉等前辈学者各自都曾著过《秦汉史》，达五、六部之多。八十年代初以来再度大量涌现。例如：林剑鸣的《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全书共十四章，深入研究了秦人兴起、发展、衰亡的历史过程。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马非百的《秦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内容分为纪、传、志、表、録、图六部分，史料详实，是他的精心之作。林剑鸣的《秦汉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共二十章，注重史论结合，在内容、结构、观点等方面，皆有所创新。许多大学历史系被列为教材，得到了广泛利用。田昌

五、安作璋主编的《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全书共八章，全面概括了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结构合理，篇幅适当，观点平稳的一部断代史。外国学者崔瑞德、鲁帷一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全书十六章，该书虽然对近年新出土的历史资料尚未得到利用，但引证文献广泛，并重视文献的辨伪和考订工作，也充分利用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秦汉史研究的水平。

此外，秦汉史研究会编的《秦汉史论丛》，现已出版十二辑，是综合性的论文汇编，反映了会员的研究成果。

二、经济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经济史成为研究的热点，成果很多。贯通性著作有多部问世，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全书共十章，对秦汉时期经济区的发展、土地制度、劳动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经济与币制、经济波动、经济政策等，分别作了论证。这是他历经三十余年长期研究的结晶和总结工作。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卷》上、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二十二章，在绪论章中，对秦汉时的地理环境与生态状况、基本经济区、产业结构与经济类型、社会经济形态等作了阐述。然后分章论述了秦汉时期的人口分布，农田水利，农业生产，畜牧业，林业和渔业，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经营方式，土地继承与土地买卖，手工业生产、手工业中的生产关系，商业与都市，商品价格，货币、赋税、徭役，财政，国家经济政策，交通运输，社会各阶级和等级的经济地位与资产，不同阶级和等级的生活消费，少数民族的经济等。该书富有创意，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己见，加强了薄弱环节的研究，重视填补空白。这是一部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杠鼎之作，体现了当前国内研究的最新水平，受到学界的好评。此外，还有曾延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分西汉、东汉两部分。对两汉经济和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外贸，以及租赋、国家收支与财政等作了探讨，用力较勤，对学界有启示作用。

学界从不同层面和视角研究秦汉经济史的成果十分丰硕，这里从几个方面，做如下列举：

（一）部门经济：农业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主要部门。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新的进展。陈文华的《论农业考古》（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收入农史方面的论文12篇，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秦汉农业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新见。樊志民的《秦农业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对秦农业的发展历程、农业科学技术的演变、农业生产结构及其管理制度等作了详细分析。许倬云的《汉代农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汉代农民的生计、农业资源、耕作方法与技术以及农业之外的选择诸问题进行了论列。同时，还对汉代农业的相关文献做了介绍，可供参考。学界发表的论文有：林甘泉《论秦汉封建国家的农业政策》（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1985年版），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孟明汉《关于西汉农业劳动者的身份问题》（《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宁可《西汉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1978年4月10日），高敏《论秦汉时期放牧业的特征和局限》（《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余华青《秦汉时期的畜牧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秦汉时期的林业》（《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秦汉时期的园圃业》（《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温乐平《论秦汉养牛业的发展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黄今言《汉代不同农耕区的劳动生产率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对秦汉农业作了有益的具体考察，比较深入。

手工业的研究也有些进展。逢振镐的《秦汉经济问题探讨》（华龄出版社1990年版），对秦汉的盐铁政策、手工业经营管理制度、山东地区的冶铁、煮盐、制铜、铸钱、制陶、漆器、纺织等分别作了论述，是一部较扎实的经济史论文集。宋治民的《汉代手工业》（巴蜀出版社1992年版），也有一定的份量。这方面的论文有：张传玺《论秦汉时期三种盐铁政策的递变》（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二辑，1983年版），余华青《汉代酿酒业初探》（《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秦汉漆器价格考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宋治民《汉代铜器铸造手工业》（《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陆德富《西汉工官制度问题研究》（《文史》2009年第3期）等，不无新意。

商业史的研究较为活跃。商业协会主办的《平准学刊》八十年代出版了五辑，内容以商业为主。1995年创办的《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目前已出版两辑。吴慧的《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二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对秦汉时的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发展官营商业、东汉的商业与商人地主等作了具体论列，特色明显。相关论文有：张仁玺的《秦汉时期私营工商业的行业类型考述》（《山东师大学报》2009年第3期），严华青等《先秦两汉商人分层之变化及其政策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赵德馨《商业的性质与历史》（赵著《经济史学论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对商业的利润，发展历程，作用等提出了新见。当然，商业史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开拓。

交通运输的研究，主要成果有：王子今的《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全书共十七章，对秦汉时期的交通建设、津桥、车辆制作、陆路运输动力、内河航运、近海航运与海外交通、造船业、都市交通、主要文化区的交通结构、仓制与主要粮道、产业分布及运销区别、运输业、通信形式、域外通路、交通史背景以及交通心理与交通习尚等，分别进行了论述。该书广征博引，分条缕析，运用新的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该书作者为完成这一专题研究，此前曾发表了多篇论文，如《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秦汉时期的私营运输业》（《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秦汉时期的内河航运》（《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两汉救荒运输略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等。此外，学界的论文还有：余华青《略述秦汉时期的舟车制造业》（《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武伯纶《秦汉车制杂议》（《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吕名中《秦汉通南越要道考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金惠《汉代船尾舵的发明》（《东方杂志》1983年第1期），赵化成《汉画所见汉代车名考辨》（《文物》1989年第3期）。这些论著较前人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发前人所未发，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二）土地制度：目前，贯通各代的土地制度史已有多部。林甘泉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主要论述晋以前的土地制度。试图从史料与理论的结合上回答讨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资料丰富，分析深入，立论公允，得到学界认可。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1年版），对秦汉时的土地制度，主张“国有土地”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新论。断代性的有高敏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中国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对当时土地所有制形成及诸形式等问题有系统论述，成一家之言。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国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把土地制度作为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结合剥削方式、阶级关系等方面进行论述，独具卓识。张金光的《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十二章，其中对秦的土地制度、为田制度、阡陌封疆制度、租赋徭役制度、官社经济体制等等做了全面、系统研究。认为秦汉时期是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份地“授田制”，实行“定产承包制”。认识深刻，自成一说，是有突破性的一个研究成果。刘光华的《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则对汉代屯田的发展、屯田上的劳动者、屯田管理系统及屯田作用等，提出了独自的看法。

土地制度的论文很多，代表性的有：李振宏《两汉地价初探》（《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张传玺的系列论文包括《汉以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生和确立》、《两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论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形成的三个阶段》、《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国有土地问题》、《从“授民授疆土”到“衣食租税”》、《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见张著《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韩连琪的《西汉的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东汉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庄园制的兴起》、《论两汉封国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形态》（见韩著《先秦两汉史论丛》，齐鲁书社1986年版）。安作璋、逢振镐的《试论秦汉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杨生民《汉代土地制度两重性诸问题试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自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出土后，对汉初的“授田制”、“名田制”问题展开了讨论。论文主要有：高敏的《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杨振红的《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张金光的《普遍授田制的终结与私有地权的形成—张家山汉简与秦简比较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等，涌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高质量成果。

在地主制经济下，有关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过去研究的比较薄弱，八十年代后有了新的进展。于琨奇的《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黄山书社1991年版）。全书共十二章，对秦汉时期小农的产生、生产力水平、粮食产量、副业生产能力、赋役负担、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王彦辉的《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分9章，对豪民的产生、特征、演变，豪民在工商业中的兴衰，豪民的土地兼并与役使贫民，豪民与田庄经济结构，豪民社会地位的提升及其与士族的逐步合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相关论文有：李根蟠的《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洪煜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经济》（《史学月刊》1994年第5期），黄今言的《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初步探析》、《汉代庶民地主经济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见黄著《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还有他的《汉代农民“背本趋末”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许多学者正在开拓和深化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

（三）赋役制度：这与土地所有制息息相关，也涉及国家财政及整个社会分配问题，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钱剑夫的《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共八章，对秦汉时期的土地税、人头税、商业税以及更卒、正卒、戍卒等徭役作了具体考证，提出了独自的见解。黄今言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全书共九章，分别对税收财政机构的发展，土地税的类型及其征课量的蠡测，末业税和有关的杂项税收，计訾与訾算，按丁口征赋的确立及其演变，徭役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与社会矛盾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赋役和贡输，赋役征调与名籍、上计制度等。对秦汉时期赋役的源流、性质、内容、特征及其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关系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究。

在此期间，学界发表的论文很多，例如：柳青藩《论汉代“公田”的假税》（《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岳庆平《汉代“赋额”初探》（《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于琨奇《“户赋”“军赋”考》（《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钱剑夫《试论秦汉“正卒”徭役》（《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孙言诚《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施卫青《关于秦汉徭役的若干问题—与钱剑夫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钱剑夫《汉代“案比”制度的渊源及其流演》（《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杨际平《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一辑）和他的《凤凰山十号汉墓据“算”派役文书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高敏的《论汉代“假民公田”制两种类型》、《从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秦汉徭役制度》、《秦汉的户籍制度》、《秦汉上计制度述论》（均见高著《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黄今言的《秦代租赋徭役制度初探》、《汉代田税征课中若干问题考察》、《论两汉的赋敛制度及其演变—关于按丁、口征赋的研究》、《汉代末业税问题探讨》、《西汉徭役制度简论》（均见黄著《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备受关注的秦汉赋役制度，学界的研究成果丰硕。

（四）币制与财政：学界自来比较关注。货币史方面的成果，有钱剑夫的《秦汉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南的《秦汉货币史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蒋若是的《秦汉钱币研究》（中华书局1997年版）等，都对秦汉的币制及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黄金是否为本位货币、使用范围及其职能等做了具体阐述。论文有：李祖德《试论秦汉黄金货币》（《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秦晖《汉“金”新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杜劲松《关于西汉多黄金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唐任伍《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考》（《史学月刊》1989年第5期），谢桂华《“茭钱”试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赵宠亮《说“财用钱”》（《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徐承泰《东汉时期货币铸造及管理机构探讨》（《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黄今言《张家山竹简〈钱律〉的几个问题》（祝贺朱绍侯先生八十华诞《史学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期）和他的《居延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财物“拘校”》（《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等。在这些论文中，有的以小见大，颇具新意。

财政与货币密切相关。马大英的《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

年版），全书共二十五章，对汉代的财政体制、财政收支、屯田、漕运、货币以及财务行政与上计吏等分项做了详细论述，资料丰富，涉及面广，力图展现汉代财政史的基本面貌，有参考价值。罗庆康的《西汉财政官制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从中央和地方官员所承担的财政管理职责的角度，探讨了西汉财政制度。还有占志宏的《汉代财经大辩论》（三环出版社1992年版），朱德贵的《汉简与财政管理新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也都有些特色。

（五）商品经济：主要成果有，邵鸿的《商品经济与战国社会的变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全书共七章，对战国时期的商品生产、商业形态与商业资本、商品经济发展给战国社会经济带来的重要变化等，作了全面考察，特别对商品经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论证较为深入。黄今言的《秦汉商品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分为七章，在诸论中，首先对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性质、程度及其与自然经济的关系作了宏观性阐述。然后分章对当时商品经济生产发展的特征、商品交换与商业形态、商品市场的层次结构、商品价格与货币流通、商人崛起与商业资本投向、消费观念与消费结构的变化等，作了系统论述。该书史论结合，理论构架，自成体系，力图全面再现秦汉商品经济的原状，是作者多年耕耘之作。张宏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版），也有一定的深度和特色，对当时的商业资本有较好的研究。王仲犖遗著《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其中第一、二卷，根据《管子》、《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居延汉简》等对秦汉物价作了资料性整理，查阅方便，利于使用。丁邦友的《汉代物价新探》（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与王著近似，虽有重复之感，但也可一读。

商品经济的论文很多，例如：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地主制》（《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林甘泉《秦汉商品与自然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商品交换和买卖契约》（《文物》1989年第9期），钱剑夫《秦汉商品检验与物价管理》（《中国史研究》1978.2.），吴慧《秦汉时期度量衡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黄今言的《汉代贩运贸易论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论两汉时期的农村集市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汉朝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市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秦汉商品市场发育水平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等。目前，商品经济正在成为重点研究领域之一。

（六）区域经济：改革开放后，各地经济蓬勃发展迫切要求从地方经济发展史中取得借鉴。秦汉区域史的研究也日渐受到关注。黄今言主编的《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七章，对秦汉江南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人口、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的开发及其区域特征，手工业成就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交通运输业的开拓与管理，城市兴起与商业演进，赋役征课与人民的反抗斗争等，作了开拓性研究。李学勤主编的《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用专章，论述了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物质文化成就、发展规律、特征及其对海外的影响等，是史论结合，富有新意的成果。张荣芳的《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中华书局2005年版），其中多篇论文，阐述了秦汉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乏特色。薛瑞泽的《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对该时期河洛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论文很多，例如：章士成《西汉时期闽越社会经济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王家典《两汉时期徐淮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地位》（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丛》第4辑1988年版），张泽咸《汉唐河西走廊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岳庆平《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段渝《秦汉时代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11期），陈晓鸣《汉代北部、西南部边郡经济开发之述评》（《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等。上述论著，对现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意义。

三、社会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社会史的研究，发展迅速，成果众多。林剑鸣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全书共十二章，对秦汉时期“文明”发展的特征、物质文明、城市风貌、服饰、饮食结构、居住条件、水陆交通、信仰、祭祀、婚丧礼俗及精神风貌等，作了有意义的探索，取材广泛，资料性强，是有价值的成果。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时限上自原始社会末期，下至魏晋南北朝。从国家形态、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诸方面的发展变化，综合论述了古代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历程。该书是一部讨论古代中国社会分期问题的专著，也是作者“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作。杨师群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全书共四章，对中、西上古社会国家政体殊异原因、战国时代变法的性质、秦汉社会制度的定型、发展、局限与深远影响等，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视角较新。此外，还有谢国桢的《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刘志远的《四川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李振宏的《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杨振红的《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这些论著，大都利用出土的文物及简牍，对秦汉社会的某几个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王之今的《秦汉社会史论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共收入23篇论文，对秦汉社会中的恶少年、少年吏、流民运动、社会福利法规、浮侈世风、盗墓现象、卫生食品法规等等，一些过去学界关注很少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是一部具有广度和深度的论文集。

有关城乡社会研究的成果，也有多部著作问世。马新的《西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全书共七章，对两汉时代乡村的生产环境与农业状况，土地制度与生产经营、社会分野与农民的历史命运、乡里村落与宗族、婚姻与家庭、民间信仰与神袛崇拜、民谣民谚乡村风情等，作了系统详尽的论述。资料翔实，论证有力，是一部富有新意的力作。周长山的《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七章，对汉代城市的发展、分布、人口、居民编制、城内市场等做了论列。该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个成果，比较精审。张继海的《汉代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全书共六章，论述了汉代的城郭与基层聚落形态、城市的物质结构、城市社会的一般情形、公共生活、社会问题等，在视角上有些特色，尤其是对当时城市的社会问题及其管理方面进行总结，很有意义。徐卫民的《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全书共九章，对秦汉时期都城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汉代都城对秦代都城的继承和创新、秦汉都城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都城附近的帝王苑囿、陵寝等作了有价值的研究，这是他长期研究秦汉城市社会史的得力之作。他还对秦汉时期的都城、园林、陵墓及建筑等方面多有研究，是一部系列论文结集。（见徐著《秦汉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此外，从不同层面和视角研究秦汉社会史的成果，若以专题划分，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与灾异：生态环境的代表作有：王子今的《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分九部分。对秦汉时期的气候变迁、水资源、野生动物分布、植被、生态环境的人为因素、时人的生态环境观、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以及生态环境的个案研究等进行论述。资料宏富，视野广阔，见解独特，创意良多，反映当前研究的最新成果。灾异方面的代表作有陈业新的《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共六章，对两汉灾害概况、灾害原因、灾害思想、灾害与君主政治、灾害与经济、灾害与文化事像等作了具体论述，另附两汉灾害年表。该书比较扎实，论据确凿，分析到位，是一部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有现实借鉴意义。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杨世文《汉代灾异学说与儒家君道论》（《中国社会科学》1991.3.），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的“荒政”》（《中国史研究》1994.2.），杨振红《汉代自然灾害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4.），王子今《秦汉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1.）、《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5.2.），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2002.4.），蔡万进《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载汉代气象资料》（《历史研究》2002.4.），刘雪琴《儒学与汉代生态环境保护》（《齐鲁学刊》1999.3.），邹逸麟《“灾害与社会”刍议》（《复旦学报》2000.6.）等。生态环境与自然灾害的研究不乏佳作，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二）人口问题：还是研究人口体系中特殊类型的一种社会关系。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全书分三篇十一章。对西汉各阶段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原因、各地区的人口迁移等作了深入论述，且附有各类图表。该书颇有价值，研究方法作了新的尝试，填补了一项空白。他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也有专章论述秦汉时期人口数量的发展及其变化特点等，适合一般学者阅读。袁祖亮主编的《中国人口通史·东汉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共十一章，对东汉人口数量发展状况、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人口统计与管理、人口政策、人口思想、人口寿命、婚姻家庭与人口、人口姓氏分布、民族人口、生态环境与人口等，分条缕析，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该书规模宏大，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用力甚勤，反映了一定的学术水平。还有葛剑雄《秦汉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高凯的《秦代人口比例与人口下降问题》（《文史哲》2007.5.）、《从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看汉初的人口政策》（《学术研究》2007.9.）、《从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看汉魏时期道教的兴盛》（《史林》2007.5.）等论文，也别具特色。

（三）阶级、阶层：这方面的研究继续趋向深入。沈刚的《秦汉时期的客阶层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全书共七章，对客阶层的形成与早期存在状态、秦和秦汉之际的养客之风、两汉时期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客、客的依附化及其演进等做了具体探讨，不乏新见。有关秦汉时期的地主、豪族、士人、客、游侠、奴婢等方面的文章，不时可见。例如：安作璋等《秦汉地主阶级构成的演变》（《山东师大学报》1985.2.），马彪《试论汉代的儒宗地主》（《中国史研究》1988.4.），王水平《两汉江南士人行迹述略》（《中国史研究》1997.4.），乔宗传《秦汉游侠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史研究》1985.1.），孙如琦《东汉的流民和豪族》（《浙江学刊》1993.3.），杨生民《论战国两汉时期的“客民”和“客”》、《两汉士族地主兴起试探》、《汉代地主在农业使用佃农与奴婢经济效益的比较》、《汉代地主门下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汉代氓隶非奴隶考》（均见《杨生民经济史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林剑鸣《“隶臣妾”辨》（《中国史研究》1980.2.），宫长为《“隶臣妾”是秦的官奴婢》（《中国史研究》1982.1.）。其中有些问题学界看法不一，还存在着分歧，尚可进一步探讨。

（四）宗族、家庭：作为社会史研究重要内容之一的宗族与家庭问题，继续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赵沛的《两汉宗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共五章，对商周宗族社会概况、两汉宗族的恢复和重建、宗族的里居形态、社会结构、宗族发展的基础和途径等做了勾勒，资料翔实，观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岳庆平的《汉代家族与家庭》（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虽然篇幅不大，但对汉代家族、家庭问题作了梗概性描述，思路清晰，读者面或许更广。另外，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谢维扬的《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许倬云的《求古篇·汉代家庭的大小》（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也都对先秦两汉家族、家庭有较好的研究。主要论文有：黄金山的《论汉代家族的自然结构与等级结构》（《中国史研究》1988.4.）、《汉代家庭成员的地位与义务》（《历史研究》1988.2.），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历史研究》1988.6.），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家庭》（《中国史研究》1988.2.），张鹤泉《东汉宗族组织试探》（《中国史研究》1993.1.），马新《秦汉时代家内人际关系的变迁》（《山东大学学报》1993.3），孙达人《试给“五口百亩之家”一个新的评价》（《中国史研究》1997.1.），张仁玺《秦汉时期“五口之家”述略》（《齐鲁学刊》1998.6.），李根蟠《从秦汉家庭论及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中国史研究》2005.1.）等，均可谓比较有份量的研究论文。

（五）社会保障：古代虽然没有社会保障这个词和相应的观念，但有些举措或做法可视为后来社会保障的范畴。王文涛的《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全书共八章，对秦汉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社会救助，民间互助保障，特殊福利，身份性福利，军人优抚，社会保障的程序及实效，社会保障思想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与梳理。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但又不囿成说，积极探索，提出己见。这一研究，对现实有借鉴意义。相关论文有：李家利《两汉政府保障行为述略》（《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0.2.），张为民《汉代管理的优抚制度》（《山东师大学报》2001.4.），臧知非《“王杖诏书”与汉代养老制度》（《史林》2002.1.），王子今《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浙江社会科学》2002.4.），张仁玺《齐鲁先秦诸子的社会保障思想》（《东方论坛》2003.2.）。不容讳言，社会保障方面有深度的文章，目前尚未多见。

（六）社会风俗：有关“风俗”的内涵及其广泛，一般认为大致上它包括饮食、服饰、居住、婚姻、奔丧、寿诞、卫生、交际、娱乐、信仰等等。这方面如今继续得到关注。韩养民的《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瞿兑之的《汉代风俗制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二书，对该时期的风俗有概括性描述。彭卫、杨振红的《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十二章，分别对秦汉时期的饮食风俗、服饰风俗、居住与建筑风俗、行旅风俗、婚姻风俗、卫生保健风俗、丧葬风俗、农业生产风俗、信仰风俗、节日风俗、游艺风俗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规模宏大，资料丰富，涉及广泛，是值得重视的成果。除综合性的风俗史外，还有刘增贵的《汉代婚姻制度》（台北市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彭卫的《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对汉代婚姻关系中的等级状况，地缘关系，年龄构成，法律规定，婚姻观念等均有所论述。李如森的《汉代丧葬礼俗》（沈阳出版社2003年版），利用文献考古资料从葬俗、丧礼、随葬品、陵园、墓葬形制等角度论述了汉代的葬俗。风俗史方面的论文，我所看到的有：申言《秦汉风俗议》（《中国史研究》1985.1.），吴小强《试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中国史研究》1989.3.），周天游《两汉复仇盛行的原因》（《历史研究》1991.1.），黄婉锋《汉代中州民风的嬗变及其意义》（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8辑2001年版），张仁玺《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考略》（《山东师大学报》2002.6.），葛志敏《秦汉风俗与贵族女权》（《光明日报》2002.9.10.），高凯《<二年律令>与汉初女性权益保护》（《光明日报》2002.11.5），高崇文《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考古学报》2006.4.），吕宗力《汉代的流言与讹言》（《历史研究》2003.2.）和他的《汉代“妖言”探讨》（《中国史研究》2006.4.），宋杰《汉代后妃“就馆”与“外舍产子”风俗》（《历史研究》2009.6.）。吕、宋之文，视角新颖，论证精彩，是功力扎实的好文章。

四、政治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政治史的研究一直是热点领域。孟祥才的《中国政治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全书共十章，对秦汉时期的皇帝制度，中央决策系统，中央行政体制，地方行政体制，司法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分别作了论列。并指出了秦汉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王育民的《秦汉政治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分为四章，对秦汉时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尚书、中朝与外朝，中央派出机构和地方政府，官吏的选拨、管理、俸禄制度等，也有过通识性论述。李开元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对汉初几十年的政治特点做了系统总结。该书在理论创新，史料整合，学术规划方面值得肯定。孙家洲的《两汉政治文化窥要》（泰山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三章，对汉代的政局、政论、政策及神秘主义笼罩下的汉代社会，有较深入的研究，对一些重点问题剖析透彻，是值得重视的成果。张小锋的《西汉后期政局演变探微》（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也还有所创获。

政治史论文主要有：朱弘《关于秦汉分封的历史反思》（《中国史研究》1980.1.），刘修明《西汉历史的转折》（《历史研究》1987.6.），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新的社会统治秩序》（《中国史研究》1990.1.），周鼎初《东汉后期黑暗政治考察》（《中国史研究》1991.2.），林剑鸣《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4.），吴刚《巫蛊之祸新探》（《中国史研究》1993.2.），田佘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探讨》和他的《论轮台诏》（见田著《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等，这些论文，皆从某一侧面或问题，探讨秦汉时的政治，提出新见。下面专就秦汉时的官制、法律、监察诸方面的成果做些陈列：

（一）官僚制度：代表性著作有：安作璋、熊铁基的《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齐鲁书社1984年版）。全书分为三编十七章，对秦汉时期的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官吏的选拔、任用、考课、赐爵、秩养和朝位、印绶、符节、舆服、休假和致士等各项制度，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内容完整，史料充实，引用方便，有重要参考价值。黄留珠的《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全书分上、下篇共十三章，专论秦汉官吏选拔制度。上篇为秦仕进制度考述，是开创性探讨；下篇为西汉仕进新探，主要是说明该制度的合理性、发展必然性及其衰落的原因。资料翔实，是一部潜心研究之作。杨鸿年的《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未分章节，以专题列目，以探讨汉魏时期的官制为主，兼及军制。对当时宫省制度、中朝与外朝官，中书和尚书，中常侍、给事中、侍中、郡县官吏以及南北军等，叙述极详，有不少创见，为研究汉代政治制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性汇编。柳春藩的《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共四章，对秦汉时期王国和侯国、封君和关内侯、二十级赐爵制（列侯、关内侯除外）三者在封爵制的联系与区别等方面做了阐述，同时也涉及该制度相关的官僚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创获殊多。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书共九章。对两汉的“三公”、“尚书”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纷繁复杂的变化，逐一作了细致的考证与论述，提出了许多与前人不同的新看法，分析精审。该书对整个政治制度的研究，很有启发，是一部得力之作。卜宪群的《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共八章，对秦汉官僚制度产生的历史前提、渊源与演变、三公九卿制度、皇权与官僚制度、官僚的类型及其演变、官僚制度行政运作的基本形式等，作了深入论述。该书视野开阔，大量运用新出土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对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廖伯源的《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全书分上、下编共十二卷，对秦汉皇帝使者的职权范围，使者的信物、服饰与官衔，使者与官制的演变等，作了考论。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皇帝使者的著作，选题新颖。此外，廖氏还有《简牍与制度》（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秦汉史论丛》（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二书皆为秦汉官制的专题研究。其中，对当时的仕进制度、郡县属吏、地方官吏之籍贯、昌邑王废黜、郎将职掌、考课制度、朝议制度、大夫制度以及有关“封事”、禁锢等问题有详细考释。旁征博引，用力甚勤，创见尤多，是两部扎实的论文集。

官制方面的论文还有：唐赞功《汉初“布衣将相”浅论》（《中国史研究》1984.1.），祝总斌《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历史研究》1986.2.），阎步克《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历史研究》1986.3.），马良怀《西汉宦官考》（《中国史研究》1987.1.），李泉《试论西汉高中级官吏籍贯分布》（《中国史研究》1991.4.），吴曾荣《西汉王国官制考》（《北京大学学报》1990.1.），李孔怀《汉唐宰辅权力体制述略》（《中国史研究》1993.4.），汤其领《太尉非秦官考辨》（《中国史研究》1996.1.），于琨奇《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官制探析》（《中国史研究》2000.2.），阎步克《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延伸》（《历史研究》2003.5.），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4.），朱绍侯《刘秀和他的功臣》（《中国史研究》1995.4.）等，这批文章问世，使官制史研究有些问题大大推进了一步。

（二）法律、刑罚：引人注目的有：栗劲的《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以云梦秦简法律文书为主要依据，系统阐述先秦法家的基本理论和法律原创，全面论述秦的法学理论和具体实践，并就秦简研究中的有关争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日）大庭修的《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分四篇十九章，对秦汉时期的法典、律、会、官僚制度以及法律文书等，分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证。该书是作者研究秦汉简牍的论文汇集，具有学术价值。（日）崛毅的《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收入论文十三篇，对《汉书·刑法志》、秦汉时的乡官、刑名、宽刑、徭役、盗律、物价、贼律以及汉律溯源等作了考证，提出了独自的看法，有参考意义。随着秦简、汉简的大量出土，涌现了一批新的法制史论著，例如：安作璋、陈乃华的《秦汉官吏法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孔庆明的《秦汉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高恒的《秦汉法治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于振波的《秦汉法律与社会》（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曹旅宁的《秦律新探》（中国社科出版社2002年版）和他的《张家山汉律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刘海年的《秦汉法律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他的《战国秦汉法制管窥》（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张功的《秦汉犯罪控制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朱红林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这些著作的共同点都是利用新的出土资料，提出了独自的见解。

在此期间，刊物发表的论文很多，例如：于豪亮《西汉对法律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2.2.），张建国《西汉刑制改革新探》（《历史研究》1996.6.），何勤华《秦汉律学考》（《法学研究》1999.5.），孙家洲《从张家山汉简看汉初“矫制”之法》（《光明日报》2002.9.24.），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收律〉与家族连坐》（《文物》2002.9.），韩树峰《秦汉律令中的完刑》（《中国史研究》2003.4.）和他的《秦汉徒刑散论》（《历史研究》2005.3.），孟彦弘《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历史研究》2005.3.），王伟《〈汉书·酷吏传〉“诏书召捕”献疑》（《历史研究》2005.2.）和他的《论汉律》（《历史研究》2007.3.），李振宏《萧何“作九章律”说质疑》（《历史研究》2005.3.），杨振红《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论〈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均属九章律》（《历史研究》2005.6.）。这些文章，不囿陈说，敢于创新，含金量较高。

（三）监察制度：这方面虽然研究的比较薄弱，但也有些论述。李小树的《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全书共六章，认为秦代监察制度即已建立，两汉的监察制度经历完善、衰落的过程，同时对当时的监察思想、监察人物作了些叙述。因为是“史纲”，故较简略。目前见到的论文有：牟元圭《汉代地方监察制度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1990.1.），葛生华《试论先秦及秦汉的监察制度》（《兰州学刊》1990.4.），马作武《秦汉时期监察体制形成及思想探源》（《政治论坛》1999.3.）。有关秦汉监察制度问题，还有很大研究空间，有待大家探讨。

（四）地方行政：主要成果有：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对郡县制度若干问题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邹水杰《两汉县行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此前还有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论文也有不少，例如：李孔怀《汉初“郡国并行”政体刍议》（《复旦学报》1985.2.），曹尔琴《汉代州郡的设置及其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4.），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中国史研究》1999.4.），周振鹤《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制度》（《历史研究》1995.5.），张金光《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的关系》（《历史研究》1997.6.），范学辉《秦汉地方行政运行机制初探》（《文史哲》1999.5.），岳庆平《从尹湾汉简看秦汉乡亭制度诸问题》（《文史》2001.1.），唐德荣《略论西汉王国问题》（《求索》2003.5.），陈苏镇《汉初王国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4.2.）等，有些文章对前人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辨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五）官文书制度：由于汉简、封泥等地下材料陆续出土，为秦汉官文书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成果有汪桂海的《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五章，对汉代官文书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合性研究，从官文书的功能、性质、结构程式、用语到他的制作、用印、收发与启封、传递、保密、立卷、存档等，作了详尽阐述，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薛英群的《汉简官文书考略》（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作者根据汉简资料，不仅对汉代的中央官文书—“诏”、“制”、“敕”书作了阐述；而且对基层官文书—“府书”、“檄书”、“应书”、“牒书”、“爰书”、“举书”、“报书”等等，分类进行了考证。钩沉发微，论证深入，可以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有关秦汉官文书方面的论述还有：卜宪群的《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历史研究》1997.4.），汪桂海《汉印制度杂考》（《历史研究》1997.3.），余华青《秦汉时期的保密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3.）等，都是颇有新意之作。

五、军事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军事史的研究空前活跃，成果不少，仅中国军事通史就出版了多部，其中代表性成果，有中国军事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军事通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共十七卷，20册，每个朝代一本。霍印章的《秦代军事史》，共七章，对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秦代军制、国防、拓边战争、秦末农民起义、秦代军事思想和人物等进行了论述。陈梧桐、李德龙等的《西汉军事史》，共十章，对楚汉战争与汉初的富国强兵方针、巩固统一的战争、对匈奴的防御作战，西汉中期的军事政策，对匈奴的战争、拓边战争、边防建设、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以及当时的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等，作了阐述。黄今言、邵鸿等的《东汉军事史》，共九章，对东汉王朝的建立和统一战争、东汉的军制与边防、武器装备与后勤、东汉前期对匈奴及南方各族的战争、后期对羌人及周边各族的战争、黄巾农民战争以及当时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等，进行了论述。这些著作，皆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时代为经，以重大军事事件为纬的编篡体例。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军事史研究的新水平。下面分别介绍几个方面的具体成果。

（一）战争史：主要有中国社科院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孟祥才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二书对秦汉农民战争的背景、过程、性质和特点、作用等，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安作璋的《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将各种文献资料和汉碑、汉简中有关农民战争的记录，汇集成册，资料系统，兼有考证，是一部有价值的材料书，便于利用。

战争史的论文很多，大凡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统一战争等，学界都有过论述，例如：赵锡元《关于大泽乡起义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81.5.），彭年《秦末、西汉农民战争的特征》（《社会科学研究》1982.4.），蔡行发《试谈“楚汉战争”》（《史学月刊》1986.5.），陈连庆《两汉之际河北农民军杂考》上、下（《东北师大学报》1981.1—2.），胡崇为《黄巾起义口号中的“黄天”涵义》（《中国史研究》1988.1.），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历史研究》1990.4.），赵明《东汉对西羌长期作战的原因与教训》（《中国史研究》1994.1.）等。近几十年来，农民起义、民族战争方面的文章少于五、六十年代。

（二）军事制度：目前看到的论著有，熊铁基的《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全书共十一章，对秦汉时期的士兵、军队、装备、军马、给养、营垒、军法、兵法等，分章作了论列，对文献资料有系统梳理和诠释，不乏新意。黄今言的《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是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军制史》的分册。全书共十一章，对秦汉时期的军事统御机构、兵员征集、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军兵种与编制、军队训练、武器装备、给养与转输、军事费用、军法与奖惩等，分别做了系统论述。该书注重实证，试图阐明当时军制的内容、特点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力求在内容构建上有所创新。

军制的专题研究有：朱绍侯的《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他的《军功爵制考论》（商务印书局2008年版）。二书对军功爵制的产生、发展、衰亡演变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对军功爵的性质、作用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多层次、全方面的探讨。新意迭出，成一家之言，是作者多年长期耕耘的力作。廖伯源的《历史与制度》（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7年版），共收论文六篇，对汉代的皇宫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楚汉相争等分别作了论证。该书文献功力扎实，独具卓识。李玉福的《秦汉制度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也有专栏论述秦汉时期的兵役制度、军事建制、监军制度、军事法制。在观点上虽然与前人之说多有重复，但也不妨一读。

军制史论文较多，例如：陈连庆《汉代兵制述略》（《史学集刊》1982.2.），莫任南《匈奴的军事制度》（《中国史研究》1987.3.），臧知非《秦汉“正卒”辨析》（《中国史研究》1988.2.），孙言诚《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中国史研究》1987.3.），邹本涛《西汉南北军考辨》（《中国史研究》1988.1.），林剑鸣《西汉戊己校尉》（《历史研究》1990.2.），黄今言《汉代期门、羽林考释》（《历史研究》1996.2.）和他的《汉代型募兵试说》（《中国史研究》1989.3.）、《两汉京师戍卫军制中若干问题探微》（《文史》2002.1.），胡宏起《汉代兵力考》《两汉军费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4.）。当时讨论的热点，主要是秦汉军事体制、兵役制度和组织系统等领域。文章散见各种刊物的很多，不备一一介绍。

（三）后勤保障：这方面的成果，以前较少。近期受到学界关注。上官绪智的《秦汉军队后勤保障问题研究》（博士论文于2004年网上公示）。共七章，对秦汉时代的军械生产与武器储备，军马的牧养、征集和管理，衣粮草料的供给与军资转输，通讯基础设施与军事信息传递，军队伤兵员的医疗与药物补给，军费的筹措与财务管理以及军队后勤的发展阶段、特点和作用等，做了详细具体的论述。资料丰富，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见诸刊物的论文有：高敏《秦汉邮传制度考略》（《中国史研究》1985.3.），龚留柱《秦汉时期军马的牧养和征集》（《史学月刊》1987.6.），薛英群《汉代的符与传》（《中国史研究》1983.4.），邵鸿《西汉仓制考》（《中国史研究》1998.4.），黄今言、陈晓鸣《汉代边防军规模及养兵费用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1.），何双全《〈烽火品约〉诠释》（《考古》1985.9.），唐志拔《秦汉时期的兵船》（《舰船知识》1988.1.），庄春波《秦汉武库制度》（《史学月刊》1991.6.），范学辉《两汉兵器交易初探》（《河南大学学报》1999.2.），王树连《秦汉军事测绘》（《军事历史研究》2001.4.）等。这些成果皆为务实之作，观点和研究方法有些更新。

（四）兵学、兵书：近十几年来，学界对秦汉兵文书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陈伟武的《简帛兵学文献探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蔡万进的《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高大伦的《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巴蜀出版社1995年版）等，都是得力之作。近期又见邵鸿的《张家山汉简〈蓋庐〉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分三章，内容包括蓋庐研究，蓋庐释文，蓋庐注译。该书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疏误，并对其思想内涵的深入阐释方面多有创获。相关论文有：黄朴民《秦汉兵学的建树及其文化特征》（《济南大学学报》2001.5.）、《西汉兵学的发展及其特色》（《光明日报》2002.11.19.），邵鸿《张家山汉墓古竹简〈蓋庐〉与〈伍子胥兵法〉》（《南昌大学学报》2002.2.），李家浩《读张家山汉简〈蓋庐〉箚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田旭东《张家山汉简〈蓋庐〉中的兵阴阳家》（《历史研究》2002.6.）。战国秦汉时代的兵书不少，有些问题还可继续深入研究。

六、思想、文化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思想史的研究也很活跃，成果众多。较为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一）综合性思想史：引人注目的有，祝瑞开的《两汉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二十四章，对西汉前期陆贾、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思想，西汉后期刘向、扬雄及东汉桓谭、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的思想，都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从而提出作者独自的观点，有理论和学术价值。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将汉代思想史中的些重大问题分为20余个专题进行论述，不囿陈说，注重创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较大的突破，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堪称一家之言，有较高学术价值。周桂钿的《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全书共二十一章，对秦汉时代的政治局势、思想融合、思想特点等等有较好的阐述。系统论述了当时400年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其中对陆贾和贾谊、董仲舒、王莽、王充、王符等人的思想分析尤具特色，是近年来秦汉思想史研究难得的力作。

这方面的论文也多，例如：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中国社会科学》1984.2.），金春峰《汉代思想绪论》（《哲学研究》1985.7.），林甘泉《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战国至西汉前期儒家思想与封建政治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79.3.），刘修明《汉以孝治天下发微》（《历史研究》1983.6.），陈学凯《论先秦两汉天君同道观》（《中国史研究》1987.2.），周桂钿《评董仲舒大统一思想的功过》（《北京师大学报》1987.1.），黄朴民《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文史哲》1988.4.），施丁《司马迁与董仲舒政治思想相通论》（《中国史研究》1981.2.），刘泽华《汉代炎黄观念与帝统和道统》（《学术研究》1993.2.）等，可具参考。

（二）道家思想：主要成果有，熊铁基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后来，他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充实，书名改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现在全书结构分为两篇，即《历史篇》七章，《思想篇》十二章，共十九章，附录三章。在《历史篇》中，详细考察了道家的形成过程，将《吕氏春秋》到《淮南子》定为“新道家”。而《思想篇》各章，则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秦汉时期新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该书溯源追流，见解独到，取材宏富，是作者近20年劳动的结晶。此外，还有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牟钟鉴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李春正的《道家与诸子百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杨有礼的《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都是道家思想的研究成果。这方面的论文，有张维华《西汉初年黄老政治思想》（《中国社会科学》1981.5.），熊铁基《秦汉时期的统治思想与思想统治》（《华中师大学报》1987.2.），彭正穗《黄老学派经济思想初探》（《经济研究》1984.5.），姜生《原始道教之兴起与两汉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00.6.），马勇《黄老学与汉初社会》（《中国史研究》1992.4.）等，不无参考价值。

（三）经学及其他各家思想：近期研究经学、诸子、儒家思想的学者不乏其人。晋文的《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八章，第一章简要纵论汉代以经治国的历史演变，其他七章则分论经学政治理论的基本框架、经学对汉代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社会保障、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该书对经学与汉代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华友根的《西汉礼学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共八章，前四章，以时间为序，分论礼乐制度、礼学活动及重要礼学家的思想与影响；后四章，实为专题论述。作者力图就若干问题，提出不同于前人的新说。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五章，对儒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汉儒的两种政治学说、《公羊》学对西汉中期政治的影响、西汉后期和王莽的改制运动、汉室复兴的政治文化意义等进行了论述。该书引进政治文化概念，重点放在《春秋》对汉代政治演变的影响、作用的研究上，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多有独到之见。曾振羽、范学辉的《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分别从哲学、政治文化、经学三个方面，发掘《春秋繁露》的政治理念的真实内涵，指出它强调的“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儒士政治为核心的古代民主主义思想。孙筱的《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共四章，对两汉经学兴盛的历史背景、经学的文化渊源、经学的传承与经说、通经致用下的汉代社会等做了系统论述。该书自成体系，提出了不少新的创见，论证严密，考辨精审，有些问题纠正了前人之说，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此外，还有汤志均等的《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张涛的《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对汉代的经学都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相关论文也有些，例如：章权才《论西汉经学的流变》（《学术研究》1984.2.），张舒亚《论汉代〈春秋〉三传的官学之争》（《中国史研究》1988.2.），张志康《董仲舒建立新儒学质疑》（《中国史研究》1991.3.），黄开国《汉代经学博士考辨》（《中国史研究》1993.3.），董平《汉代讦纬之学的兴起》（《中国史研究》1993.3.），马亮宽《汉代儒学发展的历史地位》（《孔子研究》1998.2.），张涛《秦汉易学思想的发展》（《管子学刊》1998.2.），杨天宇《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郑州大学学报》2001.2.）等。

秦汉文化史的研究，涉及范围较广，主要成果有：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根据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考察了东周列国及秦统一后的文明发展过程。认为在该时代是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井田制崩溃和奴隶制衰落、分封制向集权制过渡、思想上是百家齐鸣的繁荣和结束。思路清晰、功力扎实。韩养民的《秦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该书对秦汉时期教育与经学、哲学、宗教、风俗、杂技、艺术、乐舞、美术、体育、中西文化交流等进行了系统论列，并附有秦汉文化大事年表，材料丰富，简要通俗。王子今的《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分为三编，上编“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讨论了十二个文化区的人文风俗特点；中编“秦汉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的历史基因”，对人才的区域分布、乡土意识、人口流动与文化交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下编“秦汉王朝执政集团的区域文化政策”，对统治者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及其得失，进行了总结。该书对区域文化的特色做了较好的研究，立论审慎，是开创性的著作。张文立、宋尚文的《秦学术史探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诸子学说在秦之探赜”，下编“秦学术之各门类探赜”。在系统论述秦代学术史的基础上指出，秦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先秦诸子下啓汉代经学，甚至对汉代以后中国古代学术走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意迭出，用力甚勤。马勇的《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十五章，对秦汉时期统一格局之下的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进行了多层次的探讨。对当时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贯彻始终。作者对秦汉学术发展的内在关系作了重新探讨，是一部有思想深度的著作。姜维公的《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共五章，对汉代的官学、私学、学校中的师生、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方法，以及当时教育的地域特征等，进行了系统的论列，不乏新意。所见相关论文：张金光《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1.），林剑鸣《秦汉文明发展的特点》（《学术月刊》1984.10.）和他的《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汉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3.），江铭《两汉地方官学考论》（《华东师大学报》1986.1.），韩养民《秦汉文化先成机制反思》（《社会科学评论》1988.4.），刘太祥《汉代游学之风》（《中国史研究》1998.4.），熊铁基《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华中师大学报》2003.5.），祝总斌《〈后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人”质疑》（《中华文史论丛》2010.1.）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成果。

七、文献、简牍的整理与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这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涌现了许多重要成果。以前给同学们讲过“学习秦汉史的基本文献与简牍举要”，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最后，有几点展望。

总观近三十年来的秦汉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和令人欣喜的成就，感到无比高兴。在这里，对今后的研究谈几点期望。

（一）应重视史学理论的建树。

目前，存在“淡化”理论的倾向。有的只满足于对材料的搜集和简单归纳；而对问题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入追索，文章就事论事，只见树木，看不见森林，缺乏必要的理论升华和理论支撑，有的甚至出现观点错杂和混乱。今后我们应该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加强史学理论修养，重视理论建树，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

（二）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

从现有情况看，学界对东汉史、科技史、“三农”问题以及中西比较研究方面，显得有些“冷落”，成果不多，期望今后有更多的同仁投入其中。同时，有关秦汉社会的性质、特征、规律性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许多难点、疑点问题尚未突破。望能加强综合性研究与专题研究，先通后专，通专结合，从而拿出更多的优秀成果。要更加关注与社会现实相关问题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和“借鉴”，做到“经世致用”。有人花精力研究宫廷秘史及低级消沉的东西没有必要，我们的研究应体现时代精神，总结历史上有启示作用的经验教训，弘扬先进的思想文化，充分发挥史学功能的积极作用。

（三）提倡精品意识，讲究质量。

当前文章选题没有新意的重复严重，追求数量的急就篇多，浮躁空气蔓延。有的急功近利，引用别人的观点，不注明出处，抄袭、剽窃现象时有发生。期望今后能转变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遵守学术规范，提高精品意识。学术论著的生命在于质量，在于创新，提出新问题、新观点，运用新材料、新方法，这方面已有很多成果体现了“新”的标准，是精品之作，但还不够。当然，创新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不可一蹴而就。学术研究只有创新，成果的含金量才会高，才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四）需要大力开展学术争鸣。

关于学术争鸣和交锋的空气现在不是很浓，每年数百篇论文、多部著作刊发，除少数几例有学术商榷文章外，绝大多数都是各自为战，各说各的，很少有观点交锋，书评也往往变成廉价的颂词，只说好，不言其弊。看来，今后开展学术争鸣十分必要。学术只有在相互切磋和辨难中才能发展。在学术上坚持百家争鸣，提倡思想交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学术批评与反批评，这是提高论著质量，批判不良学风，推进学术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途径。

（该文是对本校历史系秦汉史研究生开课的讲授提纲）

2008年9月修改

第三篇：近三十年来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研究综述[范文模版]

(天津商业大学天津300134)

摘要：近三十年来，”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原因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大跃进”运动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关键词：”大跃进”运动；原因；综述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党和国家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后。近三十年来，”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原因一直是研究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关于研究原因方面的论文有60余篇，而相关的专著也有10余部。”大跃进”运动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离：首先是实现目标的方案抉择错误，采用超常规的”大跃进”方式，而进”的狂热中一再缩短；再次是实现目标的措施的片面性和非科学性。最终事与愿违，欲速而不达，酿成了一次重大失误。[1】决策的失误主要表现在：政策形成方面，未经科学评估，制定过高的生产计划指标；政策实施方面，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生扭曲，并且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作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根本途径；政策评估方面，受到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宁”左”勿右的影响，对政策实施的状况、过程、”主客观反差”说。第一，把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的太简单、太容易。第二。只怕冷，不怕热；只反右，不反”左“。第三，对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不同于革命斗争、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事物缺乏深入的理解，仍搬用革命斗争中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第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第五，偏1．”国际环境压力”说。持本观点的学者认为大跃进运动发动时，十分猖獗，新中国处在被包围封锁之中，增强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富民强国的紧迫感，促使其急于改变中国贫弱的面貌”。【4】朝鲜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在政治上敌视、在经济上是早就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苏共的任务就是领导全体人民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加上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这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很大的压力，毛泽东表示要加快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步伐。【5】可见，面临这样的国际环境压力，就使毛泽东和党中央心有的学者则持”国际赶超热潮(或两大阵营和平竞赛)影响”说。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竞争，虽说当时我国认识到这只是暂时的和平，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当时的中国十分落后，一旦战争再起发展就更困难，所以要以最短的时间达到最快的发展，这就早期赶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帝国主义压制，为改变长期受欺凌的地位，中国人民中蕴藏着一股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热情，即”摆脱落后现状，避免落后挨打”，为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准备了他们认为，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非正常发展，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感到过度依赖苏联的潜在危险，开始逐渐改变在经济上完全依靠苏联的方针，而把立足点放在依成自己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迟早会成为大国经济体系的附庸，难免受制于人。可见，中苏关系的非正常发展”也是’大跃进‘运动发生有的学者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共运战略的改变，苏联成就的感召，促使社会主义阵营发动了经济赶超运动。中苏作为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是这场运动的首创者。【9】有学者认为，是为了摆脱苏联模式。因为苏共■十大以后，苏联模式暴露了它自身自身的缺点和失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寻找有自己特色的建设方法，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毛泽东后来发动大

一些学者认为，一方面，是受民主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迅速胜利的影响，人们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内在驱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民主 1

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迅速胜利为”大跃进”发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广大人民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社会思潮为”大跃进”运动夯实了群众基础。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屡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蹂躏，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数以百计，受够了割地赔款之苦。【11】有的学者则认为，封建残余思想影响，特别是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我们党发动”大跃进”，就是在缺乏经验的基础上，还有学者认为，是群众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导致的。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到”大跃进”前夕，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长期得不到提高，文盲半文盲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小农意识又使其政治目光短浅，缺乏明察是非的能力，不可能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运动作出自己的正确思考、判断和认识．加上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形成一种社会顺从和期盼权威型领导的大众心理倾向，对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人民群众只能从本能出发被动地随社会潮流而动。【13】则，加上当时我们对经济建设缺乏深刻理解和研究讨论。坚信只要像战争年代那样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情都能办好，传统的工作方法也可以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运用群众运动形式可以实大，中国的民众也有责任。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乌托邦思想、浓

进”的理论基础，也是让广大民众能够接受大跃进中的疯狂行为的前进的社会基础。在不诚实的社会氛围下，”大跃进”的闹剧把国家引入灾难，人口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跃进”的形成。【15】有学者还列举了当时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几种社会心理：第一，个人社会化过程中的趋利从众心理：第二，领导群体的定势心理，表现在行经济建设等；第三，普遍存在于共产党内和广大民众之中的快富速非自身的客观因素两个方面。具体有：第一，广大人民群众火热的建设热情没有被科学和准确利用和引导：第二，封闭的社会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在”大跃进”运动中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造成上行下效、人云亦云、上有所好、下必其焉，各种浮夸攀比、盲目崇拜之风迅速滋长并蔓延开来：第三，自然经济形态是产生上述社会心理的温床．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国民在”大跃进”运动中，表现出”怕私”、”怕富”、”怕落后”、”怕不合潮流”的趋势：第四，群众自身文化素质较低，缺乏明察是非的能力，只能被动地随社会潮流而动。【17】-强烈的成就动机；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困难一经验与定势：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一藐视一切的自信心。其中成就动机和心理定势起到更直接更主要的影响，同时，毛泽东的责任感是吏深层次的心理基础，其自信心贯穿于发动过程的始终。【18】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发动”大跃进”运动，也是由于党的领导制度方面存在着某种缺陷，同时，”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和我国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领导体制缺乏必要的、可靠的监督机制。正是这种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导致党内民主作最高决策缺乏科学化和民主化，”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20】毛泽东和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诗情压倒了理性，想象压倒了现实，是大跃进运动产生的思想原因。其结果是把亿万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异化为不顾起码常识的狂热运动，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等远离实际的行动口号，使出于真诚情怀的大跃进最后实实在也有学者认为决策者的性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毛泽东性格中那股高扬的冲力、征服的意志和贵我的追求的属性的存在，他才有可能在实践中追求客观目标与自我价值的双重体现，去追求主现意志与力量的显示。然而当这些可贵的东西背离，客观规律时，失败的弊端，而且指出了经济上国家统得太多、管得太死的弊端，认为这种的原因。他还进一步指出了政治上民主制度极不健全的问题，认为”相关的，中共中央在分析右派分子敢于发动进攻和中派还在动摇的原因时。认为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不充分的缘故。所以，耍防止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也必须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增强国力．【24J有的学者还认为，1958年提出一大跃进”的背景首先就应该是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党认为这个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整风中，一些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使许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大跃进”已成为过去，但它带来的灾难是我们应该铭记在心的，JI，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更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加强对领导的民主监督机制和对群众的理性化和知识化教育，客观的分析和解决问题。

【l】赖亦明．”大跃进”失误的决策目标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0(3)．

[2】禹燕龙．大跃进政治决策失误探析【D】．河南大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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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第四篇：近五年来工作总结

工 作 总 结

段

希

霞

莱芜市第二实验小学

近五年来，总体感觉充实忙碌，无愧于学生、家长及学校领导，较好的完成了教育教学工作。但也有不足之处，为了今后更好的干好本职工作，并能在本职岗位上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现将五年来的工作做一个客观的总结，主要从以下三点来进行总结：

一、政治思想方面；

本人热爱祖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自觉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爱岗敬业；坚持“以人为本”的方向，作风正派，工作态度端正，热爱教育教学工作，团结同事，业务上进，工作勤恳、扎实，关心爱护学生，尊重学生个体差异。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政治业务学习及师德培训，学习中及时整理笔记并写出了个人心得体会，提高了教书育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思想上树立为学生服务的目标，师生关系融洽，亲和力强，用自己的言行感化和带动学生，加强了学生的合作意识、团队意识的培养。让学生从小树立拼搏意识、责任感和自信心，从而为“终身体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自己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在2010年11月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工作方面；

教学工作是学校的重中之重，国家重视基础教育，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同时也就给广大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自然而然地就要求教师在工作中不断的学习，去探索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来充实自我、完善自我。任教以来，我一直担任一线的体育教学，为此我一直在教育教学方面大胆尝试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并躬身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教学中做到有的放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首先，在教学工作中，我按照《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及《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实施办法》来教学和测试。在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增强学生体质的同时，使学生掌握体育基础知识，培养学生运动的能力和习惯。为了协调发展，使学生通过思维和练习掌握体育知识与技能。课堂上我还加强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组织纪律性、进取精神、拼搏精神上采取有效措施，重视继承发扬民族传统体育。

其次，在教学中根据各水平段学生的生理、心理发育规律，有计划、有目的、有层次上好每一节课。做到课前备好课，课中遵循运动负荷，课后有反思，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在课堂上做到寓教于乐，乐在其中，学生“玩中学，乐中练，动中创”根据学生身体素质差异，重视学生认知规律的培养，采用不同层次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除了上好学校正常教学外，我还和学校本学科的同事搞好学校的两操一活动，组织学校内外的各种体育竞赛活动。如今学校自编的文明礼仪操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再次，在担任专职体育教师同时，我还胜任了学校的体育器材管理工作，在各级各类检查中，领导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对于应激性的工作，总是做到不推诿不懈怠，扎扎实实、勤勤恳恳以优质高效的工作作风做好份外工作，能够做到：平时工作能看出来，关键时刻能站出来，危难时刻能豁出来。

三、教科研方面；

积极参加各级各类体育新教改的理论培训，教学中贯彻课程改革实施的意见，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观念。优化课堂教学，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自己的努力，五年来取得了点滴成绩。在2006年5月先后取得区、市优质课一等奖，同年参加了山东省体育优质课评选获三等奖；2006年7月获莱芜市“优秀教练员”称号； 2007年5月评为莱城区教学能手；2008年9月、2010年11月两次获得莱城区第三届、第四届体育“学科带头人”称号；2010年7月评为莱芜市教学能手；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制作的课件《立定跳远》在2007年11月获国家级一等奖，2010年3月《立定跳远》获山东省第三届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件评选中获小学组一等奖；从教以来积极订阅教育报刊、专业杂志来充实自己的头脑，及时总结课堂得失并写出个人教学反思，闲暇之余整理成论文后，在各级各类论文评选中获奖或发表。近五年来撰写的论文《新课程标准下勿丢掉传统体育课的精髓》在2006年5月省“百佳”论文评选中获二等奖；2006年11月《在体育课教学中如何关心青春期女生的身心健康》一文获省三等奖；2007年4月《浅谈新课程标准下学生体育兴趣的培养》获市二等奖；《小学低年级体育教学方法探析》发表在《中国科技教育》2009第四期杂志上；2011年6月参与设计制作的专利《多功能计算器》获国家级专利。

回首五年以来，在工作方面虽然取得了点滴成绩，但俗话说得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教学过程中多少还存在一些问题，随着新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的实施，事业要求我不断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才能更好为教书育人打好坚实的基础。所以，今后我应该继续钻研新的教育教学理论，为学生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我将不断进取，为学生奉献一切，永不满足，永不停留！

第五篇：三十年前讲温饱三十年来奔小康

三十年前讲温饱三十年来奔小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奠定了物质基础，30年间，城乡居民生活经历了由解决温饱到逐步迈向小康的阶段，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城乡居民的消费观念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也随之不断调整和转变，消费取向和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城乡居

民消费需求逐步由满足生存必需品消费阶段逐步向满足发展和享受需求的非必需品阶段过渡。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736元，比1985年的429元增长12.4倍，年均递增11.9%；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920元，比1981年的206元增长13.2倍，年均递增10.3%。

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2007年，××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3.1%，比1985年降低了13.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6.3%，比1985年降低了10.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改革开放30年，我市城乡居民收入的六成以上用于食品以外的发展和享受型消费，表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已由温饱跃上全面小康。

膳食结构更加合理。改革开放前，城乡居民主要是以解决温饱作为生活的第一追求，食品消费量较多的是大米和面粉等主食品。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居民食品消费逐渐由吃饱向吃好和追求营养化、科学化、保健化和方便化方向发展，食品量消费较多的是猪、牛、羊肉、水产品、家禽、鲜蛋、鲜菜、水果等副食品，并且在外用膳的比重逐年提高。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中，主食占18.2%、副食占66.3%、在外用膳占15.5%，与1984年相比，主食比重下降16.8个百分点，副食上升5.3个百分点。副食品消费中的奶及奶制品是1984年的55.9倍，饮料是1984年的33.5倍。

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中，主食占36.2%、副食占51.2%、在外用膳占12.6%，与1984年相比，主食比重下降20.9个百分点，副食上升9.7个百分点，在外用膳上升11.2个百分点。

穿着消费走向时尚、品牌、个性化。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对衣着的消费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单一的御寒、保暖到中高档、舒适、时兴、款式的多样化，从一套衣服穿几年到一个季节穿几套，从单一的本地渠道购物到繁华的都市选物，由每件几元上升到几百元甚至过千元，人们开始注重“包装”自己，流行的休闲装、羽绒服、牛仔装等，多姿多彩的款式与色调衬托出百姓对美和个性化的执着追求。2007年，××市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支出1076.9元，比1985年增长了14.7倍。人均购买服装9件、购买鞋类3.5双，分别是1985年的4.3倍和1.8倍，与此同时，购买各种布料的数量和支出明显减少，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衣着材料占衣着的比重为0.3%，比1985年下降了30.2个百分点。

2007年，××市农村居民人均衣着支出228.8元，比1985年增长了6.5倍。人均购买服装2.9件、购买鞋类1.6双，分别是1985年的3.6倍和8倍。与此同时，购买各种布料的数量和支出明显减少，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购买衣着材料占衣着的比重为3.4%，比1985年下降了27个百分点。用于购买首饰、手表、化妆品和美容美发等个性化的消费快速增长。2007年，××市城镇居民人均购买金银珠宝饰品15.7元，化妆品支出85.9元，美容美发支出37.4元；农村居民人均购买首饰1.3元，化妆品支出4.3元，美容美发支出1.2元。

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趋向现代化。城乡居民生活变化尤为显著的是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更新换代。居民家庭对现代化耐用消费品的拥有，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实用到享乐，普及程度迅速提高。从上世纪70年代的百元级“老四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80年代千元级的“新六件”（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电冰箱、电风扇、照相机）、到90年代万元级、十万元级的电脑、小汽车、商品房，消费档次大大提高。目前，“老四件”早已在农村普及，“新六件”在多数城镇也已接近饱和，人们对万元级商品的需求正处于资金积累和逐步增加消费的阶段，家庭轿车、住房等10万元以上级的消费品已开始走入普通农户家，以数码电子产品、住房、小汽车、摩托车、通讯为特征，新的一轮消费热点已经出现。1983年，××市城镇居民每百户家庭拥有黑白电视机17.8台，洗衣机1.5台，录音机2.9台，电冰箱0.3台，照相机0.3台。2007年，××市城镇居民每百户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109台，洗衣机105台，移动电话115部，已基本达到饱和。空调、家用电脑、家用汽车等新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快速攀升，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百户拥有空调57台，家用电脑21台，照相机15架，电冰箱70台，家用汽车2辆。1986年，××市农村居民每百户家庭拥有黑白电视机8台，收录机3台。2007年，××市农村居

民每百户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95.8台，洗衣机95台，移动电话96.7部，电冰箱25.8台，空调17.5台，家用电脑7.5台，家用汽车4.2辆，摩托车55.8辆，照相机2.5架。

居住条件更趋完善、舒适。改革开放以来，居住条件发生质的变化，住房由土房变楼房，由小房变洋房；取暖由烧薪炭变为烧煤电；炊用燃料由烧木柴变为沼气、液化气、电能；家庭饮水、用水、卫生设备等等都有很大变化。1983年，××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仅有8.9平方米，2007年达到36.6平方米，比1983年增加了27.7平方米。2007年，城镇居民40%的家庭为三居室，17%的家庭为普通楼房；有厕所浴室的家庭占61%，对房屋进行装修的占10%，每户装修花费在1490元；炊用主要燃料为液化气的家庭占9%、煤的家庭占91%，人均消费液化气的费用在93.6元；100%的家庭为独用自来水。1983年，××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仅有12.6平方米，2007年达到33.8平方米，比1983年增加了11.2平方米，其中人均楼房面积达到9.4平方米，钢混结构面积为21.5平方米，比1983年增加了21平方米，砖木结构为1.7平方米，比1983年增加1.2平方米。2007年，××市农村居民家庭中，4.2%的农户使用水冲式厕所；100%的农户炊事使用的主要能源是煤；92%的农户饮用的是自来水；72%的农户住宅外道路为水泥或柏油路面。

交通更加方便，信息更加通畅。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交通通信方式由自行车、公共汽车、邮信、电报方式向飞机、火车、汽车、出租车、手机、网络转变。198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交通通信支出仅3.8元，2007年交通通信支出达到728.2元，比1985年增长了190.6倍。其中人均火车费用支出5.82元，人均购买交通工具支出151元，人均购买移动电话支出37.6元，人均上网费用支出11.4元。1985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交通通信支出仅0.2元，2007年交通通信支出上升到232元，比1985年增长了1159倍。其中人均购买交通通讯用品支出126.9元，人均交通通讯服务费用支出72.6元。

文化教育娱乐等精神文化追求日益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满足物质消费的同时，逐渐将消费需求转向文化素质、精神生活等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2007年，××市城镇居民人均用于文化教育娱乐服务方面的支出为467.7元，比1985年增长了8.5倍。其中，用于购买文化娱乐用品的支出为114.2元，比1985年增长1.9倍；用于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为81元，比1985年增长61.3倍；文化娱乐服务中，用于团体旅游的花费占30.3%，用于休闲娱乐的花费占53.1%；用于教育服务的费用（不包括教材）支出为272.4元，比1985年增长30.3倍；教育服务费用中，用于非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和托幼费支出为73.8元，用于成人教育和各种培训班的费用为51.9元。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用于文化教育娱乐服务方面的支出为204.1元，比1985年的7.6元增长了25.9倍。其中，用于购买文化娱乐用品的支出为77.1元，比1985年增长28.7倍；用于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为9.4元，比1985年增长142.6倍；文化娱乐服务中，用于团体旅游的花费占34.3%，用于休闲娱乐的花费占40.1%；用于教育服务的费用（不包括教材）支出为117.6元，比1985年增长23.1倍；教育服务费用中，用于学杂费和托幼费支出为46.9元，比1985年增长8.6倍；用于成人培训的费用为0.5元。

医疗保健投入加大，身体健康受到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方面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从有病无钱治到无病常检查，吃药捡便宜到便宜药不吃，居民更加注重对身体健康投入和消费，各类健身器材、医疗保健器材和滋补保健品迅速进入普通居民家庭，医疗保健消费成倍增长。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用于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达335.6元，比1985年增长了37.6倍。其中用于购买医疗保健器具的支出为7.3元，用于购买滋补保健品的支出达19.3元。农村居民人均用于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达188.4元，比1985年增长了12.9倍。其中用于购买医疗保健用品的支出为103元，比1985年增长了17.4倍；用于医疗保健服务的支出为85.4元，比1985年增长了9.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