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
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4)，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文
化热与一
第二篇：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
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讨论书目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施坚雅：《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相及相关问题1368-195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进一步扩大阅读的书目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
蔡鸿生：《俄罗斯馆记事》（增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
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与历史——海外文献的刊布和文献史事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台北，197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77，台北，1995年
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年》，重庆出版社，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49，台北，1985年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8年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4年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庭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
赖惠敏：《清代的皇权与世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从翰香编主编：《近代冀鲁豫农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陈慈玉：《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探讨丛书〉第六种，台北，1982年
森时彦：《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8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与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与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71，台北，1994年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桑兵等编：《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三篇：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概述
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概述
黄今言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的研究有重大进展，成就斐然。其突出表现是：一是研究队伍扩大。除老一辈史家外，新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二是研究领域拓展。过去只局限在少数领域，如今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教育、人口、地理、思想文化、人物评价等各个领域。三是研究成果丰硕。过去发行的专著、论文数量极为有限；如今专著、论文大量涌现，满天星辰，数量大为增多，且刊发了很多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学术价值高的成果。从秦汉史研究的走向和发展趋势来看，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拓展与深化了传统课题的研究。对秦汉史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包括土地制度、赋役制度、职官制度、军事制度、宗族家庭、法律制度、社会风俗、思想文化等，继续成为重点研究领域。旧题新作，多有深化，先后刊发出了一批史论结合，体现特色，功力扎实，富有生命力的新成果。
其二，重视简牍、文物的研究。随着大批简牍及画像砖石等文物考古资料的出土，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有的对简牍、画像砖石本身进行专门研究；有的将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以简牍印证文献，或以文献诠释简牍，研究出了一批开拓性的著作。
其三，加强了区域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一是秦汉史研究会做了大量组织工作，进行了有力引导，如1991年年会重点讨论齐鲁文化；1993年年会重点讨论江南经济；1996年年会重点讨论南越国史；1999年年会则讨论西南开发等。再者，伴随着各省通史的编写，一般也都设有《秦汉卷》，如《陕西通史·秦汉卷》，《山东通史·秦汉卷》等。这都有力推进了秦汉地域史的研究。另外，不少学者，就地取材，从实际出发，研究本地的秦汉史，关中、西北地区的学者尤为明显。多年来由于大家合作，拿出了不少有地方特色的成果。
其四，研究方法显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许多学者坚持“实证主义”原则，无史不证，同时又重视价值评判，力求做到“以史为鉴”；有的学者采用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引进历史学研究；还有的引进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包括计量分析法等引进史学研究，试图使研究更加精确化、科学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使许多人的研究方法有不少更新，提升了成果的质量。
大量史实证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得到了蓬勃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下面，将1980年以来的秦汉史研究概况作一简略的回顾。
一、综合性研究 秦汉史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早在四、五十年代，陈源登、马元材、钱穆、翦伯赞、吕思勉等前辈学者各自都曾著过《秦汉史》，达五、六部之多。八十年代初以来再度大量涌现。例如：林剑鸣的《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全书共十四章，深入研究了秦人兴起、发展、衰亡的历史过程。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马非百的《秦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内容分为纪、传、志、表、録、图六部分，史料详实，是他的精心之作。林剑鸣的《秦汉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共二十章，注重史论结合，在内容、结构、观点等方面，皆有所创新。许多大学历史系被列为教材，得到了广泛利用。田昌
五、安作璋主编的《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全书共八章，全面概括了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结构合理，篇幅适当，观点平稳的一部断代史。外国学者崔瑞德、鲁帷一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全书十六章，该书虽然对近年新出土的历史资料尚未得到利用，但引证文献广泛，并重视文献的辨伪和考订工作，也充分利用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秦汉史研究的水平。
此外，秦汉史研究会编的《秦汉史论丛》，现已出版十二辑，是综合性的论文汇编，反映了会员的研究成果。
二、经济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经济史成为研究的热点，成果很多。贯通性著作有多部问世，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全书共十章，对秦汉时期经济区的发展、土地制度、劳动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经济与币制、经济波动、经济政策等，分别作了论证。这是他历经三十余年长期研究的结晶和总结工作。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卷》上、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二十二章，在绪论章中，对秦汉时的地理环境与生态状况、基本经济区、产业结构与经济类型、社会经济形态等作了阐述。然后分章论述了秦汉时期的人口分布，农田水利，农业生产，畜牧业，林业和渔业，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经营方式，土地继承与土地买卖，手工业生产、手工业中的生产关系，商业与都市，商品价格，货币、赋税、徭役，财政，国家经济政策，交通运输，社会各阶级和等级的经济地位与资产，不同阶级和等级的生活消费，少数民族的经济等。该书富有创意，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己见，加强了薄弱环节的研究，重视填补空白。这是一部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杠鼎之作，体现了当前国内研究的最新水平，受到学界的好评。此外，还有曾延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分西汉、东汉两部分。对两汉经济和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外贸，以及租赋、国家收支与财政等作了探讨，用力较勤，对学界有启示作用。
学界从不同层面和视角研究秦汉经济史的成果十分丰硕，这里从几个方面，做如下列举：
（一）部门经济：农业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主要部门。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新的进展。陈文华的《论农业考古》（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收入农史方面的论文12篇，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秦汉农业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新见。樊志民的《秦农业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对秦农业的发展历程、农业科学技术的演变、农业生产结构及其管理制度等作了详细分析。许倬云的《汉代农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汉代农民的生计、农业资源、耕作方法与技术以及农业之外的选择诸问题进行了论列。同时，还对汉代农业的相关文献做了介绍，可供参考。学界发表的论文有：林甘泉《论秦汉封建国家的农业政策》（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1985年版），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孟明汉《关于西汉农业劳动者的身份问题》（《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宁可《西汉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1978年4月10日），高敏《论秦汉时期放牧业的特征和局限》（《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余华青《秦汉时期的畜牧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秦汉时期的林业》（《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秦汉时期的园圃业》（《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温乐平《论秦汉养牛业的发展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黄今言《汉代不同农耕区的劳动生产率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对秦汉农业作了有益的具体考察，比较深入。
手工业的研究也有些进展。逢振镐的《秦汉经济问题探讨》（华龄出版社1990年版），对秦汉的盐铁政策、手工业经营管理制度、山东地区的冶铁、煮盐、制铜、铸钱、制陶、漆器、纺织等分别作了论述，是一部较扎实的经济史论文集。宋治民的《汉代手工业》（巴蜀出版社1992年版），也有一定的份量。这方面的论文有：张传玺《论秦汉时期三种盐铁政策的递变》（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二辑，1983年版），余华青《汉代酿酒业初探》（《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秦汉漆器价格考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宋治民《汉代铜器铸造手工业》（《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陆德富《西汉工官制度问题研究》（《文史》2009年第3期）等，不无新意。
商业史的研究较为活跃。商业协会主办的《平准学刊》八十年代出版了五辑，内容以商业为主。1995年创办的《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目前已出版两辑。吴慧的《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二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对秦汉时的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发展官营商业、东汉的商业与商人地主等作了具体论列，特色明显。相关论文有：张仁玺的《秦汉时期私营工商业的行业类型考述》（《山东师大学报》2009年第3期），严华青等《先秦两汉商人分层之变化及其政策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赵德馨《商业的性质与历史》（赵著《经济史学论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对商业的利润，发展历程，作用等提出了新见。当然，商业史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开拓。
交通运输的研究，主要成果有：王子今的《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全书共十七章，对秦汉时期的交通建设、津桥、车辆制作、陆路运输动力、内河航运、近海航运与海外交通、造船业、都市交通、主要文化区的交通结构、仓制与主要粮道、产业分布及运销区别、运输业、通信形式、域外通路、交通史背景以及交通心理与交通习尚等，分别进行了论述。该书广征博引，分条缕析，运用新的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该书作者为完成这一专题研究，此前曾发表了多篇论文，如《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秦汉时期的私营运输业》（《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秦汉时期的内河航运》（《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两汉救荒运输略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等。此外，学界的论文还有：余华青《略述秦汉时期的舟车制造业》（《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武伯纶《秦汉车制杂议》（《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吕名中《秦汉通南越要道考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金惠《汉代船尾舵的发明》（《东方杂志》1983年第1期），赵化成《汉画所见汉代车名考辨》（《文物》1989年第3期）。这些论著较前人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发前人所未发，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二）土地制度：目前，贯通各代的土地制度史已有多部。林甘泉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主要论述晋以前的土地制度。试图从史料与理论的结合上回答讨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资料丰富，分析深入，立论公允，得到学界认可。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1年版），对秦汉时的土地制度，主张“国有土地”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新论。断代性的有高敏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中国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对当时土地所有制形成及诸形式等问题有系统论述，成一家之言。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国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把土地制度作为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结合剥削方式、阶级关系等方面进行论述，独具卓识。张金光的《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十二章，其中对秦的土地制度、为田制度、阡陌封疆制度、租赋徭役制度、官社经济体制等等做了全面、系统研究。认为秦汉时期是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份地“授田制”，实行“定产承包制”。认识深刻，自成一说，是有突破性的一个研究成果。刘光华的《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则对汉代屯田的发展、屯田上的劳动者、屯田管理系统及屯田作用等，提出了独自的看法。
土地制度的论文很多，代表性的有：李振宏《两汉地价初探》（《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张传玺的系列论文包括《汉以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生和确立》、《两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论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形成的三个阶段》、《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国有土地问题》、《从“授民授疆土”到“衣食租税”》、《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见张著《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韩连琪的《西汉的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东汉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庄园制的兴起》、《论两汉封国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形态》（见韩著《先秦两汉史论丛》，齐鲁书社1986年版）。安作璋、逢振镐的《试论秦汉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杨生民《汉代土地制度两重性诸问题试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自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出土后，对汉初的“授田制”、“名田制”问题展开了讨论。论文主要有：高敏的《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杨振红的《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张金光的《普遍授田制的终结与私有地权的形成—张家山汉简与秦简比较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等，涌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高质量成果。
在地主制经济下，有关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过去研究的比较薄弱，八十年代后有了新的进展。于琨奇的《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黄山书社1991年版）。全书共十二章，对秦汉时期小农的产生、生产力水平、粮食产量、副业生产能力、赋役负担、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王彦辉的《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分9章，对豪民的产生、特征、演变，豪民在工商业中的兴衰，豪民的土地兼并与役使贫民，豪民与田庄经济结构，豪民社会地位的提升及其与士族的逐步合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相关论文有：李根蟠的《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洪煜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经济》（《史学月刊》1994年第5期），黄今言的《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初步探析》、《汉代庶民地主经济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见黄著《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还有他的《汉代农民“背本趋末”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许多学者正在开拓和深化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
（三）赋役制度：这与土地所有制息息相关，也涉及国家财政及整个社会分配问题，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钱剑夫的《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共八章，对秦汉时期的土地税、人头税、商业税以及更卒、正卒、戍卒等徭役作了具体考证，提出了独自的见解。黄今言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全书共九章，分别对税收财政机构的发展，土地税的类型及其征课量的蠡测，末业税和有关的杂项税收，计訾与訾算，按丁口征赋的确立及其演变，徭役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与社会矛盾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赋役和贡输，赋役征调与名籍、上计制度等。对秦汉时期赋役的源流、性质、内容、特征及其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关系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究。
在此期间，学界发表的论文很多，例如：柳青藩《论汉代“公田”的假税》（《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岳庆平《汉代“赋额”初探》（《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于琨奇《“户赋”“军赋”考》（《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钱剑夫《试论秦汉“正卒”徭役》（《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孙言诚《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施卫青《关于秦汉徭役的若干问题—与钱剑夫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钱剑夫《汉代“案比”制度的渊源及其流演》（《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杨际平《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一辑）和他的《凤凰山十号汉墓据“算”派役文书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高敏的《论汉代“假民公田”制两种类型》、《从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秦汉徭役制度》、《秦汉的户籍制度》、《秦汉上计制度述论》（均见高著《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黄今言的《秦代租赋徭役制度初探》、《汉代田税征课中若干问题考察》、《论两汉的赋敛制度及其演变—关于按丁、口征赋的研究》、《汉代末业税问题探讨》、《西汉徭役制度简论》（均见黄著《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备受关注的秦汉赋役制度，学界的研究成果丰硕。
（四）币制与财政：学界自来比较关注。货币史方面的成果，有钱剑夫的《秦汉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南的《秦汉货币史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蒋若是的《秦汉钱币研究》（中华书局1997年版）等，都对秦汉的币制及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黄金是否为本位货币、使用范围及其职能等做了具体阐述。论文有：李祖德《试论秦汉黄金货币》（《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秦晖《汉“金”新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杜劲松《关于西汉多黄金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唐任伍《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考》（《史学月刊》1989年第5期），谢桂华《“茭钱”试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赵宠亮《说“财用钱”》（《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徐承泰《东汉时期货币铸造及管理机构探讨》（《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黄今言《张家山竹简〈钱律〉的几个问题》（祝贺朱绍侯先生八十华诞《史学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期）和他的《居延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财物“拘校”》（《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等。在这些论文中，有的以小见大，颇具新意。
财政与货币密切相关。马大英的《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
年版），全书共二十五章，对汉代的财政体制、财政收支、屯田、漕运、货币以及财务行政与上计吏等分项做了详细论述，资料丰富，涉及面广，力图展现汉代财政史的基本面貌，有参考价值。罗庆康的《西汉财政官制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从中央和地方官员所承担的财政管理职责的角度，探讨了西汉财政制度。还有占志宏的《汉代财经大辩论》（三环出版社1992年版），朱德贵的《汉简与财政管理新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也都有些特色。
（五）商品经济：主要成果有，邵鸿的《商品经济与战国社会的变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全书共七章，对战国时期的商品生产、商业形态与商业资本、商品经济发展给战国社会经济带来的重要变化等，作了全面考察，特别对商品经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论证较为深入。黄今言的《秦汉商品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分为七章，在诸论中，首先对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性质、程度及其与自然经济的关系作了宏观性阐述。然后分章对当时商品经济生产发展的特征、商品交换与商业形态、商品市场的层次结构、商品价格与货币流通、商人崛起与商业资本投向、消费观念与消费结构的变化等，作了系统论述。该书史论结合，理论构架，自成体系，力图全面再现秦汉商品经济的原状，是作者多年耕耘之作。张宏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版），也有一定的深度和特色，对当时的商业资本有较好的研究。王仲犖遗著《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其中第一、二卷，根据《管子》、《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居延汉简》等对秦汉物价作了资料性整理，查阅方便，利于使用。丁邦友的《汉代物价新探》（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与王著近似，虽有重复之感，但也可一读。
商品经济的论文很多，例如：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地主制》（《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林甘泉《秦汉商品与自然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商品交换和买卖契约》（《文物》1989年第9期），钱剑夫《秦汉商品检验与物价管理》（《中国史研究》1978.2.），吴慧《秦汉时期度量衡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黄今言的《汉代贩运贸易论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论两汉时期的农村集市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汉朝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市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秦汉商品市场发育水平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等。目前，商品经济正在成为重点研究领域之一。
（六）区域经济：改革开放后，各地经济蓬勃发展迫切要求从地方经济发展史中取得借鉴。秦汉区域史的研究也日渐受到关注。黄今言主编的《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七章，对秦汉江南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人口、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的开发及其区域特征，手工业成就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交通运输业的开拓与管理，城市兴起与商业演进，赋役征课与人民的反抗斗争等，作了开拓性研究。李学勤主编的《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用专章，论述了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物质文化成就、发展规律、特征及其对海外的影响等，是史论结合，富有新意的成果。张荣芳的《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中华书局2005年版），其中多篇论文，阐述了秦汉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乏特色。薛瑞泽的《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对该时期河洛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论文很多，例如：章士成《西汉时期闽越社会经济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王家典《两汉时期徐淮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地位》（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丛》第4辑1988年版），张泽咸《汉唐河西走廊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岳庆平《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段渝《秦汉时代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11期），陈晓鸣《汉代北部、西南部边郡经济开发之述评》（《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等。上述论著，对现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意义。
三、社会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社会史的研究，发展迅速，成果众多。林剑鸣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全书共十二章，对秦汉时期“文明”发展的特征、物质文明、城市风貌、服饰、饮食结构、居住条件、水陆交通、信仰、祭祀、婚丧礼俗及精神风貌等，作了有意义的探索，取材广泛，资料性强，是有价值的成果。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时限上自原始社会末期，下至魏晋南北朝。从国家形态、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诸方面的发展变化，综合论述了古代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历程。该书是一部讨论古代中国社会分期问题的专著，也是作者“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作。杨师群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全书共四章，对中、西上古社会国家政体殊异原因、战国时代变法的性质、秦汉社会制度的定型、发展、局限与深远影响等，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视角较新。此外，还有谢国桢的《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刘志远的《四川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李振宏的《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杨振红的《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这些论著，大都利用出土的文物及简牍，对秦汉社会的某几个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王之今的《秦汉社会史论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共收入23篇论文，对秦汉社会中的恶少年、少年吏、流民运动、社会福利法规、浮侈世风、盗墓现象、卫生食品法规等等，一些过去学界关注很少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是一部具有广度和深度的论文集。
有关城乡社会研究的成果，也有多部著作问世。马新的《西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全书共七章，对两汉时代乡村的生产环境与农业状况，土地制度与生产经营、社会分野与农民的历史命运、乡里村落与宗族、婚姻与家庭、民间信仰与神袛崇拜、民谣民谚乡村风情等，作了系统详尽的论述。资料翔实，论证有力，是一部富有新意的力作。周长山的《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七章，对汉代城市的发展、分布、人口、居民编制、城内市场等做了论列。该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个成果，比较精审。张继海的《汉代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全书共六章，论述了汉代的城郭与基层聚落形态、城市的物质结构、城市社会的一般情形、公共生活、社会问题等，在视角上有些特色，尤其是对当时城市的社会问题及其管理方面进行总结，很有意义。徐卫民的《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全书共九章，对秦汉时期都城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汉代都城对秦代都城的继承和创新、秦汉都城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都城附近的帝王苑囿、陵寝等作了有价值的研究，这是他长期研究秦汉城市社会史的得力之作。他还对秦汉时期的都城、园林、陵墓及建筑等方面多有研究，是一部系列论文结集。（见徐著《秦汉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此外，从不同层面和视角研究秦汉社会史的成果，若以专题划分，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与灾异：生态环境的代表作有：王子今的《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分九部分。对秦汉时期的气候变迁、水资源、野生动物分布、植被、生态环境的人为因素、时人的生态环境观、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以及生态环境的个案研究等进行论述。资料宏富，视野广阔，见解独特，创意良多，反映当前研究的最新成果。灾异方面的代表作有陈业新的《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共六章，对两汉灾害概况、灾害原因、灾害思想、灾害与君主政治、灾害与经济、灾害与文化事像等作了具体论述，另附两汉灾害年表。该书比较扎实，论据确凿，分析到位，是一部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有现实借鉴意义。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杨世文《汉代灾异学说与儒家君道论》（《中国社会科学》1991.3.），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的“荒政”》（《中国史研究》1994.2.），杨振红《汉代自然灾害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4.），王子今《秦汉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1.）、《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5.2.），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2002.4.），蔡万进《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载汉代气象资料》（《历史研究》2002.4.），刘雪琴《儒学与汉代生态环境保护》（《齐鲁学刊》1999.3.），邹逸麟《“灾害与社会”刍议》（《复旦学报》2000.6.）等。生态环境与自然灾害的研究不乏佳作，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二）人口问题：还是研究人口体系中特殊类型的一种社会关系。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全书分三篇十一章。对西汉各阶段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原因、各地区的人口迁移等作了深入论述，且附有各类图表。该书颇有价值，研究方法作了新的尝试，填补了一项空白。他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也有专章论述秦汉时期人口数量的发展及其变化特点等，适合一般学者阅读。袁祖亮主编的《中国人口通史·东汉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共十一章，对东汉人口数量发展状况、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人口统计与管理、人口政策、人口思想、人口寿命、婚姻家庭与人口、人口姓氏分布、民族人口、生态环境与人口等，分条缕析，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该书规模宏大，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用力甚勤，反映了一定的学术水平。还有葛剑雄《秦汉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高凯的《秦代人口比例与人口下降问题》（《文史哲》2007.5.）、《从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看汉初的人口政策》（《学术研究》2007.9.）、《从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看汉魏时期道教的兴盛》（《史林》2007.5.）等论文，也别具特色。
（三）阶级、阶层：这方面的研究继续趋向深入。沈刚的《秦汉时期的客阶层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全书共七章，对客阶层的形成与早期存在状态、秦和秦汉之际的养客之风、两汉时期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客、客的依附化及其演进等做了具体探讨，不乏新见。有关秦汉时期的地主、豪族、士人、客、游侠、奴婢等方面的文章，不时可见。例如：安作璋等《秦汉地主阶级构成的演变》（《山东师大学报》1985.2.），马彪《试论汉代的儒宗地主》（《中国史研究》1988.4.），王水平《两汉江南士人行迹述略》（《中国史研究》1997.4.），乔宗传《秦汉游侠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史研究》1985.1.），孙如琦《东汉的流民和豪族》（《浙江学刊》1993.3.），杨生民《论战国两汉时期的“客民”和“客”》、《两汉士族地主兴起试探》、《汉代地主在农业使用佃农与奴婢经济效益的比较》、《汉代地主门下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汉代氓隶非奴隶考》（均见《杨生民经济史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林剑鸣《“隶臣妾”辨》（《中国史研究》1980.2.），宫长为《“隶臣妾”是秦的官奴婢》（《中国史研究》1982.1.）。其中有些问题学界看法不一，还存在着分歧，尚可进一步探讨。
（四）宗族、家庭：作为社会史研究重要内容之一的宗族与家庭问题，继续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赵沛的《两汉宗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共五章，对商周宗族社会概况、两汉宗族的恢复和重建、宗族的里居形态、社会结构、宗族发展的基础和途径等做了勾勒，资料翔实，观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岳庆平的《汉代家族与家庭》（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虽然篇幅不大，但对汉代家族、家庭问题作了梗概性描述，思路清晰，读者面或许更广。另外，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谢维扬的《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许倬云的《求古篇·汉代家庭的大小》（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也都对先秦两汉家族、家庭有较好的研究。主要论文有：黄金山的《论汉代家族的自然结构与等级结构》（《中国史研究》1988.4.）、《汉代家庭成员的地位与义务》（《历史研究》1988.2.），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历史研究》1988.6.），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家庭》（《中国史研究》1988.2.），张鹤泉《东汉宗族组织试探》（《中国史研究》1993.1.），马新《秦汉时代家内人际关系的变迁》（《山东大学学报》1993.3），孙达人《试给“五口百亩之家”一个新的评价》（《中国史研究》1997.1.），张仁玺《秦汉时期“五口之家”述略》（《齐鲁学刊》1998.6.），李根蟠《从秦汉家庭论及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中国史研究》2005.1.）等，均可谓比较有份量的研究论文。
（五）社会保障：古代虽然没有社会保障这个词和相应的观念，但有些举措或做法可视为后来社会保障的范畴。王文涛的《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全书共八章，对秦汉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社会救助，民间互助保障，特殊福利，身份性福利，军人优抚，社会保障的程序及实效，社会保障思想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与梳理。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但又不囿成说，积极探索，提出己见。这一研究，对现实有借鉴意义。相关论文有：李家利《两汉政府保障行为述略》（《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0.2.），张为民《汉代管理的优抚制度》（《山东师大学报》2001.4.），臧知非《“王杖诏书”与汉代养老制度》（《史林》2002.1.），王子今《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浙江社会科学》2002.4.），张仁玺《齐鲁先秦诸子的社会保障思想》（《东方论坛》2003.2.）。不容讳言，社会保障方面有深度的文章，目前尚未多见。
（六）社会风俗：有关“风俗”的内涵及其广泛，一般认为大致上它包括饮食、服饰、居住、婚姻、奔丧、寿诞、卫生、交际、娱乐、信仰等等。这方面如今继续得到关注。韩养民的《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瞿兑之的《汉代风俗制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二书，对该时期的风俗有概括性描述。彭卫、杨振红的《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十二章，分别对秦汉时期的饮食风俗、服饰风俗、居住与建筑风俗、行旅风俗、婚姻风俗、卫生保健风俗、丧葬风俗、农业生产风俗、信仰风俗、节日风俗、游艺风俗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规模宏大，资料丰富，涉及广泛，是值得重视的成果。除综合性的风俗史外，还有刘增贵的《汉代婚姻制度》（台北市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彭卫的《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对汉代婚姻关系中的等级状况，地缘关系，年龄构成，法律规定，婚姻观念等均有所论述。李如森的《汉代丧葬礼俗》（沈阳出版社2003年版），利用文献考古资料从葬俗、丧礼、随葬品、陵园、墓葬形制等角度论述了汉代的葬俗。风俗史方面的论文，我所看到的有：申言《秦汉风俗议》（《中国史研究》1985.1.），吴小强《试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中国史研究》1989.3.），周天游《两汉复仇盛行的原因》（《历史研究》1991.1.），黄婉锋《汉代中州民风的嬗变及其意义》（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8辑2001年版），张仁玺《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考略》（《山东师大学报》2002.6.），葛志敏《秦汉风俗与贵族女权》（《光明日报》2002.9.10.），高凯《<二年律令>与汉初女性权益保护》（《光明日报》2002.11.5），高崇文《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考古学报》2006.4.），吕宗力《汉代的流言与讹言》（《历史研究》2003.2.）和他的《汉代“妖言”探讨》（《中国史研究》2006.4.），宋杰《汉代后妃“就馆”与“外舍产子”风俗》（《历史研究》2009.6.）。吕、宋之文，视角新颖，论证精彩，是功力扎实的好文章。
四、政治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政治史的研究一直是热点领域。孟祥才的《中国政治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全书共十章，对秦汉时期的皇帝制度，中央决策系统，中央行政体制，地方行政体制，司法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分别作了论列。并指出了秦汉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王育民的《秦汉政治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分为四章，对秦汉时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尚书、中朝与外朝，中央派出机构和地方政府，官吏的选拨、管理、俸禄制度等，也有过通识性论述。李开元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对汉初几十年的政治特点做了系统总结。该书在理论创新，史料整合，学术规划方面值得肯定。孙家洲的《两汉政治文化窥要》（泰山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三章，对汉代的政局、政论、政策及神秘主义笼罩下的汉代社会，有较深入的研究，对一些重点问题剖析透彻，是值得重视的成果。张小锋的《西汉后期政局演变探微》（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也还有所创获。
政治史论文主要有：朱弘《关于秦汉分封的历史反思》（《中国史研究》1980.1.），刘修明《西汉历史的转折》（《历史研究》1987.6.），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新的社会统治秩序》（《中国史研究》1990.1.），周鼎初《东汉后期黑暗政治考察》（《中国史研究》1991.2.），林剑鸣《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4.），吴刚《巫蛊之祸新探》（《中国史研究》1993.2.），田佘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探讨》和他的《论轮台诏》（见田著《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等，这些论文，皆从某一侧面或问题，探讨秦汉时的政治，提出新见。下面专就秦汉时的官制、法律、监察诸方面的成果做些陈列：
（一）官僚制度：代表性著作有：安作璋、熊铁基的《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齐鲁书社1984年版）。全书分为三编十七章，对秦汉时期的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官吏的选拔、任用、考课、赐爵、秩养和朝位、印绶、符节、舆服、休假和致士等各项制度，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内容完整，史料充实，引用方便，有重要参考价值。黄留珠的《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全书分上、下篇共十三章，专论秦汉官吏选拔制度。上篇为秦仕进制度考述，是开创性探讨；下篇为西汉仕进新探，主要是说明该制度的合理性、发展必然性及其衰落的原因。资料翔实，是一部潜心研究之作。杨鸿年的《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未分章节，以专题列目，以探讨汉魏时期的官制为主，兼及军制。对当时宫省制度、中朝与外朝官，中书和尚书，中常侍、给事中、侍中、郡县官吏以及南北军等，叙述极详，有不少创见，为研究汉代政治制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性汇编。柳春藩的《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共四章，对秦汉时期王国和侯国、封君和关内侯、二十级赐爵制（列侯、关内侯除外）三者在封爵制的联系与区别等方面做了阐述，同时也涉及该制度相关的官僚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创获殊多。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书共九章。对两汉的“三公”、“尚书”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纷繁复杂的变化，逐一作了细致的考证与论述，提出了许多与前人不同的新看法，分析精审。该书对整个政治制度的研究，很有启发，是一部得力之作。卜宪群的《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共八章，对秦汉官僚制度产生的历史前提、渊源与演变、三公九卿制度、皇权与官僚制度、官僚的类型及其演变、官僚制度行政运作的基本形式等，作了深入论述。该书视野开阔，大量运用新出土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对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廖伯源的《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全书分上、下编共十二卷，对秦汉皇帝使者的职权范围，使者的信物、服饰与官衔，使者与官制的演变等，作了考论。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皇帝使者的著作，选题新颖。此外，廖氏还有《简牍与制度》（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秦汉史论丛》（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二书皆为秦汉官制的专题研究。其中，对当时的仕进制度、郡县属吏、地方官吏之籍贯、昌邑王废黜、郎将职掌、考课制度、朝议制度、大夫制度以及有关“封事”、禁锢等问题有详细考释。旁征博引，用力甚勤，创见尤多，是两部扎实的论文集。
官制方面的论文还有：唐赞功《汉初“布衣将相”浅论》（《中国史研究》1984.1.），祝总斌《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历史研究》1986.2.），阎步克《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历史研究》1986.3.），马良怀《西汉宦官考》（《中国史研究》1987.1.），李泉《试论西汉高中级官吏籍贯分布》（《中国史研究》1991.4.），吴曾荣《西汉王国官制考》（《北京大学学报》1990.1.），李孔怀《汉唐宰辅权力体制述略》（《中国史研究》1993.4.），汤其领《太尉非秦官考辨》（《中国史研究》1996.1.），于琨奇《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官制探析》（《中国史研究》2000.2.），阎步克《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延伸》（《历史研究》2003.5.），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4.），朱绍侯《刘秀和他的功臣》（《中国史研究》1995.4.）等，这批文章问世，使官制史研究有些问题大大推进了一步。
（二）法律、刑罚：引人注目的有：栗劲的《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以云梦秦简法律文书为主要依据，系统阐述先秦法家的基本理论和法律原创，全面论述秦的法学理论和具体实践，并就秦简研究中的有关争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日）大庭修的《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分四篇十九章，对秦汉时期的法典、律、会、官僚制度以及法律文书等，分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证。该书是作者研究秦汉简牍的论文汇集，具有学术价值。（日）崛毅的《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收入论文十三篇，对《汉书·刑法志》、秦汉时的乡官、刑名、宽刑、徭役、盗律、物价、贼律以及汉律溯源等作了考证，提出了独自的看法，有参考意义。随着秦简、汉简的大量出土，涌现了一批新的法制史论著，例如：安作璋、陈乃华的《秦汉官吏法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孔庆明的《秦汉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高恒的《秦汉法治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于振波的《秦汉法律与社会》（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曹旅宁的《秦律新探》（中国社科出版社2002年版）和他的《张家山汉律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刘海年的《秦汉法律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他的《战国秦汉法制管窥》（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张功的《秦汉犯罪控制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朱红林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这些著作的共同点都是利用新的出土资料，提出了独自的见解。
在此期间，刊物发表的论文很多，例如：于豪亮《西汉对法律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2.2.），张建国《西汉刑制改革新探》（《历史研究》1996.6.），何勤华《秦汉律学考》（《法学研究》1999.5.），孙家洲《从张家山汉简看汉初“矫制”之法》（《光明日报》2002.9.24.），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收律〉与家族连坐》（《文物》2002.9.），韩树峰《秦汉律令中的完刑》（《中国史研究》2003.4.）和他的《秦汉徒刑散论》（《历史研究》2005.3.），孟彦弘《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历史研究》2005.3.），王伟《〈汉书·酷吏传〉“诏书召捕”献疑》（《历史研究》2005.2.）和他的《论汉律》（《历史研究》2007.3.），李振宏《萧何“作九章律”说质疑》（《历史研究》2005.3.），杨振红《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论〈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均属九章律》（《历史研究》2005.6.）。这些文章，不囿陈说，敢于创新，含金量较高。
（三）监察制度：这方面虽然研究的比较薄弱，但也有些论述。李小树的《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全书共六章，认为秦代监察制度即已建立，两汉的监察制度经历完善、衰落的过程，同时对当时的监察思想、监察人物作了些叙述。因为是“史纲”，故较简略。目前见到的论文有：牟元圭《汉代地方监察制度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1990.1.），葛生华《试论先秦及秦汉的监察制度》（《兰州学刊》1990.4.），马作武《秦汉时期监察体制形成及思想探源》（《政治论坛》1999.3.）。有关秦汉监察制度问题，还有很大研究空间，有待大家探讨。
（四）地方行政：主要成果有：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对郡县制度若干问题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邹水杰《两汉县行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此前还有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论文也有不少，例如：李孔怀《汉初“郡国并行”政体刍议》（《复旦学报》1985.2.），曹尔琴《汉代州郡的设置及其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4.），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中国史研究》1999.4.），周振鹤《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制度》（《历史研究》1995.5.），张金光《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的关系》（《历史研究》1997.6.），范学辉《秦汉地方行政运行机制初探》（《文史哲》1999.5.），岳庆平《从尹湾汉简看秦汉乡亭制度诸问题》（《文史》2001.1.），唐德荣《略论西汉王国问题》（《求索》2003.5.），陈苏镇《汉初王国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4.2.）等，有些文章对前人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辨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五）官文书制度：由于汉简、封泥等地下材料陆续出土，为秦汉官文书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成果有汪桂海的《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五章，对汉代官文书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合性研究，从官文书的功能、性质、结构程式、用语到他的制作、用印、收发与启封、传递、保密、立卷、存档等，作了详尽阐述，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薛英群的《汉简官文书考略》（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作者根据汉简资料，不仅对汉代的中央官文书—“诏”、“制”、“敕”书作了阐述；而且对基层官文书—“府书”、“檄书”、“应书”、“牒书”、“爰书”、“举书”、“报书”等等，分类进行了考证。钩沉发微，论证深入，可以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有关秦汉官文书方面的论述还有：卜宪群的《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历史研究》1997.4.），汪桂海《汉印制度杂考》（《历史研究》1997.3.），余华青《秦汉时期的保密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3.）等，都是颇有新意之作。
五、军事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军事史的研究空前活跃，成果不少，仅中国军事通史就出版了多部，其中代表性成果，有中国军事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军事通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共十七卷，20册，每个朝代一本。霍印章的《秦代军事史》，共七章，对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秦代军制、国防、拓边战争、秦末农民起义、秦代军事思想和人物等进行了论述。陈梧桐、李德龙等的《西汉军事史》，共十章，对楚汉战争与汉初的富国强兵方针、巩固统一的战争、对匈奴的防御作战，西汉中期的军事政策，对匈奴的战争、拓边战争、边防建设、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以及当时的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等，作了阐述。黄今言、邵鸿等的《东汉军事史》，共九章，对东汉王朝的建立和统一战争、东汉的军制与边防、武器装备与后勤、东汉前期对匈奴及南方各族的战争、后期对羌人及周边各族的战争、黄巾农民战争以及当时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等，进行了论述。这些著作，皆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时代为经，以重大军事事件为纬的编篡体例。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军事史研究的新水平。下面分别介绍几个方面的具体成果。
（一）战争史：主要有中国社科院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孟祥才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二书对秦汉农民战争的背景、过程、性质和特点、作用等，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安作璋的《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将各种文献资料和汉碑、汉简中有关农民战争的记录，汇集成册，资料系统，兼有考证，是一部有价值的材料书，便于利用。
战争史的论文很多，大凡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统一战争等，学界都有过论述，例如：赵锡元《关于大泽乡起义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81.5.），彭年《秦末、西汉农民战争的特征》（《社会科学研究》1982.4.），蔡行发《试谈“楚汉战争”》（《史学月刊》1986.5.），陈连庆《两汉之际河北农民军杂考》上、下（《东北师大学报》1981.1—2.），胡崇为《黄巾起义口号中的“黄天”涵义》（《中国史研究》1988.1.），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历史研究》1990.4.），赵明《东汉对西羌长期作战的原因与教训》（《中国史研究》1994.1.）等。近几十年来，农民起义、民族战争方面的文章少于五、六十年代。
（二）军事制度：目前看到的论著有，熊铁基的《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全书共十一章，对秦汉时期的士兵、军队、装备、军马、给养、营垒、军法、兵法等，分章作了论列，对文献资料有系统梳理和诠释，不乏新意。黄今言的《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是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军制史》的分册。全书共十一章，对秦汉时期的军事统御机构、兵员征集、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军兵种与编制、军队训练、武器装备、给养与转输、军事费用、军法与奖惩等，分别做了系统论述。该书注重实证，试图阐明当时军制的内容、特点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力求在内容构建上有所创新。
军制的专题研究有：朱绍侯的《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他的《军功爵制考论》（商务印书局2008年版）。二书对军功爵制的产生、发展、衰亡演变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对军功爵的性质、作用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多层次、全方面的探讨。新意迭出，成一家之言，是作者多年长期耕耘的力作。廖伯源的《历史与制度》（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7年版），共收论文六篇，对汉代的皇宫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楚汉相争等分别作了论证。该书文献功力扎实，独具卓识。李玉福的《秦汉制度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也有专栏论述秦汉时期的兵役制度、军事建制、监军制度、军事法制。在观点上虽然与前人之说多有重复，但也不妨一读。
军制史论文较多，例如：陈连庆《汉代兵制述略》（《史学集刊》1982.2.），莫任南《匈奴的军事制度》（《中国史研究》1987.3.），臧知非《秦汉“正卒”辨析》（《中国史研究》1988.2.），孙言诚《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中国史研究》1987.3.），邹本涛《西汉南北军考辨》（《中国史研究》1988.1.），林剑鸣《西汉戊己校尉》（《历史研究》1990.2.），黄今言《汉代期门、羽林考释》（《历史研究》1996.2.）和他的《汉代型募兵试说》（《中国史研究》1989.3.）、《两汉京师戍卫军制中若干问题探微》（《文史》2002.1.），胡宏起《汉代兵力考》《两汉军费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4.）。当时讨论的热点，主要是秦汉军事体制、兵役制度和组织系统等领域。文章散见各种刊物的很多，不备一一介绍。
（三）后勤保障：这方面的成果，以前较少。近期受到学界关注。上官绪智的《秦汉军队后勤保障问题研究》（博士论文于2004年网上公示）。共七章，对秦汉时代的军械生产与武器储备，军马的牧养、征集和管理，衣粮草料的供给与军资转输，通讯基础设施与军事信息传递，军队伤兵员的医疗与药物补给，军费的筹措与财务管理以及军队后勤的发展阶段、特点和作用等，做了详细具体的论述。资料丰富，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见诸刊物的论文有：高敏《秦汉邮传制度考略》（《中国史研究》1985.3.），龚留柱《秦汉时期军马的牧养和征集》（《史学月刊》1987.6.），薛英群《汉代的符与传》（《中国史研究》1983.4.），邵鸿《西汉仓制考》（《中国史研究》1998.4.），黄今言、陈晓鸣《汉代边防军规模及养兵费用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1.），何双全《〈烽火品约〉诠释》（《考古》1985.9.），唐志拔《秦汉时期的兵船》（《舰船知识》1988.1.），庄春波《秦汉武库制度》（《史学月刊》1991.6.），范学辉《两汉兵器交易初探》（《河南大学学报》1999.2.），王树连《秦汉军事测绘》（《军事历史研究》2001.4.）等。这些成果皆为务实之作，观点和研究方法有些更新。
（四）兵学、兵书：近十几年来，学界对秦汉兵文书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陈伟武的《简帛兵学文献探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蔡万进的《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高大伦的《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巴蜀出版社1995年版）等，都是得力之作。近期又见邵鸿的《张家山汉简〈蓋庐〉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分三章，内容包括蓋庐研究，蓋庐释文，蓋庐注译。该书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疏误，并对其思想内涵的深入阐释方面多有创获。相关论文有：黄朴民《秦汉兵学的建树及其文化特征》（《济南大学学报》2001.5.）、《西汉兵学的发展及其特色》（《光明日报》2002.11.19.），邵鸿《张家山汉墓古竹简〈蓋庐〉与〈伍子胥兵法〉》（《南昌大学学报》2002.2.），李家浩《读张家山汉简〈蓋庐〉箚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田旭东《张家山汉简〈蓋庐〉中的兵阴阳家》（《历史研究》2002.6.）。战国秦汉时代的兵书不少，有些问题还可继续深入研究。
六、思想、文化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思想史的研究也很活跃，成果众多。较为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一）综合性思想史：引人注目的有，祝瑞开的《两汉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二十四章，对西汉前期陆贾、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思想，西汉后期刘向、扬雄及东汉桓谭、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的思想，都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从而提出作者独自的观点，有理论和学术价值。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将汉代思想史中的些重大问题分为20余个专题进行论述，不囿陈说，注重创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较大的突破，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堪称一家之言，有较高学术价值。周桂钿的《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全书共二十一章，对秦汉时代的政治局势、思想融合、思想特点等等有较好的阐述。系统论述了当时400年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其中对陆贾和贾谊、董仲舒、王莽、王充、王符等人的思想分析尤具特色，是近年来秦汉思想史研究难得的力作。
这方面的论文也多，例如：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中国社会科学》1984.2.），金春峰《汉代思想绪论》（《哲学研究》1985.7.），林甘泉《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战国至西汉前期儒家思想与封建政治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79.3.），刘修明《汉以孝治天下发微》（《历史研究》1983.6.），陈学凯《论先秦两汉天君同道观》（《中国史研究》1987.2.），周桂钿《评董仲舒大统一思想的功过》（《北京师大学报》1987.1.），黄朴民《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文史哲》1988.4.），施丁《司马迁与董仲舒政治思想相通论》（《中国史研究》1981.2.），刘泽华《汉代炎黄观念与帝统和道统》（《学术研究》1993.2.）等，可具参考。
（二）道家思想：主要成果有，熊铁基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后来，他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充实，书名改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现在全书结构分为两篇，即《历史篇》七章，《思想篇》十二章，共十九章，附录三章。在《历史篇》中，详细考察了道家的形成过程，将《吕氏春秋》到《淮南子》定为“新道家”。而《思想篇》各章，则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秦汉时期新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该书溯源追流，见解独到，取材宏富，是作者近20年劳动的结晶。此外，还有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牟钟鉴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李春正的《道家与诸子百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杨有礼的《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都是道家思想的研究成果。这方面的论文，有张维华《西汉初年黄老政治思想》（《中国社会科学》1981.5.），熊铁基《秦汉时期的统治思想与思想统治》（《华中师大学报》1987.2.），彭正穗《黄老学派经济思想初探》（《经济研究》1984.5.），姜生《原始道教之兴起与两汉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00.6.），马勇《黄老学与汉初社会》（《中国史研究》1992.4.）等，不无参考价值。
（三）经学及其他各家思想：近期研究经学、诸子、儒家思想的学者不乏其人。晋文的《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八章，第一章简要纵论汉代以经治国的历史演变，其他七章则分论经学政治理论的基本框架、经学对汉代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社会保障、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该书对经学与汉代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华友根的《西汉礼学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共八章，前四章，以时间为序，分论礼乐制度、礼学活动及重要礼学家的思想与影响；后四章，实为专题论述。作者力图就若干问题，提出不同于前人的新说。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五章，对儒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汉儒的两种政治学说、《公羊》学对西汉中期政治的影响、西汉后期和王莽的改制运动、汉室复兴的政治文化意义等进行了论述。该书引进政治文化概念，重点放在《春秋》对汉代政治演变的影响、作用的研究上，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多有独到之见。曾振羽、范学辉的《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分别从哲学、政治文化、经学三个方面，发掘《春秋繁露》的政治理念的真实内涵，指出它强调的“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儒士政治为核心的古代民主主义思想。孙筱的《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共四章，对两汉经学兴盛的历史背景、经学的文化渊源、经学的传承与经说、通经致用下的汉代社会等做了系统论述。该书自成体系，提出了不少新的创见，论证严密，考辨精审，有些问题纠正了前人之说，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此外，还有汤志均等的《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张涛的《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对汉代的经学都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相关论文也有些，例如：章权才《论西汉经学的流变》（《学术研究》1984.2.），张舒亚《论汉代〈春秋〉三传的官学之争》（《中国史研究》1988.2.），张志康《董仲舒建立新儒学质疑》（《中国史研究》1991.3.），黄开国《汉代经学博士考辨》（《中国史研究》1993.3.），董平《汉代讦纬之学的兴起》（《中国史研究》1993.3.），马亮宽《汉代儒学发展的历史地位》（《孔子研究》1998.2.），张涛《秦汉易学思想的发展》（《管子学刊》1998.2.），杨天宇《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郑州大学学报》2001.2.）等。
秦汉文化史的研究，涉及范围较广，主要成果有：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根据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考察了东周列国及秦统一后的文明发展过程。认为在该时代是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井田制崩溃和奴隶制衰落、分封制向集权制过渡、思想上是百家齐鸣的繁荣和结束。思路清晰、功力扎实。韩养民的《秦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该书对秦汉时期教育与经学、哲学、宗教、风俗、杂技、艺术、乐舞、美术、体育、中西文化交流等进行了系统论列，并附有秦汉文化大事年表，材料丰富，简要通俗。王子今的《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分为三编，上编“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讨论了十二个文化区的人文风俗特点；中编“秦汉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的历史基因”，对人才的区域分布、乡土意识、人口流动与文化交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下编“秦汉王朝执政集团的区域文化政策”，对统治者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及其得失，进行了总结。该书对区域文化的特色做了较好的研究，立论审慎，是开创性的著作。张文立、宋尚文的《秦学术史探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诸子学说在秦之探赜”，下编“秦学术之各门类探赜”。在系统论述秦代学术史的基础上指出，秦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先秦诸子下啓汉代经学，甚至对汉代以后中国古代学术走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意迭出，用力甚勤。马勇的《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十五章，对秦汉时期统一格局之下的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进行了多层次的探讨。对当时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贯彻始终。作者对秦汉学术发展的内在关系作了重新探讨，是一部有思想深度的著作。姜维公的《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共五章，对汉代的官学、私学、学校中的师生、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方法，以及当时教育的地域特征等，进行了系统的论列，不乏新意。所见相关论文：张金光《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1.），林剑鸣《秦汉文明发展的特点》（《学术月刊》1984.10.）和他的《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汉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3.），江铭《两汉地方官学考论》（《华东师大学报》1986.1.），韩养民《秦汉文化先成机制反思》（《社会科学评论》1988.4.），刘太祥《汉代游学之风》（《中国史研究》1998.4.），熊铁基《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华中师大学报》2003.5.），祝总斌《〈后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人”质疑》（《中华文史论丛》2010.1.）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成果。
七、文献、简牍的整理与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这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涌现了许多重要成果。以前给同学们讲过“学习秦汉史的基本文献与简牍举要”，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最后，有几点展望。
总观近三十年来的秦汉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和令人欣喜的成就，感到无比高兴。在这里，对今后的研究谈几点期望。
（一）应重视史学理论的建树。
目前，存在“淡化”理论的倾向。有的只满足于对材料的搜集和简单归纳；而对问题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入追索，文章就事论事，只见树木，看不见森林，缺乏必要的理论升华和理论支撑，有的甚至出现观点错杂和混乱。今后我们应该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加强史学理论修养，重视理论建树，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
（二）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
从现有情况看，学界对东汉史、科技史、“三农”问题以及中西比较研究方面，显得有些“冷落”，成果不多，期望今后有更多的同仁投入其中。同时，有关秦汉社会的性质、特征、规律性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许多难点、疑点问题尚未突破。望能加强综合性研究与专题研究，先通后专，通专结合，从而拿出更多的优秀成果。要更加关注与社会现实相关问题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和“借鉴”，做到“经世致用”。有人花精力研究宫廷秘史及低级消沉的东西没有必要，我们的研究应体现时代精神，总结历史上有启示作用的经验教训，弘扬先进的思想文化，充分发挥史学功能的积极作用。
（三）提倡精品意识，讲究质量。
当前文章选题没有新意的重复严重，追求数量的急就篇多，浮躁空气蔓延。有的急功近利，引用别人的观点，不注明出处，抄袭、剽窃现象时有发生。期望今后能转变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遵守学术规范，提高精品意识。学术论著的生命在于质量，在于创新，提出新问题、新观点，运用新材料、新方法，这方面已有很多成果体现了“新”的标准，是精品之作，但还不够。当然，创新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不可一蹴而就。学术研究只有创新，成果的含金量才会高，才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四）需要大力开展学术争鸣。
关于学术争鸣和交锋的空气现在不是很浓，每年数百篇论文、多部著作刊发，除少数几例有学术商榷文章外，绝大多数都是各自为战，各说各的，很少有观点交锋，书评也往往变成廉价的颂词，只说好，不言其弊。看来，今后开展学术争鸣十分必要。学术只有在相互切磋和辨难中才能发展。在学术上坚持百家争鸣，提倡思想交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学术批评与反批评，这是提高论著质量，批判不良学风，推进学术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途径。
（该文是对本校历史系秦汉史研究生开课的讲授提纲）
2008年9月修改
第四篇：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论文
[编者按]2l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如何深入发展?这是一个回顾与前瞻性的交叉问题。回顾，乃是对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程进行学术盘点；前瞻，则需展望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新世纪共同的学术追求与发展趋势；交叉，是在“瞻前顾后”的基础上提出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具体路径。《史学月刊》作为一个专业性刊物，责无旁贷，愿意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平台。为此，本刊特组织“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邀请国内中国近代史学界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探讨这个问题，旨在凝聚共识、寻求突破．参加本期讨论的既有老一辈历史学家，也有活跃在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这七篇笔谈构成一篇大文章，见仁见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或从宏观上探讨新世纪近代史研究境界的追求、学科品位的提升、学术发展的趋势，或具体人微，分析过去研究中的弱点、盲点，提出对新世纪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看法．这些观点或许能对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一些启示!
当然，一期笔谈难竟其功。我们也深知，由于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同、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这个问题也许不可能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结果，重要的是通过笔谈能引起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深思!我们不追求结果的圆满，只追求过程的深邃。因此，我们诚恳希望学界同仁以本期笔谈为开端，不吝赐稿，深耕我们共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园地，为学术事业的繁荣昌盛尽我们的一份责任。
境界——追求圆融
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我在《走出中国近代史》(《近代史学刊发刊词》)中，对于如何改进本学科的研究已有较全面的说明。主旨是提倡上下延伸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同时横向会通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只有把中国近代史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古人称良史必兼有才、学、识三要素，境界应属于史识范畴．时下讨论史学革新，多着眼于理论、方法，而常忽略境界的提升。
境界系我国传统美学范畴。此词源于佛教用语，《成唯识论》云：“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唐代王昌龄最先借用于论诗，《诗格》云：“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此后被历代沿用乃成美学范围，而王国维《人间词话》更把境界推崇到美的本源地位：“有境界，本也”，“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国维曾以前人词语说明三个境界：1．“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2．“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3．“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国维此意并不限于文学，多年以来已被引伸成为治学必经之不同阶段。记得周恩来生前亦曾以上述词语勉励我们刻苦攻读，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中国古典诗词素重含蓄不露，如“写境造境”、“有我无我”、“隔与不隔”之类，往往可领悟而难言传．而据我多年治史粗浅体会，就学术而言，境界不仅是营造的结果，而且是运思的过程与状态。治学虽然是脑力劳动，但也需要如运动员一样，在刻苦而又合理的训练基础上追求最佳竞技状态。此状态为何?寅恪早已点明：“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语非深得史学神髓且具有深厚学养者不能发。而国维所谓：“人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说的也是一种佳妙境界的追求。这都是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体味与借鉴的。
学无大成如我，平素尝不断以融通自励。此亦梁启超所谓“贯穴融铸”之意，而实缘起于佛家之“园融”。天台宗有“三谛园融”之说，认为：“一心念起，即空、即假、即中”，只有实现“空谛”(真谛)、“假谛”、“中谛”园融，以此观察与理解世界，才能彻底领悟佛理(诸法实相)．国维所谓学者必须领悟宇宙人生方可成高格出佳句，亦属同一理路。
我之所以反复强调学术境界的追求，并非唱高调或故弄玄虚，乃是有感于现今治学者功利主义太重，或过于急切迎合社会时尚，著述遂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沽名钓利之工具。应知历史不仅是人类集体记忆之载体，而且是人类集体智慧之宝藏。我们需要着重发掘者不仅是历史真实，而且是蕴藏于史事之深处的智慧。总之，惟有智慧者始能发现大智慧，惟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
是耶非耶?知我责我?愿聆公论。
第五篇：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评析
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评析
摘要：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主要的思潮，本文对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产生环境和根源加以分析，对“非典型”和“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了简单的评价和区分，这其中“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可以看做是儒家中庸思想的独特体现，是民族文化惰性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对“典型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字: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变革；国粹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惰性；文化态度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一面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国内矛盾的不断加深使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一面是中华民族“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思想、器物，与列强抗争、争取民族解放的英勇历程。其中，中华民族为争取自身的解放和寻找建国的航向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主流。文化思潮的探索成为这一主流中的中流砥柱。不论是清末时期的洋务派思想、康有为的保皇思想、还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全盘西化思想，亦或是后期的国粹派思想和新儒学思想。可谓是流派众多、“百家争鸣”，让人联想到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的繁荣。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想的流变，其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清末一场场对外反抗战争的失败和民初的政局**，封建割据势力纵横中国。在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状况下，国人不得不一步步的反思，尝试过学习西方器物的方式却依然没有保全民族，仁人志士们开始尝试进行思想和文化上的反思和探索，一场遍及各各领域的文化运动在中国兴起。总结近代以来的各路思潮、流派，根本上都是在围绕对中西方文明或文化在中国体制和文化革新中所占的比重所做的探索，虽然各种思潮的立场不同、激进或温和，仁人志士都是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为国家的出路思考。
在笔者看来，不同的只是“思变”的程度，当代评价顽固派思想，几乎是以“迂腐”、“冥顽不化”毫无生机可言。例如清末理学名臣倭仁，深受理学的影响，对于以恭亲王奕欣为代表的的洋务派痛加斥责，依然主张这“重人心轻技艺”，①重谈“夏夷之防” 而对于以陈独秀和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潮的评价也是“忘本”、“崇洋媚外”过于激进式的评论。现在分析则不难看出这两股思想处在了近代文化思想变革流变中的两极，在这两极两端也没有出现第三种文化变革的主张。
“思变”的程度在于思潮流派中代表人物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心理接受程度。在以上两种思潮的特例中，其文化的根都是接受中国传统式的文化教育，而大相径庭的在于表现出来的视野和思想的开放度，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文化的根意识，在当代被解释为“我族中心主义”，中华民族的我族中心来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过度的民族自信和优越感。中华民族的优越感古来有之，翻看每个民族的历史记录也都有表现，正像殷海光在《中国的文化的展望》所说的：“在通常情形下，一般民族或文化单位对于自己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当期继续发挥功能时，总是有意无意持爱护的态度。笼统的说，如果一个国度就是一个文化单位而且这个文化单位就是这个国度，那么一国的国人爱护其国的文化毋乃一件自然而然的事。”② 我国的仁人志士虽一直抱 有这种思想的根，但是民族的自我认识也在社会大潮的影响下有所改良。
“故步自封”和“全盘否定”的极端思想流派都不是能成为当时社会环境改变的良药。而介于两种极端的思想流派的中间，则存在着多种流派和思想主张，其中大多是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或器物的融合式的运用。这其中最为突出而鲜明的要数文化保守主义，对于文化保守主义，人们不免联想到的是守旧和落后。有人说新儒学是顽固派、是文化保守主义，相似的“新儒学”也是文化保守主义，认为这两种思想的实质是一样的，只是时代上的差异罢了。这里需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加以正名。
笔者比较赞同一种观点，将近代以来的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区分为“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和“非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③“非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有国粹派、学衡派和新儒学。“非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主要包括顽固派思想、洋务派思想和保皇思潮。而这其中的区分依据是以是否对传统文化既批判有继承、对于传统的政治制度的态度以及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开放程度。“非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不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认同传统的价值理念，还主张保持封建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如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虽然兴办实业、引进西艺，但是在思想主张上不但袒护传统的伦理纲常，还维护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例如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对于“民权”是表现出极力的反对，对纲常名教的坚守这证明了这一点。相反，“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虽然认同符合时宜的传统文化，但对于传统价值中封建思想有所批判，也完全否定传统的政治体制。这里的”典型文化保守主义”对于保持社会和文化的延续性和渐进性，防止文化价值的断裂时有积极意义的。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要数“国粹派”，我们都知道国粹派的主要人物，章炳麟、刘师培，其中章炳麟是文学大家，被视为“唯一能打破康有为学问体系的革命家”。
国粹派强调中国的文化建设须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对西方文化进行适当的吸取和整合。国粹派有言：“夫有特别之精神，则此国家与彼国家，其土地人民宗教政治与风俗气质习惯相交通相调和，则必有宜于此而不宜与彼，宜于彼而不宜与此者。”④ 这段话认为文化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性的，这一特性决定着中西文化不应当也不可能一味照抄照搬或者是模仿对方，相反，尊重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取人之长为我用，才是文化交流的正确原则。中西文化作为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质的两大文化体系，虽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某种先进和落后的差异，但归根溯源，它们却是独立的、平行的两大文化。可以看出国粹派对于文化的融合和借鉴持一种因地制宜的思想。
国粹派和学衡派的思潮的产生一方面是针对于当时出现的激进的全盘西化的观点所进行的论战，另一方面源自当时西方的文化价值危机的影响。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然而一战的爆发让国人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弊端，反观西方思想界，通过文学、艺术和运动对资本主义的“功利化”、“无政府主义”、禁锢的宗教思想等等现代社会的病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上帝死了”，反映的就是对西方从古希腊雅典时期到近代的理性主义的所进行的彻底的批判，对于旧世界的进行了哲学和文学的反思。这一价值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则表现出一种文化的回归现象，开始对传统儒学进行价值重估。突出的的表现在现代新儒学的出现。
现代新儒学是指以弘扬传统的儒家精粹为主，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也进行宣扬和保留。并且对于西方的学说是持开放态度的。这一流派产生于五四时期结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现代新儒学的代表梁漱溟、张君劢、马 一浮、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等，都是中西文化的融合论者，并且其中一些学者尝试中西学术的结合，创造了中西融合的学术体系，如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所做出的贡献，其研究内容涉及传统史学的诸多方面，主张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上融合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以建立新史学体系，《国史大纲》成为其新史学体系建立的印证。⑤
纵观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文化和思想的革新，并没有朝向胡适和陈序经所主张的“全盘西化”式的思想文化变革，也没有倒退到顽固派式的极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产生了兼容性的中西结合式思想流派，主要以“以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为主。笔者认为这其实可以看做是民族文化惰性的结果，这一观点来源于胡适关于“全盘西化”论调的解释，正如其所说：“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说人只管取向极端的革新，大多说人之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惰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我们走了一百多里路，大多说人也许勉强走三、四十里，我们若先将调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去，不要回头将调和，社会上自然有无数懒人懦夫来将调和”⑥ 这里胡适看到了社会运行的调和状态，即社会状态的自我修正，这其中又由人类行为所主导，而每个人和每个群体都有其核心的价值利益和根深的文化观念，对于新事物的出现，总会形成多派的对立，而为了取得变革就需要设置超越时代的标准。正如《易经》中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将目标定得高远，才最可能获得尽如人意的结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延续性的国家，思想文化已经形成一种稳固的固定状态，这种固定状态不仅存在于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和生活习惯，也同样扎根于对待传统文化持批判和包容态度的人的头脑中。鲁迅认为我们的民族要大胆地吸收西方文化，文化惰性会形成一只“无形的手”将我们拉回，这一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自然会得到传承。鲁迅是认同胡适的观点的，其文学作品中对于封建礼教的“吃人”现象的披露也映射出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鲁迅认为文化的变革即使用流血的形式，也未必能触动。早期维新变法中有”戊戌六公子”的英勇就义，就是用流血来警醒世人。因此，强力的世界只能用强力来打破，“摧毁原有的精神宝塔，之后重建”，胡适就是看到了中国文化巨大的保守力量，才尝试了“走极端”式的文化创新。也正如胡适所“预见”的，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中西成分的兼容成为了主流，既要尽可能完整的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祛除其文化的糟粕，也要审慎的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
可以看出“典型文化保守主义”在探寻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性的方面所做的贡献，注重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的积累性。在中西文化的兼容互补和传统史学的现代化构建，以及推动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与民族化方面，做出了努力。特别是对于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的总结和继承方面，“典型文化保守主义”中可谓是名家辈出，后世学术界称赞不已。尽管他们在探索自身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关系上缺乏对人生价值观的探索、忽视社会生活中自然与社会的相互制约，以及割裂了现代科技发展于社会改变的关系，但对于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是依然具有启示意义的。
建国后，我国的文化建设开始以国家政策为导向，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起落”兼有。在文革前对于传统文化是提倡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毛泽东提出的观点是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民主性精华，去其封建性糟粕”，而文革时期对于传统的破坏则是世人所应警醒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新中国同样面临着对于传统文化是采取弘扬的态度还是扬弃的态度。改革开放后，对于世界的开放程度，与日俱增，中西文化的再一次交流与碰撞的大门开启了，这一过程中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和解读，采取的是扬弃的态度。对于传统文化就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古老的中国思想中寻找出路，开启文化的创新。如前两年一直流行的“国学热”，也不失是一种从古代文化典籍中寻找人生哲学和普世价值的方式。这里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扬弃，是一次社会转型期的自我认同，可以看做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根，一种民族的自信。稍加分析也可以看出当代对于传统文化也是扬弃的态度，对西方文化也是批判继承。排除时代的局限，当前的文化态度也近似于“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
当代中国可谓是日新月异，逐渐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化。而文化建设必然成为民族复兴中的支柱。中国作为独立的“文明体国家”，中国文化从传统转型到现代化，有必要严肃认真的探究传统文化和与之密切关联的“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
① 周阳山.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C】.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20,36 ② 殷光海.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③ 柴文华.论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J】.天府新论.2004年第2期 ④ 桑兵.国学的历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 ⑤ 徐国利.徐国利：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J】.河北学刊.2014年第4期 ⑥ 胡适.胡适文存【M】.外文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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