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史观及其方法评析的论文[优秀范文五篇]

第一篇：疑古史观及其方法评析的论文

以方法面目出现的信念

《诸子不出於王官论》直接挑战的对象是章太炎，更准确地说，是章太炎的“方法”。在〈国故论衡〉、〈诸子学略说〉等文中，太炎对诸子思想出处问题持胡适所谓“诸子出於王官”之说，太炎用以支持其论点的方法，简单讲，就是汉学家的方法。如人们所理解的，汉学的方法中有服从权威的意味，但其主要精神是要求征验。胡适反驳太炎有四条理由：第一条，“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第二条，“九流无出於王官之理”；第三条，“《艺文志》所分九流，乃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第四条，《艺文志》之说乃“说”而非“证”。由此似乎可以作一个结论，太炎的论点是违背事实的，其方法是服从於汉儒权威的党派性观点，而无法求得征验。

1915年，胡适对“证”与“据”的不同就做过辨析，他说：“证者，根据事实、根据法理，或由前提而得结论（演绎），或由果溯因、由因推果（归纳），是证也……证者，乃科学的方法”，而“据者，据经典之言以明其说也”，“欲得正确的理论，须去据而用证”。我们同意“证”与“据”（“说”）的说理力度是有著相当大差异的，因而区分二者有其必要性。本著这种区分，能够达到克制汉学方法中服从权威的心态而发扬征验精神的结果，但是，在无事实的状态里，一切假说、一切断语、一切基於情态与意志之词是否尽皆失效？无事实，是否即为不可说，而必须保持沉默？还要顾及到传统学问形式上的一些特点，由於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往往是直陈的，保持著一种对於观念、结论、真理的直观性，因而在现代学者眼前表现出来的大都是全部论题的“上半截”，支持它的论据与论证的严密性都是隐性的，这是否就要说，那未曾在我们眼前呈示的即是不存在的？在这两个问题上，胡适显然表达了一种出自狭隘实证立场上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反驳，恰恰是违背胡适自己对“事实”关注的初衷，而是落脚在论点上做文章了。关注“事实”，就应该把工作的基准定在论据方面。为甚么胡适不能切实体现这样一种态度？很明白，他并不曾握有比太炎更多一些的事实。他如果真的握有更多的事实，一个像他那样信赖事实（至少他如此宣称）的人，一定会在否定了墨学出於清庙之守而谓“墨者之学，仪态万方，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之后能详细地列举其“凭据”的，可是他没有，因而我们也可以说胡适的“诸子不出於王官”之说同样属於“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对思想与事实之关系有一种相当片面的理解。仅有事实，再多的事实，也不足以完满地说明思想（因而，寻找事实，严格地讲已不属於思想工作）。事实构成思想的限制性条件，而思想的魅力总是显现於它对种种限制的超越之中；思想的尺度是自由，自由的想像力的广度和自由的创造力的深度，它的最低限度是解释事实的意义而不是描述事实本身；解释常常取决於解释者而不是被解释者，解释使同一事实在不同思想中分聂而不是达成若干个彼此雷同的结论。因此，一个思想的表达，可以基於对最简单的事实的观察，而无须基於对全部事实的观察；一个思想者在他的特有情境中对一个简单事实作打量时的那份眼力是为其思想带来个性的东西，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关心那个事实，以此思想为路标追寻退隐了的事实乃至“事实簇”呢？还是更加关心思想本身，关心为这个思想带来生命的思想主体何以从某种事实或其他各种因素中给出了这样的思想呢？一句话，我们是把思想当成过去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去关心，还是把它当成产生於过去、却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现时的存在去加以关心？取径前者则导向实证历史学，那正是胡适一系的路向，但是他们宣称自己从事的却是后者。或者说，他们要求用前一种手段（实证历史学）来完成后一种目的（思想及思想的历史），这就导致了不比太炎有多一些事实的胡适可以把自己的解释宣称为更靠近事实、具有事实一般的坚硬度。但显然，一个宣称更加热爱事实的人，并不是已然比那些未作宣称的人拥有了更多的事实。

这种把解释当事实、以求事实之法做思想工作的倾向在传统的汉学方法中也能找到印迹，太炎正是当代汉学方法的活化身，这成为为甚么太炎被胡适瞄上的一个表相的解释。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胡适自己，正是带著汉学方法一方面的缺陷去强调它另一方面的优势，也就是说，胡适对太炎的批评，不过是汉学方法对於汉学方法的不满，为甚么会这样呢？既然对太炎的不满主要不在於“诸子出於王官”说与事实有多少出入（汉学、太炎注重征验或“事实”、胡适不握有更多的事实、胡适的驳论集中在论点方面），那么，最不能惬胡适意的，是在信念方面。在胡适看来，“诸子出於王官”之说暗含了在诸子时代之上有一个“经”的时代的信念，“经”的时代并不缺乏事实，却无法容纳“科学”对这些事实的命名权，这样，焦点就集中到对事实的命名权的争夺上。为此，胡适可以宣称，凡未蒙“科学”之名的事实都并非事实，事实将会由於其为经师所掌握而失真。命名权的争夺典型地反映出两种意识形态或两种信念交战的情状，因而严格的学术性要求退居次席，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胡适对诸子出处问题的正面立论“皆本於世变之所急”为何经不起推敲了。章太炎被挑战的主要不是作为汉学（方法）的象征，而是作为经学（信念）的象征，当然，他这两方面都是合格的。但是，这样的辩驳因而在方法上留下了缺憾，新的信念替代旧的信念，一种意识形态的更迭，借助於学术话题，却仅仅做了一种翻牌工作。“诸子不出於王官论”为辩驳而辩驳，开意气之争的风气，而缺乏元分析的穿刺力、说服力，可以说，信念在这里把方法当做口号、把方法当做牺牲了。前面我曾说过，方法是被信念预含的，一旦有人宣称，他发现一种超出其信念的方法，那么，被牺牲的将不仅是方法，信念自身也出现了亏欠。

实证史学独享传统学问的企图

“科学”作为信念一旦确立，它就要对经学的一切命名施行彻底解纽，重新予以命名。应该看到，这正是胡适“科学方法”的疑古意义之所在。在胡适或疑古主将顾颉刚为他们的思想所建立的谱系中，提到姚际恒、崔述的工作：崔述以经破传、注，姚际恒以十三经中有认传、记、注为经的成分，但最后都守住了经（经过重新认定）的地位。在胡、顾看来，这是姚、崔精神上不坚定、方法上不彻底的表现；实际上，这恰恰表现了姚、崔在根本信念上的古典主义立场。由於对这样一个立场的恪守，他们的怀疑方法就被自觉地进行了划界；方法一旦越界，表现的就是别样的信念，也就可以说此方法不复为彼方法了。因而，胡适的怀疑并不像他自塑谱系所显示的那样是其中有机相连的一环；或者说，至少它是在新信念之下对既有方法一厢情愿的沿仍。既有方法所具有的有效性，并不能确保它的新的应用。

当“科学”的信念替代了“经学”的信念，便出现了“科学的诸子学”。但“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科学”既要替代“经学”，“科学”自身之正当的表现又要取分科之学的面貌，这就为新的信念带来一个莫大的难题，意思是，如果它要遵循其本份，对旧疆域它就无法收拾得住。实际上，胡适、顾颉刚也正表现了这样一种内在矛盾：遵其本份，他们的话题被选定为古史（包含思想史）的方面，即现代分科之学的历史学；要收拾全局，他们的目标是为“赛先生”张目。概言之，就是欲以古史的讨论为思想革命之手段。因而可以知道，他们心目中的史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历史学（“科学的史学”），而是章学诚所谓“经之流变必入於史”的史学（史学化了的经学）。

经学流变为史学，从正面看是它实现自身向学科现代转化的趋势；从负面看，这种以流变为现代化的办法未能促使经学实行较充分的分化。本份的科学的历史学当然不能承担学科性质之外的甚么使命，就这点来看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的疑古史观，它在学科建设方面的成绩是要打相当折扣的。因为，首先，古史问题最终需要的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描述系统，而不会到一种否定性的判断为止，尽管恰如其份的否定是合理肯定的必要前提，但是在否定之时，就不能把合理肯定的可能性与方向性闭锁住；“层累地造成”有大胆的想像力，同时明确地要求对於史实的严谨态度，但它应该暗示更多的史实恰能拉长历史，却不应引向对历史本身的虚无主义的怀疑；其次，“层累地造成”是一种真实情况，并不意味著以这种方法描述而成的古史系统必然是荒诞不经的，因为历史的实况往往会在一个描述的极限上显示，没有一个有限度的描述，超越此限度的真实历史对描述而言往往并无必要。历史探索也许类似於星际旅行，先行者只有抵达太阳系的边际，后来者才可能越出银河系的范围；再次，对於历史学科实证意味的强调，使得这种历史观念中无法容纳神话、传说等历史因素，“层累地造成”准确地讲是一种历史学假说而非历史假说，因而应该对神话、传说等使历史学科保有人文意蕴的成分有一种妥贴的理解与处置，而不应只关心“历史的事实”即乾燥的事实。以实证史观去打量《史记》，鲜明地表现了两种史观差异，太史公不能满足实证要求的那些因素，反而是他的伟大所在。

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出疑古史观不满足於学科本位：顾颉刚对其〈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后的影响有一段话：

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著了这样巨大的成果……许多人照著传统的想法，说我著了魔，竟敢把一座圣庙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

一个宣称“在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的历史学家，在提出其学术假说时，先是“想到这里，不由得又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为学术外的激情所牵引，又用有些夸张的口吻力数其理论之莫大“战果”，心情上即便是相当可以理解的，终究不是如其所说的那般冷静、中立、公允。在学科建设成绩方面要打上几个折扣的疑古史观，在思想革命风气的推动、在帮助“科学”信念之权威性的树立方面却是要得满分的。

“层累地造成”的疑古史观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古史领域中的一个实绩。问题是，“大胆的假设”并非追本溯源之论，如何才能提出有意义的假说？按胡适的看法，“大胆的假设”之前的一个环节是於不疑处有疑，这仍然未能探到根柢，如何能建立疑而不失的能力？林毓生在疑字前引出博兰霓的“支援意识”，使假说得以免於臆测、妄断之讥，如此，则疑字信字，何者在先呢？“小心的求证”对於呈现假说的意义也未必充分，历史学如果专任这一指针，那就会使人文意味瘠薄，成为纯技术性学科，“文史哲不分家”之史的一支，将把自己完全交到实证主义原则的支配之下。经学流变为史学所企图保全的一种学问的统一性转换，至此由於史学自身对实证主义的选择而不裂自裂；哲学（思想）与文学从史学的范围中分化出来；甚至，将它们安置在“科学”的共同信念之下也显得十分生硬。

但是借史学化身表现的“科学”信念必当为一切重新命名，因而，“科学的哲学”、“科学的文学”，或者说，哲学不过是“哲学史”，文学也不过是“文学史”。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使人文学无论就其精神气质、论证方法以及著述体例方面，都只能奉史学为圭臬，史学成了本世纪中国人文学的核心学科。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关注较多的是史实的一面，它的欠缺是“这部书中（《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几乎完全没有‘哲学’的成分”；胡适的小说史工作同样只有史实不见文学，他“对小说艺术本身兴趣不大”而贸然闯入小说史领域，因而落得个“胡适的艺术鉴赏能力不高”的评语。史学越出自己的学术本位去干预其他学科的内部问题，是史学有更大抱负的一种特定表现，胡适、顾颉刚那一代人就有意追求这种表现。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学科发育，史学的这种抱负收敛了，有意以史学一门学科去承担全部传统学问的追求不见了，但在分科之初带上的一种先天特性，使这种抱负常常以学术犯规的方式无意地表现出来。在有史学参与的学科争执中，史学往往扮演著主动者的角色，而哲学与文学等往往处於被动、因应的地位。例如90年代初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何炳棣与杜维明之间就“克己复礼为仁”展开的争议；再如90年代学人责80年代“思想热”病於空疏等。

史学的有意出位与无意犯规，除开它作为现代学科受孕之时就带上的“阿基里斯脚踵”之外，在我看来，还有另一份历史伏笔在其中起了作用。按照文化传播或文化更新的一般看法，从器物到政制到精神是必由的三个步骤，这个描述主要著眼於三者的不同阶段性；但是，当人们把目光由器物转到政制上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即时得到调整的，从政制转到精神上时亦然。可以说，人们会惯性地以对待器物变革的方法对待政制变革，用对待政制甚至是用对待器物的方式对待精神问题，对思想价值做一种纯技术性的关注，方法上面受制於早期经验而不能深化。这种以为得方法便能够执一驭万的念头，使得胡适、顾颉刚等人进可以遍瞻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价值等问题，退而可以守古史古文化一隅；守一隅时自计并非做纯学术工作，而是在演示方法、陶冶风气。学术疑古外衍到社会、政治层面，激荡出更极端的反传统潮流。胡适一派的人物最终多有研究古代中国的专门家并不是那么令人奇怪的事情，关键就在於“方法”。得其宜，则此“方法”可用於疑古、激进；不得其宜，则借此“方法”又可以十分便当地自命为传统的不二解人。

一种特殊的时间体验

近世中国自曾国藩、张之洞以下，不十数年便有一代人起，上一代之“风将”，在下一代间不免受≧伐而跌入尘埃。以曾、张为标杆，继之，康有为—严复、林纾—章太炎、梁启超—梅光迪（与胡适同代而有先后新旧），以开新风尚自诩者每以旧阵营为归宿，竞进之结果是使旧阵营成分渐趋驳杂，而革命也如换马游戏，遂成无根之革命，与传统愈趋愈远，自家的“传统”亦竟无暇得以生成。到胡适这代人，迳把传统与今后之世界一刀划断。顾颉刚在回顾他的“古史辨”工作时说：

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馆，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

“经”之务去是出於信念的根本改换，去“经”之法则如前所说是用对待器物之法对待思想价值问题。

思想价值问题与器物、政制问题有多大差异不待多言。思想价值问题往往需建立内省的向度，而内省能力的培养一般而言正是中国传统学问的优长。通过这种能力的培养，达到德慧一致之目标；并且，内省向度的建立，只有依赖於传统。就是说，一个思想的“内省”，是通过由一种传统所达致的思想省视其自身；一个思想如果要抛弃传统，实际上意味著它要抛弃对自身的主导性，它要使一种决定它之为它的东西分裂为与它漠不相干之物。

但是，内省式的传统心灵确实遇到了新异的问题。例如，一种迥乎不同於以往的时间感受。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对欧洲人而言的“第二十世纪”，对中国人而言却是“第一个世纪”。中国人从来不曾以这种方式来标示和理解时间，这使得中国人有初次发现时间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复杂的。二十世纪对欧洲人而言，可能意味著新的希望与增进，这必是在一种厚积的基础上的希望与增进，可能意味著新的挫折与灾难，这也必是在久长的历史与记忆中预兆过的。就是说，二十世纪对一个欧洲人而言是一个必然性的时间单位，无论它充满了多少未知，本质上它已被人们从过去若干世纪中预先经验著了。对一个中国人而言，“二十世纪”是全新的、全然陌生的、是各种一无依恃的希望，同时，又是一种毫无生天的绝望：对时间的初次发现不仅使希望有了可能，同时还使时间的发现者们备尝被甩落於时间之外的沉落感。第一个百年对二十个百年，这种对比使人对自己的传统产生了怨愤，人们可以责备传统未曾以这样一种时间性为我们的未来预存甚么，更极端地表述就是，传统是一种非时间性的存在，而时间已经无情地展开。新的时间感受使传统虚无化了。——在这里应该做一个说明：尽管近世中国人的一个共同心理感受是“落后”，但在不同人竤的心理上，这种感受应该是有差异的：上世纪中叶主要反映出新兴产业阶级的感受，因而关注到器物方面的落后；上世纪末叶主要反映出政治精英的感受，因而关注到政制方面的落后；本世纪初叶则更突出地以知识阶层的感受为主导，因而，用一种能与知识阶层特定心理意识水平相照应的表述，就特别於精神与文化、时间与历史等更加整体性与深层次的方面有一种关注。——传统在时间与价值上的虚无化，使人在为传统做评语时爱做一种盘点、结帐式的文字，因而，以传统为题材的学科如果体现出某种学术的中立性的话，那往往与学术的忠诚无关，却与一种视传统与我们之间毫无血肉关连的冷漠态度有关。把传统与今后世界截然划断，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学术不得不著力於一切从零建立，真的把自己置於以“第一”敌“二十”的不可能取胜的竞争之中了。

非时间性的传统进言的那种反时间性，在这个新展开的时间中是无法被真正理解的；同时它对新时间性有一种负的作用，使之缩减，有所背负，甚至严厉地对立起来。与二十世纪“对立”的传统被秩序化为铁板一块。只有感受到一种秩序，才能为这种秩序所压迫，二十世纪不能不深深地陷入到为传统所压迫的梦魇当中，它只能用挑战甚至谩骂来反抗压迫，用“方法”去拒抑或改塑传统，或袭取其魂魄。

受胎於“五四”自由主义的史学有了实证的样相，主要却是传达了一些先行的判断和信念，就是说，它隐秘地操持著思想工作。但思想工作却知道自己并没有甚么不能见人的，因此它要从史学的地下室里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它并非“事实”，也不靠宣称“事实”而获得学科尊严，因为它是在事实以上的空间里进行的创造性工作。

“五四”时期留给今天的，大多仅仅是问题而非结论。如果对胡适们作一种人格批评的话，大概可说，他们有勇略而不够深情，有开拓而擘画不够。有一个我们已经看得更清楚一些并为之抱憾的问题，就是凭著“科学”信念的宣扬、凭著“疑古”主张的杀伤，传统已弃我们而远引。世纪末我们仍能感受到“科学”信念与“疑古”主张的强烈在场，因而难以断言下个世纪会是传统返航的季节。

第二篇：《走出疑古时代》读后感（范文模版）

读《走出疑古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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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作者是李学勤先生，他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是我国著名的青铜器专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古文字学和文献学，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这本书就是他的这种研究方法成果的体现，是他与“走出疑古，进入释古”的思想相关的论文合集。

“走出疑古时代”是李先生1992年一次演讲的题目，这次把那篇演讲作为书的导论，题目就成了书的标题。李先生演讲之后走出疑古的思潮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994年这本书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97年又出了修订本，07年由长春出版社出了新版，后两个版本跟初版比多了一些李先生新作的短文，我看的这本就是最新的07年的版本。

首先解释一下标题，什么是疑古？从字面意思看，疑古就是怀疑古代，实际上差不多，它是对古史资料的怀疑，是一种辨伪思想。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讲，史学界的三种趋势是“信古，疑古，释古”，信古是对古史全盘接受不加辨别，疑古专注审查史料，即史料的辨伪工作，释古则是将史料融会贯通。疑古思潮在宋朝首次流行，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注疏之学；清初时第二次流行，其实有一点很有意思，清代的文人大部分是反对宋学的，他们对古书辨伪往往是为了批判宋学，但疑古这一思想本身，却是清人对宋人的继承；到了晚清，疑古的思潮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有了特殊的进步意义，即破除对古史资料的一味尊信，冲破网罗，批判旧的传统观念，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总结了宋清以来辨伪的成果，完善了辨伪的方法和理论，其中以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最有影响。而疑古思潮的影响表现最显著的，就是对古书的辨伪。但是自宋以来的学者疑古辨伪，往往议论纷纭，难于折中，以至于梁启超认为汉以前的古书几乎无不可疑，产生了“东周以前无史”的观点。李先生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疑古派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找到实际论据，所以无法重建古史。而解决方法在于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二重证据法”，即研究古史，除了地上的证据（古史文献）外，还要注重地下的证据（考古发现的新材料）。

标题说的有点多，其实也有一部分导论的内容。然后讲一下这本书的大概内容，它共分为六篇，第一篇是关于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的发展，第二篇是关于早期玉器的研究，第三篇是说最新（当时的）考古发现和古代文化研究的关联，第四篇探讨中原地区以外的考古发现，第五篇说的是境外的中国文物，第六篇是续见新知，即修订版增加的李先生相关的新作。李先生在书中着重谈了四个问题，包括上古时期的宇宙论，饕餮纹的演变，中原与边远地区文化的交流和早期的中外关系。

先说第一篇“论古代文明”。在这篇中，李先生提到当时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中国文明的起源进行研究，跟以前相比有四个特点：一是加深理论的探讨，二是强调考古学的重要，三是重视传说的价值，四是反对文明起源单元论。其中的重视考古研究体现了二重证据法的正确性，重视传说的价值

则说明一味疑古不可取，如果细心整理分析古史传说，应该能从中发现很多有价值的线索。继续说第四点，文明起源单元论是说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而近期的考古研究有了新的发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有早期文明的遗迹，除了中原地区，四川等我国西南地区也有早期文明存在的遗迹，中国古代文明是多源的。

炎黄二帝的传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人都称是炎黄子孙，疑古思潮却否定了他们的存在，怀疑中国的上古历史是子虚乌有的，“东周以上无史”论一下子就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砍掉了一半。而李先生的观点是，上古的传说不能单纯的看成神话故事，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考察，黄帝是中原的传统，炎帝是南方的传统，而炎帝早于黄帝。他们之后还有清晰地传说谱系，这说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比很多论著设想的要早，肯定在商代以前，而它在萌生的过程中就有了很广泛的分布。

然后是第二篇“神秘的古玉”。这一篇中我着重看了饕餮纹的演变问题和良渚文化玉器符号问题。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记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这是饕餮作为器物纹饰的第一个文字记载。近代有人注意到，古玉上也有类似青铜器饕餮纹的纹饰，不少学者论及良渚文化玉器的饕餮纹，在发掘出的良渚玉上见到了典型的良渚玉器饕餮纹，其图像上半部分是人身，下半部分是兽型，被认为是“人兽合一”的表现。这种纹饰的演变分四个阶段，期间省略化、图案化的饕餮纹时有出现。殷商时期的青铜器饕餮纹与之相对比，有耳向角的转化，眼睛由卵圆形向尖眼角、内眼角勾曲的转化，宽阔的口和口部向下的区分，羽冠简化成额头隆起，面两侧都时有衬托花纹，都曾出现把正视的人面对剖为左右两半以表现侧视的手法，都有云雷文。这些证明了良渚玉器和商代青铜器的饕餮纹虽然不是彼此直接承袭的，但有很多相同或相近，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良渚文化和商代文化之间有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它们的遗址中发掘出的器物上有着近乎良渚和商代之间的饕餮纹饰，更加证实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李先生提到，甲骨文不应该视为商代唯一的文字，也不应该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文字，在此之前应该就有了文字的起源。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发现了一些位置独特的刻画符号，它们和玉器的花纹有很明显的区别，不是由雕刻技法完成后装饰在玉器的主要部位，而是划得很细很浅，不容易被发现，并且其中一些符号不止一现，具有相当的通用性。除此之外，与之年代相似地理位置相近且有过交流的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器上也发现了和玉器符号有共通之处的的刻画符号，这更增加了说这些符号是原始文字的可能了。

第三篇中李先生介绍了新近的一些考古发现和他的看法，比如西水坡龙虎墓用蚌壳排列的龙虎图形说明史前时期末叶已有四象的说法或者至少有龙虎等，都是用考古发现的文物来纠正前人的一些错误认识或者补充新的看法，说明史学研究无止境，新的发现可能会产生新的理论新的认识。第四篇中李先生采用了文化圈的概念，把古代中国划分为若干文化圈，介绍了非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发展，通过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介绍了蜀国历史文化，以蜀地禹生石纽的研究说明夏、蜀以及戎的关系，还讲述了西北地区、太湖地区的历史文化。第五篇介绍了在瑞典的针刻纹三角援戈、在英国的鲜簋、在美国的楚王盏、在日本及阿富汗的铜镜、在韩国的铜鼎以及境外的一些其他文物。第六篇有接前面良渚

文化、文化圈、牙璋等问题继续讨论的文章，也讲了一些新的内容，其中的第十一篇详细讲述了“信古、疑古、释古”的问题，可以结合导论来看。

这本书出版之后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叫好，有人批评，我个人是支持李先生的观点的，虽然他的书中可能出现一些学术上的错误，但不影响书所表现的思想的正确性。有些人批评这本书说，书里也讲了疑古辨伪的必要性，那么何来要“走出疑古时代”之说呢？所谓疑古的必要性是指书中李先生引用的冯友兰先生的观点，说历史研究要疑古和释古并存，就是讲审查史料和融会贯通都要进行；而“走出疑古时代”中所谓的“疑古”指的也许是疑古派或者说疑古派的局限性，走出并不是放弃，只是要跳出局限，以新的方法来进行古史的重建，把考古学的田野调查和历史学的古史研究相结合。这就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些理解。

第三篇：古瓷器鉴定方法

古瓷器鉴定方法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古瓷器鉴定方法。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古董鉴定《古瓷器鉴定方法》。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第四篇：“三疑三探”课改论文

走进 “三疑三探”，攻克新课改

【摘 要】 语文教学要拥有其魅力，不能离开改革创新这片沃士。在新课程理念的引领下，我们许多教师已清醒地认识到：在课堂教学中，老师要更新观念，与时俱进，让学生在独立平等、轻松和谐的环境中发展自己的学习个性，实现学习活动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让语文教学充满时代的气息和活力，要构建以人为本的语文课堂。

【关键词】 课改 三疑三探 语文 教学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随着“以人为本”观念的深入，我们的教育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全球教育发展的大趋势，课程改革便成了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我自然而然地走进了新课程的改革中，探索最佳的的课改之路——三疑三探。新课程的实施改变着我们传统的语文教学，新课改下的语文教学更融入生活，我们的学生也更富有个性。

新课程强调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倡导建立具有“主动参与、乐于探究、交流与合作”特征的新学习方式。“三疑三探”教学方法就改变了以往教学观念，即“变教师为主体、学生为主导”为“学生为主体、教师为指导”，凸出学生主体地位，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在课堂教学中，老师要更新观念，与时俱进，让学生在独立平等、轻松和谐的环境中发展自己的学习个性，实现学习活动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让学生成为语文学习和发展的主体。

一、赋予学生的充分发言权

话语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课堂教学应该建立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老师应该调动学生进行积极思维，保护学生的表达欲望，让学生养成主动思维的习惯，成为自己思想感情的主人。允许学生说话，让学生有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畅谈中培养敢想敢说、勇于提问，勇于争辩的创新品质，最大限度地释放各自的潜能。

首先，老师要允许学生“想说就说”地说话。课堂插话的学生通常是认真听课，积极思考的学生，他们插话常常是不由自主、脱口而出。这种不由自主的脱 1 口而出恰恰可能就是学生思维灵感火花的迸发，而这种迸发是不遵守时间的，这火花像流星一样可能会转瞬即逝，同时它又可能是模糊的，抑或是片面的，当它出现时，必须立即去巩固它、补充它。创造常常需要灵感，灵感往往是创造性飞跃的前奏，因此，老师要允许学生“不由自主”地说话，并给予足够的关注，适时地抓住学生思维灵感的火花，积极诱发、保护学生的学习创造性。

其次，老师要支持学生各抒己见。课堂教学中的争论可能在同学之间，也可能在师生之间。作为三年级的小学生，他们自以为成熟，有见解，但实际上逻辑思维能力较弱，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和从众心理，因此，有老师参与、引导的争论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教材的理解和认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还可以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求异创新的主动性，对巩固学习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在课堂上给学生相对充分的时间进行讨论、争论，对学生的观点给予足够的尊重和保护，并适时点拨引导，让学生的分析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求异创新能力和个性发展潜力在不断的语言交锋中得到培养与发展。

再次，老师要理解学生的答非所问。当学生得到表达的充分自由以后，失言也就不可避免。在插话与争论中出现的失言，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因为表达和思维发展的不均衡而辞不达意，可能是因为一时思路不畅而结结巴巴，可能是因为暂时性的思考目标转移而答非所问，等等。对于这些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失言，老师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面对学生的此类失言、失态，此时，老师亲切的目光、倾听的神情、鼓励的言语、精当的点拨，会使学生得到放松，消除胆怯和懊恼，最终豁然开朗而信心倍增，甚至在今后受益于一段人生。

二、尊重学生的选择权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老师处于不可动摇的主宰地位，而学生则是亦步亦趋地奉命执行。强制性的灌输扼杀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阻碍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发展。因此课堂教学不应当只服从老师，学生的学习不应当由老师任意摆布。课堂教学应当逐步减少强制性和划一性，增强开放性和选择性，为学生思考、探索、发现、创新提供最大的空间。

选择，特别是在自主选择中，学生的自主意识被唤醒，创造力的培养才有可能。学生在学习中的选择权主要体现在对阅读，学习方法及学习伙伴的选择上。

1，阅读是学生个性化行为。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而且“读”是我国古老的、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每一节课的教学都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自主地选择与课相关的内容和阅读方式，变被动阅读为主动阅读，想怎么读就怎么读，可以大声朗读，可以小声试读，也可以无声地边读边想，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有助于审题，有助于思考，有助于理解。通过“读”得到启发，从而有了收获，于是读出兴趣，读出激情，如此良性循环，最终达到读以致用。

2，学习的方法是因人而异的

在学习过程中，有的学生长于预习，有的学生习惯于先听新授课并认真记录，还有的学生是在练习中进行学习。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应当规定学生采用哪一种学习方法，而应当鼓励学生自主地选择他所习惯的适合于自己的学习方法，并不断地优化学法的运用效率，发展学生的选择能力。无论采用哪种学习方法，只要行之有效，老师就应当认可，并在必要时加以引导和推广，使学生在学法的运用上更加得心应手，在学法的选择上有更大的余地。

在孩子们身上，存在着不可估量的潜在能力，只要抛弃错误的教育方法，则无论什么样的孩子，其能力的幼芽都能茁壮成长起来。

3，和谐的学习氛围需要良好的伙伴合作。

学习活动是具有社会性的。每时每刻，每一个人都处在交际关系的网络中。正是这种关系赋予了人的主体性的力量。因而在教学中必须重视师生群体活动，努力促进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互动。同学之间可以互为学习伙伴，这些伙伴可以是老师分配指定的，也可以是同学之间自主选择的。作为老师，一方面要允许学生根据平时的交往，自由结对，促使伙伴间智力的相互激发，情感的相互感染，操作的相互配合，学习结果的相互评价；另一方面要有被学生选作学习伙伴的心理准备，要有充当学生学习伙伴的精神与勇气，在轻松和谐、合作交流的学习氛围中，真正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对老师来说，在实际的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做到允许学生说话，允许学生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需要教师多与学生交朋友，多做思想的交流，多做心 3 灵的沟通。“俯首甘为孺子牛”做好学生的服务员。做好学生在知识海洋中遨游的助推器，前进的道路上的垫脚石。

“三疑三探”教学方法大力倡导素质教育，启发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动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很好地推进了语文课改的进程。但是《淮南子。说林训》中有一语：“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 因此“三疑三探”的教学方法还需要持续不断地尝试总结完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受惠于新课改，撷取新课改的胜利果实。

第五篇：三疑三探论文

浅谈“三疑三探”语文课堂教学高效策略

希望中学 语文 苏丽萍

怎么样才能学好语文?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的教师和同学。可往往是我们教得很苦，学生学得很累，然而我们的学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高耗低效”现象严重。面对这样的实际情况，“三疑三探”教学模式走进了我们的课堂，使我们的语文教师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新课程的教学内容更注重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和综合性。随着课改的深入，“三疑三探”教学模式的诞生，为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综合性学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只有在语文教学中有效运用三疑三探教学模式，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负担，真正减轻教师的负担，从而达到使学生愿学、教师乐教、共同提高的至高境界，所以与传统的语文教学相比，“三疑三探”背景下的语文教学，把如何培养学生能力作为我们必须关注的课题。

一、把课堂还给学生

由学生自由支配时间对学生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长期以来，我们的课堂都是采取“灌输式”，教师整节课都在给学生灌输知识，学生只能无条件接受，也就是说教师在课堂上充当主角，学生都是配角。这样被剥夺了学生思考空间，也占用了学生的课堂时间。即使装进肚子里的，也不会被有效地吸收。因此，“三疑三探”中教师转换角色，把学生变成主角，把自己变成配角，给足他们质疑、自探、合作讨论的空间。这样他们才能想办法充分发挥主角的作用，且把这台“戏”演好。当然教师在这里面也要发挥配角的作用。久而久之，他们就会想方设法筹划下一台“戏”如何演。

二、学生在课堂上进行积极有效的学习。

“三疑三探”教学过程中，学生能够思维活跃积极探求，深入钻研，充分表现，思维得到启迪，智力得到开发，能力得到培养。不仅“学会”，而且“会学”。一讲到底的语文课不一定是好课，但只字不讲或者少讲也不一定是好课。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内容该讲，什么样的内容不该讲呢？孔子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就告诉我们，教学中要让学生自学思考，不到学生求知时，不去开导他；发问后不到学生有所领悟，想说又说不明白时，不去启发他。只有这样整个课堂教与学的活动结构才合理，才能产生好的效果。学生正处于智力发展和知识积累的阶段，他们不仅对各种问题感兴趣，而且已经不满足接受某种现成的结论，开始进一步探求结论的依据。他们喜欢独立思考，钻研问题，并愿意在同学间展开争论，寻求令人更为信服的答案。他们在学习上有一种自尊、自理、自强的心理和强烈的求知欲。因此，我在“三疑三探”教学模式处理教材时，往往根据学生喜欢独立思考的特点，估计学生通过自己阅读，思索能够理解的就不讲；而对于那些教学难点、重点，一般先不讲，让学生产生疑问，启发学生讨论后，学生说不透或不当的地方，我要讲清讲透。如果课文内容比较浅显，学生阅读后稍加思索便可明白，在这样的地方却不厌其烦地大讲一番，学生势必越听越烦，产生逆反心理。相反，对于那些教学重点、难点，有的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于是“绕着走”，回避不讲，必然会使学生大失所望，认为这样的教师水平太差，从而产生瞧不起老师的心理。当然，对于那些难点、重点，我往往不是先讲，而是启发学生进行讨论。先设疑、激疑，促使学生积极思维，造成学生完全被问题所吸引而认真思考，钻研和探索的课堂情势，使学生产生急于解开问题的心理。难点、重点问题通过学生小组讨论得出答案的给予学生展示的机会，让学生有成就感，学生可能争执不下或者寻找不到正确的答案。这时，学生迫不及待地期待老师讲解，时机成熟，我可以尽力讲清讲透。至此，“三疑三探”教学模式中，他们就会产生满足的心理快感。

三、创造性增值

“三疑三探”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为重点，要求每节课中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都应得到训练。“三疑三探”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通过示范引路给学生展示思维的过程，点燃思维灵感的火花，把凝结在知识背后思维方法及思维发生发展过程展现出来，启发引导学生去发现、理解、领悟、掌握新的学法，提高语文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学过程既是教法的实施，又是学法的体现。因此教师要有强烈的学法意识，对一些最基本的学习规律、学习方法见缝插针，随时渗透，让学生在自觉的学习活动中掌握学法，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在语文教学中，有经验的教师往往以典型意义的内容为重点，通过“解剖麻雀”让学生找出规律，并引导他们主动去获取知识。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三疑三探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能激发起学生学习兴趣，就能激活学习的主体，使学生处于最活跃的思维状态，最佳地接收教学信息，有效地诱发良好的学习动机。教和学得到了和谐的发展，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率就会随之大幅度提高。所以说“三疑三探”教学模式激发兴趣无论对教师的教还是对学生的学都是一个很好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