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场所禁烟的立法的分析与研究论文（5篇范文）

第一篇：我国公共场所禁烟的立法的分析与研究论文

我国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问题从十年前就被人们提出，近几年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以及权利实现的需要，公共场所的禁烟问题更加受到关注。为此我国先后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来控制公共场所的吸烟问题。但是在立法方面，我国有关公共场所禁烟的法律条款却大都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或是某此部门规章之中，而并未建立一部专门的有关禁烟的法律。

一、国内公共场所禁烟的立法现状

(一)全国性法律法规

如上所述，我国有关禁烟的法律条款散落在许多不同的法律法规中，例如199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1997年颁布的《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禁止吸烟的规定》中都包含了关于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条款。2011年5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其中第18条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室外公共场所设置的吸烟区不得位于行人必经的通道上。公共场所不得设置自动售烟机。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开展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并配备专(兼)职人员对吸烟者进行劝阻。”

(二)地方性法规与行业规定

目前，我国已经有100多个地区颁布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例如2008年银川市颁布了《银川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2009年上海市通过了《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此外，包括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条款的行业规定常见于-此特殊行业中，最早提出禁止吸烟规定的是民用航空领域。早在1983年，我国民用航空局就规定禁止在国内航班上吸烟，而从2003年开始航空业成为了首个全面禁烟的行业，即在所有国内国际航班上实现全面禁烟。除航空业外，第二个对禁烟有着严格规定的行业是铁路运输业。1987年3月1日，北京火车站首次宣布设立无烟候车厅，铁路禁烟就此拉开序幕。

二、国外公共场所禁烟立法进展

在世界各国中，新加坡是禁烟效果较好的国家之一，其主要依赖的禁烟措施包括:严格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并禁止一切以媒体为载体的香烟广告。逐步扩大禁烟的范围，包括对公共场所范围界定的扩大和对吸烟人群年龄限制的加强。此外，政府还通过取消香烟的免税许可来增加吸烟的成本，从而达到控烟的目的。美国政府的禁烟运动，主要依靠的一个手段便是议会立法。英国的禁烟运动主要通过取缔电视香烟广告，在烟盒上印“吸烟有害健康”的警语，不断提高香烟价格以及严格的惩罚措施和较大的惩罚力度等，这此措施使得他们的禁烟运动取得了成功。法国自80年代初期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吸烟运动，并规定了“戒烟日”和全国“无烟日”。同时法国也通过提高香烟价格以及严禁香烟广告等方式进行控烟。加拿大政府在禁烟运动中，禁止了一切宣传中的香烟广告，取而代之的是电视、广播等媒介对以“吸烟有害健康”为主题的活动的大力宣传。与此同时，政府还积极开展“不吸烟的星期三”运动帮助宣传禁烟，提高人们的禁烟意识。此外，政府还将通过提高烟税取得的收入拿出一部分作为健康教育的研究经费。2004年，不丹通过了全面禁烟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实行全面禁烟的国家。不丹政府颁布的严苛的禁烟法极大地帮助不丹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全面禁烟。例如在其禁烟法中就有规定，警察如果发现房内有人吸烟，则有权破门而入，掐灭烟头，制止吸烟行为。

三、我国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不足

从立法的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公共场所禁烟存在着许多不足。这此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缺少一部专门的全国性控烟法律，而是把禁烟条款散落于不同的法律法规当中。其次，地方法规的位阶比较低，对于全国禁烟来说可操作性不强，不足以起到应有的法律效果。第三，不同的法律法规对禁止吸烟的场所界定不够统一。第四，对于违反禁烟条款的处罚措施缺失或者过轻，没有有效的法律制裁手段支持，不利于有效执行，不足以达到防治违法行为的目的。因此，我国应当完善公共场所禁烟的立法，从而提高禁烟效率，达到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最终效果。

四、完善我国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建议

(一)我国公共场所禁烟规定的立法目的为了推动我国控烟进程，尽快实现公共场所禁烟，其最关键最有效的策略便是立法。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对公共场所禁烟进行立法，不应该只是简单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也应该包括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或赞助，以及杜绝向青少年出售烟草等。

吸烟行为的危害范围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吸烟者本人身体健康的危害，另一方面，吸烟行为对被动吸烟人群也存在着极大的伤害，即二手烟的严重危害。从权利的角度看，吸烟者有自由吸烟的权利，而不吸烟者也有拒绝遭受烟草侵害和呼吸新鲜空气的健康权利。人们有权实现自己的权利，但前提条件是要在不侵害他人权利的基础之上。而各国(包括我国)有关控烟禁烟的立法正是为了平衡吸烟者的自由吸烟权与他人的健康权。

(二)我国公共场所禁烟的立法原则

立法原则是指立法活动中立法主体所要遵循的重要准绳，是立法实践中立法指导思想的重要体现，是立法的内在精神品格之所在。立法遵循一定的原则，将有利于立法者通过所立的法实现最初的立法目的。我国遵循的公共场所禁烟的立法原则是普遍保护原则，即所有人都有权受到法律保护，以确保所有人在所有公共场所免于接触二手烟草烟雾的侵害。

(三)我国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主要内容

1、公共场所的界定

我国《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公共场所是指“宾馆、饭馆、旅店、招待所、车马店、咖啡馆、酒吧、茶座;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公园;展览馆、博物馆、美奉馆、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诊室、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从禁烟方面来看，对于公共场所的界定能够直接体现国家禁烟的力度，影响禁烟运动的执行和效果。因此在将来的立法当中，界定公共场所将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必须清楚阐述的内容。笔者认为，在我国公共场所禁烟的立法中应当明确，“公共场所”不应只是最早提到的医院、学校、影居」院等少数局限的公共场所，而应当是指所有的室内公共场所，包括工作场所(如会议室)、公共交通工具，还包括饭店、餐厅、网吧等各类经营性的公共场所。

2、公共场所禁烟的措施

要想取得公共场所禁烟的最终成功，禁烟的措施必然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为了达到良好的禁烟效果，根据我国现实的国情以及地方公共场所禁烟规定的一些经验，同时借鉴国外取得良好禁烟效果的国家的有效禁烟措施，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公共场所禁烟过程中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完善禁烟立法。

第二，广泛开展控烟禁烟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多种方式和多种渠道宣传吸烟以及二手烟对身体健康和环境带来的危害。从而使得人们从心理上充分认识烟草的危害性并主动远离烟草。

第三，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应该率先禁烟，为公众禁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同时，人民群众应当努力扭转当下的烟草社交文化，形成更加健康的烟草社会文化，例如在工作场所或公共场所不递烟、不吸烟，为促进全社会共同营造良好的禁烟氛围。此外，严格禁止用公款送烟制品也是促进健康烟草文化形成的重要举措。我国已经开始认识到禁烟运动中领导干部带头禁烟的重要性。如2013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四，针对烟草作为我国政府收入的一大渠道，我国政府应当逐步摆脱对烟草相关收入的过分依赖，这将大大提高政府禁烟运动的动力与支持力度。

第五，从源头上减少烟制品的产出，即严格限制烟叶、烟制品的生产总量，对于不种植烟叶的农民给予优厚的政治补贴。同时还需严格控制进口量，可通过提高进口关税达到控制总量的目的。

第六，提高吸烟成本。可以通过提高烟制品的税率或价格来达到提高吸烟成本的目的。使得青少年和生活水平较低的烟民无力消费烟草。

第七，禁止对烟草和烟制品进行广告宣传，包括影视作品中的吸烟镜头。反之，应在烟制品外包装上印有醒目的危害提示，达到对烟制品危害性的宣传目的。

第八，在禁烟的公共场所张贴醒目的禁烟标示，并且不设立吸烟区，以最大限度地防治二手烟对人身健康的危害。

第九，建立合理有效的处罚机制，以保证禁烟法律法规的顺利执行。

3、公共场所处罚力度

在我国以往的禁烟条款中，鲜有处罚条款，即使有也只是类似于“个人在公共场所吸烟可处10元罚款”等处罚力度过低的条款，这类处罚力度根本起不到控烟禁烟的效果。与之相对比，在禁烟颇有成效的英国，奉行的是处罚严厉，令行禁止的原则。英国的严厉处罚措施不仅作用于违法吸烟者，同时还作用于对禁烟措施处理不当的禁烟场所业主们。例如，如果业主在应当张贴“禁止吸烟”标示的场所没有按照规定贴出禁止吸烟的标记，那么这个场所将会接受到200英镑到1000英镑的罚款。再如对违法吸烟者没有及时做出制止行为的业主会面临最高可达2500万英镑的罚款。英国的所有这此严厉的处罚措施都对提高吸烟者或是公共场所的业主以及每个人的禁烟意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新加坡对禁烟的处罚金额也为上千元人民币，远远大于我国规定的力度。因此，在我国未来的禁烟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对违反禁烟相关法律规定行为的处罚措施，适当提高处罚力度。严格的处罚措施和较高的处罚力度无疑是有效的控烟禁烟宣传手段之一，同时也是禁烟法律法规顺利执行的坚强后盾。为了达到理想的禁烟效果，实施严格的惩罚手段非常重要。由此建议，在我国未来的禁烟立法中可以规定:个人在禁烟的公共场所违法吸烟且不听劝阻的，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而禁烟场所所在单位不能按照规定履行管理职责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除了金钱方面的处罚，对于情节过分者还应当辅以行政或民事拘留，甚至予以强制禁烟的处罚。

综上所述，人们的生命健康应得到尊重，他们有权利呼吸到不受烟草毒害的空气，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是维护不吸烟者的权利。因此，出台一部全国性的、专门的公共场所禁烟的法律对于我国尽快实现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篇：我国拟规定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烟

我国拟规定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烟

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网站消息，卫生计生委起草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报送国务院，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被称为“史上最强禁烟令”的新《条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烟

送审稿要求，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此外，体育、健身场馆的室外观众坐席、赛场区域；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医院、妇产医院的室外区域；公共交通工具的室外等候区域等也全面禁止吸烟。

2.没有设立吸烟点的公共场所室外区域全面禁烟 送审稿规定，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公园、游乐园等一些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可以设立吸烟点，吸烟点以外的区域禁止吸烟。没有设立吸烟点的公共场所室外区域属于全面禁止吸烟的场所。

3.对不听劝阻并扰乱公共秩序的，可向公安机关报案

送审稿明确，禁止吸烟场所(区域)的经营者、管理者在禁止吸烟场所(区域)不得放置烟具和设置烟草广告。对违法吸烟行为予以劝阻，对不听劝阻的要求其离开。对不听劝阻并扰乱公共秩序的，向公安机关报案。

4.吸烟将可罚款500元

个人违反条例规定，在禁止吸烟场所（区域）吸烟的，由相应主管部门行政执法人员责令立即改正，并可处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5.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

送审稿明确，全面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6.烟盒图形警示不得小于包装面积1/2

送审稿规定，烟草制品生产者应当在烟草制品包装上印制带有说明烟草使用具体危害的文字和图形警示，向公众警示教育烟草烟雾危害。其中图形警示面积不得小于包装面积的二分之一。

7.禁止公款购烟

送审稿还要求，在各类公务和大型公共活动中，主办方不得提供、使用或者赠予烟草制品。不得使用或者变相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烟草制品。

8.公职人员不在公务活动中吸烟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在公务活动中吸烟，教师不在学生面前吸烟，医务人员不在病人面前吸烟。

9.电影电视剧不得出现烟草标识

送审稿强调，电影、电视剧及其他节目中不得出现烟草的品牌标识和相关内容，以及变相烟草广告；不得出现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的镜头；不得表现未成年人买烟、吸烟等将烟草与未成年人相联系的情节；不得出现有未成年人在场的吸烟镜头等。

10.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

送审稿还要求，烟草制品销售者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对难以确认是否为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对不能出示身份证件的，不得向其销售烟草制品。

第三篇：财政政策与财税立法研究论文

一、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向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重要转变

纵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三种类型。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长期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世界各个国家和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我国从1998年至2004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而且有效地抵制了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外贸进出口，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带有权宜之计的过渡性政策，长期实施这种政策，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今按照客观形势和条件，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要让位稳健的财政政策。

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一）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1.控制财政赤子；2.推进改革；3.调整结构；4.增收节支。总之既包括财政收支供需总量的调控平衡；又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二）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定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财政政策，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要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均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称之为“中性”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财政政策，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所谓保守的财政政策它是重在温室保养与保重，维持旧的状态，不求改革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的财政政策，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不是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悖的财政政策，而是在坚持“硬道理”，坚持“第一要务”的方向和前提下，解决如何发展和怎样发展的财政政策。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一）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加快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指由于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和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指由于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因为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夕令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的、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是一致的、相符合的。

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立法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的步伐。按照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五年内完成和基本完成76件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其中财税法律占8件，相当10%.时过两年了，可还没有一件财税法律上台或出台，面对基本性的财政政策的转变，财政法的制定与修改必须加快步伐。如果说七年来财税立法只修改出台了一部，那么在往后的几年中必须和可能多上台和出台几部。

加快财税立法或修订立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稳定的财政政策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1.修改合并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迫在眉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合并修改，必须加紧进行。我国加入WTO已经三年了，要求必须实行国民待遇，但这部法律和法规存在严重问题，不仅法律形式有明显的差别，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别很大（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而且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也是内外资企业不一致（内资紧，外资松），实际执行中名义规定的优惠少、实际中的优惠多，显失公平。并且与个人所得税、合伙企业、私人企业所得税不衔接。

2.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再也不能迟延。目前个人所得税法虽然已经经历了1991年和1999年两次个别修订，但该法的基础还是1980年时制定的格局。对个人生计扣除标准还是1980年规定的每人每月扣除800元，这显然过时了；并且也是名义税率偏高，以致“灰色收入”偷逃税现象比较普遍；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有的已经过时，有的需要补进；并且也是内外不统一；尤其是这几年在有些省市自己就修改了税率，全国各地执行不一致。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税种的调节作用，必须抓紧在2005年完成修改的法律手续。

3.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必须及时跟上。这是调整我国区域内、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经济上、财力上发展的差异，通过“税收返还”、体制、结算和专项补助等形式，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财力分配上的倾斜政策，达到均衡发展的法律规范化要求。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财政法律制度。此法，需要在2006年制定出台。

4.制定反洗钱法应尽快出台。制定反洗钱法，不仅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而且也是维护金融机构、财政机构的诚信和金融财政稳定的需要。反洗钱法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今年已经成立了由全国人大牵头，有18家单位参加的反洗钱法起草领导小组和起草工作小组。按计划，将反洗钱法法律草案于2005年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反洗钱法的制定，明确我国的反洗钱工作方法的政策和原则、反洗钱主管部门及相关方面在反洗钱工作中的职权，规定金融机构、财政机构反洗钱的义务，以及反洗钱监管体制、反洗钱国际合作，从而极大地推动和促进我国的反洗钱工作。

5.预算法的修改必须按时完成。预算法是财政法的基本法。1994年3月全国人大制定1995年实施的预算法以来，虽然起了一定作用，但计划经济的色彩很浓。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不足，需要把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加上去，把近年来预算制度的三大改革（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加进去。现行预算法对违反预算规定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太笼统、太轻，必须改变过来。预算制度的修订最好能在2006年出台。

同时，为了推进稳健的财政政策，还要注意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财政立法与金融立法相协调，相互浸透，相互交叉，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第四篇：谈谈我国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研究与分析

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

弘善抑恶、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 曾记载了许许多多有关见义勇为的事迹。这些事迹千百年来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 妇孺皆知, 成为指导人们日常 行为规范的准则。历代统治者从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立场出发, 顺应民意, 也先后制定了许多有关见义勇为方 面的法令法规,以此来惩恶扬善、弘扬正义,适应社会的发展。但这些法令法规因时代久远和历史的变革,有的 早已佚失,有的散见于不同的文献典籍中,十分零乱,迄今尚未见学术界有专文进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法 制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基于此,笔者试图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不妥之处祈求教正。中国古代有关见义勇为方 面的法律条款很多,概而言之可分为如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

自公元前 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朝建立以来,作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亦随之产生。在此 后近三千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 中国古代的法律逐渐发展和完善, 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法合一”的法 律制度和法律思想。

翻开中国古代的法律古籍, 我们发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这与其对法律制度 重要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有两种职能, 一种职能是为了维护其专治统治的需要, 另一种则 是为了惩恶扬善, 以保障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汉书。刑法志》 中所言的“法者, 治之正, 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 正是后一种职能的体现。从这种思想和认识出发,历代统治者都制定了禁暴卫善的法规,以保障见义勇为、惩治 邪恶势力者的切身利益。

在现存的先秦文献中,最早记载有关见义勇为规定的应首推《易经》。《易经。蒙上九》云:“击蒙,不利 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之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

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很显然, 《易经》中的这条爻辞含有见义勇为的因素。在近年来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 帛书中, 有 《易经。渐。**》 爻辞, 其文为:“鸿

渐于木, 或直其寇, 毂, 无咎。”据从希斌先生研究, “直”, 《索隐》“古例以直为值,值者当也。”在此引申为“遭遇”之义。“毂”,《说文》:“毂,从上击下也。” 这段爻辞的意思是说“与盗寇相遇, 击之无咎”。[注释 ]足见当时的法律有类似后世正当防卫的规定, 当自身或 社会受到侵害时,奋起出击是受法律保护和鼓励的。在先秦时期有关周代的典制文献《周礼》一书中,也有多处 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据《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盗,指盗取人物;贼,泛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以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很明显,这则史料既有正当 防卫的含义,也有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另据《周礼。地官。调人》载:“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 仇之则死。”更是明令对见义勇为者给予法律保护。凡被路见不平、见义勇为者杀死的犯罪分子不允许其家人寻 求复仇,若要复仇则依法对其处死。由此可见,西周时期对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定还是十分完备和具体的,对见义 勇为者的法律保护也体现了公正的原则。

自西汉以后,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德主刑辅、礼律融合的法律体系日趋形成,关于见义勇为 方面的立法也更加详细具体。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法律典籍流传下来的极少,我们已很难窥其全貌。但从这一 麟半爪的零星记载中我们仍可以找出汉魏南北朝时期对见义勇为者法律规定的痕迹。如汉朝时规定:“无故入人 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注释 ]北周时期,又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 家者,杀之无罪,若报仇者,告于法自杀之,不坐。”[注释 ]从这些法律规范来看,都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法律 保护的思想。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隋唐时期的许多法律规定都直接来源于南北朝, 对此, 陈寅 恪先生在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一书中早有高论, 此不多赘。在现存的中华法系的代表作 《唐律疏议》 一书中, 对见义勇为的规定更为详细。据《唐律疏议》卷 28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 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 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也就是说,唐律中对于实施犯罪行为的不法之徒不允许其反抗和逃跑,必 须束手就擒。若其反抗和逃跑,傍人对其格杀勿论。可见,唐律中对见义勇者给予了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

维护自身及他人的安全。

宋代法律制度沿序了唐朝对见义勇为的规定。据《宋刑统》卷 28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指以上, 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 其捕者得格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其拒捕不拒捕,并同上条捕格之法。”

宋代以后,许多朝代仍沿袭了以前的规定。如明律规定:“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杀之。”[注释 ]清律 规定:“贼犯持杖拒捕,为捕者格杀不问,事主邻佑,俱照律勿论。”[注释 ] 需要指出的是, 宋以后一些朝代在制定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法律条款时新增加了些内容, 即见义勇为者在同不 法分子搏斗时被罪犯伤害, 国家拿出一定的资金给予抚恤, 以保证伤害者个人及其家属正常的生活需求, 鼓励更 多的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如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 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四十两,三等伤三十两,四等伤二十两,五等伤十两。”“如营汛防守官 兵捕贼受伤者,照绿旗阵伤例分别给赏;若被伤身亡者,亦照绿旗阵亡例分别给与身价银两。”[注释 ]其这些规 定, 说明清代的法律制度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已从单纯的人身安全保护扩展到对其生活的保障, 这也反映了中国 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定更加完善和合理。

二、对见危不救者的惩罚措施

中华民族是一个正直、勇敢的民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援助的人道主义精神千百年 来已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然而,也有一些人,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面对邪恶势力及危 害

社会安全的现象不是挺身而出,而是无动于衷或缩手缩脚。长此下去,势必会导致邪气上升,正气下降,不 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针对这种情况,许多朝代都制定了法律条文,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给予严惩。在我们能见到的材料中,对见危不救者的惩罚措施可上溯到秦朝,或许会更早些时候。1975年,在湖北云 梦睡虎地

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未至秦代的墓葬, 其中第十一号墓保存了大量的秦代法律竹简。我国学者对其进行分 类整理,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在这部秦代法律文献中,有一篇为《法律答问》,里面就记载了对见 义不为的法律惩罚措施。其中规定:“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

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注释 ]这句话是说有贼入甲家,将甲杀伤,甲向四邻呼救。若四邻、里典、伍老外出不在家,没有听到叫喊捉贼的声音,如情况属实,四邻可免于处罚;典、伍仍应论罪。若四邻在家而不去救助,很显然要遭到法律的制裁。又据:“有贼杀伤人冲术,皆旁人不援,百步中此(野, 当赀二甲。”[注释 ]这句话的意思是, 有人在大道上杀伤人, 道旁的人不加援救, 其距离在百步以内, 应罚二甲。汉魏南北朝时期,有关这一阶段的法律文献早已佚失。但在其他的文献中仍有类似的记载。如汉代的《急就篇》 中就有:“变斗杀伤捕伍邻。”意思是说,邻居中有打斗之事而杀伤人命,隔壁的伍邻应前去制止而未去,造成 了严重的后果,对于伍邻之人应予论罪。及至唐代,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之人的处罚更加详细具体。在《唐律 疏议》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法律条款。如该书卷 28中曾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 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势不得助者,谓隔险难及驰驿之类”。此外,在唐律中还有对于诸如发生火灾、水灾等重大险情应及时通知官府或他人救助的法规。如《唐律疏议》卷 21中即有:“见火起, 烧公私廨宇、舍宅、财物者, 并须告见在及邻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 减失火罪二等”, 即合徒一年。唐律中的这些法律规范,体现了封建法律制度的日渐成熟。

宋代法律制度中有关见危不救的法律规范与唐律大体相同。如《宋刑统》卷 28“被强盗邻里不救助”条云:“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 告而不救助者, 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 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 亦以不救助论。” 在“将吏追捕罪人”条中载:“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 不利助者勿论。”卷 27中有“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的惩罚措施。

宋以后至清,许多朝代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明律中有:“凡知同伴人欲行谋害他人,不即阻当、救护,及被 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注释 ]《大明律》卷 19.>[注释 ]清代法律规定:“强盗行劫,邻佑知而不协拿 者,杖八十。”[注释 ]这些规定都有对见危不救者予以惩处的思想。

总之,自秦代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制定了对见义不为者予以严惩的法规。探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见 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不但与封建的伦理道德不相合拍,更不利于弘扬正气、惩治邪恶。长此下去,还会造成 邪恶势力抬头,道德出现论丧,民众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种消极后果是非常严重 的。有鉴于此,各朝统治者都制定了相关的法令法规,以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

三、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措施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为了能在社会中树立一种弘扬正义、惩治邪恶的社会风气, 许多 朝代的统治者都颁布了对见义勇为者给予奖励的法令,甚至像秦、宋、元、明、清等朝代还把对见义勇为者的奖 励写进了国家的法典之中。

秦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较早实施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政权。在新发现的云梦秦简 《法律答问》 一篇 里,即有“捕亡,亡人操钱,捕得取钱”的规定。[注释 ]也就是说,凡捉获逃亡的盗贼,若其身上携带钱财,钱 物归捕者所有,以奖励捕者,不过这时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还不是由政府出钱,而是从罪犯身上获取。

隋文帝时期,由于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白日里经常发生抢劫盗窃现象,文帝问群臣禁断之法,未等大 臣回答,隋文帝便想出了办法。他下令:“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业产,以赏纠人。”[注释 ]这种办法果然奏效, 一月之间,“内外宁息。”但是,隋文帝的这项措施给人感觉似乎缺乏见义勇为的含义。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代政府正式颁发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给予奖励的法令。其内 容是:“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计得正赃,准五分与 二分,赏纠捉人。若正赃费尽者,官

出一分,以赏捉人。即官人非因检校而别纠捉,并共盗及知情主人首告者, 亦依赏例”。[注释 ]开元时期的这项法令开创了国家对见为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先河。

宋代沿袭了唐玄宗开元时期的规定。《宋刑统》卷 28记载了宋朝时期的《捕亡令》,因与唐代相同,此不 重述。宋真宗景 二年(1035年,为了从快从重打击抢劫盗窃犯罪分子,北宋政府特颁布了奖赏令。“能告 群盗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注释 ]号召人们起来勇于揭发盗窃杀人的罪犯。

此外,在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金政权中,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更定品官及诸人亲获强盗 官赏制。”[注释 ]说明金代亦曾实行过对见义勇为、捕获强盗给予奖励的办法。

元朝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元代的法律典籍《元典章》、《通制条格》等文献中, 曾有多处记载了官民捕获盗贼, 政府给予奖励的条款和事例。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 就颁布过奖赏令:“诸

况，中书刑部在皇庆元年（1312 年）十月下达命令：“捕获强窃盗贼，赃伏已明，许令有司随即赃罚钱内 支赏，庶使人肯用心。”[注释] 明朝时期，除了对勇于捕获盗贼者给予物质奖励外，还试行了赏官制。在洪武元年（1368 年）颁布的 《大明令》中规定：“凡常人捕获强盗一名、窃贼二名，各赏银二十两，强盗五名以上，窃盗十名以上，各 与一官。名数不及，折算赏银。应捕之人不在此限。”[注释]可见，明代对捕获盗贼者的奖赏仅限于常人，也就是说奖励那些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人，鼓励更多的人见义勇为。清代沿袭了前朝的奖赏规定。《大 据 清律例。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强盗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者照数 给赏”。对于那些在与歹徒搏斗中受伤的见义勇为者，清政府还另行奖励，“将无主马匹等物变价给赏。其 在外者，以各州、县审结无主赃物变给。”[注释]综上所述，自西周以来，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对见义勇为 的行为皆有过明确的立法。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变迁，许多法律规定早已淹没于史海之中。但透过这些零散的 记载，我们仍可看出其发展变化的轨迹，即从最初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发展到后来对见义不为者的严惩、以及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

奖励等，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严密性和 适用性。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既保障了见义勇为者的正当权益，使他们在同犯罪行为作斗争时不至于 缩手缩脚，又有助于弘扬正义，抑制邪恶势力，维护社会的政常秩序。因此，我们说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 的立法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体现，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仍具有借鉴意义。6

第五篇：谈谈我国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研究与分析

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

弘善抑恶、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曾记载了许许多多有关见义勇为的事迹。这些事迹千百年来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妇孺皆知，成为指导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准则。历代统治者从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立场出发，顺应民意，也先后制定了许多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令法规，以此来惩恶扬善、弘扬正义，适应社会的发展。但这些法令法规因时代久远和历史的变革，有的早已佚失，有的散见于不同的文献典籍中，十分零乱，迄今尚未见学术界有专文进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基于此，笔者试图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不妥之处祈求教正。中国古代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律条款很多，概而言之可分为如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

自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朝建立以来，作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亦随之产生。在此后近三千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的法律逐渐发展和完善，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法合一”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

翻开中国古代的法律古籍，我们发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这与其对法律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有两种职能，一种职能是为了维护其专治统治的需要，另一种则是为了惩恶扬善，以保障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汉书。刑法志》中所言的“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正是后一种职能的体现。从这种思想和认识出发，历代统治者都制定了禁暴卫善的法规，以保障见义勇为、惩治邪恶势力者的切身利益。

在现存的先秦文献中，最早记载有关见义勇为规定的应首推《易经》。《易经。蒙上九》云：“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之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 1

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很显然，《易经》中的这条爻辞含有见义勇为的因素。在近年来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易经。渐。**》爻辞，其文为：“鸿渐于木，或直其寇，毂，无咎。”据从希斌先生研究，“直”，《索隐》“古例以直为值，值者当也。”在此引申为“遭遇”之义。“毂”，《说文》：“毂，从上击下也。”这段爻辞的意思是说“与盗寇相遇，击之无咎”。[注释]足见当时的法律有类似后世正当防卫的规定，当自身或社会受到侵害时，奋起出击是受法律保护和鼓励的。在先秦时期有关周代的典制文献《周礼》一书中，也有多处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据《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盗，指盗取人物；贼，泛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以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很明显，这则史料既有正当防卫的含义，也有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另据《周礼。地官。调人》载：“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更是明令对见义勇为者给予法律保护。凡被路见不平、见义勇为者杀死的犯罪分子不允许其家人寻求复仇，若要复仇则依法对其处死。由此可见，西周时期对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定还是十分完备和具体的，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也体现了公正的原则。

自西汉以后，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德主刑辅、礼律融合的法律体系日趋形成，关于见义勇为方面的立法也更加详细具体。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法律典籍流传下来的极少，我们已很难窥其全貌。但从这一麟半爪的零星记载中我们仍可以找出汉魏南北朝时期对见义勇为者法律规定的痕迹。如汉朝时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注释]北周时期，又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若报仇者，告于法自杀之，不坐。”[注释]从这些法律规范来看，都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法律保护的思想。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隋唐时期的许多法律规定都直接来源于南北朝，对此，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早有高论，此不多赘。在现存的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一书中，对见义勇为的规定更为详细。据《唐律疏议》卷28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也就是说，唐律中对于实施犯罪行为的不法之徒不允许其反抗和逃跑，必须束手就擒。若其反抗和逃跑，傍人对其格杀勿论。可见，唐律中对见义勇者给予了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

维护自身及他人的安全。

宋代法律制度沿序了唐朝对见义勇为的规定。据《宋刑统》卷28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其拒捕不拒捕，并同上条捕格之法。”

宋代以后，许多朝代仍沿袭了以前的规定。如明律规定：“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杀之。”[注释]清律规定：“贼犯持杖拒捕，为捕者格杀不问，事主邻佑，俱照律勿论。”[注释]

需要指出的是，宋以后一些朝代在制定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法律条款时新增加了些内容，即见义勇为者在同不法分子搏斗时被罪犯伤害，国家拿出一定的资金给予抚恤，以保证伤害者个人及其家属正常的生活需求，鼓励更多的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如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四十两，三等伤三十两，四等伤二十两，五等伤十两。”“如营汛防守官兵捕贼受伤者，照绿旗阵伤例分别给赏；若被伤身亡者，亦照绿旗阵亡例分别给与身价银两。”[注释]其这些规定，说明清代的法律制度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已从单纯的人身安全保护扩展到对其生活的保障，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定更加完善和合理。

二、对见危不救者的惩罚措施

中华民族是一个正直、勇敢的民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援助的人道主义精神千百年来已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然而，也有一些人，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面对邪恶势力及危害

社会安全的现象不是挺身而出，而是无动于衷或缩手缩脚。长此下去，势必会导致邪气上升，正气下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针对这种情况，许多朝代都制定了法律条文，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给予严惩。在我们能见到的材料中，对见危不救者的惩罚措施可上溯到秦朝，或许会更早些时候。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未至秦代的墓葬，其中第十一号墓保存了大量的秦代法律竹简。我国学者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在这部秦代法律文献中，有一篇为《法律答问》，里面就记载了对见义不为的法律惩罚措施。其中规定：“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

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注释]这句话是说有贼入甲家，将甲杀伤，甲向四邻呼救。若四邻、里典、伍老外出不在家，没有听到叫喊捉贼的声音，如情况属实，四邻可免于处罚；典、伍仍应论罪。若四邻在家而不去救助，很显然要遭到法律的制裁。又据：“有贼杀伤人冲术，皆旁人不援，百步中此（野），当赀二甲。”[注释]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人在大道上杀伤人，道旁的人不加援救，其距离在百步以内，应罚二甲。汉魏南北朝时期，有关这一阶段的法律文献早已佚失。但在其他的文献中仍有类似的记载。如汉代的《急就篇》中就有：“变斗杀伤捕伍邻。”意思是说，邻居中有打斗之事而杀伤人命，隔壁的伍邻应前去制止而未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于伍邻之人应予论罪。及至唐代，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之人的处罚更加详细具体。在《唐律疏议》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法律条款。如该书卷28中曾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势不得助者，谓隔险难及驰驿之类”。此外，在唐律中还有对于诸如发生火灾、水灾等重大险情应及时通知官府或他人救助的法规。如《唐律疏议》卷21中即有：“见火起，烧公私廨宇、舍宅、财物者，并须告见在及邻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减失火罪二等”，即合徒一年。唐律中的这些法律规范，体现了封建法律制度的日渐成熟。

宋代法律制度中有关见危不救的法律规范与唐律大体相同。如《宋刑统》卷28“被强盗邻里不救助”条云：“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在“将吏追捕罪人”条中载：“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利助者勿论。”卷27中有“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的惩罚措施。

宋以后至清，许多朝代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明律中有：“凡知同伴人欲行谋害他人，不即阻当、救护，及被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注释]《大明律》卷19.>[注释]清代法律规定：“强盗行劫，邻佑知而不协拿者，杖八十。”[注释]这些规定都有对见危不救者予以惩处的思想。

总之，自秦代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制定了对见义不为者予以严惩的法规。探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不但与封建的伦理道德不相合拍，更不利于弘扬正气、惩治邪恶。长此下去，还会造成邪恶势力抬头，道德出现论丧，民众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种消极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有鉴于此，各朝统治者都制定了相关的法令法规，以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

三、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措施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为了能在社会中树立一种弘扬正义、惩治邪恶的社会风气，许多朝代的统治者都颁布了对见义勇为者给予奖励的法令，甚至像秦、宋、元、明、清等朝代还把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写进了国家的法典之中。

秦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较早实施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政权。在新发现的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一篇里，即有“捕亡，亡人操钱，捕得取钱”的规定。[注释]也就是说，凡捉获逃亡的盗贼，若其身上携带钱财，钱物归捕者所有，以奖励捕者，不过这时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还不是由政府出钱，而是从罪犯身上获取。

隋文帝时期，由于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白日里经常发生抢劫盗窃现象，文帝问群臣禁断之法，未等大臣回答，隋文帝便想出了办法。他下令：“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业产，以赏纠人。”[注释]这种办法果然奏效，一月之间，“内外宁息。”但是，隋文帝的这项措施给人感觉似乎缺乏见义勇为的含义。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代政府正式颁发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给予奖励的法令。其内容是：“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计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即官人非因检校而别纠捉，并共盗及知情主人首告者，亦依赏例”。[注释]开元时期的这项法令开创了国家对见为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先河。

宋代沿袭了唐玄宗开元时期的规定。《宋刑统》卷28记载了宋朝时期的《捕亡令》，因与唐代相同，此不重述。宋真宗景二年（1035年），为了从快从重打击抢劫盗窃犯罪分子，北宋政府特颁布了奖赏令。“能告群盗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注释]号召人们起来勇于揭发盗窃杀人的罪犯。

此外，在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金政权中，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更定品官及诸人亲获强盗官赏制。”[注释]说明金代亦曾实行过对见义勇为、捕获强盗给予奖励的办法。

元朝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元代的法律典籍《元典章》、《通制条格》等文献中，曾有多处记载了官民捕获盗贼，政府给予奖励的条款和事例。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就颁布过奖赏令：“诸

人告或捕获强盗一名赏钞五十贯，窃盗一名二十五贯。应捕人告或捉获强盗赏钞比诸人减半。犯人名下追征，犯人财产不及，官司补支。”[注释]以后，元朝许多皇帝都参考了上述规定并付诸实施。如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成宗下令放支捕盗赏钱，“诸人告获强盗，每名官给赏钱至元钞五十贯，窃盗二十五贯，亲获者倍之”。若有获贼起数照勘明白，“无准折争功之人，必合理赏者。令本处就放横取赃罚钱内给付。如不敷，于际留年销支，持钱内补支，相应为此。”[注释]元仁宗时，针对地方官府拖欠捕获盗贼赏钱的情况，中书刑部在皇庆元年（1312年）十月下达命令：“捕获强窃盗贼，赃伏已明，许令有司随即赃罚钱内支赏，庶使人肯用心。”[注释]

明朝时期，除了对勇于捕获盗贼者给予物质奖励外，还试行了赏官制。在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的《大明令》中规定：“凡常人捕获强盗一名、窃贼二名，各赏银二十两，强盗五名以上，窃盗十名以上，各与一官。名数不及，折算赏银。应捕之人不在此限。”[注释]可见，明代对捕获盗贼者的奖赏仅限于常人，也就是说奖励那些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人，鼓励更多的人见义勇为。清代沿袭了前朝的奖赏规定。据《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强盗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者照数给赏”。对于那些在与歹徒搏斗中受伤的见义勇为者，清政府还另行奖励，“将无主马匹等物变价给赏。其在外者，以各州、县审结无主赃物变给。”[注释]综上所述，自西周以来，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对见义勇为的行为皆有过明确的立法。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变迁，许多法律规定早已淹没于史海之中。但透过这些零散的记载，我们仍可看出其发展变化的轨迹，即从最初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发展到后来对见义不为者的严惩、以及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奖励等，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严密性和适用性。

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既保障了见义勇为者的正当权益，使他们在同犯罪行为作斗争时不至于缩手缩脚，又有助于弘扬正义，抑制邪恶势力，维护社会的政常秩序。因此，我们说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体现，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仍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