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弗雷格的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论文[共五篇]

第一篇：论弗雷格的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论文

[摘要]弗雷格在其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中探讨了思想的普遍性问题，他引入了带有单个字母的辅助语言作为研究普遍性思想的桥梁，普遍性思想的结构分析及其真值条件是弗雷格未完成的内容。普遍性思想的构成部分都是不满足的;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可以通过理解不同层次概念之间的关系而直接把握，一阶量化理论是理解弗雷格残篇的关键。

[关键词]弗雷格;普遍性思想;变元;量化理论

从1918年开始，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在“逻辑研究”这一标题下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思想》、《否定》、《复合思想》[1]。除此以外，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1923年之后)也处于这一标题之下。依照冯友兰先生“接着讲”的提法，笔者希望在详细解读残篇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文献把弗雷格没有表述完整的关于思想普遍性的轮廓勾勒出来。

一、处于“逻辑研究”标题下的《论逻辑的普遍性》残篇

《论逻辑的普遍性》与逻辑标题下的前3篇文章《思想》、《否定》、《复合思想》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残篇开头部分，弗雷格提出“普遍性的本质是什么呢?由于我们这里涉及规律，而规律是思想，因此这里只涉及思想的普遍性”[2]。在探讨了思想、思想的否定和复合思想之后，研究思想的性质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普遍性问题的引入

弗雷格在研究复合思想时已经提出了思想的普遍性问题。在《复合思想》一文中谈到第六种复合思想时，弗雷格解释了他在文章中提出的一个主张:虽然句子的涵义总是一个思想，但“一个复合句并非总表达一个复合思想”[2]。他举了如下2个复合句的例子。

(1)“如果约翰是凶手，那么他是罪犯”;

(2)“如果某人是凶手，那么他是罪犯”。

显然，在第一个复合句中，条件句“约翰是凶手”和结果句“他是罪犯”都表达了思想，它们组合起来表达了一个假言复合思想。

但对于第二个复合句，情况则不同。先看它的条件句“某人是凶手”，由于这个句子含有一个不表示任何东西的组成成分“某人”，因此该条件句不表达思想。同样地，在结果句中，“他”与第一个复合句中的“他”显然不同，后者表示的是“约翰”这个个体，而前者的“他”不是专名，不指示任何确定的个体，因而该结果句实际上也不表达思想。尽管如此，由它们组合而成的复合句却可以表达思想，即“‘某人’和‘他’相互暗示，这种相互暗示通过联结词‘如果……，那么……’的联结，使它们共同表达一个思想”[2]。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对于作为第一个复合句涵义的假言复合思想，我们可以从中区分出3种思想:条件句表达的单称思想、结果句表达的单称思想以及由二者所构造出的假言复合思想。而假言复合思想只是一种特殊(单称)的思想，它与普遍性思想有着质的区别。对于第二个复合句，它的组成部分不能单独表达思想，即不能单独以一个思想作为其涵义，只有把这个复合句作为一个整体时，它才表达了一个思想。但在弗雷格看来，恰恰是这种不表达复合思想的假言复合句能够表达普遍性的思想，正是这种假言复合句结构中的不定指部分隐藏着普遍性的表达。

(二)如何考察思想的普遍性

既然研究思想的性质，理所当然把思想作为考察的对象。而问题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一方面，只有感官可感觉的东西才能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另一方面，虽然思想是客观的，但是它却并不是感官可感觉的。这样在思想与我们考察的对象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

弗雷格认为“语言似乎能够开辟一条出路，因为一方面语言是感官可感觉的，另一方面语句表达思想，……因此我们可以希望能够将语言用作从可感觉的东西到不可感觉的东西之间的桥梁”[2]。然而语言和思想毕竟是不同的东西，它们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语言的东西的领域和思想的东西的领域之间深深的鸿沟，由于这一鸿沟，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互相对应受到某种限制”[2]。这使得弗雷格在选择把何种语言作为考察思想的桥梁时态度十分审慎，他首先对能够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句子进行了分析，具体如下。

(3)“所有人都是要死的”;

(4)“每个人都是要死的”;

(5)“如果某物是一个人，那么它是要死的”。

虽然(3)至(5)都可以表达普遍性思想，但是在弗雷格看来，带有“所有”和“每个”这样的表达式不适合在所有出现普遍性的地方都使用，因为并非每条规律都能以这种形式表述。关于其中的原因，弗雷格在《逻辑导论》中讨论“普遍性”时给出了分析，如下面的2个句子。

(6)“所有事物是与自身相等的”;

(7)“月亮是与自身相等的”。

其中(6)表达普遍思想，(7)表达单称思想。

“‘所有事物’一词在这里处于专名‘月亮’位置，但它本身确实不是专名，不表示对象，而只用来赋予这个句子内容的普遍性”[2]。

如果将(7)改写为“月亮是与月亮相等的”不会改变思想，因此，“一个专名在句子的一个位置上还是多个位置上出现，是不重要的”[2]。但是将(6)改写为“所有事物是与所有事物相等的”这个句子却不会产生预想的涵义。也就是说在向普遍性过渡时，自然语言中不允许“所有事物”一词在两个位置上出现。这就暴露了自然语言的某些缺陷，因此弗雷格要构造出一种辅助语言，用以实现表达普遍性思想的目的。

对于句子(5)，在弗雷格看来“我们有在其他情况下几乎也是必不可少的假言句子结构的形式和句子的不定指部分‘某物’，‘它’;正是在这种结构和部分中隐藏着普遍性的表达”[2]。为了使这种表达普遍性的形式能处理更加复杂的情况，弗雷格将其改写为算术的表达方式，即用字母表示不定指部分，具体如下。

(8)“如果a是一个人，那么a是要死的。”弗雷格强调这里形状相同的字母相互暗示。

这种吸收了单个字母作为不定指部分的语言被弗雷格称为“辅助语言”，正是这种语言充当了从可感的东西到不可感的东西的桥梁。

对于辅助语言的组成成分，弗雷格指出“它包括两种不同的组成部分:构词成分和单个字母。前者相应于口头语言的词，后者意谓不确定的东西。

……我们的辅助语言的本质在于形状相同的专名表示相同的对象”[2]。可见辅助语言中正是包含了形如“a”的单个字母(弗雷格也将其称为不定指字母)，才使辅助语言具有了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强大力量。我们用“a”代替(6)中的“所有事物”，得到:(9)“a与a相等”。

这是一个数学规律，它显然表达了一个普遍性思想。

当我们用形状相同的专名代替形状相同的不定指字母时，又可以从普遍思想过渡到特殊思想。

如我们用“拿破仑”这个专名来代替(8)中的不定指字母“a”时，得到:(10)“如果拿破仑是一个人，那么拿破仑是要死的”。

这个句子是一个表达了假言复合思想的假言复合句，其中“拿破仑是一个人”与“拿破仑是要死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分别表达了一个单称思想。

弗雷格有着很强的层次观念，在有了带不定指字母的辅助语言之后，他又提出了描述语言，以此作为讨论辅助语言的工具，其实他的这种描述语言就是“通常书写或印刷的德语”，也就是自然语言。

辅助语言与描述语言的关系相当于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关系。在文本中我们需要区分这两种语言，前者是带有不定指字母的，后者则没有。弗雷格用引号把辅助语言的句子括起来，并且，辅助语言的句子是没有断定力的，它虽然能够表达思想，但不能认为它所表达的思想就是真的。

在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的最后一段，弗雷格改造了德语语法，使得“如果拿破仑是一个人，那么拿破仑是要死的”这个假言复合句中的构成句子与其表达的思想在形式上是一致的。

以上便是弗雷格的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的主要内容，显然，这些篇幅对于讨论思想的普遍性是不够的，充其量只能说是完成了对思想普遍性考察的准备工作，而具体的考察工作尚未展开。

笔者将依据弗雷格的其它文献材料，对其中的关于普遍性的想法给予一种弗雷格式的解读。

二、基于《论逻辑的普遍性》论思想的普遍性笔者认为在残篇的未完成部分中，弗雷格将会讨论以下2部分内容:

(1)普遍性思想的结构分析。

我们已经知道弗雷格把辅助语言作为其考察思想的桥梁，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我们便能达到对普遍性思想结构分析的目的。弗雷格用以表达普遍性思想的方式有2种:简单句和假言复合句(在本文以下部分中，前者简称为普遍的简单句，后者简称为普遍的假言复合句)，它们所对应的普遍性思想是不同的。通过对这2种表达方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普遍性思想的结构，这显然应该成为弗雷格要完成的首要内容。(2)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真”是弗雷格逻辑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像‘美’这个词为美学，‘善’这个词为伦理学指引方向一样，‘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尽管所有科学都以‘真’为目标，逻辑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研究‘真’”[2]。对于如何研究“真”，弗雷格表示“我称思想为某种能借以考虑真的东西”[2]。“逻辑研究”标题下的前3篇文章都讨论了相应思想的真值条件，相应地，确定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是弗雷格残篇的另一个应有之义。

(一)普遍性思想的结构分析

一个句子的涵义(Sinn)是思想，意谓(Bedeu-tung)是真值，句子与其相应思想的真值是一样的，这是弗雷格哲学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观点。我们首先考虑最简单的情况，即单称句的情况。弗雷格对此有着清晰的论述:“最简单的情况是一个思想有一个独立的部分和一个不满足的部分组成。

我们也可以称不满足的部分为谓述部分。如果整个句子应该有一个意谓，即一个真值，则这些部分一定同样均有一个意谓。我们称独立部分的意谓为对象，称需要补充的部分，即不满足的或谓述的部分为概念。”[3]我们将弗雷格关于单称句的结构、涵义和意谓的对应关系总结为表1。

表1单称句的结构、涵义和意谓对应关系表我们结合表1分析一个普遍的简单句的结构、涵义和意谓。

对于表达普遍性思想的简单句，我们可以不失一般性地选用同一律，即辅助语言句“a与自身等同”所表达的思想。显然这个简单句在构成形式上与单称句(如“苏格拉底与自身等同”)有所差别，前者在专名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不定指部分，由此我们可以把普遍的简单句的构成形式表示为不定指部分与谓词的组合。

在辅助语言中，不定指字母“a”用来表示不确定的对象，正是这个不定指的“a”使得句子整体的内容获得了普遍性。因此，在涵义层面上，不定指部分和谓词相应地对应于该句子所表达思想的一个不满足部分。为什么两个不满足的思想部分能够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这需要进入到意谓层面的分析。

弗雷格在《函数和概念》中提到，一个普遍的简单句中省去谓词便得到了一个以谓词作为变元的第二层概念表达式[2]，这个第二层概念就是该句中不定指部分的意谓，因为该句中只有谓词和不定指字母这两个组成部分。在普遍的简单句所表达的普遍性思想中的两个不满足部分其实是有等级之分的，相对于作为不定指部分涵义的不满足的思想部分，作为谓词涵义的不满足的思想部分其实是相对满足的。

我们可以把普遍的简单句的结构、涵义和意谓对应关系用表2表示。

对于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假言复合句，情况则复杂一些。

一个表达普遍思想的假言复合句，如“如果a是一个人，那么a是要死的”由3个部分组成:“a是一个人”，“a是要死的”和“如果……，那么……”。

弗雷格将前两个部分称为“准句子”，最后一个部分称为“联结词”。

在弗雷格看来，尽管准句子“a是一个人”在语法上具有句子的形式，但是它又不是一个思想的表达式，不表达真思想，也不表达假思想。因为“‘a’既不应作为一个专名表示一个对象，也不应赋予这个部分以内容的普遍性，它对这部分根本没有用，对于譬如赋予这部分一种涵义没有任何帮助”[2]。

另一准句子“a是要死的”也是如此。但是准句子可以是一个句子结构的一部分，这个句子结构表达一个思想，因而应该被称为一个真正的句子。显然“如果a是一个人，那么a是要死的”这个假言复合句的涵义是一个普遍性思想。“a”这个字母将内容的普遍性赋予整体，而不是赋予部分句子。但是这种赋予过程需要其它因素的介入，2个准句子的直接组合不会产生普遍性思想。

从语法形式上看，表达普遍性的复合句子似乎只比准句子的直接组合多了一些诸如“如果……，那么……”这样的东西。弗雷格把这些东西称为“思想联结剂”或“思想构造者”。弗雷格认为正是有了思想的联结剂，这些思想的不满足部分和字母a的涵义结合起来，才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思想。没有这些思想构造者，2个完整的思想部分同样不能相互结合。

我们可以把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假言复合句子的结构、涵义和意谓对应关系用表3表示。

表3中联结词“如果……，那么……”没有意谓，这不难理解，弗雷格承认有的符号是没有意谓的，但是它总是有涵义。我们可以从表2和表3中看到，普遍句子的构成部分在意谓层面上只对应了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句子的真值是由概念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二)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

弗雷格认为对于一个单称思想，“如果我们是不满足的部分保持不变，而完整的部分发生变化，那么就能出现下面的情况，无论取什么样的完整的部分，我们总得到一个真的思想”[3]。由此达米特得出一个结论:普遍性思想是真的，当且仅当我们用任一专名去替换不定指部分所得到的句子或复合句总是真的，换句话说，如果从普遍性思想中得到的所有特殊思想都是真的，“它们结合在一起是真的”[4]。对于达米特的这种观点，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一个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句子的“真”是出于所有由之而来的特殊句的“真”的合取，因为我们实际上无法进行一个无限合取过程以确定普遍句子的真值。但是在很多种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进行无限合取就能够知道一些普遍句子的真值，进而相应地知道一些普遍性思想的真值。如对于“a与a等同”这样一个普遍性思想，我们并不需要进行无限合取，就可以直接地认识到这样一个普遍性思想的真值。

实际上，理解普遍句的真值条件的关键在于理解弗雷格关于概念与对象的思想。弗雷格在《函数和概念》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概念是一个其值总是一个真值的函数”这一重要主张[2]。如同函数是不满足的，需要变元这个完整的东西来加以填充以产生一个函数值一样，概念也是不满足的，要用完整的东西来补充它。弗雷格认为对象是完整的，可以补充概念，而概念一旦得到对象的补充，就产生一个真值[2]。如对于“x是中国的首都”这个概念，如果我们用“北京”来填充它，所得到的值为真;如果用“上海”来填充它，所得到的值则为假。弗雷格的这种思想对于单称句显然是适用的，但是对于表达普遍性思想的简单句或者假言复合句又如何呢?在这些句子的意谓层面上出现的不是对象与概念，而是概念与概念。同样地，笔者认为，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其实就是理解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

弗雷格对概念等级的区分使得我们能够把握普遍的简单句的真值条件，“一个普遍的简单句中省去了谓词便得到了一个以概念作为变元的第二层概念表达式”[2]。类似于对象处于概念之下，概念也可以处于概念之下，但是前一个概念必须在层级上低于后者，这样才能作为变元来补充后者。弗雷格把对象与概念的关系称为“第一层关系”，把第一层概念与第二层概念的关系称为“第二层关系”。对于“苏格拉底与自身等同”这个句子，我们知道它的真值，这表明我们理解了第一层关系，当然也理解了“与自身等同”这个第一层概念。因此，根据概念的值由对象决定的观点，当我们把“与自身等同”这个概念当作一个变元处于不定指字母所意谓的一个第二层概念之下时，我们就知道了普遍句的真值，也就知道了“与自身等同”这个普遍性思想是真的。

在弗雷格看来，一个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假言复合句的真值条件表现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即一个概念下属于另一个概念(概念的包含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实际上还是一个概念下属于另一个概念之下这种第二层关系的变形。一个概念下属于另一个概念表示的是，如果说“F下属于G”，实际上是说“对于所有的事物x而言，如果x处于F之下，那么x也处于G之下”[3]。因此笔者认为，普遍的假言复合句的真值条件是被我们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当我们认识了概念之间的下属关系时，我们也便能够认识到该假言复合句的真值。

三、从一阶量化理论的角度看普遍性

纵观弗雷格的思想普遍性理论，不难发现弗雷格很重视表达普遍性句子中的不定指部分，认为其隐含着普遍性的表达。弗雷格的这种观点与其著名的《概念文字》是密切相关的，“概念文字”是弗雷格分析思想普遍性的基础。“概念文字”是一阶逻辑的雏形，因此一阶量化理论将会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弗雷格的普遍性理论。

一阶逻辑表达普遍性的方式是对一个非空的个体域进行全称量化，而个体域中的元素是个体，在语言上表现出来是个体词，包括常元和变元。全称量化的实质是用全称量词对全体变元进行约束，使之成为约束变元。这是对一阶量化理论的一个简单描述。

《概念文字》发表于1879年，它对弗雷格关于思想普遍性的理解有着重要影响。弗雷格对不定指字母的理解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全称量化思想。

弗雷格对于普遍性思想的形成有一段重要的论述:“如果我们是不满足的部分保持不变，而完整的部分发生变化，那么就能出现下面的情况，无论取什么样的完整的部分，我们总得到一个真的思想。”[3]“完整的部分发生变化”表明的是用变元来替代常元，因为如果只是用另外一个常元，如“约翰”来替换“苏格拉底”所得到的新句子———“约翰是有死的”所表达的思想将不会是“部分是真的，部分是假的”。并且，因为这个新思想“部分是真的，部分是假的”，所以这个变元是处在一定的范围中的，用一阶逻辑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这个变元是被约束的。

如果该变元是自由变元，由于开语句没有确定的真值，在弗雷格处处着眼于句子的真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显然是要被排除掉的。因此得到的新思想用一阶语言来表示就是衳F(x)，即假言复合句中“a”将普遍性赋予了句子整体所表达的内容。所谓“字母a将内容的普遍性赋予整个句子”，实际上是对a的范围的界定，也就是一阶逻辑中量词辖域的表述。弗雷格对于普遍性的论述实际上是对全称量词的详细说明。弗雷格认为一个普遍性句子中量词的辖域应该包括整个句子，所以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假言复合句中的准条件句和准结果句并不表达一个普遍性思想。

弗雷格对于量词的分析，突破了自然语言中语法的束缚。自然语言中，通常是以“所有”，“每一个”这样的语言表示全称量词。根据我们在第一部分的论述，弗雷格认为“所有事物”一词并不表示对象，而只用来赋予这个句子内容的普遍性。这表明弗雷格将句子的内容看作一个整体，把量词看作对整个句子内容的断定，即把量词看作与句子内容不同的东西。即他把句子内容看作一个层次的东西，而把量词看作高一个层次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中建立一阶谓词时所包含的思想。这种关于量词的思想完全突破了自然语言的束缚，揭示了语言中的量词是更高一层的概念。

另外，个体域非空是一阶量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弗雷格也指出“如果并非所有事物都属于虚构范围，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有这样的对象。否则根本不能谈论思想的真”[5]。

第二篇：《聊斋志异·牛同人》残篇创作论（推荐）

摘要：《聊斋志异?牛同人》篇因为残缺不全的缘故，从未得到研究者的青睐，但这并不表示该篇毫无研究价值。蒲松龄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对《牛同人》篇的创作：一是对同一故事或同一类型故事的再创作；二是清代民间关羽崇拜与民间传说的完美结合；三是《周易》对其创作《聊斋志异》故事的影响，这三个方面也是蒲松龄《聊斋志异》创作方法与创作思想的一部分。

关键词：牛同人；聊斋志异；创作；关羽；周易；蒲松龄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牛同人》残篇共280字，今人张友鹤的三会本《聊斋志异》中《牛同人》残篇共282字，“忽闻空中喊嘶声”之前多出“关帝”二字，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字是衍文。但仔细观察手稿本可以发现此“关帝”二字上有划掉的痕迹，当是蒲松龄誊写时的笔误，已被删除，因此不宜将其视作衍文。

《聊斋志异》的手稿本、青柯亭本、铸雪斋本等几个著名版本中，只有手稿本收录了《牛同人》篇，因其残缺不全而未见录于其他版本，也因此，《牛同人》篇从未得到研究者的青睐，而仅仅在比较诸版本异同时才被提及。那么，《牛同人》残篇完全没有研究价值吗？笔者认为不是这样。本文将通过三个方面的发掘来推定《牛同人》篇的创作过程，这三个方面不仅是《牛同人》篇的创作思想与方法，也是蒲松龄创作整本《聊斋志异》的方法与思想的一部分。创作过程既明，则研究价值自现。

一、蒲松龄对同一故事或同一类型故事的再创作

《聊斋志异》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两个篇目篇名不同，但所记故事相同或故事类型相同，只是一略一详，且略者在前，而详者靠后，这表明后者是对前者的再创作。《海大鱼》篇之于《于子游》篇，《四十千》篇之于《柳氏子》篇皆属此类。

《海大鱼》篇寥寥数语只是志异，没有具体情节：

海滨故无山。一日，忽见峻岭重叠，绵亘数里，众悉骇怪。又一日，山忽他徙，化而乌有。①

而《于子游》篇则设置了人物、故事情节等具体因素，描写了幻化为“一少年人”自称“于子游”的鱼妖与一秀才宴饮的故事，鱼妖是海大鱼的随从，是在清明前夕随海大鱼上坟，原文云：“以序近清明，将随大王上墓”“次日，见山峰浮动，顷刻已没。始知山为大鱼，即所云大王也”。且两篇中有类似语句：

《海大鱼》篇：

相传海中大鱼，值清明节，则携眷口往拜其墓，故寒食时多见之。

《于子游》篇：

俗传清明前，海中大鱼携儿女往拜其墓，信有之乎？

这更加能够证明《于子游》篇是对《海大鱼》篇的再创作。另，把鱼妖的名字定为“子游”，也似可见出《于子游》比《海大鱼》更具匠心，是《海大鱼》篇之后所作。

《四十千》篇只是以很短的篇幅记述了一个“生顽儿，所以取我之债”的故事：儿子是父亲前世的债主，生到此家是为要债，花费够了前世所欠四十千后就死了。而《柳氏子》篇则更详细地建构了柳西川之子死后还不忘向他索要前世“血资”的故事，情节较之《四十千》更加丰满、曲折。这两篇写的都是今世儿子向父亲索要前世所欠金钱债，另有一篇《拆楼人》写的是何?浊湔?在建楼时看见被自己所“杖杀”的“卖油者入”，过了一会他的妾就生了个儿子，何?浊渲?道儿子是卖油者投胎，是来报仇的，因此说“楼工未成，拆楼人已至矣”，儿子是通过败家、“买香油食之”的方式向父亲报复，以使柳西川偿还人命债。与上两篇不同的是父亲所欠的是人命债，前世的人命债今世用金钱还，蒲松龄把“数第连亘”的富贵人家死后成为废墟的现象称作“此必有拆楼人降生其家也”。在这三篇的“异史氏曰”中，蒲松龄都表达了欠债还钱的因果报应思想，这三篇属于同一类型的故事。

那么，《牛同人》篇是蒲松龄对哪一篇的再创作呢？笔者认为是《农人》篇。

《农人》篇，二十四卷本名为《农人驱狐》，王刻十八卷本名为《窃食狐》 [1] 93。为了便于对比分析，兹将《农人》篇录出：

有农人芸于山下，妇以陶器为饷，食已，置器垄畔，向暮视之，器中余粥尽空。如是者屡。心疑之，因睨注以觇之。有狐来，探首器中。农人荷锄潜往，力击之，狐惊窜走。器囊头，苦不得脱，狐颠蹶，触器碎落，出首，见农人，窜益急，越山而去。后数年，山南有贵家女，苦狐缠祟，?壤瘴蘖椤：?谓女曰：“纸上符咒，能奈我何！”女绐之曰：“汝道术良深，可幸永好。顾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狐曰：“我罔所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时，尝窃食田畔，被一人戴阔笠，持曲项兵，几为所戮，至今犹悸。”女告父。父思投其所畏，但不知姓名、居里，无从问讯。会仆以故至山村，向人偶道。旁一人惊曰：“此与吾曩年事适相符同，将无向所逐狐，今能为怪耶？”仆异之，归告主人。主人喜，即命仆马招农人来，敬白所求。农人笑曰：“曩所遇诚有之，顾未必即为此物。且既能怪变，岂复畏一农人？”贵家固强之，使披戴如尔日状，入室以锄卓地：咤曰：“我日觅汝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决杀不宥！”言已，即闻狐鸣于室。农人益作威怒，狐即哀言乞命，农人叱曰：“速去，释汝。”女见狐奉头鼠窜而去。自是遂安。

民间故事和传说是《聊斋志异》故事的一个来源，这已是聊斋学者的共识，《农人》篇就是来自于民间故事，有两位学者曾经论及：

马振方记录了其东北家乡的一个民间传说：

某农民穿蓑戴笠正在锄地，忽听有人叫嚷：“躲躲，过大人了！”农民抬头一看，并没有人，却见一只黄鼠狼骑着一只兔子横在前面。农民抡锄就打，兔子被打死，黄鼠狼逃了。这人中午回村，听说某妇被黄仙迷住，不住叨念四句话：“头戴尖尖塔，身穿蓑子甲，手使弯钩枪，打死我一匹马。”他觉得奇怪，也跑去看――还就那身穿着，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拎着死兔子。那妇女一见就失声尖叫：“不好！他又来了！”随即醒来，恢复了常态，原来是那个黄鼠狼作怪。[2] 155

汪玢玲记录了一则流传于辽西的狐故事：

东沟王老大荷锄下地，遇一狐，以锄击之，遂逃。适邻村某女祟于狐，每发病即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东沟王老大，手使弯钩枪，回头就一下。”家人咸怪之。或谓王老大即某村农夫，招之来，狐祟遂息。[3] 156 《农人》篇中的农人“持曲项兵”，与两则民间传说故事中的“手使弯钩枪”，都是说农民手中使用的弯脖儿锄头。这三篇故事内容也是大同小异，《农人》篇源自东北民间传说无疑。

再来看《牛同人》篇：

（前缺）牛过父室，则翁卧床上未醒，以此知为狐。怒曰：“狐可忍也，胡败我伦！关圣号为‘伏魔’，今何在，而任此类横行！”因作表上玉帝，内微诉关帝之不职。久之，忽闻空中喊嘶声，则关帝也。怒叱曰：“书生何得无礼！我岂?z掌为汝家驱狐耶？若禀诉不行，咎怨何辞矣。”即令杖牛二十，股肉几脱。少间，有黑面将军缚一狐至，牵之而去，其怪遂绝。后三年，济南游击女为狐所惑，百术不能遣。狐语女曰：“我生平所畏惟牛同人而已。”游击亦不知牛何里，无可物色。适提学按临，牛赴试，在省偶被营兵迕辱，忿?逵位髦?门，游击一闻其名，不胜惊喜，伛偻甚恭。立捉兵至，捆责尽法。已，乃实告以情，牛不得已，为之呈告关帝。俄顷，见金甲神降于其家。狐方在室，颜猝变，现形如犬，绕屋嗥窜。旋出自投阶下。神言：“前帝不忍诛，今再犯不赦矣！”絷系马颈而去。

故事结构与《农人》及两则传说相同，都是先制狐，然后狐祟一女，再次制狐，连其中的关键性语句也很相类，试比较：

马振方所记故事：那妇女一见就失声尖叫：“不好！他又来了！”

汪玢玲所记故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东沟王老大。

《农人》篇：狐曰：“我罔所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时，尝窃食田畔，被一人戴阔笠，持曲项兵，几为所戮，至今犹悸。”

《牛同人》篇：狐语女曰：“我生平所畏惟牛同人而已。”

这些语句都表示狐或黄鼠狼惧怕农人或牛同人，且后三者更加接近，都是引起下文情节的关键性语句。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牛同人》篇是对《农人》篇的改写和再次创作，也可以说是对民间故事的再加工，再创作。那么，改写与再创作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呢？下文将作剖析。

二、清代民间关羽崇拜与民间传说的完美结合

蒲松龄创作《牛同人》篇时，是在民间传说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当时民间的关羽崇拜现象。关羽在中国文化中，经历了一个由真实的历史人物到典型的文学作品形象，再到民间甚至官方信仰的神灵的过程，成为中国特有的一个文化符号。“关羽”集忠、义、仁、勇等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于一身，成为封建社会官方政府宣传封建礼仪道德的工具。北宋以降，官方一直不断加大对关羽的推崇力度，关羽的头衔越来越大，明朝万历四十二年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4] 70，《牛同人》残篇中的“关圣号为‘伏魔’”即由此来。一直到清代，关羽的封号都在不断加大，至光绪年间，封号已达二十四字之多：忠义神武灵佑神勇威显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4] 73。民间的关羽信仰更不用说，“关庙”几乎遍布每个大大小小的村庄，在笔者的家乡，虽关庙早已荡然无存，但其所在地至今还被人们称为“关庙”。

明清时期，中国的关羽崇拜和信仰发展到了极致。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多次请关羽出场，关壮缪、关圣、关帝、关公、寿亭侯、关庙、关帝庙、关圣祠等词语时常见于聊斋故事之中。不仅如此，蒲松龄还曾代孙咸吉作《关帝庙碑记》一文，阐释了关羽在民间信仰中的巨大影响：

今夫至灵之谓神。谁神之？人神之也。何神之？以其不容已于人者神之也。日星河岳，雷霆风雨，昭昭者遍满宇宙，而人则何知？其慈悲我者则尸祝之耳。故佛道中惟观自在，仙道中惟纯阳子，神道中惟伏魔帝，此三圣愿力宏大，欲普渡三千世界，拔尽一切苦恼，以是故祥云宝马，常杂处人间，与人最近。而关圣者，为人捍患御灾，灵迹尤著，所以樵夫牧竖、婴儿妇女，无不知其名，颂其德，奉其祠庙，福则祈之，患难则呼之。何以故？威灵之入于耳者久，功德之入于心者深也。[5] 43

“观自在”即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纯阳子”即道教中的吕洞宾，“伏魔帝”即关羽，蒲松龄将关羽与观世音菩萨、吕洞宾相提并论，并称“三圣”，可见其对关羽之推崇，在蒲松龄所作的《北沈马庄募修白衣阁、关帝庙疏》和《代葛千总募修关帝庙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兹不繁引。“樵夫牧竖、婴儿妇女，无不知其名，颂其德，奉其祠庙，福则祈之，患难则呼之。何以故？威灵之入于耳者久，功德之入于心者深也”，表明关羽在民间信仰中已到妇孺皆知的程度，且有求必应，十分灵验。这样大的影响力足以使关羽崇拜及关羽灵迹成为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故事的素材。《聊斋志异》中的关羽主要有三种形象：一是冥间的高级官员，如《考城隍》《公孙夏》；二是惩恶扬善的神灵，如《董公子》；三是降妖除魔的神灵，如《牛同人》残篇。

因此，综合蒲松龄对民间传说故事的再创作，清代民间的关羽崇拜现象，以及蒲松龄本人对关羽神力的大加推崇这三个方面，可知，蒲松龄完全有可能把关羽崇拜与民间传说相结合进行再创作。将宗教信仰与民间传说故事结合在一起的创作在《聊斋志异》中不止《牛同人》一篇，《杨大洪》篇就是根据流传于湖北的有关杨涟（号大洪）的传说，再融入道教信仰因素创作而成的。

三、《周易》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故事的影响

蒲松龄精通《周易》，他的儿子蒲箬所作的《柳泉公行述》中有“我父邃于《易》理” [5] 1820的记载，《祭父文》中也说蒲松龄“天性嗜书，故垂老不倦。即《易》卜术数，亦必手录一卷，删去繁芜，归于简奥，遂成不朽之书” [5] 1821。蒲松龄的《周易》造诣也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表现出来。张崇琛考查了《恒娘》篇与《周易》恒卦的关系，认为“该篇的创作虽有一定的现实生活为依据，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周易?恒》卦卦理的发挥，或者说是《恒》卦易理的形象化与实际应用” [6] 25-26，详细论述可以参考张文。蒲松龄将《周易》某一卦的易理与创作相结合的例子不止《恒娘》一篇，据笔者考查，《张鸿渐》篇是参考了《周易》中的“渐”卦创作而成的。“渐”卦爻辞取象于鸿，六爻爻辞中鸿依次从河岸逐渐到达磐石、陆地、树木、土丘、高地，寓意仕途的逐渐高升，因而“鸿渐”常常成为男人的名或字。古人的名与字常常是互相联系，互相印证的。据庄亭研究： 方鸿渐，这位《围城》主人公的名字的取义，就出自《易经》„„唐代茶圣陆羽，字鸿渐，其姓、其名、其字，都出自《易经》“渐”卦。唐人李肇《唐国史补》云：竟陵有一僧人在水滨得一婴儿，育为弟子，及长，以《易经》自筮，得卦文：“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以陆为姓，名羽，字鸿渐。这段记载表明，陆羽的姓、名、字，皆出自《易经》“渐”卦的同一句卦文„„宋代有位被称为“洛阳才子”的诗人，叫安鸿渐；另有一位宋人姓陈名渐，字鸿渐„„明代散曲大家王磐，字鸿渐，其名、其字都出自《易经》“渐”卦卦文：“鸿渐于磐。” [7]

以“鸿渐”为名、字，都寄寓了父母希望孩子逐渐进取的美好愿望。将张鸿渐的人生轨迹与“渐”卦六爻的爻辞对照，可以看出蒲松龄就是按照“渐”卦六爻的爻辞来构思《张鸿渐》篇的：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大雁飞到河岸，小伙子有危险，有流言，但没有大问题。故事开头是张鸿渐听同学们的话帮范生写状词以便伸冤，卢龙县令赵某贿赂大官，以结党的罪名把诸生抓起来，张鸿渐外出逃亡，暂无性命之忧；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b?b，吉

大雁飞到磐石上，可以安心饮食，吉祥。张鸿渐逃到凤翔边界时得到美丽狐仙舜华的帮助，不仅以好酒好饭加以款待，提供房间居住，还以身相许，再次性命无忧；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大雁飞到陆地上，丈夫出征不归，妻子怀孕而不能养育，凶险，但好的方面是有利于防御贼寇。张鸿渐逃亡在外，妻子方氏独自艰辛地养育儿子，还要培养他读书。张鸿渐趁夜晚刚刚回家，又被垂涎于方氏美貌的恶少某甲发觉，扬言要报官，张鸿渐“忿火中烧”，将其砍死，第二天去官府自首；

**，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大雁落到树上，可能找到一根平直的树枝得以栖身，没什么大碍。张鸿渐自首后，被解往京城，途中再次被狐仙舜华所救，之后流落太原，改姓易名为宫子迁，教了十年书，暂得安宁，又一次保全了性命；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大雁落在土丘上，妻子三年没有生育，但终究是要生育的，没什么能战胜这种力量，意思是要耐心等待，不要急于求成，这样最终的结果才是吉祥的。张鸿渐十余年漂泊在外，得知官府追捕他的风声小了，又一次趁夜晚回家，刚在家偷偷呆了几天，一天夜里有人敲门给高中的儿子报喜，张鸿渐误以为是官府来抓人，又一次跳墙逃走，虽未长久团圆，但事情已在向吉祥的方向发展，儿子高中毕竟是喜事临门，为后来洗清罪名、夫妻团圆创造了条件；

上九，鸿渐于陆 ①，其羽可用为仪，吉

大雁落在高山上，落下很多羽毛，可以用作礼物或装饰，吉祥。再次出逃的张鸿渐被退休的京官许翁收留，教他儿子读书，呆了一个多月，许翁的侄子带着一同高中的张鸿渐之子回家，父子相认，许翁给宪台大人写信，张鸿渐罪名得以洗脱，父子回家，一家人悲喜交加。某甲的父亲见张鸿渐的儿子发达了，也不敢再追究杀子之仇，张鸿渐对其细述当年的真实情况并厚待之，某甲的父亲知道真实情况后十分惭愧，两家最终成为朋友。

《恒娘》篇之于“恒”卦，《张鸿渐》篇之于“渐”卦引导笔者将《牛同人》篇与“同人”卦联系起来。“同人”卦上乾下离，《周易?说卦传》曰：“乾为天”“离为火”，天在上，火性炎热向上，二者相互亲和，故“同人”卦称为“天火同人”。“同人”卦彖辞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同人”卦中只有六二是阴爻，其他五爻皆为阳爻，“柔得位得中”就是指六二阴爻处于正位又能守持中道，“应乎乾”则是指它能与九五阳爻相应，以柔顺而上应刚健，当然是亨通吉祥的。该卦的九三、九四、九五三爻以战争设喻，黄寿祺、张善文在其《周易译注》“同人”卦的“总论”中说：“卦中六爻展示了‘同人’之时的各种曲折情状„„可见，《周易》作者毕竟正视现实，没有停留在理想境界，而是在‘同’与‘争’的尖锐矛盾中极力揭示出‘同人’艰难的本质规律，尤其是三、四、五爻，以‘兵戎’、‘攻战’设喻，更见‘同人’过程中矛盾激化的程度。王弼于此卦叹曰：‘凡处同人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王注》）；换言之，今日‘和同’，往往是在昔日‘争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8] 78

《牛同人》残篇中，蒲松龄是怎样根据“同人”卦来设计故事情节的呢？

首先，牛同人违背了“柔得位得中”的原则。

牛同人两次请求关帝驱狐，第一次是因为牛父为狐所祟，情急之下向玉帝上表，“微诉关帝之不职”。这违背了“同人”卦六二爻守持中道的要义，因为牛同人没有向关帝“禀诉”狐祟之事，而直接向玉帝告状，这自然会引来不和，关帝怒叱牛同人：“书生何得无礼！我岂?z掌为汝家驱狐耶？若禀诉不行，咎怨何辞矣。”就命令将牛同人打了二十板子，“股肉几脱”，然后才“有黑面将军获一狐至，牵之而去，其怪遂绝”。可以说，牛同人的越级上报不是君子的行为，所以不利于与关帝的和同。

第二，牛同人赴济南参加提学试，“被营兵迕辱”。

文中有“适提学按临，牛赴试”一句，这自然是牛同人要与提学使实现和同才能高中，但过程是曲折的，他被济南游击将军的营兵侮辱，是实现“同”的过程中的“争”，体现了和同之路上的困难。然而，这个“争”引出了另两个“同”。

第三，游击将军及其女儿要与牛同人和同，牛同人第二次与关帝和同。

文中说“后三年，济南游击女为狐所惑，百术不能遣。狐语女曰：‘我生平所畏惟牛同人而已。’游击亦不知牛何里，无可物色。”游击将军之女被三年前牛同人家的狐狸所魅惑，狐狸告诉游击将军之女它这辈子只害怕牛同人，正愁找不到牛同人时，牛同人就因“营兵迕辱”而“忿?逵位髦?门”，自己送上门来，游击将军立即把侮辱牛同人的营兵按军法处置，且对牛同人态度十分恭敬，做出了与牛同人和同的良好姿态，牛同人不得已，就为他“呈告关帝”，这是牛同人第二次与关帝和同，于是，关帝派金甲神将狐狸捉走。第四，“牛同人”这一名字出自《周易》。

《聊斋志异》人物的命名有多种方式：有的直接使用真实的历史人物姓名，甚至指明该人籍贯。如：《喷水》中的莱阳人宋玉叔，即清初著名诗人宋琬（字玉叔）；《诸城某甲》中的“学师孙景夏”，孙景夏即孙瑚（字景夏），曾任淄川县学教谕，蒲松龄是县学廪生，所以称其为“学师”，蒲松龄曾作《邀孙学师景夏饮东阁小启》一文安慰会试落第的孙景夏。有的是蒲松龄自己给人物命名，其中多寓有深意。如《胡氏》《胡四姐》《胡大姑》《胡四相公》之“胡”都是“狐”的谐音，《柳秀才》之“柳”指柳神，《石清虚》之“石”指石仙，《八大王》则指的是王八精。有的来自经典，如上文所述，《恒娘》之“恒”来自《周易》“恒”卦，《张鸿渐》之“鸿渐”来自《周易》“渐”卦，《牛同人》之“牛同人”也出自《周易》“同人”卦，晚于蒲松龄的清乾隆年间山东章邱岁贡生牛同人，字应乾 [9] 51，“应乾”即是出自《周易》“同人”卦彖辞中的“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周易?说卦传》曰“牛为坤”，“牛应乾”即“坤应乾”，乾坤相应是《周易》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牛同人》残篇中的牛同人可以“作表上玉帝”、“呈告关帝”，就是因为“牛同人”这一名字暗含着他可以通神的意思。乾隆年间的牛同人与《聊斋志异》中的牛同人同名同姓，且蒲松龄精通《周易》，可证《聊斋志异》之“牛同人”也出自《周易》。

综上所述，蒲松龄创作《牛同人》篇是将《周易》“同人”卦思想融入其中的。

四、小结与余论

本文结合《聊斋志异》的相关篇章，通过蒲松龄对同一故事或同一类型故事的再创作、清代民间关羽崇拜与民间传说的完美结合、《周易》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故事的影响三方面的论述，探求了蒲松龄创作《牛同人》篇的过程，本文所论三个方面也是蒲松龄《聊斋志异》创作方法与创作思想的一部分。蒲松龄在创作中对《周易》的运用，有的是严格按照某卦的六爻爻辞来构思情节的，如《张鸿渐》篇，有的是按照某卦的要义来创作的，不严格拘囿于六爻爻辞，如《恒娘》篇和《牛同人》篇。

《牛同人》残篇所残缺的是牛同人第一次制狐的原因部分，从残篇开始的语句“牛过父室，则翁卧床上未醒，以此知为狐”和“胡败我伦”可以推断，牛同人家的狐祟应该是狐化作牛同人父亲的样子作祟。“人伦”包括五个方面，《孟子?滕文公上》有云：“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公孙丑下》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所以，“胡败我伦”之“伦”当是指“父子”之伦。

第三篇：论金融市场信用论文

论我国金融市场信用

财管0802 顾雨薇 38号

摘要：金融信用是市场经济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一环。但是，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恶意逃废债行为，以至银行不良资产总量居高不下，金融信用现状不容乐观。本文从分析金融信用的概念入手，指出金融信用不是国家（政府）信用，而是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的整合，进而分析了金融信用缺失的社会、经济根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 银行 企业 社会 金融市场

一、信用在我国金融业中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问题贯穿于金融市场的各个角落。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参与者的信用关系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前提的有机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断裂，必然对整个网络产生连锁性的破坏,且这种破坏呈现放射性恶性扩张的特征。金融是信用网络中的重要环节，若其相互信用等出现问题，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就更为严重、影响波及面就更为广泛和深远，其实际破坏性要比表面上体现出来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金融市场能否健康发展。资金从富余一方流向缺乏一方，意味着资金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也意味着资金所有权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若借款一方没有信守承诺，没有履行按时还本付息义务，将造成贷款方的资金损失。长此以往，将产生过分惜贷甚至拒贷现象，其结果是金融市场逐渐萎缩。

二、我国金融信用现状

（一)法律法规不健全，金融乃至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没有建立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定了《民法通则》、《刑法》、《民事诉讼法》、《公司法》、《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商业银行法》、《企业破产法》、《贷款通则》、《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管理办法(试行)》等法规和行政管理规定，但这些法规和规定出台的目的与管理内容以及约束的问题并非专门针对信用，对社会各界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内的信用主体的信用行为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准则与约束体系。从我国目前社会信用规范和体制安排看，一方面对失信的惩罚不严厉，另一方面守信的收益不明显，守信的交易成本太高，失信的成本低，收益大，以至“格雷欣法则”发生作用，出现类似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导致守信的市场主体退出市场或者自动放弃守信原则。其实，信用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目前我国企业在运行中，忽视信用的价值，不会有效利用、创造信用这一商品，增强自身竞争力，反而去摧毁原来就很脆弱的信用市场，只看到失信可以给他们带来短期“利润”，而忽略了长期利益，博弈论成立的前提之一是反复博弈。我们的法律制度没有将前一次的信用和以后每次的交易（得益）联系起来，产生某种因果关系。因此失信的人不必支付高昂的代价，其他人看到失信的好处，自然而然地在利益驱动下也开始放弃守信，正如一句西班牙谚语所说：“与狼生活在一起，你也会学会嚎叫”。可见，目前我国社会规范不成熟，体制安排不合理。

（二）社会对金融违约行为打击不力，缺乏对背信企业的有效惩戒机制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为企业和个人逃废债务蒙受直接经济损失约1800亿元，信用经济成了“赖帐经济”；因为三角债和现金交易，增加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三角债和多角债的大量存在直接阻滞了信用链条。

（三）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政府职能有待进一步转变

地方保护显然是为了地方利益。如果没有地方经济利益的驱动，显然地区封锁和地方保护也就没有意义。在目前中央和地区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会采取一些不正当手段，保护本地企业、本地市场，达到保护财源的目的。有的地方政府从狭隘的地方利益考虑，在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过程中推波助澜，使得银行在债权债务诉讼中“胜诉率高、执行率低”。

（四）部分企业信用意识淡薄，逃废银行债务现象大量存在现实生活中，银行打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十分普遍。统计表明,近两年来,银行通过依法起诉手段收回贷款的比率愈来愈低。有的企业本有一定的偿债能力，但也采取“金蝉脱壳”的办法，转移资产，另成立经营方向基本相同的关联企业，而将债务留在原企业，这样的企业有的长期拖欠银行贷款本息上亿元，后果极为严重。

（五）银行维权环境差，维权手段单一

目前，我国的破产案件几乎都是在债务人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实施的。

银行左右企业破产的能力受到牵制。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破产决定是债权人或债务人为保护自己权益而做出的独立的、市场化的行为选择，在我国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很难想象，破产能够在地方政府的反对下进行。而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维护社会稳定职能决定了其对企业破产的消极态度———破产必然引起失业，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当然，这种消极态度是针对真正的破产而言，至于以逃债为目的的假破产，则另当别论。

破产操作不规范，银行资产风险加大。现实生活中，以破产为名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相当突出，这种行为由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屡屡得逞。１９９６年我国颁布了《贷款通则》，明确规定了逃废银行债务的处罚细则，但收效甚微。

（六）金融从业人员信用观念薄弱，金融信用文化建设有待加强

我国尚未建立起健全的信用记录和评估系统，还没有形成对社会守信用、重信誉予以奖惩的信用保障保全机制。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社会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法则只能给诚信设置一个又一个的高难障碍，比如，等价交换原则谈化了人们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淡化了部分干部无私奉献的公仆意识；商品价值的货币化，极易诱发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商品价值与价格的常常脱节，易使人产生投机取巧心理，甚至于坑蒙拐骗。

三、金融信用缺失的根源

1、历史沉淀和制度性约束使我国金融信用基础脆弱信用观念淡薄。

如前所述，随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加速，企业逐渐脱离国家的庇护，开始独立面对市场风险。但是，长期以来，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一直都是在国家计划调节经济中生存，人们的经济活动更是建立在执行和完成计划上，而不以信用原则为基础，可以说大多数国民都对金融信用缺乏认识，信用观念淡薄。

2、信用机制和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守信成本高，失信成本低。

市场主体是“经济人”、“理性人”，他们在市场中做出的一切行为均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因此，如果守信能带来利益，而失信会遭受损失的话，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守信，反之亦然。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目前我国社会规范不成熟，体制安排不合理。一方面对失信的惩罚不严厉，另一方面守信的收益不明显，守信的交易成本太高，失信的成本低，收益大，以至“格雷欣法规”发生作用，出现类似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导致守信的市场主体退出市场或者自动放弃守信原则。目前我国企业在运行中，忽视信用的价值，不会有效利用、创造信用这一商品，增强自身竞争力，反而去摧毁原来就很脆弱的信用市场，只看到失信可以给他们带来短期“利润”，而忽略了长期利益，博弈论成立的前提之一是反复博弈。

3、信息不对称。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理解，信息不对称是指两个人对同一事物所得的信息不一致。在金融交易活动中，金融机构获得的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不对称的，并且获取信息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获取客户信息的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这不仅表现在获取决定贷款信息时，还表现在贷款获取后监督贷款人行为时。贷款人为获得贷款可能隐瞒真实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使信用的性质发生一定程度的扭曲，影响到金融信用的整体状态和效率。

四、完善我国金融信用的对策

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正常进行的前提，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现阶段我国社会信用建设必须以政府行政协调为动力，大力弘扬社会诚信意识和规范社会各部门的信用行为，以银行(信贷)信用管理为基础，由社会中介征信机构开展个人、企业资信等级评估，使社会信用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塑造社会信用之风。

（一）要建立诚信中国，必须大力宣传诚信经营理念

首先要从思想认识的源头上抓起，加强全民诚信意识的教育，狠抓个人信用建设。对社会公民要进行社会道德教育，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不讲信用可耻，其社会地位将会随着每一次失信行为而降低。对企业要进行经营法规的学习，使企业认识到良好的信用是企业的资源，是一笔庞大的无形资产，可以在企业经营出现困难时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赢得资金，赢得市场，赢得生存。法治与德治并举，在全社会树立起诚实信用的理念，建立起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

（二）加快信用法规及评信机制建设，完善法律体系，规范信用关系

要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制，除了靠道德劝说，更要靠法律规范。信用关系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关系，维护信用关系的严肃性，要靠严密规定而且严格执行的法律和法规体系。

国家要加大信用制度的立法执法力度，做好《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的衔接配合。加强对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的刑事立法，对违背诚实守信原则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债权得到保护，债务得以履行。

近年来出台的一批基本经济法律，基于市场经济要求，对信用关系的规定有所加强，但整体系统性还不够强，还有未规范的空白领域。我国的立法机关应该尽快检查、修改并完善我国的商法体系，建立、健全维护信用社会和信用经济的法律制度。

（三）政府部门、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要联合治理，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政府部门，要确保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不干预银行信贷经营活动，按照市场法则营造宽松投资环境，提供项目让银行自由选择。创新信用管理，借鉴国外的管理办法。清理“三角债”，帮助银行清收贷款本金及利息，加强企业信用的舆论宣传，在全社会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营造良好的企业信用氛围。

人民银行，开展信用专项整治活动，公布“黑名单”，制裁信用失范企业，为其不讲信用而付出代价。充分利用信息网络优势，建立全社会共享的信用信息系统，逐步消除信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现象，建立起全社会统一的信用信息网络，以科技手段防范风险，使失信者失去生存的空间。

商业银行，完善内部信贷管理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从制度上约束信贷人员，降低信贷资产的“道德风险”。不断创新管理方式，加强贷后管理，密切跟踪监测信贷客户的生产经营状况。按照市场要求办事，加快授信工作，推行差别服务。

（四）用现代信息网络公开诚信状况

一方面，从建立个人信用体系入手整合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个人账户，培育专业的个人信用评估机构，将个人的社会信息资源、金融资源、纳税资源、司法资源等分散在各个部门的信息集中起来，形成统一的个人信用档案，对个人信用做出整体评价。

另一方面，建立企业征信制度和征信机制。建立信用等级评定、资信评估以及相应的咨询机构，加快规范公共信息、征信数据的取得和使用程序以及采集、合法使用居民个人资料、企业资料的法规建设。

（五）打击地方保护

中国企业的信用问题，在相当的程度上与地方保护主义有关。如一些地方部分官员为了本位利益，甚至为了一任政绩私利，对于所管辖范围内的制假售假听之任之，极少数甚至是沆瀣一气，为制假售假者通风报信、干预行政执法部门执法查处，成为制假售假者的保护伞；对于所属企业恶意欠债、逃废债千方百计予以包庇保护，甚至是出谋划策，侵犯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一定要加快政企分开的步伐，严厉打击地方保护主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建立良好的企业诚信水准，构建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企业信用体系，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国金融经济诚信缺失的现象决不是通过一次两次的战役就可以根本解决的。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全民工程，需要全社会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长期共同努力。

第四篇：论文《论安乐死》（共）

论安乐死

专业班级：法学101班

姓名：张满怀

学号：03010110146

摘要：对于安乐死这个名词，我们并不陌生，近年来经常可以接触到相关的信息。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其含义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牛津法律大词典》将安乐死解释为在不可救药的患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者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莱克法律字典》则认为安乐死是从怜悯出发，将患有绝症又极度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作法。而我国学者这样解释：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身体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实施的，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许多国家都在对安乐死进行研究和探索，对于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对安乐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从犯罪的基本特征、犯罪的客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分析其是否构成犯罪、伦理角度的思考、我国适用安乐死的立法建议等几个方面的分析和论证后，认为法律应对安乐死做出具体的成文规定，确定实施安乐死行为不构成犯罪，且应对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和程序进行限制，用以防止不怀好意之徒借安乐死达到非法目的。国家必须指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规治安乐死的适用范围，防止法律滥用，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安乐死 研究现状 犯罪构成 伦理 立法建议 对于安乐死这个名词，我们并不陌生，近年来经常可以接触到相关的信息。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其含义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牛津法律大词典》将安乐死解释为在不可救药的患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者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莱克法律字典》则认为安乐死是从怜悯出发，将患有绝症又极度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作法。而我国学者这样解释：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身体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实施的，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1]。许多国家都在对安乐死进行研究和探索，对于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正文：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现状

综观国际形势，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安乐死的成文法业已施行。早在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利法》，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从而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允许实施安乐死行为的法律。其中针对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做出了专门规定。随后，2001年4月10日荷兰上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将荷兰冠上了全世界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的宝贵称号。该法案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它为了防止医务人员权利的滥用，特别规定了3个前提条件加以限制。比如病人必须是无医治之希望，其病痛必须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病人在意识清醒时真实自愿的要求实施安乐死等等。同年5月16日，比利时众议院亦通过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继而成为第二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紧随荷兰之后。在西欧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都出现了安乐死的病例，一些国家也正在进行安乐死的立法探索。

但总体上以法律形式确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为数不多。大多数国家的刑法都没有在立法上将安乐死确认为合法行为。它们将“受嘱托杀人”或“被害人同意的杀人”视为杀人罪。比如奥地利、瑞士、日本的刑法都规定由于受他人的诚挚及迫切请求而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人，要处以六个月以上的刑罚。这些国家在处理安乐死案件时，通常以杀人罪来定罪处罚，但在实际操作中量刑很轻。

（二）国内现状

我国对安乐死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1986年，陕西汉中市王明成的母亲夏素文患肝硬变腹水，肝性脑病等病症。为了解除病痛，主治医生蒲莲升通过对其注射冬眠灵实施了安乐死行为。结果蒲莲升于1987年9月25日被逮捕，直到1991年4月6日才被宣告无罪释放。因为经法医鉴定，冬眠灵只是加深了夏素文的昏迷程度，虽然产生了促进死亡的结果但并不是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造成夏素文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肝性脑病引起了严重感染。这是我国涉及安乐死的第一个病例，从中暴露出我国法律规范的不足。此后，我国学者多次提出安乐死的立法需要。1998年，山东中医药大学课题组在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后，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但未能施行。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规定，并且很多学者主张根据我国《刑法》的解释，实施安乐死行为就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属于犯罪行为，要接受法律制裁。

鉴于国外对安乐死行为的不同规定，再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我们有必要研究安乐死行为的性质，以法律形式加以界定。

二、安乐死不应当构成犯罪

对于安乐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主要有两种学说：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安乐死是患者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愿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该行为并不违法，不构成犯罪。否定说则坚持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具有刑事违法性，应按故意杀人罪论处。在我国，法律既没有对安乐死明文肯定，又没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学说的影响，各地法院对于安乐死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有的引用《刑法》第13条的规定，认为安乐死行为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有的则引用《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认为行为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可在量刑时适当减轻刑罚。针对我国各地法院处理方式的不统一及部分学者所持的否定说观点，本文表明态度：笔者支持肯定说，认为安乐死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要件，不构成犯罪。具体理由

（一）从犯罪的基本特征来分析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犯罪是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具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犯罪行为必须首先是危害社会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而安乐死不具有这种特性。对于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来说，使用大量的药物和仪器设备也只能暂时缓解患者的病痛，不能根治患者，这样是十分没有意义的，反而在无形中加重了患者的精神压力，使其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往复，却又得不到任何一种解脱。同时，医务人员和患者家属的负担也加重了，医疗资源和大量金钱物资的浪费在所难免。可结果往往很难尽如人意，患者回天无力，家属身背巨债。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安乐死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它不仅可以帮助解除患者的病痛，而且可以防止加重医院和家属的负担，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更何况对于患者而言，死亡不是灾难，而是解脱，是自我灵魂的释放。由此可见，安乐死行为并未危害社会，相反的，既节约了社会资源，又让家属能够更好的生活，是社会文明的体现。

再来看犯罪的另一个特征——刑事违法性，安乐死是否符合这一特征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基础，刑事违法性是社会危害性的表现。我们已经知道安乐死不具有危害社会的性质，那么当然地，它也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公民享有生命权，法律没有规定公民不能行使放弃自己生命权的权利。依照我国刑法的解释，法无明文禁止即不为犯罪。安乐死不过是患者借医务人员之手结束其没有积极意义的生命，这是患者在行使放弃生命权的行为，又岂是犯罪。医务人员不承担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没有意义的生命存活的义务。在患者及其亲属的要求下，医务人员对患者实施安乐死，并不违背职业道德，亦不违反法律规范。与其让患者怀着绝望的心情，背着医生和亲属，以自杀的方式逃离病痛，不如赋予他们自主选择死亡的权利，让他们有尊严的安然的离开人世。

至于刑罚当罚性，则是针对具备了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两种特征构成犯罪的行为，依法应接受惩罚的规定。在不具备任何一种特征的前提下，自然谈不上刑罚当罚性。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得知安乐死不具有刑罚当罚性。

经过分析，我们知道安乐死不符合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所以实施安乐死行为不构成犯罪。

（二）从犯罪的客体上分析

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而安乐死行为并没有侵犯他人的生命权。患者本人有选择以适当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他为了寻求解脱，要求医生帮助他实施无痛苦的死亡。医生只是出于人道，满足患者的意愿，帮助患者以死亡的方式享有生命权，行使生命权。因而安乐死并不是侵犯他人生命权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患者的死亡不以实施安乐死行为为必要条件，即患者的死亡是必然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实施安乐死结束生命和等待自然死亡，两者间只是时间上的差别。患者死亡的真正原因是身患绝症，而不是安乐死行为。安乐死行为的本质不是决定患者的生与死，而是帮助患者实现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用科学的方法优化死亡状态，以保证生命的质量。安乐死行为体现了对患者生命权的尊重，而非侵犯。相反的，故意杀人则意味着他人的生命权遭受侵害，他人可能要承受死亡的危害结果。但如果生命权没有受到侵害，他人就可以安然自在的继续生活。这是安乐死行为与故意杀人行为的根本区别。

（三）从犯罪的主观方面分析

安乐死行为不具有杀人的故意。医务人员和家属并没有剥夺患者生命权的主观愿望，只不过需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患者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且正在遭受病痛的折磨。是用大量的药物、设备和金钱物资来维持生命，还是用安乐死来尽快结束痛苦得到解脱，人们陷入两难的选择。不难看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剥夺他人生命权的故意，只是无奈之余的适当选择。而故意杀人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权的故意，追求他人生命结束的结果，并不存在无可奈何的成分。

（四）从犯罪的客观方面分析

故意杀人客观上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但安乐死不同，它是患者在意识清楚时提出死亡的要求，行为人即医务人员只是就此做出了被动选择。患者自愿放弃生命，行为人实施行为所追求的并不是患者死亡的结果，而是通过医疗手段假以外力来转变患者的痛苦状态。安乐死行为是对死亡方式的选择，而不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危害行为。

综上所述，安乐死不具有犯罪的本质特征，且从客体、主客观方面分析，均不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对照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安乐死并无违法情节，也就是说，安乐死没有触犯我国刑法，不构成犯罪，属于正当行为。

三、从伦理的角度分析安乐死

安乐死作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与人们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冲突。现在各国对于安乐死普遍存在两种态度。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安乐死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不尊重生命，违背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医疗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一种消极悲观的生命观，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持肯定态度的人则认为任何人都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应该尊重这项权利，实施安乐死，让患者无痛苦且有尊严的辞世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也解除了社会和家人的负担，对社会有益。

人们一般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应该尽可能的延长生命，就像大家对长寿的追崇，这是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人道主义伦理观念。而现代人道主义则追求生命至上与生命质量的统一。我们不仅要珍惜生命、热爱生命，还要注重生命的内在质量。中华民族历来向往追求良好的死亡状态，有善始善终的说法。安乐死所体现的帮助患者从病痛向安然死亡的转化，是人们对良好死亡状态的选择，是保证生命质量的选择，是构筑新型社会文明的要求，使社会文明在公民的死亡环节得以体现。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生命质量则是衡量的一项指标。生存无望且痛苦不堪的生命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造成各种社会资源的浪费，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患者选择有尊严、更安乐的死亡方式正是尊重生命、注重生命质量的体现。

在我国，儒家学派流传已久，其倡导的“仁、义、孝”等思想对于广大民众影响巨大。出于道义、责任，患者家属不敢选择安乐死，寄希望医院能够妙手回天，治愈病症。更有甚者，家属向患者隐瞒病情，自身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心理负担。常言道“百事孝为先”，为人子女的最怕别人戳脊梁骨，如果父母选择了安乐死，儿女就难免要被套上不孝的名号，邻居、同事、亲戚、朋友的评价议论，会压的人抬不起头。其实不然，正是因为仁义、孝顺，患者家属才更应该选择安乐死，这样解除了患者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痛苦，使他们免受病痛折磨，得以安然离去，才是最真的道义。对于医务人员而言，人道主义的职责不但要救死扶伤、治愈病人，而且要减轻病人的痛苦和悲伤。对于身患不治之症、痛苦不堪的病人，实施安乐死是明智的选择，并不违背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的宗旨是追求优质的生命，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救治无望、万分痛苦的患者的生命，只是遵循了生物学所指的生命的简单含义，这种传统的伦理观念与现代的人道主义伦理观相违背。患者选择安乐死，并不是持有消极悲观的生活态度，而是考虑到现实状况，自身的病症已经无法救治，已经不能继续承担对家人的责任，不能再照顾妻子儿女，不能再侍奉老人，只是徒增家人和社会的负担。所以，患者勇于面对现实，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阻断病魔的肆意横行，安然离去，以慰藉亲人。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对身患绝症的病人实施安乐死，会给其他病人造成心理上的负担，让他们认为是自己拖累了家人，浪费精力和金钱，从而消极厌世，放弃生存的希望，导致变相的自杀。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允许安乐死，并不意味着对所有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都要施行，法律会做出严格的条件限制，且要以患者的主动要求为前提。

四、我国适用安乐死的立法建议

安乐死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要妥善处理。法律应对其做出具体的成文规定，确定实施安乐死行为不构成犯罪，且对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和程序进行限制，用以防止不怀好意之徒借安乐死达到非法目的。在此，笔者提出以下立法建议：

（一）适用条件患者所患的病症必须是不治之症。即依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根本无法医治，并且病人濒临死亡。

2、患者遭受的病痛必须是无法忍受。也就是说，该病痛无论对于任何人都是难以忍受的。

3、患者必须是在神志清醒，意识正常的情况下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就要求患者真实自愿地提出接受安乐死的请求。

（二）适用程序申请程序上要求患者自愿，是神志清醒时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患者本人须签字盖章，经过公证后方产生效力。受欺诈、胁迫或是在其它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做出的表示均属无效。如果患者的神志不够清醒，精神也已失常，可以由患者的直系亲属，至少两人以上提出申请，签字盖章后经公证生效。

2、审查程序上要求由医学专家、法医学专家、法学专家组成审查委员会，各司其职，针对患者的病症情况、申请条件进行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审查，看看是否符合实施安乐死的要求，最后报经人民法院批准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

3、执行程序上要求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由省级以上医院指定的医生专门负责，实行时必须有两名以上的专职医生，其中应包括患者的主治医生，一名护士，一名法医，两名以上患者的直系亲属在场。实行完毕后所有的见证人都要签字盖章，证实现场情况。而且，安乐死的适用必须采用无痛苦的方式，比如麻醉、注射等手段，禁止使用暴力手段，如枪决、电击等。这样才符合实施安乐死的初衷，才不违背人道主义精神。

4、司法监督程序上要求安乐死实施完毕后，要报经有关司法部门备案，以方便日后的核查，便于解决有关安乐死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是患者家属对患者遗体捐赠等事项的安排。

安乐死一经法律确定，将会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因为我国现处老年社会，存在大量的高龄人群，而这一群体又是疾病的高发区，很多疑难病症都会出现。为了摆脱医疗费用、经济负担、精力损耗，难免有一些人打着安乐死的幌子逃脱应尽的孝道，推卸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寄望获取巨额遗产等等，造成不必要的人员死亡。也有一些人是为了掩盖不可见人的非法勾当而采用安乐死这种合法方式蒙混过关。相对而言，医务人员有可能为了一己私利，滥用职权，非法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又或者以极不人道的方式致使患者死亡，造成患者临终前的不安心。种种状况的发生将会扰乱安乐死的推广，所以，国家必须指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规治安乐死的适用范围，防止法律滥用，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结语：

今年3月份，美国女植物人特里•夏沃事件闹的沸沸扬扬，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以及为了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美国州最高巡回法院最终裁定拔掉特里的进食管，对其实施安乐死。由于美国适用的是判例法，所以特里案件将会对今后的安乐死案例的判决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特里事件也表明美国法律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国际支持。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我国民众素质的提高，支持安乐死的呼声渐高，各地潜在的安乐死现象和法院间不同的处理方式导致安乐死实行的混乱。现实表明，急需国家立法规范安乐死行为。虽然不免与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产生碰撞，但是实行安乐死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应该克服艰难险阻，坚定的一直走下去。

第五篇：多规合一论论文

多规合一——我们要怎么做

121105035

尹雪梦

12城市规划

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

摘要近年来，“三规合一”，“四规叠合”等最后派生出的“多规合一”，逐渐成为城市规划研究与实践领域的热点。最深层次的背景是从十八大以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不实，不断影响着国家的规划体系的变革。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一张蓝图干到底”。2014年初，国务院正式颁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指出，“推动有条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多规合一’”。2014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委联合启动了市县规划“多规合一”试点工作。《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规划[2014]1971号）》提出开展市县空间规划改革试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多规合一”，是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与此相呼应的是，近些年全国各地纷纷根据自身在规划实施中存在的需要，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三规合一或多规合一实践工作。其中以上海、重庆、武汉、广州、河源、云浮等城市的实践较为突出。关于多规合一的理论探讨有很多，正式发表的论文也以指数增长。规划师们也热衷于对这一话题的探讨。但是作为规划师本身这一群体来说，多规合一对我们或者是当今的规划师们是有怎样的的启示和要求是什么？

对我来说思考主要有一下四点：第一，多规合一要怎么合？以往的两规合一、三规合一、四规叠合等上海，深圳，广州，重庆等都积极地在尝试、探索，但客观的讲，影响并不大。至于“多规合一”和其他规划的关系，是不是用一个规划把三规、四规合在一起就可以了，理论上是可能的，但事实上是不太可能、不太容易的。那么就涉及到这个“多规合一”，多出来的这个“一”和其他规划是什么样的关系。有些地方的规划过多、过滥，搞了那么多规划却没有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地方政府对规划，尤其是空间规划的实际管控能力并不强，已经在说这个问题了，现在又冒出一个规划，那这不是在做加法么，这是很大一个悖论。这1和2、3、4、和其他规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是我们要重点去讨论、去研究的。第二，多规有谁来做？据目前了解的一些情况，在市县层面，“多规合一”的牵头组织多是市政府或者“多规合一”工作小组等等。这个很好理解，不管哪个部门如何强势，真正在协调各个区县、各个乡镇、各个部门的时候，它的综合协调能力总是有限的。各地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在市级层面，怎样去搭建这样一个构架去领导这个工作是必要的，逃不开的。即便有这样一个领导小组，具体在牵头组织的时候往往还是一个部门去做，那么像发改、住建、国土、环保等都在考虑之列。如果现在强调“多规合一”，如果把“经、城、土、环”各个规划都融进来的话，那么单靠以往规划院做城市总体规划的技术力量，还是有些不足的，那么在多专业的协调合作上还是很有必要要针对各方面相应的加强。第三，要做些什么？首先就是规划期限一定要统一。各种规划近期、远期什么的都不样，合一必需先统一规划期限。然后就是编制内容，以往的两，三，四都是在城规和土地以及协调方面下功夫。具体多规合一的内容，在深浅上一定要掌控好，过深，完成不了，过浅，起不了控制引导的作用。第四，就是有谁来批？这个合一是以什么形式存在，法定还是非法定呢？如果是法定的，那又有谁来批呢？如果把这个“多规合一”放在上级政府或地方政府来批的话，那么另外几个规划经、城、土、环由谁来批？一场创新，一场改革，实施起来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尤其是涉及到政治层面的。

对于规划师的要求我大概有五点体会：首先，多规合一的出现：对传统规划模式的反思。从本质上来说，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多规合一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现有的这些规划它在内涵和外延有重叠，那么在实施上产生一定冲突。而多规合一它本身就是对传统规划模式的一种修正，或者叫纠偏。像各类传统规划，实际上也是通过这些规划相应的立法，包括各类规划的具体编制办法，由规划师编制出来并且得到审批的。那么这样一种规划为什么还会出现问题，我们一定思考背后存在的根本性的原因，我们才能知道现有这些规划它如何进行一种协同。

其次，多规合一需要从地方实际需要出发，通过多元化的解决策略，构筑开放的体系。从实践上来看，通过和地方政府座谈以及一些项目可以发现，多规合一的出现，完全是目标导向型的。就是说地方政府作为规划实施部门，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城市做的土规和城规的图斑比对，是因为其建设部门和国土部门在具体规划中发现了有这样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那么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因素，更多的会联系到具体业务上。地方政府的诉求是更多样的。在这样一种规划背景下，多规合一并没有一个立法来指导，也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规划编制办法。实质上大家都在摸索之中。规划师如果要做具体的某一个地方的多规合一规划，也需要构建一种开放性的体系，在这种动态过程中不断摸索。所以多规合一规划的编制需要一种多元化的解决策略，就是说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

第三点是规划师需要对市场前景进行理性的展望。从规划编制的市场的前景来说，多规合一规划是一种新兴业务，但是最后会不会成为各大规划院的一块主体业务？现在有些多规合一的信息平台，试图在今后所有的规划数据自动在系统里进行捏合，不会产生冲突。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今后还会继续有多规合一的必要？另一方面，如果规划的这种编制以及这种实施的体质机制有所变化，今后是不是还会有像今天这种多规合一的规划？这个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来进而对行业趋势有一个深入的把握。

第四点是规划师需要在多规合一的热议下对其进行冷思考。多规合一现在看上去非常火，但我们一定保持一种冷静、有理性思考。因为我们作为规划编制工作者，长期以来有一种宏伟式蓝图这种工具性的思路，就一定是做出一种蓝图，一定要让它落地，但是为什么规划没有落地，背后就是很多国家管理体系的问题。从多规合一的诸多案例来看，其编制与实施都有鲜明的地方性的特点。特别是在规划领域，纵观全球，规划都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那如果说规划界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那就说国内外专家都认可的一句话，就是“规划是政治（planning is politics）”。规划本身不是一个技术工种，而是一种社会治理途径。我们一定要把多规合一放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来看，其构成要素有前端后端，有不同层次的内涵和外延。在这种背景下，尤其需要联系到我国存量规划的发展趋势的核心，规划的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一是基于海量数据，二是基于现有的各类规划资料。如何通过多规合一的手段实现存量规划下城市发展精细化管理，这是今后管理发展的思路。

最后联系到规划师本身，我们迫切需要考虑，在这一领域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第一点是技术。现在有很多新型技术不断涌现，规划师应合理应对，不一定要掌握各种新技术，但一定要了解技术发展的方向，一定要了解行业的前沿趋势。第二点是理念，特别是需要联系到国家治理能力。规划师不止是画图，一定要懂整个政治背后运作的模式。如果规划师只局限于规划编制本身那一小块知识，编出来的规划一定是闭门造车的结果，完全不具备可实施性。第三点是对市场和行业的认知。多规合一是一种非法定规划，没有资质要求。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规划师一定要思考自己有什么核心行业竞争力。如果数据处理或信息咨询公司掌握了相关技术手段，又掌握了规划的编制方法，还能嵌入各种新的理念，那么传统规划院应该在这个业务领域如何应对？ 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却是关系到行业发展前景的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多规合一是对现有规划体系的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协调。我们以及规划师需要跳出现有编制规划的知识结构的小圈子，以更开阔的视野去看问题，从而把握住该业务的发展方向，并动态的培养自身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