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法律规制课件资料

第一篇：浅析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法律规制课件资料

浅析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法律规制

黄洁①

参加青年优秀论文评奖

摘要：附赠式有奖销售是一种常见的营销手段，对市场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我国相关立法对附赠式有奖销售规制过于简单，无法解决此种营销手段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因此需要对附赠式有奖销售进行界定，以此区别于商业贿赂、搭售等违法行为；并对赠品的价值、总量以及赠品种类作出限定，以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关键词：附赠式有奖销售；商业贿赂；搭售

附赠式有奖销售是营销手段之一，这种销售方式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创造了有利的销售条件，促进了商品的销售，而与此同时，附赠也可能影响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诱发经营者之间的恶性竞争，因此，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禁止有奖销售中不当行为规定》），确认并规范了附赠式有奖销售行为。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营销手段的变化，现行法律法规在解决附赠式有奖销售中出现的问题已力有不逮。

一、现行法律法规对附赠式有奖销售规制的不足

（一）附赠式有奖销售界定不准确 1.无法涵盖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所有形式

我国立法并未明确定义附赠式有奖销售，仅在《禁止有奖销售中不当行为规定》第2条第1款中规定：“本规定所称有奖销售……包括：奖励所有购买者的附赠式有奖销售和奖励部分购买者的抽奖式有奖销售。”但现实中还存在其他形式的有奖销售，例如“满一百赠八十”，这种有奖销售方式是附赠式有奖销售还是抽奖式有奖销售呢？其并非奖励所有购买者，仅奖励部分购买者，所以，依本款规定，这不是附赠式有奖销售行为；但购买者只要符合某种条件即可中奖，中奖不是偶然的，不是射性行为，因此，也不是抽奖式有奖销售。可见，有必要为

① 黄洁（1978年－），女，福建长汀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经济法学。

附赠式有奖销售下定义，方便规范有奖销售的行为。

2.不能与商业贿赂区别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8条：“经营者在商品交易中不得向对方单位或者其个人附赠现金或者物品。但按照商业惯例赠送小额广告礼品的除外”。此规定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及《禁止有奖销售中不当行为规定》中的规定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在相关规定中，附赠是被允许的，这必然导致执法实践的混乱。因此，附赠式有奖销售需要与商业贿赂相区别，以便划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

3.难与搭售行为区分

搭售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交易过程中利用自己取得的市场支配地位，违反购买者的意愿搭配销售或者提供购买者不需要的另一种商品或者服务的行为。[1]附赠式有奖销售的购买者亦可在一次购买的过程中获得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商品或服务，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搭售行为发生交叉，经营者有可能借附赠之名行搭售之实。因此，如何区分附赠式有奖销售与搭售行为，以指导执法实践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可见，在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过程中，界定附赠式有奖销售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界限，是执法实践的前提和基础。

（二）附赠式有奖销售之赠品的规制过于简单

我国相关立法对附赠式有奖销售之赠品的规制相当简单，且适用范围窄，仅对家电销售时的赠品质量①以及零售商促销活动中赠品质量②有所规定，禁止将不质量不合格物品做为奖品、赠品。即使扩大解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3条第2项中不得“利用有奖销售的手段推销质次价高的商品”中“商品”的范围，使其包括“商品及赠品”，适用于所有附赠式有奖销售，但立法规制的重点仍局限于赠品质量，对赠品其他方面并无限制。

1.缺少赠品价值的限制

关于有奖销售奖品的价值，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仅仅对抽奖式有奖销售

① 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家电专业店经营规范》6.2.3：“家电专业店开展促销活动，不得降低促销商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不得将质量不合格物品作为奖赠品” ② 《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第12条:“零售商开展促销活动，不得降低促销商品（包括有奖销售的奖品、赠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不得将质量不合格的物品作为奖品、赠品”

规定最高额不得高于5000元①，而对于附赠式有奖销售的赠品却并未提及，因此市场上出现附赠高价值赠品以吸引购买者的营销手段，甚至于赠品价值超过主商品本身，但却无法得到法律的规制。2001年格兰仕展开的促销活动——消费者只要购买一台价值2680元格兰仕的空调便赠送一只市场价2880元的精美钻表就是一例，此营销手段一出即引发各方争议，各界对本行为是否合法观点不一，但除却厦门②，其他地区的活动均无法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这种设“巨奖”的销售手段，对于相关产品市场中其他中小企业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因此有可能导致中小企业丧失原本市场份额。这一行为得不到规制，那些能提供“大奖”的商家就能借此不断吸引消费者，而处于弱势的中小微型商家便只能受限于其经济实力的不足，而在竞争中倍受排挤。同时，巨额赠品会影响消费者理性选择商品，使其购买不需要的商品，扭曲市场的供需规律，损害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最终影响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对附赠式有奖销售的赠品价值做出一定的限制。

2.没有赠品总量的限制

若仅对单个赠品的价值做出限制，而不对一段时间内赠品的总量做出规定，同样无法达到规范市场、维护公平竞争的目的，经营者仍有可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销售中长期通过赠送商品，刺激购买者购买其品牌，而损害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力，因此对一段时间内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总量做出限制，也是保障市场竞争秩序必然的要求。

3.欠缺赠品种类的限制

我国立法未对附赠式有奖销售的赠品种类做出限制，因此任何质量合格商品均可做为赠品，但若主商品与赠品非同类商品，则赠品有可能凭借主商品的优势地位而排挤其同类竞争商品。经营者的赠品使从事与赠品相同、类似或者有替代关系的商品的其他经营者遭受到跨商品的联合竞争，这种竞争优势对于其他经营者是极不公平的。因为，强势商品的经营者附赠相对弱势商品时，该弱势商品在附赠所及限度内就丧失了销售的机会，[2]从而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同时，赠送不同种类的商业赠品，容易产生变相的搭售行为。商家在选择商品作为赠品送给消费者时，有可能将成本计入到主商品成本中去，消费者相当于在一次消费中购买两个商品，如果商家没有正当理由而搭配销售[3]，则商家的行

①②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3条第3项：“抽奖式的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超过五千元” 《厦门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23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向消费者附带赠送礼品的销售活动：……

（四）赠品价值超过所推销商品价值10％的；……”

为是“搭售”行为，为“商品”披上赠品的外衣，隐蔽地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因此在附赠式有奖销售中为了避免商家出现变相搭售行为，需要对赠品的种类进行限定，以确保附赠的合法性。

综上，只有对附赠式有奖销售中赠品的价值、总量和种类做出一定的规定，才能真正切实地保障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二、关于附赠式有奖销售法律完善的思考

附赠式有奖销售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这种销售方式可以丰富市场、搞活企业，也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这种促销手段必须以“度”和“量”为前提，否则过犹不及，不但无法发挥其积极作用，反而会突显其消极作用，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一）明确界定附赠式有奖销售 1.附赠式有奖销售的定义

我国立法仅将有奖销售分为附赠式有奖销售及抽奖式有奖销售，但未清晰定义附赠式有奖销售，造成实践中一些有奖促销手段无法纳入有奖销售规制的范围。因此若将附赠式有奖销售定义为 “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附带性地向所有满足条件的购买者无偿提供物品、金钱或者其他经济上的利益的行为”，则既能够涵盖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所有形式，又能够与奖励不特定购买者的抽奖式有奖销售区分开来，方便应对实践中出现的众多类型的有奖销售，避免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

2.界定与商业贿赂的区别

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①其与附赠式有奖销售有类似的一面，但二者性质也有本质区别，附赠式有奖销售在我国是法律所允许的行为，而商业贿赂在所有国家都是被法律所禁止的。但由于《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中的规定，导致了执法实践中的混乱，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中划清二者的界限。首先可以通过修改《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8条的规定，将“按照商业惯例赠送小额广告品的除外”修改为“经营者依法进行的附赠式有奖销售的除外”，以区分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其次，由于商业贿赂一般都是账外暗中给予对方的，因此，在界定附赠式有奖销售时，应要求经营者明示入账，且记入“销售费用”

①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2条第2款。

而非“成本”，以避免商家借此逃避应纳税款。

3.明确与搭售的不同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相关规定对附赠式有奖销售与搭售的态度不同，前者认为是合法的行为，受法律保护，而后者则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为法律所禁止，但二者的表现形式是相同的，在一定条件下性质也会发生转化，因此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二者的不同。附赠式有奖销售是经营者无偿将赠品赠送给购买者，以吸引购买者购买其商品，而搭售一般情况之下将所搭之物的成本计入购买商品之中，违背购买者意愿强迫其购买不需要的商品，购买者须为此支付费用。因此，可以在立法中规定“附赠式有奖销售商品的价格不得高于无赠品时的价格”，同时，为防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通过免费搭售商品的行为排挤其他经营者，可以补充规定“且不得损害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利益”，将举证责任交由声称受害的其他经营者。通过此种方式，既保证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权，又避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假借附赠损害购买者及其他经营者的合法利益。

（二）补充对附赠式有奖销售之赠品的规制

对赠品进行限制，能够使附赠式有奖销售向规范化发展，并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避免出现大企业侵害中小企业的利益。

1.限制赠品价值

对赠品价值进行限制时，应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并不是越低越好，因为附赠式有奖销售作为一种促销手段，需让消费者感觉这个额外的赠品价值是有足够吸引力的，目的就是为了用足以吸引消费者购买欲望的赠品，影响消费者知觉价值、刺激消费者即兴消费，同时强化品牌印象，加深未来同样消费行为发生的可能性。[4]如果过低则无法达到此目的。当然价值比例也不能过高，过高容易危害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目前我国地方性法规有两种方式对赠品价值进行规定，第一种是江苏省的作法，《江苏省明码实价规定》中第13条第1款①并未明确对赠品价值作出限制，仅规定若赠送价格超过商品价格的1%时，给予消费者选择权，如果消费者不愿意接受赠品，经营者应当在现金结算时减去赠送项目价值或者将相当赠送价值的现金返还消费者；第二种是福建省厦门市的作法，① 《江苏省明码实价规定》第13条第1款：“经营者在促销时开展赠送（包括商品、积分等）活动的，应当标明赠送的商品价值（价格）或者积分值；消费者不愿意接受赠送的，经营者应当按照标示价格减去赠送项目的价值（价格）与消费者结算或者将相当赠送价值的现金返还消费者，但赠送价值（价格）不超过商品价格的1%的除外。

《厦门市反不正当竞争法条例》23条中规定了经营者不得从事赠品超过所推销商品10%的销售活动。这两种方法各有特点，江苏省希望通过直接给消费者选择返现或抵扣的方式，对经营者进行提示和约束，并制止经营者用捆绑的方式推销质次价高的滞销品，而厦门市则采用各国较为常见的做法，即规定一个具体的比例。比较这两种方法，可以看出，江苏省规定虽然给了消费者选择权，但此时经营者通过附赠强化品牌的目的常常无法实现，而转变为商业折扣，因为，与获利相比，通常消费者比较喜欢减少损失[4]，这不利于经营者市场策略的推广；而厦门市规定比例却过于单一，不适于价格歧低或歧高的商品。因此，建议依主商品价格分段规定赠品最高价值：当主商品在1000元以下时，赠品价格不得超过100元，且不得超过主商品价格的1/2；当方商品在1000元至50万元时，赠品价格不得超过10%；当主商品超过50万元时，赠品价格价格不得超过5万元。①这里所指赠品价格应为赠品的市场价格，非成本价。

2.规定赠品总量

促销是一种刺激消费、活跃市场、调节竞争的手段，应在可控范围内去鼓励经营者采取包括附赠式有奖销售在内的各种促销方法，但需规定一段时间内赠品的总量，以此防止大企业利用其经济优势通过附赠排挤竞争对手。我国台湾地区的“三段法”值得借鉴：上一年度会计总销售额2.5亿新台币以下的，赠品总额不超过5000万新台币；上一年度会计销售额10亿新台币以上的，赠品总额不得超过2亿元；而上一年度总销售额为2.5亿至10亿新台币的，则赠品总额不得超过销售金额的1/5。建议我国在制定赠品总额标准时，也可依基本国情来具体划分：上一年度会计总销售额１亿元以下的，赠品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上一年度会计销售额10亿元以上的，赠品总额不得超过１亿元；而上一年度总销售额为１亿至10亿元的，则赠品总额不得超过销售金额的1/10。

3.规范赠品种类

规范限制赠品种类，可以避免经营者随意利用主商品的市场支配地位，在赠品的相关市场中排挤其他竞争对手，维护赠品市场的竞争秩序。因此，在附赠式有奖销售中，可要求赠品应当与主商品在用途上具有关联性，例如买饮料送纸巾、买奶茶冲剂送精美奶茶杯等。主商品与赠品在用途上的关联性，具体包括辅助主商品、改善主商品的功能、与主商品配套使用等。但对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

① 此处借鉴了日本的相关比例。

营者，要求应更严格一些，赠品与主商品需为同一种类，因为不同于一般普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更容易利用市场支配地位谋取竞争优势，这种优势足以使其在市场中变相低价销售，排挤竞争对手。规范赠品种类，也能够较为明确地将附赠式有奖销售同搭售区分开来，避免在实践中出现的混淆，更好的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三、结论

附赠式有奖销售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得其在实践中易与商业贿赂、搭售等违法行为相混淆，只有明确了附赠式有奖销售的合法界限才能够将此合法行为与其他的违法行为区分开来。附赠式有奖销售作为促销手段的一种，应当是一种在消费低迷时，刺激消费让市场恢复正常发展；或者是在长期消费出现瓶颈后的一种积极性的再创新高，它应该是一种市场的监管范围内不影响其他的产品市场发展的“欣欣向荣”，或者是一种由自身发展带来“百家争鸣”良性策略，绝对不是一旦出现造成了相关产品市场受打压或是将自身价格哄抬至“虚高”，对市场造成影响。

Abstract: Premium sale is a common marketing strategy, which has played a certain positive role on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However, premium sale is just a two-edged sword: its negative consequences cannot be settled by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in our country on the premium sales regulation.Therefore, we need to define the premium sales, to distinguish them from commercial bribery and tying.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restrict the value of gifts, the total amount of gifts, and the gifts categor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order.Key words: Premium sale;commercial bribery;tying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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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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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法律规制

作者：陈信勇 董忠波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04期

[摘 要]附赠式有奖销售是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但其消极作用也日益突显。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和促进效率竞争，增强现行法律的协同效应，应当对附赠式有奖销售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借鉴国外先进立法例，我国宜选择一般性限制附赠的立法政策，采用混合式立法模式，并将限制附赠行为的“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相结合。

[关键词]附赠；有奖销售；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志码]A

第三篇：银行卡法律规制

近年来，我国银行卡业务取得了

快速发展，但同时也面临许多新情况，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迫切需要银行卡 业务经营机构、有关专家、学者等社 会各界共同研究，为银行卡的健康发 展出谋划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制度，创造良好的银行卡发展环境。银行卡在我国支付工具中的地位

日益上升，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个人使 用最为广泛的非现金支付工具。银行 卡发卡量持续增加，信用卡发展迅速，截至2007年底，全国银行卡发卡量 14.7亿张，其中：借记卡发卡量为 13.8亿张，同比增长28%；准贷记卡 发卡量为1750万张，同比减少14%； 贷记卡发卡量为7000万张，同比增 长140%。银行卡业务135亿笔，金 额120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和 67%。2007年，银行卡消费额占同期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21%，比 2006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2007年底，全国银行卡特约商户74万户，POS 118万台，ATM 12.3万台，同比分 别增长41.9%、44.4%和25.8%。银 行卡受理范围不断扩大，2005年开始 推出的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将银 行卡跨行网络延伸到14个农民工输 出大省的农村乡镇。2004年，人民 币银联卡首先在香港地区实现境外受

理。目前，已有26个国家和地区可 以使用人民币银联卡，对满足境内居 民出境支付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总体来看，我国银行卡应用取得

了明显成绩，但也应看到，随着银行 卡应用快速发展，业务范围不断拓展，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新业务、新 情况层出不穷，而相配套的银行卡法 律法规却不能完全适应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银行卡业务管理的基本制 度主要是人民银行1999年发布的《银 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其对推动我国 银行卡市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办法效力层级偏低，调整范围较 窄，特别是近年来银行卡运行和管理 中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无法通过该办 法进行规范，其已不能适应目前业务 发展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顺应发 展形势，制定新的、更高层级的与银 行卡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和促进银 行卡市场的有序发展。

为此，在国务院法制办的支持下，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开始组织起草 《银行卡条例》，以后又根据各方意见 多次对《银行卡条例》草稿进行修改、完善。目前，《银行卡条例》相关工 作仍在积极开展中。

在《银行卡条例》的制定中，我 们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坚持规范和发展并举。银

行卡业务作为一项新兴金融业务，市 场创新层出不穷，发展潜力巨大，但 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风险管理有 待加强等问题。因此，《银行卡条例》 作为行政法规，应坚持规范和发展并 举的原则。一方面《银行卡条例》要 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能够对相关业务 进行有效规范管理，切实防范风险，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要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留给市场足够的 发展空间，鼓励创新、鼓励竞争，使 银行卡市场更具有活力。

第二，保障持卡人的合法权益。

实践证明，银行卡业务要发展，必须 取信于持卡人，切实保护持卡人的合 法权益。在银行卡业务中，持卡人与 商业机构相比，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银行卡条例》从保护持卡人 利益出发，要求银行卡业务经营机构 更多地履行义务和责任。

第三，尊重中国实际，借鉴国际

惯例。我国银行卡业务起步相对较晚，虽然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市场已 初具规模，但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结构还不完整，市场秩序仍有待完善。因此，我国银行卡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学习国外成熟的经验。同时

我们也要注意到，我国经济结构、社会文化、居民消费意识、风险偏好等 与国外有所区别，所以，我国银行卡 业务的发展不能完全照搬国外，而应 尊重我国实际，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同 时，走中国特色的银行卡发展之路。第四，平等互利，充分竞争。银

行卡业务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营 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银行卡 条例》应使各业务经营主体有法可依，公平、有序、充分竞争，实现共赢。基于以上原则，《银行卡条例》 将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1）明确银行卡业务的基本概念，如银行卡分类、银行卡业务经营机构 的定义等。

（2）明确银行卡发卡和收单业务 的市场准入门槛，规定银行卡的申请、发放程序、使用和计息规则。（3）维护交易秩序，防范银行卡 业务风险。规范收单和特约商户的行 为规则，对银行卡密码和签名确认、机具检测和认证、交易凭证的保存、交易差错处理等方面提出要求。（4）保护持卡人的合法权益。对

持卡人和发卡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进行规定，明确发卡机构的查询服务 以及公示、投诉处理、风险披露和保密 等义务，持卡人的挂失程序和法律效力、免责情形以及争议的救济手段。（5）建立多部门的协作机制。银 行卡业务涉及面较广，政策性强，与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财政、税收、商业、公安、司法、旅游、交 通等方面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各有 关管理部门应明确权责、各司其职、密 切配合，共同规范和促进银行卡业务。当前，在银行卡业务快速发展的

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各方共 同探讨。

一是规范信用卡发卡业务。信用

卡作为一项创新业务，越来越得到商 业银行的重视。商业银行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财力宣传和营销本行信用卡。这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对信用卡的认 识，促进消费信贷。但有些商业银行 在开展信用卡业务时“重发卡，轻管 理”、“跑马圈地”、损害持卡人利益 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为业务发展留下 了隐患。因此，商业银行要重视发卡 业务管理，完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和 流程，特别是收费项目要清晰、明确，要尊重持卡人意愿，不应硬性发卡、变相收费，并要做好客户服务，减少 纠纷和投诉。

二是信用卡信贷风险控制。据初

步统计，截至2007年底，信用卡（含 贷记卡、准贷记卡）应偿信贷余额达 750亿元，信用卡总授信额度6300亿 元。这一方面说明信用卡发展迅速，信用卡信贷功能逐渐增强；另一方面 也提示我们，在大力发展信用卡的同 时，要采取措施，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控制不良贷款，完善呆坏账核销制度。三是不法中介虚假申请信用卡和

信用卡套现。目前，不法中介（个人）虚假申请信用卡与信用卡违规套现问 题，也已对信用卡业务的正常发展产 生了较大的不良影响，成为困扰信用 卡业务健康、持续发展较突出的问题。信用卡套现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收单机构的责任，也有发卡机构 的责任。收单机构拓展商户不规范，缺乏对商户的持续性管理，发卡机构 信用卡发卡审核不严，对自身风险控 制和管理不到位，将发卡业务不规范 外包，都是导致信用卡套现的重要原 因。对此，发卡机构、收单机构应各 司其职，严格内部风险控制和业务操 作流程；中国银联要积极会同成员机 构建立联合防范机制，明确相关风险 责任和利益赔偿机制；同时，有关管 理部门也应完善与虚假申请和信用卡 套现相关的法规制度，为打击这类不 法行为奠定法规基础。

四是银行卡定价机制。关于商业

银行对持卡人的收费，根据《商业银 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除 银行汇票、银行承兑汇票、本票、支 票等人民币基本结算类业务实行政府 指导价外，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的其 他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因此，商业 银行作为自负盈亏的商业企业，为保 证日常业务顺利开展，满足社会需求，可在国家价格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下，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市场定位、服 务对象和内容，依法制定自己的银行 卡收费策略，以实现差异化竞争。当 然，商业银行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要 注重社会责任和社会影响，银行卡收 费项目不应一哄而上，要考虑客户的 承受能力，应广泛听取客户意见，并 做好定价测算、收费公示和宣传等工 作。对涉及多方的银行卡跨行交易收 费，如商户刷卡手续费，不仅涉及不 同参与主体的利益，也涉及不同行业 利润水平差异以及对银行卡受理的政 策导向等问题，定价相对复杂。因此，我们应从促进银行卡市场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各方利益，积极、慎重地研 究刷卡手续费等银行卡定价问题。

第四篇：上市公司财务欺诈及其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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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财务欺诈及其法律规制

【摘要】上市公司财务欺诈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给国家和投资者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本文对上市公司财务欺诈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从法律制度层面规制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欺诈进行了探讨。【关键词】财务欺诈；公司治理；上市公司 【正文】

一、上市公司财务欺诈的形式及其危害

（一）上市公司财务欺诈的表现形式

1.虚拟资产，隐藏债务，以虚增所有者权益

利用虚拟资产，不及时确认、少摊销已发生的费用和损失。虚拟资产的主要手段有：虚增库存存货，不良增产长期挂帐。隐藏债务的手段多种，最常见的是到期应付费用不予确认。其结果是虚增了本期利润，少记负债虚增了所有者权益。

2.掩饰重大交易或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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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饰重大交易或事实有两种做法，一是利用报表项目进行掩饰，在会计报表项目中，以“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作为调节器。二是在表外披露中掩饰，通常是对重大事项如诉讼、担保事项等隐藏或不及时披露。

3.虚构交易事项

虚构交易事项是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一种造假手段，包括虚构交易事项和制造经济业务两种类型。其主要手段：一是签订销售合同，物权尚未转移时确认收入；二是将库存商品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同时增加应收款项，使主营业务收入虚增，形成白条利润，又通过应收款虚增了资产。这类造假不仅违反了会计法规而且也违反了合同法、税法等重要经济法规。

4.运用不恰当的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是公司编制财务报告时所采用的具体原则、基础、惯例、规则和实务，不同的会计政策能够产生不同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由于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对公司的财务报告有很大的影响，从而为管理层操纵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提供了机会。公司往往借助多种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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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利用时间差异

主要方式有：将应由本期补偿的已销产品成本推迟到以后期间结转；将应由本期负担的已发生费用列作待摊；将应计入本期但以后支付的费用不予计提，以虚增本期利润和资产；将以后期间的收入提前确认或者虚开发票，次年再以质量不合格为由冲回；借助签订“买断”收益权的协议，提前确认收入。

（二）上市公司财务欺诈的危害

上市公司的财务欺诈手法多种多样，防不胜防，屡禁不止，使境外投资者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打折处理”，投资B股市场的兴趣近年来“有减无增”。同样是被“假账”所害，国内证券市场上不仅投资者信心受挫，而且巨额流通市值蒸发。例如，仅银广夏造假曝光后的暴跌，就使其流通市值的损失多达70多亿元。可见，财务欺诈给我国经济生活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二、上市公司财务欺诈产生的原因

（一）独立董事不能保持真正独立并勤勉尽责

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是上市公司财务欺诈不能有效防范的内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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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因。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独立董事、监事会等公司内部控制机构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目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存在不少问题，较为突出的有：（1）独立董事“不独立”，现行独立董事主要是由政府主管部门、董事会或董事长聘任，独立董事的任免权掌握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手中，从而造成独立董事不独立的现象；（2）有些独立董事“不懂事”，很多公司聘请独立董事时过分看中其名望与社会地位，实际上是陷入“名人误区”，而不管该名人是否有时间和精力“光顾”公司；（3）对独立董事没有明确的约束机制，如谁来监督独立董事的工作即不明确。

（二）上市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职责划分不明确

与上市公司内部审计有关的部门除了《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外，还包括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在2002年1月7日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设立的机构——审计委员会，及公司内部本来就有的审计部，共三个部门。这三个部门之间的职责范围划分不够明确，影响了它们功能的发挥，没有起到应有的防范上市公司财务欺诈的效果。

（三）外部审计机构缺乏独立性

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上市公司的外部审计机构，如果能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进行独立的审计，就能从外部构起一道防止上市公司财务欺诈的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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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障。而事实上，会计师事务所是很难独立的。这主要是因为一些上市公司治理机构不完善，公司董事长实际上集公司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于一身，股东大会形同虚设，经营者由被审计人变成了审计委托人，并决定着审计机构的聘用、续聘、收费等事项，完全成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衣食父母”，因此，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便丧失了应有的职业道德，与之“共谋”作假。

（四）违法成本低廉

只要造假的预期成本大大低于造假行为可能获取的不义之财，就会有人怀着侥幸的心理铤而走险，干起财务欺诈的勾当。何况我国目前财务欺诈的违法成本本来就很低廉。

三、法律规制

上市公司财务欺诈的屡次发生，对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它不仅使广大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严重地挫伤了广大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而且也动摇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诚信的要求，必须从法律制度层面加以规制。笔者认为，可以从上市公司财务欺诈产生的原因入手，对症下药，主要有以下一些措施：

（一）完善公司内部约束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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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保独立董事真正地独立并勤勉尽责

使独立董事真正地独立并勤勉尽责，等于从公司内部构筑起了防范上市公司财务欺诈的第一道防线。为了构筑起这条防线，美国国会于2002年7月通过了《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1]，为了更好地实施该法律，加强对上市公司财务欺诈的监控，美国两家最大的证券交易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市场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颁布了《上市公司治理新规则》，对《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的内容做了细化，两者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提出了如下要求：（1）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必须占多数；（2）独立董事不能受雇于其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其家属也不能在该公司管理层任职，独立董事本人及其直系亲属都不能接受该公司超过10万美元的直接酬劳；（3）独立董事也不能担任同其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关系密切的另一家公司管理层的职务。

两者还明确规定，独立董事享有公司治理、公司审计、董事提名和薪酬制定等方面的监督权。这一新的制度安排使董事会成为公司内部监管及控制最为关键的机构。董事会不仅仅是重大事务的决策机构，而且必须将上市公司的日常监管功能摆

在首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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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公司内部约束机制，我国也引进了英美法上的独立董事制度，证监会在2001年8月出台的《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规定，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是指董事独立于控股股东，独立于经理层，独立于公司主要的业务关系。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在2002年1月联合出台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上市公司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设立审计、薪酬和提名委员会，并规定在这些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责任人。独立董事应独立于所受聘的公司及其主要股东。独立董事不得在上市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外的其他任何职务。但我国有关独立董事法律制度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如作为公司法律制度根本法的我国《公司法》只规定上市公司设独立董事，但对如何保证独立董事独立地行使职权（即独立性）未做规定。又如，扮演一线监管角色的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却未能像美国两家最大的证券交易所那样出台上市公司治理规则，它们能做的仅仅是根据“指导意见”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进行审核。

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有关独立董事独立性的立法层次不高，仅限于证监会的部门规章，而部门规章的规定也只涉及到独立董事本人，未涉及其家属，强调更多的是人格上的独立，经济上的独立强调不够。为了使我国独立董事在人格上和经济利益上真正地独立并勤勉尽责，有必要借鉴美国的作法，提高立法层次，在《公司法》中增加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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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扮演一线监管角色的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上市公司治理方面也应该大有作为。笔者建议，在将来修改《证券法》时赋予证券交易所权力或者通过证监会授权制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使证券交易所能更好地协助证监会监督上市公司，保证独立董事真正地独立并勤勉尽责，防范上市公司财务欺诈。

2.确保审计委员会独立地行使职权

从法律制度上确保审计委员会委员的独立性，并赋予其选聘或改聘外部审计机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权力，对防范上市公司财务欺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赋予审计委员会更大的监督权力的同时，又对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出很高的要求，以保证它能独立地行使这些权力。依据该法的规定，审计委员必须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其中至少要有一名财务专家，其中每位委员都必须具有独立性。审计委员会负责选择和监督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会计师事务所的付费标准，所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必须直接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审计师只有在事先获得审计委员会的许可后才能给公司提出审计业务和非审计业务。委员会有权监督公司的会计及财务报告过程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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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司财务报表的审计。审计委员会有权在执行任务所需要的范围内聘请独立咨询顾问和其它顾问，审计委员会也有权任用和解雇会计师。上市公司必须提供审计委员会合适的财务和资金，以保证审计委员会能完成工作。

为了确保审计委员会独立地行使上述职权，该法规定了如下一些内容：（1）审计委员会的成员除了职务收入外，不得收受来自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顾问、咨询或者其它报酬；（2）委员会成员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任何职务；（3）委员会隶属董事会，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有权独立聘请或解聘审计机构，不受高级管理人员的干预。如果上市公司不能确保审计委员会独立地行使上述职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权命令全国的证券交易所及全国证券协会禁止该公司上市。

与美国相比较，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还有待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52条只规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而没有对审计委员会委员的独立性问题作出规定。为了确保审计委员会独立地行使财务监督职权，也有必要借鉴美国的作法，在《公司法》中完善相关规定。

另外，还应赋予审计委员会选聘或改聘注册会计师的职权。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54条只规定由审计委员会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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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计机构，还没有赋予它选聘或改聘注册会计师的职权。《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将选聘或改聘注册会计师的职权赋予股东大会。这项规定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上市公司而言是一项设立良好的制度。但事实上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够完善，特别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上市公司这种现象更加突出，例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在股权结构中一股独大及国有股股东在董事会中实质上的缺位，导致公司被内部人控制，证监会有关选聘或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现行规定实施的必然结果是，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权利完全掌握在管理层手中，被审计者变成了审计委托人，这无异于为管理层“购买”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创造了条件。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笔者认为除了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构外，也有必要借鉴美国的作法，直接赋予审计委员会任用和解雇会计师事务所的权利，这对遏制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将发挥重大作用。

3.明确内部审计各部门间的关系

我国上市公司中涉及内部审计的部门有监事会、公司内部审计部及上市公司按照证监会的要求设立的审计委员会。[2]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明确。

美国《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将审计委员会与内部审计部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应向审计委员会负责，由其直接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并且由审计委员会处理公司的财务投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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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题。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在2006年1月出台的《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益保护指引》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该指引第34条规定，上市公司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财务管理、内控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进行内部审计监督。内部审计部门对审计委员会负责，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内部审计部门的负责人必须专职，由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任免。笔者认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应向审计委员会负责，并直接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明确审计委员会与内部审计部门之间的关系，能防止内部审计部门被公司管理层操纵，有利于防范财务欺诈。划清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在监督方面的职责。笔者认为，应划分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在财务信息监督方面的职责，审计委员会财务信息监控职能应定位于事前监督，即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监事会对财务信息的监控应是一种事后监控，包括监督公司管理层执行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的情况、执行公司章程的情况、有无违法行为、有无侵犯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等，两者要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良好的法律制度设计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责任制度作保障，是难以实现其预期效果的。按照美国《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如果上市公司不能保证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独立地行使职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权命令全国的证券交易所及全国证券协会禁止该公司上市。纽约证券交易所除了按照《上市公司治理新规则》的规定对之进行摘牌处罚外，还可对其进行公开申诉或向法院起诉。而我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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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度的指导意见》及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都没有作这样的规定。因此，我们有

必要借鉴美国的做法，除了对个人进行纪律处分和行政处罚外，还应加大对上市公司的处罚，规定：凡不符合有关独立董事独立性和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要求的企业，证券交易所将不允许其上市发行股票。已经上市的公司，证券交易所有权限期改正，否则，证券交易所有权暂停其股票上市。

（二）加强外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

加强外部审计的独立性，使其能够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进行独立的审计，能有效地防范财务欺诈的发生。为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作法，实行强制执行审计师定期轮换制度。依据美国《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的规定，审计事务所主要合伙人和初审合伙人担任该公司的外部审计师的时间不得超过5年；如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财务总监、首席会计官等高级管理者在前一年内曾在会计师事务所任职，该事务所则被禁止为这家公司提供法定审计服务。我国也可以规定，一个审计项目的负责人，主审会计师每5年要换一次。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的对某一公司的审计小组需要定期轮岗，单个小组不能建立与客户过于熟悉的关系。此外原则上还可以要求公司相邻的审计报告不能由同一事务所出具，或要求两家以上的事务所共同出具同一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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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建立由审计委员会直接负责聘用和监督独立审计师，决定独立审计师的报酬，并由独立审计师直接向审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样的法律机制，使审计委员会成为外部审计和管理层之间的隔离带，也有助于维护独立审计师的独立性。

（三）加大财务欺诈责任者的违法成本

1.修改《公司法》、《会计法》和《刑法》，加大对财务欺诈违法者的处罚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针对安然、世通等公司的财务欺诈事件，美国国会出台的《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加重了对财务欺诈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规定：

（1）故意进行证券欺诈的犯罪最高可判处25 年入狱。对犯有欺诈罪的个人和公司的罚金最高分别可达500万美元和2500万美元。

（2）故意破坏或捏造文件以阻止、妨碍或影响联邦调查的行为将视为严重犯罪，将处以罚款或判处20年入狱，或予以并罚。

（3）执行证券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和复核工作底稿至少应保存5 年。任何故意违反此项规定的行为，将予以罚款或判处20年入狱，或予以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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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首席执行官和财务总监必须对报送给SEC的财务报告的合法性和公允表达进行保证。违反此项规定，将处以5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判处入狱5年。

（5）起诉证券欺诈犯罪的诉讼时效由原来从违法行为发生起3年和被发现起1年分别延长为5年和2年。

（6）对检举公司财务欺诈的公司员工实施保护措施，并补偿其特别损失和律师费。

而我国的法律法规对财务欺诈的处罚力度偏低，违法成本低廉，使一些个人和公司胆大妄为。为了遏制财务欺诈，我国也有必要借鉴美国的作法，加大对财务欺诈者的处罚力度。

2.完善财务欺诈民事责任和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使财务欺诈者及时受到法律制裁

目前，我国有关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民事责任领域，而1994年实施的《注册会计师法》侧重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对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规定相对薄弱，缺少关键的过错推定原则和因果关系要件。民事责任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受害人很难通过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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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途径获取救济，也难于让财务欺诈责任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增加其违法成本。另外，由于现行《注册会计师法》制定的时间较早，其关于会计责任的规定与《证券法》存在不衔接的地方，后者实行的是过错推定责任制度。因此，有必要修改《注册会计师法》，明确规定在会计师事务所作虚假陈述时，基于信任虚假陈述而从事证券交易的投资者有权要求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除非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这就是说，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为上市公司出具的审计等报告中有财务欺诈的成份时，应推定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主观上存在过错，让其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除非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由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由作为原告的投资者承担承担举证责任，这有助于减轻投资者的诉讼负担，加大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的诉讼成本。

《证券法》和《注册会计师法》上规定的民事赔偿法律制度要真正变为当事人实实在在的权利，还需要与之配套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事实上，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推行的证券民事诉讼行政前置程序制度，虽然能防止滥讼，提高司法效力，但其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它加大了受害人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的难度，增加了受害人向上市公司财务欺诈者索赔的困难，客观上起到了减少上市公司财务欺诈成本的作用。所以，笔者建议，改变人民法院的现行作法，废除证券民事诉讼有关前置程序的要求，以方便受害人提起财务欺诈民事损害赔偿诉讼，使受害人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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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失能得到及时的补救。【注释】

[1]该法由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奥克斯利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萨班斯联合提出，又被称作《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简称萨班斯法）。该法对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做了不少修订，在会计职业监管、公司治理、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

[2] 2002年1月，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出台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

民法法律常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赢了网建议大家遇到问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必要时可寻求免费法律咨询的帮助。

来源：（上市公司财务欺诈及其法律规制http://s.yingle.com/w/mf/2239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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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恶意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制

议恶意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制

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公众的法律意识也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理所应当地选择人民法院当做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无可否认，诉讼是人民维护合法权益和解决争议的最重要手段，其价值与作用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了相当的体现。但近些年司法实践中民事恶意诉讼行为有日益增多的趋势，国内司法界对恶意民事诉讼现象关注度也逐渐提高，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也初次规定了恶意诉讼的惩罚措施，例如：第一百一十一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逃避债务、侵占他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这一规定为遏制民事恶意诉讼的蔓延态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实践中看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不仅仅是这些，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恶意民事诉讼的界定还有待统一，并且民事打击还很单一。本文主要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以及《民事诉讼法（草案）》对恶意民事诉讼作论述，希望能对民事诉讼法的完善以及以后相关法律的健全起到绵薄之力。

一、恶意民事诉讼的内涵界定

我国民法界杨立新教授和汤维建教授对其进行了不同的定义，杨立新教授认为“明知道没有合法的诉讼理由，意图使他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害，故意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这种侵权行为就是恶意民事诉讼。汤维建教授认为“所谓恶意民事诉讼，是指当事人故意提起一个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无根据之诉，从而为自己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诉讼行为。”并列举了诈欺性诉讼、骚扰性诉讼、盲目性诉讼、多余型诉讼、重复性诉讼和琐碎性诉讼六种形式，虽然这些定义都有说出了恶意民事诉讼的含义但都-

不够全面，缺少针对性，不够具体。

通过借鉴其他的学术概念以及两位学者的定义，可以将其总结为：所谓恶意民事诉讼就是指在明知自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仍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损害被告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以达到非法目的的行为。

二、恶意民事诉讼的构成要件

1、必须有恶意民事诉讼行为的存在

加害人是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即没有事实上的诉权和程序上的诉权，为无诉权而提起民事诉讼，此种行为应是积极作为而不是消极的不作为。并且需要法院已经立案受理，若当事人提起了诉讼，但其诉讼尚未被法院受理，不能认定为恶意诉讼。

2、必须有特别的损害事实发生

必须要有特别损害事实发生。受害人在这一诉讼程序中受到损害，主要是财产利益上的损害，同时也包括人身损害、精神损害、名誉损害等方面。

3、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恶意诉讼相对人的受损结果是由恶意诉讼者滥用诉讼权利，无中生有制造诉讼状态造成的，而且这种关系必须是直接因果关系。

4、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故意

加害人必须是故意所为，过失甚至是重大过失都不能构成，因此错告不是恶意诉讼行为。限于我国的法律环境和法律基础，对于当事人的要求不易过严，不利于人们正当诉讼行为的进行及合法利益的保护。只有在明知自己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仍通过虚构法律关系或主要证据等方式故意提起诉讼，才是损害对方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

三、我国恶意民事诉讼规制的现状

1、成文法固有的缺陷

成文法本身具有完整、逻辑严密等优点，但成文法也存在条文不清楚，立法环境与现实不一样的缺点。任何一部成文法都不可能包罗万象，涵盖一切法律关系，所以随着近几年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恶意民事诉讼，由于其本身的滞后性和不周延性使恶意民事诉讼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从现有的法律端倪来看，《民事诉讼法（草案）》中初步规定了恶意民事诉讼的处罚措施，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仅仅规定了众多恶意诉讼的几种行为，更多的法律规定还有待完善。

2、我国立法工作的滞后性

目前我国刑法上还没有具体规定恶意民事诉讼追究的罪名和方式，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尚不能有效地制裁的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人的犯罪活动，使得恶意民事诉讼的行为人不能得到相应的惩罚。我国相关立法对恶意民事诉讼缺乏直接明确的规定，导致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人在恶意民事诉讼中能够获得非法利益，较之法律风险与代价严重失衡，基于民事诉讼具有私法性，其中设立的一系列原则和制度在保护当事人的同时缺少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在我国当前推行的当事人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下使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法院没有必要依职权禁止，这也使得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人有钻法律漏洞的机会。

3、案外人的司法救济制度不完善

虽然《民事诉讼法（草案）》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逃避债务、侵占他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恶意诉讼往往严重侵害了第三方的利益，草案并没有赋予被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侵害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和申请再审的权利。笔者建议，草案在上述的后面再增加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逃避债务、侵占他人财产的，如果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可以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

4、恶意民事诉讼侵权损害赔偿力度一再加大

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大了对妨碍民事诉讼的处罚力度，个人罚款的最高限额由从1000元提升到了10000元，单位的罚款限额由原来的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提高到1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由于社会的逐步发展，人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一般恶意民事诉讼中所涉及的标的额比较大，紧靠这些罚款是不足以使当事人却步，所以草-

案中再一次提高了罚款数额，个人罚款的最高限额由现行的10000元提高了100000元，单位罚款限额提高到50000元以上1000000元以下。这使我们看到了立法机关规制恶意民事诉讼的力度和决心，我们也相信新的规定实施后会更有利于打击恶意民事诉讼。到了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些违法行为，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四、恶意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制完善

（一）实体法上的规制完善

1、在民法上，应设立恶意民事诉讼的损害赔偿制度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0条第三款规定了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这就是要求当事人不能滥用诉讼权利进行恶意民事诉讼，那么实体法也应该规定进行恶意民事诉讼的法律后果，就目前看，恶意民事诉讼完全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特征，恶意起诉的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侵权的故意；行为人实施了恶意起诉的行为，受害人遭受了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损失。受害人遭受的损失与行为人恶意民事诉讼这一行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运用一般侵权责任原理来设立恶意起诉之侵权损害责任制度是完全可行的。

在恶意民事诉讼中，行为人利用诉讼而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大于其所承担的诉讼费用，这对于惩处恶意诉讼当事人和警告广大公民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有必要设立罚金制度，罚金通常情况下是指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罚款的执行机关是人民法院，将刑法中的罚款概念引入民事诉讼中针对某些不合法的诉讼行为而建构的罚金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法院根据情节对恶意诉讼行为人处以一定的罚金。罚金具有两种功能，一是对恶意诉讼行为所浪费司法资源的适量补偿，二是对恶意诉讼行为人的惩罚。罚金对妄图通过恶意诉讼获利的人具有强大的威慑，与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不同。其主张主体是法院，依据是法院享有的审判权。让一个行为带来的不利益大于其能够带来的利益的时候，才能比较好地阻止人们为该项行为。因而，上述两种规制方法应该一并使用。因为侵权损害赔偿通常情况下只是让施害者回到未侵权的状态，并没有额外的不利益，在此之外的罚金才是真正给其带来不利益的部分。

2、刑法上，应设立刑事责任追究制度

我国在刑事实体法方面，没有具体规定恶意诉讼追究的罪名和方式。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的一百零二条，包括新的《民事诉讼法（草案）》也是原则性地规定了诉讼过程中的一些违法行为，可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依据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在面对追究恶意诉讼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显得十分无力，不能有效的制裁恶意诉讼行为人的犯罪活动。目前我国刑法谈得上能够规制恶意民事诉讼的只有第三百零七条妨害作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要求行为人以暴力、威胁、贿赂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为证。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指与当事人共谋或者受当事人指使从事此行为。但是，司法实践中恶意民事诉讼多半是当事人自己作伪证，而且即使当事人指使他人作伪证也未必采取暴力、威胁、贿赂手段。而我国的伪证罪，只适用于刑事诉讼，不适用于民事诉讼。综上，笔者认为我国应根据恶意民事诉讼的行为特点在下一次的《刑法》修正案

（九）中修改刑法第三百零五条，扩大伪证罪的适用范围，对刑法中的伪证罪进行修正，现行刑法中的规定的伪证罪仅指形式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而不包括民事诉讼中作伪证、后果严重的行为，应当将后面这种行为纳入进去。

（二）程序法上的规制

1、完善审前准备程序，预防恶意诉讼的发生

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是指诉讼系属以后至法院正式审理之前的法院，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民事诉讼活动所应遵循的诉讼程序。在审判准备过程中，应建立相对独立的程序，其中包括三个方面，即整理和固定争点、为开庭审理做好证据方面以及减少庭审案件的数量。保证当事人充分交换证据和诉讼主张以确定争点，将恶意诉讼扼杀在摇篮中，在被告认为原告起诉纯属恶意并且掌握足够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应赋予其享有申请审前证据交换或提出异议的权利，从而对恶意诉讼起到有效过滤和预防作用，减少诉讼成本。关于证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仅仅规定证据的形式要件，而没有规定证据的本质属性。恶意诉讼当事人为达到欺骗法律的目的，伪造的证据往往形式上符合法定条件，被告对证据也均无异议。从现行证据规则来看，这些证据完全可-

以认定，这表明我们习以为常的“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应予以认定”的规则存在漏洞，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案件中出现恶意诉讼的频率最高，当事人通过伪造借条编造债务已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实际上，在该规则作为原则的基础上应有例外，即对双方串通伪造，可能损害国家、集体、公民合法权益的证据例外。

2、规范撤诉制度，禁止恶意民事诉讼人撤回起诉

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提起诉讼之后又撤销意味着纠纷的自我化解，不需要再经过诉讼程序，这样不仅减少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且解决司法资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倡导和鼓励当事人撤诉。但是在恶意诉讼中，原告大多是看到庭审中对方答辩应诉和提供的证据致使其面临可能败诉的局面时，才选择以撤诉方式终结诉讼，但是起诉行为已经在原被告同处得环境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果准许其撤诉，案件没有实体结论，很可能使被告收到这一起诉行为的不良影响，笔者认为，对诉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亦可以防止恶意诉讼的发生。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五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可以按撤诉处理。”这是民诉中关于撤诉的规定。仅仅针对这两条规范原告的撤诉显然有着巨大的漏洞。原告可以根据自身的处境优劣决定撤诉与否，从而使自身的利益损害程度减小到最小。在现有的撤诉规定之下，针对规制恶意民事诉讼，在草案中应该根据以下意见斟酌相关规定：首先，应赋予被告在一定情形下对原告撤诉的否决权，克服我国民事诉讼法单一许可制度的弊端，保障被告的程序利益。虽然被告没有撤销诉讼的权利，但是撤诉与被告的利益关系十分密切，为保护被告的利益，实现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我们应该赋予被告对原告撤诉的否决权，在原告提出撤诉时，应该征得被告的同意。这样在恶意诉讼中，如果被告发现原告是借助诉讼对自己的权益造成损害，其可以借助撤诉的具体条件。当事人撤诉必须是自愿，不得被强制和胁迫为撤诉之行为，且不损害他人之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原则。

3、建立受害人保护机制

建立受害人的申请再审制度，现行民诉法第一百七十八条和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了案件当事人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对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有申请再审的权利，但并未赋予受害人申请再审的权利。虽然《最高法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了受害人可以向法院提出再审的申请，这确实给受害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一条救济途径。但该意见是否可以进行法律设立尚待探讨，且该意见适用的地域范围优先，给受害人的救济造成困难。因此，建议在《民事诉讼法（草案）》或者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受害人的申请再审制度。

五、结语

综上，恶意民事诉讼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当前困扰我国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急于解决的课题，由于我国法律规定的却是和我国司法的特点，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出现对恶意民事诉讼束手无策的现象。《民事诉讼法（草案）》中关于恶意民事诉讼的修订也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民事诉讼法》是法院在民事审判中适用的一部保障程序理性的法律,所以能在此中规制恶意民事诉讼无疑立法的一大进步和完善。但是仅靠程序法的规制还远远不够，以保护公民起诉权为前提对恶意民事诉讼进行规制只有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建立周密的制度才能有效弥补受害人损失，防止恶意民事诉讼的发生。我们应当用现代法治理念重新认识和审视恶意诉讼，完善《民事诉讼法（草案）》及相关法律制度，规制恶意民事诉讼，对恶意诉讼者进行有力的惩戒，同时也对那些意图提起恶意诉讼这起到警戒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周全的保护恶意诉讼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进而在人们心目中架起一道法律的防线，维护良好的法律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保证司法公正及其效力的最大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