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读后感（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韩非子》读后感

《韩非子》读后感

2010年09月08日 17:44:25 浙江文明网

来源： 浙江文明网

作者： 胡珊

编辑： 毛昌伟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失衡，人心秩序也失去依托。在战乱纷争的时代，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奔走于各国之间，推行自己的理想。韩非子，作为韩国诸公子之一，看到韩国在战争中屡次败北，面临被秦亡国的危险，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但均未被采纳，因而只有退而著书述志。在《韩非子》中，他作《孤愤》、《说难》等五十五篇，洋洋洒洒十万余言，表明了他依法治国，重视耕战的主张，阐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和其治国理论。阅读《韩非子》一书，给我最主观的感受是其中的“阴冷”。似乎朝野中的一切都是针锋相对，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先看君主，虽然手握大权，身居高位，可因为担心身边的人谋权篡位，只得把自己的一切好恶都深藏起来，终日戴着“面具”示人，惶惶不得安宁。这样的君主看似风光无限，可实则怎一个“累”字了得。再论人臣，似乎都是乱臣贼子，心怀鬼胎，对权力地位虎视眈眈，处心积虑想钻君主的空子以图私利。人臣之间自然更加“玄妙”，充斥着政治阴谋、离间术，人人自危，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遭奸人陷害，蒙冤而死。这些阅读文本后直接的感受，与韩非子把其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人性好利论”前提上关系甚密。韩非曾说：“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以驭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虽然师承荀子，但在“人性恶”上，韩非子的观点明显更进老师一筹。“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而韩非子“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在他看来，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仅在君臣间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交易关系，即使在父子、夫妻间也存在着算计之心，利益之虑。如他说：“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

(《韩非子.大体》)。既然连父子这样的至亲也不可信,一般人之间的仁义忠信就更不足以恃了。既然认为人际关系是如此险恶，那么自古以来在宗法制中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感“假像”自然不攻自破，儒家所推崇的君臣间有如父子般的道德希望也断然无立足之地。此外，韩非子认为在利益驱动下，一切道德说教和道德修养都会变得苍白无力，“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韩非子.六反》)既然认定人性如此，那么如果还在政治中坚持道德原则，岂不是缘木求鱼？

于是韩非子适时地提出一套以“尊君”为主旨，以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为体，以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通过分权制衡驾驭群臣的权术)为用的专制理论，也都在情理之中了。

作为一部关于帝王统治的教科书，《韩非子》无疑对秦的统一以及其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韩非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既是一个封建大帝国维护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所必须的，又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封建

大帝国实施统治的真实写照，所以韩非被称为“中国倡导专制独裁政体第一人”，可谓当之无愧。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将商鞍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三大法家学派融会贯通为一体，希望达到上能明主之法，下能铲除奸臣，从而致主尊国安的目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他的政治学说中还存在诸多弊端：如“君在法上”使他的法治主张注定只能成为人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非道德主义及高度的君主专制思想，使其治国思想体系中君权与民权处于极端对立状态；急于想救国图强的抱负使他的政治学说看起来太过激进等等，但我们似乎不应该以现在的眼光去评判几千年前的政治思想。就如萧公权先生所说：“韩子之学就近代法治思想言，不免为‘祖型再现’之退化，而就先秦历史背景言，则为法家思想之最高发展。其地位之重要，诚不容否定也。”虽然《韩非子》中赤裸裸地表现了人性恶的一面，里面充斥着争权夺利的“战争”，想要致人于死地的政治阴谋，让人读来感到“阴冷”，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否定其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韩非的一整套帝王政治学，毕竟顺应了由群雄割据向大一统君主专制集权发展的历史潮流，促进了历史划时代的转变。他的这种治国之术无声无息地化人了长达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体系中，对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二篇：《韩非子》读后感

《韩非子》读后感

阅读《韩非子》一书，给我最主观的感受是其中的“阴冷”。似乎朝野中的一切都是针锋相对，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先看君主，虽然手握大权，身居高位，可因为担心身边的人谋权篡位，只得把自己的一切好恶都深藏起来，终日戴着“面具”示人，惶惶不得安宁。这样的君主看似风光无限，可实则怎一个“累”字了得。再论人臣，似乎都是乱臣贼子，心怀鬼胎，对权力地位虎视眈眈，处心积虑想钻君主的空子以图私利。人臣之间自然更加“玄妙”，充斥着政治阴谋、离间术，人人自危，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遭奸人陷害，蒙冤而死。

这些阅读文本后直接的感受，与韩非子把其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人性好利论”前提上关系甚密。韩非曾说：“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以驭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虽然师承荀子，但在“人性恶”上，韩非子的观点明显更进老师一筹。“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而韩非子“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在他看来，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仅在君臣间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交易关系，即使在父子、夫妻间也存在着算计之心，利益之虑。如他说：“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

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将商鞍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三大法家学派融会贯通为一体，希望达到上能明主之法，下能铲除奸臣，从而致主尊国安的目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他的政治学说中还存在诸多弊端：如“君在法上”使他的法治主张注定只能成为人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非道德主义及高度的君主专制思想，使其治国思想体系中君权与民权处于极端对立状态；急于想救国图强的抱负使他的政治学说看起来太过激进等等，但我们似乎不应该以现在的眼光去评判几千年前的政治思想。

作为一部关于帝王统治的教科书，《韩非子》无疑对秦的统一以及其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韩非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既是一个封建大帝国维护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所必须的，又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封建大帝国实施统治的真实写照，所以韩非被称为“中国倡导专制独裁政体第一人”，可谓当之无愧。而就先秦历史背景言，则为法家思想之最高发展。其地位之重要，诚不容否定也。”

虽然《韩非子》中赤裸裸地表现了人性恶的一面，里面充斥着争权夺利的“战争”，想要致人于死地的政治阴谋，让人读来感到“阴冷”，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否定其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韩非的一整套帝王政治学，毕竟顺应了由群雄割据向大一统君主专制集权发展的历史潮流，促进了历史划时代的转变。他的这种治国之术无声无息地化人了长达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体系中，对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三篇：韩非子读后感（通用）

韩非子读后感（通用12篇）

当阅读完一本名著后，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写一份读后感，记录收获与付出吧。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读后感吗？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韩非子读后感（通用12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韩非子读后感1

近来，我们学习了有关韩非的几篇文章。在我看来，韩非阐述观点的方法很特别，不像孔子的循循善诱，不像孟子的比喻，而是用寓言故事。在这么多的寓言故事中，使我最为有感的是那秦穆公使自己的儿子在晋国、楚国做官的事。这一则所揭示的道理很明确，那是“远亲不如近邻”。正如之中所讲：远水救不了近火，远水解不了近渴。怎么来看“远亲不如近邻”呢？举个例子，如果你家着火了，你是寻求你周围的人帮你救火，还是跑到很远请“远亲”来解救呢？答案很明了，你会选择离你最近的周围的人帮助你。

那么，纵眼当今世界，不看别的，来分析一下南海局势。南海海域蕴藏有大量的能源，所以引发了中国同周围国家的主权问题。放下日本和越南先不说，把目光投向菲律宾这个岛国身上。众所周知，目前中菲在黄岩岛对峙了一个月之久，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菲海军抓捕我渔民，首先引起争端，而我国的海监船及时赶到进行施救。放下这些不说，先了解一下菲律宾。菲律宾一个很贫穷的国家，一个空军没有现役战斗机，海军没有导弹的国家，他怎敢侵犯我们至高无上的主权？不是说我们的国家强大，就不允许别国与我们进行争议，而是因为某些国家想要重返亚太地区，组织第一、第二岛链来牵制中国的快速增长。因为中国的迅速崛起，让有些超级大国感到不安了，层出不穷、变化多异的“威胁论”满世界都听得到。菲律宾就是找到了这么一个强大靠山才敢“狗仗人势”的与中国抗衡，这无疑体现了菲律宾的狂妄和无知，他们想攀高枝，得到利益、军援，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打空了。现在的中国和那些超级大国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合作领域越来越宽泛，交流也逐渐增强，而菲律宾呢？他们有什么值得让那些大国感兴趣的地方吗？难不成是香蕉吗？那些大国是想阻碍中国经济发展，从而保护自己的霸主地位，而不是和中国玩真格的，因为他们不敢对中国动手，那样只会两败俱伤。可是，菲律宾领导人把那些大国的“意思”理解错误，从而像条疯狗一样乱咬人，还扬言将中国告向联合国，那么，我告诉你，中国可以陪你们打官司，我们耗得起，就算是陪你们玩火也可以！不像你们，渔政船还得借！最先进还是美国二手的服役了几十年的一艘巡逻舰。

冷静下来想一想，如果菲律宾顾及长远利益，同中国一起开发南海，共享资源，那最后受益的是谁。现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你感觉你的地位提升了，别作梦了！你们只是美国手中的一颗棋子，用完就扔掉了，有谁会傻到帮助一个毫无利益可得的国家，而损失自身利益？在这里，美国就是“远亲”，而中国就是你的“近邻”。所以，我奉劝一句，不要仗着你的“远亲”来骚扰你的“近邻”，否则当你家着火时，“近邻”是不会帮你的。你的既得利益也就眼前这一点。说到底，你不如加强同你的近邻的联系，找一个可以得到长远利益的伙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要再给大鼻子当狗了，摇尾巴还不讨好。

以上就是我对“远亲不如近邻”的深刻理解。我从韩非子那里学到了，现在再把这句话放在南海，我觉得，依然适用。

韩非子读后感2

如果要说一部代表先秦法家思想的著作，我认为非《韩非子》莫属了。《韩非子》是一部提倡法治权谋，宣扬君主专制的法家思想代表作。构思精巧，描述非常生动，善于用朴实且幽默的语言阐述深刻的道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以一无，皆帝王之具也”，这就是韩非主要思想高度概括，一个国家要安定繁荣，君王就得遵循法治、权术和权势的法治思想。韩非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刑不避大夫，赏不遗匹夫”的主张，在《韩非子》中的《定法》、《难势》等篇幅中都有体现。这就是告诉我们，法治制度下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皇亲国戚，也就是常常听到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概念，这是能使国家安定的基本政策。这个主张对于后世历朝历代法治制度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治国之道的人的条件，韩非在《孤愤》中也给与了论述，“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同时他还对所谓“重臣”给与了解释并且论述了当他们掌握大权后产生的严重后果，这一论也受到了历史无数事实的论证。

韩非的哲学思想遵从老子的思想，是早期朴素唯物主义的代表。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他“道理相应”的唯物主义思想，在《解老》和《喻老》通过“矛盾”的论证。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矛与盾的寓言故事就是出自《韩非子》，这个有趣的小故事生动形象的阐述了事物的两面性的辩证思维。韩非的有些政治方面的主张是与儒家、墨家相悖的，所以他批判孔孟和墨子。他主张依法治国，而且要用重典，他认为罪行不管轻重，只有重刑罚才能减少犯罪。很显然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是要巩固国家的权威，但是他没有想过这样做却得不到民心，有违“得民心者得天下”。韩非这些政治主张在《显学》、《六反》中都有集中体现。

我们有很多非常熟悉的成语典故都出自《韩非子》，如之前列举的“自相矛盾”，还有“守株待兔”、“滥竽充数”等，都是富含深刻寓意的成语故事。

这么看来，我们从小在无形中就受到了法家的哲学思想的熏陶了。

韩非子读后感3

每一个通读过《韩非子》的人，都会深深地被其中闪烁的智慧的光芒所吸引。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浩瀚的思想史星空里，韩非子的思想始终耀眼，虽不如儒家思想那样被统治者奉为正统，道家思想那样被文人志士推崇，但却真真正正推进了历史的进程，加速了社会的进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直至今日仍未磨灭。

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总结了前辈法家人物的思想，把商鞅的发“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三者结合在一起，明确阐述了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法家思想体系。所谓“法”，是指国家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法必须编著成文，设置在官府里，公布与老百姓中，让所有人都知道、都遵守。难能可贵的是，韩非子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了法治的核心思想――公平、平等。“术”是指君主考察、举拔、控制群臣的一整套方法，其中包括一些具体的考核、检验下级工作的程序，也包括一些藏于心中、不可告人的秘密心术。“势”是指君主的权势。他对于君主来说，这三者缺一不可。直到今天，这些思想仍然发挥着作用。

同时韩非子站在新兴阶级的立场上，看到了“乱世”现象背后的本质，形成了一种发展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不是循环往复，更不是今不如昔，因此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他甚至还曾从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方面分析历史发展的轨迹，接近了唯物史观的边缘。他把以往的历史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个阶段，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时代不同，治国方法也应不同，所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他嘲笑主张复古守旧，不知变通的人是“守株待兔”，他清楚地意识到新兴阶级代表着当时历史前进的方向。这些在当时可谓惊世之言的思想，在今天来看几乎已经是大家所共认的基本常识，由此可见韩非子的智慧。

韩非子人性思想的核心是“性本利”，他认为人人皆有好利恶害之心，一方面君主应利用人的这一特性，做到赏罚分明，另一方面更要时刻警惕大臣，不要轻信他人，尤其是枕边之人。在《八奸》之中，“同床”位列第一，其次为“在旁”，而在《备内》中，更是明确提出了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要严加提防。这些观念，虽然有些偏激，但不可否认，即使在当今他们仍然是导致违法犯罪的原因。同时韩非子也提出了一些解决此类现象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严刑峻法和建立牵制考核制度。他在《有度》中明确提出执法者有力，国家才能强大，决不能允许他人在法律制度之外耍小聪明。同时也在《八经》、《扬权》、《用人》等文章中，多次提到了要运用多种手段对群臣进行考核，如设置监察机构，公开宣传等。也提出在防止大臣大权独揽的同时，更不要出现“胳膊粗过大腿”的现象。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仍发人深省。

韩非子的思想中也留下了许多维护加强君主集权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独裁、专制、反民主的色彩，成为后世封建专制主义的开端，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现状，这些思想是有存在的理由的，事实证明也是有效的，这些思想为秦朝统一的封建帝国奠定了理论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的正是韩非子的一套法制理论。不得不承认，在封建社会初期，韩非子的思想起到了强化国家政权，巩固国家统一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韩非子的思想属于务实派，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具有很高的可行性，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也有一些偏激的地方。比如轻视工商阶级，在《五蠹》明确提出了工商之民是危害社会的五蠹之一；否定“仁义”在治国之中的作用，认为“仁义”靠不住，批判儒、墨两家的学说。在《有度》中，将廉、忠、仁、义、智阐述为乱世的产物，更在《显学》中，明确指出，儒墨两家不是白痴就是骗子，与算命先生一样不可信；忽视民众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民众本来就倾向于服从权势，须靠缰绳和马鞭来统治，而民众的见识犹如婴儿哭闹，不足采纳。

韩非子的思想之所以未湮没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是因为他思想的精髓就是对侵淫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的今人来说，仍然振聋发聩，受益匪浅。它像刻薄的解剖刀，把官场政坛的血腥真实剖开；它像无情的显微镜，将人情世故丑陋本质放大，这正是《韩非子》的难得之处。因此，可以相信无论社会如何发展，韩非子的思想仍会发挥出它耀眼的光芒，指引人们前进，闪耀在中国思想史的星空中。

韩非子读后感4

《韩非子》里有个“智子疑邻”的典故，现在常被用来讨论感情亲疏对认识事物准确性的影响问题。说实话，我觉得挺浅薄，也不那么让人信服。

就按照那故事本身来说，事情发展的结果根本不用说，这还用想吗，就想电视剧的剧情一样，当然是打110报警直接把邻居当嫌疑犯啦，难道还能怀疑自己儿子不成？把自己的儿子当贼看，落下一个“子不教，父之过”的骂名吗？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我们假设，事情的真相就是是儿子监守自盗。那么，我的意思也仍然是，我宁愿永远不知道这个结果，宁愿永远停留在对邻居错误的怀疑中。

对所谓真相的探究，真的就比情感的平衡来得重要？我想那个父亲也和我想法一样，可能韩非子的故事里面就真是儿子偷的，父亲早就知道了，可是，不是邻居，就是儿子，换了是你，你也会毫不犹豫地断定邻居就是小偷。什么六亲不认，法理难容，别再说这一套了，都是口头话，到时还不是侧着脸，一面不忍地举报邻居。这是情感作的怪，那血融于水的感情啊，每个人都宁愿内心愧疚一辈子，也不想看着亲人的落魄痛心揪肺。

深奥的我不会，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说篮球。现在假设中国队要再跟美国队打一场球，你让我下注，押哪个队？你尽可以告诉我中国队一直没赢过美国一场球，你尽可以告诉我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你甚至可以告诉我半场人家已经大比数抛离了，可我跟你说，我死活就是要押中国队！尽管姚明打不进篮下，尽管大郅被人压着来欺负，尽管全队完全没有了脾气，可是，我依然会支持他，也会千辛万苦地挑出他的好，姚明盖了美国人的球，大巴把对手撞得满地找牙……我喜欢NBA，喜欢看美国球星打球的激情，但这都不影响我对中国队的支持，这就是情感作的怪。

我时常怀疑，现代人是不是过于聪明了？亲兄弟算账，有纠纷也不找老长辈调解，却喜欢直接奔法院了；夫妻间要自由，出现问题也不再宽容忍耐了，干脆搞离婚二次选择；在网上看到甚至有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倡，号召学习西方家庭，孩子长到18岁再要钱就给爹妈写借条了！你看，我的天啊，多少愚昧的行为，打着理性的旗帜，冲破情感的脆弱防线。难道那一切无谓的东西，竟比感情更重要，比能相聚在一起的缘分更矜贵吗。

我是个愚人。我自以为所谓理性或真相，永远是相对的，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因为人间有情。时常听到一句话叫“情有可原”，就算是最严明公正的法院审判官，也都一样受到情感的左右。我一直都相信我的父母，相信我的姊妹和朋友，相信尽管我错了，他们一样会在背后支持我；我相信善良，相信真诚，相信这些信仰本身能够给我带来真正的幸福。

韩非子老人家留下这个典故，所要告诉后人的真正意思，就真是要见仁见智了。我宁愿相信俄罗斯一位智者所说：理性是苍白的，而情感之树常青。

韩非子读后感5

《韩非子》为韩非所著。韩非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老子的思想，被世人称为是“集大成者”。《韩非子》是一本讲治国之道的书，里面有许多大道理，也有许多小故事。让我印象较深的是《滥竽充数》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大意是：齐宣王让人演奏乐器，一定要有三百个人。一读书人请求参与吹奏，齐宣王很高兴，并用许多粮食来供养他。齐宣王死后，湣王即位。湣王喜欢听一个人一个人的演奏，先前的那个读书人因不会吹奏，就只好逃走了。这个故事讽刺了那些没有真才实学、浑水摸鱼的人；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如果君王好大喜功，就会让一些无才德之人钻了空子。

韩非的许多政治思想，都不被韩国的君王所采纳，但他的理论却在秦国获得了丰收。他的思想深受秦王的亲眯。秦王曾说过：“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由于秦王先前的犹豫，使韩非中毒身亡，让秦王感到十分遗憾。但韩非的主张见解，为秦王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韩非从君王的角度写下了《韩非子》一书，里面有许多管理国家的深明远见。他的主张可用十个字概括：有功则厚赏，有过则重罚。在这中间就充分体现出了了中央集权思想，君王需要通过“法、术、势”三个渠道来治理国家，将他们运用自如。法，是指君王对臣下以及百姓所定的法律；术，就是指君王用人的办法，即所谓要“深藏不露”；势，也就是君王在整个官僚体系中自己的力量。韩非认为只要君王掌握了这三点，就可以把国家管理的井井有条。

如果君王不从实际出发，好大喜功，那就必定会被一些无才德之人钻空子。而韩非写这本书的意义就是教导君王怎样防范“滥竽充数”之类的小人，使用一些有真才实学、能为国家带来利益的人。

韩非子读后感6

《韩非子》，这绝对是一部巨作，虽然是在几千年前，但是，其中许许多多的思想至今受用。

从小便听过《滥竽充数》《画蛇添足》等等，直到有幸看了这本书才知道，这竟均出自《韩非子》。

这次，我看的是《外储说左上》，主要讲的是“君之外谋”，其中“说一”的第二段尤其令我感悟颇深。

这段主要讲的是墨子做木鸢与葵与射稽唱歌的故事，就拿第二个故事来说吧，葵唱歌时，大家都轻松又愉快，而射稽唱时，大家又吃力又疲惫，但有人注意到吗？事实上，射稽唱时的效率比葵唱时的效率高出了许多。

这是为什么呢？这便是良药苦口，不要对苦涩的事物产生厌倦，事实上，这往往是最妙的灵药，葵所唱的歌是一颗甜味的糖，让人感到舒坦，射稽的歌是苦味的药，虽苦，但功效甚好，这便是甜苦之分。

那到底该如何抉择呢？忠言逆耳，聪明的人会去鼓励别人，因为他知道这是最好的方法，英明的人会去聆听它，因为他知道，这能创造出最好的功效。

墨子，连他也会做过愚蠢的事，但他，就是聪明人，他知道做木鸢是件傻事，而那些看似平常的事后，却隐藏着良方。

生活中，社会上也是如此，那些最诚恳的劝告，总是不那么顺耳。家中，父母随时的关照与提醒，总是对你最好的话，但在我们耳中，总是那么唠叨，平日，老师的循循善诱，潺潺教诲，是枯燥和无味的，但这又是最富哲理的话语。

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人而已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让我们记住这两句话吧，这是我所理解的，但这将永远伴随你左右。

韩非子读后感7

所谓“利民萌便众庶之道”，就是韩非的政治主张，也是现代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语——法治。《韩非子》一书，就像是韩非在封建社会的大框架下，以“法/术/势”为核心的一本“政法大纲”

以我，一个初中生的思想来看，韩非的政治主张与其他类似于儒家的思想最大差异在于“法治”和“礼治”两个概念。

韩非本人从他选取的故事来看，是想要证伪儒家在《论语》中记载的关于仁义治国的观点。比如《难一》里讲到的历山的农民与舜，韩非通过一系列关于尧，舜两个圣人的辩证，揭示了他们两人都被儒家称为圣人的话是自相矛盾的，最后引申到一个治理天下的人“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是”不能成功的。

第二点，如果一个国家的君主像中山国国君那样（也像儒家提倡的那样）“好岩穴之士”的话，那么《经四》里说的“中牟之异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的事就一定不可能避免。而这个观点在书中被反复提到过，像“齐王好衣紫”和“邹君服长缨”这些故事就让孔子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显得黯淡无光，更加衬托出了韩非对于理想的中央集权社会中君主的定义：“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

第三点，这本书里最重要的部分：法、术、势和包括《定法》，《有度》，《八经》，《用人》等十四篇的建国纲要。法，在书中的意思就是法律。术，据书中观点是君王心中必须要掌握的用人知道。势，就是自己的权势。这三者在建国，强国的过程中缺一不可。我把这些转换成通俗语言，就是依法治国，善用人才，群众路线。法，在本书中正好有一句概括性的介绍，就是：“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奖赏不用太丰厚，让人民有追随利益的感觉就行了，名誉不用太高上，让民众有荣誉就行了，声讨不用太激烈，让民众害怕就行了，处罚不用太恶劣，让民众有耻辱就行了。这是韩非运用人们的心理习惯总结出的立法原则。而法在文中的解释在现在看来是很简单的：君主给臣民们的规定——哪些能做，哪些不能。术就是现代的用人法则一样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发现好的人才后，要先让他在基层锻炼，并考核他的能力。这一点，韩非能这么早想到，是极为可贵的，也正是儒家学说提倡的“直接任用贤人”的错误理念影响了后世几千年的官僚体系。而势的定义，给大家举个书中的简单例子：如果桀纣生来就在君位上，而尧舜则生来是贱民，那么桀纣在统治时，天下有十个尧舜也不能安定国家；而如果反之，尧舜生来在君位上，而桀纣生来是贱民，那么有是个桀纣也不能扰乱国家的秩序。

《韩非子》在文学上的意义主要在于《内、外储说》的寓言故事。在法律界的件数则是真正法治意义的提出者。韩非本人也是一个敢于实践的人。新世纪，许多古代的学说，例如儒家和道家，都已被重新发扬，我们希望对于同样在诸子百家里有重要地位的法家，也有这样经过去其糟粕，取之精华之后的重新复生，“古今异俗，新旧具备”！

韩非子读后感8

安术有七，危道有六。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危道：一曰，斫削于绳之内；二曰，断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于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韩非子·安危》）

七种安术，前三种讲赏罚、祸福、死生各自依据的标准，第四和第五种讲贤不肖和愚智在君主择臣时的重要性，第六种说明君主一切行事都须遵从规矩，第七种说明君主施政要注重诚信。六种危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必须依法行事，不可破坏法制；第二、行政应顺应人情的自然，不可肆意妄为。

在韩非子看来，国家安危的关键在于君主能否以法治国。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因素，首先在于统治者破坏法制。一个社会的法制被破坏了，为政者随意妄为，必然使整个国家走向危亡。所以，七种安术，前三种和第六种主要强调治国行政应当有法度规矩，任何情况下不能凭借一己的主观情感和臆断。

用人方面，韩非所强调的同样是“有尺寸而无意度”。韩非认为，贤能和不贤能是需要通过办理具体事务的检验加以判定的，绝不可以凭借君主喜爱还是厌恶。

第七种安术讲诚信，这也是韩非反复强调的。因为法无信不立，君主言出必行，才能在全社会建立起信赏必罚的牢固信念，而赏罚是法令的核心内容。诚信和法令都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君主倘若靠欺骗愚弄百姓来行政，也就意味着摧毁了君主和法令的权威，可以得逞于一时，但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而且一定不可能长久。

韩非讨论安危之道时，着重分析了法治与人心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安定有序的，这符合人情人心，因为人们更喜欢在安定有序的社会中生活。法律是达到安定有序的有效手段。因此，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临之而治，去之而思。”（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忠于法律，他制订的法律忠于民众的心愿，所以用它来治国，国家就能治理得好，去掉了它，民众就会思念。）

如此说来，“利人之所害”云云，其实都是指君主做事颠倒是非，无法无天，导致社会**混乱。人们朝不保夕，自然“不乐生”“不重死”。一个民不乐生、民不重死的国家，其安危也就不言而喻了。

韩非子读后感9

这周，同学们开始读《韩非子》这本书。它的作者就是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韩非子。

韩非是春秋战国时期韩王的一个儿子，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师从于荀子。荀子是春秋战国晚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

为什么一个儒家的老师教出了一个法家的学生呢？孔子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孟子强调仁、义、礼、智。孔孟之道中，仁都是第一位的。孔子和孟子都认为人性本善，道德源于人的内心。而荀子的看法却不同，他认为人性本恶，人的道德是靠着人的智慧所进行后天的“改良”所得到的。

与孔孟相比，荀子提倡礼法兼治，他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礼仪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这与法家提倡的“依法治国”大同小异。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韩非对荀子思想中的”法“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认识。韩非对于凡夫俗子的自我约束能力并不抱希望，故而推崇强制的法。

《韩非子》一书共五十五篇，十万余字，呈现韩非极为重视唯物主义和效益主义思想，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2，目的是为了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霸道思想。

书中也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小寓言故事，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滥竽充数》等。此外”矛盾论“及君主中央集权的概念也都是他提出的，也说明了他善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生动，形象的表达了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可惜的是，他却恰好死在了他“人性本恶”的观点上。李斯——他的同门师兄，因为嫉妒，想办法杀了他，享年四十七岁。

韩非子读后感10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之杰作，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学方面的优秀作品，在古代的哲学和文学史上也享有盛誉。它与先秦百家的著作共同交织联系，构筑了中国古代的灿烂传统与文化。

中国古代社会中“外儒内法”一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这就说明了儒，法思想整体上的结合，构成了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法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而《韩非子》这部著作正是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阐述的淋漓尽致的代表作之一。

阅读《韩非子》一书，我对法家思想和韩非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以下我就阐述一下我对法家思想以及《韩非子》的看法：

首先我先阐述一下我对法家思想的看法：我认为所谓法家思想，首先强调的就是以法治国，不一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君主要在言与行上做到“以法为本”、“矫上之失”、“一民之轨”“法不阿贵”“令行禁止”。其中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 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贵族法权思想相比，现然是历史的重大进步。

与此同时，术，即君主管理臣民的方法，和法一样重要，可以说两者缺一不可。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即“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而与此不同的是，法宜公开，术宜深藏。而从《韩非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韩非的“术” 同申不害相比，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而在法的方面，韩非子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但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力和地位。一旦失势，君主的大权也就会摇要欲坠，而权臣则会当道，这时国家也就走向了末路。而掌握势的方法，就只能通过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来实现了。

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其次，我要提的就是《韩非子》中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韩非子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 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要改革图治，变法图强。也就是说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的这种思想，在激烈竞争不断变幻的现代社会，也是有着它的道理和价值的，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的唯物的自然观，也是表达的由为突出的。韩非子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

同时，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运用的。韩非反对“前识”即是说：要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而“因参验而审言辞”就是说：不经过“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而这些思想对于治国、人生均具有指导意义。

《韩非子》一书中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而书中“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至今对人们分析问题 表达思想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最后我要谈的也是我认为本书最核心的思想内容，就是例代君王都在不断强化和巩固的中央集权制度。韩非子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而以荀子的“性本恶”理论为依据，认为人性本恶的韩非子，对于治理百姓的方法也是极尽残忍严酷的，他强调，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

而对于管理臣下的问题，韩非子认为关键的点是：去“五蠹”，防“八奸”。具体来说，所谓五蠹，就是指：1、学者（指儒家）；2、言谈者（指纵横家）；3、带剑者（指游侠）；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所谓“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他认为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以上这些作法，都诣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治的制度。但这些看似过于严酷的作法，在当时诸候割据和战乱的时代背景下，是相当有必要的。历史证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治制度的实行，对于结束战乱，建立一个统一国家是非常正确和明智的选择。所以说，中央集权是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以上，就是我通过阅读《韩非子》，这一伟大的历史著作的一些感悟。我认为，无论是帝王之术，还是为人处世之道，我们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取一些有益于今日生活和学习的道理。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否认其中的一些帝王权术、封建家长意识，也是要被时代所摒弃的。相信通过不断学习，我对《韩非子》中的思想一定为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

韩非子读后感11

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长河中，先哲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韩非子》即是其中一颗熠熠发光的宝石。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论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及代表人物。《韩非子》是后人根据韩非的作品辑成，书中重点宣扬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作为一部“帝王之书”，《韩非子》中涉及到很多管理思想，即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思想亦不过时。其中，针对领导者（君主）的素质问题也有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谨慎

谨慎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生存技巧。君主的地位极为特殊，是君臣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他处在利害关系的中心位置，臣下都在打他的主意。“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要想不被蒙蔽、利用和操纵，必须时时事事谨慎。“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具体说来，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处理政务，都要小心：“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在作出赏罚决定时更要审慎，因为“上失扶寸，下得寻常”，要根据法律来确定赏罚，并把各种迹象放到一起比较查看，做到“无幸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

谨慎，还体现在口风严实，不轻易表现自己的喜恶或者欲望。君主如果不把对人臣的看法藏在心里却泄露给亲信宠臣，那些想进言的大臣必须先迎合亲信宠臣才能让君主听到自己的进言，这样忠臣离君主就越来越远了。“然则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见，而忠直日疏。”所以，要“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为什么君主不要轻易表现出喜恶呢？“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也就是说，不管是表现出喜还是恶，要么节外生枝，要么下属心生怨恨。“故曰：去好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君主不仅要把喜恶藏在心中，更不要表现出欲望。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如果还没有了解好情况就先表现出意愿，就会被下级利用，再做这件事情不仅不会得利，反而会受害。“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要想见到臣下的本色，君主就要“无见其所欲”，“无见其意”。“见”即为“表现”，使其无法“自雕琢”，“自表异”。“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愚去智，臣乃自备。”这就是说，君主平时要保持一种虚静的态度，如果能达到“寂乎其无位而处，谬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的境界，就能做到以静制动，以无为促有为。

谨慎，更是体现在不走极端。人只有在平和的心态下才能理智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头脑发热，心情急躁，很容易做出追悔莫及的决定。因此，善于自我培养的人会随时调节自己的心态，完善自己的性格。西门豹性情急躁，所以佩戴柔软的皮革让自己舒缓一些；董安于心情缓和，所以佩戴绷紧的弓弦来让自己行动迅捷一些。“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之谓明主。”高标准严要求，力求完美，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换个角度，过分要求完美有时也是一种走极端，也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问题。韩非在《外储说左下》中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季孙喜欢养士，一生都很庄重。家居休闲时穿的衣服像上朝一样整齐。可他偶尔疏忽一次，衣着随意了一些，客人就以为他讨厌蔑视自己，结果私下交好怨恨季孙，找了个机会杀死了他。韩非提醒：“故君子去泰去甚”。也就是说做事避免过分，以免达到“过犹不及”的反向效果。

（二）守信

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对于领导者尤其如此，“言必行，行必果”才能让下级信服。韩非在全书开篇《初见秦》中就对秦王谏言：“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他认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成。”在《韩非子》一书中，为了说明要守信用，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吴起须故人而食”，“文侯会虞人而猎”等。君主表现自己的信用，就要像曾子杀猪一样。实际上，在《安危》篇中，韩非向君主提出的保证国家社稷安全的七大“安术”之一就是“有信而无诈”。

在管理中，信用主要体现在赏罚守信。御臣“七术”中的第三术就是“信赏尽能”。有功必赏，才能使奖赏切实起到激励作用，并对其他人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有的领导喜欢许口头诺言，可是等部下真的做出成绩时，却又舍不得奖励了。比如说“推己衣衣之，推己食食之”的项羽，貌似仁慈，对手下关爱备至，而该论功行赏的时候，把官印拿在手中，棱角都磨平了也不愿意给有功之臣。难怪他缺乏夺得江山的气概。奖赏如果不能守信，不仅无法达到激励的目的，相反会使下级心生不满，消极怠工，甚至产生敌对行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地改变已经约定好的奖励方式。

（三）节欲

欲望是人之常情，但又常常是灾祸的根源。《扬权》篇中说：“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酒肉虽然美味，却埋下疾病的隐患；明眸皓齿的美女，让人情欲欢悦却损耗精气。这里，韩非给我们提供了健康养生之道，但实际上更是在告诫我们，尤其是当权者，要节制自己的欲望，特别是对权力和钱财的欲望。《解老》篇中说：“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因此，“祸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利”。可见，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诚然，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欲望是他们奋斗的动力。但是，对于领导者来说，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需要给欲望套上笼辔，否则，脱缰的欲望借助已有的权势将很可能把当权者带向不归路。修养的过程就是克己的过程，克己的过程就是抑制私欲的过程。“是以圣人不引五色，不淫于声乐；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

（四）恬淡

要做到不受外物的引诱，控制欲望，就要学会保持恬淡的心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保持一颗平常心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却意义重大。因为“恬淡平安，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之计”。人只有在心情恬淡的时候才能理智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避免头脑发热，做出错误决策。圣人能够专心固守他追求与取舍的准则，不受外物引诱，做到“不拔”；神志专一，精神不被扰动，做到“不脱”。作为领导，每天面对纷杂的事物，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尤其要有“不拔”、“不脱”坐得住的功底。此外，还需要明确目标，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大事上，不被小事牵扯精力。韩非用楚庄王执掌朝政为例子，说明养精蓄锐，厚积薄发的意义。楚庄王回应右司马的劝谏时说：“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因此，老子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五）自胜

自我是最难战胜的。“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韩非引用了老子的话说：“自胜之谓强。”他用楚庄王攻打越国，杜子进谏劝其停止进攻的例子说明领导者冷静地认识自己的重要性。“杜子曰：‘？智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蹊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楚庄王”比比皆是，别人的错误和弱点一目了然，自己的不足却视而不见。“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领导者整日被下属的阿谀奉承所包围，更容易迷失自己，丧失方向。所以，加强自身修养，及时而充分地认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提高自我认识水平，做到“自胜”，是管理者“胜人”的前提条件。

（六）去私

要做到“恬淡”和“自胜”，必须要“去私”。在日常工作中，领导者要去除私心、摒弃私行，奉公执法，才能国治民安。《有度》篇中说：“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在用人方面，考察下级、进行提拔所依据的标准，绝不能依靠所传言的美誉或者朋党的举荐，“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这会助长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所依据的，只能是法度，换句话说，是规章制度。要看被考察对象的工作实绩是否能达到所要提拔职位的标准，而领导者的个人情感不应该影响干部的任职，要做到公正公平。“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雠法则可也”。真正的人才不被淹没，庸才不会被误举，君臣之间关系明朗而单纯，一切用事实和制度说话，这才是“有度”的明主给组织带来的理想状态。

韩非子读后感12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失衡，人心秩序也失去依托。在战乱纷争的时代，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奔走于各国之间，推行自己的理想。韩非子，作为韩国诸公子之一，看到韩国在战争中屡次败北，面临被秦亡国的危险，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但均未被采纳，因而只有退而著书述志。

在《韩非子》中，他作《孤愤》、《说难》等五十五篇，洋洋洒洒十万余言，表明了他依法治国，重视耕战的主张，阐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和其治国理论。阅读《韩非子》一书，给我最主观的感受是其中的“阴冷”。似乎朝野中的一切都是针锋相对，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先看君主，虽然手握大权，身居高位，可因为担心身边的人谋权篡位，只得把自己的一切好恶都深藏起来，终日戴着“面具”示人，惶惶不得安宁。这样的君主看似风光无限，可实则怎一个“累”字了得。再论人臣，似乎都是乱臣贼子，心怀鬼胎，对权力地位虎视眈眈，处心积虑想钻君主的空子以图私利。

人臣之间自然更加“玄妙”，充斥着政治阴谋、离间术，人人自危，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遭奸人陷害，蒙冤而死。这些阅读文本后直接的感受，与韩非子把其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人性好利论”前提上关系甚密。韩非曾说：“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以驭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虽然师承荀子，但在“人性恶”上，韩非子的观点明显更进老师一筹。“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而韩非子“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在他看来，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仅在君臣间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交易关系，即使在父子、夫妻间也存在着算计之心，利益之虑。如他说：“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大体》）。

既然连父子这样的至亲也不可信，一般人之间的仁义忠信就更不足以恃了。既然认为人际关系是如此险恶，那么自古以来在宗法制中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感“假像”自然不攻自破，儒家所推崇的君臣间有如父子般的道德希望也断然无立足之地。此外，韩非子认为在利益驱动下，一切道德说教和道德修养都会变得苍白无力，“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韩非子。六反》）既然认定人性如此，那么如果还在政治中坚持道德原则，岂不是缘木求鱼？于是韩非子适时地提出一套以“尊君”为主旨，以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为体，以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通过分权制衡驾驭群臣的权术）为用的专制理论，也都在情理之中了。

第四篇：浅析韩非子

百家争鸣之韩非子

——浅析韩非子法治思想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治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

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说：“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信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韩非子对“父母官”的仁义施政很不乐观，他估计中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可以信任，其它十分之九都是骗子、盗贼和无赖，所以，让这些人执政，不可能出现廉洁的政府，社会会乱套，百姓会遭殃。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现代意义的“人生而平等”的民权思想，孔子所谓爱民、亲民也不过是迎合最高统治者的御民需要，而不是主张，国家属于人民，即“民有”，何况，中国的老百姓向来是不关心政治的。韩非子的高明之处在于，提出了建立廉洁政府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是以“术”，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法律来约束官员，监督官员，而不是假定他们是圣人，便委任他们以治理国家的权利。

针对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和社会规范，韩非子提出鲜明的人权平等、法律至上的主张，他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能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所设想的法律，人不论贵贱、贤愚都要一概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试想靠一套机械性的法律体系来维系政府的廉洁和行政效率。难能可贵的是 他在自己的思想体系里又加入了道家的成分，“明君无为于上”，最高统治者有了法律这部机器，什么事情都不要去问了，这跟在英国试行成功的君主立宪政体是惊人的相似的。

事实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个人治的国家，百姓管理国家的权利被所谓“仁义”君子所操纵，当然他们也并没有意识到参与国家管理应该是自己的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可悲的是，这些代替人民行使权利的官员，据韩非子乐观的估计，有十分之一的是好官就不错了，于是，出现“圣人在，则大盗不止”的局面，当权者享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百姓便只有被欺压和忍耐的份，很少有最基本的民权思想。今天，提倡“以法之国”，然而前提是，人民享有最基本的人权平等和自由。当警车开道，大小车辆威风凛凛穿行在大街上，百姓被驱逐在道路之外的时候，还谈什么以法治国。就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中国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对政治家们进行道德教化（就像进行先进性教育之类的），而是给他们多准备一些监狱（现在好多是政党内的纪律处分，或者罢免）。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荣誉，而是简单的法律处治，或者说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唯一能使官员们保持廉洁的办法是威胁说一旦劣迹被揭露就要处以死刑。韩非子最基本最伟大的主张是建立以法治国的廉洁政府，对官员最有效的约束监督方式就是法律，法律如绳，不仅对民，更对官。

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现实意义被秦始皇所欣赏，并为秦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所奉行的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目前，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原来单纯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各个领域的方法已经不适用，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韩非子“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韩非子还强调“以法为教”，也使我们更加懂得，除了制定法律以外，还必须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民众知晓法律、运用法律、遵守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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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

第五篇：韩非子大学读后感3000字三篇

篇一：《韩非子》读后感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失衡，人心秩序也失去依托。在战乱纷争的时代，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奔走于各国之间，推行自己的理想。韩非子，作为韩国诸公子之一，看到韩国在战争中屡次败北，面临被秦亡国的危险，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但均未被采纳，因而只有退而著书述志。

在《韩非子》中，他作《孤愤》、《说难》等五十五篇，洋洋洒洒十万余言，表明了他依法治国，重视耕战的主张，阐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和其治国理论。阅读《韩非子》一书，给我最主观的感受是其中的“阴冷”。似乎朝野中的一切都是针锋相对，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先看君主，虽然手握大权，身居高位，可因为担心身边的人谋权篡位，只得把自己的一切好恶都深藏起来，终日戴着“面具”示人，惶惶不得安宁。这样的君主看似风光无限，可实则怎一个“累”字了得。再论人臣，似乎都是乱臣贼子，心怀鬼胎，对权力地位虎视眈眈，处心积虑想钻君主的空子以图私利。

人臣之间自然更加“玄妙”，充斥着政治阴谋、离间术，人人自危，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遭奸人陷害，蒙冤而死。这些阅读文本后直接的感受，与韩非子把其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人性好利论”前提上关系甚密。韩非曾说：“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以驭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虽然师承荀子，但在“人性恶”上，韩非子的观点明显更进老师一筹。“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而韩非子“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在他看来，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仅在君臣间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交易关系，即使在父子、夫妻间也存在着算计之心，利益之虑。如他说：“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大体》)。

既然连父子这样的至亲也不可信，一般人之间的仁义忠信就更不足以恃了。既然认为人际关系是如此险恶，那么自古以来在宗法制中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感“假像”自然不攻自破，儒家所推崇的君臣间有如父子般的道德希望也断然无立足之地。此外，韩非子认为在利益驱动下，一切道德说教和道德修养都会变得苍白无力，“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韩非子。六反》)既然认定人性如此，那么如果还在政治中坚持道德原则，岂不是缘木求鱼？于是韩非子适时地提出一套以“尊君”为主旨，以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为体，以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通过分权制衡驾驭群臣的权术)为用的专制理论，也都在情理之中了。

作为一部关于帝王统治的教科书，《韩非子》无疑对秦的统一以及其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韩非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既是一个封建大帝国维护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所必须的，又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封建

篇二：韩非子读后感

韩非子其人，战国著名思想家，法家学派集大成者。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倡用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用详实的法律来规范百姓的生活，但法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韩非曾说过，严刑峻法是看上去很危险的东西，就像熊熊燃烧的大火，走近的人就会被烧伤，它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没有人敢接近它，所以没有人会被它烧伤。由此可见，法家只是想通过法律来告诉人们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做了该做的事有利，做了不该做的事有害，从而使人民养成守法的习惯，人们在做事之前潜意识中会判断这件事是否合法，这样天下就没有几个人会去犯法，从而天下大治。

他生活的战国末年七雄争霸，韩国国力弱小，饱受强国欺凌，但韩王仍不思进取，任用奸邪小人，使国家更加衰败，身为王室宗亲的韩非子在自己的国家里郁郁不得志，满腹经纶却无可用之处，反观天下，唯有秦国朝气蓬勃，大有一统天下的趋势，秦王嬴政励精图治，秦国国力蒸蒸日上，丞相李斯也是法家成员，如果自己也去秦国应该可以一展抱负，于是，他来到了秦国。就自然山川而言，地理书上说：离河流之源的水系越远越清澈。因为水流千里，许多泥沙都沉积到河床里，留下的水便清澈起来，自然河流是这样，但人类文化现象却不然。

一种文化现象的诞生，最初总是很单纯、明澈，但随着历史岁月的沧桑巨变，到后来，再单纯的现象也会复杂模糊起来闲读先秦史书《韩非子》，对“滥竽充数”一事，总有疑惑，思来想去觉得有点感触便信笔写下，权当一家之言吧。齐宣王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尤其喜爱管弦乐，象笙、竽、角、筝、琴等。据史载，每逢听起这些器乐曲，他几达废寝忘食之境。宣王喜爱音乐与别人不同，他专爱听规模比较大的集体乐，觉得这样才有阵势、才美、才符合自己的身份。属下们倘若安排了一人演奏、他常常“逐之户外而鞭之”。因之，臣子们常常为他组织庞大的乐队为之助兴。一次大臣们给他们安排了一个足足三百人的乐队。演奏时，那阵势、那声音、那旋律，“震五岳之灵，摇九州之气”，“王闻之，乐而忘归，进食于坛前”。由此可知，齐宣王之喜爱音乐达到何等痴迷程度。

就在这个大乐队中，有这样一个人，其姿势，其情态，其仪容，引得宣王目不流彩，调息静坐。他吹竽，微微的嘴唇如两片柳叶随风抖动；长长的手指如五月的水葱，嫩白美丽；双眸似合非合，仿佛进入一种沉迷的仙境。仔细观赏，他象吹，又不象吹；不象吹，又却实实在在是在吹。他的一举一动，一音一调，一招

篇三：《韩非子》读后感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失衡，人心秩序也失去依托。在战乱纷争的时代，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奔走于各国之间，推行自己的理想。韩非子，作为韩国诸公子之一，看到韩国在战争中屡次败北，面临被秦亡国的危险，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但均未被采纳，因而只有退而著书述志。

在《韩非子》中，他作《孤愤》、《说难》等五十五篇，洋洋洒洒十万余言，表明了他依法治国，重视耕战的主张，阐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和其治国理论阅读《韩非子》一书，给我最主观的感受是其中的“阴冷”。似乎朝野中的一切都是针锋相对，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先看君主，虽然手握大权，身居高位，可因为担心身边的人谋权篡位，只得把自己的一切好恶都深藏起来，终日戴着“面具”示人，惶惶不得安宁。这样的君主看似风光无限，可实则怎一个“累”字了得。再论人臣，似乎都是乱臣贼子，心怀鬼胎，对权力地位虎视眈眈，处心积虑想钻君主的空子以图私利。

人臣之间自然更加“玄妙”，充斥着政治阴谋、离间术，人人自危，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遭奸人陷害，蒙冤而死。这些阅读文本后直接的感受，与韩非子把其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人性好利论”前提上关系甚密。韩非曾说：“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

上掌好以驭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虽然师承荀子，但在“人性恶”上，韩非子的观点明显更进老师一筹。“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而韩非子“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在他看来，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仅在君臣间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交易关系，即使在父子、夫妻间也存在着算计之心，利益之虑。

如他说：“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