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外公司治理模式与我国的比较及启示[精选五篇]

第一篇：试论国外公司治理模式与我国的比较及启示

试论国外公司治理模式与我国的比较及启示

2014年04月23日 15:56 来源：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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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较分析“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和“家族模式”三种公司治理模式特点和利弊，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建议。

关键词：公司治理；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家族模式

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治理结构就是主要处理这一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结构模式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主要被概括为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随着东亚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和相关理论的兴起，家族模式也开始被广泛关注。

公司治理是一种机制或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得到均衡。其核心是在法律、法规和管理的框架下，保证以股东为主体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前提的一整套公司权力安排、责任分工和约束机制。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模式，是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三种有代表性的公司治理模式比较

(一)英美模式

英美模式又称为保持距离型模式(armS—length)或市场型，这种模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股权高度分散。在美国，公众参与股市交易的程度相当高，约有51％的美国家庭持有股票。

2．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治理目标。由于企业融资结构是以股权资本为主，其公司治理就必须遵循“股东至上”逻辑，以股东控制为主，债权人一般不参与公司治理。

3．健全的董事会制度。英美公司重视独立董事的作用，纽约证交所要求上市公司在董事会中引入非执行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出于中立地位，能够客观公正地维护股东权益，为公司正确决策提供制度保证。

4．企业控制权市场活跃，外部控制机制高度发达。英美国家资本市场高度发达，股票流动性高，公司治理表现为由外部控制来实现。

5．采取“股票期权制”的激励机制。力图实现投资者与经营者的利益结合，从而就把经理个人利益与企业发展捆绑起来。

(二)德日模式

德日模式，又称为控制导向型(controloriented)融资模式或内部控制式治理结构，其特点是：

1．广泛的法人之间交叉持股。法人和银行是股份公司最大的股东，股权集中程度较高。

2．以债权人及利益相关者作为公司治理的目标。由于企业融资结构以股权加债权相结合和以间接融资为主，其公司治理就必须遵循“利益相关者”逻辑，形成了股权与债权共同控制。

3．以大量非契约的方式来维持长期商业关系。德日两国企业依靠大量的非契约的保护措施来防止利己主义的危害，以促进建立和维持长期的商业关系。

4．广泛的信息共享起监督作用。在日本，主银行握有客户公司的股票，同时主银行、供应商和客户之间频繁地进行经理层互换，形成一张信息共享网络，减少了隐瞒信息的数量，实际上起到了监督作用。

5．外部治理机制较弱，银行有选择的内部干预较强。德日银行作为企业的大股东，以持有公司的股票直接参与公司内部治理。

(三)家族模式

家族模式的突出特点是：

1．企业所有权或股权主要由家族成员控制；

2．企业主要经营管理权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

3．企业决策家长化，企业的决策被纳人了家族内部序列，企业的重大决策如创办新企业、开拓新业务、人事任免、决定企业的接班人等都由家族人员做出；

二、现阶段我国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而来，股权结构呈现出公有股权占主体，国家拥有高度集中的股权的特征这些特征影响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使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明显的缺陷：

(一)政府职能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由于我国企业是由传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地位没有人格化，造成国有股所有者缺位；政府使用行政措施超出正常的职责范围，直接干预企业的运营。

(二)股权结构不合理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被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国家股和法人股不能在证券二级市场上进行公开交易，因此也称为非流通股。我国从2006年5月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正是为了改变上市公司流通股比重低、非流通股过于集中以及公众股过度分散的特征。

(三)外部治理机制不健全

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尚未形成，同时也缺乏有效的经理人市场。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经理的选聘是在控股股东和公司内部进行的，而缺乏明确的选聘和考核标准。银行和债权人对公司治理的作用也有限，机构投资者缺乏。

(四)公司内部监督和控制机制不健全

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性不强，董事会由大股东操纵或由内部人控制，难以形成独立的董事会来保证正常的经营与决策过程。公司的监事会的作用也有限，没有控制权和战略决策权，没有任免董事会成员的权利，没有参与公司高层决策的权力。

(五)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我国上市公司的薪酬结构比较单一，不能对董事和高级经理人员起到足够的激励效果。个人收入和公司业绩之间未建立规范合理的联系。

4．经营者激励约束双重化，家族企业中，经营者受到了来自家族利益和亲情的双重激励和约束；

5．企业员工管理家庭化，家族企业在企业中创造和培育一种家庭式的氛围，使员工产生一种归属感和成就感，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感，保证了企业的顺利发展。

三、现阶段我国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而来，股权结构呈现出公有股权占主体，国家拥有高度集中的股权的特征这些特征影响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使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明显的缺陷：

(一)政府职能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由于我国企业是由传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地位没有人格化，造成国有股所有者缺位；政府使用行政措施超出正常的职责范围，直接干预企业的运营。

二、现阶段我国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而来，股权结构呈现出公有股权占主体，国家拥有高度集中的股权的特征这些特征影响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使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明显的缺陷：

(一)政府职能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由于我国企业是由传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地位没有人格化，造成国有股所有者缺位；政府使用行政措施超出正常的职责范围，直接干预企业的运营。

(二)股权结构不合理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被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国家股和法人股不能在证券二级市场上进行公开交易，因此也称为非流通股。我国从2006年5月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正是为了改变上市公司流通股比重低、非流通股过于集中以及公众股过度分散的特征。

(三)外部治理机制不健全

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尚未形成，同时也缺乏有效的经理人市场。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经理的选聘是在控股股东和公司内部进行的，而缺乏明确的选聘和考核标准。银行和债权人对公司治理的作用也有限，机构投资者缺乏。

(四)公司内部监督和控制机制不健全

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性不强，董事会由大股东操纵或由内部人控制，难以形成独立的董事会来保证正常的经营与决策过程。公司的监事会的作用也有限，没有控制权和战略决策权，没有任免董事会成员的权利，没有参与公司高层决策的权力。

(五)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我国上市公司的薪酬结构比较单一，不能对董事和高级经理人员起到足够的激励效果。个人收入和公司业绩之间未建立规范合理的联系。

四、国外公司治理结构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三种公司治理模式的横向比较，以及对我国企业治理结构的纵向比较，同时结合我国当前国企改革的具体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健全公司内部权力机构，强化董事会的功能，建立问责机制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其与治理结构中其他组成部分的协作与互动，是公司制度得以较好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首先要在理论上正确界定董事会的权力基础，使董事会真正成为股东在公司内部的代表；其次要建立健全董事会的结构，设置各种职能委员会，如：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合规委员会等；第三要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藉以促进董事尽心履职；第四是应建立和完善董事提名与任免机制，使股东在董事会任免上起决定作用。

(二)调整和优化股权结构，重塑法人治理主体，履行公平性原则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国有股一股独大，是造成上市公司内外制衡机制失效，治理结构扭曲的直接原因。加之国有股所有者缺位、小股东无力也不愿意参与公司治理等原因，导致公司控制权残缺不全，“用手投票”的监督约束机制失灵，从而在国有企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在于塑造既有能力又愿意行使股东权利的大股东，必须优化我国国有股集中、法人股和流通股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

(三)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增强透明性原则

公司运行状况的透明度的高低，决定着有关利益主体尤其是少数股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保护自己的利益。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有助于维护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节约投资者收集信息的成本，并有助于广大中小投资者做出正确的决策。良好的治理结构要求信息披露中采用高质量会计标准一国际会计准则，提高国家之间信息的可比性。

(四)充分重视人力资本价值，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实现竞争性原则

现在经济的发展已经向世人表明人力资本在公司经营发展中已经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人力资本价值必须得到尊重和体现。而在现实生活中，行政官员腐败或经理人经济不作为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建立我国公司的激励机制，一方面要打破行政任命制，建立经理人市场。另一方面，要合理平衡经理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探索使经营者的报酬与公司业绩相结合的激励机制。

第二篇：小议国外公司治理模式的趋势及启示论文[范文模版]

摘要：英美股权主导型治理模式和德日债权主导型治理模式具有不同的资本结构特征。在这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演进中，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相互学习、吸收和借鉴，使不同的治理模式出现一定程度的趋近。同时，公司治理模式具有与其整体制度环境之间的适应性，从而在较长时期内，不同治理模式在演进过程中将保持一定的差异性。公司治理模式演进中表现出的新趋势，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资本结构；公司治理模式；演进趋势

公司治理模式有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如，LLSV(1998)按照传统法律体系，将全球公司治理模式分为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包括美国、英国及前英殖民地)、法国模式(包括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影响范围)、德国模式(包括中欧和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主要包括北欧国家)四种类型。Mayer(2000)按照控制权的不同将公司治理分为外部控制模式(股权分散，存在大量机构投资者)和网状控制模式(股权集中，内部人控制)两种类型。Coffee(2000)将公司治理分为股权分散模式和股权集中模式两种类型。我国学者李维安(2002)从资本结构角度，把公司治理分为英美股权主导型和德日债权主导型两种模式。尽管不同学者的分类方法及结果存在差异，但大体上都分为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两种较为典型的公司治理类型。本文从资本结构角度，对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和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过程及趋势进行分析，并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一、两种公司治理模式在资本结构上的主要特征

英美公司的特征。英美公司在融资结构上，表现为直接融资比例高、股本所占比重大；在资本所有权结构上，公司的股权较分散、个人持有股份的比例较高。英美两国公司资本结构的特点，表明其外源融资中主要依靠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比例低，使银行对公司的影响力较小，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同时，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众多持股的个人小股东由于在企业股权结构中的地位微不足道，便会产生“搭便车”倾向。而且，由于机构投资者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而仅仅是投资于该基金的受益人的代理人。因此，它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公司付给他们股利的高低，对企业经营的好坏则很少关注。另一方面，在这种股权结构下，容易造成经营者经营行为的短期化。迫于股票市场的压力，经营者主要目标集中在股东利益最大化上，把公司近期利润的实现作为最主要的经营目标，这就使其失去了制定长期经营目标的动力，使英美公司在长期规划和基础研究开发方面的投资明显低于德日公司。而对经营者监督的失控，必然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即经营者的执行权超越了董事会的决定权，因而经营者由于过多地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股东利益。2001年，安然、施乐、世界通讯、默克制药等一系列上市公司财务丑闻相继曝光，使我们看到这种公司治理模式存在的内部人控制及信息披露、内幕交易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引发了人们对长期追崇的英美“完美治理模式”的深层次思考。

德日公司的特征。与英美公司明显不同的是，德国和日本公司在融资结构上，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进行间接融资，银行债权比重高，在资本所有权结构上，公司股权比较集中，且以银行和公司法人持股为主。从德国和日本两国公司资本结构特征看，银行借款是主要资金来源，企业资产负债率高，银行对企业的决策影响力大。特定的融资结构必然影响公司股权结构，因此，在股权结构上，德日公司形成以银行和法人持股(或法人相互持股)且股权较集中的特点。这种债权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弊端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个人持股比例小，且法人之间相互持股，股票流动性小，造成股票市场疲软，缺乏外部资本市场的压力，使公司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二是银行与企业高度依存，企业负债率过高，往往易导致连锁反应，不利于银行和企业的发展，这也被认为是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重要原因。尤其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更暴露这种制度安排的缺陷。

二、两种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

(一)英美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首先，从企业融资结构看，为防止公司被敌意并购，减少市场风险，美国企业开始大量回购公司股票，通过债券市场筹集资本，使企业融资结构表现为内部融资占主导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企业内部融资、债务融资、新股发行的平均比例由65％、32％、3％变化为77％、36％、－13％。其次，从公司股权结构看，伴随着企业融资结构变迁，公司股权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明显的特征是各种机构投资者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机构投资者资产占企业总资产比例已由80年代的33．9％提高到近50％。控股比例的上升改变了公司控制权的结构，一些机构投资者已行动起来积极介入公司治理，迫使那些经营乏术、管理无方的高层经理下台。机构投资者在积极行使控制权的同时，由于它们通常持股比例较大，交易成本较高，当公司经营出现问题时，很难及时退出。因而，从长期来看，其安定性也有增强的趋势，这也被称为机构投资者在美国公司治理中的“觉醒”。

资本结构的新变化，使英美公司治理的演进趋势表现出一些新特点：

(1)放松银行对持有公司股票的限制。由于银行的双重身份能够在公司治理中发挥证券市场所不能很好承担的“相机治理”的监督作用，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美开始重视银行的作用，并逐渐放松对银行的限制。如，9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意识逐渐默许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权力增长。不少州还积极修改法规，放松投资限制，以招来有实力的大公司进驻。1995年美国解除禁令，鼓励银行从事证券经营，限制金融机构持股不超过5％的规定也出现松动趋势。1999年11月，美国宣布实施《金融业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使银行的能量得到进一步释放，银行开始以股东和债权人的双重身份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相机治理”作用。同时，美国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制也日渐放松，1992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放松委托投票权制度中有关股东之间联系的信息披露的法律限制，允许股东之间直接联系，允许股东就公司治理结构提供有约束性的建议。英国在1997年对金融体系进行全面改革，撤消英格兰银行监督商业银行职责。

(2)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实现对管理层的积极监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机构投资者的“觉醒”，美国机构投资者获得快速发展，拥有的资产急剧增多，他们不再信奉投资的“华尔街准则”，而是与公司发展长期合作的关系，充当“耐心”投资者。一旦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或公司治理不满，他们采取不断向公司施压的方法，与公司的管理层和决策层进行有效沟通，并要求公司提供更为真实详细的信息。在极端情况下，他们还有可能与管理层展开代理权争夺战，干预公司的经理人选以体现他们的意志。从20世纪90年代初迫使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如IBM、通用和西屋电器等更换最高首脑，到2001年揭发世界通讯等大公司的财务丑闻，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公司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

(3)实行股权激励机制，增强公司股权结构安定性。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股东越来越分散，美国的企业兼并浪潮日益风行，许多公司因担心被兼并开始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结果导致公司资本结构的重大变化。目前，美国大公司中有超过一半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用于员工激励计划的股票平均占股票总数的8％，企业生产能力年均增长率在0．78％以上。在计算机类公司中，这一比例高达16％。著名的微软公司给予员工的股票期权占该公司流通股的43．9％，英特尔公司为14．3％。员工持股和经营者持股范围及规模的扩大，不仅调动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也使公司内部股权占有了一定的比例，增强了公司股权结构的安定性。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在资本结构的变化上，德日公司的融资结构呈现多元化、分散化的新特点。如，日本企业内部融资比例由37．7％(1970年—1974年)上升到59．5％(1985年—1988年)，外部融资中银行贷款比例不断下降，由1978年的60．2％下降到1990年的23％，权益资本比重不断上升，由1980年的36．8％上升到1990年的56．4％。企业融资结构多元化决定企业股权结构多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的股权集中度有所下降，机构投资者所占比重有所上升，尤其外国人持股比例有显著提高，由1980年的4％提高到1996年的9．6％，1999年达到12．4％。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在资本结构调整上的动向，使德日公司治理演进中出现新的趋势，主要有：

(1)恢复个人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权益，加速证券市场的发展。随着公司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个人股东所占份额的不断增加，为保证个人股东的利益，适应“外部监控”力量不断增强的需要，日本在1993年修改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规定诉讼费用与损害赔偿索取额无关，结果使大公司的董事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增多，出现大规模的股民运动。在1997年导入了本公司股票购入权制度，即公司给予董事和职工能以预先确定的价格购买本公司股票的权利，并可通过股票市场来获得报酬。同时，为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德日两国对有关股份公司法律作了多次重大修改，进一步放宽或取消对证券市场的限制。如，日本在1996年11月，制定了彻底改革现行金融体系的计划，其中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改革是这一计划的核心内容。如，实行股票交易手续费完全自由化，取消了有价证券的交易税，废除对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及投资信托业务等资产运用的限制。

(2)减少法人交叉持股的数额。公司交叉持股在过去数十年对德日企业的发展与壮大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近年来两国经济的衰退，公司之间的交叉持股正在减少，银行和工商业公司彼此都抛售了对方的部分股票，正在对持股结构进行重组。根据改革方案，日本有些上市公司将在公司董事会中设立若干委员会，主要包括选举委员会、报酬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分管董事会提名、公司管理层薪酬和审计。方案还规定，董事会中半数的成员要由公司外部的人员担任；提高外国股东在企业中的控股比例及在董事会中的人员数量；扩大外国股东在企业中的管理范围等。

(3)重视机构投资者的作用。目前，日本的生命保险、投资信托公司、养老金信托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在整个上市公司中持股比率约为29．1％。在法人相互持股受到比较严格限制后，机构投资者作为惟一的替代者，其持股份额将会进一步提高，在未来并非没有可能和美国一样达到50％。随着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年金基金为中心的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的份额将会不断增大。机构投资者将代替法人相互持股的股东地位，在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股东作用。

三、结论及启示

通过对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演进趋势的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相互学习、吸收和借鉴，使不同的治理模式出现一定程度的趋近。如，美国国公司放松对银行持股比例的限制，强化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参与；德国和日本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开始引入英美模式的独立董事制度，重视机构投资者的作用，等等，都表明这种趋近的演进趋势。公司治理的这种演进趋势，是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随着资本流动、股权及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激烈的制度竞争推动下，可以预见，公司治理模式不断趋近的演进趋势将更加显著。二是公司治理模式具有与整体制度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传统等)之间的适应性，从而在较长时期内，不同治理模式在演进过程中将保持一定的差异性。从本质上讲，任何制度安排，包括公司治理制度的安排，都是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法律等环境因素的产物。事实上，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的形成及制度特征，正契合了英美和德日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差异。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在演进中虽然表现出趋近趋势，但这并不会因此而消除两种治理模式间的差异。正如比较制度学派指出的，由于制度形成背景的长期性和制度的复杂性，初始制度安排对公司治理的演进过程必然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中，各相关制度之间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将形成制度之间的多重均衡(青木昌彦，1999)。

公司治理模式演进中表现出的新趋势，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要加快资本市场、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培育公司控制权市场，积极引进期权和股权等长期激励手段，完善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和QDII(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就应从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中吸收、积极借鉴一些成功的经验、措施。另一方面，在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时，必须考虑我国改革的初始条件和正处于转轨时期的特殊制度背景和特征，切忌刻意模仿甚至盲目照搬某一种模式，应认真分析我国公司治理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法律环境，从而探索出一种适合我国制度体系特征的有效公司治理模式。

第三篇：国外高校学生资助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高校学生资助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 要：以英国、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世界发达国家的资助模式经过长期的运行和发展，至今已相当完整和科学。我国目前的资助模式，存在着重认定轻帮困、重阶段轻全程和重补助轻素质等不足。学习、研究和借鉴国外经验，有助于建立适合中国的资助模式。

关键词：高校学生； 资助模式； 英国模式； 美国模式； 日本模式

中图分类号： G６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２）０２－０１２８－０２

一、国外资助模式

高校的助学政策由来已久，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进和完善。自上世纪中后期到本世纪，世界多国将高等教育由免费转变为收费，因此助学政策也由以助学金为主的资助政策转变为大致三种模式：免费加助学金模式、收费加混合资助模式和收费加贷学金模式。［1］英国、美国和日本是这三种模式较为典型的代表国家。

1.英国模式

英国高等教育至今已有八百余年历史，其助学模式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30年里，英国坚持“免费加助学金”的助学模式，即由政府为所有大学提供财政拨款，为所有全日制大学生支付大学学费，并且为贫困学生提供解决生活费问题的助学金。在这一模式受到了质疑之后，英国经历了漫长的助学模式演变过程，直至2006年才建立了“先上学，后付费”、“助学贷款与奖助学金并行”的“混合资助体系模式”。这个资助模式由四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以“先上学，后付费”和“差异收费”为核心的高校学费政策、“按收入比例还款”的助学贷款、由税收部门管理的助学贷款还款系统、助学贷款与助学金等并存的、混合型的大学生资助系统。［２］

2.美国模式

美国作为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普遍以立法的形式资助高等教育。1957年，美国颁布了《国防教育法》，开创了贷款资助学生的先河。1965年，美国颁布了《高等教育法》，宣布建立如“佩尔助学金”（PellGrant）和“斯泰福贷款”（Stanford Loans）助学金。上世纪80年代，美国建构了一个以助学贷款为主，奖学金、助学金、勤工助学混合资助的政策体系。［３］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基本理念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注入了新的重要内容。政府调整了原有的政策，确保学生资助力度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得到了加强。如2009年分别拨款156亿美元和60亿美元投入“佩尔助学金”和“珀金斯贷款”。［４］

3.日本模式

作为在亚洲的发达国家，日本坚持实行缴费与贷款同步的助学制度。目前日本公立大学的收费标准是高等教育教学成本的15%～20%。学生要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用的压力不小，因此贷学金自然成为一种保障教育机会均等的调节手段。日本的贷学金通常分为“一般贷款”和“特别贷款”。前者金额较少，后者因对贷款学生的家庭经济能力和学生学业成绩要求更为苛刻，故金额也相对充裕一些。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贷款，接受贷款的学生都无需支付利息，毕业后分期偿还本金即可。

二、当前我国资助模式及现状分析

据教育部统计，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总人数2285.15万人，其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527万人，占全部在校生总人数的23.06%；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人数166.1万人，占全部在校生总人数的7.27%，资助工作任务十分艰巨。

1.我国当前的资助模式

我国高校学生资助模式经历了“人民助学金阶段、人民助学金与人民奖学金并存阶段、奖学金与贷学金并存阶段”［５］。目前，我国各高校普遍实行的是以“减（免）、奖、贷、助、补”为主的资助模式。“减（免）”即根据一定的标准，符合条件的贫困生可减收或免除全部或一部分教育费用，如学费、书本费等。从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来看，仅2009年，教育部共减免学费41.47万人，减免金额8.11亿元。［６］“奖”即根据一定的规则，对学习成绩优异或某些表现突出的贫困生发放各种奖金。目前，我国对贫困生以奖励性质发放的主要有两种：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贷”即贷学金，主要是指学校或金融机构针对在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就其学费和生活费等费用实行的免息或减息而形成的助学贷款，包括学费、生活费用。“助”即通常所说的勤工助学，是学校通过对学生设立一些助学岗位，使学生通过劳动获得一定的报酬，补贴他们就学期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目前，大部分高校已在图书馆、后勤、实验室等设立岗位，鼓励学生以自己的劳动取得报酬增加责任感。“补”即在一定的标准之下，对贫困生酌情给予经济或物质的补助。如在放假之前，给偏远的外地生发放回家路费；在冬季给贫困生发放冬季保暖用品、特殊原因的临时补助等，它们是纯福利性的。

2.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的这一模式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和调整，在体现教育公平公正和社会制度优越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首先是重认定轻帮困。确定资助对象的认定是资助工作的第一步，为了确保公平和公正，目前高校往往将资助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认定环节。有关部门在发放、收集、审核文本资料等工作环节占用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而忽略了帮困才是资助的核心；其次是重阶段轻全程。由于我国资助工作涉及的学生人数多、复杂情况多，因此必须将资助工作贯穿学生在校的整个过程。如有的学生可能在入学之初是经济贫困，需要经济帮助，但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变，其经济的需求就可能不迫切了，这时资助工作应自然予以调整；最后是重补助轻素质。目前，我国的资助工作往往被理解为“给钱”，实际操作中经常只注意满足学生经济方面的需要，而忽略了学生在心理、技能方面的需求。

三、国外高校资助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1.资助模式的建立应以学生主动要求改变为基础

目前我国的资助工作中存在着学生“被”资助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学校很热情、学生很冷淡”的尴尬局面，并逐渐滋生了部分学生的“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实践证明，如果只是想方法“给钱”而不是加以教育引导其自立、自信、自强去赚钱，那么这种资助只能解一时之渴。［７］从英、美、日三国的经验来看，无一不强调学生在资助体系中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参加资助工作环节，创造机会让学生成为资助的决定因素。一项调查表明，在回答“更希望通过哪种方式接受外界帮助时”，80.42%学生选择了“提供勤工助学的机会”，［8］可见学生有主动想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现状的意识、热情和准备，需要在当前的资助模式中加入学生主动参与的内容以满足学生的诉求。

2.资助模式的建立应以促进学生全面成才为目标

由于我国目前的资助对象主要是贫困学生，因此帮助贫困生提高解决困难的能力是资助的关键。现行的资助模式忽略了学生在心理、情感、发展等方面的需求，未将资助的目光放在学生自身综合素质的成长上。美国在其资助体系中强调学生能力的提高。鉴于此，应该在资助体系中纳入心理辅导、技能培训、素养提升等方面的内容以满足贫困学生的深层次需要。

3.资助模式的建立应以吸纳社会各方力量为依托

目前我国高校资助的主体是学校，学校资助金来源仅限于国家拨款和高校按所收学费总额10％的比例设立的贫困生资助基金，所提供的各种助学机会也仅限于校内。成功的他国经验告诉我们，资助工作必须包括学校、校友、社会等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因此，必须鼓励学校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要资源，如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向企业、社会团体输送智慧以争取资金和岗位，通过校友设立专项基金（或奖学金）奖励贫困生等。在新模式建立时应考虑搭建社会支持平台、建立社会资助环境和营造社会关注氛围等问题，真正让资助理念深入人心，使高校资助工作与社会其他资助和慈善事业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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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模式选择

摘要：公司治理起因于产权的分离，治理的功能是权、责、利的分配，治理模式有效率的前提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对称分布。“股东至上主义”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公司治理的思想源流，分别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股东单边治理模式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比较分析这两种模式，我国商业银行应当选择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

现代银行业竞争的关键是银行制度的竞争，而公司治理模式则是银行制度的核心，其优劣直接决定了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历史与实践都已证明，只有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和重塑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商业银行现存的一系列问题，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竞争能力。

一、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内涵

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但作为契约企业是一种不完备的契约，于是就产生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治理结构层次上，剩余索取权主要表现为在收益分配优先序列上“最后的索取权”；控制权主要表现为“投票权”，即契约中没有说明的事情的决策权（张维迎，1995）。说得更具体一点，企业控制权可以理解为排他性利用企业资产，特别是利用企业资产从事投资和市场运营的决策权。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有关各方（合约当事人，包括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员、工人、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依据法律和合约规定，对公司高层经营活动行使权力。从静态上看，公司治理表现为一种结构和关系。从动态上看，则表现为一个过程和机制（刘汉民、刘锦，2001）。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司治理起因于产权的分离，治理的功能是权、责、利的分配，治理模式有效率的前提是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称分布。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是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狭义上，是指在银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条件下，股东与银行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控制关系，是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之间的权利分配及相互制衡关系；在广义上，我们可以将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理解为，关于银行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构、文化的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决定了商业银行的目标、行为，以及在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客户等当中，由谁来实施控制，如何控制以及风险与收益如何在不同主体之间分配等。

二、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两种代表模式

“股东至上主义”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是现代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思想源流，前者以股东利益为主安排各项制度，后者认为公司发展是诸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结果，这两种思想源流导致了两种迥异的治理模式：股东单边治理模式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

（一）股东单边治理模式

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大多遵循“股东至上主义”逻辑，认为企业的“所有者”就是那些投资于企业专用性资产并享有“剩余索取权”的人。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的非人力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更具有专用性，并且股东获得剩余收入，承担着企业经营的财务风险，所以企业出资者应该成为企业所有者，享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股东至上主义”逻辑导致的是股东单边治理模式，在该治理模式下，公司治理的目标是出资者价值的最大化，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则表现为银行股东的收益最大化。[!--empirenews.page--]

（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

传统的股东单边治理模式在现实中不断受到挑战和修正，公司治理模式正在突破“股东至上主义”逻辑，开始越来越重视除股东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公司治理模式。该理论认为，企业作为一种契约性组织，是由各个利益相关者所构成的“契约联结体”，其所有权不同于财产的所有权，不能简单地用物权的方式来定义企业所有权的归属。企业作为一种契约是关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要素所有权，通过长期的交易合作利用各自的资源获得更大收益的一种约定。因此，要素所有者都应该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即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并且对每个利益相关者来说，相应的两种权利都是对应的（杨瑞龙、周业安，1997）。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商业银行的雇员、债权人和客户等利益相关者与股东一样都拥有对银行的所有权，因而都应参与到银行的公司治理中去。董事会和管理者也不应该只是单方面地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服务，而是应当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兼顾各相关者的利益。

（三）两种模式的比较

“股东至上主义”逻辑无疑是一种用特权界定财产所有权的法学理论和思维的反映，物权主要是从物质形态的归属角度界定财产所有权。由于该种理念只承认股东是企业的主人，而过分强调股东利益，往往会将企业置于高风险之中（股东相对于债权人总是倾向于冒险行为），从而可能会带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股东至上主义”逻辑下的股东单边治理模式容易使经理人员始终处于严重的短期目标的压力之中，无暇顾及公司的长远发展，最终弄巧成拙，反而使股东的利益得不到维护。而且，这一模式过于简化，扭曲了现代公司的制度特征。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以来的认为只有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才拥有企业所有权的传统观点，确定了企业公司治理的主体由股东转变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相应地公司治理的原则也由股东单边治理转向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作为一种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其本身是对传统企业理论中“股东至上主义”逻辑的反叛。它塑造了一种新的“所有权观”。在这里，“所有权”是可以不断分解和重组的“权利束”。任何有利于公司财富增长的投资者，包括物质资产投入者和人力资本投入者都可以确认为公司的所有者。公司生存与发展的目标不是单一的，即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而应该是多元的，是各利益相关者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平衡。应该说，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更贴近现实。当然，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并非是一种完美的治理模式。有学者认为，让高级经理们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负责任相当于让他们对谁都不负责任。事实上，这是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一种误解。共同治理模式要求每个产权主体都有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但这是机会的均等，而不是权力的平均化（杨瑞龙、周业安，1997）。

三、我国商业银行选择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原因分析[!--empirenews.page--] 任何一个企业，选择公司治理模式都不能随意而为，它要受到股权结构、市场发育程度、制度环境、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商业银行股权过于集中，且市场发育程度远低于英、美两国，因此更适合选择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选择共同治理模式可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目标，不仅有利于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而且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利益。

（一）股东并不必然是银行的所有者

传统上所说的“股东是企业所有者”，并不是一种准确的说法。事实上，企业所有权只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state-contingent ownership），股东不过是“正常状态下的企业所有者”。对一个企业而言，如果其收入在支付员工工资和债权人本息后尚有余额，此时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如果其收入只能用于支付员工工资，但不足于对债权人还本付息，此时债权人是企业的所有者；如果连员工的工资也不能支付，则此时员工是企业的所有者。

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和一般企业有着较大的区别。除非发生大规模的银行挤兑或者监管机构对其关闭，通常情况下它们都能够支付员工工资和债务。但上述分析对其仍然适用，即股东并不必然就是银行的所有者。

（二）外部性的存在，要求银行重视利益相关者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现代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还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许多企业都已经认识到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只是一种短期行为，一个企业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在承担经济责任之外，还需承担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等社会责任，并试图在这些责任之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均衡点。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其在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其所处的环境（企业利益相关者）发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如满足了客户的需要，增加社会就业，向政府上缴更多的税收。也可能是负面的，如解雇员工导致失业增加危害社会稳定等。迫于外部的压力（如工会、政府的法律）或提高企业经济绩效的需要，银行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而且由于银行自身的特殊性，它比一般企业有着更大的外部性。一个银行的倒闭可能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因而银行要承担比一般企业更多的社会责任。外部性的存在，决定了商业银行必须重视“利益相关者管理”。

（三）商业银行是高负债企业，债权人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

商业银行与一般企业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银行是高负债运营的企业。因此银行运作的杠杆率很高，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结构不匹配。高负债运营的特点使银行对债权人的责任与对股东责任相比较而言更为重要。

由于商业银行的债权人是由众多不具有信息优势且不具备监督控制积极性的存款者构成，因此商业银行的债权人集团缺乏一般企业债权人所具有的对企业的监督与控制能力。不可否认，商业银行的债权人和股东利益有一致的一面，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债权人的利益会与股东的利益产生冲突。例如，在银行正常业务往来过程中不能支付到期债务时，董事会却可能决定对股东进行分红。这种现象在一般企业中是不常见的，因为一般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而商业银行通常可以通过吸收新的存款来获得流动性，即便在其流动性正常的情况之下，仍有隐藏潜亏的可能性。而且如果银行倒闭，较低的自有资本充足率使得债权人利益的损失要远远大于股东利益的损失。由于信息不对称，这些分散的债权人在银行业绩较差时往往会选择“用脚投票”，即通过挤兑来试图减少自身损失，其结果只能是加速银行的倒闭甚至会引发金融体系的动荡，最终债权人和股东都会蒙受更大的损失。鉴于此，让商业银行的债权人在事前和事中参与公司治理比让其“用脚投票”对股东和债权人都更为有利。[!--empirenews.page--]

（四）员工参与治理可提高银行绩效

斯蒂格利茨认为，雇员比企业的外部股东更具有信息优势。威廉姆森认为，雇员的信息优势和参与机制能够提高企业决策质量和监督效率。雇员的信息优势是指雇员比企业出资者掌握更多的企业内部信息，对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青木昌彦的分析表明，股东和员工双向控制下的企业的成长率高于股东单边治理的情况。银行员工在长期的工作和协调中形成的基于专门的信息交流方式和交易网络的长期稳定关系构成了银行专用性资源的源泉，员工通过这种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承担了一定的经营风险，从而使员工的利益与银行息息相关。因此，允许员工参与银行的公司治理，不仅可以维护员工自身的合法权益，客观上也维护了物质资本所有者的权益，节省了物质资本所有者的监督成本，从而使得银行治理更富于效率。

参考文献：

[1]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杨瑞龙、周业安。论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战略的选择闭。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7，（6）。

[3]杨瑞龙、周业安。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企业共同治理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1998，（1）。

[4]刘汉民，刘锦。资本结构、公司治理与国企改革——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研讨会综述[J].经济研究，2001，（10）。

[5]李扬。稳步推进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J].中国城市金.2003，（1）。

[6]宋玮。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及政策含义[J]金融论坛。

第五篇：国外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城乡一体化的含义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力水平或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城乡一体化建设有着深刻的内涵。城乡一体化的基本目的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使城乡共享现代文明。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在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基础上，强化城市主体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双向流动，实现资源的共享、互补和合理配置。城乡一体化的基本途径，要着重走乡镇工业园区化、农业产业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城乡一体化包含多方面内容：一是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实现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二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产业分工一体化；三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实现城乡服务功能一体化；四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实现城乡就业、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一体化；五是统筹城乡两个文明建设，实现城乡社会进步一体化。在我国实现这种“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城乡一体化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追求的目标。

二、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模式

城乡一体化是实现社会经济整体进步的一个有效途径。以市场为核心，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为动力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在现实社会经济中所表现的主要是城乡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变化，而其中又以人流问题最重要，是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造成人员流动的根本原因是巨大的城乡差别。综合反映城乡一体化程度和水平的一个量化指标可以用均衡城市化率。均衡城市化率是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实现过程的量化反映，是城乡经济互动并趋于均衡过程的一个基本度量值。它对于城乡经济互动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需要指出的是，它并不是唯一的衡量因素。社会经济的发展要坚持人本原则和市场导向，推进城市化不能贪多求大，关键还是在于建立科学的城市化发展动力机制。

均衡城市化率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C=lc2(1+a)n/(1-c)2(1+b)n+ lc2(1+a)n

其中，c当为前城市化率，大写的C为均衡城市化率，l为当前城乡之间收入差异系数（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n为实现均衡的预期年限，a为城市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b为农村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

三、国外城乡一体化的模式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模式

其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四个重要特征：（1）工业化早期农村地权的剧烈变动，土地由地主、自耕农向资本主义的大土地所有者、经营者转移，农业经营由小农经济向雇佣制规模经营转化。

（2）城市工业发展迅猛，农村无地的剩余劳动力被迫向城市无序转移，导致早期大城市人口的畸形膨胀，城市污染严重。（3）早期城市化的单一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由此带来的漫长性和痛苦性。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长达几百年，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二战前），产生了一些灾难性的后果，一是压低劳动力价格，使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恶化，二是长期就业不足，社会动荡不安。（4）二战后，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资本主义政府对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城市工业对农业反哺以及政府对农业、农民的保护、城市规划及环境污染治理，既是城乡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缓和了城乡关系和阶级矛盾。

（二）拉美模式

拉美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是“大庄园制”，这种土地所有制缺乏效率。土地分配极不公平，缺乏土地和农村的贫困推动农民向城市被迫流动，而城市现代化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非常有

限，从而造成了“过度城市化”。乡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并存，有人把这种城市化称为“维持生存的城市化”。

（三）东亚模式

东亚选择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是对英法（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德（晚起发达国家）工业化模式、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扬弃和发展，同时又是出于“赶超”战略的需要。在“官僚主导”的市场体制下确实能创造经济奇迹，政府对企业的积极干预完全可以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但前提条件是政府官员拥有强烈的富国理想和过硬的业务与道德素养，民间的经济活力必须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作用。东亚的农村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东亚的城市化进程相当迅速，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如韩国城市化水平达到70%,只有了10 年的时间。由规模极小的自耕农家庭农场组成的农业结构是有生命力的，相当有效率的，并且能够维持农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现在这些地区的小规模经营和对农业的保护使其粮食成本上升的压力日渐明显，但是土地平均化改革由于与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工农业生产状况相适应（尤其是在早期），从而带来的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失业的减少以及社会稳定等收益要远远大于其造成的规模经济的损失。论文出处(作者):

（四）前苏联城乡一体化模式

其主要特点是：（1）农村的集体农

庄制 ；（2）

（3）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4）为筹集工业化资金对农业低价格高征购和征收各种赋税；

（5）优先发展重工业，置轻工业、农业于从属地位；（6）经济布局分散，力求“大而全”、“小而全”。客观地讲，前苏联模式工业化早期有些特点如强调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对工业的支持、对国外技术、设备的引进和对科技的重视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只是到后期原有的经验被过分强调而变成了发展的阻碍，又没有进行适时的合理正确改革，从而最终导致了失败。

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的探索

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可分为改革前的“政府推动型”和改革后至今的“乡村推动型”两种模式。在早期模式中，由于城乡商品交易几乎断绝，乡村人口固守农业甚至粮食生产的产业结构，城市偏向政策、逆城市化的政策等，使城乡在地域、生活方式上形成了二重社会。改革后，“乡村推动型”的城市化道路，乡村工业以乡镇企业为载体得到了飞速发展，结果使完整的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分成了两个步骤，首先是实行职业转换，即人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非农化；然后实现地域转换，即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实现城镇化。在改革初期这种城市化模式具有非常现实和合理的意义，但也就造成了非农产业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分离，小城镇人口规模下降、规模效益低下、生活质量差，乡镇企业布局分散、侵占耕地、环境污染、成本高效益低，大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比重下降、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削弱等一系列问题。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当前面临着旧中国的贫穷落后、解放后工业化政策失误造成的沉重历史包袱，人口膨胀、人均资源匮乏的“低水平陷井”，尚存旧体制的束缚，体制转轨的高成本，外部不平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竞争压力等多种短期不能消除的客观不利因素。我国多元不平衡结构的消除，城乡差别消失，迅速的城市化，完全充分就业，共同富裕，政治上的充分民主等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像韩国等小国一样迅速实现高城市化水平。

我国工业化和城乡经济一体化现实而又理想的体制选择，只能是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政府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尽管这种体制仍存在不可克服的问题，“市场”与“计划”相互校正，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检验，甚至可能是“完美结合的幻想”。中国对现代市场体制的坚信不疑而又深刻洞悉其历史局限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关于城市布局的总体设

计、乡村农业生产的区域分工、小城镇的规划、乡村科技推广等可由政府计划和投资，而产品、生产要素的流动则可由市场去调节。

在城乡各自的改革和发展中，城市经济的改革、发展和乡村比起来又不得不占首动和主导的地位，这是由城市化历史的一般规律、我国“效率优先”原则、城市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和乡村的相对落后决定的。因此，这就要求以对城市国有经济的企业制度进行改革、改组、改造和发展以及大力扶持非国有经济发展为契机，优先发展大中城市的现代化工业和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带动现代化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同时在农村坚持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使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逐步实现农业产业化；对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进行股份制等产权明晰的改制和其他经济扶持，并以此为经济基础，对乡村进行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综合的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建设。

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发展经历了高效率的农业、轻工业、重化工业、基础设施、第三产业、信息产业（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这样一个符合工业化规律的自然演进过程。蒂默教授从西方农业演进的过程中，也认为农业的发展经历了劳动者农业生产率的上升，农业支持工业，工农经济一体化和工业反哺农业和保护农民四个阶段。我国目前农业生产效率的落后和工业生产的重复过剩以及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其产业结构是不正常和极不合理的。张培刚先生早就说过，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另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吸收农业劳动力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工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其自身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同样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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