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新农村建设模式对比及其启示

第一篇：国外新农村建设模式对比及其启示

国外新农村建设模式对比及其启示

陶爱祥

译者：

国外新农村建设回顾

(一)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历史回顾

韩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正式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这段时期一方面韩国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日益扩大，使得农村问题成为韩国政府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取得成功，政府能够有财力支援农业和农村。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乡村运动”，大力倡导“勤勉、自助、合作”理念来振奋农民精神，以项目开发为纽带，以政府支援和农民自主为基本动力，带动农民开展家乡建设活动。在交通方面，通过改善农村公路，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居住方面，通过改善住房条件，使得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在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方面，通过实施农村电气化工程，20世纪90年代农村家电普及，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通过改善农民饮水条件、兴建村民会馆、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使农民得到极大的实惠。

总结韩国新农村运动的运作机制，可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规划先行、分步实施。政府从战略高度认识新村建设的重要性，进行全面科学的规划设计，围绕总体设计分阶段、分步骤推进，由自上而下的领导机构和组织机构统一推动和实施；二是准确定位。韩国政府将农民定位为农村建设的主角，而政府在农村建设中只是充当引导、援助作用的配角；三是援助方式上，做到重点突出。资金以扶强助优的集中方式，向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领域投入；四是采取科学的激励机制。采取分类激励村庄、民选产生村领导、强化村民会议、资金用于民众相关领域的方式，调动农村社区的积极性。

(二)日本农村建设的历史回顾

日本农村建设的历史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以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61年到1998年。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人口急剧减少，工农和城乡差距日益扩大。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从1961年开始，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等一系列法律，并修订了《农地法》和《农振法》等法律。基本思路就是从产业振兴的角度切入，以促进农业发展为主线，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发展。主要内容都是围绕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率，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增加农民收入，以缩小工农产业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些法律法规虽然从农业角度涉及了农村发展问题，但并没有系统、专门的内容关注农村建设问题。

2.农村与农业并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99年以后开始。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农业面临食物自给率明显下降，生产成本较高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减弱，农户经营规模小，兼业农户占主体地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山区农村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基于这种情况，在旧《农业基本法》的基础上，从1999年起，日本又出台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以及《山区振兴法》等配套法律，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这些法律和计划将如何振兴农村列为重要内容，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支持山区半山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大力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吸引年轻人留在农村和新的农业劳动者进入农村；三是制定地域性的产业重振计划，推进农村、山村及渔村地区振兴；四是设立“农村建设专项费”，支持农村个性化、亲环境型发展；五是鼓励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产业；六是建立城市与农村共存及双向交流的机制。通过创建绿色观光事业及体验农村生活等活动，增强城乡国民间双向交流。

(三)欧盟农村建设的历史回顾及措施

欧盟农村建设总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1.以农业结构调整促农村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62年到1991年。二战以后，为了实现欧洲重建，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诞生。在经济一体化带动下，欧共体成员引发了农业一体化要求。1962年法国、荷兰、意大利推动欧洲共同体建立了共同农业政策。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中规定：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具体农村发展措施主要是实施落后地区发展补贴；利用欧洲的结构基金特别是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为农村地区采用农业新技术、改进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非农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全面发展。

2.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向关注农村发展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从1992年到1999年。1992年欧盟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改革共同农业政策，把过去以价格支持为基础的机制过渡到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主的机制，降低价格支持水平，控制农产品生产和财政预算开支的过度增长，进行国土整治和保护环境，促进农村发展。除了农业生产措施外，促进农村发展的措施主要是完善农业结构调整政策；建立农业结构调整基金支持环境保护；对55岁以上农业生产者实行提前退休制度，安置青年就业；扶持山区和条件差的地区发展农业等。

3.农村与农业共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2000年开始。1999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2000年议程》，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第三次更彻底的改革。欧盟提出建立欧洲农业模式，将共同农业政策转变为“共同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将农村发展作为共同农业政策的第二支柱；注重农业在农村发展中的多功能作用，强调保护生态环境，使农业、农村、环境协调一致、共同发展。

国外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启示

从国外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从韩国、欧盟和日本的经验来看，找不到适用于所有地区的标准化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每种新农村建设模式都决定于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制度环境、人文历史、发展机遇等多种要素。欧盟、日本以立法为主要手段，采取温和的渐进方式，促进农村发展；韩国则以行政运动为主要手段，采取迅猛的激进方式，推进农村发展。尽管各国农村发展道路不同，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政府的扶持功能，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等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二)准确定位新农村建设中各个主体的角色

从韩国、欧盟和日本的农村建设实践看，政府组织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要合理划定政府公共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界限，双方在其职责范围内密切协作，共同实现农村繁荣的目标。应该明确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采取各种措施，发挥农民积极性，使得农民的主体作用得到切实发挥。其中采取的每一个涉及农村的措施、制定的每一项涉农政策都必须以农民的意志为出发点。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政府只是新农村建设的配角，只是起到引导、统领、服务作用。

(三)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

韩国将农村分成基础村、自主村和自立村，只对后两种给予奖励和补助，这是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我国一些地方存在“奖懒罚勤”的现象，使得一些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因此，在今后新农村建设活动中，基层地方政府应该进行充分科学的调研，在此基础上，根据各村庄对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行动，划分村庄类别，制定差别化的奖励和补助政策，充分做到“奖勤罚懒”、充分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建立农村公共设施投入和维护使用的长效机制

韩国新村运动中走的弯路之一，就是重蹈中国“大跃进”时期的覆辙，建了许多集体性质的公共设施，缺乏后续投入和维护办法，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最后不了了之。针对这种情况，应该明确新农村建设的市场化导向。除了道路、饮水、医疗、教育等公益性特别强的公共设施外，社区文体娱乐健身类准公共设施尽量由农民自己出资或市场化，政府最多适当补助一点。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政府的财力有限，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不可能象发达国家那样对农业和农村进行大量补贴；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全部包干，就会使得农民产生等待意识，增强懒惰思想，也不利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五)完善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法规

新农村建设行动要逐步建立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这一点从欧盟、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法规还很滞后，我国现在采取的农村建设的做法主要靠行政推动，制定一系列政策进行。长久来看，必须制定和完善保证我国新农村建设长远发展的法律法规，如有学者提议将“农业基本法”修改完善为“农业和农村基本法”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此外还可以制定诸如“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投入条例”等，这样通过法制化途径，可以使得新农村建设获得稳定的制度性保障。

摘于商业时代，2011年6月

第二篇：国外新农村建设模式对比及其启示（定稿）

国外新农村建设模式对比及其启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提出的时间不长，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模式，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农村建设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外新农村建设回顾

（一）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历史回顾

韩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正式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这段时期一方面韩国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日益扩大，使得农村问题成为韩国政府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取得成功，政府能够有财力支援农业和农村。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乡村运动”，大力倡导“勤勉、自助、合作”理念来振奋农民精神，以项目开发为纽带，以政府支援和农民自主为基本动力，带动农民开展家乡建设活动。在交通方面，通过改善农村公路，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居住方面，通过改善住房条件，使得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在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方面，通过实施农村电气化工程，20世纪90年代农村家电普及，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通过改善农民饮水条件、兴建村民会馆、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使农民得到极大的实惠。

总结韩国新农村运动的运作机制，可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规划先行、分步实施。政府从战略高度认识新村建设的重要性，进行全面科学的规划设计，围绕总体设计分阶段、分步骤推进，由自上而下的领导机构和组织机构统一推动和实施；二是准确定位。韩国政府将农民定位为农村建设的主角，而政府在农村建设中只是充当引导、援助作用的配角；三是援助方式上，做到重点突出。资金以扶强助优的集中方式，向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领域投入；四是采取科学的激励机制。采取分类激励村庄、民选产生村领导、强化村民会议、资金用于民众相关领域的方式，调动农村社区的积极性。

（二）日本农村建设的历史回顾

日本农村建设的历史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以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61年到1998年。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人口急剧减少，工农和城乡差距日益扩大。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从1961年开始，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等一系列法律，并修订了《农地法》和《农振法》等法律。基本思路就是从产业振兴的角度切入，以促进农业发展为主线，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发展。主要内容都是围绕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率，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增加农民收入，以缩小工农产业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些法律法规虽然从农业角度涉及了农村发展问题，但并没有系统、专门的内容关注农村建设问题。

2.农村与农业并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99年以后开始。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农业面临食物自给率明显下降，生产成本较高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减弱，农户经营规模小，兼业农户占主体地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山区农村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基于这种情况，在旧《农业基本法》的基础上，从1999年起，日本又出台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以及《山区振兴法》等配套法律，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这些法律和计划将如何振兴农村列为重要内容，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支持山区半山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大力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吸引年轻人留在农村和新的农业劳动者进入农村；三是制定地域性的产业重振计划，推进农村、山村及渔村地区振兴；四是设立“农村建设专项费”，支持

农村个性化、亲环境型发展；五是鼓励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产业；六是建立城市与农村共存及双向交流的机制。通过创建绿色观光事业及体验农村生活等活动，增强城乡国民间双向交流。

（三）欧盟农村建设的历史回顾及措施

欧盟农村建设总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1.以农业结构调整促农村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62年到1991年。二战以后，为了实现欧洲重建，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诞生。在经济一体化带动下，欧共体成员引发了农业一体化要求。1962年法国、荷兰、意大利推动欧洲共同体建立了共同农业政策。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中规定：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具体农村发展措施主要是实施落后地区发展补贴；利用欧洲的结构基金特别是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为农村地区采用农业新技术、改进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非农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全面发展。

2.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向关注农村发展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从1992年到1999年。1992年欧盟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改革共同农业政策，把过去以价格支持为基础的机制过渡到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主的机制，降低价格支持水平，控制农产品生产和财政预算开支的过度增长，进行国土整治和保护环境，促进农村发展。除了农业生产措施外，促进农村发展的措施主要是完善农业结构调整政策；建立农业结构调整基金支持环境保护；对55岁以上农业生产者实行提前退休制度，安置青年就业；扶持山区和条件差的地区发展农业等。

3.农村与农业共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2000年开始。1999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2000年议程》，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第三次更彻底的改革。欧盟提出建立欧洲农业模式，将共同农业政策转变为“共同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将农村发展作为共同农业政策的第二支柱；注重农业在农村发展中的多功能作用，强调保护生态环境，使农业、农村、环境协调一致、共同发展。

欧盟理事会1999年制定了“关于欧盟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支持农村发展条例”。该条例围绕农业部门、林业部门、环境和农村遗产保护、农村地区竞争力等四个方面，提出了优先资助的发展目标，制定了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并落实了相应的资金。此外，还有欧盟地区发展基金、欧盟社会基金和渔业指导财政资金，也支持农村发展。

国外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启示

从国外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从韩国、欧盟和日本的经验来看，找不到适用于所有地区的标准化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每种新农村建设模式都决定于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制度环境、人文历史、发展机遇等多种要素。欧盟、日本以立法为主要手段，采取温和的渐进方式，促进农村发展；韩国则以行政运动为主要手段，采取迅猛的激进方式，推进农村发展。尽管各国农村发展道路不同，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政府的扶持功能，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等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我国地域辽阔，多民族聚居，各地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差异大。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农村地区发展地域差异更大，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比上述三方更大，因此，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国外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国外农村建设的成功模式不可复制，必须根据我国地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条件，进行综合考虑，统筹规划，找出适合我国各个地区发展特点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当前许多地方组织大批干部到韩国考察农村建设工作，回来后生搬硬套，使得新农村建设走样。如有些地方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将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新村

庄建设，搞大拆大建，严重损害农民利益，违背了中央提出的农村建设的初衷。

（二）准确定位新农村建设中各个主体的角色

从韩国、欧盟和日本的农村建设实践看，政府组织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要合理划定政府公共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界限，双方在其职责范围内密切协作，共同实现农村繁荣的目标。应该明确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采取各种措施，发挥农民积极性，使得农民的主体作用得到切实发挥。其中采取的每一个涉及农村的措施、制定的每一项涉农政策都必须以农民的意志为出发点。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政府只是新农村建设的配角，只是起到引导、统领、服务作用。

（三）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

韩国将农村分成基础村、自主村和自立村，只对后两种给予奖励和补助，这是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我国一些地方存在“奖懒罚勤”的现象，使得一些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因此，在今后新农村建设活动中，基层地方政府应该进行充分科学的调研，在此基础上，根据各村庄对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行动，划分村庄类别，制定差别化的奖励和补助政策，充分做到“奖勤罚懒”、充分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建立农村公共设施投入和维护使用的长效机制

韩国新村运动中走的弯路之一，就是重蹈中国“大跃进”时期的覆辙，建了许多集体性质的公共设施，缺乏后续投入和维护办法，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最后不了了之。针对这种情况，应该明确新农村建设的市场化导向。除了道路、饮水、医疗、教育等公益性特别强的公共设施外，社区文体娱乐健身类准公共设施尽量由农民自己出资或市场化，政府最多适当补助一点。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政府的财力有限，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不可能象发达国家那样对农业和农村进行大量补贴；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全部包干，就会使得农民产生等待意识，增强懒惰思想，也不利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五）完善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法规

新农村建设行动要逐步建立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这一点从欧盟、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法规还很滞后，我国现在采取的农村建设的做法主要靠行政推动，制定一系列政策进行。长久来看，必须制定和完善保证我国新农村建设长远发展的法律法规，如有学者提议将“农业基本法”修改完善为“农业和农村基本法”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此外还可以制定诸如“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投入条例”等，这样通过法制化途径，可以使得新农村建设获得稳定的制度性保障。

（六）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弱国，我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0%以上，这样一个国家搞新农村建设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明显的成效，必须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才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因此，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从现在起，就可以制定农村建设的长期规划，然后有步骤的推进。在计划推进的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七）要加强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的研究和探讨

要想使得新农村建设取得突出成绩，必须有科学先进的理论进行指导。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理论还很不完善。目前，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央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方针，指出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和方向，但是没有给出具体实施细则。事实上，由于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制定出适合于全国所有农村具体情况的实施方案。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底该如何去建，着力点究竟该放在什么地方，需要处理好哪些关系，都还有待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在实践上进行大胆尝试和摸索。

第三篇：新农村建设模式

二、依据实际找准抓手，各地新农村建设特色纷呈

农村社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一项惠及亿万农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安阳把农村社区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抓手，紧紧围绕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新农村社区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各地按照“政府引导，统一规划，示范带动，整体推进，产业支撑，稳步实施”的原则，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四个整合”，打造一个服务圈，积极推进新农村社区建设，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四个整合是：一是对工业发达的产业集聚区和工业园区周边的300个左右村庄进行整合，规划为100个左右的新农村社区；二是对市区近郊近270多个村庄进行整合，规划为100个左右新农村社区；三是对县城周边以及工业较发达的乡镇政府所在地的村庄进行整合，建设新农村社区；四是对深山区、高山区等不适合居住的村庄进行搬迁整合。一个服务圈是：对广大经济较为薄弱的平原农区，突出农民增收，大力发展高效农业、畜牧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以大村、中心村建设为主导，进一步完善水、电、路、气、讯、学校、医院、文化大院、大型超市等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建设社区服务中心，加强工业园区建设，着力构建半径两公里生活服务圈，引导服务圈内中青年农民逐步到中心村就业居住，同时对边远农村限制宅基地审批，促使具备条件的农民到社区安家落户。围绕上述四个整合、一个服务圈建设，安阳各县（市）区坚持工业发展集聚化、农业生产现代化、城乡建设一 1

体化、乡村卫生清洁化、公共服务社区化、组织文明规范化等六个方面整体推进（即“六位一体”）新农村建设典型示范区，涌现出各具特色的建设模式。

1、产业集聚型。对于9个省级及一批市级产业集聚区周边地区，通过村庄整合和土地流转促进农业集约化生产，以产业带动农民就业，以农民就业推动人口集中，同时将村庄整合腾出的土地用于产业集聚区发展，滑县新区锦和苑、林州市陵阳镇南辛庄村等地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滑县产业集聚区通过整合项目资金，争取银行新民居贷款、农户自筹等多方筹资，将18个行政村整合为一个新农村社区——锦和苑，规划新村可容纳2万人，占地由4251亩减少为1676亩，腾出建设用地2575亩，为产业集聚区发展提供了用地保障，同时将18个村的1.7万亩耕地按每亩每年700到1000斤小麦的价格和15年期限进行集中流转，实行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从而使农民从传统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产业集聚区目前入住企业147家，可以解决1.1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新村还规划有创业园区，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为社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实现劳动力零距离就业转移，依靠企业务工和土地收益实现农民稳定增收。

2、城郊带动型。主要特点是发挥紧邻城市的优势，依托工业和商贸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林州市龙山街道西街村、龙安区田村街道南田村的建设是这方面的典型。

林州市龙山街道办事处西街村包含7个自然村、5700口人，共

有各类企业近100家，2009年销售收入10亿多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000余元，该村利用位于林州近郊的区位优势，规划整合后新社区可容纳1.7万户、5万余人，占地由4000亩减少为1000亩，可腾出3000余亩宅基地，通过村民参与和市场化运作，依托传统铝制品、不锈钢等工业优势，大力发展商贸物流、餐饮娱乐、中介销售等现代服务业，打造林州新的商业中心，不断壮大集体经济，解决群众就业，增加农民收入。龙安区田村街道南田村是省级示范村，位于安阳市南15公里，紧邻107国道、京广铁路和南水北调运河，交通较为便利，辖区内有运作成熟的两个大型企业---豫北金铅和三丰铜带，两公司建设项目投资规模大，且经济效益也较好，南田村依托这些经济建设项目，整体搬迁至新址，规划建设南田新村，以产业为支撑，走工业发展集聚化的道路，建成后村庄占地面积将由现在的750亩减少为238亩，可节约土地512亩，让一个原本零散的村庄紧紧围绕在企业周围，促进农民就地转移就业，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也为企业扩大产业规模，向着规模化、聚集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平原农区型。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广大平原农村分散地带以“六位一体”为目标，重点培育中心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向周边两公里延伸公共服务，逐步打造一批“半径两公里服务圈”或“步行20分钟生活圈”。滑县白道口镇滨河新村示范村建设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

滨河新村位于全国产粮大县滑县东北部白道口镇政府驻地，地处平原，涉及白道口、西英公2个行政村，共有1523户、6806人、5800

亩耕地，计划用三年时间对示范村分三期进行建设，整合后可满足7000人居住，占地面积将由2230亩减少为900亩，节省土地1300余亩。他们利用自筹、借贷、社会引资、开发商垫资等多种方法，解决示范村土地征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同时努力争取上级整合支农扶农资金，协调银行资金，对农户实行3-5万元的小额贴息贷款用于建房，目前汽车站、计生服务中心、文化站主体楼、医院病房楼等公共服务项目已竣工，投资280万元24个班规模的中心小学正在建设中，总投资2500万元、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容纳100家商户的供销商业小区通过招商引资也已建成，平均日客流量接近2000人次，年可实现销售额近亿元。在平原农区通过重点培育中心村建设，既可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可减少政府财政对分散各村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的重复投入，将成为集健身娱乐、医疗保健、文化教育、舒雅民居等为一体的环境绿化、庭院美化、生态优化的城镇化现代居民小区，并对带动周边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积极地引领示范作用。

4、企业带动型。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依托企业大型建设项目，周边村民通过入股、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交由企业管理使用，并解决村民的土地收益分配、就业、住房、社会服务问题。省级示范村龙安区龙泉镇九堰中心村的建设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九堰中心村依托河南超越集团王家岭煤矿，将矿区周围的七个行政村合并成一个大社区，走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按照传统模式建设矿山，矿山与农村、矿工与农民是两对天然矛盾体，常常发生利益纠

纷，直接影响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走企业带动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条路子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达到农民、企业、国家三方满意。目前，超越集团已与当地农民和农村组建了新型经济合作组织---矿业农庄有限公司。矿业农庄以矿业企业和矿区农民作为平等主体，以资源、资产、资本为纽带，实现股东、工人、农民等多种身份为一体，以合资方式解决农民土地稳定收益问题，并解决失地农民后顾之忧；以合作方式解决农村和农业发展问题；以培训方式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总体概括为“333”工程，即围绕合资、合作、培训3个方面开展工作；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做到农民、企业、国家三方满意。旗下矿业农庄“果-草-禽”示范园，把龙泉镇的养殖业与花卉苗木产业进行整合，实现“公司+基地+协会+农户”的现代企业经营模式，拉长养殖与花卉苗木的产业链。项目规划占地5000余亩，计划投资1亿元。目前流转土地2000余亩，投资1000余万元，栽种薄皮核桃、金柿、海棠等果树24000余株，播种紫花苜蓿1000余亩，饲养柴鸡20000余只，修建园区道路3公里，餐饮区、专业育雏场已建成，旅游观光型新型农村已见雏形。

5、移民搬迁型。这种模式主要整合地处偏僻、规模较小、经济薄弱、配套设施无法覆盖的规模较小的自然村或不适宜居住的深山区村庄，动员农民移民，将整村迁移到地理位臵相对较好的村庄。

实行移民搬迁，通过在工业发达地区建设高层为主的新农村社区，解决企业用工的农民就业，同时实行退耕还林，加强生态建设。移民新村均以企业为依托，有力地促进新农村社区农民就近就地转移

就业，实现产业与人口有机融合，二产与三产良性互动，努力做到安居和乐业的有机结合。林州市陵阳镇南辛庄安臵点距林州市区4公里，紧邻河南省仅有的2个县级国家经济开发区—陵阳镇经济开发区和全国最大的汽车配件基地，该区工业发达、集体经济实力雄厚，但劳动力不足，外来劳动力又不稳定,是搬迁群众实施搬迁后实现再就业的理想区域。为此，林州市在建设陵阳镇南辛庄社区时建立搬迁扶贫基地，实施跨乡镇搬迁，将居住在石板岩乡、任村镇等北部乡镇的山区贫困群众175户700人（其中，搬迁扶贫125户500人，生态移民50户，200人）搬迁到陵阳镇南辛庄安臵点，一方面解决山区群众行路难、上学难、就医难、娶妻难等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山区贫困群众治穷致富从根本上夯实了基础，加速了山区群众脱贫致富步伐，再一方面解决了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劳动力不足等问题，为促进新农村建设步伐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功能。

农村基层组织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领导者，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安阳各地在加快农村社区建设的同时同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组织的服务功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保驾护航。在工作中充分尊重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他们结合实际勇敢创新，只要是有利于把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共同体的办法、措施、机制、模式，都应鼓励和尊重，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顺利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篇：关于民营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模式与启示

关于民营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模式与启示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民营企业作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主体之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笔者以我省民营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实践为基础，对民营企业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模式进行了综述，供领导参阅。

一、公益捐助模式。

这是新农村建设初期民营企业参与面最广的一种模式，是指民营企业弘扬企业家热心公益、回报社会的传统美德，直接捐助农村公益设施和福利项目建设，修路造桥，助学敬老，扶贫济困，造福一方，为农村和农民改善生活条件、脱贫解困提供帮助。我市新雅丽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沈正发作为从南浔区双林镇千亩山走出来的农家后代，在个人走向富裕后，他对村里的困难户、贫困学生给予无私的资助。仅在千亩山村，近年来沈正发个人出资就达30万元之多，投资兴建元圣桥、南仁桥、小花桥以及环村的6公里柏油路，被当地群众誉为千亩山的“幸福桥”、“发展桥”和“致富桥”。

为此，我们要继续积极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村庄环境整治和示范村建设，把公益性捐赠与新建设结合起来，重点捐助农村的公共服务产品和服务项目，特别是农村的文化室、卫生室、老年活动室、文体设施、农民公园以及村内道路、路灯、管线、治污设施等，为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村容村貌作出贡献。

二、村企结对模式。

它是指通过开展村企结对，由一家或多家民营企业与一个村形成共建关系，企业在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结对村给予支持，收购结对村的农副产品，安排结对村农民进企业参加培训就业等，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是发展农村经济。由于农村缺乏资金、技术，信息不灵，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较低等因素，直接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对此，在工业反哺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下，除了政府要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以外，还应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而结对帮扶不失为企业参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方式。近年来，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热潮的兴起，一些地方政府已意识到民营企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力量，纷纷引导企业以村企结对帮扶形式参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

现在，民营企业通过村企结对帮扶形式参与新农村建设，已经在新农村建设中取得了初步成效。今后要继续积极引导有实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与农村结对，有效地发挥民营企业在信息、市场营销、新技术推广、现代经营管理、资金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通过多种形式直接对结对村进行帮扶和带动，帮助其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工作中一定要因地制宜、因企制宜、注重实效，切实将民营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作用发挥出来。

三、投资参与模式。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目标是发展生产，而发展农村经济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这除了政府财政要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以及金融机构要积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支持服务体系以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外，还应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以市场化的手段参与农村的产业开发与建设，则是民营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形式之一。新农村建设无论是农村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无论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村容村貌改善，无论是乡镇企业的升级改造还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都存在着巨大的投资空间，有待广大民营企业去一展身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一些具有战略眼光、资金雄厚的民营企业看准农业生产的商机，在政府的鼓励引导下，积极投资农业园区的建设与发展，使农业园区建设呈现出多渠道、多元化投资的喜人局面。如萧山的千亩优质南美白对虾养殖示范园区、梅林湾蜜梨示范园区、华达无公害粮食示范园区、梅林生猪养殖示范园区、坎山三盈苗木示范园区等主要由民营资本直接投资建设。雄厚的民营资本投入农业园区建设和农业规模经营，可以较好地解决分散农户难以解决的资金、技术等诸多难题，为农业园区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

四、村企领导兼职模式。就是由企业家通过兼任村主要领导，直接参与村庄建设管理，用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建设和管理村庄，帮助理清发展思路，提供智力和资金支持，并通过增加村民在企业的就业，企业参与村公共事业建设等途径，加快农村发展。如宁波慈溪市有483名民营企业家担任村干部，其中143名任村支书，57名任村主任。星月集团董事长胡济深担任永康市古山三村的支书，帮助改善村里的公共福利和生活环境，安排村民就业，使古山三村很快从农业村发展为工业化的小康村。

民营企业通过村企领导兼职直接参与新农村建设，还有一种常见的表现方式是“经济顾问型”，即企业领导以兼任村经济顾问方式支持农村建设发展。民营企业家具有经营企业和项目建设管理经验，与企业所在村或附近村联系紧密，心系农村建设与发展，热心村里的各项事务。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可充分利用这些智力资源，聘请企业家做新农村建设经济顾问，用企业经营理念推进农村建设，为农村的发展出谋划策，提供帮助和扶持。因此，在许多地方经工商联组织推荐，由当地党委政府聘请民营企业家担任村里的经济顾问，发挥民营企业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宁波奉化市工商联在尚田镇进行试点，聘请了20位民营企业家担任农村经济顾问。现在，奉化有280多位企业家担任农村经济顾问，投入帮扶资金达2500万元。

五、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就是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以“公司＋基地＋农户”、“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等多种组织形式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当地的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实现利益共享。如浙江传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高科技农业园为依托，按照“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为农户提供花卉蔬果种苗，带动农民就业约8万多人，辐射面积60万亩，创造农业产值近50亿元。

龙头企业是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载体，是构建新农村支柱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参与新农村建设和引导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带动力量，在新农村建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任务和责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三农”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人缘、血缘、地缘关系，绝大多数的龙头企业是从过去的乡镇企业转化而来，经营管理者往往是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家，各种亲情、乡情相互交融，割舍不断。龙头企业所需原料来自于农村，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依赖于企业实现销售和价值，这种产品交换关系使得企业的发展与农村经济繁荣融为一体，互为条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多年来，我省的许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培育当地主导产业、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进一步探索和解决农民与企业的利益连接机制问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龙头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要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起稳定的紧密关系和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探索和实践企业与农户“连股、连心、连利”的长效合作模式，使龙头企业与农户真正形成产权与生产经营的合作体、利益与风险共享共担的共同体。

六、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模式。

就是鼓励民营企业积极投身到新农村建设中，广泛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努力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业是民生之本，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增加农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形式，是以“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的重要途径，也是民营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形式之一。

民营企业在充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要充分利用企业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向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和技能培训，通过举办各类农技培训班或安排农村青年到企业实习等方式，将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先进技术等要素传授给农民，使农民掌握一技之长，或自主创业，或在企业就业，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和自主创业能力，使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或者技术农民，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在浙江省义乌市，浪莎袜业集团投资100万元，联办“三农学院”，并计划用5年时间，出资500万元，培训1万名农村劳动力，公司以发工资的形式，鼓励偏远山区和城郊被征地农民学习技术。

七、村企合作开发模式。它是指民营企业把企业的技术、资金、市场等优势与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紧密结合起来，村企合作共建工业项目和生产资料基地、产品配套基地、劳动力供应基地等，既加快企业自身发展，又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双方发展的融合与共赢。如杭州余杭的山沟沟景区，就是山沟沟村和杭州双溪漂流景区合作开发的旅游景区。杭州双溪漂流景区除了门票，其他的旅店、餐饮服务让给村民。短短两年多时间，景区的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达到万元左右。

（市委党校区域经济研究所 李念文 副教授）

第五篇：山东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模式及启示

山东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模式及启示

秦庆武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村为载体。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生活习俗、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对所有的村庄都按照一个模式、一个路子、一套政策建设也是不切实际的。必须对不同地区农村建设的目标模式进行研究，制定针对性地规划和政策，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山东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探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农村发展模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山东不同地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模式

（一）“新城市主义”模式

为重振城市中心区，解决郊区化的问题，西方学者和城市规划当局提出了一系列的城市重建更新计划，在规划理论上便是通常意义上的“新城市主义”，强调合理利用土地、公共轨道交通优先、鼓励步行、邻里关系以及在社区内部提供就业等新的规划概念。主要包含两方面意义，一方面体现通过旧城改造，改善城区的居住环境，提倡回归城市的理念；另一方面则是对城市边缘进行重构，实现近郊农村城市化。如济南、青岛等城市近郊农村建设及城中村改造。城阳区是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新区，地处青岛市区北部，辖8个街道办事处，230个农村社区，人口47万。建区之初，基础差，底子薄，设施落后，农村人口占全区人口的95%以上，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区。建区后，城阳区依托区位、交通、环境优势，坚定不移地实施了农村工业化战略，以旧村改造为重点，加快农村城市化。城阳区坚持群众利益至上，按照“三个基础稳固、六个清楚到位”的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旧村改造，对各个环节进行统一要求，严格把关，力求把每座安置楼都建成精品，切实做到改出一片新社区、一片新环境、一片新产业。目前，全区实施了55个社区的旧村改造，其中22个社区的2.8万户村民已入住新居，腾出土地3.8万亩，全部发展二、三产业，既改善了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环境，又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确保村民长期收益。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生态示范区、全国绿化先进区，城市化水平达到57%。新市镇建设，可以从很大程度上重构农村城市化功能，不仅能够使周边的农村人口集聚，享受高质量的城市生活水平，还能够将原先分散的农村集镇汇集起来，节约居住空间资源，实现聚集化小城镇建设，更能进一步扩大农村人口就业机会，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实现农村共同富裕。

（二）“村企一体化”模式

山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乡镇企业快速崛起。在东部发达地区，有的乡镇企业已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这些集团多数由村集体经济演化而来，企业领导人同时也兼任村党政组织负责人。由于农业在这些村已不是主导产业，村民大部分已成为企业员工，农民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虽然在社区行政管理上还有“村”的名字存在，但实际上已实现了村企一体化。如南山集团模式、西霞口村模式等。西霞口村依山靠海，“出海撒一网，归来鱼满舱”。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村民生活还停留在温饱线上。当时，西霞口村分农业队和渔业队，渔队扩大发展没有地，农队农闲时不能下海打鱼，资源无法共享，极大制约了发展。1987年，西霞口村将两队合二为一，在省内成立了首家村级渔业公司，把“渔”、“农”两个行业融合合并。机制一变天地宽，西霞口从此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海珍品养殖、港口运作、国际海运、船舶修造、旅游五大支柱产业，建起了全国第一家村办的“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闯出了一条国际化、多元化的发展之路。如今的西霞口，实现了住宅别墅化、公寓化、电气化，50%的村民住上了别墅楼，2005年实现总收入20亿元，纯收入2.2亿元，人均创纯收入17万元，实现了住宅的别墅化、公寓化，人均住房面积达65平方米；实现了水、电、有线电视、直拨电话、宽带网络的配套；实行了免费供水、供电、收视和医疗制度；建起了福利超市，免费为村民提供富足的食品保障。此外，还建立了完善的退休、养老和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全村呈现出一派和谐、富足、安宁、快乐的气氛。

（三）“产业化带动”模式

山东是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目前年销售收入100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达到8392家，龙头企业带动基地农户870万户，户均增收1192元。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潍坊市借鉴了世界许多发达农业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本地实际，提出了“公司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的新思路，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把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组织起来，形成产加销、贸工农一体的新型发展模式。许多龙头企业为稳定自己的原料基地，与村庄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协作关系。如泰山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为确保有机蔬菜出口质量，协助多个蔬菜种植基地所在村建立合作社。目前共成立了52个有机蔬菜专业生产合作社，形成了“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公司不仅对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而且对基地村进行公共事业投资，改造基地村的道路、供电设施、灌溉网渠，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这类产业化带动型的“村企互动”模式，在山东为数最多，对新农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城乡等值化”试验

“城乡等值化”试验。指不通过耕地变厂房、农村变城市的方式使农村在生产、生活质量而非形态上与城市逐渐消除差异，使在农村居住仅是环境选择、当农民只是职业选择，并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实现“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的目的。青州市南张楼村，1989年作为山东省和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合作项目，进行“巴伐利亚经验”移植，即“城乡等值化”试验。内容包括片区规划、土地整合、机械化耕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发展教育等很多项措施。到目前，用在南张楼的投资已经有8000多万元人民币，各级政府投资了3000多万，村集体投资了3500万元，基金会投资了450万元。试验兴建了80多个企业；农民人均收入从1989年的1950元跃至2004年的6000元；农民工作模式发生改变，农业生产成为副业，而企业生产成为正式职业；居民生活方式改善，基础生活设施脱离了农村氛围，人们生活在包括厂区、居民区、文教区、休闲区等准城市化规划的大范围内。尽管现在的南张楼不是德国专家理想中的中国新农村的范本，但它也显著区别于中国农村大批农民进城打工的常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于新农村建设命题求解的一次独特实践，其意义重大。

(五)“股份合作”模式

股份合作模式主要是指, 农民以土地等生产资料作价入股，使土地成为资本，与企业联合，从而实现村企互动，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民企业家梁希森带领其乐陵市希森三和公司，于2001年起改造梁锥村，使村民住上别墅。同时，让村民利用置换出的老宅基地和废弃地在公司入股，完成了从农民到股民、从种地到管理、从种回到做工、从分散农民到产业工人的嬗变。蓬莱中粮公司在南王镇炮台村建立酿酒葡萄生产基地，村民户户都成为股民，同时又成为葡萄专业户。公司投资450万元对该村重新迁建，农民实现了就地城市化。

二、山东探索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启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启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富裕，让农村、农民和农业走出传统的模式与形态。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分化与整合。南张楼村的“城乡等值化”与 城阳的“新市镇”建设等农村发展模式的出现，标志着单一的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乡村经济格局的解体，一个多元化的、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农村社会开始形成。在“城乡等值化”和“新市镇”理念下，从农村产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入手，让农民与农村、农业一起得到发展，就地实现“农村城市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总结山东新农村建设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启示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从发展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国家在农村推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等制度，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由此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应该说，20多年来，这两大基本制度基本上决定了我国农村政治社会的基本形貌和运行机制。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政策的一个基本导向是，国家逐步撤离村庄，市场机制日渐发挥主导作用，土地权利进一步明确化，村庄政治进一步选举化，这一导向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90年代，农村公益事业举办难、农民福利缺乏保障等问题又凸显出来。进入新世纪，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是在农村之外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即“解决农民的办法在于转移农

民”，于是，开放户籍制度，发展非农产业，进行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劳动力等便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主导思路。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大国。在4亿多农村劳动力中，约有3亿人需要转移，相当于两个俄罗斯的人口。如果3亿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约6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10）全部流到大中城市，或者他们在省际和大中城市之间流动，我国城市住房、就业、基础设施、社会治安以及城市间的交通都将无法承受。因此，依靠现有城市的能力来大量吸纳农民是根本行不通的，9亿中国农民在短时期内是根本不可能从农村迅速转移出去的，中国的城市化就只能走城市建设与乡村建设并行的道路，让农民工能自由往返于城乡之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建设乡村而不是破坏乡村，让农民能在城市里呆不下去的时候，愿意并且能顺利回到乡村，“力避贫民窟式的城市化”。且税费改革则标志着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即从“消灭农村”转向了“建设农村”：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中国农民不一定大批涌入城市，留在土地上也同样可以实现幸福生活。

启示二 ：中国村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会更多的表现出多样化特征

从村庄发展的模式看，城阳的村庄建设是通过旧城改造，旧村改造，改善居住环境，提倡回归城市的理念或实现近郊农村城市化，采取的是农村工业化战略。南张楼村的“城乡等值化试验”，借鉴德国经验，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南山、西霞口村等主要是通过发展非农产业而不是通过发展农业而致富的，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保持着“集体经济”成分。潍坊是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把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组织起来，形成产加销、贸工农一体的新型发展模式。乐陵梁锥村的股份合作模式，荣成好当家公司的兼并联合模式，滕州鲁南牧工商公司的合作投资模式等，农村发展的多样化特征已经在现实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从理论上讲，当今中国农村发展由于受多元素（包括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的影响，加上村庄发展本身受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与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尤其在目前急剧变迁的中国，再用一个统一的所谓模式来统领中国村庄发展格局基本上是不现实的。相反，多元化的发展方式选择必然带来多元化的发展。

启示三：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选择和首创精神

新农村建设既是一项涉及面广、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实施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个轻重缓急、易难先后问题。农民身处新农村建设的最前沿，对情况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农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出许多先进经验，这些都是新农村建设的宝贵财富。从山东经验看，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可以探索，到坚持长期稳定不变，最终形成农村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对乡镇企业，从允许“三就地”发展，到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产业化经营起步较早，各地在农产品基地建设、市场组织培育、龙头企业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至今仍走在全国前列。这都是创新机制，以民为主，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的具体体现。城阳区将农民作为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坚持以群众满意为出发点，严格旧村改造程序。凡社区两委班子思想不统一、党员大会不通过、群众赞成率达不到95%的一律不列入旧村改造计划。还通过村级党员干部联户制度、村情报告制度等，强化基层干部对新村建设的责任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及时梳理、及时提出对策。南张楼村在“城乡等值化试验”上，也没有完全遵循将“村民留在土地上、留在本村，而不是进入工厂、不是进入城市”的理念去做，而是执行了相反的理念，即通过利用国际试验这样一个无形资产与品牌争取到了许多发展非农产业和进城、出国的机会。如果没有工业企业在该村的快速发展，没有大量村民的外出（包括出国）从事各种服务业，南张楼村可能发展还比较慢，这是由中国目前所处的转型期所特有的历史性特征所决定的。也许“试验”设计者的想法在未来的某一个时期对中国农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肯定不是现在。因此，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初期需要倡导、扶持、示范、带动，如支援物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组织、策划、设计、实施、改进、维护能力，而不是大包大揽，更不能成为行业部门垄断的自留地。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始终突出和激发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变“要我干”为“我要干”，同时保护好农民经济上的物质利益、政治上的民主权利，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否则又成为“农业热闹、农村萧条、农民消沉”的形式主义花架子。启示四：村级公共产品的供给有赖于农村集体组织经济实力的增强

当前一个现实是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建成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也需要资金来保证其正常运转。农民个体的资金很难拿出来用于公共事业，即使是农民达到了富裕程度，也很难操作。从我国农村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际情况看，其实质就是解决了“分”的问题，集体的事公益的事不到万不得已无人关心，无人过问。“统”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或行政上的，真正经济上“合”的问题还没有破题。因此，如何摆脱当前农村的松散状况，创新组织形式和产权制度，充分发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用，将农民的力量集聚起来，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力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从山东的实际情况看，在一些村级集体组织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其村庄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都比较好，农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也好于其他的村。南山、西霞口村模式虽然在我国农村不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两个村主要是依靠集体的力量而致富的经验说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对农村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单打独奏很难达到尽快致富、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走农村工业化、集约化的路子，依靠集体致富，增加农民收入。事实上，山东近十多年来，已经在实践上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其中农业产业化和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一探索的最有价值的成果。一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村企合一的集体组织经济。二是发展通过土地、资金、技术、劳力入股的农村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经济。三是村或镇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四是农村原集体经济时期建设的企业、水利设施、码头、渔池以及山林、荒滩的承包、转让、租赁、拍卖所获取的收入等。通过发展上述各种形式的集体组织经济，增强村级经济实力，可以解决农村一家一户想干又干不了的事情，使新农村建设走上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轨道。

启示五：坚持从实际出发，规划先行，分类指导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有完整的内涵、系统的目标，但具体到一个时段、一个地方，应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需求和承受能力，讲条件、讲重点，不能同时什么村子、什么事情都抓，追求普遍开花。当前尤为重要的是从当地实际出发，做好符合当地生产力水平的规划，明确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重点，进行分类指导。山东在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中，针对全省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性，以行政村为单位，将全省农村进行了分类。分类方式是：将中央提出的5句话，分解成 20项指标，分别确定了到2010年和2020年发展目标，以2020年规划指标为目标值计算出不同行政村的综合实现指数。其中综合指数大于70%的，确定为一类村，大于50%且小于70%的，为二类村，小于50%的为三类村。村级分类的作用不是搞达标活动，而是为了让每个村都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确定奋斗目标；为了让各级政府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实行分类扶持和引导，做到培优做强一类村，加快转化二类村，重点扶持三类村。同时也有利于各级政府经过一个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后，检查工作的成效，做到心中有数。

从村庄发展模式归类看，大城市郊区、发达地区和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的村镇建设可走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之路；纯农业地区可走“公司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之路；平原地区、中西部地区的中心村可借鉴“城乡等值化”模式。德国人进行“城乡等值化”实验，当时看中的就是南张楼村具有的“天然劣势”：不靠城、不靠海、没有大企业、不靠近交通要道、没有矿产资源、人多地少等，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农业大国来说意义非常。“城乡等值化”的建设理念所追求的目标是：“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换句话说，就是建设的基点是立足于农村，追求的是农村的发展，并不是要将农村城市化；建设也不是以城市为标准，追求的是与城市不同的更符合农民需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就为用有限的财力物力投入可以让农民生产、生活得更好提供了可能。如，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活方式等。但这并不等于国家可以减少给农村更多的转移支付，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必须量力而行，从实际出发，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启示六：新农村建设必须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主要有三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努力：一是政府力量，二是社会力量的参与，三是企业和农民的直接参与。在开展新农村建设中，各方面的作用都很重要，但在建设中地位有所不同，政府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要加强组织引导，认真制定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做到规划先行、科学指导。加大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这是政府主导作用中最重要的内容。政府要充分发挥发展规划、扶持政策的导向作用，加大投入支持力度，通过财政贴息、税收优惠、项目扶持等形式，引导农民和社会积极投入新农村建设，形成建设新农村的合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政府的投入起到先导、主导作用，但并非要政府大包大揽，最终还是要靠农民自己来建设。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只有尊重农民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自主选择，尊重他们的创新，保护他们的权利，充分调动农民建设自己家园的积极性，新农村建设才能取得突破。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切实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以农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农民就业、增收、社保、居住条件和享受公共服务设施等为着眼点，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入手，如道路、安全、饮水、就业、看病、学生入学等这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让他们参与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使农民成为建设主体、投资主体、管理主体，充分调动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农民充分享受到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