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第一篇：简论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简论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从先秦百家争鸣中一支普通的流派，到秦焚书坑儒法家称雄时的短暂消沉，再到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接着北宋程朱理学备受争议的“存天理，灭人欲”，再到今天掀起的新儒热。反观这个演进历程，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处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千百年来哺育和教化着中华民族，成为中国人精神和信仰的文化支撑。现在，立足于较为理性和客观立场上的现代人，回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儒家产生背景是什么？其思想体系应该怎么概说？其发展走向和现实意义又是什么？笔者对此做了一些初步研究。

一、儒家产生的背景

“诸子百家”，即儒家产生的背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活跃。“诸子”是指活跃于当时有名的思想家，“百家”是指不同的学派。当时对诸子百家的论述较集中地文献有《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五蠹篇》。“诸子百家”都指谁？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西汉初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名、墨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和东汉班固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纵横、小说、名、墨、农、杂十家。但是，他们都丢掉了相当重要的一家——兵家。

诸子百家产生于春秋时期，当时的社会急剧动荡，社会结构中的几个方面都发生了大的变化。

（一）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从生产力开始的。春秋时期，铁器开始大量出现，这使劳动者只能用大规模的群体合作来弥补生产工具之低劣的时代骤然结束，劳动者个人用铁制作的生产工具有能力个人开垦土地。孟子所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虽然是对他理想中村社生活的设想，但这种劳动成果的分成方式——劳役地租在当时无疑是存在的。铁器的使用，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也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转变。但生产关系的转化不平衡，由此引起了政治上的动荡。

（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由于生产关系变更不平衡，主动变更、变更早、变更较彻底的贵族很快就富裕起来了。这些贵族，开始不满足于眼前的政治地位，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更大的贪欲，开始在政治上有大的举动。于是卿大夫凌驾于诸侯之上，“陪臣执国命”的事层出不穷。整个局面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而政治上的变化进一步影响到思想。

（三）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

政治经济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首先，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大体上只有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现在又出现了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其次，既出现了大量的破落贵族，又出现了大量的新贵。再次，职业的构成呈现多样化。原来只有农牧业和一些手工业，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多样化，职业种类多了。除农夫之外，还出现了职业工商者、职业官僚、职业军人、职业政客、职业谋士、职业教师、职业艺术工作者。

（四）文化的地域特色凸显出来，并汇聚到中原相互交流

当时的区域特色有：齐鲁文化、燕齐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郑卫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宋文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

以上经济、政治、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和地域特色文化的发展，必然在思想领域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儒家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其哲学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中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起起落落，却又一直占据中华民族思想不倒的道路。

二、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及哲学思想

说起“儒家”，首先想到的是诸子百家中的“儒家”，当时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以六艺教人，“仁”“礼”并举，从而吸引众多学生，通常我们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随着孔子思想的流传，孔子逐渐被看做是“儒”的象征，而他与那些追随他的理想，致力于整理、解释和教授古代经典，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保存和研习古代礼乐的群体，被称为儒家。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变化，但是儒家的基本信条为他的弟子们所继承。并出现了孟子和荀子这样能够将其思想发扬光大的后学。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就是孔子、孟子和荀子。

孔子在儒家发展史上应是首创者。后世许多思想都是从孔子那里开始。其哲学思想概括如下：

第一，“礼”的理论思想。第一点是“正名”的理论，所谓“正名”，也就是根据周礼确定人的身份和地位。孔子说礼的功能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第二点是“礼之用，和为贵”的理论。《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节貌者，礼乐之事也。”第三点是关于“中庸”的理论。中庸之道贯穿孔子思想始终。他提出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第二，重视“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一个比“礼”更为重要的概念。此外，“仁”是在他对“礼”的讨论中引发出来的。据统计《论语》讲“仁”104次。孔子还讲“义”“忠”“恕”，“义”源于“仁”的内在，“忠”“恕”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冯友兰说：“忠恕之道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义。行仁义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因此“仁”包含“义”“忠”“恕”。

第三，政治思想。除了“仁”和“礼”之外，孔子讲得最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政”。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方略，会逐渐培养起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遵守社会秩序的自觉意识，会使百姓真诚地热爱国家，心悦诚服地接受政府的统治。

第四，“学”的思想。孔子指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成就自己。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孔子自己就以“闻道”为期许。他说：“朝为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可以说是他的终极关怀，在他看来，人就是为了“闻道”而活着的，不懂得道理，人生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闻什么“道”呢？闻为人之道，为政之道。懂得了如何成为“仁人”、如何治理天下的道理，才能不虚度此生，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一位儒学大师。孟子学说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性善说。孟子认为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意思不是说人从出生就是圣人。相反他承认，还存有其他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若适当控制，就不会通向恶。孟子认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四端”，若充分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极其强调的仁、义、礼、智。诸种道德都是自己的本性中固有的，而不是从外面加进来的，所以说人性是善的。第二，修养说。孟子非常重视后天的道德修养，建立了内容丰富的修养论。他认为，道德修养首先是“存心”。孟子所谓“心”是指“四端”，也叫做“良心”、“本心”。“四端”犹如种子，很幼小，很微弱，需要精心养护才能萌发为道德，稍不小心便会丧失。因此他告诫人们要时刻注意良心的走失，做到“存心”。

第三，仁政说。孟子倡导仁政。他说：“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仁政主张，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仍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辉。

荀子，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哲学思想吸收了战国时代更多地区的更多学派的思想和知识。所以学术内容和学术背景都显得更加丰富和宽广。其学说归纳为：

第一，性恶说。这是荀子最著名的学说。与孟子的性善学说正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化的哲学，他认为，人性必须加以教化，凡是没有经过教化的东西不会是善的。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就是人为。在他看来，“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第二，礼乐说。“礼”是荀学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无论是对于人的化性起伪，还是对于社会的和谐有序，“礼”都是至关重要的。荀子认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组织好社会，避免纷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能群”的优势，使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使国家得以繁荣和强盛。他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因此，人必须要结合成群体，组织成社会，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官天地、财万物。

第三，王制说。荀子不是讲“德治”，也不是讲“仁政”，而是讲“王制”。所谓“王制”，本来是指圣王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政权设置，但荀子在讲这个问题时却把它扩大为包括各种重大政治问题的治国方略，集中代表了他得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平政爱民；二是隆礼敬士；三是尚贤使能。

以上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哲学思想的归纳梳理。

三、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特点

通过对儒家先哲思想的梳理，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都是和人生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例如关于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问题，而对于宇宙的本质和起源，上帝鬼神之有无，人的吉凶祸福等则很少考虑。即使谈到，也是当做现实问题来谈的。又如关于性和命这类性质的问题，孔子很少谈到，孟子和荀子虽然争论性善性恶，但仍不是把它抽象化，看做纯理论的问题，而是把它看做解决现实政治或教育问题的理论基础。

第二，中庸主义。孔子特别提倡“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第三，民本主义。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渊源于周初，发展于春秋时期，至孔子时遂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仁的学说。古代的统治阶级，认识到为了巩固、维护它的统治，必须顾及到被统治者的利益，不能违反民意而一意孤行，否则民人会起来造反，推翻它的政权，因而在施政上有保民的思想和措施。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就是这个意思。

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现实意义

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谈到儒家、道家和佛教这三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做了形象的说明：“佛学像百货店，„„人们可去可不去；道家则像药店，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可以看出，作为“粮食店”的儒家思想，对于国家、民族是非常重要性，过去的人和当今的人都需要“粮食”。实际上，儒学很多思想还留在人们心中，例如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仁，相当于西方的博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是人类生存的保证，是永恒的主题，从古到今都不会过时的。义者也是如此，是适宜的意思，合理的意思。这是动态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义也是永恒的。礼，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只要有人类得地方，都是需要的。智，原先是指知道仁义礼，如今则把它解释为智慧、智力。信，则是指讲信用，也可以称之为诚信、信誉等。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最起码的道德。可见，儒家“五常”经过现代阐释，都是可以继承的，其基本精神都是可以用于现代社会的。

儒家讲仁政，以民为本，将仁爱精神贯彻在行政中，主要体现在公正上。公正原则也体现在义上，坚持大义，坚持合理性，是儒家构建并维护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也是儒家对和谐社会的贡献。

从春秋时期儒家哲学思想的产生，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今天掀起的儒家新热，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处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其现实价值和意义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而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和现实价值的体现，均源自与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的现实主义、中庸主义、民本主义特点的和谐统一。先哲儒家思想基于具有的这类特点，使它超越一家思想、一个时代而凝固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文化核心。也就是说，先哲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它不仅在过去、现在发挥着重要做用，而且在将来也会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

第二篇：先秦儒家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思想研究

摘要：先秦儒家思想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国家治理理念崇尚“德治，仁政，礼制，重教化”，对先秦时期影响巨大，不仅如此对当今中国社会和国家政治影响深远。为我们所熟知的内圣外王思想，礼乐制度，教化哲学，无一不体现其思想内含，当然孔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强调修身为先时，最后还是寄希望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由此，不难看出儒家思想十分重视国家政治明治，仁政，礼制，德治，教化是我在本文中着重研究的儒家思想。

关键词：儒家，思想，仁政，礼制，德治，教化

一、关于儒家内圣外王——治道思想研究

儒家社会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德化的治道”，是德治型的人治。王道是儒家治道的理想，孔子将周公王道的宗旨归结为两条

1、“以德配天，保民而王”，这是统治者和管理者自律的原则。周公总结历史得出结论：夏殷兴亡的根本在于统治者的“德”，夏禹殷汤有德而治兴，夏桀商纣无德而乱亡，他认为天子是天命所归，天命以民心为转移，所以德首先在于“保民”，即爱民利民恤民，为百姓兴利除害；其次是用贤，即将治权于政权分离，治权委托贤能之人，打破亲亲、尊尊的用人局限。

2、“明德慎刑”这是管理被管理者的原则。明德即明道德，提高被管理者的道德素质，主要措施有道德示范、礼乐教化和尚贤任能，慎刑即刑罚的实施以宽仁为主。

孔孟都把人的能动性局限于道德方面，孔子讲“为仁由己”、“富贵在天”。孟子认为善德是“求在我者”，富贵寿夭等是“求在天者”这种偏重道德因素的倾向构成儒家人治的基本特色道德心里素质是制约主体能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精神得以实现的前提。但是孔孟忽视了智能因素和客观规律，使得他们的人治模式无法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

荀子对孔孟治道进行修正和完善，第一在坚持德主刑辅原则的前提下，强调了礼法的相关性。荀子的治道以“礼治”为宗旨，但他所讲的礼与孔子不同，他所讲的礼虽在礼仪规范上脱胎于周礼，但实际上维护的与西周不同的社会秩序，另外荀子认为礼与法不仅不相互对立，反而相互依存，“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非礼，是无法也”然而荀子的立场仍以人为中心，坚持道德教化为主，刑罚为辅，先教后刑。第二突出构成主体能动性的智能因素，他认为认识事务的不同属性和规律，从而“知天命而用之”，而且他将智视为道德心里素质形成的基础。第三、荀子吸取了法家崇信的管理原则，信是制度规范客观性确定性的表现。

对霸道的修正和完善是《管子》的贡献，《管子》的治道原则是先富后教，教而后法。其中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财政方面实行无税政策。此外，法是不可缺少的管理依据，立法权虽属于君主，但是必须遵循两项客观依据一是道和原则，而是民意。

二、儒家德治仁政思想的认识 儒家致力于“大一统”社会建设，先秦时候的”大一统”思想本质上同于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做，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思想。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君主应该实施仁政德治，以德感化人，以仁政思想为治国之本，这样才能很好的满足百姓的需求，进而让他们可以安居乐业。维持社会秩序的礼从家内、国内推向天下，从私有制的小康运行的公有制的大同社会，这是孔子“天下归人”的理想。“大一统”的建设必须从人心识仁并志于仁开始，这依赖于素质的提高，不是外在的法的强制规范和赏罚所能做到，只有伦理人格的感召，道德品行的示范和礼乐教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价值观和荣辱观，使社会规范内化为自由意志，在道德自律的作用下，自觉自愿、自在自为地“居仁由义”，为此，儒家崇尚人治的领导方式，反对法治的强制手段，因为法的强权在儒家看来治标不治本，只有一时一地的绩效，人的道德自律示范与教化等领导方式才能标本兼治，收到长期稳定可靠的效果。儒家强调人治，德治，从而施仁政，最终达到教化众人，自觉遵守，自愿行为。实现“大一统”的美好政治理想，儒家追求纯仁纯义、大公无私的圣贤人格，所推行的也是纯正不偏、通体透明的王天下之道，儒家认为王道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道，尤其孔子尊王贱霸，王道治安长久，霸道威势短促，一方面是孔子推崇王道圣贤，另一方面表露出对王推德治，仁政。

三、仁与礼思想的认识

仁与礼，可以说是先秦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两个基本范畴，《礼记》在强调礼治、乐教的关系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我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仁和义都要讲差别，不是爱无等差，义无原则，礼即由此产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将“仁”立于自然亲情的关系上，由亲及疏，由远及近。容易被接受，人们从“爱亲”推及“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德很容易普及天下。《礼记》认为，内有爱人之心，外表必然合乎礼仪，礼的形式必须与仁的内容相结合，但内心的爱是根本，如果没有内在的哀戚之情，外表礼仪会丧失意义。《礼器》说“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这句话实际上也是讲人与礼相辅相成的关系。

早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就极力倡导仁，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号召士人仁以为己任。孟子构筑仁政思想体系，希望统治者全面推行仁政，“虽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体群臣则士之抱礼重，自庶民则百姓劝”这样亲情融融的社会方可形成。

另外，儒家的礼与诗歌和音乐有密切关系。儒家教育中典范的共同沟通“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告诫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熟练地引用《诗经》被视为是精通礼的一种表现。从战国时期开始，引用诗歌或者其他典籍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中国人宴会礼仪的一个特色。恰当的引用所涉及的表达与呈现形式的意义经前人之用法塑造，代代相传而成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然而不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些形式在新语境下适当地使用就包含新的含义，这些意义在保留以前的内容的基础上又丰富了现有的内容。同样的道理，一个音乐作品只会因为被不同的音乐家演奏而更加丰富，而不会有所损失。

四、儒家思想的新诠释——教化哲学，一种新的认识 儒学有自己的义理之学和哲学系统，称其为“哲学”，毫无疑问。余英时教授指出，在中国文化中，精英层面的大传统与民间生活小传统之间拥有密切的交流互动，这使儒学大行其“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儒学与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联性，使其成为中国文化价值基础和教化之本。文化或教化的理念，与人的内在的精神生活直接相关，而这种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儒学形式中，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混淆，儒学的文化和教化理念被用来直接干预现实的政治和权利运作过程。孔子所讲的仁根源与孝悌亲情，与其依据周代的礼乐文明以建立其思想的系统，在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礼乐，直接关乎社会生活中人的行为和实践所以从文化继承和理论创造的角度来看，对礼乐文明的反思，更具有文化和教化意义上的重要性，言礼，着重在行为、实践的仪文形式方面；而“仁”，所体现的正是这仪文形式的精神内涵。

儒家在先秦，本为“百家”之一，当时的儒家，一方面具有一种积极入仕的精神，但同时也保持着一种对现实政治的独立意识。内圣外王，德位一体，在儒家，本身是一种理想，一种超越性的价值理念；它与现实政治运作之间存在一种间距和张力的关系，中国现代以来儒学与现实政治制度和权力运作的解构，为儒学的教化理念真正恢复其理想性和超越性价值，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儒学教化作用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小结：先秦儒家思想中无论是治道，还是德治都突出表现其希望统治者实施仁政，爱民，亲民，从而实现理想“大同”，其关于仁爱的思想也并非空虚的泛爱，上层统治者仁政爱民，士人修身养性以治国，人爱人之所爱，并且相互爱护，亲亲融融，和和睦睦。不仅如此先秦儒学推崇礼，仁与礼，教化社会，从而社会重礼，达到礼与义的融合，共建和谐社会。当然，先秦儒学对当今社会影响深远，重礼仪，施仁政，建设和谐社会。参考文献：《内圣外王，儒家的社会哲学》

《礼乐源薮》

《教化的哲学》

《道德哲学与儒家传统》

《《论语》的管理智慧》

《儒家宪政与中国未来》

第三篇：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学习材料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基础。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本身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科学体系的认识，关系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把握。

一、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毛泽东的科学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它的形成大体上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初步形成；第二步是体系形成。前者应该以毛泽东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作为标志；后者应该以毛泽东1937年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标志。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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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着作的发表应该看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这篇着作中，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本本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唯书”，即“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倾向；一种是“唯上”，即“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6]针对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

在以乡村为中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毛泽东的贡献都是最突出、最重要的。他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以及他对这些认识的哲学概括就处于全党超群的地位。毛泽东在此之前虽然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着作，但是这几篇着作毕竟只是渗透着哲学思想的政治论文。而《反对本本主义》却是一篇以调查研究为由头、专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哲学专着，它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之所以叫“初步形成”，而没有叫“形成”，这主要是考虑到《反对本本主义》对一些问题的阐述还是初步的、提纲式的，还没有展开，还没有形成体系。它有待于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也有待于哲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化。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反对本本主义》比起《调查工作》来有几处修改：一是题目的改动；二是删去了原先第五节中“我们的主要调查方法是‘横断法’而不是‘纵断法’”一句。三是增写了第三节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7]这几个情况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虽然毛泽东在1930年就已经有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但是当时并没有做出在1961年所增写的那一段概括。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形成 为什么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两篇着作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特别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结合着中国的历史实际和现实实际，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哲学角度和哲学层面的概括和总结，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动力、认识的目的、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的理论，具体分析了认识发展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辩证过程，精辟地概括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8]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深刻地揭露了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即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

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9]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坚持并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观点；提出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新论断，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定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10]在这篇着作中，毛泽东详细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原理，使对立统一规律学说形成为一个科学体系。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两篇最主要的代表作，它们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其自身的发展中达到了理论化和系统化，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之后，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以及党的建设中的哲学、工作方法中的哲学等等，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和进一步展开。

需要指出的是，《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1937年讲授哲学时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两个部分，要真正理解这两篇着作的思想真谛，还需要完整地了解毛泽东1937年讲授的哲学特别是他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把两篇着作放在整个教材之中去把握。

1937年4月，毛泽东应抗日军政大学的邀请去讲授哲学课。为了讲课的需要，毛泽东自己编写了一本教材，题目叫《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本教材一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唯心论与唯物论。这一章分为4节：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第二章是辩证法唯物论。这一章分为11节：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辩证法唯物论；二，过去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

的关系；三，在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四，哲学对象问题；五，物质论；六，运动论；七，时空论；八，意识论；九，反映论；十，真理论；十一，实践论。第三章是唯物辩证法。按照原定计划也应该写11节，其中包括三个根本法则和八对范畴：一，矛盾统一法则；二，质量互变法则；三，否定之否定法则；四，本质与现象；五，形式与内容；六，原因与结果；七，根据与条件；八，可能与现实；九，偶然与必然；十，必然与自由；十一，链与环。不过，因为“七七事变”爆发，毛泽东不得不停止了原定的计划，第三章只写了第一节，其他10节没有完成，也没有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着作专题摘编》在第一篇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多处摘编了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实践论》、《矛盾论》之外的论述，反映了毛泽东1937年在很多重

要观点上的原创性阐述。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实践论》、《矛盾论》时，应该结合这些内容。

二、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由来

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被人们普遍地接受和使用了。不过，历史地看，这个概念的提出特别是对这个概念的涵义的科学规定却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粗分起来，这个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即1957年以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酝酿阶段；1957年到1977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开始使用并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概念同等对待的阶段；1978年以后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明确使用并逐步给予科学规定的阶段。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酝酿

人们开始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

张如心最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也是他最早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积极评价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1941年3月在一篇题为《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的文章中，特别提到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贡献。他说：“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不仅关心全党的培养干部的工作，经常提供许多天才的意见，而且还亲自领导学校工作（如抗大），亲自讲授提纲（如战略学、哲学等）。”“毛泽东同志的讲演与着作便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它的内容和形式正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底典型作品。”[11]同年4月，张如心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中不仅介绍了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显着例证，而且强调指出：“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成功，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况，真正掌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从毛泽东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刻地透彻地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如何善于把他长期的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以辩证法的方法科学地综合起来。他在该提纲中，不仅通俗地简明生动地叙述了马、恩、列、斯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善于把辩证法主要的法则与次要的区分清楚，善于把辩证法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与过去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最密切地结合起来，这与过去中国出版界关于辩证法许多‘枯燥无味’、抽象的公式主义的叙述，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区别。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在辩证法唯物论上是有了新的

发展，特别是在对立统一法则的具体应用上面，他的许多创作，特别是军事理论与实践，及整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唯物辩证法最精彩最生动的运用的结晶体。”[12]

艾思奇在《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上发表了《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述评》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抗战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和中国化方面有着许多新的成果，“而在这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泽东及朱德同志的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着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14]。

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思想方法。

王稼祥在1943年7月5日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16]

中共中央总学委于1943年7月11日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其中提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他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

艾思奇1943年8月11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指出：“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17]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作出系统的阐述，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涵义作出科学的规定。他特别提到：“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18]

党的七大后，人们对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贡献更为重视，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被多次翻印，他的那些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的其他着作被争相阅读。周恩来1949年5月9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向毛泽东学习”的口号，指出毛泽东在哲学上有很多创造。

从上面的回顾来看，从延安时期开始，人们已经开始重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已经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基础来对待，已经把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来看待。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在建国之前还没有提出，当时使用的概念多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的宇宙观”等等。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最初使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在全国范围，特别是哲学界、理论界、教育界兴起了一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不过，这个时期使用

的概念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论文”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这期间，“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已经在一些论着中开始使用，但是总的来说，使用得还不普遍，通常比较多的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或“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而且，当时人们对这两个概念含义的理解基本上是一样的。就在发表了严北溟那篇文章的那一期《新建设》杂志上，同时还刊登了汤一介的题为《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纲，改革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容》一文，用的概念则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就是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论文集中，也只是书名用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正文中使用的概念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新建设》杂志在1958年12月号上发表了李光灿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谈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体会，其中使用的概念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他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就是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业经充实、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20]这个定义同严北溟给“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所下的定义差不多。孙叔平在那篇文章中也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最高的哲学概括，而毛泽东同志的其他着作则是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的哲学。”[21]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陷入混乱，走入了歧途，这期间使用的概念主要是“毛主席的哲学着作”或“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三）对“

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内涵的科学界定

严格说来，普遍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并对这个概念的涵义作出科学界定，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

1981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给予了科学的评价，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正是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号召下，在《决议》精神的鼓舞下，我国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很快形成一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研究方向的专业理论工作者队伍；在高等院校、部队院校、党校干校中普遍开设了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内容的课程；各地乃至全国范围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专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发表和出版了一批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研究课题的论文和专着。

也就是在这种新的学习热潮中，很多理论工作者不仅使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而且提出了如何给这个概念的含义加以科学界定的问题。经过1981年10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第一次讨论会的讨论，比较多的学者接受了龚育之

提出的一个看法，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24]党的十二大之后，学界普遍又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表述中加上了“和建设”三个字。这个定义比较好地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关系，也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毛泽东的关系、与党和群众集体智慧的关系。这个定义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

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就与“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区别使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实际上讲的是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毛泽东那些科学的哲学思想为主要代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为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早期那些不成熟的哲学思想和他晚年的错误认识当然不能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从酝酿到提出、再到明确使用和对其含义给予科学界定的历史过程，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的不断深入。

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二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三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以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意义，四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作用。

（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等几个方面的原理作出了具有原创性的贡献。这其中包括，毛泽东通过《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着作，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更加明确、更加充实，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实际关系问题的科学理论系统。毛泽东通过《矛盾论》等着作，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别

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更加明确、更加充实，尤其是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系统。毛泽东通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着作，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如今，毛泽东在这些着作中所阐述的观点已经成了哲学原理教材中的重要内容。

其次，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应用哲学的层面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其中特别表现在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建设哲学等方面的着作中。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着作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研究战争的方法论；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与自觉能动性；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辩证法，以及兵民是胜利之本等思想。如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着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又统一又斗争的方针；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等思想。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着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的性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辩证法；革命转变论和革命阶段论的统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等思想。如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着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重点与非重点；统一性与独立性；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等思想。这些思想中所包含的、渗透的、体现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再次，毛泽东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传播进行了重要探索。毛泽东多次讲过，要使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使哲学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这里特别应该提到，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实际工作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我们现在从毛泽东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工作方法十六条》等等中均能深刻感受到哲学的魅力。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实

第四篇：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比较

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比较

摘要：我们今天讲构建和谐社会，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有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有无有以及人之幼”的和谐蓝图与和谐之愿；又说要建立法制社会，推进法制化进程，而在公元前两百多年，韩非就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主张以法治国，“认为以法治国，举措而已。”儒家和法家作为先秦时的两大重要思想流派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般。儒家尚礼，法家重法且尤种刑，但两者异中又不乏共同之处，探讨儒法两家的异同并从中总结出了两者各自的优劣从而扬起所长避其所短、兼采二者之优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不无裨益。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变；凡育所学，皆成性格。政治思想作为政治和思想的结合物，既有政治的广度又具备了思想的深度，既给人史的明智，又给人诗的灵秀既让人有数学的周密，又让人有科学的深刻，还使人不乏伦理学的庄重与逻辑修之学的善辩。；历史证明儒法两家就是涵盖了政治是思想这一特质的思想流派。

一、儒、法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姑且不论道从何来，一、二、三优势什么，可以推知的是：万事万物皆有因果。追溯先秦时代的历史，儒法政治思想之“果”产生的因由。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各诸侯国在华夏大地上纷纷兴起，诸侯国各霸一方，王权被削弱，各诸侯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人民展开了残酷的斗争，烽烟四起，连年战乱，生灵遭殃，百姓涂炭，中华大地陷入了分离与征战的局面。乱世造英雄，也造就了一大批的思想家，面对混乱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纷纷招徕门徒，宣扬自己的思想，希望借此来实现自己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墨子用“夏政”，道家“无为而治”，法家立言，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家思想应运而生。

儒家产生于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三位思想家为改革时弊、实现天下太平，分别提出了诸家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孔子尚仁、礼，孟子主张“仁政”，荀子认为当礼法并用。法家也产生于礼崩乐坏、诸侯国割据称雄的先秦时期，前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一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后期代表人物是韩非。前期法家中，商鞅重视“法”，申不害重视“术”，慎到重视“势”。后期法家的代表是法家的集成大者，在继承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的前提下创立了法、术、势皆用的政治思想。

二、儒、法政治思想的联系

两家除在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相似之处外，在思想观点上也有某些共同之处。无论是孔子的“仁”、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礼法并用”还是法家的“法”“术”“势”，其服务的对象都是统治者，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扩大自己的通知权益、加强对百姓的统治力度的一种策略。儒家随在法体上属于人治——博施济众、立人达人，但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在主张治人的同时又提出了治法：一曰用人之法，二曰劝禁之法，三曰正名之法。荀子的礼治思想，究其实质实际上是礼法并用，如《荀子·王制》说：“礼仪者，治之始也”，《君道》则曰：“法者，治之端也”，意思是说礼仪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荀子·劝关键词：历史背景 联系 区别 “德”“法”结合 标本兼治 说》又说：“礼者，法之大分，内之纲纪也”。认为二者之中，礼是第一位的，制定法律应以礼仪为依据。尽管荀子之“法”与法家之“法”内容与本质都不一样，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却是有史实为据的，如法家人物韩非与李斯皆师从荀子、拜在荀子门下。

法家起于儒家之后，据有关的资料，法家的思想的一部分还是由儒家蜕变而来的；李克是卜商的弟子，商鞅向李克习法径，二卜商出于孔丘之门；吴起在魏国做官时，其施政之分类于法家，《吕氏春秋》说他求学于曾子；“盖儒家正名之义，施之于士大夫为礼，行之于庶人为刑，及宗法大坏，礼失其用，正名之旨遂浸趋于刑法”。

三、儒家与法家政治思想的区别

儒家与法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治国之道上，儒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法家则是重视法律的作用，主张“一断于法”。此外，在君民关系问题上，儒家与法家也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从治国之道来看，儒家重德法家重法；儒家重贤，法家种刑。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德治，《论语·季氏》有言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的是如果统治者自身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并且依据优良的道德品质来治理国家，以优良的道德品质来影响民众，就可以获得民众在心里上的支持。继孔子之后，孟子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性善论出发，主张在政治上实施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认为，仁政是治国的基本原则，能否行仁政是决定一个国君能否得人心的核心因素，是一个国家成败的得失的关键。为此，孟子把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政治兴亡的根本原因都归结为统治者能不能行仁政；“三代之得天下者也，以仁；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与孟子相对的，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从性恶论出发，荀子重视礼的作用，主张实行礼治，试图通过隆礼，建立安定的政治统治秩序和健全的政治制度。

无论是孔子的德治，还是孟子的仁政，亦或是荀子的礼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觉悟基础之上的（荀子尽管认为人性本恶，但毕竟可以化性起伪，并不是无可救药的）。《大学》中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对儒家重德的最好概括。

法家重法在前期代表商鞅和后期代表韩非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商鞅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只有实行法治，国家才能安定，治理国家不可一日无法：“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被民也。为治而去法令，尤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韩非认为，治理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如果以法治国，任何事情都好办——“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在韩非看来，法的重要性体现为：首先，法律是全体臣民的行为规范，“一民之轨莫如法”；其次，法律是制止社会**的有力工具，只有实行法治，才会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争夺；第三，法律是惩罚犯罪行为的唯一准绳。

与重德和重法相对应的，儒家与法家在治国之道上的另一个不同点是儒家尚贤，主张选贤任能、任人为贤，而法家则主张严刑重罚，“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不起”。

其次，在君民关系问题上，儒家倡导“民本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法家则主张君主至上，恶、认为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民众的存在价值就在于能为君主说利用，在处理君民关系时，儒家主张统治者要对人民实行“仁政”，对人民采取休养生息政策，采取比较温和的措施来缓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对劳动者采取比较慎重、“以其所重禁其所轻”的目的，认为君主对待民众不能行爱道，只能用权势使民众绝对地服从。

四、儒家、法家各有所长，各具其短，“德”“法”并用才能修内治外、标本兼治。

儒家主张的“德”注重的是人的内在修为，由于人所具有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在缺乏强有力的外在制约的条件下，这种德治无疑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不可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的。而法家的严刑苟法脱离了仁礼的教化，最终无法使民众心甘情愿地臣服于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严刑峻法之下，民众或者揭竿而起，以载舟覆舟之势将残暴之君推翻，即使暂时无揭竿之力而只能臣服，也会“不敢言而敢怒”对暴君道路以目、对暴政怨声载道。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使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使事物变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且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儒家的“德”使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体现，是内因，法家的“法”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外在制约，是外因。儒家过分强调“德”的作用，忽视了“德”起作用的外在条件；法家的法过分夸大了法律的作用而忽视了让法律起作用的根本。因此，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无法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无法使国家长治久安，有“德”无“法”则国乱，有“法”无“德”则民反，历史上周王室的衰微、秦朝的灭亡可做为前车之鉴。历史上也确实有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实现大一统的。但此时的“儒”也并非先秦之“儒”，而是经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况且汉武帝时，虽明倡儒学，但实际上皆采百家，杂用王霸，而且武帝的政治思想有四大突出的特点：求变，求治之本，德刑皆用，任贤。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反思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国家的治理而言，“德”与“法”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二者不可偏废其一，既要借助儒家的“德”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自身修养，促使社会成员自觉地遵守“法”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也要通过法家的“法”促使全体社会成员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必依，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促进“德”的完善。以“德”辅“法”，以“法”促“德”，如此“法”才会越发完善，“德”才会日臻完善。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传承中继往开来，构建和谐社会更多是对儒家之“德”的继承和发扬，建设法治国家则是对法家之法的纳旧赋新。有了“德”与“法”这两只相辅相成的轮子，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列快车必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突飞猛进、取得骄人的成绩！

参考文献 萧公权·《中国的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何周华·《对儒家法家政治思论的评述》 摩尔（J·H·Moore）·《蛮性的遗留》，李晓峰译，海南出版社，1993年 《中国政治思想史》，曹德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06政教 200640511023 何海英

第五篇：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预设试论

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预设试论

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预设，势必要寻找一个合理而有力的人性依据。人皆向善的人性预设，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根基。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激烈动荡的历史发展阶段。诸侯争霸，战乱频繁，物欲横流，善恶毕现。诸子百家纷纷从治世安民的社会需要出发，反思和探求人性，以期为社会治理寻找道德根据。对于积极人世、关注人生价值而又重视社会等级秩序的先秦儒家来说，提倡“仁”，强调“礼”，追求德治和等级秩序和谐，势必要有一个合理而有力的人性依据。人皆向善的人性预设，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人性根基。

一

自从人猿揖别以来，人类就开始思索人的本性是什么，如何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怎样维护社会的有序和谐等问题。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与探求。在人性假设上，善作为人性的价值或者说人的道德本质，人皆向善作为人的本性或者说行为趋向，理当成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建构的着眼点。从根本上说，先秦儒家的人皆向善，强调的是人的人性自觉和意志抉择，这既是礼制秩序建立的人性依据，又是政治运行的理想目标。孔子作为儒学的奠基者，他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命题，开启了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研究。

虽然，我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对人性问题的关注程度较低，他的人性思想也不被人注意，甚至他的学生子贡也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但是，孔子的人性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唐凯麟指出的：“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也是首先关注人性问题的思想家”。他不仅在人性论上为后学奠定了基本的框架和思路，而且还蕴涵了其后儒学一切人性学说的矛盾发展的内在要素。

第一，“性相近”是指人类具有共同的本性。虽对这个共同的本性是善是恶，孔子并未言明，但他的人性趋善的思想倾向是可以肯定的。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等等都说明了孔子的性善倾向。第二，所谓“性相近”，也并不是指人性的彼此等同，而是在善的大前提下，仍有性质的差异，程度的高低。第三，“习相远”则指出了人性由于后天习染而产生的差异性。孔子认为，人性善的差异是后天的习染造成的。所以，他指出了后天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性。

当然，孔子的人性论目的是为收拾人心归属，整顿社会秩序服务的。所以，他又特别强调“仁者爱人”的人性依据，最终又把人性归结到善的方面来。孔子认为，仁是一种人本来具有的共同特性，“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既然是善的，在社会关系中，就表现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仁心和善德。从

仁出发，循善而行，才能达到修己安人、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博施济众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仁和善还要符合构建社会秩序的“礼”的要求，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就是说，礼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正道，避免行为脱轨而发生违礼的事情，就是克己复礼，也就是仁了。在这里，孔子强调了仁和礼的统一。仁是礼的内在根据，礼是仁的外推规则，个人言行符合公共生活规则与社会道德规范，就成了仁和善的伦理精神与政治要求。

孟子是先秦儒家人性论的集大成者，他从孔子的仁学出发，肯定人天生就具有善良的本质，能够以同情心去爱人，这种善良的本质，是植根于每一个人心中的仁义礼智。因此，他明确主张性善论。首先，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道德是只有人才具有的本质属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规定性。其次，人性善是人的先验本性，人天生具有“良知”、“良能”等善的品格和仁义礼智等道德理性。“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告子上》)。善良品德并非由外部灌输，而是人们内心先天就具有的，孟子从这种先验论出发，充分肯定了人类天生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正是这“四心”，使人们天生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再次，孟子认为，人们如果保存和扩充上述“四端”，就可以发展成仁义礼智“四德”，进而达到至善。在这个意义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每个人都可以因具有仁心善德而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不可否认，孟子的性善论也是为其政治伦理寻求道德根据的。他认为，人性善与政治伦理具有内在的亲和关系，甚至是内在的一致关系。性善与不善对政治伦理行与不行，密切关联。因为，人的善性良心，不单只是支配个体行为的向善性，而且支配着个体在公共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向善性，对和谐政治与社会秩序至关重要。所以，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这充分表达了他对仁心善德与仁政德政紧密关系的高度关注，并告诫统治者，只有以仁心善德行仁政德政才能治理好国家。

苟子关于人性的思考，与孟子有明显的不同，他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的主张。他说：“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苟子·性恶》)，“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苟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伪也”(《苟子·性恶》)。这表明，苟子是把人的自然欲望视为人性，这种欲望是天生的，不加约束，任其发展，就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故人性本恶。人的这种自然欲望或谓天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理的层面，“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苟子..陛恶》)。二是心理的层面，“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苟子·性恶》)。不论是生理层面的耳目口鼻之欲，还是心理层面的荣辱利害计较，都体现出人本性上对利的追逐，对害的回避。

既然，人性本恶，如果任其发展，就必然会导致争利避害现象的发生，社会也就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所以.苟子认为，防止这种混乱无序的方法，就是制定礼义，对于这种人性本恶的自然本性，只有用礼义道德来节制和改造，才能引导人们弃恶从善。他把符合礼义道德的行为叫做善，把不符合礼义规范的行为叫做恶。由此，苟子一方面承认，人性虽恶，但经过道德教化之后，可以使“恶”转化为“善”。他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苟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伪也”(《苟子·性恶》)，“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苟子·礼论》)。苟子将“伪”与“善”相连，这个“善”无疑具有价值目标和政治意蕴;另一方面，苟子又特别强调礼义规范的作用。他说：“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苟子·性恶》)。这就是说，对于人的自然本性要用礼义去制约、改造，引恶向善，变恶为善。善是后天教化出来，善是礼义道德的基础，但善也要靠礼义来规范和践行。

二

表面看来，在人性问题上，孟子言性善，苟子道性恶，似乎截然相反，水火不容。但是，如果透过表象，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和原则的分歧。只不过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些人性善的道德规范，是人天生具有的，是人的本性的逻辑展开;而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些善良品德是后天才有的，是对人性改造的结果。因此，孟、苟最终从不同角度都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张。分析孟、苟对人性善恶问题的关注与驳难，对于我们弄清他们思想本质的一致性及其作为政治伦理的人性基石，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人性善恶的问题上，孟子与同为儒家弟子的告子有过一场旗帜鲜明的论争。告子认为，人“性无善无不善也”(《孟子·告子上》)，并做了两个例证：一是“性犹杞柳也，义犹杯圈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圈”(《孟子·告子上》);二是“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对告子的人陛观，孟子是完全排斥和反对的。第一，孟子对告子的例举性人性诠释，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杞柳与杯圈，诚然有异，但杯圈的制作，却要循杞柳本性才行。而水的东西流向虽无定规，但水之向下流动，却是其固定的性质。因而人之性善，就犹如做杯圈的杞柳，也如必定向下而流的活水，是有定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才能确立，才不致于同禽兽混同。第二，孟子又将善的资质和本性，具体化作善之四端，并强调了它的重要性。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他特别强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如果将人性之善“扩而充之”，就会发展成为仁义礼智四种崇高、美好的社会道德。

孟、告二人关于人性之争，所关涉的问题，对政治伦理的人性依据和定位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一，政治伦理所依靠的德性权威，必须内植于心，才能保证

它具有可靠的生长点。如果外悬于人，也就意味着人性善只是一种约定、一种后天习得的东西，改变它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其二，假如人性善被设定为外在的东西，依托其上的政治伦理就缺乏坚固的基石。政治的协动、合作，也就只有依赖于人们自然形成的意愿。而人以好利避害之心，来确定个体自我行为的价值取向。‟这样，强权与暴力就会成为支配人的社会行为，引导权力运作的力量，上下有定的社会秩序就会被打破，以下犯上和争权夺利的纷争混乱必定会发生。孟子认为，善植于人心而外推于政治，一切有序;善外悬于人心而落到政治层面，就一切混乱。人性善的背后，关系着国家的治理与社会的秩序。

如果说，孟子的人性论具有较强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的话，那么，苟子的人性论则更多的是道德现实主义。而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相契合，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也正是逐步由道德理想主义过渡到道德现实主义的。其目的都是人世为用，为现实社会政治生活服务的，旨在构建等级秩序，实现社会和谐。因此，孟、苟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的不同与孟、告论争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可相提并论。

苟子认为，孟子的人性善，一是导致了对“天性恶与后成善”的混淆;二是导致了对圣人“化性起伪”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抹杀。其结果是无法引中出普遍有效的人性引导方法和富有力度的社会规则系统。他说：“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苟子·性恶》)，他认为，性恶是天成之性，性善是习得之善。苟子实际上是主张，人性善是后天习得和教化的结果，要成就善还得用礼义规范去节制和改造，强调了礼义在为善中的作用。可见，孟苟并不是在同一层面上讨论人性，前者关注的是人的特质和本性，后者把握的是人的本能和自然欲望。因而，苟子对孟子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为了立论的方便，并不构成对孟子人性结论、价值取向的颠覆与逆转。同时，苟子对孟子的批评，对性恶善伪的划分，并不构成对人之为人的特质在于善的否定，倒是更加强化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善的论证。在苟子的人性论看来，国家治乱的原因不在于人们欲望的多寡，而在于欲望被赋予的理性程度。因此，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是人们对礼法自觉遵守的结果。苟子的这一思想，决定了他必然从客观物质生活上来关注天下百姓的利益，强调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而不是像孟子那样更多地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来阐发其人性学说和民本主张。如果以所谓的“内圣外王”论，孟子解决的是“内圣”，苟子解决的是“外王”，前者是后者的根据，后者是前者的指向。因此，苟子以人性论政的主要支持根据及最后的归结点，仍然是一个善字。他说：“积善而全尽，谓之圣;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苟子·儒效》)。苟子最终也得隽恕巴恐丝梢晕怼?《苟子·性恶》)的结论，这与孟子“凡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的旨趣相一致。由此可见，孟苟关于人性善恶的不同，不是目的的差异，而是手段的区别;不是价值取向的分歧，而是方式途径的多样。这也表明，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在理论上要能够成立，离不开善;在实践中如要推行，也必须以善为道德前提。

三

在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视域中，人性与政治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归根结底，等差级别和社会秩序的构建，才是其讨论人性善恶的目的所在。“先秦儒家讨论人性问题的思想旨趣在于如何处理„为政者‟与„民‟的关系，进而建立起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因而，以善为道德基础，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理想路向，必然走向为政以德，也即为政以善。

基于自己的人性思想，孔子直接把道德建设同政权建设联系起来，认为道德建设可以带来政治上的清明和爱，并由此而能实现天下大治。他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就是说，当政者自身搞好了道德修养，为政以善，就能赢得百姓归顺，做到国泰民安。孔子还认为，引人向善的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社会功效，也是行政手段所不能比拟的。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说，用刑法行政手段去制服百姓，虽然百姓可以免除犯罪，但却没有羞耻之心;而用道德礼教去感化老百姓，那老百姓既有羞耻之心，又能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这是对道德价值的深刻认识。

作为人性善的主要旗手，孟子从善出发，进一步强化了道德和仁善的社会政治功能。他认为，仁善的道德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直接用政治手段所无法达到的。为此，他还特别强调了“善教”的社会作用。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而只有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既然“善教”能得民心，它的政治价值在于“得天下”。因此，他认为，以“善教”去扩充人之“四善端”，以道德教化人民，对于统治阶级来说，甚至比军事攻守、经济建设更为重要。孟子说：“城廓不完，甲兵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财货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又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没有仁善和道德，统治者就无以治理国家。只有把善德与政治相结合，才可望实现“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的局面。所以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天下定”(《孟子·离娄上》)。这就强调了仁善之德是为政的基本要求和准则。

践行道德现实主义的苟子，则寓“善”于“礼”，主张“仁内礼外”，把礼制作为善政的主要方法和根本保证。苟子认为，善是“礼”的伦理依托，“礼者，人道之极也”(《苟子·礼论》)，因而要“化性起伪，伪起而生礼义”(《苟子·性恶》)。正因为“隆礼贵义者其国治”(《苟子·议兵》)，所以，以仁心善德为基础的“礼”，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的作用。他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苟子·议兵》)又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天地生之，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预设圣人成之”(《苟子·大略》)，因此，“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苟

子·性恶》)。那么，“礼”为什么能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呢?原因有二：其一，礼的根基在于人心。苟子说：“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之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苟子·大略》)。经典权威也得顺人心而变，可见人心堪称礼的“节度使”和试金石。其二，礼也扎根于社会生活的沃土之中。礼因能整饬社会秩序，收拾人心归属，从而具备生命、人类、社会政治依据的功能。苟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苟子·礼论》)。尤为重要的是，礼义作为“道德之极”(《苟子·劝学》)、“人伦尽矣”(《苟子·儒效》)的规范体系，对构成社会良性运作、和谐治理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所以苟子的寓善于礼，最终还是为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服务的。他特别强调：“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苟子·富国》)。在苟子看来，以善为伦理基础的礼的目标，就是通过建立分明的等差级别来维护统治秩序，以最终实现一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苟子·王制》)的理想治世与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