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学历造假事件的三个视角

第一篇：检讨学历造假事件的三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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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学历造假事件的三个视角

作者：郭文婧

来源：《教育与职业·综合版》2013年第01期

编者按：大学学历造假的危害性不言而喻。学历造假背后，也折射出大学教师招聘中存在的不足。而大学在处理相关事件中，所呈现出的观点与态度，更值得深思。

在一个诚信稀缺、各方面都在加强诚信建设的今天，学历造假者必定要承担相应的代价。5月份，时任雅虎CEO的汤普森被爆计算机文凭造假，汤普森不得不发表公开信，向员工致歉，主动辞职，并表示“愿承担一切责任”。这次，“栽”的是某大学教授，虽然我们对其个人至今的沉默很是不满，但对该大学的处理，在基本满意之余，还需要更多的反思。

首先，同样是学历造假，最后的结果也差不多，但该大学教授和雅虎的汤普森，在承担责任的表现上截然不同。汤普森主动发公开信道歉、辞职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这至少说明汤普森也是多少有点后悔的诚意，有点责任担当精神。而该大学教授完全不一样，基本处于沉默状态，所有的处理都是学校作出，这实际上让大学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

第二，同是学历造假，发现的过程也是值得琢磨的。汤普森的学历造假，没有外界的爆料，是雅虎自己无意发现的。按常理说，是雅虎求着汤普森，而且汤普森已经证明了自己，雅虎完全没有必要搞什么背景调查，而且还搞得这么认真，发现了学历造假的问题。而按照我国教育部的规定，海外应聘者的文凭都必须经过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公证。该造假教授则不一样，在应聘的时候，招聘大学也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来审核，即使后来聘为教授，也没有进行严格审查。如果说大学的任何之处都体现着大学精神，该大学和雅虎的做法一比较，不知是否该觉得羞愧呢？

第三，学历造假事件，还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那就是社会竞争的敲门砖，究竟是能力，还是背景。如果没有这一张假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大学是否会聘造假者为教授呢？从其所在高校同事、学生的反映来看，虽然该教授学历造假，但工作是认真负责的，而且科研成果比较突出。如果我们招聘不问出身，只看能力，或许学历造假事件就不会发生了。说实话，如今在中国发生的学历造假事件，都几乎构不成新闻了。但该教授的学历造假事件再一次激起的舆论涟漪，无疑是一针很好的清醒剂。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重背景轻能力，重形式轻细节，重功利轻信仰，根子不除，后来者不止。

第二篇：2012年八大公司财务造假事件

2012年八大公司财务造假事件

2012这个特别，有着世界末日的，这个人人自危的特殊时间里，ACFE小编为大家整理2012八大公司财务造假事件。

归真堂IPO：“活熊取胆”模式引争论

2011年暂缓上市的归真堂，2012年欲再冲IPO，然而其“活熊取胆”模式引起激烈争论。一边是中药协支持；一边是动物保护组织反对，以及72名人致信证监会反对其IPO。2012年2月24日，归真堂再次对外开放其位于福建惠安县黄塘镇的养熊基地。

云南“绿大地”事件

今年3月17日，绿大地公司发布公告称，董事长何学葵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经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3月17日由云南省公安局执行逮捕, 有可能成为国内首例IPO欺诈发行股票罪案例。

新大地财务疑窦迭出 “茶油第一股”涉嫌造假

大量的现金结算、毛利率波动巨大、人工成本畸低，集聚在茶油第一股、广东新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身上这些症状，让市场怀疑其财务报表失真。但公司董秘办人士却向《金证券》回应：“公司财务报表是经过会计事务所审计的，肯定没有问题。”

恒大地产被指财务作假，资不抵债，并涉嫌行贿

刚在北京宣布牵手宋柯、高晓松完成恒大音乐公司成立和“恒大星光”演唱会启动的恒大地产集团，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好心情迎接“端午节”，便提前迎来美国研究机构Citron（香椽）的“做空危机”：指出在香港上市的恒大地产集团财务作假，资不抵债，并涉嫌行贿。6月21日，恒大地产集团盘中市值一度蒸发130亿港币，截至收盘暴跌超过11%。

洪良国际IPO造假赔偿10.3亿 全球罕见

6月20日，他旗下的控股公司洪良国际因为涉嫌在IPO时数据造假，被迫接受香港证监会和法院的建议，向二级市场的中小投资者悉数回购股份，共涉资10.3亿港元。新东方在美国遭集体诉讼 被指夸大财务业绩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NYSE：EDU，下称新东方）是最近两周来最倒霉的中概股公司。因为一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调查函以及一份做空机构的报告，截至美国时间7月18日（周三）收盘，新东方股价腰斩，报收9.5美元/股，48小时内累计跌幅高达57%，总市值蒸发过半，仅存15.01亿美元。

身陷财务欺诈 惠普暴跌12%创十年新低

11月21日，据国外媒体报道，受惠普周二宣布因与收购软件公司Autonomy相关的“重大会计处理不适当，”导致公司在2012财年财报中计入88亿美元资产减损支出的影响，惠普股价当日在纽交所常规交易中大跌11.95%。

康美药业身陷“假账门”

12月15日，中能兴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调查发现，康美药业高成长背后存在财务造假嫌疑。随后，该股虽未上演连续跌停，但股价还是连跌4个交易日，全周跌幅超过16%，一周市值蒸发55亿元。

以上就是所有内容，希望大家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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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达芬奇家具造假事件危机策划书

城南校区

管理学院

逍迹队

陈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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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11年达芬奇家具造假事件危机策划书

一：事件发生的背景: 2011年7月10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播出《达芬奇天价家具“洋品牌”身份被指造假》，达芬奇家具可以说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家具高端品牌，以价格昂贵著称。一张单人床能卖到10多万元，一套沙发能卖到30多万。之所以能将这些家具卖到如此高的天价，达芬奇销售人员说是因为他们销售的家具是100%意大利生产的“国际超级品牌”，而且使用的原料是没有污染的“天然的高品质原料”。

而记者经过了长达半年多的调查后发现，据了解达芬奇公司销售的这些天价家具，并不像它们宣称的那样是100%意大利生产的，所用的原料也不是达芬奇公司宣称的名贵实木白杨荆棘根，而是高分子树脂材料、大芯板和密度板。经过检测，消费者购买的达芬奇家具甚至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达芬奇家具方面通过微博表示，达芬奇在国内销售的意大利品牌家具，均为在意大利生产并原装进口至国内。达芬奇家具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其在国内的运营以及销售情况。

二：危机发生前该做的事：（即危机准备工作的意义）

达芬奇公司在危机发生前应当做到：（1）制订危机管理计划。危机无一例外都是突袭，就像此次达芬奇公司所遇到的家具造假事件，企业如果没有预先制定好应急措施，便会在慌乱中败下阵来。危机管理计划应该包括指定危机发生时的最高负责人，建立内部沟通渠道，制定对媒体质询进行引导的可行计划等。

（2）塑造高层形象。与媒体接触最多，曝光度最高的就是企业的高层领导。他们的个人形象往往代表了企业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如果企业领导人在平时与媒体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在危机发生时，媒体和公众会因对企业领导人的信任，给予企业更多的耐心甚至宽容。因此达芬奇公司即使在之前从未遇到过相类似的事件，也应做好万全的危机准备工作。

三：发生危机时达芬奇公司应做到的三个步骤：

1、建立全面危机体系

体系的作用在于形成强力有效的操作模式。建立全面的危机体系，最关键就是做到预防为主。传播救不了恶品牌，最大限度的杜绝危机的发生，源于是否用良心做企业。全面的危机体系包括：预警机制、控制与化解机制、评估机制、修补机制。

（1）首先预警机制：建立起专门部门，配备专职人员，收集、分析、研究各类信息资料，跟踪了解包括顾客、竞争对手、投资人、政府与监管部门、媒体与舆论等各个层面对企业的报道和意见，并对容易引发企业危机的信息进行判断。研究境内外媒体和舆论对本企业的“兴奋点”，以便在危机发生尚处于信息传播时及时准确地做出预测和判断，为控制危机争取主动。

（2）控制与化解机制：危机无法消灭，但可以控制危机造成的损失。危机一般都具有突发性质，只留给企业极短的反应时间，这就要求企业在平时制定相关的危机处理手册。在判断危机发生之，预警机制中配备的成员成为危机处理的核心成员，明确对外信息端口和媒介、收集分析等专职人员，及时真诚地媒体面对面沟通，为化解危机创造有利条件，通过权威渠道发布正确消息、澄清事实真相、公布处理结果，必要的时候公开道歉。

（3）评估机制：对危机发生和处置事件的评估，是检查企业管理与运营体系的最好时机。同时为企业重塑形象提供足够的事实支持。

（4）修补机制：修补机制是重塑企业形象的开始，危机的平息并不代表危机公关的结束，相反，企业需要借助危机公关中出现的问题或者机会进行发掘利用，达到更好说塑造与强化企业形象的目的！

2、健全网络沟通平台

实际上，企业危机事件的发生，虽然具有突发性特点，但其后果并不是不可以控制的。一般讲，一件突发事件，要转化成危机事件，需要经过信息传播、冲突演变直至危机产生三个阶段。健全的网络沟通平台在信息传播、冲突演变之间充当重要的角色，传统渠道已经无法跟上信息的变化，这就需要企业健全自身的沟通平台，第一时间去公众沟通，回答网民最关心的问题。

搭建健全的网络沟通平台，主要是借助微博、NSN、QQ、博客、官网等自媒体平台。当然，这些频道的搭建不仅仅只是开通这么简单，真正有效的沟通平台应该是积累一定的“粉丝”，在危机公关的过程中，利用这些平台影响粉丝的观点，进一步通过粉丝这个第三方渠道传播企业利好信息，增加其公信力。如果只是在危机发生之后才运用这些平台去发布企业声音，难以形成规模传播，并不能成为危机公关中的亮点。这一点上，戴尔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建立的官方账号，不仅仅与粉丝日常，更重要的是培养粉丝的信赖感，甚至将自身品牌打造成意见领袖。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出现危机，粉丝大多会等待官方说法，而不会盲目相信和传播网络上的负面信息！

小结：

因此，在我看来，作为家具行业的高端奢侈品牌的达芬奇公司，也应该做好这点。及时开通自身所拥有的一切网络沟通平台，让相关人员在网上为大家答疑解惑。这么多年来，达芬奇公司肯定积累了一定的人气，粉丝群的力量不可小觑。在危机时刻充分发挥粉丝的力量，通过粉丝对企业的信任，拯救企业于危机中。

3、积累网络危机应对资源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发现，大量的信息经某些活跃分子中转或过滤，形成价值判断，再传递给大众。这些活跃分子就是传播学意义上的“意见领袖”。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言论空间，从学界、媒体、文艺界和其他专业领域（如金融业、IT业）上网人群中，“意见领袖”批量产生，特别是在社会化媒体上各显其能。这些“意见领袖”由于公众关注度很高，已然使这种“自媒体”升级为社会“公器”。面对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根据传播学规律，与网络意见领袖保持有效的沟通，并适当的进行引导，在危机频发的互联网时代，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与网民沟通的途径。其实，这好比传统危机公关中与主流权威媒体搞好关系一样，无非都是借助“意见领袖”的第三方意见达到引导甚至说服公众的目的。

在积累这种网络危机应对资源，一定要注意放低身段，切忌自认为自己可以只手遮天，更不要认为有钱就可以解决问题。网络意见领袖不是水军，不是五毛党，和他们的合作应该是慢慢深入，最终达到相互协助的目的

小结：所以，即便达芬奇公司是享有盛誉的国际大公司，也不能期望凭借一己之力解决这空前的企业危机。因此及时和巧妙的运用企业以前的危机应对资源并且拿出自己真诚的态度，让它真正发挥出意见领袖的主导作用才是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方针。

四：达芬奇公司应当遵循的三个危机处事原则：

1、承担责任原则（SHOULDER THE MATTER）

危机发生后，企业会关心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利益的问题，利益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因此无论谁是谁非，达芬奇应该承担责任。即使受害者在事故发生中有一定责任，企业也不应首先追究其责任，否则会各执已见，加深矛盾，引起公众的反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是感情问题，公众很在意企业是否在意自已的感受，因此企业应该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表示同情和安慰，并通过新闻媒介向公众致歉，解决深层次的心理、情感关系问题，从而赢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

实际上，公众和媒体往往在心目中已经有了一杆秤，对企业有了心理上的预期，即企业应该怎样处理，我才会感到满意。因此企业绝对不能选择对抗，态度至关重要。

2、真诚沟通原则(SINCERITY)

企业处于危机漩涡中时，是公众和媒介的焦点。你的一举一动都将接受质疑，因此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而应该主动与新闻媒介联系，尽快与公众沟通，说明事实真相，促使双方互相理解，消除疑虑与不安。所以在事件发生的伊始，达芬奇公司理应派出具有代表性的高层出面，并显示出本公司的诚意。真诚沟通是处理危机的基本原则之一。这里的真诚指“三诚”，即诚意、诚恳、诚实。如果做到了这“三诚“，则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1)、诚意。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公司的高层应向公众说明情况，并致以歉意，从而体现企业勇于承担责任、对消费者负责的企业文化，赢得消费者的同情和理解。(2)、诚恳。一切以消费者的利益为重，不回避问题和错误，及时与媒体和公众沟通，向消费者说明消费者的进展情况，重拾消费者的信任和尊重。

(3)、诚实。诚实是危机处理最关键也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会原谅一个人的错误，但不会原谅一个人说谎。

3、速度第一原则(SPEED)

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在危机出现的最初12-24小时内，消息会象病毒一样，以裂变方式高速传播。而这时候，可靠的消息往往不多，社会上充斥着谣言和猜测。公司的一举一动将是外界评判公司如何处理这次危机的主要根据。媒体、公众及政府都密切注视公司发出的第一份声明。对于公司在处理危机方面的做法和立场，舆论赞成与否往往都会立刻见于传媒报道。

因此达芬奇公司必须当机立断，快速反应，果决行动，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沟通。从而迅速控制事态，否则会扩大突发危机的范围，甚至可能失去对全局的控制。危机发生后，能否首先控制住事态，使其不扩大、不升级、不蔓延，是处理危机的关键。

4、系统运行原则(SYSTEM)

在逃避一种危险时，不要忽视另一种危险。在进行危机管理时必须系统运作，绝不可顾此失彼。只有这样才能透过表面现象看本质，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化害为利。危机的系统运作主要是做好以下几点：

(1).以冷对热、以静制动：危机会使人处于焦燥或恐惧之中。所以企业高层应以“冷”对“热”、以“静”制“动”，镇定自若，以减轻企业员工的心理压力。(2).统一观点，稳住阵脚：在企业内部迅速统一观点，对危机有清醒认识，从而稳住阵脚，万众一心，同仇敌忾。

(3).组建班子,专项负责：一般情况下，危机公关小组的组成由企业的公关部成员和企业涉及危机的高层领导直接组成。这样，一方面是高效率的保证，另一方面是对外口径一致的保证，使公众对企业处理危机的诚意感到可以信赖。

(4).果断决策，迅速实施：由于危机瞬息万变，在危机决策时效性要求和信息匮乏条件下，任何模糊的决策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决策使用资源，迅速做出决策，系统部署，付诸实施。

(5).合纵连横，借助外力：当危机来临，应充分和政府部分、行业协会、同行企业及新闻媒体充分配合，联手对付危机，在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同时，增强公信力、影响力。(6).循序渐进，标本兼治：要真正彻底地消除危机，需要在控制事态后，及时准确地找到危机的症结，对症下药，谋求治“本”。如果仅仅停留在治标阶段,就会前功尽弃，甚至引发新的危机。

5、权威证实原则(STANDARD)

自已称赞自已是没用的，没有权威的认可只会徒留笑柄，在危机发生后，企业不要自已整天拿着高音喇叭叫冤，而要曲线救国，请重量级的第三者在前台说话，使消费者解除对自已的警戒心理，重获他们的信任

五：具体的解决方案

方案一：达芬奇的中国分公司可以向上请求，组织一次应对危机的参观活动。去到家具的原生产地，参观家具制造的一系列过程。参与的人员如下：一些对达芬奇公司一直持支持态度的忠实消费者和一些对达芬奇公司持怀疑及反对态度的人，对国内有深远影响的报社，杂志的记者，地方官员和厂家及经销商。以上这些人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他们的反响很好的话这是对公司声誉的最好证明。

达芬奇公司公关失败原因：针对达芬奇家居此次失败的危机公关，尔玛(中国)互动营销执行总监王鹏辉认为，危机公关的要点概括起来，无疑只有三个字：快、准、稳。而达芬奇家居此次的危机公关处理，可谓仓促而缺乏系统性，既不专业而又缺乏大局观，三字要点更是完全不得要领。

当消费者和媒体发出第一声质疑时，达芬奇家居就应该迅速做出反应，尽可能地向媒体、大众做出积极正面的回复。但是，此次危机刚出现的时候，达芬奇家居并没能做出积极正面的反应。“快”，并不是意味着是仓促应对，而应该是在系统地分析总结，做出判断之后，选择正确的方式做出应对。错误的方式，只会让问题不停地积累，增加危机处理的困难。

危机出现时，就应该迅速收集整理资料，判断出危机出现的症结是在哪里，这就是所谓的“准”。此次达芬奇家居的危机症结，就是消费者的信任危机，“部分家具是国产”只不过是一个症结的外在表现。很显然，达芬奇的公关部门并没有弄清方向，针对“员工称部分家具是国产”的信息置若罔闻，没有积极地向公众表达企业的态度，没有表达出企业对消费者的态度，只是单方面地在唱独角戏，很显然，这样的处理方法没有找准问题的症结。

最后是“稳”。既然，“伪进口”的事实已被揪出，那么达芬奇就应该重点考虑，如何给购买了国产品牌的消费者一个确切的回复和补偿措施，让消费者和媒体，重新建立对其的信赖。倘若，没有如此“稳”住公众的魄力，而又不给大众一个正面的答复，显然，达芬奇的危机处理方式只会让危机雪上加霜。

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加上达芬奇危机公关处理的“人祸”，给达芬奇家居带来的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达芬奇家居此次的危机公关处理，仓促且缺乏系统新闻公关考虑，既没有专业性，也缺乏预见性。对于其他的企业来说，则应好好地总结一下此次达芬奇家居危机公关的得与失，让自己以后在遇到问题时，能及时、正确地化解危机，甚至将“危”变成“机”。

达芬奇家具造假事件进行到现在，不仅仅是达芬奇公司的信用问题，也是秉承了家具行业的“游小“的潜规则，欺骗媒体和广大消费者。另一方面，在媒体和消费者及有关机构对造假事件进行揭露后，公司并没有立即进行有效地行动澄清，而是一味的进行口头争辩，并不拿出有效的证据，这让消费者更加恼火，让他们觉得达芬奇公司并不仅只是信用问题，而且还存有责任心的问题，这样即便达芬奇公司解决了造假事件，也不会得人心。因为如此一家只懂维护自身利益的公司，并不能给消费者信心和安全感。

方案二：第一时间成立危机公关委员会，对各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分工，所有进展及时向董事长请示和汇报，对外口径一致。

向有关部门和质监部门汇报，向上级陈情，以期尽快得到有关领导的批示，主动邀请对产品检验检查，证明质量问题只是少数情况。

方案三：内部查找问题及形成原因，了解问题产品的数量，形成统一的法律公函、律师公开信，向供销商、全国各地办事处、分公司、内部员工和主流媒体发送传真，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由上层出面亲自道歉，通报事实真相，并坦诚承认生产的失误，承认“部分商品是国产”，恳请媒体及消费者给企业予以改正的机会，积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国家质检部门对全部产品进行检测，凡不符合的一切都要进行相关的处理，再由国家质检部门公布检测结果，借此恢复企业的形象。

方案四：有质量问题的产品实施下架召回，并加倍赔偿消费者的损失。建议由中国行政机关、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等公众信任的独立审计机构对其历年的进口和销售单据及会计凭证进行对比检查。

方案五：今后，将依法对广告、产品标识、产品使用说明书、销售合同等进行严格规范并加强对销售人员的严格培训和管理。积极与意大利方进行沟通联系，尽量取得今后的长期合作，非因此次的“信誉危机”对中国企业形成误解或产生不良看法。

六、达芬奇公司此次危机公关失败的原因

如果达芬奇公司的家具确实造假，笔者认为公司该尽早出面承认并向广大消费者致歉，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一味的狡辩，只会使公司的信用更加受到怀疑而已。出现造假事件，另一方面也是公司高层员工的品质问题，通过此次事件，公司应进行全面整顿，兴利除弊，让公司配得起“高端品牌”四个字并以此事件作为教训，以此为戒，一切重新开始，以诚信作为标尺，重整旗鼓。

第四篇：TCL通讯报表造假事件分析[范文模版]

TCL通讯报表造假事件分析

0 引言

2003年4月3日，TCL集团发表题为“对有关传媒报道失实的回应”的声明，称“ 3月29日，我集团公司控股企业TCL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布了《关于对公司2000会计报表所反映问题进行整改的报告》。部分媒体对该报告的误读，特别是据此引申出“财务造假”及“内部犯罪”一说。这类报道违反事实，对TCL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及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份声明显然是针对3月底国内传媒纷纷报道TCL的国内上市公司——TCL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通讯”，深圳上市，股票代码：000542）涉嫌4952万余元的假账丑闻而来。那么，TCL通讯造假传闻因何而起，TCL通讯究竟有没有造假呢？ TCL背景

TCL即The Creative Life，意为创意感动生活，是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该公司创立于1981年，是全球性规模经营的消费类电子企业集团之一，TCL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是该公司旗下的一家上市公司，TCL通讯专注于为全球消费者提供TCL和 Alcatel 两个品牌移动通信终端产品，始终坚持“中国价值，世界品质”的理念，努力改善全球消费者的数字化无线通讯生活，成为受人尊敬和最具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先企业。2002年底，TCL通讯以连续三年营业额增幅高达263.3倍，名列德勤2002年首届亚太区高科技高成长500强企业排行榜首，成为亚太地区成长最快的高科技企业。

2.1 报表粉饰两个主要的动机

（1）满足监管要求的动机 满足监管者要求是公司的管理层进行财务报表粉饰的一个重要动因。国内主要是满足以证监会为主体的监管者所规定的IPO的财务指标和后续性融资如配股、增发以及避免处罚如被特别处理、暂时或者永久性退市的要求和其他监管要 求。

（2）满足契约条件的动机 在许多情况下，仅仅通过操作财务数据就能获得七月所规定的相关李毅，和通过自身很大的努力才能获得收益相比，粉饰财务数据这种方式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因此，公司的管理层粉饰财务数据从而改变契约的动机通常会很强烈。在众多的七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薪酬契约和债务契约。【1】

当然，大部分时候粉饰报表的目的是为了操纵利润。操纵利润的手法有多种：实现与确认收入的认定时与计量的标准差异、重大会计差错变更、非关联方交易、非关联方交易、非经常性损益、固定资产变更折旧方式、未确认的投资损失和资产减值准备。

2.2 报表粉饰的手段

（一）利用实物资产、股权置换的手法调节利润 这种手法通常为上市公司与母公司或其他关联方所用，他们通过实物资产、股权置换的方式，达到其增加利润的目的。譬如，世茂股份公司与上海世茂建设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决议，同意公司以所持有的上海世茂国际广场有限责任公司18.375万股权及现金6792万元，与参股公司世茂建设所持有的上海世茂湖滨房地产有限公司50万股权进行置换。如此一置换，世贸股份2003年业绩同比猛增25倍。

（二）利用调节营业外收入或补贴收入粉饰年报

这是ST公司惯用的手法。营业外收入是指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各种收入，它不是由企业经营资金耗费所产生的，不需要企业付出代价，实际上是一种纯收入，不可能也不需要与有关费用进行配比。它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对利润的影响是暂时的，所以，营业外收入常常成为利润的“调节器”。

（三）利用对存货价值的调节进行利润操纵

首先，存货计价的方法不同，对企业财务状况、盈亏情况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期末存货计价过高或期初存货计价过低，当期收益都可能因此而增加，反之亦然。所以，存货计价方法的变更可以产生一定的利润调整空间。其次，有的企业采用定额成本法计算产品成本时，将产品定额成本差异在产品和库存产品之间分摊，2 本期销售产品却不分摊，以降低本期销售成本。更有甚者，故意虚列存货或隐瞒存货的短缺或毁损，从而达到虚增本期利润的目的。这样的做法，虽然使上市公司当年的财务报表好看了，但却为其今后的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

（四）利用调节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粉饰年报

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被称为会计报表中的“垃圾桶”和“聚宝盆”，前者隐瞒潜亏，后者隐瞒利润。年报不实的上市公司在应收款或其他应收款方面做文章，从而达到虚增利润目的的手法屡见不鲜，一些上市公司往往把一些难以收回的应收款挂在账上，以虚增资产。

（五）利用计提手段结合会计估计调节利润

企业巨额计提秘密准备，使估计计提成了操纵利润的一种普遍手段。秘密准备的手段一般有以下几种：低估资产、高估负债、不反映某些特定资产的价值、搁置资产价值上涨时的机制调整。

（六）费用“减肥”，利润“虚胖” 上市公司对当期费用进行调整，也可实现虚增利润的目的。在实际处理中，一些公司往往利用“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在建工程”等科目进行调账，在以后逐渐进行分摊，从而达到平滑利润的目的。【2】

3.1 TCL通讯事件回顾

TCL通讯于2003年3月29日发布了一则关于2000会计报表所反映问题整改的报告，显示了TCL通讯2000年虚增利润4952万元的情况，引起一片哗然。3.2 TCL通讯粉饰报表原因分析

这4952万元中包括少计坏账准备4392万元，少计存货跌价准备2813万元，少计长期投资减值准备685万元。TCL对于此事件仅仅解释为会计处理不当、会计估计不当以及会计信息传递不及时、不真实等原因造成的。

可是，1999年TCL通讯亏损17984万元，如果2000年继续亏损，则将被ST不计或者少计资产减值准备不仅与会计谨慎性原则背道而驰，还反映出上市公司依然难以摆脱粉饰报表的情节。而且在当时给投资者造成的重大误导，也已经构成虚假陈述。

它将补提资产减值准备作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二者相辅相成，使 3 会计差错更正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制造盈利，躲避亏损，逃脱ST的命运，保住再融资资格。它是将会计舞弊诠释为会计差错，是借会计差错更正之名行会计舞弊之实——需要的时候先“明知故犯”，再“知错不改”，最后选择适当的时机“痛改前非”，不断“变脸”对外报告；或大题小做、大事化小，把大错误以不引人注目的小公告（或补充公告）形式公布，以蒙混了事。TCL通讯二级市场反应

2004年1月6日，连续停牌6个交易日的TCL通讯（000542）终于复牌，股价开盘就牢牢地封在27.34元的涨停板上，虽然早市曾被打开，但是多方很快收复失地，全天换手15.24%，TCL通讯就这样完成了精彩的退市秀。另一方面，TCL集团将融资25亿元登陆深交所。至此，TCl通讯被TCL集团吸收购并。尾声

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是说做了违反法律法规的事，迟早有一天会被人发现，所以我们应该诚实做人，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上市公司也是一样，进行财务报表粉饰，表面上可以为公司赢得良好的声誉，使公司的账面利润“节节高升”，然而“纸包不住火”，天网恢恢，一旦事情败露，对公司的形象是一个极大的损害，这对公司造成的损失是无形的，也是长久的。所以，作为未来的上市公司财务总监，我们应该谨记朱镕基总理的教诲：“不做假账”。唯有诚信经营，公司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

第五篇：关于女权主义的法律视角及检讨

女权主义的法律视角及检讨下

四

如前所述，按照“法律的对立概念表”，我们很自然将安提戈涅和窦娥划入女权主义法律观的代表者之列，只要我们对这一“概念表”作小小的修正就可以了。她们两位可称得上是反抗法律现实的女英雄，她们之所以选择了悲剧的结果，是因为她们的选择本身受到了限制。个人理性最大化选择总要受到环境技术因素的限制(如窦娥)和制度方面的限制(如安提戈涅)。在有限的选择空间中，人们的选择趋于多样化，但一般可以归结为两种选择方式，一种就是突破选择所受的限制，从而扩大选择的空间，这种选择往往以悲剧的失败而告终(当然也不乏有成功者)，这种选择我们可以称之为“英雄型选择”，它更符合“价值合理性”(韦伯)。但是英雄型并不是惟一的选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想以可能的悲剧的失败为代价，他们更乐于在条件给定的空间内进行理性计算，更明白“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这种选择我们可以称之为“常人型选择”，它更符合于“工具合理性”。[i]无疑，安提戈涅和窦娥的悲剧皆属于英雄型选择，但是她们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只能采用这种选择吗?如果我们假定安提戈涅和窦娥采取常人型选择，事情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呢?

在《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的目的是要安葬她哥哥。如果克瑞翁下令不准埋葬于本邦的国土，她是否可以想办法埋葬在其他城邦呢?退一步讲，即使她将其兄长埋葬于本邦，也没有必要故意用神法蔑视国家法而触怒克瑞翁，因为反抗国王不是她的目的。她可以用兄妹之情和家族伦理的义务来求克瑞翁宽恕，还可以策动克瑞翁的儿子和妻子为她说情，从克瑞翁最后懊悔的情形看，宽恕她是可能的。在《窦娥冤》一剧中，张驴儿的目的是要娶窦娥，所以提出“官休”还是“私休”，用现代术语来讲，就是“公了”还是“私了”。如果窦娥抱一丝摆脱张驴儿的希望，当然可以“公了”，而且为了判决对自己有利，还可以向太守行贿，桃杌不是讲“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吗?最后万不得已，还可以选择“私了”，嫁给张驴儿算了。二十岁守寡，一生不易，况轻易死去，不爱惜父母所赐之身体，大不孝也。在《窦娥冤》中，我们刚好看到与女英雄窦娥相对应的普通女性蔡婆婆。若按她的意愿作出常人型选择的话，则婆媳嫁父子，两厢得利，皆大欢喜，悲剧从何而来。

如果按上述“常人型选择”来假设的话，也就没有这两幕悲剧了，我们的艺术珍品中也许要失去许多打动人心的东西。不过，悲剧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体现了常人无法做得到而只有少数英雄以明知的失败来践行的崇高和伟大。当然我们并不是评价安提戈涅和窦娥的选择，任何选择类型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上述假设只是为了帮助我们揣测芸芸众生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理念。因此，安提戈涅和窦娥所体现的不是常人型选择所体现的洞悉人情世故的智慧，而是悲剧性选择所体现的殉身信仰的勇敢。为此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另一部戏剧中的女主人公在类似境况下的选择方式。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讲的是犹太高利贷者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签订一纸借款合同，契约中明文规定，若借款到期不还，则要安东尼奥胸前的一磅肉偿付。由于安东尼奥意外破产，面临以肉抵债的厄运。这时安东尼奥的好友巴萨尼奥的未婚妻鲍西娅女扮男装，以法官的身份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该剧中，也遇到类似《安提戈涅》和《窦娥冤》中所出现的法律现实与另一个更高的道德原则的冲突，即法律与仁慈的冲突。按照威尼斯的法律，夏洛克可以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来，但是这有悖于更神圣的仁慈。正如鲍亚娅所言，“御杖不过象征着俗世的威权，使人民对于君上的尊严凛然生畏;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ii]因此，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包括威尼斯的公爵、法官鲍西娅，都请求夏洛克发发慈悲，变更合同，但都遭到夏洛克的反对。于是鲍西娅巧妙地运用法律解释来解决问题。她认为合同写明“割一磅肉”，但并没有规定可以流一点血，且夏洛克只能割一磅肉，少一毫少一丝都不行。最后又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解释逼得夏洛克彻底破产。

如果没有鲍西娅的智慧，那么安东尼奥注定要死于一纸契约。人间的法律就会和上帝植入人心的仁慈发生冲突，这幕喜剧就可能要变为一幕发人深省的悲剧。但是，《威尼斯商人》不同于《安提戈涅》和《窦娥冤》之处就在于它的主人公采取了另一种类型的选择。在他们看来，选择所面临的制度约束(威尼斯的城市法)不应当有所突破。正如安东尼奥所言：“威尼斯的繁荣，完全依赖着各国人民的往来通商。要是剥夺异邦人应享有的权利，一定会使人对威尼斯的法治精神发生重大的怀疑”。[iii]因此，突破制度限制的选择虽然符合仁慈正义，但是却和整个城市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另一方面，如果法律因人情而变动，法律就失去权威，人情就可以借法律的名义或者越过法律来行使统治。正如鲍西娅所言：“威尼斯谁也没有权力变更既成的法律，要是开了这一恶例，以后谁都可以借口有例可援，什么坏事都可以干的。”[iv]这样的话同样可以出自克瑞翁和桃杌之口，只是他们所处的境况不同，才陷入悲剧的冲突之中。

如果我们对正义的追求受到现实法律制度的约束时怎么办?这时我们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选择“法律之上的正义”，要么选择“法律之下的正义”。选择前者意味着确信应当用一种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则来代替现存的法律制度，现存权威的合法性就受到挑战，这显然是一种英雄型选择;选择后者意味着承认永恒正义与法律正义之间存在着差别和距离，正义之能在法律的范围内获得相对的实现，这是一种常人型选择。正如鲍西娅所言，“执法者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v]”但“神力”与“权力”毕竟是有区别的，于是鲍西娅选择了法律之下的正义，它更注重于人情世故的把握和规避法律的技巧，是一种常人型选择。这种常人型选择更能体现女权主义法律观所倡导的灵活性和境况性(positionality)，相反，安提戈涅和窦娥所体现的英雄型选择多少显得有点缺乏灵活性，更显得执著于某一规范性原则，并不惜为此献身殉道，这多少与女权主义法律观所倡导的原则相背离。

五

到此为止，我们已讨论了三位女性所代表的法律观。依据一开始所提出来的“法律对立概念表”，她们似乎都可以划为女权主义法律观的代表人。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发现这种归类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安提戈涅和窦娥采取的英雄型选择意味着将她们归入“女强人”一类的角色期待中，要求她们有一种超常人的信仰和勇气选择悲剧的方式践行自己的理想。这种对女性角色的预设和期待在实践中对女性是有害的，而它本身就是男性文化霸权的产物，而与女权主义法律观所主张的同情理解相去甚远。另一方面，如果按她们俩人的法律观，那么就应当用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则(神法或天)的统治来代替实证法规则的统治，这种法律观实际上用正义的规则霸权代替了法律的规则霸权，或者说用女性文化霸权代替男性文化霸权，这种角色变换并没有改变“霸权型”的话语模式。因此，我们一开始提出的女权主义法律观本身足以导致对女性的歧视和角色规定，而这一切源于作为划分男性法律观和女性法律观之依据的“法律对立概念表”。

在一定意义上，法学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一门对社会现象(或法律现象)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学问。[vi]这就要求我们对作为解释起点的一般假设或理想型的选择必须和社会生活经验本身是密切相关的，且理想型自身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分析前面所提出的“法律对立概念表”时，却发现这种类型学上的分类或理想性本身就包含着逻辑上的混乱。[vii]比如在女权主义法律观这一栏中，“正义”、“自然法”和“自由裁量”、“好的答案”有时是矛盾的。因为“正义”或“自然法”是人类理性从超验的自然或上帝那里发现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它本身容不得人类意志的“自由裁量”，它要求的不是“好的答案”，而是绝对“正确的答案”。同样，在男权主义法律观这一栏中，“法律”、“实证法”和“规则”、“正确答案”也并不总是相一致的，“法律(实证法)”是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或集团)制定的，它所追求的恰恰是反映特定利益的“好的答案”，而不是“正确答案”。“君主的趣旨就是法律”是一条古老的法律规则，但它实际上包含了“自由裁量”。之所以出现这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是因为“法律对立概念表”中的概念分类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的：其一是关于法律观的分类，如“法律”与“正义”，“实证法”与“自然法”，“权利”与“需要”;其二是关于法律方法的分类，如“规则”与“自由裁量”，“正确答案”与“好的答案”，“文字”和“精神”。任何一种法律观都可以使用对立的不同法律方法，同样，任何一种法律方法都可以服务于相对立的法律观。安提戈涅和窦娥的法律观可以归入“自然法”中，但是她们所采用的方法是“规则的”而不是“自由裁量的”，追求的是“正确答案”而不是“好的答案”，如果不是为了“权利”，而仅仅是满足“需要”，那么她俩如上面所假设的那样，完全有按常人型选择的可能性和选择空间。正是由于这种逻辑上的混乱，才造成安提戈涅和窦娥在应归类于“女权主义法律观”时发生矛盾和不一致。

上述问题源于“法律的对立概念表”，但并不是说对这个“概念表”进行修正，如采取交叉分类的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种分类本身就反映了“逻各斯中心论”所形成的二元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意在寻求普适的框架(本体论追求)作为理解现实世界的基础。“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家们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种想法似乎是合情合理的;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viii]这种对“阿基米德点”的追求形成了一种客观主义的信念：存在有或者必定有一些永久的与历史无关的模式或框架，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行和正义的性质时，我们最终可以诉诸这些模式或“框架”。[ix]这种思维模式忽视了或放弃了人的存在的历史性，人不是历史中活生生的人，而是超验的第二上帝(the Second God)。由此对人类的总体经验进行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相对)的分割和剥离，有一个本质就有一个现象，有一个理性就有一个感性，有一个男性就有一个女性(作为文化模式或独特经验的象征)，从而陷入本体论追求与人类总体的真实经验相分离且二者相互排挤、相互专制的困境。[x]而且这种逻各斯中心论的本体追求一旦放弃了历史性，就会将历史性的或地方性的认知内化为个体的主体性，然后通过主体意向性的意识形态投射(ideological projection)异化为普适的真理或文化霸权。因此“性别的'神话'就在于将人类的某些特性分别投射在男性和女性之上，使相互之间成为客体”。[xi]

上述思维方式体现在法理学中就是对法律本质的追问，由此形成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对立，以及十九世纪之前法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自然法与实证法之争或法律与道德之争。[xii]此后虽然出现了社会学法学和历史法学，也只不过将法律的阿基米德点从自然理性(或上帝)或主权者那里转移到法律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传统之上，故可统称为“法律情境论”(the contextual theories of law)。自然法学、实证主义法学和法律情境论构成了现代性的法理学。“看起来法理学(指现代性法理学-引者)，作为一个统一且自洽的本文的法律的表象，最典型的招数植根于真理的形而上学而不是正义的政治学和伦理学之中。正义的真理就是正义作为真理。而现代性法理学的核心也正在于这种描述与命令、理性与法律，逻各斯与规范的独特结合。后现代法理学的任务就是对法律本文中的逻各斯规范中心论(logosnomocentrism)进行解构。”[xiii]当然，后现代法理学并不是一个独立统一的学派，它只不过借用后现代哲学中解构逻各斯中心论中的二元思维方式所采用的各种手段，诸如反基础主义、解构主义、视角主义、哲学解释学、多元主义方法等，[xiv]来清理二元论思维在法学中的影响，由此形成声势浩大的批判法律运动[xv]

从广义上讲，女权主义法学也属于批判法律运动的一部分。女权主义法学通过“提出女人的问题”，揭示出造成女性受歧视和压制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法。因此，女性的解放不是用逻各斯中心论的思维模式重塑“女权主义”的法律观，而应当彻底放弃这种二元思维模式，放弃男性和女性的分类，放弃“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法律观”这样的提法(当然只是作为一种策略也可以使用这样的术语)。尽管忽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别可能意味着不平等或女性受压制的继续，“但是将差异作为分析的范畴能强化陈旧的思维框架，且因此而强化了这一框架中女权所处的边缘地位。所以，女权主义者在坚持使用女性或相应的政治标签'女权主义'这一范畴来界定由于性别而地位卑微的人们时，她们自己在强化认同其地位因此而变得更为卑贱的群体。”[xvi]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仍保持原有社会结构或文化模式中女性受压制的状况。事实上，人类的文化既是男性创造的，也是女性创造的，女性受压制不仅是女性的困境，也是男性的困境。女权主义法律观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问题。“法律既表示一种话语又表示一种权力的运作过程，法律所制作的且在法律中奉若神明的规范是权力关系的显现。这些规范被看做是'中立的'和'客观'而予以强制实施且部分地获得正当性。对这一事实的评判已使许多女权主义学者集中关注构建法律中的立法程序和政治程序而不是关注于法官们正在做什么。它使得女权主义者至少和关注正式的法律学说的发展一样关注于社会的和文化的认知(perceptions)与法律和合法性的显现(manifestations)。”[xvii]因此，放弃“女权主义”(及其法律观)的提法有助于我们摆脱狭隘的偏见，在关注女性受压制的同时，关注于更广泛的使人类陷入困境的种族压制、民族压制和文化压制(如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等，从而将各种问题和见解吸收到主流文化当中，在平等地对话(如罗蒂所主张)和自由地沟通(如哈贝马斯所主张)的基础上，建设一种多元共存的和自由平等的新文化。你好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