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会议前后中国政府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努力

第一篇：万隆会议前后中国政府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努力

万隆会议前后中国政府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努力

夏莉萍

【作者简介】夏莉萍，外交学院外交学系讲师。（北京 100037）【关 键 词】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亚非国家/周恩来

（本文主要根据外交部新开放档案撰写）万隆会议是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领导人注意到朝鲜战争期间亚洲和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的行动及日内瓦会议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增强外交工作阵营的战略性方针。在此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政府积极准备参加万隆会议，希望以此为契机来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新局面。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期间的活动为中国发展与亚非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万隆会议后，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有所突破。外交史

1955年4月18至24 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展开了世界史的新阶段”，被视为第三世界崛起的重要标志[1]（P252—253）。对于中国来说，万隆会议展示了中国的和平外交形象，增加了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中国打开与亚非国家的外交关系提供了契机。中国政府抓住机会，在打开与亚非国家的外交局面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2005年是万隆会议胜利召开50周年，又正值外交部开放了一批有关万隆会议的档案。因此，利用这些档案结合其相关材料在此方面做进一步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万隆会议前中国和亚非国家关系

新中国建立初，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大多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1954年底举行的茂物会议上，万隆会议的5个发起国根据所谓“独立政府原则”，由与会各国提名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共提出30个国家，包括5个发起国（注：这30个国家是：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5个发起国，邀请阿富汗、中国、柬埔寨、老挝、泰国、埃及、菲律宾、尼泊尔、伊朗、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也门、沙特阿拉伯、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利比里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叙利亚、日本、南越、中非联邦等25国参加。中非联邦后来没有出席会议。）。在这30 个国家中，只有6个亚洲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印尼、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当时和中国建交的亚洲国家总共只有8个，除上述6个国家外，还有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和蒙古。万隆会议的5个发起国中还有一个国家，即锡兰尚未和中国建交，两国只有贸易关系。此外，当时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和中国建交。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中，新中国与民主越南、印度、锡兰、缅甸、印尼5 国已签订贸易协定；与日本和巴基斯坦已签订半官方贸易协定或政府之间签有商品合同；与埃及、叙利亚和尼泊尔有直接贸易往来，但政府之间尚未建立贸易关系；此外，泰国、菲律宾、南越等国家虽然经过香港与新中国有贸易往来，但没有主动提出建立贸易关系。其他中近东及非洲国家当时尚无贸易往来[2]。

有些亚非国家当时受美国的影响和控制，对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好感，例如后来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埃及。这些国家中不少与台湾当局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在参加亚非会议的29国中，日本、韩国、菲律宾、土耳其等国与台湾当局互派“大使”。泰国与台互设“大使馆”，在亚非会议前夕保持代办级外交关系。台在伊朗、伊拉克和埃及设有“使馆”，在南越、南非设有“总领事馆”，在沙特设有“领事馆”，在柬埔寨境内有一“领事”。台曾通过南越保大政权向柬埔寨建议承认，柬埔寨给以“缓行”答复。台1951年承认利比亚独立。据1954年7月21日台北“中央社”消息台湾当局打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设立“使馆”[3]。以上说明，当时中国和亚非国家关系的局面不容乐观，由于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的阻挠和台湾方面的影响，新中国政府要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新局面并非易事。

二、中国政府重视打开与亚非国家的外交局面，积极准备参与万隆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变成了一个敌视新中国的工具[4]（P11）。朝鲜战争期间，在联合国内，一些亚洲和阿拉伯国家提出自己的见解，表现出与美国不同的立场。这表明以这些国家为代表的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将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国领导人进一步观察到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新情况。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总的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5]（P560）搞积极外交日益为中国政府所重视。

1954年7月8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11条意见，其中包括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增强外交工作阵营[5]（P562—563）。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逐渐成了中国外交的重点。

1954年10月，在为尼赫鲁访华而召开的有关人士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如何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增强外交工作阵营提出了具体办法。周恩来认为资本主义阵营存在三种类型的国家：一是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二是以英国、法国为首的维持现状派；三是以印度为首的和平中立派。中国政府要孤立美国，争取第二类国家，团结第三类国家[6]（P419—420）。

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召开万隆会议。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就曾向尼赫鲁总理表示：中国赞同正在酝酿中的召开亚非会议的计划[7]（P1）。1954年10月和1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先后访华，都提到了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吴努总理希望周总理参加会议。周总理说，会议是由你们几位总理发起，我们支持。这一会议使向无来往的亚非国家能够会面，这样就可以增加了解，消除误会和隔阂[8]（P92）。毛泽东对这次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十分重视，责成周恩来亲自负责准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方案[5]（P590）。

外交部于1955年1月完成了“参加亚非会议在文化友好方面准备工作的初步方案”和“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

“初步方案”提出：可以根据情形，以外交学会或对外文化协会的名义，作适当的邀请，或和他们建立友好通讯关系。邀请时可以根据各代表团团长和团员的情况，注意他们的非官方身份，再确定邀请的对象（对方国家适当的团体或个人）。要注意把这些代表团的个别团长和团员包括在邀请范围之内，以便于打开缺口[9]。

“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提出了参加会议的4项任务：（1）发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扩大和平地区，反对制造战争集团，和缓国际紧张局势；（2）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3）发展正常贸易及经济合作，加强与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4）争取与若干亚非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会议的准备工作分以下6个方面进行：（1）政策方面：调查研究与会国家在会内会外可能提出的问题并拟议对策，估计这次会议可能达成的协议，准备发言纲要和提案；设想这次会议是否发表宣言，是否建立常设机构，从而考虑我方应持何种态度；（2）资料方面：与会各国概况、与会各国与我国关系，各种专题资料（包括西伊里安问题、克什米尔问题、摩洛哥问题等）；（3）经济方面：有鉴于1954年5国总理公报中曾特别强调经济合作问题，与会各国在经济上有困难，想寻找出路，而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以所谓经济援助作为侵略的工具，因此，我们应在贸易及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作具体的准备；（4）新闻宣传方面；（5）宗教方面：由于与会各国不少是伊斯兰教国家，我应针对这一特点确定宣传原则，并准备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材料，便于进行活动；（6）行政方面：亚非会议的筹备会议是否邀请我国参加，也应予以设想[10]。

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科伦坡会议5个发起国，热情邀请中国参加4月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2月10日，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复电，欣然接受邀请。

1955年4月4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等文件，报送毛泽东等审阅。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充分讨论后通过了这些文件。《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中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该方案准备了亚非会议中的各项问题的方案，还提出争取设立亚非会议的常设机构，并争取亚非会议每隔两年开一次，下一次在印度举行。

该方案将亚非会议与会国家除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外的国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甲、“和平中立”国家：印度、缅甸、印尼、阿富汗；乙、接近“和平中立”的国家：埃及、苏丹、尼泊尔、叙利亚、黎巴嫩、也门、沙特、黄金海岸、柬埔寨、老挝和锡兰；丙、接近“反对和平中立”的国家：日本、泰国、菲律宾、土耳其。所有这些国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动摇性，特别是乙、丙两类国家动摇性更大。在扩大和平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我们在会议中应该团结甲类国家，争取乙类国家，影响丙类国家。

该方案确定在会外有重点地对各类国家进行工作，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除科伦坡国家外，其他重点国家是埃及和日本。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外交办法：对印度、印尼、缅甸等甲类国家，有关会议的各项问题应尽量争取同这些国家事先协商；对于埃及等乙类国家，争取同埃及和叙利亚建交或建立事务关系（例如互设商务机构），同尼泊尔解决使节问题，同沙特解决朝圣问题；对于丙类国家中的日本，应争取解决贸易代表团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为开展事务关系建立基础；对于泰国、菲律宾争取建立接触，产生一定影响；对于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促进他们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接近，防止对日内瓦协议的进一步破坏。方案确定整个活动重点在于会外接触，通过会外接触来解释我们的立场并争取解决一些具体问题[11]。

由于亚非会议是中国在没有苏联出席的情况下第一次出席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开好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有关部门还邀请了著名法学家周鲠生等顾问进行座谈，提出意见和建议。专家们讨论的问题大到会议的议程、会议的努力方向，小到代表团成员出席会议的着装[12]。

为了了解各国对召开亚非会议的态度，外交部电令各驻外使馆报回驻在国或驻在国邻近国家对于召开亚非会议的反映。报回的情况不仅包括会议发起国如印度、印尼、缅甸等，与会国如越南、巴基斯坦、黄金海岸（今加纳）等，还包括英国、瑞典、瑞士等国[13][14]。

此外，为了在万隆会议上使与会国更多地了解中国，中方还准备了介绍新中国科研、教育、文字改革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各方面情况的资料[15]。

1955年4月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关于我国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和《关于提请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名单的报告》。4月13日，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宣布毛泽东主席正式任命周恩来总理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中国政府为亚非会议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热情期待着万隆会议的到来。

三、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的活动为发展与亚非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

1955年4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达印度尼西亚万隆。次日，亚非会议隆重开幕。在这次为期7天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会议绕开险礁，取得最后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周恩来的外交艺术和个人魅力征服了几乎所有的与会者。美国记者鲍大可说：“我没有听说哪一个人不折服于他的个人品格，即使最强烈反对他的政敌也不例外”[16]（P67）。

总结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会内会外的活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与亚非国家的相互了解，为后来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展示了中国热爱和平的形象，表明中国愿意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做出努力的诚意。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就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朝鲜停战、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后，亚洲的局势稍稍缓和之际，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连续多日炮击金门并于1955年1月解放了一江山岛。不少国家不理解中国的举动，认为新中国是好战的，对亚洲局势的紧张负有责任。刚获得独立的亚洲各国，特别担心国家建设的成果会被可能爆发的战争毁于一旦，因此谋求局势的缓和是亚非会议的重要目标之一。亚非会议的与会国都很关心台湾地区的局势，他们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立场不了解。为了不使会议出现意见分歧，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不要求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在会外先后11次同有关国家代表团代表坦率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7]（P106）。最著名的是他在8国代表团团长会晤时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的局势，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17]（P134）周恩来的讲话震惊了全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和世界舆论的一致好评。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驻外使节表示愿意从中斡旋，促成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注：例如缅甸总理吴努甚至提出要到台湾去劝说蒋介石，被中方告知这样做甚为不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中207—00018—01（1）卷，“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同八国代表团谈台湾问题的书面总结”，1955年5月27日。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马立克专门拜会周恩来，表示愿意为中美谈判牵线搭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207—00015—02（1）卷，“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会见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马立克谈话记录”，1955年4月25日。）。即使像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泰国的旺亲王和菲律宾外长罗慕洛这样一些强烈支持美国政策的人，也都被说服而认为中国是真诚向往和平的[18]（P77）。2.强调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共同之处，与印尼签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并声明中国在华侨和宗教等问题上的立场，消除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惧。

由于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家在意识形态原因上的差异，加上以美国为首敌对势力的反共宣传，不少与会国家对中国心存疑惧。周恩来总理在大会发言中以及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谈话时都特意避免陷入意识形态的争论，反复强调中国和亚非各国共同遭受殖民侵略的历史，现在都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一下拉近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距离。

当时中国在海外的华侨有1200多万人，不少亚洲国家如菲律宾、缅甸、印度等都有华侨。印尼有209万华侨，在中国和印尼的双边关系中，华侨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周恩来总理在解释中国的华侨政策时说：“现在中国强起来了，有的国家就会从中挑拨，说你们这样的大国，有一千多万华侨呆在国外，是不是想搞颠覆活动？我们政府可以说明，我们绝不干这种事情。„„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论从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上，还是从消除误会、解除怀疑、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上，都应该解决这个问题。”[17]（P136）1955年4月22日，中国和印尼签定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为亚洲和非洲各国之间以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繁难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在为参加亚非会议做准备时，中国就注意到这次与会的不少是穆斯林国家。所以在组成代表团时，特意邀请了中国伊斯兰协会副主席达浦生为顾问。在会上，周恩来总理声明“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6]（P466）这无疑有利于改善穆斯林国家或信奉其他宗教的国家的国民对中国的印象。

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误会和猜疑消除了。以亲美著称的黎巴嫩驻美国大使对周恩来总理说：“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来一种亲密的关系”[19]（P16）。

印度舆论普遍赞扬中国在会上所起作用，认为周总理的发言合情合理，特别在与中、近东国家，与泰国、菲律宾诸国关系上解除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疑惧，获得很大收获[20]（P39）。

受亚非会议的影响，在外交活动中，一些原来对中国态度并不友好的国家开始对中国驻外使馆人员表现出友好的态度。如中国驻印度使馆报回消息说：泰国公使在交际场合对我们态度较前亲近，除照例握手外，并作寒暄。叙利亚外长经过印度并举行招待会，叙公使特派人将请帖送到中国大使馆，特地说明这是有意相邀，不要误会是搞错了。沙特公使过去与中国外交人员关系较好，但不便公开表现，万隆会议期间对华友好态度明显友善，在公开场合赞扬中国在各方面的成就，宗教信仰自由等[20]（P40）。

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期间所做的外交努力已即刻显示出了成效。3.周恩来和与会各国的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对后来中国同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结识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说：“他（周恩来）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21]（P252—253）

西哈努克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共进午餐的邀请。从第一次接触，西哈努克就清楚地感到，周恩来总理是要在两国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朋友关系。最让西哈努克感动的是，中国这个大国完全平等地对待小国的态度[22]（P42—43）。亚非会议上建立的友谊，促成西哈努克1956年2月出访中国。这年年底，周恩来也访问了柬埔寨。中国与柬埔寨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西哈努克在柬埔寨力排干扰，促成中柬1958年建交。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还主动接近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助，进行了两次会谈。按日本的说法，这次会晤“开辟了日中两国贸易乃至邦交正常化的道路”，是日本参加万隆会议“最大的收获”[23]（P63），这也是战后中日两国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亚非会议后，高崎与周恩来的友谊逐步加深。高崎后来成为中日经贸交往的日方负责人，为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总理与埃及总理纳赛尔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先后在仰光和万隆进行了会晤。纳赛尔向周恩来介绍了阿以分歧的由来及阿拉伯国家在阿以问题上的立场，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双方增加了相互了解，并达成了先从贸易入手，互派商务代表机构，逐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协议，为两国在一年后建交奠定了基础[24]（P104）。

周恩来与与会国领导人和代表团团长的个人接触让各国加深了对中国及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尤为重要的是，它直接促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建交。

四、万隆会议后中国为发展同亚非国家关系继续努力

为了巩固亚非会议上所取得的成果，继续发展同亚非各国的关系，1955年7月外交部向中央提出了《亚非会议后加强和开展对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意见草案》[25]。这是一个非常详尽的方案，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发展与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高度重视。草案提出要吸收亚非会议的经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大力开展对亚非国家的工作：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友好交往工作、宣传工作、研究工作并准备为开展对亚非国家工作所需的干部。

加强友好交往工作就是要发挥一切机构和组织的积极性来展开此项工作。不仅要与亚非国家之间进行政府高级代表团的互访，还要进行贸易、文化艺术代表团、专业代表团的互访，做好宗教方面的工作，对外友好、对外文化各部门应考虑从亚非国家邀请更多的有社会地位或学术地位的个人来中国访问，甚至工会、妇联、青联等对外联络部门应根据争取亚非国家的方针，研究请客的办法。

为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宣传工作，主管国际宣传的部门应密切注意亚非国家的动向，对亚非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应适当地、及时地表示中国的态度，尽中国人民的责任，为亚非人民说话。国内有关部门应研究如何有计划、有系统地向亚非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进行对新中国外交、经济、文化、历史、民族、宗教等等方面的介绍。

此外，还要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内外政治动向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并应选择若干在国际政治中长期悬而未决和经常出现的亚非问题，加以研究，例如果阿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等。

在进行以上几项工作的同时，要培养对亚非国家所需要的干部。由于资料所限，笔者无法查到这些建议贯彻实行的细节情况。但万隆会议后掀起的中国外交史上第二次建交高潮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从万隆会议结束的1955年4月到1964年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同25个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64年，同中国建交的49个国家中，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已占达30个，占绝大多数。这对后来中国领导人提出将中国外交的立足点放在第三世界具有重要影响。

五、总结

万隆会议召开于朝鲜停战和日内瓦会议后，中国迫切需要和平的环境发展经济之时。面对美国的敌视，中国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国际大环境。此时，亚非国家力量的发展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决定抓住万隆会议的契机，打开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外交新局面。从上文可以看出，中国为参加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会上会外的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中国和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万隆会议不仅是亚非国家团结起来走向世界舞台的标志，也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万隆会议后，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关系突飞猛进，并对以后中国外交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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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环境与努力的关系

辩论词-个人努力与环境因素

对方的可能攻击点和应对：

－

1、就算是生在不好的环境，也可以通过个人的奋斗，争取到人生的幸福。

应对：

错。人生在世，连奋斗也是要有机遇才可行。

你可以把桌子叫做奶牛，但是桌子怎么也挤不出牛奶来，想要牛奶，想要通过自己“奋斗”来挤出牛奶，首先你要有机遇，你的人生当中得存在一头奶牛。没有这个机遇，不要告诉我你打算奋斗出一头奶牛来，因为我目前还只是一个无神论者。没有浩瀚延续的人类文明提供你现在的一切，你独自屹立在火星南极时，希望你还有机遇谈奋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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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面上是的,我没有奋斗,世界给了我种种机遇。但我和我的同龄人,因为我的父母奋斗了,我的祖祖辈辈奋斗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奋斗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吗？

应对：

说得好，原来奋斗不局限在自己身上，别人奋斗的结果自己拿来享用，也能体现自己奋斗的重要性。这样看来当然奋斗好了，还很舒服的哩。

但是请对方辨友注意，别人奋斗的结果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标准的机遇。

这个机遇与你自己的奋斗没有关系，你父母的奋斗，世界上所有前人的奋斗，造成的差别对你来说当然很重要，当然要肯定了，不过那不是你的奋斗，你能享受到父母奋斗的成果就是个机会。

－

3、天下的幸福都是通过前人不断奋斗所创造的，虽然我们生在幸福家庭，可你如果不奋斗，你说你的未来是什么？

应对：

说得更好，对方辨友这个提问首先默认了这样一个假设：我们生在幸福家庭，就是说对方已经承认了机遇是奋斗的前提，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好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样，基础比上层更重要还需要讨论吗？除非对方辨友觉得二楼比一楼重要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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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可以努力创造环境，奋斗争取机会。

应对：

为什么古人要留下这样一句：“英雄无用武之地。”？

为什么我们不再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谎话？

因为人生中有一些凭一人之力所控制不了的变化，所改变不了的环境。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结构图上的机遇。

这些机遇是自己不能选择，不能操控的，也没有权利选择和操控的，否则你都能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操控了，还能叫机遇？

当然，世界上还真有一些人喜欢控制彩票大奖的机会，然后操纵这个机会来为自己牟利，如果2004年他们没遇上刘海的话，说不定现在还没蹲在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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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人说机遇虽然重要，但把握机遇、善待机遇仍要以奋斗为前提。

应对：

对方辩友是指塔身和塔尖的关系吧。

首先，我们觉得，在塔身和塔尖部分讨论机遇和奋斗谁更重要，大家互相要举多少例子来支持自己的理论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这时，一切看起来象一个DNA双螺旋，个人的奋斗和个人的机遇缠绕集合在一起，谁也离不了谁，单独认为奋斗、机遇某一个更重要，是片面地、天真地一厢情愿。

而全面地概括和归纳的话，我方认为，金字塔塔身的奋斗和塔尖的机遇对一个成功者的人生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所以不存在谁比谁更重要的问题。

但是，塔基呢？

今天你所见，所用，所闻，所感，所有的一切的存在，对你来说，就是塔基的机遇！

又一次强调：没有浩瀚延续的人类文明提供你现在的一切，你这次独自屹立在火星北极时，希望你还有机遇谈奋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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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正如巴斯德所说“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天赐良机不会光顾庸人懒汉。

应对：

错。人生在世，连奋斗也是要有机遇才可行。

上帝啊，救救我，对方辩友要多少次才肯罢休，详情参考第1和5的应对。

大致就是，人生在世，连奋斗也是要有机遇才可行。

而那个机遇就是浩瀚延续的人类文明提供你现在的一切。

如果对方再扯什么：更何况，即使把握住机遇，成功就未必唾手可得。IT浪潮的众多失败者就是最好的例证。

发挥吧^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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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个人奋斗”与“外部环境”，“个人奋斗”相当于个人成功的内因，而环境影响只是个人成功的外因，虽然，内因,外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只是通过内因来起作用的，内因更重要，即“个人奋斗”更重要，起决定作用。

应对：

中国以前曾经有一次，用5、6个亿的资金，跑去一个地方拼命往下挖，企图挖出一个煤矿来。

然后这些人证明了一条真理：如果一个地方原来没有煤，无论你挖多深都挖不出煤来。

为什么，他们那么舍命地奋斗了，为什么他们不像正方辩友所言，内因更重要，内因是决定性的原因？

难道是我们伟大的马克思同志错了，马克思主义不是人类从古至今唯一永远正确的真理吗？

揭晓谜底：请记住，对方辩友，你们援用的这句话，有一个隐含的前提：这个人有实际上存在的外部环境来作为他奋斗的基础。

离开了他人，我独自一人，屹立于什么都没有的广阔原野，我的一切都受到了威胁，我不知道自己能拿什么去奋斗。

脱离了实际去空谈奋斗，割裂整个人类文明提供你的这一切机遇，孤独的人类是不可能活下去的。

也就说，对方辩友请你真不要坚持认为自己可以独自一人在火星南极通过个人奋斗取得成功了。

Ok？

继续发挥^_^联系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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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提到机遇，大家脑海中的第一印象大概仅仅只是好运气，好境遇，走运中了500万彩票大奖。

“机会主义者”，是一个贬义词。

倡导奋斗比机遇更重要，鼓励人们直面困难，于逆境中求生存，于顺境中求发展；

既重事业成功，也重能力培养。即使事业失败了，也可以说一句：“我无怨无悔！”

应对：

（上帝啊，救救我，对方辩友要多少次才肯罢休，详情参考第1，5，6，7的应对。

希望对方辩友牢记一个词，前提。请你们没提出一个这种天真的问题之前，想想这个词：前提

。你可以举着那个金字塔的卡片，告诉他们前提即塔基。

当然提出这一点，我也很厌烦前提的解释。

但是现在要说一个价值导向的问题了，倡导机遇比奋斗更重要，在价值导向上似乎说不过去，怎么办呢？

大家恐怕普遍都认为那些看重机会甚于奋斗的人，是守株待兔型，企图不劳而获的懒人。

实际上，不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不是提倡大家去做一个不想奋斗的“机会主义分子”，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请谦卑地低下我们高昂的头，请感恩于这个文明的社会。自出生至今，我们都依*着我们伟大的同胞，享受着文明的造物，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们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爱我们的人，我们爱的人，我们应该为了他们而奋斗，为了他们给予我们的爱和一切机遇。这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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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金字塔塔基的来历，有人说，塔基是用前人的奋斗堆砌起来的。所以还是奋斗更重要。

应对：

首先，你为塔基奋斗了吗？你用自己的奋斗对塔基作了什么贡献了吗？

你没有。

你自己没有奋斗就享受到了前人奋斗的成果，塔基与你的奋斗没有丝毫关系，塔基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机遇。

你要是承认塔基重要，就等于是承认了，机遇的重要性。

当然，还有一点，可能对方辩友的逻辑是：

塔基＝前人的奋斗，塔基＝》更重要，所以，前人的奋斗＝》更重要，所以，前人的奋斗＝》在自己的人生中更重要。

最后，前人的奋斗，在自己的人生中很重要，糟糕，这话读起来好像对正方的观点不利啊，我们是要论证自己的奋斗对自己的人生很重要吧。

干脆，不管前人的奋斗还是自己的奋斗了，通通用奋斗一词代替吧，这样就是：奋斗对自己的人生很重要了。

那就相当高了，原来是他人的奋斗对我自己的人生来说很重要啊，闹了半天，敢情这奋斗和我没关系了，他人的奋斗嘛，大家加油啊，你们可一定要好好奋斗啊，你们的奋斗对我来说那可是相当重要啊，谁也不许给我偷懒啊。

这招高，老高。

如果对方此时开始改变自己的逻辑，改为：奋斗对他人（或大家）的人生更重要。

且不论，对方辩友一开始是怎么论述自己的观点的，毕竟人家知错就改了嘛，我方现在是相当期待对方的结论呈词了，希望对方辩友能把这个“奋斗对他人（或大家）的人生很重要。”的道理给说圆了，应该不会有搬东西砸到自己脚的可能吧，例子方面能够支撑立论吗？

我方只提醒对方一点：奋斗对他人（或大家）的人生更重要。

换个角度，对你来说，也是别人的奋斗重要；对我来说，也是别人的奋斗更重要；对大家来说，都是别人的奋斗更重要；那到底谁该去奋斗？因为大家都说了：我奋斗也是白努力，别人的奋斗更重要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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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奋斗比机遇更重要 ,奋斗是迎接机遇的前提,机遇只是奋斗的推进器.人生是一个奋斗的过程,故奋斗比机遇更重要！！应对：

奋斗一定是迎接机遇的前提吗？？

我方好像看不出来啊。

你生在了当下富强的中国，你有机遇享受到现代人类文明，麻烦对方辩友告诉我们：

你们用了何种奋斗来作为迎接这个机遇的前提？

如果你们要说，前辈们的奋斗是我们迎接这个机遇的前提的话，欢迎回到2，9问，由海洋接着为你们解释^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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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可以不夸张地说，机遇就是上帝专为奋斗而创造的．如果没有奋斗，要机遇干什么？指着个洞告诉你是金矿，没有去奋斗，开采，一样是一无所获．应对：

上帝会给你一个金矿去让你努力挖，但这个金矿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你没有这个遇见上帝的机会那你随便找个坑就挖你再努力会有结果吗？

讨论狭义的什么：没有机遇只有奋斗是没有用的，或者没有奋斗只有机遇是抓不住的。

大家拿一堆假设和片面的例子堆来堆去，年年重复，太乏味了。

欢迎回到问题5的讨论，用DNA双螺旋链和伟大的塔基，华丽地打击对方的片面和单纯吧^_^

我们反方关于这个奋斗和机遇有个总结：塔身的奋斗和塔尖的机遇对人生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虽然，一般来说，这是抢词了，抢了辩论完毕评委们的总结台词，所以我们先向评委们道个谦。

然后，讨论一下塔基的问题吧^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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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何谓机遇？《辞海》中说“机遇就是导致事物发展新突破的偶然机会。”

应对：

如果对方先行把机遇进行不利于我方的定义：

指责对方的机遇是狭义的，片面的，仅仅只是塔尖处的机遇部分，只有“机”，没有“遇”；

全面的正确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

“机遇”应解释为对人有利的时机、境遇和机会。

用反例：难道＃＃＃＃就不是机遇了吗？

如果对方接着指责我们胡编乱造，不以《辞海》为依据：

反问对方可否知道《辞海》也是要每过段时间就修改订正一次的。

科学认为自己可以被证明是错的，是片面的，为了获得真理，科学必须向自己挑战，破而后立；

反之，宗教则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信则得救，不信则不得救。

《辞海》的解释也是，修订者们会选择那些与观察的真实最一致的理论，我们不应该拘泥于书本，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观察和理智，放弃狭隘，片面的定义，选择那些更真实、完整、全面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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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觉得人笑着总比哭着好，我一直这么想，要是哭就一个人哭，要是笑就让大家分享这份快乐。苦难不能博得人们的同情，只有奋斗，经过不断的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才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洪战辉郑大演讲语录

你无法决定生命的长短，但你却可以改变他的价值，你无法决定环境的好坏，但你却可以实现自身的成功，成功，外界环境因素固然是一个条件，但最重要的还是人，人定胜天的古训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方坚信，成功，个人奋斗更重要。

应对：

对方大概是想说逆境之下，奋斗的作用吧，也就是把逆境＝＝（等同于）没有机遇。

真的是这样吗？

战争，人类历史上永恒的存在。

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的角落都燃烧过战火。

每一场厮杀过后，孤儿、弃婴都是大批大批地产生。他们中又有多少人死去？多少人活了下来？

孤儿、弃婴、他们还在世的父母、奶奶、爷爷、叔叔、姑姑，所有战争中的人都在为了生命奋斗。

人为了自己的生命奋斗那绝对是拼尽了全力的。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死了。

难道他们中不幸死去的那些人就没有奋斗吗？难道说他们的奋斗就一定比洪战辉少吗？

辛德勒名单，大家可能看过，里面有一句台词我印象深刻：the list are lifies。

这份名单其实就是生命。

世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辛德勒名单”。洪战辉的其实早已在这份名单之上。

（这些机会你觉得习以为常，顺理成章，然而对某些人来说却一生都没有。）这句好早以前说的，可以常常引用，强调一下^_^

但凡对方举这种特例，就把他们拖到特殊的历史时期，把问题量化，详细的事实数据绝对他们不利的^_^

还有一招就是，自由意志，个人的奋斗并不能决定他人的自由意志。（但是这玩意儿好像哲学家们还没讨论清楚。）

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人独立于社会之外来生活的，我们的人生不断在与其他的人竞争或合作。

所以，我们的成功其实也是离不开他人的合作的，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奋斗。

但是这招很容易和对方陷入纠缠到底谁更重要，所以推荐在四辩总结时使用。也就是四辩阐述到塔身机遇和塔尖机遇不可分割开来比较时使用，这样对手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_^

第三篇：机遇与努力的关系

机遇与努力的关系

根据下面的范文，结合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经历写一篇机遇和努力的关系的文章。

《机遇与努力的关系》

一个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机遇。可能有好的机遇，也有一些不好的机遇，如改革开放就是好的机遇，文革就是不好的机遇。有的人成功了，认为得益于机遇，不得志时常叹息机遇不好，生不逢时。

有人对我说：“你的成功主要是机遇好，赶上计算机普及高潮”。这无疑是对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机遇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机遇变成现实的。机遇只是一种可能性，不会自动变成现实，要把机遇变成现实，需要付出艰苦的那里。天上是不会掉下馅饼的。科学家巴斯德说过：“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有头脑的人。”

我想谈谈我是怎样遇到机遇和处理机遇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普及计算机，应该说这是应该机遇，需要大亮点教师，大量的教材。1978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扩招两个班的学生，快开学了，发现讲程序设计课的教师不够。我当时是清华大学计算中心党支部书记。有人对我说：“你这个党支部书记 现在反正事情不多，你去讲课吧！”但是我并不是学计算机的，我学的专业是自动控制。在我上大学时，根本没有上过计算机的课程。当时我对BASIC语言并不熟悉，更谈不上精通了。此时离开课只有三个星期了。我想棕色需要有人去做这个工作的，要比尔去做也有困难，我应该勇挑重担，克服困难，知难而进。我一口答应下来，全身心的投入。到图书馆找了一些外国的书看，还没等我看完就开学了，我只好边炒边卖，一面讲前面的，一面准备后面的。过去从事政治思想工作所受到的锻炼，这时帮了我的忙。我讲课逻辑性强，内容生动，能吸引人。我的课排在下午，一般下午上课学生容易打瞌睡。但是我上课时学生从不打瞌睡，而且争坐第一排。学生把BASIC语言课称作“乌拉课”（乌拉是俄语万岁的意思）。后来中央电视台要办计算机电视讲座，向全国播讲BASIC语言，到清华大学物色老师。大家就推荐说：“应当请谭浩强去讲，他的课是“乌拉课”。就这样我上了电视台。为了配合讲电视讲座，就编写了《BASIC语言》一书。这是我的处女作，结果一炮打响，成了世界纪录。从此我从事计算机普及教育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计算机教育与普及的不归路。

我从一个没学过计算机的人，44岁开始学习计算机，现在成为所谓的“大师，转变幅度如此之大，成果如此丰硕，的确得益于机遇。没有适当的机遇，是难于成事的。但是也不要把机遇想得太神秘和玄乎。机遇到来时显得非常“平常”，没有人会告诉你“这就是你发展的机遇”。往往是一个人的思想敏锐程度和素质决定他能否抓住机遇。

许多人说我充分地利用了机遇，从事后看来我是做对了。但是面临着同样的机遇，不同的人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反应。有的人没有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机遇，而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让机遇在他面前轻轻地滑过去了，等他悟过来时，已经晚了一步。现在大家都认为当初谢《BASIC语言》是抓住了机遇。应该说，能写BASIC语言的人很多，有的人肯定比我谢的好，但是那时有人却认为“BASIC语言水平低，没什么好写的”，错过了机遇。而我始终认为：干什么只要好好干，都会取得成果。我体会，对于机遇，一要敏感，二要舍得付出。要敏锐地发现机遇，紧紧地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最大限度地利用机遇。

第四篇：警察与国家的关系

警察与国家的关系

警察，作为每个国家的基本执法单位，在维护国家治安与社会稳定的方面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每一个国家都有相应的警察机构，由此可见，警察与国家关系之密切。警察的形式不尽相同，不过所起到的作用都大同小异，即维护国家机器基本的运转，可以说，警察的存在，从根本上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现在先浅谈一下警察的起源，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同样的，人是有欲望的，有欲望就有所需求，有需求而得不到所需求之物时，就有可能使人走向犯罪的道路，而无论任何社会性质的社会，都有其基本矛盾的存在，如资本主义社会，其基本矛盾就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有矛盾就有对立，有对立就有冲突，有冲突则有可能会有犯罪，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犯罪的存在。而警察的出现就是由于犯罪的不断出现，人们迫切的希望可以有一个打击犯罪的机制，国家需要一个维护社会稳定的部门而出现的，这就是警察出现之初。由此可见，警察是国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某一国家的灭亡，并不代表一个社会的灭亡，因此，如果抛开国家，仅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警察，可以看出，警察存在的意义是完全意义上的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根据某一国家的法律进行执法，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不依赖于国家的警察，既没有执行法律的标准，也没有相应的权利，如果这样，警察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警察与国家关系之密切。

同样的，警察也不能脱离国家的掌控，不能违背国家的需求，警察本身就是国家进行执法的工具之一，不可能存在一支完全意志自由的警察队伍，警察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则被国家管辖，所以当警察以最基层的管理者出现在大众眼中时，完全自觉不自觉的被打上了国家的标签。因此，警察以一种统治阶级的工具的立场而存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警察不仅仅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同样也是统治阶级的门面，因为在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中，警察的数量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样，大部分国家的基本职能是由警察来完成的，比如身份证的办理，户口的建立，迁移等，警察频繁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所以，警察也是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存在。

对于我国来说，警察对于国家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我国是一个坚持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时间里，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快速提高，但是由于发展的速度过快，由于经济快速发展而产生的问题也渐渐出现，比如藏独，疆独事件，就是由于国家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而没有过于重视社会稳定而导致的，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不只需要经济上的强大，同样的，社会的稳定对于我国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应该由谁来维护社会稳定呢？毫无疑问的是警察。

综上所述，警察不能独立于国家而存在，同样的国家也需要警察来维护其社会稳定，这就是警察与国家的关系。

第五篇：论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我国沿海地区的水平之间差距日益拉大。东部地区在工资待遇、生活条件、投资环境等方面要比少数民族地区优越，资金大批向东部流动，导致东西差距的日益扩大。当少数民族面临生活困苦、社会就业的时候会面临极大的心里不平衡，从而导致民族间的冲突产生。少数民族地区对资源占有一大部分，但从开发利用上来看还远没有从中获得足以使经济飞速发展的作用。这也是经济上的不平衡之一。

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关系重大。我国的少数民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济发展迅速，教育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拥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与进入社会主义之前的时期有了极大的好转。民族矛盾得以缓和，但是民族问题依然是我国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历史的遗留问题，以及我公正处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在转型期间，就难免会涉及到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引起民族矛盾。民族矛盾一旦产生，如不及时解决就会给社会带来危害。

在我国，民族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伴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逐步解决的。我国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与社会发展总进程以及改造社会主义的总任务联系在一起的。

民族问题是很多国家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各民族的人口、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是多样的。因此，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在我国显得尤为重要。我国有长达2.2公里的陆地边境线，约有1.9万公里处于少数民族地区。在沿线边境分布的135个县、旗、市辖区中，有107属于民族自治地方。在沿边境线居住的大约2200多万人口中，有近半数是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与30多个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如果没有正确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的话，西方的反华势力与我国的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加以勾结，会对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造成巨大的威胁。第二，民族问题具有复杂性。民族问题经常不是单独出现的，它往往与宗教问题、城乡问题、地区问题交织在一起。例如我国的西藏问题。它是以十四**喇嘛为领导的，以宗教为指导的精神的一种分裂活动，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西藏流亡集团自1960年成立以来，已经有四十多年，在这四十多年来已基本适应了国际的环境，并集合西方现代政治体质及西藏过去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建立了所谓的“流亡政府”。这就涉及到了我国民族问题的另一个特点——国际性。我国有30多个跨界的民族，占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一多半，与别国的民族语言相通、风俗相近，在思想感情与民族心理上有着许多共同点，民族间往来频繁。在我国西藏，极少数的分裂分子无视历史，扭曲事实，与国际反华势力相勾结，在国内制造骚乱暴动，破坏西藏的安定团结，欺骗不明真相的人们和国际社会，制造所谓的“西藏问题”，企图使之国际化，这是我国各族人民所不能答应和容忍的。我国新时期的民族问题还具有长期性。我国的民族问题有一部分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并且民族意识有时还在增强。民族利益的协调问题也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民族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可以一下子发展起来的。因此就决定了民族问题还需要长期解决。民族问题还具有敏感性。民族间也许会由于风俗习惯不同，了解程度不深而造成不尊重对方的误会。“民族，宗教间无小事”说的正是民族问题的敏感性。民族问题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通常可以归结为这几个诱因。经济诱因是重要原因。政治诱因也是民族问题的诱因之一。在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是民族问题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压迫已被消灭。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一些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还在，危害着我国的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另外，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犯罪分子还在，国际反华势力还企图利用民族问题为突破口对我国进行颠覆、渗透、分裂活动。这些分裂活动有些以暴力事件的形式出现，暗杀、纵火、投毒、打砸抢一系列事件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安定。文化思想诱因也是民族问题发生的原因之一。各民族由于各自的历史、生活环境等条件不同会导致某些方面的文化不同甚至会冲突，所以，在处理文化思想方面也会有矛盾。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因此对待我国的民族问题国家应该要做到一下几点才能使民族与国家关系更加稳定繁荣和昌盛。

基础设施的落后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优先发展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产业，从而改善民族地区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最主要的是交通，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不断地被贫困地区的发展所验 国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宏观政策倾向于民族地区，给予民族地区和谐发展最有力的政策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的投入和税收的减免。但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于渔”，一词国家可以鼓励少数民族地区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环境、民族风情等搞好旅游事业，也可以将东部发达地区好的发展思路引入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

只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搞上去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关系问题，使我国各民族和谐发展。

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区域自治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受国家领导管理体制的绝对制约。但由于受到政治体制方面某些外部或内部条件的限制，民族自治常常难以得到完全贯彻落实，因此在今后的实践中应加强完善和调整。

加强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制的重要手段。民族区域自治建设的目标是，使民族地区自治的各个环节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尽量多为少数民族培养人才。各重点高校可以适当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录取比例，重点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科技、管理人才，尽可能做到人才的合理使用和科学管理工作，使其充分发挥才干。要多宣传对民族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物，树立民族英雄形象。民族地区要有领导、有计划的组织少数民族干部到基层、上级领导机关和综合部门挂职锻炼，考察学习，交流经验，开阔视野，增长才能。在少数民族中选拔培养高层干部，保证各民族在中央都有自己的代表和发言人，切实保障各民族的权利得以实行。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论文题目：论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班级： 嵌入式121 姓名： 姜鹏

学号： 124112010

评分标准：

1、论文中心思想明确。

2、结构完整，论据（论述）充分。

3、理论联系实际。

4、语言通顺、连贯、逻辑性强。

20分）得分: 50分）得分: 20分）得分: 10分）得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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