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阐述

第一篇：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阐述

摘要 本文以单一制国家为研究背景的前提下，论述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关系。通过对单一制结构形式下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出三种单一制国家较为典型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模式；同时根据当今世界各国大部分国家都具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双重特点，特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对主义这一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为各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良性发展和必然趋势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 单一制 中央 地方 立法关系

作者简介：南丹，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行政和行政法。

中图分类号：d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10-133-02

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一直受到国家结构形式的支配和制约。现代国家的结构形式主要有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单一制国家，是指有若干行政区域单位或自治区域组成的单一主权国家，其三个显著的特点是：全国只有一部宪法，一个中央机关体系；各个行政单位和自治单位都接受中央的统一领导，没有脱离中央的独立的权力；不论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地方的权力都由中央通过法律文件予以规定或改变，地方权力没有宪法保障。联邦制，是指“有全国性政府和区域型政府根据宪法分享包括主权权力在内的国家权力行使权，并且不得单方面改变宪定权力分享格局的一种国家结构形式类型。” 仅仅根据定义本身，导致理论界很多观点认为，单一制国家的权力是集中的，地方不享有权力，而联邦制国家显著的特点是分权，因此认为单一制与集权、联邦制与分权之间有必然的对应关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特点

单一制国家以普通行政区划或自治区域为单位，自下而上形成统一的国家权力体系。全国上下只有一个立法机关和一个中央政府，只有一部统一的宪法和国籍。在国家内部以地域为界限划分行政区域，各个行政区域的地方接受中央的统一领导，没有脱离中央的独立的权力。在对外关系上，中央是唯一的国际法主体。实行单一制的国家在中央与地方两者的关系上始终体现以中央为主导和核心的特点。

一是中央立法处于主导地位，立法权为中央所保留。中央统一行使宏观的国家立法权，处于主要地位，由中央所掌握，而且中央立法的权威直接涉及公民，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二是在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和统一指挥的前提下，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中央立法权统辖各级地方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源自中央并受制于中央立法权，受其控制，由其统一指挥。在单一制下，地方立法机关主要是为了执行中央立法或解决一些纯粹的地方性事务而设立，地方立法不得与中央立法相抵触和违背。

三是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博弈的最后结果由中央决定。地方立法权的存在及其权力都取决于中央，由中央决定地方立法的事项和范围，而且中央可以单方面改变和随时收回对地方的立法放权。没有中央的立法授权，地方不得擅自立法。同时，地方无权单方面擅自改变自己的立法权限和立法事项，地方立法仅限于为实施中央法律制定实施细则或法规。

二、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模式

国家结构形式不同，在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模式的选择上，单一制结构形式的国家和联邦制结构形式的国家是不同的。根据地方主义的权力来源，国家权力来自地方，中央只能行使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力，剩下的权力由地方或人民保留。联邦制国家一般采用这种理论。根据国家主义的权力来源理论，国家的权力来自中央，地方权力由法律明确规定，未规定的不能行使，权力归属不明时，由中央裁决；其地方行政区的立法权不是本身固有的，而是中央授予的，单一制国家多采用这种形式。

在单一制国家中，虽总体上中央立法对地方立法实施主导性影响，但是由于各国历史、具体国情和体制的差异，在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关系上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特征。在借鉴以上分类方式的基础上，根据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分配与整合的差异，将单一制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模式分为三种：

（一）以朝鲜为代表的单一制集权模式

所谓单一制集权模式是指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一切立法权都为中央政府所有，中央所制定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生效，地方政府不能擅自立法。在这种立法关系中，中央在立法权分配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对地方立法放权享有高度的控制权，同时，中央立法机关对地方立法机关享有监督审查权和最终的决定权；地方立法的事项和范围只能根据中央的意志而定，地方立法实际上是中央立法的延伸和落实。典型的代表是朝鲜，还有越南、土耳其等。如朝鲜宪法第73条规定，立法权由最高人民会议行使。土耳其宪法第7条规定，立法权属于代表土耳其国民全体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此项权力不得授权行使。

（二）以法国为代表的单一制集权分权模式

这种模式体现为以中央立法为主导型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立法权主要由中央行使，但是在一定条件和程序规定下，地方可适当地行使某些地方立法权，这种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地方的立法权主要是基于中央的委托或授权而产生的，主要取决于中央的权力下放和信任程度。其特点是以中央集权为主，地方分权为辅，因此地方的立法分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立法分工，而并不称为完整意义上的立法分权，甚至连地方立法机关的产生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中央的监督和控制。在实践中，主要是一些单一制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如法国、中国、日本等。在这些国家，宪法一般对地方的立法事项和范围不作具体详细的规定，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划分，主要是中央通过行政方式加以调节的，地方立法权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行政渠道，以行政手段获得。

（三）以英国为代表的单一制分权集权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表现为以地方立法为主，以中央立法为辅的地方立法自主型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中央与地方是相互独立的，但因着单一制国家的特点决定了地方又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控制。但与第二种模式的不同在于这种模式下的地方立法权不是直接源自中央的委托和授权，而是源自宪法或者法律。典型的代表国家是英国，以英国为例，其地方立法权主要通过以下法律获得：（1）地方政府基本法授予地方一般性的立法权，如《地方政府法》、《伦敦市政府法》等；（2）专门职能法授予地方有关专业管理方面的立法权，如《公共卫生法》、《住房法》等；（3）一些地方为取得某种特殊事项的立法权，请求国会制定“地方政府私法案”来对之进行立法授权。单一制分权集权模式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实现的是一种“法律化的权力划分”，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立法分权，同时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立法“双元制”。

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相对主义

在如今的社会，一个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已经不可能单独具有中央集权特性或者是地方分权特点，正如伯尔曼所言：“无论在哪里，综合——二元论的克服——都是开启新思维的钥匙，这种新的思维乃是我们正在进入的新时代的特色。新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 因此在此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相对主义这一理论进行专门阐述。

（一）凯尔森的相对主义集权与分权观

集权与分权主义新思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纯粹法学派的开创者凯尔森。在其代表作《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当中，凯尔森对现代国家的集权与分权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分析和探讨。

1.集权与分权：法律秩序的两种类型

凯尔森提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秩序都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或绝对意义上的集权或分权，而是这两者的折中或综合。他认为，作为关于领土划分的国家组织形式的集权与分权，显然应该被理解为法律秩序的两种类型。他指出，集权的法律秩序是一个法律秩序的所有规范在其伸及的全部领土内都是有效的；另一方面，分权的法律秩序则是由具有不同空间效力范围的规范组成的。其中某些规范对全部领土有效，称为中央规范，而其他规范只是对该领土的某一部分有效，称为分散的或地方的规范。

2.集权与分权的程度及判断标准

在凯尔森看来，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立法集权与地方立法分权，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程度”的差别。这种差别取决于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数目和重要性的相对比例。他认为，集权与分权在数量上的程度，首先有赖于集权或分权所伸及的法律秩序等级体系中的那些层次的数目，其次有赖于由中央或地方规范规定的事项的数目和重要性。

3.最低限度的集权和最高限度的分权

凯尔森指出，法律共同体要有最低限度的集权和最高限度的分权，否则就会趋于瓦解。他认为，至少一个规范，即基础规范，一定是一个通过中央集权立法产生的法律规范，即中央规范，一定是对全部领土都有效，即最低限度的集权。

（二）以王绍光、胡鞍钢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混合理论

以王绍光、胡鞍钢为代表的我国当代学者指出，“在现实世界，既没有纯粹的中央集权体制，也没有纯粹的地方分权体制，只有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混合体制。各国经济体制不同，只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程度不同”。他们认为，各国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都有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在现代国家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力关系中，总是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我们要用一种动态发展的眼光，以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依据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具体情况和发展，来寻求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协调发展。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区别不是看集权和分权的程度，关键在于国家的整个权力是如何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分配的程序、程度和方式上。不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都不可能实行纯粹的集权或者完全的分权，都是集权与分权并存并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而作出必要的调整和改变。

第二篇：《单一制与联邦制的比较》

单一制与联邦制的比较

在当代国家结构形式中，主要存在两种基本类型，分别是单一制与联邦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制国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结构形式也都采用单一制，如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韩国、朝鲜等都是单一制国家。在当今世界近200个国家中，虽然只有20多个联邦制国家，可是却包括了绝大多数的大国，如美国、加拿大、、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它们的人口总数在22亿以上，而且占了世界大约二分之一的土地。那么为什么这样多的大国选择了联邦制？100多年前，当孙中山等前人致力于推翻帝制、创立共和时，曾率先提出了建立联邦共和国的主张。既然如此，那么到底单一制与联邦制孰优孰劣？下文主要从概念、特征、类型与存在问题等方面对单一制与联邦制做详细的比较，以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

文献综述：

1、对“单一制优越说”的批判

第一，由于认识的局限性，马列著作否定的“联邦制”其实是“邦联制”，并且按照现代学术界的标准，恩格斯所指的“单一的共和国”并不排除采用联邦制的可能性，从而推翻了马列支持单一制的观点。第二，衡量国家结构形式类型优劣的标准应当是看其在经济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及是否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基本问题；在政治上是否有利于政局的长期稳定，是否有利于解决民族、宗教方面的矛盾，是否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设和法治状态的形成，能不能提高行政效率、克服官僚主义等基本方面。

——童之伟：《国家结构形式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美国的联邦制

美国宪法中明确禁止州行使的权力有不得订立条约、同盟或联盟，不得铸造货币等；从性质上属于联邦专有的权力有战争权、制定全国统一的归化条例等；属于联邦与州共有的权力有征税权、借款权、为公共福利开支的权力等。管制州际贸易的权力也是一种共有权力。汉密尔顿在讨论宪法授予联邦的权力与州权力之间的关系时就明确指出“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一种同时存在的权限”，宪法专门授予给联邦的权力只在三种情况下存在“在宪法明文规定授予联邦专有权的地方；宪法在某些情况下授予联邦一种权力，在另一种情况下，却禁止各州行使同样权力；宪法授予联邦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是与各州的类似权力绝对和完全矛盾而且不相容的地方”。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第三十二篇，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美国联邦与州的权力划分分为：联邦的权力、州的权力、联邦的专有权力、州的专有权力、禁止联邦行使的权力、禁止州行使的权力、联邦与州的共有权力和保留权力。

——杨百揆编：《现代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研究》，春秋出版社，1988年

3、德国的联邦制

德国的州对联邦法律的两种不同形式的执行都作为州的行政权，但这两种执行在性质上仍是有不同的。基本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执行是将联邦法律的执行完全作为州的职权，因此执行费用由州承担，联邦仅具有合法性监督权；基本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执行实际是将联邦的事务委任给作为整体的州执行，因此联邦承担执行的费用，并享有合法性监督权和合目的性监督权。后者类似于我国台湾学者所称的“团体委任事务”。而由州的行政机构作为联邦的行政机构执行联邦公务，则类似于台湾学者所称的“机关外借”。——许宗力：“论国家对地方的自治监督”，载许宗力：《法与国家权力》，月旦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1993年

德国基本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共同立法范围内“ 联邦在需要联邦立法的事项的范围内，基于下列理由有立法权：

1、个别州的立法不能作有效规定；

2、如果某一事项由州的法律规定，势将损害其他各州或全体人民的利益；

3、为在超越一州地域界限的范围内维持法律上或经济上的统一，特别是维持生活条件的统一，需要作出这种规定”。

4、其他国家的联邦制

奥地利宪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全部司法权来自联邦。判决和裁定，以共和国的名义宣布”；它的法院体系由区法院、巡回（州）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和行政法院、宪法法院组成，法官由联邦政府提名，总统任命。

印度宪法建立了最高法院和各邦高等法院，对下级法院作了原则规定；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的法官由总统任命，薪俸由宪法规定；下级法院的建立和组织是联邦与邦的共同职权，法官由邦长和该邦高等法院协商任命。

马来西亚宪法设立了作为最高法院的联邦法院，并在东、西马来西亚各设立了一所高等法院；联邦法院和高等法院的法官由总理提名，统治者会议协商，国家元首任命；诉讼程序和司法管理属于联邦的专有职权，联邦有权建立和组织除伊斯兰教法庭之外的所有其他法院，并确定它们的管辖权和法官的待遇。

委内瑞拉宪法规定，司法行政和法庭的设立、组织与权限属于国家职权；宪法设立了最高法院和司法委员会，最高法院法官由议会联席会议选举，其他法官由司法委员会任命。

巴西宪法第十条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完整；击退外国入侵或一州对另一州的入侵；制止在州的公共权力机关中秩序的混乱，或消除这种混乱造成的威胁或其中的腐败现象；确保州权力机关的任何一方能自由行使职权；整顿州财政；强制执行联邦法律、命令或司法决定以及要求州遵守若干原则，联邦可对州进行干预。

5、联邦制的优点

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手段，联邦主义“所建立的政体是由实体组合而成的，而这些实体维持了他们各自的完整性，也因此保护了它们的公民的自由。”…在联邦主义中，“政体的特点是非集权制，也就是说，他们内部的政府权力是分散在各个中心的，而不是集中于一个单一的中心。这些中心及其权限的存在得到了最高宪法的保护”。

——丹尼尔·J·伊拉扎【美】：《联邦主义探索》，彭利平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6、联邦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德国在联邦与城市之间财政转移方面，市政府可以征税，并可分享全国所得税15%.市政府结成全国性的政治联合体，但与州政府的关系为首要。美国的地方政府没有正式的宪法承认，宪法中也没有明确提到市级政府，只是隐然归之于州议会的剩余权力。中央（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市政府受州的连带管辖权支配。城市高度依赖于联邦的资助。大城市与国会和联邦行政当局虽然有广泛的联系，但联邦制基本上是围绕抽象的州或省建立，代表着数百万居民的都市政府得不到宪法的承认。——罗纳德·瓦茨【加拿大】《联邦分权的模式》 载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2

年第1 期

7、联邦制的问题

实行联邦制是很困难的，如果联邦制的组成部分在文化、经济、语言或历史上存在着太大的差异，那么一个联邦体系可能掩盖不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迈克尔·罗斯金等著【美】，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8、单一制与联邦制对比

在这方面，最近的有代表性的表述为“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行政区是中央根据管理的需要划分建立的，地方享有的权力，不是本身固有的，是中央授予的，中央对地方享有完全的主权，对外由中央政府统一代表国家行使主权„„联邦制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联合而成的国家结构形式。联邦的成员邦本是主权国，它们在组成联邦时，各自将主权的一部分交给联邦行使，其余权力保留在自己手里。在联邦制下，联邦（中央）和各成员邦（地方）都享有主权，都有自己的宪法。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由联邦宪法规定，凡宪法没有规定属于中央的权力，都属于地方的权力”。

——乔晓阳主编：《立法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年

问题论证：

单一制与联邦制的概念比较：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表现一国的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形式，它所表现的是一种职权划分关系。①国家结构形式一般分为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由于复合制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联邦，因此，单一制和联邦制就成为当代国家结构的主要形式。

单一制国家是指由若干不享有独立主权的一般行政区域单位组成的统一主权国家。联邦制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治实体(共和国、州、邦)结合而成的一种国家结构形式。因为联邦制和单一制都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结构形式，其基本政治要求也是一致的，即主权独立、国②家统一、领土完整。联邦制是联邦主义的制度表现。从制度上看，联邦主义“在本质上局限于政府或政体之间的关系中”，“是有关于政体的形式的问题”。③

单一制与联邦制的特征比较：

一般而言，单一制国家的显著特点是：（1）全国只有一部宪法，一个中央机关体系；（2）各个行政单位和自治单位都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没有脱离中央政府的独立权利；（3）不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达到什么程度，地方政府的权力都由中央政府通过法律文件予以规定或改变，地方政府权力没有宪法保障。

单一制国家是由不具有独立性的行政区域组成的统一国家，国家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单一制下的地方政府或其他政府机构由中央政府将权力转交或委托给它们，但这种权力是委托的，并不是由宪法分配的，从法律意义上说，这些都属于中央政府。在单一制框架下，全国只有一个最高立法机关和中央政府，国家有统一的宪法和统一的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具有统一的国籍，在国家内部按地域划分行政区域，各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都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在对外关系以及国际事务中，中央政府代表国家行使主权，地方政府对外不具有独立性。当然，虽然在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控制，但中央政府并不能完全控制所有的地方事务；地方政府在地方事务的管理中，一般也享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

按照阿伦·利法特的观点，制度形态的联邦主义有五个主要特征：（1）一个明确说明分权并保证中央和地方政府所分得的权力不能够被剥夺的书面宪法；（2）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关，其中一个议院代表大多数人。另一个议院代表联邦政府的组成单位；（3）在两院制立法机构中，联邦政府议院里较小的组成单位的代表人数超出比例；（4）组成单位踊跃参与联邦宪法修订过程的权力以及单方面改进自己宪法的权力；（5）分权的政府，也就是说，地方政 ①刘杨．《宪法对国家结构形式的表述》，南昌大学学报．2005（7）

王丽萍:《联邦制与世界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25页。丹尼尔·J·伊拉扎【美】：《联邦主义探索》，彭利平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6—27页 ②③

府在联邦政府中享有的权力与中央集权制国家地方政府相比较拥有的大权力更多。④

与此相对应，赫蒙·费纳尔则更进一步细化列出联邦制的八个特征（也是联邦制的判断标准）：（1）对修正案的控制；（2）与权力由各州保留相对照的权力向中央的分配；（3）上院中由成员单位保留的特殊代表权、否决权和制止权；（4）凌驾于联盟和地域单位之上的法院的存在；（5）独立的财政来源；（6）联盟在对外关系上的排他性控制；（7）一些组成单位的独立政党组织；（8）两套独立的法院的存在，一个是联盟法院，一个是地方法院。⑤

单一制与联邦制的类型比较：

综观单一制国家的宪法，以划分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方式为标准，可以将单一制的类型归纳为六种：（1）宪法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划分为中央与地方权力。这是单一制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普遍采用的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方式。（2）宪法具体规范中央权力，对地方权力只做原则规范，如《芬兰宪法》。（3）宪法在详尽规定中央权力并对地方权力做原则规定时，附带地方主要权力内容，如1947年的《意大利宪法》。（4）宪法对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都详尽列出，如1978年的《西班牙宪法》。（5）宪法在对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同时，设立某类特殊的自治机构，赋予该类机构特殊的地方权力，如《阿塞拜疆共和国宪法》。（6）宪法在对中央和地方权力进行规定的同时，强调中央集权的核心由神权控制，如1979年的《伊朗宪法》。

此外，还有一种常见的分类方式。在单一制国家，按照地方政府所享有权力大小，可以分为中央集权型单一制、地方自治形单一制和民主集中型单一制国家。

综观联邦制国家的宪法，以划分纵向政府间权力的形式为标准，可以分为四种类型：（1）单独列举全国性政府事权，而把全国性政府权力之外的国家权力归州、邦、省或其他地方组织，即“联邦政府事权列举，地方成员单位事权概括”，典型代表为美国。（2）仅列举地方事权，而将未列举的职权推属于联邦中央，即“联邦政府事权概括，地方成员单位事权列举”，典型代表为前《南非联邦宪法》。（3）既列举中央事权。又列举地方事权，即采取并列制，早期代表是《加拿大宪法》。（4）既列举联邦事权，又列举联邦和地方成员单位共同管辖的事权，而将未列入的事权归属于地方成员单位行使，典型代表为1993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宪法》。

此外，美国学者威廉·H·瑞克尔主张将联邦制划分为完全集权联邦制与部分集权联邦制。而我国学者童之伟主张将各国宪法中明示或默示的组成联邦制的宪法原则与主权权力的分享格局结合起来进行分类，将联邦制分成中央集权型、分权制衡型、民主集中型、自治民主型四种类型。

单一制与联邦制的优缺点比较：

单一制制具有以下的优势：一是权力集中在中央，中央在决策上与地方相比更有远见；二是中央集权有助于中央集中资源办大事；三是通过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和转移支付制度，有利于平衡各地经济；四是可以节省资源，减少地方政府不必要的开支。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事事听从中央政府的安排而压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灵活性，中央严密控制地方也容易导致中央专制和个人独裁，而且层次繁多也容易损害管理效率。

对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讲，实行联邦制有以下优点：（1）保护个人自由、落实公民权和扩大民主参与。增加政府层次也相应增加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层次，公民选票的分量得到增加，政治决策定位于平民百姓所最易知晓的层面上，有利于知情的理性的民主参与。（2）有利于保持政治的灵活性。在理想的联邦之中，能把分权与集权统一起来，把自治与对集体的 ④⑤丹尼尔·J·伊拉扎【美】：《联邦主义探索》，彭利平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7—28页

Ivo D.Duchacek.Comparative Federalism: The Territorial Dimension of Politics.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7.P252—253

认同较好的结合起来，也有与他所强调的伙伴关系所形成的解决分歧问题的合理程序，从而既有利于维护一个共同体的政治稳定，又有利于保持共同体在应对各种问题时所具有的灵活性。（3）有助于推进国家的稳定繁荣。联邦制既是“自治加上共享治理”制度结构，又是一种协调合作的程序，它内含着各构成要素之间所具有的以契约为基础形成的伙伴关系和伙伴意识，根据承诺就某个问题在所有政治团体内进行公开谈判，力求一致，如果谈判失败，也力求进行调和以保护所有参与方的基本完整性。联邦制具有包容性，能够协调好地区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

但是，联邦制并非一种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联邦制也存在着不足之处。联邦制的弊端在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相互扯皮、推诿，各州政府之间各自为政，导致运行效率比单一制低，决策过程可能相当漫长。当国内政局不够稳定或多种矛盾交叉时，容易引发种族、民族矛盾，引发各邦脱离联邦而独立的倾向，严重的可能导致联邦的解体。

结论：

从对单一制与联邦制的概念、特征、类型和优缺点的比较可以看出，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存在的差异是相对的，也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于不适合之分。单一制和联邦制并非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其区别也并非像有些学者归纳的那样泾渭分明，直截了当。实际上，两者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区分，而不是相互排斥。每个民族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主要取决于这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联邦制和单一制也无“姓资姓社”之分，它们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国家结构。我们不能说搞联邦制就是资本主义，搞单一制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单一制，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联邦制。

就中国来讲，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要建立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就必须走一条有选择性集权的道路。这意味着在集权的同时还要进行分权。在那些涉及到全国性意义的领域，中央政府要把权力集中起来，并通过垂直系统行使这些权力。但在管理地方事务上，地方政府不可或缺。没有足够的名实相符的权力，就会很难履行其应当的政府责任，应当视地方政府为一级政府，让地方政府拥有包括地方司法、立法和行政在内的权力，以适应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童之伟：《国家结构形式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丹尼尔·J·伊拉扎【美】：《联邦主义探索》，彭利平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3、罗纳德·瓦茨【加拿大】《联邦分权的模式》，载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2 年第1期

4、王丽萍:《联邦制与世界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25页

总字数：6332

第三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大变迁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个多层面、多角度的体系，它包含着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乃至文化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大变化，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每向前跨进一步，都使中央与地方关系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并打上受经济体制改革影响的烙印。我国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的改革，一般都是经济关系变化的延伸和发展，是经济体制改革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表现。而“均衡、和谐地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管是对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对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一件十分重要也十分棘手的事情。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而言，能否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统一的市场经济还是互相封锁的市场经济。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而言，能否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地方和基层组织积极性的发挥，甚至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随之划分为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应的两个阶段。

一、以放权为主导的中央与地方关系(1992 年以前)

中央与地方关系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之中，一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和发展变化。

1949 年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国家结构形式上选择的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模式，这是基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所作出的决定。表现在经济体制上则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资源再分配——利益满足体制，中央政府通过这样一个完整的网络决定地方政府的行为。这种利益满足体制奠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模式——高度中央集权型，中央对地方政府具有强制性的指挥权，决策大多由中央一级作出，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仅在于实现全社会利益的一部分。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模式造成我国经济管理中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不利于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巨大成就。在巨大成功的推动下，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已很难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其进程。邓小平分析说：“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只有改变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才能趋于合理。而要改变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最为关键的就是权力下放。因此，他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权力下放为中心环节。同时，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应当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即下放权力，发挥地方积极性，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因此，1978 年以来，在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是：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就必须分权、放权，要通过“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民主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坚持“两个积极性”的总体原则，实行的是以“下放权力”为基本特征的向地方倾斜的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确认：“凡是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全国政令的统一的前提下，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中央的责任是指出大政方针和进行监督。” 在这一时期，权力下放的理论与实践交错产生与进行，互相促动。这一时期的权力下放包括1980 年的财税权下放、1982 年的立法权下放以及1984 年的投资决策权下放。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开始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问题。“有的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已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为了他那一点个人和局部利益甚至连犯罪的问题都敢加以保护。”同时，在这一阶段的改革中，形成了东重西轻的梯度分权格局，即东南沿海一带，权力下放较大；而中西部地区，则权力下放较小。权力下放不均等，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东西部的差距，而且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不公平、不平等竞争，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的功能急剧膨胀，为了地方的狭隘利益，产生了垄断意识，形成了“诸侯经济”。早在1988 年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全国已有20 多个“独立王国”、2000 多个“诸侯”。各地方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向中央争投资、上项目，利用自身权力加剧地方割据和封锁，搞自成体系的“大而全，小而全”，使各地产业结构趋同，并引发了一系列资源大战。

概括来看，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强调发挥两个积极性，其结果是以权力下放、地方分权为主，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一点江泽民同志给予了明确阐述：“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权力下放，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与发展。这是一条重要经验，应当充分加以肯定。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有的地方和部门过多地考虑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部利益，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力，甚至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应当由中央集中的则集中不够，某些方面存在过于分散的现象。我们既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地方利益，也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部门利益。”

二、不断磨合的中央与地方关系(1992年以来)

从历史来看，最理想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应该是平衡与协调关系。在权力分配上，既能保证中央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治理好全国，又能保障地方有适度的权力建设好地方。任何一方的权力过大或过小，都将破坏权力的正常运转。中央的权力过大，影响地方的建设与发展；地方的权力过大，则威胁中央的治理。这是1992 年以来我国力图达到的理想状态中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1992 年，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形式，这种形式下的经济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既不同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形式下的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也有别于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形式下的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市场经济要求尊重市场的内在运行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从此，我国的整个经济运行快速地向市场化方向转变，进入一个急剧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面改革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政治体制的功能也必然要发生变革，以适应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可以说，从对物质资源的直接管理到非直接管理，从以管理物质资源为主到管理非物质资源为主，是政治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重要变革。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整个政治体系中的子系统，也必然要发生适应性变化。与这样一种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既要求有必要的中央集权，又要求有在中央有效控制下的地方适度分权。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中央集权条件下的地方分权，必然会造成“诸侯林立”的分裂局面；而没有在地方分权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又会复归于僵化的“大一统”模式。只有实现二者的结合，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合理化。

为了改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行行政放权而带来的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削弱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状况，1994 年新的财政体制分税制及其他管理体制的实行，使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与改革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标志着建立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分税制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扩大了地方固定收入的范围。这有利于促进地方合理地组织经济，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最终做到既增加了地方的收入，也能增加中央的收入，实现财政、税收上的“两个积极性”。实践表明，分税制的实施开始把中央与地方分工合作的关系导入一条制度化的轨道。因此，早在五年前甚至更早，就有经济学家称其为“中国式的联邦制”或“财政联邦制”。?

分税制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它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格局，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各地方对于中央财政的依赖度，明显强化和改善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但是，分税制并非万能，虽然加大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对于地区差距问题，不仅未能加以解决，反而进一步扩大。由于分税制改革主要是“中央主导型”模式，自实行以来，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分成比例几乎年年在变，中央可以根据经济形势的需要，随意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地方政府只能被动接受，从而导致地方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抱怨和抵触声音。再加上在分税制确立之后，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划分得不明确，双方都会采取一些机会主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地方这一层面，过度重视地区间的经济竞争导致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由此又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并进而导致严重的腐败问题。而地方由于承担了从中央转移而来的财政压力，又必须考虑另外开辟财源，因而往往集中注意力于土地开发，通过“经营城市”来增加收入、缓解财政压力，这就导致了房地产过热和房价猛涨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绩工程”。?瑏瑥这样一些问题的存在，既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又往往使得中央的调控措施失去应有的力度与效果，甚至影响到其权威与合法性。

总之，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强调发挥两个积极性，它意味着中央要加强属于自己的宏观调控权，同时把属于地方的权力划归地方。因此，1992 年以后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磨合上出台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政策，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也出现了新的地方保护主义。如此看来，要想达到理想状态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任重道远。

三、权衡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思路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既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又步入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虽然两个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衡重点和最终取向不尽相同，但都植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中，都是基于对历史上所犯错误的规避。在这其中，我国的社会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高度一体化的官僚集权体制被打破，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开始走向分离，社会逐步趋于多元化。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不例外，传统单一的中央高度集权模式让位于多元化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存的新格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分税制的实行、政府机构与职能的改革等，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了实质性变化，初步建立起政治运作与经济运行相对独立的政经二元化体制。?瑏瑦但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以分权为路径解决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因此，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衡上有着理论拓展的空间。

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时期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均形成了极具智慧性的理论。概括来看，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理论直接指导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实践，同时也具有不容低估的现实指导价值；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系统提出了经济转轨时期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原则，并在随后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95 年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发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系统阐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原则和构想，这直接指导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权衡。从理论上来看，中共三代领导人都在不同时期坚守了相同的理论原则。这一方面彰显了理论本身的生命力，同时这些理论思路也是现今发展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准绳。

一是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对于我们的意义。“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国家大、人口多，情况复杂，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赋予地方必要权力，让地方有更多的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发挥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增强整个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同时，全国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央必须制定和实施全国性的法律、方针、政策，才能保证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促进国民经济有序运行和协调发展。”?瑏瑧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成为后来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原则，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坚持了这一思想。这说明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我们权衡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二是要维护中央权威。1996 年3 月11 日，江泽民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讨论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领导和中央政令的权威必须维护，这也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纪律。”对照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维护中央权威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确保国家安全、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是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

三是要尊重地方利益，属于地方的权力要划归地方。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实行投资的合理分工。中央掌握的建设资金集中用于全国性或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重点工程，以及科技、教育、国防等方面的重点项目。地方政府投资主要用于本地区公益性、基础性项目。”这就确定了属于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权力：投资管理权。这样，按照三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思路，就是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特别是与其权力、职能、责任相一致的地方经济调控权要划归地方，应充分尊重地方利益。

四、拓展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践途径

从实践角度来看，中央和地方关系有着较大的拓展空间。

其一，权力下放的思路不能放弃，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从新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集权、分权的循环往复中。中央的积极性高了，就影响了地方的积极性；地方的积极性高了，就影响了中央的权威。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以行政放权为主要特点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所带来的后果是：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这似乎让人谈虎色变，谈到分权就联想到中央的孱弱。于是在以后的改革中，我们一方面放权，另一方面又出台不同的政策对所放权力进行约束，直接带来现今地区梯度格局明显，东西部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差距愈益拉大，导致地方政府更多的抱怨和新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

权力下放本身没有错。欧美国家三百多年来都遵循给予地方更多的积极性和自主权的原则，也未见那些国家的统一地位发生过改变。那为什么我国出现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政绩工程？ 原因就在于在权力下放过程中没有给予地方更多的监管权。如果我们能更好地发挥民间力量、非政府组织以及公共领域的监督作用，那么地方政府在一些宏观规划和大的城市建设上就必须做到透明化，同时采用一定范围的听证制度，在保证地方利益的同时，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效益。

其二，寻求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途径来达到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平衡。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代表了国家的所有主权，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分支，有义务服从中央的命令，中央政府可以随时通过法律或命令超越并取消地方规定。自1994 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逐步具备了自己稳定的税种和财政收入来源，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凸显，甚至有人说，加上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以及大量归于地方支配的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以各种形式实际支配的公共财力远远大于中央政府。?瑏瑨独立的利益主体使地方政府具备了经济学中“经济人”的特点，这也是中国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但是，不论人权、财权还是事权，地方政府与中央实质上很难“平等对话”。在单一制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只能谋求一些制度外措施如“跑部钱进”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谋求自身作为“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种种问题的实质是，单一制下不具有明确法律地位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形成同中央的博弈。因欠缺类似“州际贸易条款”的有效调控机制，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中央并非在每一方面都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在经济方面。这使得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收放犹豫不决，也直接导致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徘徊于“集权—放权”的循环之中、“放—乱—统—死”的怪圈转个不停。所以，通过法律约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话题。

从现实来看，虽然我国现行宪法、地方组织法中对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有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是原则性的、粗线条的，过于笼统，缺乏严格、准确的界定和区分。这样，中央根据需要，可以随时收权和放权；地方为了自身利益也可以向中央讨价还价。因此，如一些学者所建议的那样，可以考虑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规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当然这里所提到的法律方式包括两种：一是可以通过立法方式确定中央和地方的权限，二是应该通过法制手段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冲突和分歧。

其三，可以从历史和他国寻求政治智慧。从历史来看，世界上的大国所采用的几乎都是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在当今世界约200 个国家中，虽然只有28 个联邦制国家，但它们占了世界1 /2的土地和1 /3 的人口，并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对于大国而言，这些国家由于疆域面积庞大、人口众多，势必存在各种不同的要求，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这些带有地方特色的要求如果全部交由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进行权衡，就不会强调每一个地方的各自特色和利益。美国、德国的联邦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显然，谋求政治文明的发展是没有国界的，他国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我国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供政治智慧。

总之，任何一个大国的有效治理，都必然依赖良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通过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中央政府能够更加有效地收集和处理实施治理所必需的信息，将自己的权力更加深入地贯彻到社会的末梢，并合理控制政府规模，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而地方政府能够更加了解民众的偏好，从而更加有效地回应居民对地方性公共物品的需求，同时各个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有助于居民通过“用脚投票”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也会由此产生制度创新。

第四篇：地方立法要处理好六个关系(姜春云)

地方立法要处理好六个关系——姜春云副委员长在深

圳地方立法研讨会上的讲话（摘要）

（2002年11月20日）

一、要正确处理人大立法工作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关系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人大的立法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和服从这个中心，为经济建设服务，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回顾二十多年来的立法工作，总的说，我们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主题，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规范和保障。全国人大是这样，地方人大也是这样。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1979年全国人大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立法的形式促进改革开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82年，把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载入了宪法。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规定了民事主体的地位，确立了企业法人制度等重要民事法律规范。1988年、1993年、1999年三次宪法修正案，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形式、国企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制、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制度写入宪法。从1979年到今年10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通过了304件法律，其中与发展经济相关的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中有关发展经济内容的也占了绝大部分。这些法律、法规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建设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今后的立法工作，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要求，应当着重制定和完善好以下几方面的法律、法规：一是规范市场秩序方面的；二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的；三是西部大开发方面的；四是优化投资环境方面的；五是适应世贸组织规则方面的。就全国人大来说，主要应当抓紧制定物权法、编纂民法典，制定诚信建设的法律，制定期货交易法、合作社法、商事登记法、商业秘密保护法，修改破产法等；抓紧审议行政许可法，研究制定行政收费法、行政强制法、国家公务员法等；研究制定反垄断法、反倾销法和国有资产管理法；对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等方面作出法律规范；修改和完善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法律；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我国政府的承诺，修改对外贸易法、商业银

行法、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等法律。

立法要更好地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服务，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比如，在市场经济下，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特别是法制环境。我在新疆进行调研时说过，良好的经济、投资环境至少要包括这么几个方面：(1)安全。人身财产安全，合法权益有保障。(2)方便。办事高效便捷，没有人为的障碍。(3)通畅。交通、通讯设施好，有利于进出和通讯联系。(4)市场规范。一切经营与流通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5)有钱可赚。(6)生活舒适。(7)社会风尚好。这些方面都需要法律、法规加以引导、规范、制约、保障。

作为地方立法，要重视研究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怎样为经济和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在这方面，地方立法是大有可为的。全国不少地方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为突破口，狠抓市场和投资环境建设，建立公开办事大厅，一条龙服务，整顿规范市场秩序，促进诚信建设等，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如江西、河南、宁夏、内蒙、新疆等地都制定了改善投资环境、加快行政审批改革和诚信制度建设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市场、投资环境的优化，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各地应当重视总结和应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用法规和规章加以肯定和规范，为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二、要正确处理地方立法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必须坚持在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宪法确立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立法法根据宪法的规定，对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范围作了进一步的明确，涉及国家主权、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大事项，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统一立法，地方不得就这些事项自行立法；地方性法规不能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另一方面，为了使各个地方能够因地制宜地作出必要的规定，促进地方的改革开放和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立法法又赋予地方享有广泛的立法权，而且还规定除中央专属立法权以外的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地方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也就是说，地方立法具有自主性、补充性、试验性的特点。

要提高地方立法的质量，必须处理好地方立法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关系。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国家法律只能解决最基本最主要的问题，不能规定得太细，太细了就难以在全国适用。因此，需要地方人大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制定地方性法规。制定地方性法规必须坚持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坚决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倾向。也就是说要有全局观点，要出以公心，立法为公。各地在立法中一般都注意了这个问题，有的省把“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作为地方立法的一个重要原则。黑龙江省提出，地方立法“不超越上位法规定，不变更上位法规定，不增设新的处罚规定”，严格把握立法权限。广东省强调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还必须注意本省地方性法规之间的互相衔接。江苏省明确提出，地方性法规不是自行其是、另搞一套，而是在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因地制宜地解决本地区经济社会生活中需要用法规调整的问题。深圳市制定地方性法规，重视与上位法的关系，以法制统一原则为前提，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地方性法规相抵触。同时，还提出尽量避免与上位法的重复立法，对省里已经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市里不再重复。各地应当认真探索总结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为了保证法制的统一，要认真贯彻立法法关于统一审议制度和适用与备案的规定，从工作程序和体制上落实好统一审议制度，既充分发挥统一审议在维护法制统一中的作用，又充分发挥其他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同时，要重视做好立法监督工作，将立法监督放在与立法同等重要的位置，制定相应的工作程序，落实立法法规定的备案制度和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法规、规章的改变撤销制度，把立法监督工作强化起来，切实保证立法的质量。

三、要正确处理制定法律法规与修改、废止法律法规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立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基本上适应了改革发展稳定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各地方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初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市场经济活动日新月异，既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也需要对原有不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或废止，也就是说要搞好法律、法规的“立、改、废”。法律、法规的特点是“定”，而改革发展的过程是“动”，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立法的关系，尽量避免立法工作落后于改革开放的实践，要尊重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立法工作必须与时俱进，以适应新的形势变化的需要，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在把握上，既要肯定和保护改革发展的成果，又要引导、规范改革发展的方向。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很重要的就是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适时、主动、科学立法，搞好法律、法规的“立、改、废”，把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废止放在与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同样重要的位置上。九届全国人大以来，到今年10月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106件法

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其中法律71件，在通过的71件法律中，修改修订的38件，占55％；从今年1月到10月底，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批准了933件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其中制定的308件，修改的406件，废止的219件。从今后的立法任务看，修改法律、法规仍然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立法工作。

四、要正确处理民主参与与集中决策的关系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国家立法活动，使法律真正体现和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随着法制建设的深入，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对立法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立法不仅要符合实际、便于执行，而且要合情、合理、合法。新闻舆论、法律专家以及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对立法也越来越关注，立法受到社会的监督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我们人大的同志自觉地做到、并且做好民主立法，开门立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必须有程序保证。民主的立法程序，对于提高立法质量，确保立法反映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至关重要。立法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通过多种途径保障人民参与立法活动，做到集中民情、民意、民智，才能真正达到立法的高质量、高水平。这是二十多年来我国立法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立法法确立的一项重要立法原则。

人大的根本组织和工作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从总体上说，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性质、特点从内容到形式、从组织到运作，都应当是最能体现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机关。人大的组成人员，必须牢固树立民主议事观念和集体行使职权的观念；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问题。人大的工作与政府不同。政府是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当然也要发扬民主，但他有最后的决定权。人大则主要是以会议的形式，通过会议审议和表决，集体决定问题。每位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都只有一票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只有在会议上行使，才具有法律效力。事实证明，只有贯彻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多谋善断，群策群力，才能避免决策失当，达到提高议事效率和科学决策的目的。

在按法定程序保障人民群众参与立法，认真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的同时，还要重视在立法机关内部发扬民主，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作用。要做到会议审议中的民主与会外的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以及公开征求意见相结合。在这方面，地方人大探索了不少好的经验和做法。一些省区市先后举行了立法听证会，在社会

上引起较大反响。对此，希望继续大胆实践与探索，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

五、要正确处理立法与调查研究的关系

调查研究是搞好立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应当牢记毛泽东同志的这句名言。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当坚持调查研究。这几年，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领导成员，越来越重视立法调研，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广泛征求意见，取得了良好效果。一部符合实际、代表民意的良法，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主观想象出来的，只能来自群众，来自实践，来自于对客观实际情况的了解、研究和把握。现在我们制定法律、法规，涉及的范围很宽，调整的事项也很复杂，往往遇到种种矛盾。彭真同志说过，“立法是在矛盾的焦点上砍一刀”。如果我们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就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一“刀”可能就砍不准。对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来说，只有搞好调查研究，才能取得审议议案的发言权，才能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所制定的法律法规、作出的决定决议，也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才能切实可行。调查研究要有针对性，不仅要围绕人大审议、决定的议案进行立法调研、监督调研，还要对民主法制建设和一些带倾向性的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如立法工作如何防止和克服部门利益影响及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如何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搞好法律、法规的立、改、废?监督工作如何改进方式、完善程序、增强实效？如何使监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探索内在规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解决。调查研究要注意改进方式方法，真正做到了解真实情况，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这是调研成效大小的关键。

六、要正确处理依法行使职权与加强党的领导的关系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基本形式。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有权依法在人大会议上发表各种意见。国家保障和支持代表或委员在人大会议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充分发表各种意见，包

括不同的意见。法律保证代表或委员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任何人不得压制代表或委员发表意见。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保护少数人的民主权利。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使人大的工作方式和程序具有民主性、法定性和权威性。同时，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早在1991年党中央就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把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按照法律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使之成为对全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政治原则，也是法制建设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与在立法中发扬民主和依法办事是统一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确定立法工作方针和一些重要法律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审定立法工作规划和计划，根据形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建议立法机关把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长期适用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法律，对立法工作中需要中央或地方党委确定的重要政策问题做出指示等；二是对人大的同志来说，在立法工作中，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立法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中央或地方党委请示。中央或地方党委决定的事项，人大要认真贯彻落实。

第五篇：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我国自1994年起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改革史上一次重大制度创新。

经过九年多的实践与探索，分税财政管理体制运行平稳、成效显，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逐步规范。尤其是$%%$年中央功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进一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系，政府间财政关系日趋完善。是在分税制改革实践中也存在些问题，如政府间财政支出职划分不够明晰，收入分享还不科学合理，转移支付结构不够化等。所有这些问题，都直接涉到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深化改革，需要在实践中加以究解决。笔者拟结合地方实际，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相问题加以分析。

一、关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出职责划分问题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出责任划分缺乏明确的法律依，从而导致政府间支出职责不、上级政府随意下放支出责任、方基本公共服务不能有效供应诸多问题。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政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在政府事和支出范围未作调整的情况下行的，尽管在财政体制文件中对政支出责任作了划分，但划分比笼统，并没有大的突破。总体上，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职责上互有“越位”与“缺位”，职责划分并不稳定。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一）地方承担中央支出职责。实践中比较明显的事例有：

1、三峡移民搬迁工程，以及对口支援西藏、新疆，以及黄淮海综合开发等受益范围大规模外溢、关系到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中央要求地方给予资金配套。

2、由中央财政垂直管理的部门经费，如气象部门经费、地震部门经费、武警系统经费等，要求地方负担一部分。

3、由中央负担的部属高校建设，要求地方给予共建资金配套。

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向地方转嫁负担。出于改革需要，中央企事业单位频繁下划，将中央支出责任下移，对地方财政支出格局以及收支平衡也产生很大影响等等。

（二）中央承担地方支出职责。目前，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补助相对于一般转移支付补助而言，规模要大得多。中央专项补助中，有许多是对地方性项目的补助，如地方企业技术改造、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旅游事业发展等等，事实上这等于中央介入地方事务。

（三）中央频繁出台法律法规，要求地方保证的“硬性”支出过多。

中央通过许多部门法律或法规，规定地方对于农业、教育、科技、计划生育、社会保障、体育、卫生等支出增长要超过财政收入增长，或者规定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必须达到某个水平。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地方财政支出中有许多是近几年新增加的事权，在原来的体制规定中并没有包含相应的财权。比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企业下岗职工、低收入人群有所增加，相应要求地方财政负担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支出；因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而带来的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支出等。地方支出职责的不断扩大与财权范围的固化，最终造成地方财政尤其是县乡财政困难的加剧。

造成上述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政府间职责划分，长期以来缺乏科学合理的、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以致在实践中很容易造成经常性的相互“越位”行为。反过来讲，由于政府间事权的划分长期未能有效解决，又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整体功能。下一步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是：首先大力促进地方政府退出竞争性领域，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逐步明确各级政府在农业、教育、科技以及地方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事权责任。其次，在进一步理顺了政府间职责以后，有必要借鉴国际通行做法，以法律形式规范政府间事权和支出划分，使各级政府在履行其事权和支出责任方面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权划分问题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我国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实行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

分税制之初确定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范围后，2002年起又实施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初步打破了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的作法。

总体上讲，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完善，目前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的规范化程度有所提高，但近几年出现了财力进一步向中央集中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财政职能的发挥。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税”税收返还计算办法不利于地方财政良性发展。现行体制规定，“两税”每增长1%，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比上年增长0.3%，这造成税收返还增量占“两税”增量的比重逐年降低。以山东为例，按照目前方法计算，1:0.3税收返还占上划“两税”增量的比重，1994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2个多百分点，到2002年已下降到10.6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个多百分点。实践证明，经过近几年的运行，分税制改革已经达到了中央集中财力的目的，中央财政调控能力明显增强，但同时地方各级财政却越来越困难，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不尽合理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共性问题。

（二）地方收入中缺乏主体税种。我国税收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而这部分税收大部分为中央收入。

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后，地方税种主要是营业税、城建税以及农业税收等，地方财政没有“当家”税种，或者说缺少主体税种，因而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级独立的财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死面多，活面少”，城建税、农业税收、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排污费等基本上都是不增长或增长潜力不大的税种。近年来，地方政府为了维持财政收入的增长水平，只能“税不够，费来补”，导致地方收入中非税收入比重越来越高。非税收入中的行政性收费收入又多是由预算外转为预算内的，因此尽管地方财政收入连年高幅增长，但可用财力并未同步增长。

（三）税权高度集中在中央。目前，我国的税制微调政策措施几乎完全出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是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两个税种上有税额决定权，对营业税中的娱乐业税率和资源税中的“资源等级表”中未列举税目的纳税人的税额有决定权，所有这些权力在中央制定的有关税收法规中都作了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在实际操作中不得超越中央政府的限制。在中央控制过严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平衡地方预算，满足基本支出，在正常的税收之外，则开征了不少收费项目、基金、集资等，这些“准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大部分都不规范。

（四）中央政策性减免对地方财政造成较大冲击。近年来，中央陆续出台了一些税收减免和先征后返、列收列支等不规范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直接造成地方财力减少。虽然从长远来看实行这些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有利，但对地方财政确实造成减收增支的困难。

（五）中央部门在财政体制规定之外集中地方财力。比较典型的例子有：2003年7月1日起，排污费收入的10%上交中央；2002年7月1日起，无线电频率占用费全部上交中央；2001年起，海域使用金30%上交中央等。此外，目前还有一部分中央部门在系统内集中省以下部门的收入，由此而产生的地方部门经费不足，最终还要反映到地方财政上来，从而间接加大了地方财政负担

外，中央政策调整中还存在一个利益转移问题。比如，中央拨付用于地方企业技改的国债转贷资金，本来地方财政可以用因技改投入新增的地方财政收入偿还贷款，但实行所得税分享改革后，中央又集中了地方企业所得税增量的大头，从而造成地方政府无力还贷。

针对上述问题，目前在财权划分方面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主要是：

在税制设计上，最为科学的选择是实施税基分享制，即不同层级的政府分别按不同税率对同一税基征税，这样做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据此，建议取消现行$：#&’税收返还办法，对“两税”实行“**”

分成办法，即增值税和消费税由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与现行弹性系数办法相比，“**”分成办法的优点：一是清除了对地方财政增收的负面激励机制；二是操作简便，相对于原办法而言，便于各级政府年初安排收入预算，也简化了上下级财政年终结算手续；三是由于其相对于原办法提高了地方分享“两税”增量的比例,地方政府将乐于接受，而中央付出的改革成本也不大；四是中央在实施这一办法时，可以要求各省以下政府将该办法不打折扣地落实至县乡一级，这样不但可以统一省以下税收返还体制，进一步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完善与规范，也有利于解决当前突出存在的县乡财政困难问题。

首先，国内外经验表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地方权利意识的强化，地方政府在社会经济事务中，特别是在向当地居民提供所需要的公共服务中，日益扮演着一个中央政府无法取代的重要角色，客观上要求赋予其在自行组织收入方面的充分灵活性。在国外，地方政府至少控制一种地方税的立法权，能够决定是否值得付出更多的税收来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其次，目前地方缺乏必要的税收立法权，是造成各地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次，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国家里，由中央政府统一划定各地的税基范围，会使相当一部分未纳入规定征收范围的税基和潜在的收入流失掉。最后，在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告一段落后，赋予地方以必要的税收立法权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

要加快地方税改革步伐，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地方税税制结构。比如，中央可以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遗产税等新税种，以及改革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可行性。国家出于对宏观考虑，制定出台一些税收减免政策是完全有必要的，但从体制规范的角度，应适时研究对因执行中央减免政策而造成的地方财力减少给予一定补偿的合理机制，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近年来，尽管中央通过体制结算对部分政策减收给予了补偿，但这些补偿主要是针对中西部地区，其中仍然存在一个政策的公平统一问题，有待进一步规范。

三、关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问题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作为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其直接涉及与政府间事权相对应的财权配置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预算管理中存在的原体制补助、税收返还收入、专项拨款、通过公式计算的规范办法分配的资金以及部分决算补助资金等，都可以称之为转移支付或专项转移支付。但是，真正科学规范的、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具有公开、公平、公正性并对受补地区财政平衡最具作用的，仍是规范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分析近几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突出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结构不合理。专项拨款比重偏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偏小。2002年，中央下达地方专项拨款约为2500亿元，而一般性转移支付仅为259亿元，专项拨款是一般转移支付近9倍。二是一般转移支付规模偏小。1995年中央安排过渡期转移支付20多亿元，到2001年达到138亿元，2002年加上中央集中的所得税增量，一般转移支付规模仅为279亿元，占中央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不足3%。

一般转移支付既要力求规范，又要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人口、产业结构、成本差异等因素应给予足够重视。主要政策建议如下：

（一）转移支付规模应进一步扩大。目前，中央对地方一般转移支付力度远远不够，资金数量极其有限，基本上属于“扶贫”的性质。扩大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有两个途径：

一是从每年中央集中的税收增量中固定一定比例用于转移支付。二是在专款上做文章。目前，各级对下专款都比较多，这种资金分配方式不符合规范的分税制要求，一些专款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随意性和“撒芝麻盐”的问题，实际上是专款不专，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必要打破部门既得利益，对现有专款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改革。改革后的专项拨款应主要用于一些特殊项目，如救灾、扶贫、国土整治、环境保护，并与一般转移支付等均衡拨款协调起来。

（二）转移支付应考虑结构因素。产业结构、GDP构成不同，对财政收入会产生直接影响。中央设计转移支付方案时应充分考虑产值结构不同对标准财政收入测算造成的影响。例如，中央目前确立的一般转移支付办法是按照工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增加值和全国平均有效税率计算的地方增值税标准收入，这其中没有考虑到地方计税产值中有相当一部分为零税率、低税率产值，象黄金、白银、食用植物油、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等。由于各省的产业结构不同，其产值对财政的贡献能力便有差别，不考虑GDP的构成，全国使用同一个看似公平的公式计算出来的标准收入，肯定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距，从而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

（三）转移支付应考虑不同地区的成本差异问题。中央设计转移支付方案时，在标准支出计算上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支出成本的差异。例如山东是农业大省，也是全国贫水地区之一农田水利建设等农业支出成本肯定要高于其他省份，因此按照全国实际支出数与耕地面积等相关指标的比重简单计算的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补助支出等标准农业支出会低于实际水平，一定程度上脱离现实，不能够真实反映支出需求。再如，沿海省份住房、水、电等基本生活成本相对于内陆省份要高，而这些都最终反映到财政对行政事业单位的正常经费支出上。因此，转移支付方案还是应适当考虑基本服务成本的差异，区别不同省份制定不同的人员、公用经费支出标准，然后测算基本支出需求。

（四）转移支付应对中央政策性减收增支有所考虑。对取消征收农业特产税、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改造农村中小学危房等中央统一政策要求，应分别在计算标准收入、标准支出时予以统筹考虑，以增强转移支付方案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整体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