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水改革机遇和限制

第一篇：巴西水改革机遇和限制

巴西水改革机遇和限制

在过去的十年，巴西多次试图实施一体化的水资源管理。例如参照国际公认的水经济、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原则，实施水资源使用和保护管理革新。但是，创新政策和法规解决新旧管理问题的努力，一直受挫于其体制内部矛盾。

对巴西帕拉伊巴（Paraiba do Sul）河流的实例研究，一方面要求下放权力和责任分担，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官僚主义和排他性做法的持久性。主要的过失在于将过多的精力花费在引进水价和环境收费上，这是新河流域委员会一直主要使用的具有争议性的政策工具，以牺牲解决河流恢复、公众动员和环境公正为代价。

水资源策略与管理改革的机遇

在20世纪，水资源的控制和管理在巴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河流、湖泊、地下水和海滨的开发，成为国家和区域发展项目。几十年以后，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再加上环境法规不完善和公共服务不健全，造成了持续的环境退化和很多地方的人为水短缺。尤其是在巴西的军事管理期间(1964~1985)，核心经济发展成为政权的主要策略。军事管治以后，巴西就水法规改革方面的公开讨论才成为政治可能。巴西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国会在1997年通过了《水行动法案》，主要目标旨在恢复水体的环境条件和改进水的利用效率。流域利益相关者参与讨论的主要平台是河流流域委员会，委员会由水使用者、政府和社会团体的相关代表组成。立法引进了新的制度工具，例如规划、许可和环境取费等，并且建立了“国家水资源管理体系”(SINGREH)。更为关键的是，新的立法框架封闭了社会和环境需求之间的基本联系，增加强调了水资源的经济价值。这种关系反映了当地社区、商业部门和政府机构的主次关系。正如某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水管理改变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水政策是水资源策略和管理方面的心脏。

为了理解正在巴西进行的改革，有必要认清影响水管理的多方面的机构，例如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美银）、全球环境基金（GEF）和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这些机构对巴西水资源新的策略发展很有影响。这些国际组织已经赞助了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基础建设资金和能力建设项目等。例如联邦水资源管理项目是由世界银行在1997年资助的。巴西在水资源方面引进的最重要的理念是一体化水资源管理(IWRM)，他们将一体化水资源管理定义为“为流域利益相关者提供基础，以促进和协调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和发展方面的多目标”。从大的方面来说，一体化水资源管理（IWRM）为巴西目前正在实施的、以解决水问题为目的的公共策略和制度提供了概念和方法。巴西新的水规则的引入，与一段时期的经济调整和国家职能调整同时进行，是在市场自由化和进一步全球化的压力下进行的。

水体制改革的限制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越来越关注水资源使用和保护方面的问题，范围包括区域性事项，如河流污染和水供应缺乏；全球性事务，如气候变化和沙漠化方面的挑战等。这种不断上升的、对管理好水资源的持续关注，表现于日常的大众媒体和一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研究工作之中，仅英国就有60多个与水相关的专业硕士学位。对于水资源管理问题的关注并不是新近才发生的，至少19世纪以来，就有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们在考虑。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水管理与区域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关联，例如20世纪美国田纳西州流域管理局（TVA）的经验后来影响了全世界的水坝建设和水基础设施的扩展，巴西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建设了一些大型的水坝。然而，不久以后，人们就发现并得到实践证实，水利工程和不节制的水资源开发正在造成世界范围的环境影响，并在很多情况下不能满足公共需求。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人们着手修正一些理念和技术，注重环境保护和水的多用途使用，以及与其他景观过程的相互作用，例如土地使用和城市扩张等。改善当代水管理的具体体现就是IWRM理念，即一体化水资源管理，它有两个基本的支柱：公共参与和水的经济价值。其他的观点，例如“适应性管理”和“过渡性管理”，也扩展了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学术领域，并且为水资源方面的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这些理念的改变成为公共策略的最好案例就是2000年欧洲通过的《水框架指南》。这是一个试图从头到尾彻底解决欧洲水问题的详细立法。然而，从旧方法到新方法的过渡，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并不是没有引起紧张和争议的。新的水政策所设立的目标已经有一些问题，为了理解当前水治理和管理方面的矛盾，有必要审查水治理理论的矛盾方面。技术方面的不足、当地水管理者的抵触以及公共社团合作的缺乏，已经被认为是新方法的严重限制。

在认知方面，尽管有很多的尝试来概念化一体化水管理的含义，但是仍然不清楚。尽管很多学者坚持认为有必要进行集中规划一体化的过程，但是一体化的机制和具体细节却很难解释。大多数的文献认为，IWRM是作为理想化和劝勉性措施的组合，并非能解决一体化背后的所有问题，一些专家建议将IWRM与其他的规则机制相结合，例如规划系统，但是这种策略不能解释一体化是如何形成的。还有一些专家建议直接放弃IWRM，例如比斯瓦斯（2008）主张使用过去几十年的狭窄、简单的方式，但是大多数人并不这样认为。

在操作方面上也存在限制因素。由于认知的问题，很多水管理专家对于采取IWRM方法很疑惑。阿南德2007年曾批评说，根据一体化水资源管理理论，各用水户所分配的用水能够实现水利用最大化的净效益，无论他们是在河流的上游还是在下游，也不论团体差异和文化差异。由于这些对水问题的理想化方式，IWRM只有在水使用者高度合作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如果产生水冲突，“IWRM可能只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并且“并不清楚是否能确保可持续需要”。由于这些方面的不确定性，实践者和规划者往往只选择IWRM中那些看起来似乎可行的方案。最近很多试用IWRM的经验表明，当地的水管理者倾向于放弃更加大胆的一体化目标，通常会缩小他们的人工干预数量将IWRM与政策改革相结合以期望取得更好的水管理效果的尝试，也受限于环境方面的一些规则。

在政策层面，也存在限制因素。以上提到的IWRM的认知和操作方面的限制的原因是，很难接受水管理的政策基础。决策者们一直不愿意接受的一点是水获得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水流与权力和金钱的关系。大多数支持IWRM的人们犹豫承认，社会团体的差异是水分配和负面影响的主要影响者。其他地方的经验表明，一些保守的水管理专家和水文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和政治要素偏离了水管理的“纯粹”目标。一些人可能停止政治上的争论，认为水争端只是一种可以避免的小麻烦，并不是水资源管理的永久特征。很多人试图将水管理与广泛的政府改革相联系，但也常常失败，尤其是忽略了复杂的社会、经济、物质方面的影响。斯沃突科反对否定水管理，他从政治层面上建议，应当修改IWRM的基本建议。

由于IWRM本身内存的这些缺陷，很多经验表明，IWRM不能够充分解决经济增长、环境退化和社会政治方面的不公正问题，这是这种新规则模型的主要缺点。尤其像巴西这样的国家，自从殖民时代以来，一直形成了自然资源冲突与政治控制相联系的局面。同样是社会团体，政治权力较弱的群体往往比政治权力较强的群体获得自然资源机会少，他们往往还要受到较差环境质量的影响，这种现象在巴西并不是少数或者偶然现象。社会的不平等被系统地转变为信息的不对称，造成水规则排斥弱势的社会群体，决策制定的集权处于上级手中。传统的公众参与方式，例如IWRM所推荐的那些，倾向于绕过现行的决策制定过程，实际上是促成了强势社会团体的利益，并且排除了其他完善的法律管理机制。替代的做法是促成真正的参与策略，要求将权力下放到基层，以及对政治表现的有效监督。希基和莫汉曾指出，公共参与的方式，在有边缘社会团体参与的广泛激进的政治运动中更有可能成功。

结语

巴西流域水规则改革的最近经验，生动地展示了IWRM在认知、操作和政治方面的限制，尽管在国际理论的影响下，很多机构发生了变化，但是河流委员会或者环境治理者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环境方面的问题。虽然有很多官方出版物和学术论述声称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流域仍然处于严重退化状态。过去损坏河流系统的过程仍然损害着当地社区的生态稳定性和人们的生活质量。巴西流域大量用水收费是一种不成功的实例，对这种收费的争议源于20世纪90年代，收费后也没有带来足够的资金来恢复环境质量。

同样，新的规则框架很大程度上低估了潜藏在河流流域中的社会的复杂性和政治方面的斗争，特别是河流委员会不愿意从政治的层面上解决水管理问题。结果是人们很少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巴西流域水规则改革实际是在中央政府的操纵下进行的。通过其水行政署(ANA)以强势的经济组织进行操纵，例如工业等。显然，当地居民和小的用水者并不甘心他们在河流流域中的条件，而是尽可能地占领流域更多的面积。然而，没有水管理方面的民主基础和对历史障碍的清除，很难实现环境方面的可持续性。正如米德尔顿和奥基夫所指出的那样：“除非不以症状、环境和经济不稳定开始分析，而是从原因、社会和不公正开始分析，那么没有任何的发展是可持续的。”这种观点与巴西流域的水使用和保护中的矛盾相一致。

第二篇：农信社改革的机遇和困难

农信社“化茧成商”之痛

在7年的产权制度改革中，一家家农商行和农合行在全国兴起，其背后，更多的农信社还在经历着艰难蜕变，其未来发展路径也成为一个商业冲动与政策导向纠结的迷局。

5月10日，央行在其发布的《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称“报告”)中表示，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对于其资产质量和资金实力的评价，“明显改善”、“显著增长”等用语颇有振奋人心之效。

而在此类高度评价之后，对于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央行表示只是取得“一定进展”。

字里行间应和了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的现状。目前改革尚未大步迈开，而农信社也正在承受“蜕变”的巨大压力。

2003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明确指出，对于农信社的产权制度改革，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的原则和做法，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改造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

据央行数据，截至2010年3月末，全国共组建农村商业银行（下称“农商行”）46家，农村合作银行（下称“农合行”）205家。参照银监会2008年底公布的数据推算，在过去的1年零3个月里，全国农商行增加了24家，农合行增加了42家，还有2023家县(市)级农村信用社将面临变革。

而据某省级农村信用联社透露，近期银监会将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改革的走向，农商行可能成为农信社改制的明确目标，而农合行的审批会相应减少。

“化茧成商”：军令已下

农信社体系建立于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随着其与农业银行脱钩，及四大行陆续减少农村网点，农信社几乎成了农村金融的惟一支柱，手握农村最大的信贷市场。但背负着“支农”的政策性目标，及行政干预等因素制约，导致其经营风险日渐增大。

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农信社出现了大量呆坏账，甚至亏损，大多农信社对此采取了“滚利”的方式，以每年偿还利息并增加贷款年限来维系。

但这种缓减“病情”的手段终不能治本。到2000年以后，农信社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2003年，国务院印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启动了改革的序幕，并在全国多个省市进行试点。

就此，农村信用社开始从社员入股的集体所有制金融机构变身为合作制的农村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制启动。

从集体所有制到股份合作制、再到商业银行，从实际经营角度而言，农信社究竟会有哪些改变？

其实，农信社与农合行都拥有与农商行类似的一套体制，都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当社员规模壮大后，由社员选举出代表参加股东大会。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齐逢昌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合作制的社员无论投入多少资金，都只拥有一票的权利，因而其资本结构不能反映股东的权利和应承担的风险，而股份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商业银行的一个最大转变就是其商业赢利性带来机制的变化，体现在银行的每个环节。

天津滨海农商行党群工作部总经理邱京田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黄光裕案发之前，滨海农商行的一名信贷员为国美放了一笔贷款，他一听说黄光裕出事了，当天就跑到国美，死活要把钱收回来，事后，这名信贷员发现国美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才继续对他们放贷。

这其中就体现了农信社与农商行的极大不同。在农商行，贷款业务量、风险管理都与人员的岗位绩效牢牢挂钩，这是市场中生存的需要；而对于信用社来讲，集体所有制下，权责并不明晰，放出去一笔贷款后，有时候借贷单位不在了，信用社还不知道。

农信社存在的问题，如同齐逢昌所描述的，“在所有金融系统中，农村信用社‘画地为牢’，人员得不到交流，干部职工原生态，他们的文化水平、个人素质、经营管理水平相对落后，而且还不适应周围有竞争者。”

农信社从集体所有制向股份商业制转变成了一种必然。

但直到目前，诸多农信社的经营状况与商业银行的设立标准还有一定差距。按照银监会的规定，成立商业银行的农信社和农合行，其资产充足率必须达到8%，不良贷款比例要降到15%以下，这让很多背负着巨大不良呆坏账的农信社望尘莫及，因此导致改革驻足不前。

为推动改革进程，一些地方开始了新的探索与尝试。2010年4月15日，湖北省农信联社启用风险防范金，对资金缺口在1亿元以上、3年达到组建标准的每家农信社给予1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并计划未来3年将组建30家农村合作银行或者农村商业银行，按每年10家的进度推进。风险防范金是省联社每年向农合金融机构提取的资金，统一调配用于管理、风险防范等。此举被业界评述为“湖北省农信联社动真格了”。

其实，湖北省农信联社的行动也是来自监管部门的压力。据了解。在此之前，当地银监局专门向湖北省联社下发了关于加快改革进程的通知。

“支农”：割舍还是坚守？

成功改革后的农商行，日子也并不太平。

农商行摒弃旧信用社的陋习，开始按照市场游戏规则参与商业竞争，却遭受质疑：商业银行的逐利性还会让它坚守“三农”吗？

在过去几十年中，农信社一直承担着“支农”的重任，而同时也享受着国家在存款准备金、利率以及税收上的优惠政策。2007年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占所有涉农贷款总额的34.1%，仅次于国有商业银行，而且很多地方农信社承担的当地农业贷款达80%以上。

转变为农商行后，国家的优惠政策没有了，“支农”的“寄托”却没有消失，这让农商行叫苦不迭。

齐逢昌对记者明确表示，在同样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中，农商行却要担负其他商业银行没有的政策性支农任务，这显然是不符合市场规律。

随着其他商业银行的市场扩张，以及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兴起，农商行面临的冲击越来越大，同样，也承受着“三农”市场内外游离的纠结。

“几家银行联合参与一个10亿～20亿元的大盘子，我们只能占其中很少业务量，因而不能做牵头银行，但人家的基准利率下浮5%～10%，我们就必须跟着跑。”在大项目中，对于牵头的大中型商业银行来说，较高的服务费足以弥补利率下调带来的损失，而不能做牵头银行的农商行无法做到，齐逢昌坦言了小银行在大项目中的艰难处境。

同样，在基础业务上，农商行也面临其他商业银行的挤压。资金供求竞争激烈时，其他国有银行以低于基准利率的标准放贷，而由于规模有限，人均产出量偏低，农商行难以承受这样的政策。

在这种竞争压力下，放弃农村和小额贷款市场无异于舍本求末。

齐逢昌认识到，农商行的核心优势还是在“三农”，也将成为农商行的核心竞争力。润丰农村合作银行行长李占杰对记者说，“在农村，农信社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和大批的优质客户，而且在经过几十年的积淀后，农信社已经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这也是农信社生存的根基。”

转制后：扩张难题

改制成功后的农商行，基于自身的发展，对外扩张也变成了一种必然。以天津滨海农商行为例，改制后，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2009年存贷款总额分别增长64.23%和78.65%。据齐逢昌介绍，目前滨海区域内的金融网点已基本饱和，只能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来拉动增长，但力度和空间有限。今年，滨海农商行计划在天津市中心城区新设3家支行，另外在西部地区新疆设立2家，浙江绍兴设立1家。

而早在2年前，滨海农商行已经在新疆喀什市设立支行，这是全国农信系统第一家跨省区的分支机构，以后北京农商行、重庆农商行纷纷行动，跨省区扩张已经成了农商行发展的一种模式。

按照银监会规定，农商行只能在西部地区设立2家支行的前提下，才能在东部地区设立1家新支行。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出于对资金外流的担心。我国将信用社限定在县级法人，其最初目的也是希望将资金取之于农、用之于农，如果在发达城市设立过多分支机构，更多高回报的项目便如同“抽水机”，将使农村地区的资金流向城市，不发达地区的资金流向发达地区，加剧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山东省农信联社政策法规部副部长赵书阳认为，这此类风险监管方不必担心。“首先，农村是农信社的起源地，很多优质客户都在这里，农商行肯定会在保障这些客户的前提下发展外地市场；其次，在行业监管上，银监会对于支农存贷比例有着严格的限制；最后，对于农商行来说，其法人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更为完善，体制本身对投入风险有着更好的把控。”

滨海农商行已经有了跨省区发展的经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我们是在东部吸纳储蓄，反哺西部，这恰恰履行了东部支援西部的社会责任。”齐逢昌表示。

设立分支机构并不是改制后的农信社对外扩张的唯一路径，一些农合行、农商行已经开始尝试对外参股或控股其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记者了解到，目前鄞州农村合作银行已经参股秦皇岛市商业银行，并控安徽股黟县农村合作银行，而沧州、保定等农信联社也曾向滨海农商行投出招资的橄榄枝。

对此，齐逢昌表示，“现在还有系统性管理障碍存在，所以我们还不敢大胆去做。”一方面，对经营困难、历史包袱沉重的农信社法人，农商行实现控股的可能性更大，但农信社的决策权和人事权还掌握在省联社手中，省联社难以放手；其次，对于其他商业银行来说，在经营状况可控的情况下，割舍控股权也是困难的。

未来方向：组建区域性大银行？

农商行业界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与其靠单个农商行一步一挪的扩张，不如联合省区或全国的农信社组成大银行。

记者了解到，很多省的农信联社支持这一设想。他们认为，从长远发展来看，大银行能够全国一盘棋，统一进行产品开发、政策制定，并灵活调配资源，这是未来形成竞争力的关键。

山东省济南市润丰农合行就是一个实例。润丰农合行的存贷款余额在济南市名列前茅，在山东省也位居前列，但由于资金和技术限制，其网银系统到今年下半年才能建成。而建立网银系统对于全国性的商业银行来说轻而易举。目前，我国大中型商业银行的网络结算系统已经非常成熟。

业内人士认为，建立省级农信社法人是搭建大区域市场最直接的途径。而目前银监会对省级联社的改革方向尚未明确，按照现有的管理体制，省级联社是辖区内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农商行共同参股成立的企业法人，并对它们拥有管理、指导、协调、服务的职能，并没有实体经营业务。

对此，赵书阳表示，未来，省农信联社以资本关系来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县市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对其实施经营决策和管理，形成一个统一的平台，这是可选择的模式之一。

齐逢昌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可以建成一个省会城市农商行，做成实体金融机构，省联社“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对其进行运作，这样既节省费用，也避免了管理重叠。

第三篇：环卫改革 机遇与挑战并存

环卫改革 机遇与挑战并存

环卫体制改革宣传动员了好几年，人们在等待中已渐渐习惯了“改制”这一原本陌生的名词。6月30日，这个日子对于我们整个系统而言，意义非比寻常。翻牌，即意味着两大基层正式由国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摇身一变为独立经营、自主盈亏的企业。上千职工也由全额保障的国家人变为了企业人。长期在公有制宽大羽翼下受到保护的环卫行业，能否适应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职工能否接受这样的角色转变？特别是青年又有什么想法？我们团委对各个基层（运输场、街管所、服务所）的青年做了部分调查。

一 思想状况

50％左右青年认为环卫系统改革是好的积极的表现，对我们现阶段各方面工作都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能对自己起到鞭策作用，使自己产生危机感而不断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其中服务所青年就提出了“完善改革体制，激发自身活力”的口号。他们认识到环卫体制改革后必将带来新问题、新情况，他们将及时调整个人的心态，发挥特长，突出个性。35％左右的青年对环卫体制事业转企业不以为然，认为对青年人的冲击不大，只要服从分配，努力做好做精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最重要的事。

还有少部分青年对环卫改革还报观望态度。对自己今后的个人待遇表现出一定的担忧。

二 对策思考

面对改革，青年不能坐以待毙，基层青年苦苦思索着应对之策与未来发展的方向。或许不成熟，或许还有待时间和实践的验证，但这样的思考与探索对于改革而言是一个好的开头。

一、完善体制，服务大局

1、环卫体制改革后必将带来新问题、新情况，及时调整个人的心态，做出积极的应对，不被新局势所淘汰。

2、把环卫事业推向市场就会有竞争，从根本上改变陈旧的管理模式及奖惩制度，用先进的、现代化的管理理念来充实我们，进一步完善改革后的各项体制。

3、以环卫事业的服务理念作引导，在满足物质水平的同时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二、发挥特长，突出个性

1、从实际出发，抓住环卫行业的特点，体现各作业队的工作特色，对工作中存在的鄙陋可提出有创新、有创意的方案。

2、在岗位上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利用自己对工作中一些最熟悉、最了解的细节，进行思考和梳理，使其成为自己工作中的强项。

3、参与学习技术理论、业务知识，并将学以致用，通过学习与实践的结合，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并能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通过合适的语言进行表达。

4、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利用业余时间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如：汽车维修（驾驶）、电脑维修、行政管理、电子商务等等，还可定期组织进行小组讨论。

5、激发创新意识，结合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如：对现有设备或机械进行改进、改装，对丢弃物进行废物利用等等。

三、注重实践，发掘自我

1、对日常工作中的机修与机扫班加强技术考核力度，结合考评机制进行奖惩，力争在每年市环卫技术比武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2、工作上积极配合班组做好各项任务检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为我所体制改革献计献策。

3、对事业转制有正确的认识，并能正确的理解。事业转制后将创造出许多机遇与挑战，要抓住时机，发掘自身的潜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第四篇：求真务实抓改革抢抓机遇谋发展

抢抓机遇谋发展求真务实抓改革

新洲区环卫中心

今年以来，我区市容环卫工作在市局精心指导，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按照“理顺体制，完善制度，明确责任，量化管理，加强督导，提升水平”的改革思路，坚持“工作零开始，垃圾零暴露，管理零死角，市民零投诉”的工作标准，抢抓机遇，务实工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今年8月3日，我区市容环卫工作经市双创专班推荐，被武汉人民广播电台（8月3日11：30）报道。现将今年以来的主要工作汇报如下：

一、加强宣传，以典型的事例教育人

2000年以前，社会上曾流传这样一句话：一进环卫所，不苕就有点裹。为扭转世俗的偏见，增强广大职工自立、自强和爱岗敬业的信心，我们特别注重三个层面的宣传。一是宣传条件的改善。近八年来，区政府所在地的邾城街作业机械全面更新，现拥有各种机车20台套，新增垃圾转运台9座。目前，占地10.3亩，日处理垃圾200吨的垃圾转运站正在紧张施工之中。工作条件的改善，既让职工体验了设备增加减轻劳动强度的好处，更让职工明白了“不做事，领导就不重视”的道理。二是宣传社会的关爱，双创工作特别是文明城市的创建，有力促进了部门支持与市民参与意识。节日到了，财政、纪委等部门给环卫工发钱发物；天气热了，药监、卫生等部门给环卫工送药送水；地面脏了，热心的市民主动给环卫工打扫卫生……社会的关爱，感人的事迹，我们都及时给予了宣传报道。三是宣传职工的荣耀。邾城街解放路清扫组组长汪杏兰，可谓苦尽甜来，倍受世人尊重。她32岁

那年，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了一对不谙世事的儿子。她凭着坚强的意志，勤劳的双手，将儿女都培养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女儿系四川公务员，儿子被国家公费派驻新加坡读研），自己也多次被市区二级评为城市美容师。树立典型，宣传自己，极大地鼓舞了环卫工人自爱、自尊、自强、自信的信念。目前，原停薪留职的20余名职工，纷纷要求提前上岗，显示了环卫岗位强大的吸引力。

二、锐意改革，以创新的办法激励人

今年年初，我们响应区委、区政府关于市容环境卫生工作改革的号召，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管理体制要求，以“管理改体制，服务改机制，人员变观念，市容变面貌”为重点，坚持环卫事业市场化、产业化、企业化、法制化改革方向，逐步形成了“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市场运作、自我约束”的环卫运行机制。一是理顺了环卫管理体制。恢复了“新洲区市容环境卫生中心”，实行了“政事（企）分开，管干分离；分级管理，以街（镇）为主” 的管理模式。二是开放了环卫作业市场。首先是环卫清扫实行了领衔承包。我们按照国家劳动定额标准，结合新洲的实际，将清扫费用发包到41个领衔人，对新增的龙腾大道，以9万元的标底向社会公开招标。同时按照“减人不减资，增人不增钱”的办法，加强督导检查。其二是垃圾清运实行了成本管理。根据垃圾清运总量，结合车辆性能、燃油价格、运输距离等因素，核定清运人员和费用。同时，允许清运承包者在保质保量完成清运工作的前提下，开辟清运市场，实现自我创收，自我发展，自我更新设备的目的。目前，清运公司已承接辛冲东城湾垃圾清运，年创收5万元。其三是环卫收费实行绩效挂钩。收费人员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带资签约。今年，邾城居民收费已签约

160万元。同比增长40万元。同时规定，对收费人员将视其工作业绩，奖励依规收足的，淘汰未完成任务、业绩最差的组别。三是改革了环卫用工制度，实行了“规范管理，优胜劣汰，按量付酬，工效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尽管今年创建压力大，但改革后的环卫中心及各公司没招聘一名环卫工人，确因城区清扫面积扩大或退休人数较多而需补充职工的，全部由领衔承包人自行处理，从根本上减轻了政府用工压力。

三、关心职工，以好转的待遇感化人

“系职工冷暖，不贪图安逸”是我们工作宗旨之一。今年来，我们在狠抓环卫质量的同时，始终把职工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今年以来，我们根据省市有关精神，按照区领导的指示，先后为环卫工人办理四件实事。一是提高了工资标准。2005年，邾城环卫工人平均工资不到300元，通过几年的努力，今年环卫工人工资人平达到700元，其中，清扫保洁岗位工资超过750元（含清扫岗位补贴及晚间延时保洁加班工资）。二是全部办理了养老统筹。遵照2007年底区政府常务会议精神，截至目前，邾城332名在岗工人（不分正式工或临时工）全员进入了养统统筹行业。三是在岗职工全部办理了意外伤害险。四是高规格设置了环卫工人作业休息室。今年7月，区政府投资10万元，为邾城地区环卫工人设置了22个作业休息室。每个休息室配置了空调、电扇、饮水机及座椅板凳。该实事先后被《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长江商报》宣传报道。

四、完善制度，以严格的措施约束人

我们深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为环卫工人办理实事的同时，我们十分注重制度的完善，措施的约束。一是界定了各公司的经费。

按照区委、区政府改革精神，我们年初就与清扫、清运及收费中心签定了资金计划，并在实践中贯穿始终。二是规范了用工管理。首先是要求各公司严格按照人事、劳动等部门要求，出台了《环卫系统人事管理制度》，依规锁定了在岗在编人员，坚决杜绝私招乱雇季节工的行为。其二建立了一套收入分配向一线岗位、一流业绩、一人多能倾斜的分配制度，彻底打破了“按人付酬”的陈规陋习。如清扫岗位每人每月比其它岗位多30元岗位补贴资金。其三出台完善了《新洲区市容环卫质量考评办法》及《新洲区市容环卫质量检查评分细则》。今年上半年，我们依据上述制度与措施，共停岗职工6人，辞退职工2人，从绩效工资中扣减资金0.8万元。

总之，改革是永恒的主题，市民是我们永远的上帝。尽管我们在前段做了一些工作，但对照改革方案的要求，仍有三个方面没到位。一是重邾城市容环卫工作，忽视了对全区各街镇场环卫工作的检查督导；二是少数清扫承包人缺乏管理能力，存在选人用人不当的问题；三是主次干道与背街后巷界限不甚明晰，卫生死角依然时有发生。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我们在下段的工作中，一定坚守“谋发展大计，不碌碌无为；走改革之路，不虎头蛇尾；系职工冷暖，不贪图安逸；求市民满意，不追名逐利”的工作宗旨，通过体制调整，机制创新，达到思想大解放，面貌大变样。

第五篇：科技体制改革正面临难得机遇

尊敬的党组织：

日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将迎来难得的机遇。

近些年来，我国科学技术获得了迅猛发展，成果丰硕，但科学研究和科研管理领域问题凸显。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原创性成果不多的问题仍未根本改观，迄今尚未有中国大陆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中国科学家被SCI数据库收录的论文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总被引用次数仍较落后，篇均被引次数与世界平均水平尚有较大差距，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非法挪用和贪污科研经费事件屡遭曝光，等等，这些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尽管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复杂，但科研体制机制不协调不完善无疑是根本性原因之一。深化改革是清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强大动力，现已成为基本的社会共识，全社会呼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声音空前强烈。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科技体制改革，从新中国成立初效仿苏联建立科技计划管理体制开始，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要求，先后着力从技术成果转化、组织结构、资助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理念和经验集中体现在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意见(决定)、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计划(规划)和相关科技法律法规中。经过不断改革实践和理论探讨，各方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方法以及当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有了更全面和清晰的认识：以往改革主要着力于微观层面的体制机制改革，较少触及宏观层面，今后需在不断完善微观体制机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宏观体制机制改革，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政府科技管理理念、模式、职能及组织机构变革上，这将是更深刻更全面的改革。

仅有共识和经验还不够，改革还需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有较大提高。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不断增加。据统计，我国2012年全年研发经费支出10240亿元，比上年增长17.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7%。经济实力和研发经费的增加为科技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更大的进退腾挪空间。

还应看到，科技体制改革不是孤立进行的，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转变，这不仅涉及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在更深层次上涉及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以往历次科技体制改革的发动及改革中遇到的阻力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关。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提出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预想，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改革完善，势必将从行政体制层面为科技体制改革扫清不少体制障碍，提供更大改革空间。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不是可有可无的业余活动，而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因素，要促进科技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是本质要求。因此，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任务越重，对于科技创新的需要越强，对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就越迫切。美国能够在二战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科技和经济中心，与其适时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先进的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最后，现代科技活动方式正从传统的“学院科学”转向“后学院科学”：科技进步的动力从单驱动力(兴趣)转向双驱动力(兴趣和社会需求);科技活动参与主体从科学共同体扩展到政府、企业、科学共同体和公众等多元主体;科技活动的目的也不再单纯“求真”(发现科学真理)，还要“求善”(创造社会价值);各参与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很大变化，政府不再是科技活动的“旁观者”和“守夜人”，而变成了“当事人”和“掌控者”，企业和公众也都在更深更广层次上参与科技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科学自治和科学统治管理模式都难以为继，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符合现代科技知识生产方式的宏观管理体制是科技新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正面临难得机遇，必须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扫除阻碍科技进步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实现中国科技腾飞奠定良好制度基础;反之，如若贻误改革良机，不但以往积弊难以根治，还会由于科技体制与科技发展的不协调导致更多问题，付出更大改革成本。

汇报人：xiexieb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