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卡夫卡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卡夫卡与现代人的生存困
境
刘岩
内容提要 在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中,卡夫卡是无法绕过的一座高峰。卡夫卡是最早感受到并且传达出20世纪时代精神特征的人。卡夫卡的写作是纯粹的个人写作,他希望自己是一个群体之外的孤独者,是一个审视者和旁观者,用他那洞察圣灵的“第三只眼”来俯瞰人生。卡夫卡用小说向我们展示了现代人的困惑:人在这个不可解释的世界上无能为力,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世界是我们的迷误。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变形诉说了现代人自我价值与个性的迷失。
关键词 卡夫卡 个人化写作 精神困境
“生命就像我们上空无际的苍天,一样的伟大,一样无穷的深邃。我们只能通过‘个人的存在’这细狭的锁眼谛视它;而从这锁眼中我们感觉到的要比看到的更多。”——弗兰茨·卡夫卡
在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中,卡夫卡是无法绕过的一座高峰。卡夫卡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因此,卡夫卡可以说是最早感受到并且传达出20世纪时代精神特征的优秀作家。
一、纯粹的个人化写作
卡夫卡的一生平凡而短暂,社会、种族、家庭、自身的心理等主观因素使他陷于矛盾与冲突中不能自拔,这注定了他的过早毁灭,但同时也形成了他的作品所赖以产生的特殊土壤。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充满了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等都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鼻祖。
1883年,卡夫卡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艰苦创业白手起家,性格坚强、粗暴,母亲气质忧郁、耽于冥想。卡夫卡自幼酷爱文学,中学毕业后一度学过文学和医学,后来迫于父亲的压力,于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法律,并于1906年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1908年他转入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任职。1917年他患上结核症,1924年死时年仅41岁。卡夫卡履行公职人员职责长达14年,虽屡获升迁但却并不喜欢这一职业。在日记中,他坦露了心声:“我唯一的职业是文学”,“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它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了,它把一切都扭曲了,并将一直扭曲下去。”他同父母的关系是扭曲的。父母不理解他的创作,嘲讽他的作品。他的感慨令人叹息:“我在自己的家里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的婚姻也很扭曲,他曾三次订婚,又三次主动解除婚约,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这种反复无常缘于他害怕失去创作所必须的“孤独”。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家庭因素与社会环境,造成了他与社会、他人的多层隔绝,使得卡夫卡终生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之中。而社会的腐败,奥匈帝国的强暴专制,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困扰,人民生活的贫穷困苦,经济的衰败,这一切更加深了敏感抑郁的卡夫卡内心的苦闷。于是,时时萦绕着他的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成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卡夫卡追随过自然主义,也受过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高尔基等作品的影响,并对其十分赞赏。但卡夫卡的卓越成就主要不是因袭前者,再去描绘丑恶的客观生活内容,而是逃避现实世界,追求纯粹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慰藉,表现客观世界在个人内心心理所引起的反映。而那种陌生孤独、忧郁痛苦以及个性消失、人性异化的感受,正是当时社会心态的反映。
卡夫卡的写作是典型的纯粹的个人化写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数十篇短篇小说、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日记、书信等,共计几百万字。但他生前只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那些脍炙口的作品大都是死后出版的。卡夫卡的成功恰恰是来自这种不带有任何功利性的个人写作。正因为这种纯粹意义上的个人写作,使得卡夫卡对生存状态的感触与体悟更为直接和深刻。这样他才有可能更真实地直接面对生命个体所遭遇的困境,描绘出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并最终上升为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二、群体之外的孤独者
卡夫卡希望自己是一个群体之外的孤独者,是一个审视者和旁观者,用他那洞察圣灵的“第三只眼”来俯瞰人生。他的超前意识有利于发现未来,后来人们发现二战中的种种非人现象,都早被卡夫卡“着了先鞭”[1]。但卡夫卡本人却是个不被世人所理解的孤独者。这正如其作品《乡村医生》的主人公受到上帝的召唤,被猪圈里突然冒出的两匹马和突然出现的马夫拉走,他非但治不了病人的病,自己还被脱光衣服送到病人的床上去,最后坐上马车在茫茫雪海中艰难地飘泊。卡夫卡从固有的生活中被抛进了这不幸的时代中,永远回不了家,成为永恒的飘泊。这样一种独立又无所适从的苦恼,这样一种无边的寂寞,在“上帝死了”、信仰随之失踪的年代,是现代思想探险者的普遍惶惑。
在给未婚妻的信里,卡夫卡曾有过这样的自白:“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不出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会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这种地窖中的穴鸟般的生存方式不仅体现了他的个性特点与生活状态,而且象征着一种与外界世俗生活的对抗,一种对完全浸润于个人写作中的理想生活的想象。重要的不是在现实中到底实现了多少,而是这种生活的想象性及可能性的维度。
小说《城堡》具有鲜明的卡夫卡特色,小说主人翁K是一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应聘前往不知名的城堡工作。谁知堡内层层机构,没有人知道这项聘任,K遇上重重的阻挠,只好孤军奋战,和官僚权贵不懈地进行斗争,直到最后他始终没有进入城堡,也无法见到城堡最高当局。打破传统小说形式的《审判》,同样没有清楚的时空定位,也无明显的结构和情节发展,有的只是周而复始的事件,莫名其妙被控的约瑟夫·K,渴望获得一个公正的审判。K却始终见不到最高法官、进不了最高法庭。
实际上,卡夫卡的全部意义在于问题的提出而不在于答案的获得。他最可贵的一点就在于用文字向我们展示了现代人的困惑:人在这个不可解释的世界上无能为力,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世界是个荒诞的世界。卡夫卡所有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共同的遭遇,即他们都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境地里,迷失在梦幻一般的世界中,充满着恐惧和不安。卡夫卡的主人公的名字大多带有一个k字,作家所全力表现的是k在充满敌意的社会面前的陌生感、孤独感和灾难感。他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无论怎样费尽心机,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走向灭亡。
三、变形的世界与异化的个体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变形记》(1912)被公认为他的代表作。这部中篇小说讲述一个人变成甲虫的荒诞故事,展现出现代人自我丧失,在绝望中挣扎的精神状态。故事的开始非常平淡:“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个终日辛劳的小职员非常焦虑,害怕因此失去工作,无法承担养家重任。但随着时光流逝,家人从一开始的惶恐关切到后来逐渐习以为常,并且对他日益厌倦。家人因为失去经济支柱,因此都忙于生计无暇顾及他。而他的存在也日益使家人感到不便甚至厌恶,在房客被他吓走后,连最亲近的妹妹亦叫嚷着一定要把他弄走。格里高尔彻底绝望了。一天晚上,他怀着对家人的爱恋不舍,主动告别了人世。格里高尔死后,一家人如释重负,大家沐浴着三月的春风,一身轻松出外郊游去了。
实际上,“大甲虫”的意象早在《变形记》之前五年就出现了。在短篇小说《乡村的婚事准备》中,小说如此描述:“我是一条大甲虫?是这样的。我是这样安排大甲虫形象的:他好像正在冬眠。我把自己小小的脚紧贴在大肚子的躯壳上,低声嗫嚅着,对我的躯壳发出了命令,我的躯壳这时正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蜷曲着身子,显得很悲伤。不一会儿,我命令下完了,躯壳深深地鞠了一躬以后,便悄悄地走了。我安闲地躺在床上,顺利地办完了一切事情。”
小说的确意味深长。卡夫卡有意把主人公拉邦分为“人们”和“自我”,这表达了他对世界上一切既定秩序的质疑。只有“人们”才参加现实中的活动,只有“躯壳”才被送到乡村参加婚事的准备工作。在这里“,躯壳”等同于“人们”。躯壳是“衣冠楚楚”的,这样可以适应世界的义务,满足世界的要求。而“自我”则留在家里,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躺在床上“,盖着黄、棕两色相间的被子,正沐浴着从微开的窗户吹进来的惠风”。人与自我的异化由此可见端倪。
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变形诉说了现代人自我价值与个性的迷失。这是一个荒诞而悲哀的故事,但作家的语调却平静得近乎冷漠,他看似漫不经心地讲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故事,而他的简洁、平淡、冷漠的语言风格,则激发起读者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更深刻地思考。格里高尔每天兢兢业业地工作以偿还父亲欠下的巨额债务,却还要忍受老板莫名的猜疑与无理。巨债像一块巨石,不仅剥夺了他的自由,泯灭了他的个性,而且使他沦为一部工作机器。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所遭受的境遇与凄苦的内心世界,则进一步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以及因无法沟通而造成的孤独与悲凉。在变成甲虫之后,不仅外人对格里高尔惊恐交加,甚至母亲见到他就昏倒在地,父亲暴跳如雷,妹妹也讨厌并冷落他。越是渴望被他人理解和接纳,也就越快地遭受到彻底抛弃与毁灭,甲虫的外壳彻底阻断了他与外界交流、沟通的渠道。
这就是现实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维系人际关系的是金钱、利益,这种维系一旦断裂,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了对峙、冲突、隔膜、猜忌、残杀。卡夫卡用冷漠的笔调,描写了一幅冷漠的人间图画。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隔膜与孤独。虽然在真实世界中人不会变成甲虫,但是却会给自己带上各种各样的面具,躲藏在这些面具后面的灵魂渴望交流却无法交流,只能陷入深深的孤独。卡夫卡的《变形记》正是折射出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人与人的隔膜以及由隔膜带来的孤独,最终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无力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卡夫卡的小说不无悲观,但他通过个体生命体验所揭示出的却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真实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叶廷芳《:卡夫卡传》序[A].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第二篇:船员生存解读:困境与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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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生存解读:困境与曙光
船员生存解读:困境与曙光
据数据显示,我国现有船员多达155万,是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和船员大国。曾几何时,浪漫、冒险、刺激、待遇丰厚、职业体面、见多识广,是社会对船员职业的形象描述。然而,随着航运业的持续低迷以及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行业因素,当前中国船员的社会地位下降、劳动强度增加、福利待遇与生活质量不尽如人意等问题凸显,使船员职业的优势正在淡化,并进一步困扰着航运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建设海洋强国,船员队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船员生存现状面临着哪些需要正视的问题?如何稳定船员队伍,重塑船员的职业认同感?一系列的困局亟待破解。
船员社会地位的下降“弃海登陆”现象突出
“诸生今日来校学习航海,日后,个个要到海上做事,看大浪,吹巨风,航海生活是枯燥的,辛苦的。一个生命财产之安危,均操在船长手中,试想所负这个责任,又何等重大。同时诸生亦应记得,商船驾到国外,其实是国家的势力所达之处。此外还赚外国人钱,以富裕自己的国家,试想这样的意义,更是何等重大。还有国家一旦有事,诸生即是海军,故东西各国,均特别优待商船人才,今朝廷效外国,亦决定优待你们,愿诸生学成致用,不负朝廷厚望。勉之,勉之。”
这是吴淞商商船学堂在1911年7月招生时校长唐文治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训词。那时,报名投考者达2000余人,但“取额及隘”录取不到十分之一,商船学堂开学典礼十分隆重。
当时船员的地位可见一斑。在那时,国家为了增强对外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甚至倾全国之力培养船员人才。然而,时光荏苒,时代变迁,进入上世纪90年代,海员这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正在慢慢发生着变化。
年轻的阿伟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在一家远洋运输企业当船员,这是他上学时梦寐以求的职业:既可以多看看世界,还可以有不错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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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今年是他进入这个行业的第五个年头,随着对这一行业深入了解,阿伟渐渐产生了思想波动:船员行业存在许多的未知数:前景、收入以及风险等各种因素交集,自己应该坚持到什么时候?
据阿伟透露,在船员队伍里面,像他那样产生思想波动,计划由“水”转“陆”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而据近几年对中国几所著名学校的航海类专业学生就业情况问卷调查统计显示,学生毕业后真正想上船工作的不到一半,将航海作为终生职业的更是微乎其微。
一位有着30多年工作经历的船长老胡指出,作为一项艰苦职业,如今东部沿海地区的年轻人早已把船员排除在了择业范围之外。目前航运院校的多数学生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由于重乡守土等情结,大多数中西部毕业学生并不立志于为航海事业奉献终生。
“待遇的相对下降是造成船员队伍不稳定的首要原因。”他指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远洋船员每月收入高达115美元,而当时国内工资每月不过120元左右,船员作为高收入行业曾令众人羡慕。但随着国内经济发展,船员收入待遇与陆地职业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税收也成为了影响国内船员收入一大因素。从国外情况看,瑞典、新加坡、菲律宾等一些国家完全免征船员个人所得税,英国、日本、荷兰等国则减征船员个人所得税,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船员作为艰苦行业的价值。虽然我国对船员个人所得税征收给予了一定优惠,但起征点仍然较低,税率较高,船员在船期间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收入的比例相当高。为此,在近些年的两会上,几乎都会听到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呼吁:减免船员个人所得税,恢复并增强船员职业优越感,提高船员职业的吸引力。
有业内人士指出,社会对船员普遍缺乏关注也造成了船员职业声望的降低,这也是船员弃船上岸的另一重要原因。据调查显示,船员的声望调查排在了农民、厨师等职业之后。工作强度大、条件艰苦、社会地位却低下的现实让船员这一职业退出了很多求职者的选择视线。
高级船员变得越来越稀罕
据国内某知名航运企业的一名人事主管介绍,当前全国乃至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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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船员的人才供应链结构比较复杂,主要问题是非熟练技术船员人数供过于求,而熟练技术船员人数供不应求。他指出,目前我国拥有全球人数最多的船员队伍,但在全球外派船员市场中占有率低,高级船员比例较低,尤其是在国际主流船队中外派量较小,高级才人变得越来越稀罕。
高级船员作为航海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航运业的健康发展起着关键的支撑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155万的船员中,其中持有A类海员证书的不足18万人,远洋船长1.1万人,远洋轮机长1万人(这其中包括了在陆地上从事管理工作的船长、轮机长)。而实际从事航海的远洋船长与轮机长人数各不足1万人。我国船员队伍的发展形势十分严峻。
究其原因,这位人事主管指出,一方面,部分高级船员在有一定经济基础或是其他就业机会后,更愿意离船追求有更高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工作;另一方面,一些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高薪挖走高级船员,与我国国有航运企业之间进行着一场“暗战”。优秀船员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国有航运企业承担着“耕耘、播种、施肥、培育”的角色,而某些民营航运企业和外资企业却不劳而获,抢夺国有航运企业耗用大量人力财力培养的船员,成为了“人才收割机”。国有航运企业是船员无序流动的直接受害方。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现象妨碍了我国航运业的正常发展。
据国内航运企业统计,在现职船员中,每年退休、自然死亡、工伤患病等造成的自然减员率约为2%,调陆地工作造成的船员流失率约为3%。按这个比例测算,每年至少要流失高级船员6000名以上。
单性群体“壁垒”影响船员队伍稳定
基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绝大部分船舶上的船员组成都是清一色的男性,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也引起了关注。小陈在一艘远洋船舶上工作三年多了,他告诉记者,有一些同龄人船员因为习惯不了这种单一男性的工作环境,工作一年就选择了离开;更有个别因为与女朋友长时间隔离导致分手而想不开,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
“其实在我们国内,例如上海海事大学等都有女性学员,可悲的是这些女性学员都被航运公司拒之门外。我曾听过某海大校长对女弟子无法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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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就业无奈地表示‘享受航海教育不分性别,是每一位想学航海专业公民的教育权利,但航运公司接受与否那是企业的问题。’”船长老胡指出,中国船员在长足发展中一直为单性群体,大部分航运企业拒绝女性参加航海活动。除了中国陋俗的影响外,更多的是业界过多考虑女性在船上的种种“不方便”。目前国内商船、科考船上的女海员凤毛麟角。中国女性参与航海的现状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应该发展女性海员,打破船员单性群体的这种壁垒!”老胡认为,发展女性海员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而且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更不是难事。他指出,当前很多国际航行大型集装箱船舶上不乏女性驾驶员、轮机员的出现,而且很多女性成为了船长、轮机长,成为航海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例如台湾航运企业就活跃着一批女海员。
翻开STCW公约马尼拉修正案《决议14 鼓励女性进入航海行业》,里边有这样的描述:
马尼拉大会注意到IMO的中长期规划鼓励女性加入航海领域;注意到MLC公约通过有关提高女性海员就业机会的决议,IMO明确支持该目标,促进女性在航海领域的培训,认为非常有必要让女性和男性在接受航海教育和在船上就业方面具有同等机会……
“几条活泼的泥鳅放入奄奄一息的鲶鱼水中后,氧气融入水中了,鲶鱼激活了。同等原理,在船舶上配备女性海员挑战航海职业,航海人力资源就会开创新的局面。”老胡认为,女性择业理念不断改变,现代船舶生活实施私密程度很高,科学进步致体力消耗减轻,她们完全能适应航海。女性海员人力资源如果得到开发利用,航海职业的新平衡就会出现:利用男女不同的性格特征,发挥男性刚阳智慧和女性温柔细腻的优势,为航海职业安全提供保证,增加了航海职业的凝聚力。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是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心理情绪。女性参与航海,生活丰富多彩了。在有效制度管理下,改变了航海原本沉闷的单性情绪,成就了海上文明小社会。国外的经验表明,不必担忧男女年轻人,他们对两性关系会采取自律、郑重的态度,他们在一种两性平衡的环境中工作,更能激发活力。
船员行业复苏的春天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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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职业当前存在着种种问题,是否就意味着一蹶不振?对此,业界也存在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船员职业固有的特点与现实条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要想重新回到昔日船员的地位几乎不可能。
然而,更多人看到的是令人鼓舞的信息,因为在国家层面,一系列保障船员权益的法律法规正在不断完善,这为船员队伍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最基础而又最强有力的保障。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颁布实施,使我国船员管理立法上了法规层次,实现了船员管理法规空白的突破。围绕贯彻该条例,交通运输部出台了包括船员注册管理、船员培训管理、船员考试发证、船员服务管理、船员外派管理、海船船员值班等近十个部令。
2008年4月16日,全国船员发展大会在深圳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就船员发展问题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大会。会上,交通运输部颁发了《关于实施加快船员队伍发展十大措施的通知》。这“十大措施”是:推行船员电子政务;建立船员适任综合考评机制,以船员综合素质确认船员适任;建立高级船员任职见习机制,提高高级船员适任能力;加强船员适任能力评估,提高船员实际操作能力;取消航海院校在校学生先实操评估后理论考试的限制;规范函授培训模式,为普通船员晋升建立渠道;开展师资培训,满足船员教育和培训需要,提高培训质量;将三副、三管轮晋升二副、二管轮的海上资历要求从12个月延长至18个月;船员适任考试成绩3年有效,取消补考次数限制;调整高级船员学历要求,改善船员队伍结构等。
“十大措施”一颁布即被广大航运人士寄予厚望,不少人认为这是现阶段解决船员发展问题的“治本之策”,该措施的推行有望实质性地扭转船员发展的严峻局面,促进我国船员发展走上“破茧之旅”。
2009年底,交通运输部、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与中国船东协会共同建立了全国的海上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在全国海上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框架下,通过建立各地的海上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对保护海上劳动关系各方的合法权益,营造和谐海上劳动关系,保障船员实现体面劳动具有重要意义。
而标志保障船员权益的联合国公约《2006海事劳工公约》已在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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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正式生效,对海员的食品和膳食、起居舱室、疾病和工伤、工资和福利、社会保障、工作时间等一系列要素提出了明确的标准。业内人士指出,公约实施之后,对我国船员权益保护工作乃至整个航运业的发展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船员队伍复苏的春天或在不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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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直面“物业管理”生存困境
直面“物业管理”生存困境
从上海各区县房管部门掌握的情况来看,从2012年迄今,上海物业服务企业主动退出管理的小区约有220个。一些物业企业还陷入“亏损---降低成本---服务质量下降---居民不满---物业费调价难---亏损”的怪圈
“10年间,成本增加了两倍,但物业费却不调整,这样的亏本生意,怎么做?”《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近期就物业服务业进行的调研中,听到不少物业公司的抱怨。
从本刊记者调研情况看,成本上涨凸显的收支倒挂是许多物业企业普遍面临的营收困境。但另一方面,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存量房市场的逐渐增大、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物业服务产业的潜力也逐渐显示出来。
上海:物业企业现“普亏”
作为国内房地产市场最发达的地区,上海的物业服务市场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目前,上海共有住宅小区10800多个,建筑面积约5亿平方米。其中,商品房住宅小区5500余个,售后房住宅小区近5300个。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上海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有三种定价形式:一是售后房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费执行政府定价。根据1996年确定的有关标准,多层住宅管理费每户每月
4.5~7.5元,高层住宅每户每月5~10元,其他还包括水泵运行费、保洁保安服务费等。二是普通商品住宅执行政府指导价。根据2005年的有关办法,住宅物业服务项目分为综合管理服务、公共区域清洁卫生服务、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等五项,收费标准分五级并设立最高收费标准,按照房屋建筑面积计费。三是别墅等高档住宅小区执行市场调节价。本刊记者调研发现,运行多年、执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物业服务已出现较普遍的成本倒挂。虹口区虹三花园小区物业企业景瑞物业负责人向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虹三花园物业费近10年没有变化,但一名保安的月工资从450元涨至1450元,外加加班费、服装费、社保基金等加起来共3300元,上涨了6倍多,“公司连年亏损,只能靠母公司补助”。景瑞物业一度有“撤盘”的打算。
知名的万科物业也面临同样困难。上海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目前管理着上海30多个小区,绝大部分是万科自己开发的项目。2012年,公司实现了800多万元的盈利,但总经理黄圣告诉本刊记者:“去年物业主营实际上亏了900多万元。公司能盈利,主要是靠万科地产公司给予的物管费价差补贴和品牌支持费,以及其他一些多元化经营。”
他说,公司目前人力成本占总成本的75%左右,每年一线职工的流失率达到80%左右,“现在做物业确实比较困难”。售后房小区的物业经营更是入不敷出。
万科物业副总裁朱保全8月份在一次论坛上提到物业“被开发商欺负”而不得不承受的额外成本。他说:“譬如说一个10万平方米的小区,开发商开了4个门。对于开发商来说,多开几个门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对于物业服务公司来说,每多开一个门,物业服务公司就要多配置好几个秩序维护员来站岗值勤,这样物业服务企业每年的人工成本可能就要多出来十多万元,而且小区秩序维护工作的难度也相对大了很多。”
从上海各区县房管部门掌握的情况来看,从2012年至今,上海物业服务企业主动退出
管理的小区约有220个。一些物业企业还陷入“亏损---降低成本---服务质量下降---居民不满---物业费调价难---亏损”的怪圈。
不可过度依赖“物业费”
本刊记者调研获悉,针对物业服务成本倒挂的现状,上海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均已开始着手应对。
一是调价。上海去年开始对售后房物业服务收费标准进行上调,并将用三年时间逐步调整到位。比如,在去年9月1日实施的首次调价中,多层住宅管理费由每户每月4.5~7.5元调整为5~9元;高层住宅管理费由每户每月5~10元调整为6~12元。保洁、保安等费用也均有上调。对物业服务达标的企业,还以考核奖励的形式给予补贴。
商品住宅小区的调价也逐渐增多。去年上半年,上海万科物业完成了对闵行区万科城市花园新区的调价。黄圣介绍,公司先是向业委会、居委会和当地房管办事处公布账本,并在小区张榜公布详细的收支情况,然后联合业委会向居民登门作解释并发放选票。结果,别墅和公寓的物业费分别从每平方米每月2.3元、1.5元上调到3.5元和2.28元,且仍有92%的业主在“续聘物业”和“同意物业管理费调价”选项上打钩,表示支持。截至目前,上海万科物业3年来已经在管理的12个项目中实现了物业费成功提价。
二是减支。比如,虹口区虹三花园小区为保证小区电梯顶部的机房正常运转,大多配有24小时运转的空调。景瑞物业监测发现,如果为空调安装一个定时器,就既可保证电梯安全,又能节能降耗。安装一个定时器200元钱,2个月省下的电费就能收回成本;再比如,小区公共场所的照明,通过红外线感应、声控、触摸等改造,并把部分灯泡换成节能灯或LED灯,也能够逐步回本。
三是多元化创收。本刊记者调研发现,一些物业企业从停车费和小区广告位收入中获取的收益能一定程度上帮助填补亏损漏洞。通过拓展送水、家政等“增值服务”,也能够带来额外收入。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调价能为物业企业短期“止损”,但难以完全应对各类成本上涨带来的成本增加和压力;从长远来看,物业企业经营必须降低对单纯物业费的依赖度,要用好住宅小区这个“经营服务阵地”,拓展多元经营的思路才是物业服务的真正出路。“物业服务业”如何升级
接受本刊采访的部分业内人士认为,人力等成本的较快上涨,会对城市的制造业形成“倒逼”、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但物业服务是城市的“基础服务业”,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其面临的经营成本过快上涨的问题需引起充分重视。
物业管理不是高利润行业,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存量房规模的日渐增大,物业服务业的产业潜力也逐渐释放。业内人士认为,“压力”因素和“潜力”因素进一步显现,应抓住机遇实现物业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会长谢家瑾说,物业管理发展30余年,时代变化了,行业发展了,业主需求升级了,对物业管理的内涵和外延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成本连续上涨与招工难都导致了企业生存困境的出现。这些因素都要求行业转型和升级。
上海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圣说,公司近年来十分注重多元化经营。比如,针对新房入住,公司与家具、装修等企业合作,为业主定制“装修解决方案”,实现“拎包入住”,仅今年上半年就完成了800多户,收入900多万元;在一些房龄较长的小区,万科物业推出“二次装修”服务项目,今年两个月间在春申万科城的“二次装修”业务就为公司带来200多万元收入。此外,公司对一些小区的社区食堂、房屋经租等业务也在探索过程中。
再如,以中高端小区业主为服务对象的仁恒物业拓展了“差异化服务”,在社区文化服务、会所经营、经纪服务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延伸服务经营模式。近期,花样年集团披露了“2013年内完成旗下彩生活服务物业管理板块分拆上市”的目标。据介绍,公司将利用云服务平台,集成包含衣、食、住、行、娱、购、游在内的各领域商户服务资源,构建社区“1公里微商圈”,而业主的社区消费将成为公司的佣金来源。
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认为,我国应该培育出与房地产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现代物业服务企业。他说,随着市场规模的迅速增大、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物业企业有望实现管理与服务的分离,从服务的“直接供应商”转变为“组织者”,从而撬动一个更为庞大的市场。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一方面应通过税收、财政等手段加强对物业企业扶持,另一方面应在物业服务技术研发、模式创新、信息支撑等方面增强公共服务,推动物业服务业抓住机遇、实现跨跃式发展。
近两年来,谢家瑾一直呼吁物业管理应建立“质价相符”的价格调整机制。在她看来,在鼓励企业创造条件开展调价的同时,应更多地提倡大家在做好基础服务的前提下,引入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方式探索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通过开创全新商业模式,运用网络技术,以及延伸服务产业链,致力于提高物业服务的技术含量、增值服务和产品附加值,以实现从粗放型传统服务业向集约型现代服务业的转变。“我们希望能让一部分企业先富起来,逐步带动全行业的脱贫致富。只有这样,我们行业才会有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她说。《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叶锋| 上海报道
第四篇:表现主义与卡夫卡
表现主义文学
表现主义是德国土生土长的文学流派。它是一个首先发生在视觉艺术中的现代主义运动,然后才发展到音乐、诗歌、戏剧、小说等领域中。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表现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法文中。1901年,法国画家于连·奥古斯特·埃尔维在巴黎“独立沙龙”展出了他的8幅作品,评论家沃克塞尔采用“表现主义”来说明他的这些作品。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德文中,大约是在1911年,这年4月柏林举行第22届画展,主要展出包括毕加索、布拉克、杜飞等在内的一批年轻的“分离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在画展目录的前言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术语。于是,“表现主义”开始流传,后来,艺术史家韦尔海姆·沃林格正式使用这一名称,把包括塞尚和梵高在内的一批巴黎画家称作“年轻的综合主义者和表现主义者”,这样,就使它合法化了。许多人跟着沃林格使用这一术语,到1911年底,凡是与印象主义意见相左的画家都被戴上了“表现主义”的帽子。1911年7月,库特·希勒尔在《海德堡人报》增刊上发文,抨击那些恪守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原则的批评家,明确提出“我们是表现主义者”的口号。然而,应者寥寥,批评界对这一新的提法持冷漠态度,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似乎没有一人愿意标榜自己是“表现主义者”。直到1915年之后,这一提法才逐渐在文学界流行起来。
1915年之后,不少人使用这一术语,但却鲜有令人信服的论证,他们的说法不是汗漫无际,就是夸张偏激。但库特·品图斯的《论最新的诗歌》(1915)、奥托·弗拉克的《论最新的文学》(1915)两文在使用这一术语时却表现出某种冷静和审慎。他们对1910年前后诗歌和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新潮流从不同的角度给予评估,较为客观地讨论了这一术语的意义。对“表现主义”做出明确论述的当首推德国短篇小说家、批评家卡斯米尔·埃施密特(1890-1966)。1916年他在美因茨的讲演中称一批新的画家和作家为“表现主义者”,引起了轰动。1917年12月,他在美因茨科学院再次讲演,题目是“论文学创作中的表现主义”。1918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又以“论德国青年作家”为题发表内容相近的讲演。1919年,他写了《德国诗歌状况》一文。1920年6月,他在达姆斯塔德举办的第一届“表现主义画展”上又发表了题目类同的讲演。在这些讲演和文章中。他明确地指出,新的表现主义艺术的主要特征是反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乃至象征主义。在他看来,新的艺术家不需要对现实世界的忠实描摹、记录、反映。“这世界就在这儿,重复它是毫无意义的”。表现主义的艺术家需要的是幻象,需要的是打破旧传统的一种新诗歌、新艺术。
表现主义文学和艺术10年来虽然出现在德国和欧洲的许多地方,但它的中心始终在柏林。绝大部分表现主义者围绕在两份期刊周围,即1910年3月创办的《狂飙》和191 1年创办的《行动》。我们很难说表现主义是一个严密统一的运动。被认为属于这一思潮和运动的人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见解上往往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就总体来看,还是可以归纳出表现主义的一些基本共同点。
就思想倾向而言,表现主义认为,工业生产无视甚至压抑人的精神、意志、情感和想象力,极大地摧残、扭曲了人性。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大机器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机制与社会秩序彻底破坏了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在精神上的统一性,在物质主义与实用主义的重压下,人的精神消失了,不再能在日常的生活中表现自己。因此,表现主义要求张扬个性,解放精神,而要使人的个性和精神获得自由,就必须首先打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旧机制,摈弃旧机制下那个陈腐、平庸的现实。表现主义不满社会现状,极端厌恶资本主义的都市文明,希望从原始状态和异域文明中找到出路。表现主义对传统的旧的一切表现出革命愿望,对新的未来则抱着强烈的憧憬和希望。它希望出现新的秩序、新的社会和一种具有全新精神的“新人”。就政治态度而言,多数的表现主义者都是激进的乌托邦主义者。
从哲学观点看,表现主义的基础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种种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思潮。就文学和艺术而言,表现主义较多地接受了斯特林堡、魏德金德和惠特曼的影响,它有以下主要特征:一,反对客观的写实和模仿,强调表现艺术家主观的世界和内在的精神,而不是现实中的客观存在。二,注重幻象与想象,强调表现艺术家的自我本质和内心感受。他们主张,表现主义者应该成为能够预见未来的幻想家,能够帮助人们打碎包围着自我精神的那层由传统形成的硬壳,让被囚禁的活力充分而自由地表现出来。在表现主义艺术家看来,工厂、矿山、**、娼妓、疾病、饥饿等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艺术家头脑中的幻觉。埃施密特说:“幻觉成为表现主义艺术家的整个用武之地。他不看,他观察;他不描写,他经历;他不再现,他塑造;他不拾取,他探寻。” 由此可见,表现主义强调的“幻象”包含着幻想、体验、探索等主观的、个人化的认知方式。通过激活内在的精神,摆脱传统的语言模式与价值观的桎梏,利用一切来自现代工业社会的象征符号,创造一个幻觉的世界以及全新的语言和视觉艺术形式,从而表现最深层的个性与内在精神,这正是表现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三,表现主义者反对印象主义。他们认为,印象主义给予人们的是一个美丽而虚假的外表,它掩盖了社会在本质上的恶毒。因此,表现主义绘画反对像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那样追求现存的可见事物,要求创造可见的新事物;反对像印象主义那样追求光和影的效果,主张通过色彩和线条的组合表现事物的内在本质和画家的内心体验。表现主义音乐从根本上否定旋律,反对标题音乐,主张通过强烈的不协和和弦和无调性音阶,表现音乐家神秘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矛盾的心理现实。表现 主义音乐像表现主义绘画一样,追求艺术的纯粹性和无目的性,其极端就走向纯形式和神秘主义。表现主义诗歌否定传统的格律、音韵和节奏,反对传统的描写和浪漫主义的抒情,主张以新的形式、节奏和音响表现诗人内心隐秘的情绪和激情。表现主义诗歌要求注重从日常生活中抽取精华,将其重组为丧失的内在精神,使其得以表现。表现主义诗歌往往写死亡、疾病、尸体、梦幻、恐怖和绝望等。像旋涡主义者一样,表现主义诗人注重的是艺术家的创造力,而不是其再现和模仿的能力;注重的是艺术的形式,而不是其题材和内容。表现主义诗歌发展到极端就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中那种只有音响和节奏的“绝对诗”。表现主义戏剧打破传统的戏剧和舞台模式,往往采用离奇荒诞的情节、类型化的人物、无逻辑的场景、冗长或不连贯的对白、内心独白、松散的结构,来表达人物的内心冲突或感受,同时还大量运用奇特的灯光、音乐、布景、面具等来补充语言的不足,达到加强戏剧效果的目的。四五十年代出现的“荒诞派”戏剧是表现主义戏剧发展的逻辑结果。
在语言的问题上,表现主义也有新的见解。他们认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已经被传统的功能主义者消耗净尽了,现已枯竭的语言丧失了和谐和创造精神的能力,变成了没有内涵的符号,远不能胜任表现主义提出的“表现”的任务了。具体来说,表现主义者不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依旧遵循语言体系中传统的功能秩序,而是试图颠覆语言系统中传统的等级和疆界,释放其潜在的活力。形容词不再充当描述外在世界的主要角色,却成了揭示诗人主观幻象中隐喻的得力载体。名词不再是指名称及物的符号,而是表现其潜在内涵的工具。显而易见,只要不陷入单纯玩弄辞藻的游戏,表现主义就可以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艺术品。从1910年到1920年的10年间,表现主义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以及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旋涡主义等不同的思潮运动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到二十年代,表现主义波及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其他地区,在那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表现主义的代表性诗人有:德国的格奥尔格·海姆(1887-1912)、戈特弗里德·贝恩(1886-1956)、早期的约翰尼斯·贝希尔(1891-1958)和奥地利的格奥尔格·特拉克尔(1887-1914)、弗朗茨·韦尔弗尔(1890-1945)等。著名的表现主义诗集有:海姆的《永恒的一天》、《生活的阴影》、贝恩的《陈尸所及其他》、贝希尔的《搏斗着的人》、特拉克尔的《寂寞者的秋天》、《童年》、韦尔弗尔的《世界之友》、《彼此》等。表现主义在戏剧中的代表人物有:瑞典的斯特林堡、德国的魏德金德、凯泽、托勒尔。表现主义在小说中的代表是奥地利的卡夫卡。而在整个表现主义文学中以表现主义戏剧的成就最引人注目,它集中地体现在斯特林堡和凯泽身上。
弱者的天才卡夫卡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生于当时属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父亲原是一个半行乞的乡下屠夫的儿子,后来积蓄了一份财产,成为中等阶级的服饰品商人,以后又当上了小工厂的老板,为人自信而偏执。1901年到1906年他在布拉格大学学习德语文学和法律,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去法庭实习。1908年起在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任职员,直到1922年由于健康原因提前退休。他两次与在柏林工作的女职员菲莉斯订婚,又两度解除婚约。1919年他同出身贫寒的犹太姑娘朱丽叶订婚,但次年又解除了婚约。他曾与记者密伦娜恋爱,并于1923年与多拉在柏林同居。他于1917年患结核病,1924年病逝。卡夫卡的早期写作(1902──1912)只有一部散文小说集《观察》,共收18篇作品,此外还有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乡村婚事》。1912年是卡夫卡创作的爆发期,《变形记》和《判决》就是这一年问世的。1912年至逝世前,他创作了许多短篇小说,如《司炉》(1913)、《在流刑营》(1914)、《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1917)、《乡村医生》(1919)、《饥饿艺术家》(1922)等,还有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美国》(又译作《失踪者》)、《审判》(又译作《诉讼》)和《城堡》。此外卡夫卡还写有大量的书信、日记和随笔。
卡夫卡恐怕是现代世界最孤独的作家了,他害怕孤独,但更害怕失去孤独。他为了描写孤独,宁可自己忍受孤独,因此他同时失却了爱情、友谊和家庭。他在给朋友布罗德的信中将他害怕孤独而又热爱孤独的矛盾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度的孤独使我恐惧。实际上,孤独是我唯一的目标,是对我的巨大的诱惑,不是吗?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对我如此强烈渴望的东西感到恐惧。这两种恐惧就像磨盘一样研磨着我。”卡夫卡把握不了外部世界,便逃避、退却,一头隐匿在自己的私生活里,投入自己的有限的自我之中。“无须走出家门,呆在自己的桌子旁边仔细听着吧。甚至不要听,等着就行了。甚至不要等,呆着别动,一个人呆着,世界就会把它自己亮给你看,它不可能不这样。”这便是卡夫卡的内心世界。
卡夫卡自1907年10月进保险公司供职后,一直到1922年因病退休,均在保险公司工作。保险公司里无所事事的无谓工作同他热烈而挚着的创作生活简直是令人绝望的对比。卡夫卡的生存就是为了写作,而要生存首先得工作。工作带来不幸,不幸刺激写作,写作耗尽了生命。但是,卡夫卡在工伤保险公司里的15年经历,足以使他看清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荒谬。在这里,公文旅行令人感到真正的悲哀和恐怖。卡夫卡的作息时间也非同一般,他自己将自己孤独地封闭起来。每天上午8点──下午2点上班;3点──7点30分睡觉;接着散步、吃饭,晚11点──凌晨3点写作。这是“颠倒黑白”的拼命。卡夫卡从小酷爱读书,常常彻夜不眠,这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身体。以后上大学时迷上了尼采,遇事便要寻根究底,而世上许多事原本就是无法寻根究底的。卡夫卡潜心创作后就更少睡眠了。这使得卡夫卡一生都伴随着头痛、失眠和神经衰弱。这使他常常不得不中断创作,而中断创作更使他心急如焚,这又加剧了他的头痛和失眠,致使他终于在1917年患了肺结核咯血了。但是,卡夫卡并没有被疾病所吓倒,反倒更加珍惜自己不多的生命,拼命写作,他甚至故意诱发自己的肺结核病,以逃避结婚、逃避家庭、体味疾病、体味人生。这结果使他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他临终前的最后遗言,又将护理他的克劳普斯托克博士难住了,他要求博士继续大计量地给他用吗啡:“杀了我吧,不然,你就是凶手。”
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生活与艺术之间没有距离,他在生活中体验着艺术,又把艺术还原他的生活体验。布罗德认为,“作品倒是另外一回事,最主要的是,卡夫卡本身即足以影响别人。”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外界没有任何事情能干扰我的写作(这当然不是自夸,而是自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用于写作的,丝毫没有多余的东西,即使就其褒意而言也没有丝毫多余的东西。”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总之,卡夫卡的一生,单纯而又复杂,平常而又极易引起争论。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也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常常花在家庭方面;但是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什么都不是,但他又什么都是;他无所归属,但这反倒使他容易成为世界性作家。
卡夫卡生前发表作品极少。他对自己的作品极少满意,从不愿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他的手稿。他生前发表的作品,大多是在朋友的逼迫下,怀着希望和惋惜的颤栗心情交出来的。但这些作品仅占他的作品集中九卷中的一卷。而愈到晚年,他对自己的作品愈不满意,最后他给朋友布罗德留下这样一份遗嘱:“凡是我遗物里的所有稿件,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 和自己的作品也好,草稿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统统予以焚毁。”然而布罗德并没有遵从遗嘱,而是将卡夫卡的全部文稿陆续发表了。幸耶,不幸?卡夫卡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但世界上多了一份伟大的文化遗产。
卡夫卡的作品真正引起读者的注意应当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是存在主义者在卡夫卡那里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接着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从此以后,卡夫卡就一直成了世界文坛关注和评论的热点。1997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卡夫卡全集》将我国的卡夫卡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判决》是他的第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写父亲判决儿子立即溺死,儿子便飞快地跑去投河自尽,临死前儿子轻声叫道:“亲爱的父亲母亲,我可是一直爱你们的呀!”小说情节虽然十分荒诞,但寓意却十分深刻。这篇小说通常被看作是一篇关于“父子冲突”的寓言。“父子冲突”不仅是表现主义的重要主题,而且也是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主题。陀斯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艾伦·坡、萨特等作家对这一主题都有过十分出色,而又令人震惊的描写。萨特年青时曾说,他在跟父亲一起相处的几年里,具体地懂得了什么是阶级斗争。当然,卡夫卡在表现“父子冲突”的同时,也着重表现了父子之间的共存和联系。人们面对父亲的权威,常常陷入两难境地:既想冲破束缚,又不得不乞求帮助;既恐惧,又依赖;既憎恨,又敬爱。
《变形记》是卡夫卡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显然不是他最难懂的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其实十分简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写人变成甲虫。“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接着,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惊吓了秘书主任、父亲和母亲,他由此而被关在屋内,开始了他孤独的生活。随后,他又吓跑了三位房客,父亲一气之下拿烂苹果砸他。最后他被赶进屋内,锁在里面。又一天清晨,当老妈子过来准备打扫房间时,发现他已经死了。
这篇小说被普遍认为是一则关于当代西方社会人的异化的寓言。人变成甲虫,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小说中却不仅可能,而且真实可信。卡夫卡一笔带过了“人如何变为甲虫”的具体过程,着重写人变成甲虫后的灾难感和孤独感。人变成甲虫:甲虫便带着人的视角去看人类,它所看到的是一群多么冷漠、多么空虚的芸芸众生;从人的角度看虫性,甲虫就显得更加孤独、恐惧和不可理解了。格里高尔“说的话人家既然听不懂,他们 就不会想到他能听懂大家的话”。主人公既是人又是虫,但它所体验的只是人与虫双面的痛苦;格里高尔既不是人又不是虫,他远离人与虫的世界,无所归属,只落得凄凉的死去。“人变为甲虫”成了现代西方人生存状态与心灵感受的寓言。这就难怪当年17岁的马尔克斯在读到《变形记》时震惊不已,他心里想,“原来(小说)能这样写呀!要是能这样写,我倒也有兴致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创造出了一位伟大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当然,就变形而言,这并非是卡夫卡的独创。古罗马时代的奥维德就写了《变形记》,但这里的变形是人类借以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想象,突出的是神的权威。到了近代,果戈理也写变形,譬如他的小说《鼻子》,但这里的变形只是一种表现手法,为的是更好地表现小人物面对突发灾难无能为力的主题。有学者指出,卡夫卡令人吃惊地驾轻就熟地掌握了一种方法:即主人公变化为一种小动物。这种手法通常只有中国人能堪与之媲美。的确,在中国古典小说《聊斋》中写有大量的变形,但这里的鬼神狐怪往往都是理想中的人的化身,是一种美好理想的寄托。即便写人变成蟋蟀,也只着重写人变形后的事实与结果,并不在意人变成蟋蟀之后的心理感受。而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是现代人被异化之后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异化已经成为卡夫卡的一种世界观,“生活对于他和对于穷人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对他来说,金钱、交易所、货币兑换所、打字机都是绝对神秘的事物,它们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谜”。由于现代西方人普遍地被异化,卡夫卡又找不到异化的原因,所以,格里高尔突然莫名其妙地被变为甲虫实在是十分自然的事。
《美国》描写16岁的少年卡尔·罗斯曼受到中年女仆的引诱后,被父亲放逐到美国的生活经历。当他一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就发现雨伞丢了,迷路了,箱子也可能丢了。当雅可布参议员把他认作外甥时,他感到震惊不已。然后他被舅舅领进了那幢高楼大厦,身处纽约繁华闹市,他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在乡村别墅,他倍受折磨,一直处在担心和恐惧之中。由于他违背了舅舅的意志,再次被打发走。在去拉姆斯的路上,卡尔被将两个流浪汉当作朋友,而他们除了将他身上有用的东西都搜刮干净外,还总想伤害他,并且偷走了他弥足珍贵的唯一的一张他父母的照片。在西方饭店,由于他不得已留下了喝醉了酒的鲁滨逊,被当作贼似的打发走,没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逃出饭店,又被警察追捕,德拉马歇救了他,但他又被迫给他们当仆人。最后踏上了远去的火车……。显然,小说中的“美国”并不是指那个历史上、地理上的具体的美国,它只是一个语意漂浮的象征符号,批评家和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其锚泊在任何一种稳定而清晰的意义上。譬如布罗德便认为小说探讨的是“个人进入人类社会的问题”,“同时也是个人进入天国的问题”;而更多的人却愿意将“美国”看做是一种人类美好社会的象征;也有人将小说当作是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和揭露;当然,将 “美国”当作是卡夫卡逃避布拉格的一种策略,或是一种对自由的向往,也不无道理。
《审判》是一部关于“审判”的小说。小说既被人看作是对无罪的审判,也被人们读作是对有罪的审判,同时还被人们解释为对“审判”的审判。主人公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在自己的寓所里被捕了,最后被判处死刑,这是对“无罪”的审判;K在上诉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作为这个罪恶世界中的一个环节,虽然为罪恶势力所害,但自己也在有意无意的为害他人,这便是对有罪的审判;在所有这些审判的背后还有一个最后的总审判,卡夫卡说:“我们发现自身处于罪孽很深重的状态中,这与实际罪行无关。《审判》是遥遥无期的,只是永恒的法庭的一个总诉讼”,这就是对“审判”的审判。从“对无罪的审判”来看,小说主要具有的是社会批判意义;从“对有罪的审判”来看,小说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的自觉的伦理道德意识;从“对„审判‟的审判”来看,小说的意义便主要在宗教方面。
《城堡》是卡夫卡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最能体现卡夫卡的创作风格和特征。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土地测量员K深夜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城堡近在咫尺,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无法进入城堡。他在城堡附近的村子里转悠了一辈子,在生命弥留之际,有人告诉他,说:“虽然不能给予你在村中的合法居住权,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你在村里居住和工作。”
“城堡”虽然具体实在,但它背后的寓意究竟是什么,却一直众说纷纭。马克斯·布罗特认为,城堡就是“上帝恩宠的象征”;存在主义者认为,城堡就代表上帝;实证主义者认为,城堡就是卡夫卡父亲的出身地沃塞克,卡夫卡写《城堡》就是克服自己和父亲不愉快的经验;社会学者认为,城堡代表“资方”,城堡是描写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我国学者叶廷芳也持这一观点;有人干脆说,城堡就是卡夫卡时代奥匈帝国的代表;也有人认为,“城堡”是描写现代人的危机:现代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从不留意世界到底是什么,他认为世界只不过是个人意图与欲望的投影 而已,所以他只听从他自己;还有人认为,《城堡》是批评官僚制度的:每个阶层都不愿作决定,因此形成许多圆圈,让老百姓一层又一层地绕着,绕到最后又绕回原地,最后变成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卡夫卡自己却声称:“我写的和我说的不同,我说的和我想的不同,我想的和我应该想的不同,如此下去,则是无底的黑洞。” “城堡”最后成了一个失却了谜底的谜语,虽然各种猜法都有道理,但真正的谜底却无人能够猜中,或许“城堡”原本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谜底。“城堡”寓义的复杂性、多义性,最后走向神秘,走向虚无,走向荒诞。
《在流放地》写一位上尉军官用一台特制的行刑器极其残酷地折磨并处死士兵,但等 到新司令上任,宣布要废除这种刑罚制度时,上尉军官自己便毫不犹豫地欣然投入机器之中,同机器一起同归于尽。上尉军官已同行刑机器溶为一体了。他即是虐待狂,又是受虐狂;既是罪犯,又是殉道者。这篇小说可以看作是一则有关罪恶、刑罚和殉道的寓言。
《饥饿的艺术家》写的是事业与生命、理想与现实的二律背反。艺术家的“饥饿表演”原来只有40天,但艺术家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坚持要继续演下去,他不愿在艺术正处于最佳状态时中断表演。追求艺术的最佳境界的代价是牺牲生命本身,这正如浮士德的满足就意味着肉体的死亡一样,追求无限的代价就是消灭有限的肉体。卡夫卡的一生就像是这位“饥饿艺术家”,他将写作当做自己唯一的财富,但写作又排斥生活;正因为他没有好好生活过,他便特别害怕死亡,而写作最终又将他逼向死亡。卡夫卡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于追求事业,而对事业的追求最终又戕害甚至扼杀了艺术家的生命。
总之,卡夫卡用心灵描绘的那个艺术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其终点就是那个小小的鼠洞。起初,《美国》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面对的还算是一个广阔的世界;而《审判》中的约瑟夫·K的活动场所就缩小到大街上、走廊上和工地上了;《城堡》中的K进而被限定在客栈与村庄里;老光棍勃鲁姆费尔德便只能龟缩在自己的房间里;绝食大师更进一步,被关在铁笼里;杂耍艺人的世界就是一根秋千;最后,鼹鼠钻入地洞,处在永远的绝望中。卡夫卡的世界由此而永远关闭。
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时期(1867──1918),当时的捷克就属于这个帝国。奥匈帝国的生产方式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但政治上却实行君主立宪。它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奉行高压统治,在当时的欧洲是个相当落后的政权。在欧洲统治了七个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在卡夫卡的心中始终是个不可抗拒的魔影。19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则像一只硕大无比的巨兽,吞噬着无辜的一切,卡夫卡自己也未能幸免于难。卡夫卡非常熟悉中下层阶级,尤其是因伤致残的工人的贫困不幸的生活,但他又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而作为一个没有自己的国家,在欧洲漂流的无根的犹太人,他对自己异乡人的身份也有着非常痛切的感受。在自己家里,他父亲则像一位真正的“暴君”,时时刻刻威胁着他的生存。他一辈子都在想方设法地逃避父亲,逃避布拉格,但最终也未能走向独立和自由。这一切使得卡夫卡具有非常深切的孤独感、恐惧感、焦虑感和负罪感。而这种深切的感受,他又往往通过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卡夫卡成功地掌握了现代语言艺术,革新了文学观念。他的独到的艺术手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悖谬与怪诞。卡夫卡异化的世界观必然导致他通过悖谬与怪诞的手法来加以表现。翻开他的作品,悖谬与怪诞随处可见:城堡近在咫尺,但永远可望而不可即;莫名其妙的被捕与审判,法官对被告也一无所知;法门专门是为你开的,但你一辈子也进不去;推销员一晚上就变成了甲虫,被全家人唾弃;在流放地,行刑者突然自愿成为受刑者,让自己与行刑机器同归于尽;饥饿表演者的表演成了绝食,老光棍怎么也摆脱不了跟在屁股后面的两只赛璐璐球;人猿将自己的经历感想打报告给科学院……。人在本质上便是荒诞悖谬的。作为感、知、行的“我”永远也不能通过感、知行来确定,它可以被压缩到一个字母的最小极限,但永远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因此,人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全部真理,因为作为一个认识的主体,他必须在真理之外,而真理也就因此而不完全了。于是悖谬和荒诞就产生了:唯一能够说明K走在正道上的迹象是他的四处碰壁,如果他成功地达到目的地,那就证明他失败了。卡夫卡发现了阿基米德点,但他撬起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自我。
二、寓意性与多义性。这种寓意由于作品本身的复杂和作者意识的紊乱而使得人们几乎不可能破译它,这就必然导致作品的多义性。就像迷语失掉了迷底,人人都声称自己找到了答案,但谁也未能真正猜中。《城堡》就是如此,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承认这部作品是寓意性的,但它的寓意是什么,却众说纷纭。在分析《变形记》时,评论家瓦尔特·H·索克尔说:“卡夫卡深邃多变的艺术本质,决定了任何单独的研究都无法充分把握住这篇多层次的作品。每一研究仅能在索解其奥秘的道路上前进一步;这个奥秘的核心,也许永远也不能揭露无遗。”对于“变形”的各种理解都有道理,但是,这里没有绝对的唯一正确的理解。对于卡夫卡的理解和阐释,就连卡夫卡自己也只能是寓意式的:卡夫卡所说的,和他所写;所写的,和他所想的;所想的,和他所应该想的,并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的裂隙,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三、梦幻性和神秘性。卡夫卡习惯于深夜写作,梦幻般的创作。每当夜深人静、恐惧感袭来时他便开始写作,并且往往是一气呵成,不能自主。同时,他也常常按照梦的法则进行创作:故事没有开头和结尾,没有过去和未来,只有现在和“这里”。就像没完没了的梦境一样,他的小说也往往没有写完。卡夫卡的世界还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他把现实推向了极端,使人“陷入某种沉闷的深奥之中”,以至连爱因斯坦初读他的作品时也感到自己的“脑子还不够复杂”。
四、冷峻与客观。这是指卡夫卡作品的语言特色和叙述风格。这一点他从福楼拜那里获益匪浅。他牢记福楼拜的教诲:“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应该像上帝在世界里一样,人们看不到他,但他十分有权。人们处处感觉到他的存在,却看不到他。”因此,卡夫卡在创 作中尽力避免作一个全知全能、游离于故事之外的叙述者。在创作时,他尽量不加入自己的意见,不干涉客观事物本身,让它自己陈述出来,即使内容十分惊骇,他也不动声色,保持冷静。譬如,翻开《变形记》,你就找不到一个形容词,一个比喻,或一个形象的比拟。凡是特别带有艺术色彩的笔法,凡是可以使叙述的内容稍微带有感情色彩的东西,作者都小心地避免了。形容词只是定语,名词只是表明事物的名称,动词就是单纯表明行动。卡夫卡就是叙而不议。这无疑使卡夫卡的作品包含着更大的容量,但也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歧义,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晦涩性和神秘性。
卡夫卡说:“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是砸碎我们心中的冰海的斧子”。卡夫卡通过他的创作,捏到了生命的痛处,不仅震憾了现代人的心灵,而且竭力拯救着那些失去了精神家园的人们的灵魂。
第五篇:论卡夫卡生存意识(daiding)dd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学士学位论文
论卡夫卡生存意识
郝荣兰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 2008级
汉文3班 20081103785)
指导老师:李文军
‚生命就像我们上空无际的苍天,一样的伟大,一样无穷的深邃。我们只能通过‘个人的存在’这细窄的锁眼谛视它;而从这锁眼中我们感觉到的要比看到的更多。‛
——弗兰茨.卡夫卡
引言
在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可以凭借它们深刻的精神意蕴以及独特的艺术魅力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超越时空,跨越国界,被全世界的人们肯定接受并且传扬,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些作品往往具有先哲般的智慧,透过作者对于生命切身的经历、感受、理解和体悟,述说着关于现代人生存的困境与迷惘,关于生命的存在的思考、探寻。奥地利犹太裔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伟大作家。卡夫卡对于生命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追寻和叩问,是其文学的核心。下面我们就沿着卡夫卡“生存意识”的路途进行探寻,解析,感受他所折射出的现代人关于生存境况的存在之思。
一、“生存意识”的内涵
生存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法则,生存的世界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与强调对人的生存的思考。存在主义最引人注目的即是其生存意识,如加缪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是“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针对西方传统本质主义哲学中的理性主题及主题与客体的分离,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生存哲学提出,生存应关注人的非理性情绪体验,并应当与处境联系在一起。有处境意识即是意识到生存,并认为“生存只有与其它生存发生联系,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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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发生联系时才存在”。生存意识因之可被理解为超越即追求意义与处境意识的结合。
所以说,人的生存意识可分为世俗的生存意识和精神的追求意识。世俗的生存意识主要指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对自身所处的自然生存环境以及社会生存环境的本能的反应,这种反应主要指向生命的存活,精神的追求意识是对这种本能生存方式的超越,它超越了个体生命简单存活的维度,主要指向精神面的存在,即对自我存在价值的确证,对自我不断地超越,对理想的不懈追寻。人从被生物性的抛向世界那刻起,在他的人生中就将必然性的遭际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喜怒哀乐,以及引起喜怒哀乐的人、事、物,也因此,人对生存的世界也必会产生或隐或现的看法,而后拼命的挣扎、反抗,追求更高层次的理想超越。
写卡夫卡的生存意识:
二、卡夫卡生存意识形成之原因
(一)、时代背景
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首府布拉格。在那个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历史的冲击下,由继承和窃得的小块土地拼成的七零八落的奥地利君主国,这个由十种语言和民族构成的混乱局面,这堆由绝对矛盾的习惯和法律乱七八糟拼成的东西,终于开始土崩瓦解。”卡夫卡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沉闷黑暗的时代,拼命的挣扎,寻找人类生存的各种可能。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世界是一片精神的荒原。随着西方社会机器大工业的迅猛发展,科技不断进步,传统观念的大厦土崩瓦解,物质利益成为人们的主要寻求目标。在“上帝死了”的时代,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理性、价值标准作更深的思考。人的境况、人的异化、人与人的疏远使西方知识分子感到焦虑和痛苦。然而,卡夫卡一反传统文学常态,弃模仿,重表现,高扬人文主义大旗,关注人的生存境遇,思考人生价值,作为精神的拓荒者,虽屡步维艰,但执着前行。
(二)、思想基础
十九世纪中期以前,在西方占优势的理性主义认为:“人们能够把握派生出全部事实的原因或根据,即真理。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化,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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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达到了由理性到非理性的逐步转型。发展到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非理性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应运而生。其中如叔本华、尼采、弗洛伊俄、克尔凯郭尔等人都对卡夫卡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叔本华的非理性哲学认为在这个盲目的、非理性的力量的支配下,人生是一场永无尽头,永远无法满足的追求,因而人生就是痛苦,走向了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则提倡潜意识。在描写人的难以名状的受压抑的苦闷的精神状态和不可思议的怪诞行为时,用精神分析法刻画复杂的心理和行为,描写潜意识对人的支配,渲染人的动物性本能。显示出人性中的悲观面的无限夸大,最终势必导致怀疑人的价值,从而否定人本身。存在主义哲学先驱克尔凯郭尔认为,世界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人的处境是荒诞的,人总是处在悲观烦恼,恐惧焦虑,孤苦伶仃,无家可归,而且人的努力都不能摆脱这种状况,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亡。面对根本不确定的社会,每个人始终是在困境和危险中。受到他们哲学思想家的影响,卡夫卡对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也开始了关于存在的探寻,而完美的表现异化,展现人存在的荒诞处境,成为他文学的表现核心。以此,卡夫卡开辟了西方存在主义荒诞小说的先河,成为存在主义荒诞小说的鼻祖。
(三)、种族、家庭及其性格原因
卡夫卡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一个操德语的犹太家庭。多民族的混乱拼杂,使他成了一个多重的无归宿感的异乡人。在当时,布拉格说德语的人口不过十分之一,他们的处境像孤岛上与世隔绝的人,然而卡夫卡又是说德语的犹太人。我们知道,公元66—70年和公元131—135年,犹太人两次掀起反罗马起义,结果遭到罗马人血腥镇压,许多犹太人惨遭杀害,绝大部分被赶出定居的巴勒斯坦,开始了漫长的民族流亡生活,古代犹太民族从此土崩瓦解。“两千多年来,他们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到处受到歧视和侮辱”一个失去家园的民族,“脚下没有坚实的犹太土地”,“只能在政治、宗教、民族、文化冲突的复杂夹缝中忍辱偷生”。犹太民族的处境给卡夫卡的心里以很深的刺激,他时刻的感受到一种彻骨的“存在性不安”。不仅如此,对于自己的家庭,卡夫卡“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的父亲对于他产生悲观主义人生观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致父亲的信》中,我们可以读懂,老卡夫卡在这个家庭中就像一个发号施令的专职皇帝,斥骂、威胁、讥笑、冷笑都是他教育卡夫卡的惯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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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怕的嘶哑与深沉的怒不可遏和鄙夷不屑的语调”面前,孩子们瑟瑟发抖。他威胁说“我要把你像条鱼一样撕碎”。这些因素导致卡夫卡从小畏惧父亲,内心孤僻、满怀犹豫、优柔寡断、性格懦弱,最终产生自卑心理。后来,卡夫卡的婚姻生活和他的身体状况也为我们证明了这些。卡夫卡作品的主人公的悲观厌世、逆来顺受、无可奈何、束手就擒的被动生存实质上已经完全否定了人的存在价值,否定了生命的意义。
三、卡夫卡的“生存意识”在其作品中的体现
(一)、异化与孤独
异化与孤独是卡夫卡小说中对存在最深刻的展示。斗室、牢笼、笼子、地洞、封闭的村庄和宫殿成为卡夫卡作品中展现人物异化和孤独的最长见得意象。《变形记》就是在这令人窒息的斗室中展开的人物异化与孤独的真实图景。
《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变形诉说着现代人的自我价值与个性的迷失。这是一个荒诞而悲哀的故事,但作家的语调却平静的近乎冷漠,他看似漫不经心的讲述着一个触目惊心的故事,而他的平淡冷漠,则激发起读者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更深刻的思考。格里高尔每天战战兢兢地工作已偿还父亲欠下的巨额债务,却还要忍受老板每天莫名的猜疑与无理。巨债像一块巨石,不仅剥夺了他的自由,泯灭了他的人性,而且使他沦为一部工作机器。“当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所遭受的境遇与凄苦的内心世界,进一步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意见的疏离以及无法沟通而造成的孤独与悲凉。公司一脚踢开了他,父亲凶狠的追打他,母亲的关注变成一次次的昏厥,善良的妹妹竟第一个提出“把它弄走”,越是渴望被他人理解和接纳,也就越快的遭受到抛弃与毁灭,甲虫的外壳彻底阻断了他与外界交流、沟通的渠道。然而,“孤独状态使格里高尔的变形彻底完成。因为,只要其他人还能理解他,他就不完全是虫子”。甲虫带着人的视角看人类,看到的是一群多么冷漠、多么空虚的芸芸众生;从人的视角看虫性,甲虫就显得更加孤独、恐惧和不可理解了。格里高尔既是人,又是虫,但他所体验到的只是人与虫的双重痛苦;他既不是人,又不是虫,远离人和虫的世界,无所归宿。格里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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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望的深渊中尝遍了绝望的孤独,只能用化脓的伤背驼着一个烂苹果死去。
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同样表现了异化与孤独的主题。自从艺人跨进铁笼起,他作为人的价值已经不复存在,在观众眼里,他和其他动物没有两样,人们只需要他静静的饿下去以满足一种残忍的欲望,根本没有意识到他还是一个人。饥饿的艺术家为了纯粹的饥饿艺术献出了生命,然而却没有人真正欣赏这种艺术。“假如我能找到食物,请相信我,像大伙一样,吃得饱饱的”,饥饿艺术家因找不到合适的食物而禁食,在孤独中死去,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人生的痛苦。何等心酸的不幸,何等绝望的人生。我想,也只有拥有深重绝望感、孤独感的卡夫卡才能创作出如此惊世骇俗的绝望与孤独形象吧。
这就是现实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是只顾及自己的感受,人与人之间除去金钱、利益,恐怕只剩下对峙、冲突、隔膜、猜忌、残杀。卡夫卡用冷漠的笔调,描写了一幅冷漠的人间图画。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隔膜和孤独。虽然在现实社会中人不可能变成甲虫,也不可能被关进铁笼受饿,但是却带上了各种各样的面具,躲藏在面具后面的灵魂渴望交流却无法交流,只能陷入深深的孤独。卡夫卡的《变形记》正是折射出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人与人的隔膜以及有隔膜带来的孤独,最终导致人与人的异化,人无力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卡夫卡的小说不无悲观主义,但他通过个体生命的体验所揭示出的却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真实的精神世界。
(二)负罪与恐惧
卡夫卡不但刻画了现代人孤独境遇的最绝望形式,也同时展开了对现代人所产生的恐惧感与负罪意识的文学思考。
卡夫卡在《致密伦娜情书》中多次提到恐惧意识,他说“我的本质就是恐惧”,“我是由恐惧组成的,它也许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这种恐惧并不是我私人的恐惧,这也是自古以来一切信仰的恐惧”。“诚然,人们对于自身的谜也是无法了解的。没有别的,唯有恐惧。”在卡夫卡的意识中,恐惧是人类自古以来的一种生活方式,恐惧的来源是人类的信仰造成的。在基督教时代,人类因原罪意识而恐惧,在上帝缺席的时代,人又因自我焦虑而恐惧。这种因焦虑而产生的恐惧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的负罪意识,表现为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弱点而无力克服,当应尽的责任而无法实施,当遭遇良心的谴责而无法救赎时,“负罪感”便油然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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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本质是恐惧。”他这样说道,恐惧缠绕着他的一生。在卡夫卡的生活中,父子冲突,是导致他负罪与恐惧产生的重要原因。在《致父亲的信》中他这样说道:“那么多次我听到你明明白白地表明我应该挨打,但总是在最后关头由您的仁慈才逃脱了这种命运,一种强烈的负罪意识越积越深。无论我从哪个方向走来,都走入欠您的罪过之中”。这种因负罪意识而导致的恐惧感在他的爱情生活中表现的更为突出。在《致密伦纳情书》中,他多次表达了自责,“这三次订婚史有一个共同之处:一切都是我的罪过,毫无疑问的罪过,我给两个姑娘带来了不幸。”由此,恐惧与负罪成为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当然,这种对恐惧和负罪意识的深刻体验,他又将它们表现为文学世界中现代人的本质的存在和人类的普遍境况。下面我们以卡夫卡的小说《判决》为例,就关于人类生存境遇中表现出来的恐惧感和负罪感作简要分析。
在《判决》中,格奥尔格因顶撞父亲而被父亲判处投河自尽,他自己竟立刻予以执行,自杀前还喊着;“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爱着你们的。”在格奥尔格身上,不仅仅具有被抛弃的孤独感和时时提防他人的恐惧感,在其更深层的意识中还隐含着一种负罪感。他被他所敬爱的人所抛弃,却把罪恶归于自己的过错,他作为一个弱者总是认为自己是错的,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只是坐享父亲的成果。面对父亲许多牵强附会的斥责,他心虽存反抗,却隐约觉得自己确有其事,表面上是父亲下的判决书,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灵魂的判决。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现代人因孤独而恐惧,因负罪而焦虑。那些最终陷入莫名恐惧和罪恶感中的人,唯一的道路要么走向死亡,要么就是陷入恐惧和罪恶的永恒之中。“我有许多模特儿,我又没有模特儿”,卡夫卡在展现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的可能性方面超越了传统的意义,他唤起了世界对人的可能性存在的关注,照亮了人们的存在之路。
(三)陌生与无归属感
“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教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如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感受到卡夫卡生存境况中的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他在陌生的生活环境中的苦苦挣扎。卡夫卡是一个极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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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归属感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什么也不是,如果是,也只不过是一个荒诞的存在。下面我们结合卡夫卡的生命的体验和艺术创作探寻现代人生存境况下所表现出的陌生感和无归属感。
前面在分析卡夫卡生存意识形成原因的时候,我们涉及过卡夫卡的“犹太情节”。布罗德曾经指出:“卡夫卡除了写共同的人类悲剧外,尤其注重写他那不幸的民族,写那无家可归、幽灵般晃荡的犹太民族”。犹太民族政权的最终土崩瓦解,留给每一个犹太人唯一的选择就是做一个永世的漂泊者。“漂泊”就是无所归属,就是随时遭遇到的陌生的现实。民族的屈辱历史给卡夫卡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他时刻的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当然,卡夫卡生存中形成的陌生意识和无归属意识不单单是完全由民族悲剧造成的,家庭因素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卡夫卡说:“现在,我生活在家庭里,生活在最好的、最可爱的人当中,但陌生的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就像《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一样,父亲的冷酷、母亲的软弱、妹妹的无情让他在陌生中体验着虽在家而无家的生命感受,最后当生命干瘪时,被当做垃圾清扫出了家门。
谈到陌生与无归属感,举卡夫卡的《乡村医生》来简要分析,我认为是合适的。医生出诊,衣服被剥光了,永远回不了家,只有“在这最倒霉的严寒里„„坐着尘世间的车子,驾着非人间的马,到处流浪”。在这个陌生的世界,这个老人赤身裸体,任凭这个最倒霉的年代的严寒侵袭,他不属于那个吃人的社会。他无所归属的孤苦伶仃的生活着。作为医生,他可怜的尽责行医,却得不到世人的理解,作为普通老人,他遭受着人间最凄惨的酷刑,赤身裸体,诉说着自我存在的痛苦。“他只不过是个医生,他只不过是个医生”,他只不过是个被剥夺的干干净净的局外人,一个实实在在的漂泊者,迎接他的只有陌生,更陌生的明天。或许他根本没有明天,这冰天雪地,才是他真正的归宿,是他心灵得以安宁的地方。
结语
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往往有许多的不可确定。面对这个复杂混乱,陌生不堪的世界,我们不得不应接不暇的来接受各种社会抛给我们的孤独、焦虑、绝望。当然,这是与我们的理想相违背的。我们承认,作为一个人生活在宇宙上是那么的渺小,我们只能作为一个不确定的生物来适应这个有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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