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视角下的河南省木本粮油生产能力研究5篇

第一篇：粮食安全视角下的河南省木本粮油生产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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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视角下的河南省木本粮油生产能力研究

粮食安全视角下的河南省木本粮油生产能力研究

【摘要】 木本粮油生产能力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内容之一，也是促进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本文站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视角，阐述了河南省发展木本粮油生产的经营状况，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从区域实际出发研究探讨了提高木本粮油生产能力的途径。

【关键词】 河南省 粮食安全 木本粮油

粮食安全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立足国内解决中国吃饭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党中央、国务院把粮食（油料）生产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幅度提高了粮油供给能力。党的十八大强调：“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河南省是农业大省，粮食产量屡创新高，实现了“九连增”。201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1127.72亿斤，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10，小麦产量占全国的1/4，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工业化、城镇化不可避免地占用了耕地，进而影响粮油生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增加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油料安全供给问题日益突显，我国植物油对外依存度达65%。面对粮油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国粮食安全面临很大压力。河南省地处中原，发展木本粮油优势明显，深入研究并着力提高木本粮油生产能力，对于促进粮食（油料）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河南省木本粮油生产状况

木本粮油是指从木本植物上采摘可代替粮食或榨油的果实、种子。如枣树、板栗、柿树等树木的果实，其可提供优良的食品；核桃、油茶等可提供优良食用油，这些树种在我国有2000多年的栽培和利用历史。近年来，随着木本粮油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粮食安全形势的变化，不少地方开始重视木本粮油生产。《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2009—2020年）》、《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规划》的组织实施以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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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关政策的完善落实，对核桃、油茶等木本粮油生产发挥了有效的引导作用，一些乡村结合山区生态体系，开展治沙造林、退耕还林等工程建设，选择适宜树种较大规模的栽植，全省木本粮油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

河南省的木本粮油树种主要有核桃、板栗、大枣、柿子等。核桃主要分布在郑州、洛阳、三门峡、济源、安阳，板栗主要分布在信阳的平桥区、罗山县、光山县，大枣主要分布在新郑、内黄、灵宝，柿子主要散状分布在豫西、豫北的山区。据初步统计，2012年全省木本粮油总面积增加到612万亩，占全省林地总面积的8.12%，木本粮油总产量达到84.21万吨，其中木本粮食68.93万吨，木本油料15.28万吨，年总产值62.6亿元。板栗、大枣、柿子的面积和产量分别为：185万亩，12万吨；110万亩，10.1万吨；32万亩，19.8万吨。2010年，登封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核桃产业发展的意见》，目前该市核桃种植面积达到13万亩，其中万亩乡镇7个，千亩专业村27个。内黄县地处黄河故道，因黄河而得名，县域面积1161平方公里，该县通过农枣间作，不但达到了防风固沙、调节气候的效果，改善了生态环境，还促进了农业稳产高产，群众形象地称农枣间作模式为：上有摇钱树（枣树），下有聚宝盆（花生），中间夹着粮食囤（小麦）。近几年，枣椒套种面积也迅速扩大，形成了“双红一白”（红枣、尖椒和小麦）新的种植模式，亩均效益在3500元以上。

二、河南省木本粮油生产的影响因素

河南省发展木本粮油的基础条件较好，农民群众有生产经验，但木本粮油的生产能力不够高，在国家粮食（油料）安全大格局中的作用有待于进一步增强。河南省发展林粮油还存在以下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一是木本粮油生产的政策扶持不力。木本粮油生产财政专项投资少、项目投资标准低，没有享受粮食生产各项补贴政策，影响农民的积极性。二是木本粮油的产业化程度不高。木本粮油多是一家一户分散生产，经营管理粗放、加工处理滞后现象比较突出；重栽轻管、树势弱、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产量和效益。由于生产经营分散、产销衔接不力、加工贮藏滞后等，造成木本粮油增产不增收，规模效益低。罗山是河南省板栗主产区，但是该县板栗贮藏加工能力不足总产量的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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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大河网2013年9月报道，信阳板栗丰产栗农增收不高愁销路，表明产销衔接不力。济源市所产核桃90%以上由外地客商购买，本地只是进行去皮、烘干等粗加工，附加值低。三是科技保障能力不强。木本粮油研发科技力量薄弱，栽培的良种化、标准化水平不高。本土优良木本粮油树种繁育滞后，栽植的品种混杂，主栽品种不突出，低产林面积较大，核桃盛果期亩均产量只有全国示范基地丰产标准亩产的59.8%。

三、提高木本粮油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

因地制宜、遵循规律，大规模发展木本粮油，不仅能减轻粮食（油料）安全对耕地的依赖程度，而且可以提高粮油综合生产力、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能力，对于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全面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提高木本粮油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如下。

1、转变思想观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一是要转变思想观念，树立大粮油思维。木本粮油是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结合最为紧密的产业，是富有活力、前景广阔的绿色富民产业。因此，河南省应正确判断粮食安全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认识发展木本粮油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障粮油安全中的重大作用，切实把发展木本粮油作为推进中原经济区“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事关大局、事关长远的一件民生大事、要事来抓。二是要区别不同情况，落实目标责任。发展木本粮油是合理利用土地、维护粮油安全的战略选择，是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兴林富民的有效途径，是优化膳食结构、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的现实需要。山区、沙区发展木本粮油应与传统的粮食生产一并落实工作责任，增强工作推进的合力。三是建立木本粮油生产激励机制，加大督查考核力度。对木本粮油发展快的县（市、区）及贡献突出的单位、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实现优势特色产品供给持续增加，木本粮油产业综合实力、富民增收效果和粮油安全支撑能力明显增强。

2、科学规划布局

木本粮油已作为林业十大支柱产业的主要内容列入了《全国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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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2013—2020年）》十项重大行动之一。河南省应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2009—2020年）》结合《中原经济区规划》、《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提升工程规划（2013—2017年）》，制定木本油料产业专项规划，并与河南省土地利用规划、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相衔接，处理好规模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生态与经济、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关系，提高规划布局的协调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避免规划决策失误，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坚持统筹兼顾、市场导向、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资源，科学编制木本粮油发展规划，合理布局商品生产加工基地，逐步淘汰非适生区树种、品种，使木本粮油生产向适宜区集中；参照《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建设一批优质高效的木本粮油商品生产基地，完善基础设施，在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以及黄泛区故道区，建成具有较大规模、较高效益的木本粮油示范基地、产业集聚区。

3、完善扶持政策

木本粮油生产季节性、区域性强，受自然、市场等因素影响较大，目前各地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迫切需要从实际出发，完善政策措施，积极扶持引导。一是要增加资金投入。各级财政应视财力状况把木本粮油生产列入支出预算并与农业投入统筹兼顾、同步增长，主产区应探索设立木本粮油发展专项资金，同时增加信贷支持。发挥政府职能作用，按照“统筹规划、相对集中、渠道不乱、各计其功”的原则，把涉农资金整合一部分用于木本粮油生产。木本粮油生产应同样享受粮食生产良种、农机具等补贴政策。二是要完善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发挥科技进步对木本粮油生产的支撑作用，采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围绕科技“最后一公里”，改革创新，组建技术服务网络，利用多层次、多形式加大林农的丰产技术培训；提高林业科技人员科研攻关的积极性，增强技术服务的针对性，并集中技术力量和经费解决新品种培育、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难题。加强有害生物防控、科技推广、质量监测以及良种繁育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支撑服务能力。三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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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生产经营保险制度。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建立便捷规范的木本粮油保险制度，提高生产经营的抗风险能力。

4、推进规模经营

适度规模经营符合木本粮油产业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提高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水平，提高经济效益及生态效益。一是积极培育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是增强木本粮油发展活力的客观要求。应完善“专项资金”、“投资奖励”、“金融服务”、“以奖代补”等扶持激励措施，建设木本粮油示范基地，发挥其示范辐射和典型带动作用，调动农民等经营主体发展木本粮油的积极性。二是提高木本粮油产业化程度。针对木本粮油生产较分散的现状，要深化林权制度改革，推进林地依法合理流转；加大对木本粮油生产经营合作组织的支持力度，着力培育信阳油茶、板栗，三门峡、济源、登封核桃以及新郑、内黄和镇平大枣等木本粮油龙头企业；大力支持省级和跨区域、辐射带动功能大的大枣、油茶、板栗、核桃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产销联合体，引导其建立形式多样的专业合作、股份合作及行业协会，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等生产经营模式，加强市场预测分析，搞好贮藏加工，适时为经营主体提供生产、销售信息，化解市场风险，增强其发展能力，实现木本粮油增产增收，在发展区域经济、增进民生福祉中发挥更大作用。

（注：项目来源：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部分内容（编号：122400420035）。）

【参考文献】

[1] 赵树丛：木本粮油产业关乎国家安全[N].学习时报，2011-12-26.[2] 张永利：扎实推进经济林产业持续健康发展[N].中国绿色时报，2013-09-09.[3] 国家林业局：发展现代林业促进绿色增长[M].中国林业出版社，2011.[4] 杨朝兴：推进木本粮油产业化构建粮食安全新格局[J].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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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2013（5）.（责任编辑：张琼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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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文化研究视角下的大学文化

文化研究视角下的大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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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大学学报作者：李 莉 彭世文字数：2867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摘要]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运用近年来中、西文化研究的有关范式，从文化堕距、文化分层、文化选择、文化形态、文化自觉等方面对大学文化进行剖析，指出大学文化是高层次文化，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书卷气息与大众习俗的统一，是个性与共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大学文化带有继承性、创新性、综合性、科学性和先导性等特点。走学文化的灵魂是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的主要表征是学生的文化素质、教师的文化修养和学校的文化品位。

[关键词]大学文化；文化研究；文化选择；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5－0123－0

4文化研究无疑是当今人文社科领域中一门显学，是当代知识生活中最令人感到兴奋的领域，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突出的现实参与意识、尖锐的社会批判精神，使其在学术界日益成为一种被人广泛运用的有效分析手段乃至时髦话语。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的成果及理论范式的不断引介，国内一些理论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见解，国内教育理论界也兴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热潮，特别是用文化研究的有关范式研究大学文化更是一个热点。

文化是一个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也是大学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即文化。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以文化人的过程。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大学传统、大学精神，实际上是大学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所谓校训，不过是一个大学对其文化传统、文化精神的理性抽象和认同；所谓校风，不过是一个大学对其传统、精神、校训的文化自觉和习惯。不同的传统、精神，不同的校训、校风，是大学展示的“文化名片”，大学绵延的“文化基因”，使它构成了学生思想和行为的不同“文化模式”。

(一)关于文化和文化研究

“文化”的概念历来模糊而不确定，千差万别。克鲁伯(A·L·Krober)与克拉孔(Clyde Kluckhohn)曾检讨了一百六十多个关于“文化”的界说，认为文化是一种成套的行为系统，其核心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这种看法“同时注意到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因此在社会科学家之间获得广泛的流行”。与“文化”的多义性一致，“文化研究”不能顾名思义地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安德鲁·爱德加、彼德·塞德威克认为文化研究有两种定义，一是泛指对文化的多个方面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它等同于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和文学批判等学科的学者对文化进行多种理解和分析；二是特指一个独特的学术领域。

“文化研究”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文化研究”是对于“文化”的研究，是运用各种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种志等各种分析手段对某种文化现象的理解与解释，这是一种较

为传统、宽泛或广义的理解，人们从文化的视野研究文学以及其它社会问题，文化研究提供阐释的参照背景。其二，“文化研究”是通过文学或其它社会问题来研究文化，前者充当了后者的注脚，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构以及新的结构性压迫的形成，致力于考量它们与文化经济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化研究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一种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因而我们可以把“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分析的立场、策略甚至技术手段，它表明一种参与的、批判的、实践的态度，为我们研究提供一种独特的分析框架与运思理路，简言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指导。

在当前大学文化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大学文化视为某种具有超越独立品性与普遍永恒价值的事物，而没有把这种文化放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来加以剖析。如果把大学文化视为一种具有特定时空规定的社会结构的话，“大学文化研究”首先是关于“大学文化”这一局域性的、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作为研究对象的大学文化研究”；其次，它可以是关于“大学文化”的文化研究，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作为研究策略的大学文化研究”。因为研究立场与视角的选择，意味着迥异的研究对象、运思理路乃至研究进路。大学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以大学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而更应是一种以大学文化为契入点、对我们所处时代与社会作出深刻理解与剖析的研究。大学文化不再是大学围墙内的单一文本，而成为社会系统中一个重要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一方面，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微缩景观；另一方面，大学由于其自身对于某些价值理念的坚守与传承，也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传承优秀文化、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

(二)文化堕距理论：大学文化应引导社会先进文化

文化堕距，又称“文化滞后”或“文化落后”，指在社会变迁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认为，社会变迁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文化变迁过程中，构成文化各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是不一致的。当文化各部分之间出现了较大差距或错位时，就形成了“文化堕距”。当一个社会的文化变迁时，总是制度首先变迁或变迁较快，其次是风俗、文化的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的变迁。文化变化速度的差距引起了文化失调，进而造成了社会问题。现代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于道德观念不能与技术发展相适应而引起的。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急剧变迁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关系紊乱和社会行为无序，必将产生文化堕距，也势必影响到大学文化中。以迪尔凯姆和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有着自身结构的有机整体，社会各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一旦社会结构中的任何部分出现了功能失调，都将使大学的文化环境受到破坏，影响到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

从这一理论出发，“文化堕距”对大学文化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大学文化应是属于变迁较快的一方，也就是说，应引领社会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创新文化；另一方面，由于与社会其它部分出现的“文化差距”，必然使得体现文化重要载体——师生员工的文化素质受到挑战，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影响大学生的成长。目前大学生中出现的一些关于道德滑坡、价值移位、信仰迷茫等现象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大学不仅有弘扬、传播先进文化的责任，更担负着创造新思想、新文化并以之来辐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大学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保持与社会生活的适当距离，对社会需求作出理性审视，并为社会文化进行价值定向。它不断的制造“文化堕距”，同时也在不断的修复“文化堕距”，使其达到动态的平衡。

(三)文化分层理论：大学文化是“大文化”与“文

化多元”的统一

西方关于文化的主流研究基本认为：首先，文化是由某一群体共享的因素构成的；其次，文化是组织成员行为的解释框架；第三，文化既是所有成员共享的，但是不同群体的文化具有典型性。当代著名文化研究专家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曾把文化界定为“是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区别于其它群体成员的集体性的精神规划”。这些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多数时候认为文化是潜意识的，它体现的是一个特定组织的共同价值观。

从种种关于文化的表述中，我们还发现研究者倾向于文化是分层的。如文化分层的“冰山模型”(Iceberg Mode)把文化分为外显、内显两层：一层是可以看得见的“典型”层次，包括行为规范和技术制品；另一层是看不见的共同“核心”层次，主要指价值观等。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洋葱模型”则把某一民族的文化比喻成为一个洋葱：最外表的一层称象征物(symbols)，如服装、语言、建筑等等。第二层是英雄人物性格(Heroes)，在一种文化里，人们所崇拜英雄的性格也就多少代表了该文化里大多数人的性格，因此了解英雄的性格，很大程度上也就了解了英雄所在的文化的民族性格。第三层是礼仪(Ritu-als)，礼仪是每种文化对人和自然独特的表示方式。最里面一层是价值观(Values)，这是文化中最深邃最难理解的部分，也是文化的基石，我们每天都在其中，可又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思宾塞－澳蒂提出的分层在“洋葱模型”中显得更符合逻辑。她把基本假定和价值观放在了同一个层次，作为民族文化的内部核心层，包括信仰、态度和习俗；它影响着外面的“体制和制度”层；再接着外面的一层是“仪式和行为”、“人工制品和产品”。前者代表人的行为模式，后者代表非行为模式。该模型与“冰山模型”相比，更易被学界接受：第一，文化分层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第二，对价值观进行了细化和分解，因而把价值观表述得更加精确。对于大学文化研究来说，“洋葱”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对文化不同维度内容的分析，针对某一文化群体搜集资料，并对该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所谓静态描述。其次，可以根据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界线分明或者单向影响的就内部因素之间如何互动来考察某个特定大学文化形成的过程，并且进行一定的动态分析。按照这种理论，一个没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大学，可以尝试利用制作标志等“人工制品”来塑造大学成员的态度和规范，可以通过启动礼仪和仪式系统来影响制度文化的改变等。一个具有一定文化传统的大学则可以通过启动外围层次——“人工制品”、“礼仪”与“行为”或“体制”与“制度”——影响或引导新的价值观的形成与塑造。借助文化分层理论，我们更好地理解“大学文化”与其元文化(例如社会文化，先进文化等)或者与亚文化(例如院系文化、不同类别不同层次大学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与非文化因素(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的理论。文化分层理论认为，“文化”是由多种“小文化现象”构成的集合体，考察一种文化不能忽视大、小文化之间的联系。法国人类学家莱韦·斯特劳斯认为，如果缺乏“大文化”(culture)的参照背景，就无法理解各种“小文化”(cultures)，不同的“小文化”以“大文化”作为参照对自己的特定模式给予阐释。文化不是多种文化属性的总和与累加，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诸多因素共同构建的集合体。在大学文化研究中，我们要树立一种“大文化”概念，以便更好地解释一些文化现象，包括大学办学理念、价值取向、决策方式、管理风格、成员交往方式、校风、校训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原因、功能和作用。

文化分层理论认为，文化是被组织成员共享的，但是它强调了文化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解释功能，也指出文化处于人性与人格之间，是不能被遗传和继承的，尽管组织成员享有共同的文化，而表达自己的文化都要经受个体人格的调控。因此，在大学文化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对于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理解。

(四)文化形态学理论：大学文化的“挑战与应战”

文化形态的理论源于摩尔根、黑格尔、斯宾格勒以及汤因比等创建与发展的文化形态学理论。这是一种关于研究人类社会总体以及不同区域文化形态差异的理论，其理论本质在于以文化哲学以及文化比较的话语揭示人类社会总体或不同区域人类的生存方式与发展规律。汤因比认为“挑战——迎战”是考察人类社会文化形态演变应遵循的基本法则。斯宾格勒认为文化形态学的方法就是“把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系”予以考察和比较的方法。文化形态学理论既可以揭示某个文化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从理论上反映创造其在文化形态的相应人类群体当下呈现的生存方式及其可能的优化、发展途径。解读大学文化的内涵，可知大学文化内部呈现的各种形式连同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约束促动的形态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中一个具体的、生动的、特殊的、微观层面上的文化形态，并从本质上反映大学的生存方式、竞争方式。在世界高等教育已经步入以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为基本语境的无边界时代，遵循“挑战——应战”的基本法则，采取文化形态学的方法研究大学文化，其本质就是要以深刻的根源性的方式重构大学的生存方式和竞争方式，增强大学的生存力和竞争力，实现以人文价值为主导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相统一的教育文化回归，最终实现大学的社会目的和人类自身发展的终极目的。

(五)文化选择理论：大学文化在文化批判中前行

文化选择是人们在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对文化发展多种可能性进行的选择，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调节和适应机制。通过文化选择，人类文化得以进化。大学作为文化传承、传播与创造的机构，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进行着文化选择。大学具有文化属性，它通过文化的继承、传播与创造，促进受教育者的社会化、个性化、文明化，从而成为健全的人，完善的人。按照潘懋元先生的观点，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是文化功能，即文化传递、文化选择与文化创造。要实现大学的文化功能，必然要进行文化选择。蒋梦麟认为大学有三股势力：校长、教授和学生。这些人是大学的主体，也是大学文化选择的主体。大学的管理者(以大学校长为代表)对于大学文化的选择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在文化选择中主要体现在：建立和规范大学价值体系与确立大学理念；增强学校凝聚力，进而强化师生对大学所选择文化的认同；通过硬件和软件建设，增厚学校文化底蕴，丰富学校文化内涵；在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充当协调人；等等。大学教师(以教授为代表)是大学教育和科研活动的主体，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最终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教师。其在文化选择中的作用体现在：规定、维护大学文化选择价值标准，创建、培育学科文

化，承担、实施学校文化选择，引导学生文化；等等。学生作为大学教育活动中的另一个主体也对文化选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学校选择的文化进行再选择；不断将新的文化因素引进校园，甚至出现“文化反哺”现象，改变学校文化面貌；进而使大学对已选定的文化进行再选择，不断丰富大学文化的内涵；其所形成的青年亚文化对大学文化选择具有较大冲击，而青年亚文化所特有的反叛性对大学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可以产生正向作用，也可以产生破坏性的负作用。

大学文化选择首先表现在以文化批判为文化选择的推进机制，大学的文化选择总是紧随着文化批判而展开，同时具有较强的动态性与文化更新机制，并带有双向选择的特点。对于社会来说，大学文化选择一方面可以推进文化的进化，另一方面则规范社会价值体系，成为“社会良心”。对于大学的发展与大学教育自身而言，大学文化选择既可以对受教育者进行文化模塑，提高个体的文化选择力，也将促进大学文化创造，孕育发生大学文化精神。

(六)文化自觉理论：大学文化必须实现文化创新

“文化自觉”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所反复倡导的一个理念。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第二，要自觉到传统文化是在过去的条件下形成的，要使它有益于今天，就必须进行新的现代诠释，使其得到更新和发展；第三，要自觉到我们今天是作为全球的一员而存在，已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个体，因此还要审时度势，了解世界文化语境，参与世界文化的重组，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化新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是对自己文化的全面的自觉。

“文化自觉”观点对于研究大学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当今是一个创新的时代，由此也引发出一个文化转型时代的到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各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尤使大学人的“文化自觉”显得日益紧迫而重要。提出“文化自觉”不是要助长文化自大狂，而恰恰是反对文化浮躁，反对文化作秀。

作为文化传承、创新的中心，大学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精神。大学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化选择的自觉与文化的创新。在文化选择的基础上，通过继承借鉴与综合创新，传播、引导先进文化：以“大学人”的责任自觉担负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存、清理、批判、传播；把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思考社会文化的整体构建，利用不同学科团队共同担负起社会文化系统的预测、修复、综合、完善；认真做好外来文化的鉴别、选择工作。可见，大学的“文化自觉”根本在于文化创新，使大学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己的文化，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为社会改革和创新提供动力和支持。

第三篇：关于全球疫情下的粮食安全工作研究

关于全球疫情下的粮食安全工作研究

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开启“十四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问题，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进入新时代以来，粮食安全的国内外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粮食安全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尤其是当前处于百年变局，我们一定要有底线思维，必须自力更生，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

一、粮食安全工作的时代背景和国内外形势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3月以来，全球粮食市场出现剧烈波动，10多个主要粮食出口国一度禁止或部分限制本国粮食出口。因疫情引发的不稳定的物流港口运输，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粮食安全所遭遇的挑战。就国际来说，全球疫情、虫灾、水灾等多重负面因素叠加，全球粮食安全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今年全球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数量可能由XX亿增至XX亿；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也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会对全球粮食市场产生“历史性冲击”。这表明粮食安全在眼下是世界性的重大课题。

就国内而言，尽管我国自2004年以来，粮食实现了“十七连增”。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国内食品供应也保持了良好的运转，但“中国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的态势还将持续。而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还在增加，特别是主要粮食进口品种大豆等作物面临“市场”和“政治”双重风险，使得我国粮食供求关系持续承压。

“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疫情影响多次强调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深刻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如此严重，但我国社会始终保持稳定，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稳定供给功不可没。”2020年4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包括“保粮食能源安全”在内的“六保”要求。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特别强调，“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并对强化“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考核，加强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和监管等提出明确要求。在吉林考察调研时再次强调“我十分关心粮食生产和安全”，也在全国范围内作出了“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重要批示，更加反映出节约粮食的紧迫性，没有商量余地。

2022年3月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农田只能用来发展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绝不能弄虚作假，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耕地保护责任，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要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创新链建设为抓手推动我国种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粮食安全正面临多重挑战：资源与环境约束，耕地保护形势严峻，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面临挑战。×年末全国耕地面积20.23亿亩，人均耕地面积1.46亩，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水资源短缺，干旱威胁严重。我国是严重缺水的国家，2018年，我国每人每年的水资源量是1972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水污染、土壤污染影响粮食的有效供给能力。粮食需求刚性增长，人口基数大，根据国务院《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5亿左右，按照人均年消费粮食500千克（广义粮食消费量）计算，中国年需生产粮食7.25亿吨；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8年5月发布的《2018年版世界城镇化展望》，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总量将增加25亿，其中中国将增加2.55亿。这意味着我国将有2.55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从粮食的生产者变成粮食的消费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善，饲料用粮需求越来越大；粮食产业经济的发展，粮食的工业用途不断扩展，生物能源、燃料乙醇、化工产品等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增加。粮食能源化、金融化趋势增加了全球粮食供求的不稳定性和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复杂性，加剧了粮价波动，使得新时代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外部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二、粮食安全工作“五力”模型的提出与指导思想

面对波谲云诡、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及新冠疫情肆虐的局势，我国粮食安全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何防范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为此，笔者通过回顾从古至今中国粮食安全，从农田到餐桌的大写照，从国内到国际的大观察，从战略到路径的大梳理，从理论到实践的大总结，用历史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将粮食安全置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和全球粮食安全视野之中，对中国粮食安全进行系统性的新思考，并提出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五力”模型，即资源支撑力：粮食安全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统筹推进；农业生产力：粮食安全与工业化及三农问题相互驱动；改革创新力：粮食安全与市场改革协调一致；国家调控力：粮食安全与宏观调控相互支撑；国际竞争力：粮食安全与国际话语权共同提升（以下简称“五力”）。“五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产生协同效应，实现保障粮食安全与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共赢。

中国粮食安全“五力”，是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调整必备的五种关键力量，其本质就是把握好国民经济发展中与粮食安全相关的五个关键要素，并协调好其关系。特别是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工业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这是与“三农”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粮食安全与“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因此，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应与“三农”问题统筹考虑，相互协调。

“五力”模型运行系统坚持以下五个指导思想：

（一）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

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国家总体安全观，谋求的是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回应的正是当下错综复杂的各类安全挑战。粮食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观重要内容和基础，如果没有粮食安全做保障，国家总体安全观必然缺乏有力支撑。粮食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基础，通过稳步提升粮食生产能力、调动粮食种植积极性、创新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制度、健全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全面建立粮食科技创新体系、着力强化依法管理合规经营等手段，来确保粮食安全，进而保障国家总体安全。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谨记民以食为天的训诫，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把握三个要点：一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对粮食要求越来越高，要适应消费升级的转变；二是要保障低收入阶层的购买能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中，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吃饭问题；三是保障种粮农民收益，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三）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新发展理念就是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用全新的思维看待和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根本指针。为此，以创新作为中国粮食安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以协调作为建立全方位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的内在要求，以绿色作为建立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基本形态，以开放助推中国特色粮食安全道路行稳致远，以共享作为惠及粮食安全福祉的终极关怀。

（四）坚持尊重客观规律

规律是事物本质必然的联系。尊重客观规律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必然要求。粮食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粮食受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历史规律以及人们心理规律等规律体系的影响，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复杂的规律体系。为此，首先提高认识规律的自觉性和科学性，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其次增强运用规律的能力，提高工作本领；最后立足本国国情、粮情，转变工作作风，克服工作中的主观性和盲目性，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五）坚持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就是明确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调整社会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其最新的理论形式。粮食安全保障系统的构建是站在统筹的高度，希望通过长期的努力，使粮食问题能够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粮食安全保障系统必须要遵循全面、协调、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切实抓好粮食生产、加工、流通、储备等各个环节，寻求粮食保障系统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的综合效益。

三、“五力”模型的基本原则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五力”模型运行系统遵循四个原则，即：整体性原则、相关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和动态性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五力”统一于一个有机的总体和共同的目标之中，既有所区别，重点各异，又相互联系，合作分工，集中表现为基础保障支撑能力，共同服务中国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粮食安全系统是粮食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相互联系、作用、交织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任何社会和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粮食安全系统中进行的。“五力”既是粮食安全系统的组成部分，也是其安全运行的保障力。

（二）相关性原则

涉粮问题中的粮食数量、粮食质量、粮食流通及其与社会、经济之间关系的耦合，构成一个更为复杂的大系统。既是粮食系统和人造系统结合的复合系统，也包括人的意识及其活动，涉及到经济、政治、人口、科教、生态环境等等。发挥“五力”的协同作用和互补作用，通过串联、并联，产生耦合效应和合力效应，达到相得益彰、互惠互利、共生共存、双赢共赢的效果。

（三）有序性原则

有序性是任何系统普遍存在的现象和特征。系统的有序度关系到系统的动态变化（“五力”协同作用变化）和系统进化或退化的发展。根据中国粮食安全的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不同环节、不同对象、不同时期，“五力”所发挥作用的先后、大小、尺度存在一定的优先次排序。

（四）动态性原则

“五力”模型运行系统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运用运动和发展的眼光和思维看待事物的变化，在运用“五力”模型进行预测和决策时，加入权变和动态的方法，及时调适和纠偏，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在“五力”模型运行系统中，平衡是相对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在“五力”的相互作用影响下，系统不断由不平衡走向平衡，再从平衡走向不平衡，从而形成系统的发展变化规律。只有掌握了系统的发展规律，才能预见其将来的发展趋势，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四、“五力”模型的运行特点

（一）系统性

一般而言，粮食安全系统本就是人与粮食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它是以粮食为载体，由粮食资源、社会、经济等子系统构成的。“五力”模型构建的粮食安全系统也具备这一特性。“五力”既自成系统，又相互作用紧密联系；既是粮食安全系统的组成部分，又通过各自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组成了粮食安全系统；既有内生变量循环（资源支撑力－土地、农业生产力–劳动力、改革创新力－技术、国家调控力－市场），又有外部环境影响（国际竞争力）。可以说“五力”模型构建的粮食安全系统涵盖了自下向上、局部到整体、由内到外、从上至下、整体到局部、外部到内生等各项影响因素的“内外循环”活动轨迹。

（二）复合性

“五力”模型构建的粮食安全系统复合性体现在两点：一是作用力的复合。“五力”模型构建的粮食安全系统是由资源支撑力、农业生产力、改革创新力、国家调控力、国际竞争力等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系统。资源支撑力和农业生产力是从土地、人力与技术角度解决如何实现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的问题，从而实现粮食安全；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离不开改革创新力，市场改革创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动力源泉，提升改革创新力与市场化改革协调一致进行；市场是粮食安全的基础，而国家宏观调控则是市场配制粮食资源的前提条件，每一种力在各自的系统中发挥着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影响。故而“五力”模型构建的粮食安全系统中有五种协同力同时发挥作用。二是效应的复合。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在整体上具有其组成部分所没有的性质，这就是系统的整体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1＋1＞2。因为资源支撑力、农业生产力、改革创新力、国家调控力、国际竞争力互相关联，一方变化联动各方，一种协同力的作用会助力其他协同力产生的效应，“五力”相互作用产生的协同效应大于各自运行产生的效应。

（三）辩证性

“五力”模型构建的粮食安全系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状态，是一个辩证性范畴。粮食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首先粮食是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特征；其次粮食的有限性，作为一种短缺资源，无法满足人们对质与量两个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最后粮食资源系统具有整体性，粮食系统内部各环节之间和粮食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系统，如果某一系统结构或环节发生变化，将会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变化，从而产生粮食安全问题。关于粮食安全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看来，矛盾存在于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事物的发展也都是相关联的。列宁指出，“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五力”涉及到粮食生产、流通、交易、消费和储藏等方方面面，相互之间既关系紧密又与社会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不可单一衡量，应尊重粮食安全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粮食生产的自然规律、粮食交换和流通的市场规律，粮食分配的社会规律，辩证系统地看待“五力”保障粮食安全问题。

（四）适用性

“五力”模型构建的粮食安全系统具有现实适用性。系统科学是从事物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以及层次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五力”模型遵循系统科学，通过改变系统组成部分或调整组成部分之间、层次结构之间以及与系统环境之间的关联，使它们相互协调，这样的系统才能具有我们满意的最好的功能，这就是系统控制、干预和组织管理的内涵，也是控制工程、系统工程所要实现的目标结合。研究方法上，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将方法体系与实践方式相结合，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而且对资源支撑力、农业生产力、改革创新力、国家调控力、国际竞争力的辩证思考本身就是基于在市场应用中不断发展试验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战略调整，从实践中总结理论，再应用到实践中去。

五、“五力”模型基本内涵与中储粮实践

（一）资源支撑力：粮食安全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统筹推进

资源支撑力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特定或全部自然条件的支撑和支持能力。资源支撑力是“五力”模型的基石，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前提。

“藏粮于地”，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粮食生产的载体。这里所言的资源主要指农业用地。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为了解决温饱、增加粮食产量，我国在资源环境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基于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土地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利用。在目前国内农业综合生产效能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应该对以往过度消耗的资源给予补偿，让耕地、草原、湖泊得以休养生息，以备未来不时之需，具体包括守住耕地红线、持续提高耕地质量、重视水土资源的匹配、加大土壤环境治理力度等。必要的粮食面积如何保障，种粮收益和农民收入如何保护，都是关系粮食安全的大问题。可见，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调整，必须打造资源支撑力，注重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统筹推进。

建国后，通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集体经济组织和国营农场，实行了大规模的农业集体经营。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形式。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土地产权政策”。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了稳定承包权和放活经营权的土地流转机制。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了“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2015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土地流转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是发展现代化农业方向和必由之路，也是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本次改革在平台和载体上的创新主要体现为“三区、三园、一体”。在中国，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基本政策目标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土地可持续利用战略重点是改造中低产田；大力加强商品粮食基地建设；开辟新的饲料基地；充分利用我国光热资源优势，以缓解耕地供应日益趋紧的矛盾；搞好环境保护；实施以技术替代资源的战略。

（二）农业生产力：粮食安全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相互驱动

农业生产力是指利用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以人工培育方式来获得产品的产业创造财富实现增值的能力。农业生产力是“五力”模型的主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

“藏粮于民”，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三化”协同关键在于，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保护好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进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进一步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农民的主体地位，着力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民增收，激活粮食生产主体增产提质增效的内源活力，确保我国粮食供给的可持续安全。

“三农”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调整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而保障粮食安全与增加农民收入的关系，客观上存在着对立与矛盾。如何在实现粮食安全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在两者的矛盾对立中寻求统一，在统一中化解对立与矛盾，从而实现保障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双赢，是农业发展新阶段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2004年以后，国家全面开放粮食市场，取消农业税，实行种粮直补，启动粮食政策性收购，着力解决农民增收难、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中储粮作为政策性粮食收储执行主体，先后承担起最低收购价和临储收购政策执行主体职责，通过充分发挥三级联动、上下一盘棋统一调度的垂直管理体制优势，以及运转灵活的体系优势和存储实力优势，忠实履行了“维护农民利益、维护粮食市场稳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宗旨。十六年来累计收购政策性粮食9.8亿吨，加上储备粮轮换等市场化收购，直接付给农民售粮款2万亿元，带动农民增收近2000亿元，对粮食连年增产起到了重要保障和促进作用。除政策性粮食收购外，中储粮还采用市场化手段每年面向农民直接收购一定数量的中央储备轮换粮，对引领带动多元主体入市收购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筑牢粮食安全基础、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总之，面对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调整，应该不断夯实农业生产力，并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形成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关系。

（三）改革创新力：粮食安全与市场化改革协调一致

改革创新力是指通过新思维、新发明和新创造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从而有助于发展并取得效益和效果的能力。改革创新力是“五力”模型的内在引擎，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驱动力。

“藏粮于市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根本基础。以市场为基础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明智的选择。然而，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面临一系列的挑战，无论是价格与市场体系的培育，还是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补贴制度的改革面临的风险和压力都是难以避免的，都将对粮食安全体系产生直接影响。更好发挥市场在粮食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不断完善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政策环境，深化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培育粮食市场主体，完善粮食市场体系。

2000年，国务院批复中储粮总公司组建运行，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经营管理，执行国家下达的粮食宏观调控任务，组建中储粮公司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中央储备粮经营管理体制的重大举措。自×年，中储粮根据国家指令，实行“始终在市、均衡收购”，促进了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和国内粮食市场化改革顺利推进。20年来，中储粮坚持以落实“两个确保”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导向，积极推进储备粮管理手段和轮换购销办法改革创新，努力提高安全储粮和储备粮推陈储新的能力。围绕提高中央储备粮系统化、标准化管理水平，中储粮持续推进粮食仓储管理标准升级工作，从公司成立之初提出“一符三专四落实”粮食仓储管理要求，到全面开展“四无粮仓、四无油罐”建设，到仓储管理标准化“四单”生产作业全流程控制，再到当前持续开展的“标准仓、规范库”建设，以及更高层次的“标杆库”建设，涵盖了粮食仓储环境、设施、人员、产品、生产、管理等全方面的标准化体系建设，实现了中央储备粮仓储管理标准化由单一环节向全流程管控延伸，由单一方面向全领域迈进的转型升级，实现了粮食仓储管理水平、管理手段、管理技术递进式上升，打造了升级版的“两个确保”管理体系。围绕粮食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依据我国不同地区生态储粮环境和粮食品种特征，在全国科学划分七类生态储粮区域，制定不同区域、不同仓型、不同品种粮食的水分标准、脂肪酸值等重要储粮控制指标体系，因地制宜实施库存粮食水分、温度技术控制，实现对粮食质量的精细化管控。为确保实现储备粮管理等核心业务目标和公司重大发展战略，引进现代战略预算保障机制，通过实施“战略引领＋预算保障”管理模式，把储备粮管理各项目标提升到公司战略层面，并与投资和资金预算结合起来，实现战略引领预算、预算保障战略，确保企业核心任务和重大战略目标的达成。通过管理手段和管理模式的持续创新，使垂直体系系统化、标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有效提升了中央储备粮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同时，中储粮与时俱进推进轮换模式的改革创新。伴随着垂直体系的建立，在国家有关部门指导下，建立了中央储备粮常态化轮换机制，通过市场化、企业化的轮换运营模式，出色地完成了历年中央储备粮轮换计划，实现了中央储备粮常储常新。为解决垂直体系组建初期以库为单位分散轮换效率低下问题，坚持不懈探索集团化轮换机制改革，先后尝试过由分公司部分直属库共同出资组建经贸公司，实行区域性集中轮换；实行事业部制改革，分公司成立轮换购销中心，实行“五统一”轮换购销机制，提高了轮换购销效益；建立专业化子公司，按储备粮品种实行全国性轮换经营，实现了从分散轮换到集约化经营的历史性跨越。

“藏粮于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后，科技在我国农业和粮食发展中的作用非常显著，科技贡献率越来越高。从长远看，科技在保障粮食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凸显，科技创新的作用将日益突出。因此，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调整注重提升改革创新力，并与市场化改革协调一致，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具体体现。中国是粮食储藏大国，我国始终高度重视储粮科技的革新和创新。中储粮

利用绿色、高效、安全、节能的储粮技术，围绕影响储粮生态系统的温度、湿度、气体成分、杂质和微生物等因素不断探索应用各项新型储粮措施，确保粮油质量良好，为消费者提供绿色粮源，实现中央储备粮管理方式的根本变革。中储粮公司系统已经建立起分生态区域、分储粮品种的粮油储藏技术体系，中央储备粮科技储粮覆盖率近90％。2004年开始全面推广粮情检测、机械通风、环流熏蒸、谷物冷却的“四合一”储粮技术，全系统综合应用率达到100％，解决了高大平房仓、浅圆仓、立筒仓和大型储油罐储粮难题，显著提高了对储粮生态系统的综合调节能力，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储粮打造北粮南运的现代化粮食物流体系，最高峰时年调运量达能够到1321万吨，保障国家急需时调得动、用得上；中储粮积极运用绿色储粮技术、信息化技术、智能化技术，实现中央储备粮管理方式的根本变革，推进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通了从预约到收购直至结算的全链条，让农民真正交上了“明白粮”“放心粮”“舒心粮”。到目前为止，中储粮的仓储网络和“触角”已经覆盖全国90％的地级城市和粮食主产区95％的主产县，具备了亿吨级粮油仓储能力；仓储技术研发应用行业领先，绿色储粮技术应用率达到98％；物流网络打通南北、连接东西，建立起了大规模、大范围中转和装卸的能力与实力。

（四）国家调控力：粮食安全与宏观调控相互支撑

国家调控力是政府对某一领域或方面进行的调节与控制，保证经济或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相互平衡的能力。国家调控力是“五力”模型的中流砥柱，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稳定器”与“压舱石”。

“藏粮于国”。粮食安全是有特殊自然属性的公共物品，保障粮食安全是各国政府的职责和义务。我国自古就非常重视粮食安全和粮食储备，并积累了宝贵经验。市场是粮食安全的基础，而宏观调控则是市场配制粮食资源的前提条件。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影响，人们容易把宏观调控等同于行政手段，特别是粮食领域是计划经济影响较深的部门之一，如何搞好宏观调控更是没有经验可循。中国虽然建立了粮食储备制度和进出口调节制度，但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如何进一步加强国家调控力，保障粮食安全显得十分紧迫，与此同时，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将为国家宏观调控、保证粮食市场供应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市场稳定问题，中储粮作为国家调控粮食市场的重要载体，始终秉持忠诚责任担当理念，坚定执行宏观调控指令，高效完成了各项宏观调控任务。在国内粮食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国际粮食市场周期性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粮食市场“蓄水池”“稳定器”作用，努力维护粮食市场基本稳定，使我国成为全球粮食市场的“安全岛”。自组建以来，中储粮始终以服务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为天职，以实现“两个确保”、管好“大国粮仓”为己任，牢牢抓住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机遇，坚守公益类企业的根本属性，顺时谋势，锐意探索，形成了与国家粮食安全大战略相衔接的企业发展战略，确保企业改革发展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新时代中储粮工作“四个坚持”新要求，即：坚持政治建设为要，毫不动摇地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坚持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作为企业的“根”和“魂”，坚决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中储粮贯彻执行，始终成为党和国家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领域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坚持主责主业为本，坚守中储粮公益类企业定位，坚定不移履行主责，心无旁骛做好主业，做好中央储备粮棉油的经营管理、当好政策性粮食收储执行主体、落实好国家下达的重点专项调控任务；坚持防范风险为基，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健全完善风险防控制度体系，持续强化监督检查，防范化解中央事权粮棉油管理领域面临的各类风险；坚持高质量发展为重，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创新驱动，持续深化改革，实施人才强企，打造中储粮金字招牌和铁军队伍，锤炼“忠诚、责任、担当”的企业品格，让“为国储粮、储粮报国”成为中储粮人的价值追求，引领中储粮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个坚持”是对中储粮二十年实践经验的深入总结，将作为中储粮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从而不断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努力在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中发挥好顶梁柱作用，努力在服务国家粮食安全的伟大事业中，做“大国粮仓”的守护者、管理转型升级的示范者、储粮科技创新的引领者，把中储粮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五）国际竞争力：粮食安全与国际话语权共同提升

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产品或服务在国际市场的生产、交换、分配、流通能力。国际竞争力是“五力”模型的外部支撑，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坚强利器。

立足国内，面向国际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为此，必须深入融合参与全球粮食产业链构建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必须加强多边关系维护、维护世界粮食安全并展示大国责任形象，努力争取国际话语权。

面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的国际形势，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中国粮食主动求变的有效手段，更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尤其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包括俄罗斯、埃及、越南、印度、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在内的多个国家宣布或启动了部分粮食出口限制的举措。中国粮食必须对内夯实内功，提高核心竞争力，优化粮食全产业链，对外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步伐，建立全方位、宽领域、高水平的新型粮食经贸合作关系，牢牢掌握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因此，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调整，必然要站在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高度来统筹兼顾各类矛盾、各种关系，以强大的“协同力”提升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并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储粮的目标，就是要持续地做优做强，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领域提升影响力，增强国家国际话语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重器”。二十年来，中储粮始终把锻造软硬实力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逻辑起点，无论是建立初期在国家鼎力支持下上收大量的国债粮库，以兼并、收购等多种方式整合社会优质仓储资源；还是抓住国家几次加强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机遇，抓紧建设和布局一批现代化粮库；无论是在关键物流节点和港口打造北粮南运的现代化粮食物流体系，还是不失时机、优中选优地布局一批油脂油料轮换加工基地，都是为了不断提升企业的硬实力，为更好地承担“国家队”责任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中储粮坚持不懈地加强软实力建设，包括持续优化和完善人财物三条垂直管理线、三级监督检查体系，不断加强和优化体系与体系之间的互联互通等等，企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逐步向现代化管理迈进。中储粮已经发展成为综合实力最强、仓储规模最大、布局和体系最为完善、管理体系最为完整的专业化、一体化、现代化的农产品储备集团。特别是以星罗棋布的粮库和纵横交错的物流体系为依托，实现智能化粮库全覆盖，打造出了一张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粮食物联网，通过链接线上和线下，为未来的发展孕育无限可能，开辟了新的发展蓝海。在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应对全球粮食危机、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大战大考得到了充分检验。可以说，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服务粮食宏观调控领域，每逢大事难事必有中储粮勇于担当中流砥柱作用，对党忠诚、家国情怀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储粮的血脉。

打造五个关键力的本质是把握好五个“协同力”，构建“五力”模型并非仅仅单向把握五个关键要素、统筹协调好五个矛盾关系，更重要的是要驱使五个“协同力”产生“1＋1＞2”的叠加效应。因为，五个“协同力”之间本身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且能够形成强大的协同效应。

基于以上五个“协同力”（关键力）及其具体的相互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为主线，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为重点，找到端好中国人自己饭碗的办法，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六、启示与思考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仓廪实，天下安。古今中外，粮食作为一种战略物资受到高度关注，“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要始终有危机意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即便是取得秋粮丰收，即便是我国正处在历史上粮食安全形势最好的时期，但是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新冠疫情、全球粮食危机、自然灾害时，我们也绝不能“高枕无忧”，而要未雨绸缪、永不松懈。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及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下，更好发挥“三农”的压舱石作用，依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碗，才能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动权，为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以及经济持续复苏奠定基础。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树立全局和战略思维。需要以战略思维谋全局，以辩证思维看问题，以底线思维育新机。第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制定“十四五”规划宏伟蓝图的关键时期，而粮食安全是“十四五”规划和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因此，我们要将粮食安全工作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谋划和推动，在做好新一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21至2030）》和《全国种植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同时，将粮食安全纳入各级政府“十四五”专项规划。第二，辩证系统看问题，才能把握事物本质。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着经济体制的全面转轨和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双重任务和复杂局面，粮食安全战略调整的积极意义决不限于粮食安全本身，而将惠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辩证系统的看待。与此同时，粮食安全系统是以粮食为载体，既是由粮食资源、社会、经济等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系统，也是人与粮食相互作用的复杂巨系统；粮食安全战略标的实现也有赖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因而粮食安全战略的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跳出就粮食论粮食的圈子，拓展思路，开阔思维，应着眼于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全局，应注重与国民经济发展中关键要素的协同发展，这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第三，守住底线，方能行稳致远。我们时刻要有危机意识和底线思维，懂得居安思危、化危为机，加快健全我国粮食安全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推动中国成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绿色发展的国际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分享者、贡献者与引领者，提升我国国际粮油议价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于危机中育新机。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我国即将步入新发展阶段：“十四五”时期，这将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面对新阶段、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与新征程，我们唯一要做的是牢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系统规划粮食安全战略，科学践行粮食安全理论、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并在不确定性为常态的复杂环境中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培育新动能、打造新优势、调整新结构、开创新局面，为社会大局稳定和经济复苏筑牢坚实基础，为决战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第四篇：社会工作视角下的青少年犯罪研究

论文题目：社会工作视角下的青少年犯罪研究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加速转型，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给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关 键 词：青少年犯罪，案例分析，原因分析，预防措施

社会工作视角下的青少年犯罪研究

一、总况

青少年指满13周岁但不满20周岁的，也就是少年与青年相重合的阶段，处于儿童时期之后，成人之前。但实际上，青少年指13岁以上到成年之前（也就是满14岁不满18岁）这段期间的人多为学生，且也进入一种人身的转变期，是社会上令人重视的一个群体。但是，青少年犯罪率却随着社会的进步在明显的提高。当前，我国的青少年犯罪具有盲目性，冲动性，模仿性。随着我国社会的加速转型，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给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二、案例和分析

案例一，小唐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对他宠爱有加，经常给他许多零花钱。慢慢地，小唐开始沉迷于网络游戏。在网吧里，他认识了几个朋友，一放学他们就到网吧打游戏，一直玩儿到很晚才回家。为了让他收心，好好学习，父母不再给他零花钱。可是为时已晚，小唐此时迷恋上网络游戏已经不能自拔。即便兜里没钱，他也要去网吧里看别人打游戏。有一天，几个朋友对小唐说，要带他出去筹钱。为了能够继续上网打游戏，小唐毫不犹豫地跟着他们去了。随后，他们抢劫了开鲁县第三中学的一名学生，抢得的60元钱全部用于上网打游戏。小唐觉得这个来钱的方法很好，又快又省事，还没有什么风险。于是，他买来刀具专门用于抢劫。一开始，小唐还需要别人带着自己实施抢劫，慢慢地他的胆子大了起来，敢独自去抢劫。2008年6月，他和朋友先后在通辽市开鲁县、河北省唐山市多次实施抢劫。在接受庭审时，小唐面对法官痛哭流涕，后悔为了一时的快乐而不计后果，最终铸成大错。

分析：现在，一些网络游戏充斥着野蛮与暴力，这种不良文化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一大诱因。网络就像一把双刃剑，在带给人们快乐的同时，也容易让人们迷失方向，尤其是未成年人。在这时候，学校和家长要对青少年进行沟通谈话，及时了解他们心理的想法，进行正确的方向疏导。对于游戏这种容易上瘾的东西，要适可而止，不能放任其继续发展。

案例二，2011年4月28日，阿城市打掉一个盗窃犯罪团伙。案破了，按说民警应该兴高采烈，可是他们反而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抓

获的“飞檐走壁大盗”竟是4个未成年的毛孩子！最大的才12岁，最小的只有8岁。连续5次作案，盗窃钱物价值6000余元。他们在民警面前没有犯罪感，没有恐惧感，一会儿摸摸民警的警服，一会儿看看办公桌上的照片，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事情从4月初开始，家住料甸乡的那某、赵某、关某、李某几个小孩子嘴馋，想吃好东西，又没有钱买，几人商量偷东西换钱买好吃的。他们把目标定在金项链、金戒指和现金上。他们选择经济状况较好的村民家庭。踩好点后，便让最小的孩子望风，较大孩子攀爬到屋顶，钻入天棚，跳入屋内翻箱倒柜。他们将偷得的价值上千元的金银饰品以三五百元低价卖出，然后吃喝、玩游戏机。

分析：孩子在外留宿，吃喝玩乐，家长从来不闻不问，对自己的孩子完全处于放养。就是因为家长的疏于管理，放任自流，导致了这些孩子犯罪，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做。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应该给与关心和帮助，而不是不闻不问，多沟通才能了解孩子的心理，了解他们想要什么，想做什么，对于那些错误的思想才能及时的纠正和遏止。青少年时期是一个转折点，由此误入歧途的人有很多，作为一名家长，我觉得他们有责任管理好自己的孩子，把他们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三、形成原因

根据上面两个案例，我觉得青少年犯罪有以下几个成因：

1.家长疏于关心，缺少及时的沟通

家庭教育的诸多缺陷，是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家庭环境是影

响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据调查，青少年案犯家庭状况普遍偏差，有的家庭父母不和，有的父母离异，有的教育不当，有的过于溺爱。家庭环境和家长的言行、品行及教育方法，对青少年的心理、品德、爱好和思想的影响至关重要。父母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家庭的教育培养，深刻影响着子女人生观、道德观的形成，家庭教育的缺陷是子女形成不良个性的基础，那样的青少年有着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危机。及时纠正这种错误的行为对于青少年有着很大的帮助。

2.青少年自身素质不高，抵抗能力差

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发育都处于特殊时期，具有心理不成熟、情绪不稳定，自控能力差等心理特点。青少年缺乏社会经验和明辨是非的能力，经不起诱惑，很容易被别人拉拢、利用，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义气用事，不计后果等，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生活方式。一些青少年经受不住各种物质享乐的诱惑，在一定条件和某种因素的作用下，也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

3.不良的社会风气，不良文化的广泛传播

目前在文化市场上，图书、报纸、娱乐场所中充斥着大量的暴力、淫秽色情以及对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有害的内容，对社会文化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这种受污染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对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不少青少年犯罪纯粹是对一些影视镜头的刻意模仿，犯抢劫、盗窃罪的青少年则多为影视里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所诱惑，涉嫌性犯罪的青少年几乎全部观看过淫秽影碟或访问过色

情网站。良好的社会风气对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着一定的帮助。

四、预防措施

1.家庭预防。遏止青少年犯罪，首先应从家庭抓起。一个和睦的家庭，父母教育得当，从而有效地防止其犯罪和行为的产生。为人父母者首先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父母是孩子的榜样。提高家长的科学文化知识，懂得如何教育子女是一项重要的任务。父母教育方法要得当，不能过分溺爱和纵容。身为家长要关心孩子的吃穿，同时更要注意教会他们如何做人，要平等的和他们沟通。对于一些犯错误的孩子，不可以只打骂，更多的应该给与关心，绝对不可以放弃不管。

2.社会预防。不良传媒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诱因之一，这一问题已引起各国政府和公众的普遍关注。有关部门要在加大查处力度的同时，提高他们判别是非优劣的能力。如推荐优秀作品，开展鉴赏评析活动，引导他们读好书、唱好歌、看好节目。针对娱乐场所对青少年行为的巨大影响，要加强对青少年娱乐消费的引导和管理，规范娱乐场所的经营，坚决控制未成年人进入法律规定不得进入的娱乐场所。加快公益性文化设施如图书馆、体育馆、文化馆、纪念馆、博物馆等场馆的建设，发挥其娱乐、教育功能。

3．学校预防。学校应该积极引导学生。不能只追求升学率和成绩优异，学校应同时注意的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培养学生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同时学校要注意老师的师德，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作用是很大的，要让学生做好人，首先要有一个好老师的引导和榜样。这就需要学校有一只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五、小结

青少年好比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家庭的花朵，祖国的未来。青少年是社会未来的希望，是未来的栋梁，不论是学校还是家庭都应该给与关心和正确的引导。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不断进步，生活日益富足，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因素逐渐增多，青少年犯罪低龄化、暴力化趋势日趋严重。对于那些已经误入歧途的青少年，不能放弃，对他们采取放弃的方法。不能歧视他们，而是应该采取正确的方法引导他们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青少年还是一群年纪很小的孩子们，即使现在犯了错误，即使改正，他们的将来还是很美好的。由上可知，青少年犯罪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人们的忧虑，因此在这里我们再次呼吁——别忽视了孩子们！

第五篇：法社会学视角下城中村主体研究

法社会学视角下城中村主体研究

-----结合城中村改造矛盾（注：本文尚未发表）

作者简介 潘佳 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1986-

【内容摘要】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引发了城中村拆迁矛盾和城中村问题，主要是拆迁与否的矛盾和征地补偿的矛盾。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型农民的现代意识空前觉醒，经济地位相对抬升，谈判能力增强。迫于法制，体制机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村领导角色尴尬，拆迁方态度坚决，村民意见不尽统一。城中村改造，宜考虑不同方案，着重保护农民土地收益。发挥城市化推进，制度改革，领导干部作风转化和主流文化影响的合力。

【关键词】 法社会学 城中村 村民 拆迁

城市化进程关系整个社会的运动方向。[1]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各地正在进行着新的探索，诸如重庆的土地换社保，北京市朝阳区与土地出让金相关的惠农社保等等。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产阶层的队伍日渐壮大，该阶层的地位极为尴尬，下则沦落底层贫民，上则跻身富裕阶层。对于后者，有这么一类群体极为相似，常常被忽略。他们的名义角色和实质角色开始分化，从空间布局考察，该类群体往往集中在城市市区，城乡结合部，这就是城中村村民民，（本文所指代的的城中村村民概念外延广泛，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所有居民，只要居住在城中村的都囊括在内，便于整体考察），包括拥有常住非农户口或者是仅仅居住在城中村的转化完尽的城市市民以及外来住户。城中村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拆迁与否的矛盾，二是强制拆迁和补偿数额村民不满引发的群体性实践和政府失信。城中村村民，对待城中村改造意见不一，分歧明显。近年来一些地区传统矛盾和新矛盾叠加升级，造成城中村改造陷入僵局，或者区域型城市化步伐搁置不前。以城中村改造为逻辑起点，城中村村民问题成为新的社会难点和热点。深入考察这一阶层的社会特点，辨析村民的的社会意识状态，有助于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稳步进行，城中村矛盾的化解，特殊群体的利益保障乃至基层民主制度的进步。

一，群体特点辨析

以河北省保定市城中村为例，几乎七成以上的私营企业主来自县乡，其中相当一部分居住在城中村。据考察，城中村的常住人口多为中老年人和孙子女，且妇女居多。他们的子女有的在市里工作，有的在外地打工，也不乏近年来逐渐增多的外来人口，二三产业工人，自营职业者。据不完全统计，城中村的村民在拆迁中享受的利益与其他区域拆迁村民相比，享受的利益想对丰厚。他们是城镇化的受益者。当然不乏激烈冲突乃至群体性抗议的个案。笔者只是说明，对于改造成功的城中村，城市化进程的结果，使得城中村村民相对于远郊，县乡农民，城市工薪阶层，不再是弱势群体。相对政府而言，他们还是弱势的，除非你的个人影响力超越当地的权力架构。强弱之别，如同周孝正先生所言，总是相对的。对这部分群体的利益分配结果，城市工薪阶层和远郊农民意见较大，贫富差距格局出现了微妙变化导致的社会心理失衡是问题的诱因。

对于没能成功进行改造或准备进行的城中村村民，他们的心理状态同样特殊。事实上，政府，拆迁单位和核定范围内的单位及居民的关系是两层窗户纸，互相猜忌矛盾背后是心理战。谁能推到双方互不信任的这堵墙，谁就解决了这个顽疾。理论上讲，在与政府和开发商的谈判中，城中村农民和被拆迁居民的谈判优势是明显的。他们集体观念极强，纳什均衡关系稳固，拆则希望最大化争取利益，不拆也无所谓，因为自己享受的城市待遇越来越多，越来越平等，不少居住在城中村的工薪阶层已经是城市户口，况且大家伙几代都过来了，乡里乡亲，其乐融融。这样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所有城市居民羡慕的，既拥有城市的体面生活，也保留了乡

村恬静。事实上，中国特色的城中村群体，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他们在政策转型中通过与政府的博弈，在拆迁活动中，拥有一定的的话语权，有着和远郊村农民不同的智识和和谈判能力，自组织能力较强，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相对高涨，社会关系城市化和熟人化相结合。总之，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型农民的现代意识空前觉醒，经济地位相对抬升。二，利益主体心态博弈

我们不难发现在钉子户事件层出不穷的今日，钉子村往往被我们忽视。从一个角度而言，利益分配方案的精英化，利益分配机制和程序的不透明，双方互信机制的缺位和政府的不履行承诺是矛盾的症结所在。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无论民间还是社会都是善于讲究策略的，解决互信问题引发的拆迁矛盾有两个基本思路。其一立足于公开，民主，程序公正分配公平的的制度改革。其二，在体制制度外从村领导班子着手，各个做工作。现实中，村长和书记的地位很尴尬，看似沟通协调，百姓心中大多成为了政府的利益共同体。当然了，迫于种种压力，不可否认他们确实在集体谈判中为争取本村利益作出了贡献，有着和政府不同的利益诉求。正是这方面的属性，才造成了他们的双重角色。费孝通先生和黄宗智先生早就谈到过，中国政府一向统而不治，国家权力在县以下就终止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基层的统治力量实则掌握在乡绅，长老，黑恶土坝等精英群体手里。时至今日，产生这么两种现象。其一，干群关系的脱离以及代议制的实施造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权合法性认同逐渐降低。其二，地方利益表达机制不畅，渠道阻塞，中央改革的信心强化，社会改革持续推进，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认同提升。可是一到基层工作开展仍然困难重重，这里面既有传统统治的弊病，也有二元结构的问题，还和不公正的利益格局的稳固有关。

城中村改造的问题，政府的态度较为一致，即将村宅基地统一收归国有，农村村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村建设纳入城市整体规划范围。城中村村民的意见不尽一致，有的支持改造，有的坚决反对，有的无所谓改造不改造。在“钉子村"中，不乏一些青年中年朋友希望政府拆迁，对补偿款项基本满意。他们知道城市化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也希望反对的村民转变思想。在笔者看来，农民内部越来越多的利益分化，加大了了政策协调的难度。现实的尴尬在于社会利益的保护，常常是以相对人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新拆迁条例方案的出台，仅仅禁止了强制拆迁，不会根本上化解矛盾。前面谈到，城中村改造矛盾的症结在于民主决策和利益分配方案的公平性等方面。笔者以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人民向后看的思想相当牢固，这种观念在反对改造的城中村村民中不占少数。（笔者曾在网上做调查，并不是仅仅对利益分配方案的不支持而不愿搬迁，有相当一部分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苏格拉底，老子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他们反对取代化，替代化的生活方式，及期望享受城市化的待遇，又留恋小国寡民的乡土生活。意识形态依赖的削弱，决策信息膨胀选择的加大，竞争中短期失败的人群增多，更多的不平衡使得我们安全感下跌，使得向来老年人为主的人群结构出现了微妙变化，她们的后代，中青年人中也不乏这种观念的。客观讲，这种常常被认为保守的观念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在特定空间范围内，一定历史时期也具有延长社会生命，减少社会矛盾，减少资源浪费的功效。

三，从城市化的价值看矛盾的化解

城市化的目的不仅是简单的把大量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大量的农用地市变更国有。而是立足于我国土地资源的极度贫乏，人地矛盾的尖锐的国情，通过结合适度农业人口规模发展现代农业，更多的城市人口发展二三产业业。不是追求GDP指标的攀升，而是让每一个国民富裕起来，人的价值素质的全面进步，解决长期以来的二元矛盾，使每一个社会公民民享受平等的社会待遇，解决从古至今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关键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作为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城中村改造难题的突破口。土地问题的科学评判是找到解决思路的前提。在笔者看来，土地不是一个简单的所有权关系，是集合产权的载体。城中村土地关系，如前所述，涉及国家，村集体，村官员，村民的利益。各方合法不合法的享受部分利益，农民尽

管权利意识觉醒，争取权利意愿强烈，影响利益分配格局的能力弱小，享受的利益处于价值链的最底层。

基于这一状况，城中村改造问题的解决要利于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尤其重视农民土地利益的保障为。

笔者以为，城中村是否拆迁首先有待值得探讨。前面已经论述，城市化的实质是人的现代化。城市化不代表千篇一律的城市建设，大搞粉刷工程。城市村是可以融入城市空间的。政府可以在村民民主，合理补偿地基础上制度化地收回农村宅基地，富裕城中村农民土地使用权。况且，不少城中村往往是历史形成的，集人文价值于旅游价值为一体，就地保护开发也不失为一条途径。事实上该理论诉诸实践短期内可能性不大，很大情况下取决于地方政府财政制度的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既得利益群体格局变更，民主力量的进一步强大以及民营企业投资经营环境的好转。

如果拆迁，需要做好如下方面:

其一，坚定不移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化是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与法制结合，城市化的目标之一是集商品社会陌生人社会工业社会为特色的法律取代熟人社会的规则，习惯，礼教束缚，构建全球一体化的平等，公正，民主，透明的交往规则。小国寡民，不求改变，安土重迁的生活思想尽管有益于生命的延续，根本上上阻碍了市场化的步伐，资源的流转范围和速率和资源配置效果，影响了社会进步的速率。

其二，决策机制，分配方案民主化，透明化，程序化，以信息公开问责机制形成为起点，构建适度民主的权力问责模式。建立从中央到基层各级明细的拆迁补偿办法，标准和条件。行政权力的运作以信息公开为起点，始终围绕信息公开推进。信息公开领域问责实效弱化，民主参与不够是信息不公开，假公开，双方猜忌，政府失信的直接原因。现实中老百姓埋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工作不透明，政府不履行承诺，而不在于当事人争取额外利益。信息公开制度改革的一要要在信息统计，制作，修改，发布的各个环节引入民主化监督机制，而要将发布的科学性，履行效果纳入详细的政府工作，部门工作和人事考评范畴。

其三，从领导干部作风转化着手，建立基层和乡镇区县乃至省级公务员和村民的直接沟通制度，纳入政府考评指标，逐步形成官民互信的良好社会氛围，缓解官民对抗，逐步扭转官员脱离群众的局面。不可否认，良好的作风传统，领导人人格魅力，在熟人社会的影响力比法律要大得多。同时我们有着老一辈领导集体亲民近民的传统。中国的国情表明，基层工作的展开离不开乡土社会有威信的，品行高尚的县乡领导，支部书记，村长，长老等等。没有他们的辅助，生人社会，工业社会的国家政策在乡土社会推行，相当困难。

其四，面对新媒体语境，进行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创造科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氛围。在社会转型价值多元的时代，主流文化价值在传统媒体的宣传在受众的影响力和舆论的引导力，已经力不从心。近年来很多拆迁矛盾的出现，源于新媒体。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功能的弱化，极大地迸发了人们虚拟空间的泄愤心理。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利用新媒体泛滥式的发表粗俗，甚至是低俗的言论。主流文化价值的破坏是在无形中剧烈的爆炸。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产生的种种违背社会主流文化价值的价值观，暴露出来的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文化价值宣传的危机，尤其应当引起党政机关，尤其是文化宣传部门的警觉和反思。需要我们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深入到网民中去，成为“围脖”中的一份子，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深入到每一个“围脖”行为的环节，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都能渗透进去。我们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不是所谓的“高、大、全”，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对人民文化行为的影响，对人民文化思维的引导，进而促进社会历史文化的前进。国家层面应从战略高度与时俱进的深入融合进新媒体的发展，让宣传进入日常化、规范化、和谐化。人人都可以拥有这些简单、方便、快速的新媒体模式，宣传部门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都可以参与qq博客等等。榜样的力量是伟大的，带头形成一种规模效应，让更多的不相符的庸俗倾向远离这个未来主流文

化价值宣传的主阵地。

参考文献:

[1]邹农俭：中国城市化的探索，载邹农俭《社会学的视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47页。

Research On Villagers in context of the Sociology of Law-----With Contradiction of Reconstruction in the Village

【Abstract】 advancing urbanization led to contradictions and villages demolition problems, mainly the demolition or land acquisition compensation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making the new farmers unprecedented awakening of modern consciousness, the relative uplift the economic status, bargaining power increased.Forced by the legal system,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ole of village leaders embarrassment, demolition party was adamant, the villagers are not the unified opinion.Re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should be considered different options to protect farmers focus on land revenue.Play in urbanization, reform, transformation and style of leading cadres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the force.Key words demolition for town of Soci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