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不作为现象对当前改革发展十分有害
在去年十月的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上,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希望官员主动“作为”,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总书记强调,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今年4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亟需进一步简化流程,加快简政放权进程。认为我们出台的许多政策,中央和各部门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经过详细测算,并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执行方案,但却常常因为繁冗、拖沓的所谓“会签”,让一些好政策“迟迟落不了地”。
李克强总理严斥的“繁冗流程”,“拖沓”、“不作为”现象在行政化色彩浓厚的国企中也屡见不鲜。企业各级的审批流程过长,审批节点没有时间控制,研究来研究去,市场机会就在这层层审批中丧失殆尽。面对问题,存在大量“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的不作为者,绕着矛盾走,明哲保身,缺乏创新,不敢担当。更有甚者一些所谓对形势有“独到”理解的干部,借口不能乱作为,就索性不作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想有作为、愿意开拓的人反倒动辄得咎,甚至被扣上莫名其妙的帽子。因此,集团公司林左鸣董事长最近在强调要加强“三严三实”教育时指出:“要通过开展‘三严三实’教育,下决心纠正那种:发现问题不上心的,面对工作不作为,应负责任不担当的错误倾向。”
不作为现象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古已有之。孔子谓“乡愿,德之贼也”即是批判此现象对社会进步之极大危害。有“廉”无“勤”,政失之于慵,“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审批权下放,并将其作为改革的先手棋,取消和下放了600余项行政审批权。这些举动旨在帮助一线改革者,通过权力下放激发一线的活力,力促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良好局面。而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主体,体制赋予国企诸多先天优势同时,但旧体制的残余也严重束缚了它的手脚,有人说国企经营如同“带着镣铐舞蹈”,究其原因,是不作为现象充斥其中,难以充分发挥组织活力和效率。(下转二版)(上接一版)
一、不作为现象之根源
国有企业官僚色彩重。由于长期受政府主导和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在此官僚体系中,人们首要考虑的是上级机构的要求,而非市场的要求,市场信息在组织中传导缓慢,而要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则需更为漫长的时间。杰克·韦尔奇将此情况比喻为穿着厚棉衣的人,感受不到外界气温的变化。任何组织大了、流程长了都容易出现思想日趋僵化、行为缺乏弹性,但国企中官僚主义之弊尤为严重,这种眼睛向上的官僚习气必然导致不作为现象横行。
都说国有企业代理成本偏高。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二者存在着一种特殊而复杂的代理关系,并且代理环节多,相应的规定和办事程序也多,由此难免形成存在较冗长的决策链条的弊病。但显而易见的是,上级审批者不管其能力高低、敬业与否,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绝对不可能比基层经营者、当事者和操盘者对项目更清楚。于是乎在层层上报审批的过程中,目的性和实效性越来越模糊,最后只剩下看似规范、以不变应万变的审批程序,而实际结果难以把控。乃至管理不到位和管得过死的现象同时并存,市场化的味道越来越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加上不作为,则无异于雪上加霜。
国有企业经营者动力机制扭曲。国有企业特殊的所有权结构,造成企业与个体之间在利益和目标上的差异,组织内部无法形成自然本能的动力机制。经济人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逐,抑或市场竞争传导的压力都难以有效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甚至在具体的事项上,想做点事的人还得求着不干活的人,否则想做点事都不可得。因为在这样的利益结构下,你做成了事情,对别人非但没有半点好处,甚至还会带来位置上的威胁。
国有企业集体决策落实不到位。由于每项决策各具专业性,而参与决策的领导由于位置、业务背景和相应责任不同,对要决策的问题不可能太深入,有的甚至对某些具体问题都是“外行”。于是在讨论决策过程中,要么争论不休、议而不决,要么是多数人附和真正具有发言权的领导,表面是集体决策,实际是少数人决策。在这样的决策流程中,决策正确了,是大家的功劳,失败了则找不到相应责任人。在这样的决策流程中,说“不”的人或态度模棱两可的不作为者只会越来越多,因为这样的表态万无一失,风险最低。
二、不作为现象之危害
国企体制内行政逻辑压倒市场逻辑,市场化和改革创新没有成为内心真正的追求,“不作为”现象于是得以蔓延滋长。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阶段不进则退,如果继续容忍、放纵这些现象,必会贻误改革良机,危害社会经济发展。
不作为现象将直接削弱深化改革的执行和落实。导致效率低下,工作大量积压,问题难以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影响全面深化改革各项政策措施及时有效地贯彻执行,乃至出现总经理所言一些重大决策在“处长”层面阻挡而落不了地。
不作为现象将极大破坏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改革的关键在于勇气和决心,如果一个队伍中大量存在不作为、庸庸碌碌的不作为者,形成恶性循环,“劣币驱逐良币”,导致组织僵化,队伍惰性增强、纪律涣散,将会极大破坏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不作为现象将滋生以权谋私、权力寻租。获得审批权就等同拿到了收费的通行证,手握权力的人不作为、乱作为,想作为的人反而要四处求人,寻租和腐败就会以各种名目堂而皇之地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将危害社会经济肌体健康,扭曲市场配置资源功能。
不作为现象严重阻碍创新。创新是经济发展最大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创新能够带来更有质量、更有竞争力的发展,而不作为现象扼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为了处处讨好、得好,如何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与市场变化密切相关的快速反应和决策能力,对企业经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官僚体系的组织结构、官僚体系的不作为现象造成了梗阻,不利于提高组织的应变能力和跨职能的协同能力,严重阻碍创新。
三、推进改革创新必须坚决破除不作为现象
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唯有坚持改革创新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市场活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一轮国企改革已然箭在弦上,能否革除积弊、命中“靶心”无疑是改革创新的关键。
无论哪个国家,国企改革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不仅会招致利益调整带来的非议,甚至可能带来一定的社会动荡。我国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探讨,已然形成“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之共识。特别是发展混合经济,国有资产不是以存量而是增量形式,并以市场合理价格进入到社会市场体制范围,有助于解放生产力,搞活整个国家经济,将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而在体制内不作为,无谓消耗内部资源,并不能让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反而降低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更是一种隐性的“国资流失”。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只要政策和方法得当,国资流失可以很大程度得到防止,而且国资流失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得到纠正和克服,加之法律体系和舆论监督体系日益完备,很难在中国重现二十年前苏联国资被低价强取豪夺的现象。毫无根据地夸大国企改革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或者以各种缺乏根据的理由不作为、不敢为,甚至因噎废食、停止改革步伐都是没有道理的。
国企要推进改革创新,必须切实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决定,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抓手,突破体制束缚,矫正国有企业经营者动力机制扭曲之现况,实现人力资本个人激励最大化与企业发展高度一致。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自我革命,缩短审批流程,事前确定基本原则和责任边界,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赋予创新团队较大的决策自主权。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改革不可能不冒风险,创新艰难随时有失败的可能。创新失败并不可怕,鼓励和保障改革创新,激励敢闯敢试、先行先试,并且包容改革的失败和试验的不成功,这是激励改革勇气之根本。同时必须坚决摒弃不作为心态,不作为现象在组织体系中,耗费国家资源但没有产出相应的治理绩效,甚至成为改革创新的绊脚石,实则为变相的、更大的腐败。其结果甚至可能毁掉国企这个党执政的重要经济根基,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二篇:对当前贫富差距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对当前贫富差距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摘要]贫富问题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永恒话题,也是全球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问题。社会上存在贫富差距是一种常态,在某种程度甚至是社会前进的动力。然而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就会危及社会稳定损害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失范现象肆意蔓延,从而最终破坏社会的健康发展。目前中国已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因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成为中国当前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关键词]贫富差距现象思考措施
一、贫富差距的含义
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 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零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对当前贫富差距现象的分析
当前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上,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和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因此,研究现阶段的贫富差距问题,根据现实状况制定合理的对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保证我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从细的方面分析贫富差距体现在权利上的差距,知识上的差距,还有收入上的差距。从宪法上讲,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可是这些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每一个人身上。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制度上的难题。可是,公民在把权力交给人大,交给政府代替实行的时候,人民大众的权力就落在了极少数人的手中。让代表们去执行权力在理论上说无可厚非。可是,某些代表却在利用大众的权力谋自己的利益。而宪法所赋予民众的监督权也没有很好的落实。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小农意识,以及对达官显贵们在心底深处的那一丝惧意,使百姓们只能委曲求全。在农村,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老百姓根本就没有真正懂得“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含义,那些官员们也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国家公仆”,什么叫“为人民服务”。老百姓不敢真正去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力。因为他们懂得一个词 “官官相护”或者叫“民不与官斗”。官员将权力“私有化”,是有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基石。而这导致了贫富差距。
知识上的差距也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一个原因。当然,造成知识差距的原因还是在贫富差距。所以,这两个事件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中国,相对于农村来讲,城市在教育、医疗、交通等等各个方面都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改革之初,邓小平曾经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先富后富问题,也就是贫富差距问题,但这种贫富差距是以辛勤劳动、合法经营为前提的,它有利于提高效率,是通往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为党的政策所鼓励和允许。应当承认,在先富起来的群体中,多数人是依靠党的富民政策,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发家致富的,对这部分人,我们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支持和鼓励,并以他们为榜样,带动全体人民共同致富。合理合法的致富确实起到了标示作用,广大人民对此也是认可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贫富差距确实有不合理不合法的因素。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很不成熟,与此相关的体制、法律法规和管理机制还很不完善,各种经济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市场运行机制尚不规范。一些人在改革初期钻政策空子大捞一把;一些人借工作之便贪污受贿;一些人偷税漏税,把巨额国税转化为个人所有;一些人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坑骗人民群众而从中牟取暴利。此外,有些行业因行业垄断,缺乏竞争,服务低劣,但收入偏高,与其他行业形成了不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
总体来分析我国目前各行业间的平均利润率水平差别过大是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现有的已经形成的平均利润率最终又是和我国的市场化进程息息相关。通过对比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问题的理论,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平均利润率是一种不完全的平均利润率。
三、对当前贫富差距的思考
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第一,极端的贫富两极分化,势必引起社会动荡。中国人自古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历史上,多次的政权更迭,都是社会矛盾尖锐化上升到一定程度导致。故而贫富不均现象若听之任之,势必是国家发展的祸根。第二,贫富不均产生原因很复杂,但其中重要一点即近年私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容否认,私有经济一定程度刺激生产者加大生产强度,提高生产者生产积极性,但是,随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者本身与雇佣工人之间,多少会存在资本主义所谓“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国家难以从中进行干预。所以不能准确把握贫富不均这一问题,对社会影响决不只停留在简单的表面现象上。
第三,邓小平所指“富裕”,是个宽泛概念。满足温饱,是富裕,腰缠万贯,有车有房,也是富裕。具体而言,富裕无止境。而“先富带动后富”,如何带动?依靠法律还是任其发展?我们肯定先富所带动的巨大社会效益,那遏制先富过快是否等同遏制经济发展?又怎样保证贫富差距不再加大?都是一时难以定论,都需深入思考的话题。
第四,课本所提“注重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等做法,都属国家宏观动作,具体到个人,能否真正落实,还须时间证明。人对自身环境的满足程度与自己的生活预想总有差距。“人心不足”的心理状态,能成为上进的力量,也能成为对社会不公的谴责。国家责任所在,即是弱化缓和这些矛盾,这不仅需要国家不断加大对经济的监管力度,也更需要大众个人的不断努力。
四 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
现在我国所面临的现状就是社会的贫富差距在不断地被拉大,因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尽快构建一个完备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已成为当前中国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首先,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其次,贯彻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生产力。一是理顺收入分配体制,缩小居民个人收入差距。二是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加快城市化进程,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根本改造,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社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推进农业产业化。三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西部地区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工作。
再者,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
最后,加强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差距。一是利用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主要是征收个人所得税;征收居民财产征税,在原有房产税、车辆使用税、契税的基础上,增加不动产税、土地税;征收商品税,纳税人可将税赋转嫁给商品的购买者,直至最终消费者,尤其是个人高消费者;征收遗产税。二是改革工资制度,缩小收入差距。三是制订扶贫性质的区域经济政策,实行城乡平衡发展战略。支持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持城乡收入差距的合理界限,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条件。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就此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深入思考,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构建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
参考文献:
[1]高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探析
[2]刘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扩大 17年间增加12倍 北京商报
[3]郭爱娣,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4]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5]李中华,透视现阶段贫富差距的拉大
[6]吴忠民.客观看待中国贫富差距问题.中国经济时报,
第三篇:对当前财政预算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对当前财政预算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财政预算改革作为财政改革的重要环节而倍受关注。通过近年来的深化改革,应该说财政预算改革已初见成效,各地财政预算逐步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但从当前情况来看,财政预算改革并未成熟。当前我国的财政预算工作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研究对策,加以解决。
一、当前财政预算改革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
1.关于财政预算的编制问题
当前,财政预算编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编制粗糙、水平和质量较差。一是编制政策、资料依据掌握不全不准。财政部门安排预算时必须依照法律、按政策规定编制预算,但是不少财政部门对于政策法规的掌握并不是特别清楚、准确、全面。例如对于经费开支规定,政出多门现象十分严重,往往人事、财政、劳动、外事、房管局、房改办、计生、教育、政法、纪检、农业、科技等等部门都有与支出相关的政策文件。二是一些财政部门对预算单位的人员情况、资产情况、业务活动等情况掌握不清,预算虽然细化到相关科目,但每一科目具体用于什么人员、什么项目却掌握不清楚。这样往往就导致预算执行结果差强人意,有时造成经费浪费,有时又致使一些部门正常业务活动难以开展。三是一些地方的财政部门的预算编制至今仍没有完全摆脱基数递增的阴影,为保单位既得利益,在给各单位批复预算时,经常出现安排结余预算的情况。四是预算编制的方法不够科学。一些地方的预算安排方法至今采取的仍然是粗略估算、简单平均、硬性包干的方式,方法手段十分简单,虽然易于操作,但往往导致部门间苦乐不均的情况发生,合理性差。再有,在收入预算编制时,一些地方的收入预算的安排不是以定量、定性的分析和预测来寻找增长点,确定增长量,而基本上是一种基数递增型的行政决定式预算。简单地预测总收入的增长幅度,再分解到每一类、每一部门的收入的增幅,行政决定的因素很强。以这种方式来确定收入增长,往往使预算收入的增长脱离实际,且每一类收入的增幅也没有足够依据,整个收入预算缺乏严密的分析论证。
2.关于财政预算的执行问题
财政预算的执行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执行的刚度不够。预算通过生效以后,即具有法律上的执行力。但在预算执行实践中,由于法律本身的漏洞及不合理性,或预算编制过于仓促和粗放,或预算必须严格执行的观念尚未能深入人心,致使预算执行的随意性较大,给某些机构和人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创造了便利条件。如预算收入执行部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减征、免征或者缓征应征的预算收入,截留、占用或者挪用预算收入,财政部门不及时、足额地拨付预算资金,预算资金使用单位不按预算规定的数额和用途使用资金,甚至将预算内资金转化为预算外资金,或者干脆以“小金库”的形式侵吞预算资金等。二是预算执行管理体制本身存在缺陷。由于长期以来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的职能分工界限不清晰,预算拨款部门集编制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身,逐渐形成了比较严重的本位主义思想。预算资金的主管部门在预算编制时竭尽全力争取更多的资金,预算拨款时却常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自己的权威,至于预算执行与监督一般是无暇顾及的,即使偶尔为之也很难逃脱本部门和系统长期形成的利益圈子的制约。
3.关于财政预算的监督问题
当前对财政预算进行监督的主要是各级人大。而从实际财政预算监督情况看,仍存在几个问题:
一是实效不强。人代会时间短、议程多,加之政府提交人代会审查的报告过于笼统,预算
草案按功能大类罗列一串数字,没有“款”、“项”、“目”的具体内容,造成“内行看不清,外行看不懂”,代表们难以对预算草案进行深入审查。因此,存在流于形式的程序性监督的现象。二是约束力弱化。由于受政策、经济社会事业决策与预算决策不协调、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多等不确定因素影响,预算执行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办法。加上预算资金未落实到具体单位和项目,客观上造成了“部门伸手、领导批条、追加预算”等隐性分配或二次分配,从而弱化了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和应有的约束力。三是缺乏经常性。财政预算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人大尚缺乏足够的专业人员和力量,难以开展经常性的监督。一些地方日常监督主要由财经工委承担,但多数财经工委却是“一人代表全委”,加之对口联系部门多,难以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监督。另外,由于《预算法》对“预算调整”所规定的范围很窄,仅指“在预算执行中因特殊情况需要增加支出或减少收入,使原批准平衡的预算的总支出超过总收入,或者使原批准的预算中举借债务的数额增加的部分变更”,而许多地方基本上没有《预算法》所规定的预算调整,故各种频繁的预算追加、增收、增支、支出项目变换等等均由于不属于预算调整范围,所以均无须报经人大批准,频繁追加即成为可能。这样财政预算监督也就变得相当软弱而乏力。
二、深化财政预算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1.狠抓基础工作,全面推行零基预算
零基预算是指不考虑过去的收支水平,一切从“零”开始,根据当年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趋势,结合国家宏观政策趋向,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来安排收支预算的一种科学、合理的预算编制办法。实行零基预算首先要建立完备、系统的政策库。一方面,要严格遵循政策法规,财政相关部门应把各部门各方面与预算安排相关的政策规定整编收集入政策库,清理过时和不适合的政策规定。另一方面,政策库要及时更新,实行动态管理,确保政策库维护更新的连续性。其次,要建立详细的基本数据库。在建立好政策库、掌握好相关政策标准后,必须进一步掌握各单位人员基本数据、资产基本数据、业务需要基本数据及事业发展基本数据等,这是实施零基预算的重要基础。再次,还要进行分类分档,合理测算标准定额。对于一些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的或政策规定比较粗略的公用支出、少数人员支出,进行分类分档,并出台相应的标准和定额。对于公用支出,要区分项目,进行合理的相关系数分析,不能简单地一刀切或一律按人均多少分档。
2.改革预算编制方式,深化和规范部门预算
一方面,在时间要求上预算编制、上报、下达的时间均予提前,以保证在开始前预算就已确定好,这样有利于提高预算的时效性。另一方面,科学编制收入预算。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要彻底摒弃以往简单估算总额增长的行政决定式的预算做法。作为财政部门,应建立收入基础资料库,逐年将收入统计数据及相关经济指标以及重点税源的生产经营情况和纳税情况整编入库。在对历史资料充分分析论证的基础上,依据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结合推理统计等方法进行合理预算。再一方面,实行部门预算,从预算分配环节控制财政资金的流向和流量, 有利于防止出现“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防止预算分配和执行中的“暗箱操作”,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从而有效增强预算的完整性和执行中的科学性。
3.强化预算执行法律效力,遏制财政预算执行的随意性
强化预算的执行力不是某一项制度孤军奋战能够奏效的,应当从许多方面加强努力,形成一个系统工程。如完善预算编制制度、加强预算监督、落实对预算违法行为的法律制裁等。除此以外,严格控制预算变动更是完善预算执行制度、增强预算执行力的必要举措。首先,明确预算调整在预算执行中的特殊性。预算调整绝不应该成为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如
果预算调整过于频繁,对预算及预算法的权威会构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相关法规应特别强调,预算审批通过以后,除非发生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的特别重要的事由,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调整。其次,严格预算调整的审批程序。预算调整方案应当在本级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召开一个月前提交预算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形成初步审查决议。审批通过的预算调整方案还需由本级政府行政首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方为有效。如果国家发生紧急情况,应规定紧急情况下批准预算调整的特别程序。再次,应取消县级以下政府追加预算的权力。因为县、乡两级政府级别较低,不需要应付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以及国防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发生重大自然灾害而无法通过本级预算自求平衡时,可以通过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途径予以解决。最后,还应规范预算变更的审批标准和程序。
当前,财政部门将其拥有的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权分别赋予内部不同的机构行使,这对于加强预算执行是非常有帮助的。具体的思路是,将预算处的总预算会计职责独立出去,成立总预算执行机构,负责管理财政预算内、外资金账户,办理预算内、外资金拨款,编制财政预算内、外总决算,管理部门和单位的人员工资银行代发工作。这无疑会对规范财政预算的执行将发挥重要作用。
4.加强财政预算监督,加大预算监督约束力度
一方面,要在规范部门预算的基础上加大审查监督的力度。部门预算把预算细化到部门和项目,并实行综合预算和零基预算。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大代表在审查预算时,知道哪个部门有多少人、干多少事、花多少钱,钱怎么花、花在哪里,绩效如何,从而督促政府深化预算编制改革,全面推行部门预算,将部门预算纳入人大监督范围,加大审查监督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增强预算约束力。从当前情况看,导致预算变更的深层次原因往往是政府的不规范行政行为。故加强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促进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切实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决策的科学性和行政行为的准确性是关键。鉴于此,人大可考虑建立重要财经情况报告备案制度和重大支出行为的审查批准制度,结合对预算执行的检查,加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从根本上减少预算变更,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再一方面,应着力提高预算的审查质量。人大财经工委要提前介入财政预算草案的编制,及时了解政府在制定预算收支计划过程中的主要情况和各部门对预算安排的意见建议;督促财政部门编写详细的预算草案报告、细化预算收支总表和编制说明书等资料,并按规定时间提交预算、决算和预算调整草案。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预算时,要充分发挥代表、人代会财经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常委会财经工委兼职委员的作用,组织各方面力量对预算进行初审或专审;定期听取财政、审计等部门的工作汇报,及时掌握预算执行情况的信息。另外,财经工委还可与财政部门实行计算机联网,掌握动态情况,确保信息渠道畅通对称和预算审查的质量。
第四篇:对当前大学生兼职现象的调查
对当前大学生兼职现象的调查 您的回答无所谓对错,只要真实的反映您的情况和看发,就达到此次调查的目的。量表匿名,绝对保密!
1.你是否做过兼职:()A、是B、否
2.你兼职的主要目的是?
A、赚取收入,减轻家庭负担B、培养个人能力,提升实践水平
C、获得工作经验,为就业做准备D、增长社会见识E、其他
3.你曾从事兼职工作的类型是:()(可多选)
A、推销B、家教C、发传单D、服务员E、文秘
F、在校勤工俭学G、业务代理H、其他
4.你获得兼职工作的一般途径是?(可多选)
A、校园海报或广告B、专门中介机构C、网络
D、老师或同学介绍E、学校的机构或社团F、其它
5.你一般选择什么时候从事兼职工作?(可多选)
A、周六、周日B、周一至周五C、寒暑假
D、节假日E、根据课余情况而定
6.当兼职与上课时间冲突时,你会?
A、逃课去做兼职B、放弃兼职
C、不一定,有时逃课做兼职,有时放弃兼职
7.你的兼职是否与专业有关?
A、完全相关B、多少有一点相关C、不相关
8.你在兼职过程中是否有过受骗经历?
A、有B、没有
9.你在兼职过程中最主要的收获是?*
A、消费水平提高B、个人实践能力有了巨大提高
C、交到好朋友D、获得了工作经验,丰富了人生阅历
E、其它
10.你兼职获得的收入主要用于?
第五篇:关于对当前离婚现象的调查报告
关于对当前离婚现象的调查报告
参加时间:2014年9月 调查地点:
调查方式:通过实地工作、文献参考、数据对比、走访了解等 调查人:
内容提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婚姻生活品质期望提高,离婚人数每年都在翻倍增长、离婚率不断上升。结合某地当前的人口和社会状况,本调查报告从离婚性别比构成、分布区域、当事人年龄、当事人受教育程度具体分析了离婚的主要成因。根据调查分析,主要是婚姻生活品质的过高期待与平淡的婚姻现实的强烈反差造成感情“跑冒滴漏”,孤僻个性和自卑心理引发沟通“肠梗阻”,家庭功能的改变和家庭聚合力萎缩,屡见不鲜的家庭暴力充当感情“冷面杀手”,这四个方面是导致婚姻解体主要成因。面对离婚率不断上升,要从立法着手,制定更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内容更加全面细致的婚姻法律;加强公民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增强婚姻法律观念和家庭责任感,营造构建和谐稳固的婚姻家庭的舆论导向。加大调处力度,严格离婚标准等,使离婚率逐渐下降。
关于对当前离婚现象的调查报告
近些年来,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人们对婚姻生活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直接或间接地使得人们的婚姻观念发生新的改变,离婚率呈现不断提高的态势。某市拥有65万人口,据民政部门统计,2000年离婚对数为137对,2010年为1413对,2013年为1880对。离婚率2010年比2000年增长931%,十年增长了近10倍,2013年比2010年增长33%。据此分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对婚姻生活品质期望提高,离婚人数每年都在翻倍增长、离婚率不断上升的特点明显。
一、主要特点
(一)从离婚性别比构成看,呈现出女性起诉离婚人数居多的特点。
(二)从离婚分布的区域看,呈现出城市离婚率高于农村离婚率的特点。农村离婚案件的数量近年来增长较快,尤其是农民工的离婚率近年来不断攀升。
(三)从离婚当事人的年龄来看,呈现出中青年居多的特点。据统计,26岁到45岁之间年龄的当事人提出离婚的较多,占整个离婚人群的87.9%。
(四)从离婚当事人受教育的程度来看,呈现出受教育程度与离婚案件数量成正比的特点。据统计,夫妻双方中要求离婚的当事人文化水平在大专以上的占离婚总人数的56.4%。
(五)从离婚的事由来看,呈现出离婚事由多样化,矛盾出现多元化的特点。除了传统的家庭暴力、夫妻性格志趣不合、婆媳矛盾等原因外,近些年来,因婚外恋、一夜情、二奶、第三者插足等原因引发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多,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势头。
二、原因分析
幸福的婚姻大致相同,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离婚作为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受婚姻当事人的经济基础、价值观、道德观、文化程度、风俗习惯和健康状况等多种因素制约。离婚人数急速攀升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变革给婚姻的稳定带来巨大冲击,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婚姻质量、感情需求和爱情期望也有所上升,结婚和离婚程序被简化,也使得一部分人冲动离婚变得容易。从总体上讲,夫妻感情破裂是引发离婚的根本原因。
(一)婚姻生活品质的过高期待与平淡的婚姻现实的强烈反差造成感情“跑冒滴漏”,导致婚姻解体。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年轻人身上,在办理离婚的人群众占近20%左右。现 代人对婚姻品质的期望较高,一旦婚后的生活现实与婚前的期望产生矛盾,离婚是必然的选择。随着现代人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在婚前对婚姻生活品质往往出现理想化,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个十全十美的人,期盼结婚能增进双方感情,生活能更加浪漫。结婚是社会责任和家庭构建的开始,要面对很多与浪漫相违背的事实,如柴米油盐、培养小孩、工作压力等等。婚后的平淡生活与婚前想象的浪漫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夫妻经常为生活琐事发生口角,久而久之,使得感情不断流失,最终走向离婚。
(二)孤僻个性和自卑心理引发沟通“肠梗阻”,导致婚姻解体。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30—40岁中年人身上。男女双方潜意识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自卑心理。对男方来说,自卑主要来自事业上,如果男方婚后事业不顺利,此时女方没有好好安慰,反而冷言冷语,就会给男方带来很大的自卑感和感情伤害,使得男方失去女人所需的依靠感和安全感,使得婚姻越走越远,最后走向离婚。对女方来说,自卑感主要来自自己的丈夫太强,30-40岁的男人正是男人事业的高峰期,受到很多年轻女性的崇拜和追求,而女人往往为了家庭会牺牲自己的事业,相比如日中天的丈夫和自己日渐衰老的面容,自卑心理与中年女性的暴躁脾气慢慢凸显,情绪的不稳定和对丈夫的猜忌与怀疑使得本身就平淡的夫妻生活亮起了红灯,当出现“第三者”时,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三)屡见不鲜的家庭暴力充当感情“冷面杀手”,导致婚姻解体。因婚外情、经济问题、心理问题等引发的家庭暴力是家庭生活中最具危险的“杀手”,对婚姻的伤害也是最致命的。此外,在家庭中常常发生却又容易被忽视的“冷暴力”也是婚姻破裂的“冷面杀手”。“冷暴力”主要指夫妻双方在产生矛盾时,不是通过殴打的暴力方式处理,而是对对方表现得冷淡、轻视、放任和疏远,如恶语中伤,漠不关心对方,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停止和敷衍性生活,懒于做一切家庭工作等。这些表现形式使得双方的交流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最终导致“交叉线”变成“平行线”,走到离婚的边缘。
(四)家庭功能的改变和家庭聚合力萎缩,导致婚姻解体。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组织,提供社会教育、宗教、娱乐、经济等功能,人们对家庭的依赖程度很高。随着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不断转变、社会分工的日益发达,人们对家庭的依赖程度减弱,家庭的多样性功能逐步萎缩,家庭的聚合力和重要性不复从前,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离婚率的提高。
(五)离婚法律手续简化,导致婚姻解体。2003年10月1日起,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婚姻登记手续相对简化,办理离婚手续不再需要单位开具证明,符合条件的当天就可以办理离婚手续。婚姻登记制度的逐渐简化,一定程度上使得离婚变得更加容易,也是导致离婚率上升的原因之一。
三、对策和建议
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辩证地看,一方面,离婚率的上升,反映了人们的婚姻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体现了人们对婚姻质量的美好追求,从某种程度上彰显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另一方面,离婚率的上升带来了一定的社会负面影响,使得人们的婚姻法律观念和婚姻责任感变得淡薄,对待离婚的态度草率和不慎重,直接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影响了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1、加强婚姻立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婚姻法中的许多内容已不适应当今社 会需要。如,对婚外情、无效婚姻、夫妻共同财产等规定的欠缺。这些不足会促使一些对婚姻不忠者钻法律的空子,而使婚姻无过错方利益受损。因此,要从立法着手,制定更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内容更加全面细致的婚姻法律。
2、坚持正确导向。加强公民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倡导进步、人性、自由、平等的家庭道德规范,弘扬和睦亲善、平等互爱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新风尚,培育科学的婚姻家庭观念,增强婚姻法律观念和家庭责任感,营造构建和谐稳固的婚姻家庭的舆论导向。
3、加大调处力度。充分发挥村级(社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及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的作用,坚持“能调则调”的原则,多做夫妻双方的教育疏导工作。对尚有和好可能的婚姻,能调解的尽量调解解决,最大限度地将婚姻家庭矛盾降级,将纠纷消化解决在诉讼之外。婚姻登记机关要加大对婚姻登记的审核力度,认真做好离婚登记咨询的引导和劝导工作。
4、严格离婚标准。人民法院要充分利用调解前置程序,理清双方的婚姻状况及争执焦点,严格把“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作为判决离婚与否的标准,按照 “能调则调、多调少判”原则,加大调解力度,尽量促进双方和好。对夫妻感情较好的,只因一时冲动草率引诉的,可采用“冷处理”的方式;对双方因误解或误会引起的离婚,帮助双方消除误会;对婚姻感情确已破裂,在调和工作未果的情形下,应及时开庭依法妥善化解婚姻纠纷;对濒临死亡、双方自愿离婚的婚姻尽量劝离,让双方好聚好散。
5、完善赔偿制度。依法保护无过错方的利益,切实落实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损害赔偿制度。对严重影响婚姻家庭稳定、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三者插足”等现象,人民法院实行“过错责任”追究制。在共同财产的分割上向子女及无过错方倾斜和照顾,在分割完共同财产后,判决过错方以自己的财产向无过错方赔偿。通过这种方式,形成对过错方 强大的社会压力和严厉的法律威慑,减少因婚外不忠行为产生的离婚行为。
二〇一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