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某某涉嫌滥伐林木罪的辩护意见

第一篇：关于刘某某涉嫌滥伐林木罪的辩护意见

关于刘乃亮涉嫌滥伐林木罪的辩护意见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江苏公善民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刘乃亮的委托，并指派本律师作为刘乃亮涉嫌滥伐林木罪一案的辩护人。本律师经庭前查阅案卷，了解相关事实，现结合本次庭审情况，综合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辩护观点：

1、指控刘乃亮涉嫌滥伐林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就本案庭审所查明的事实情况，刘乃亮之行为不构成滥伐林木罪。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刘乃亮系将涉案树木出售给宋纪玉，并且谈定了价钱，且双方明确了刘乃亮只是卖树，其他不管，而宋纪玉则买树并负责办理采伐证和具体砍树的事宜。这是本案滥伐林木罪之犯罪行为发生前的客观基础。

根据庭审调查的证据、结合交叉问话的内容以及各方的讯问笔录、询问笔录可以确定，其

一、本案发生经过的自始至终，刘乃亮确实并未参与砍树行为。其

二、刘乃亮卖树之时明确了由宋纪玉负责办证并砍树，并且宋纪玉向刘乃亮称其认识林业部门领导，可以办证。

其三、从各方面的笔录综合看来，研究刘乃亮与宋纪玉的约定和价格可以看出，刘乃亮所卖树木要价较低，其所卖的是未经加工的原树木之价格，而具体将活体原树木进行砍伐并粗加工成木段和树枝等行为的成本支出则并未包含在刘乃亮的出售价格中，故此，刘乃亮与宋纪玉双方之间才商定了730元每吨的较低出售价格。而由此则可以进一步确定出与上述两点意见相印证的结论，即具体的办证手续和砍伐树木与刘乃亮无关。故此，基于买卖常识也可知，树木买卖达成后，具体的砍伐行为如何则并非刘乃亮所支配和操办，刘乃亮没有理由也无权催促或者阻止买家砍伐所卖树木。至少，买家无证砍伐树木的行为不应当由刘乃亮承担刑事责任。

其四、本案所买卖的树木并未办理所有权登记，故而本案的树木买卖行为并不需要也无法作《森林法实施条例》所规定的办理变更登记。综合本案讯问笔录以及邵世刚等人的询问笔录可以明确，本案的第一被告宋纪玉属于树贩子，即常年收购和砍伐他人出售树木并以此谋生的人，本案实际上是刘乃亮将树木出售给宋纪玉，而宋纪玉在确定了与刘乃亮的收购事宜后则随即将树木倒卖给孙家青。由此可以确定，刘乃亮已经实际上将树木卖出，而该树木买卖也因本身没有林木所有权登记手续而无需办理变更登记，加之双方也约定后续的办证和采伐事宜都由宋纪玉处理，所以，不论根据买卖关系上合同法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宋纪玉此后具体选择合法采伐或非法采伐均与刘乃亮无关。

其五、2013年10月1日宋纪玉因无证采伐树木被班庄镇林业站工作人员巡查后，碍于情面问题未坚持制止，而是予以放任并且未将情况进行上报，导致宋纪玉继续无证采伐的情况，从法律上不能归责于刘乃亮。刘乃亮的所谓托人行为只是向执法机关的一种意愿请求，这种请求行为本身不论目的是否合法均不应影响到执法机关的严格执法，从法律角度讲，执法人员有严格执法而不受刘乃亮托人说情的影响，这是执法原则和执法精神的基本要求，只要当时的在场执法人员严格制止宋纪玉的无证采伐行为，本案的犯罪行为则不能够再继续下去。所以导致本案滥伐林木犯罪行为继续发展下去的原因也并非刘乃亮，而是在场执法人员的放任所导致。刘乃亮没有这个能力更没有这样的权利，故此，辩护人认为，以刘乃亮找人说情为依据定性刘乃亮导致本案滥伐林木罪得以继续并进而以滥伐林木罪追究刘乃亮的刑事责任是不能成立的。

其六，刘乃亮的自首行为是刘乃亮本人思想上认错反省的表现，其按照侦查机关的要求积极退还款项的行为以及其当庭主动认罪的行为更是体现出刘乃亮主观上根本是谨慎守法的善良公民。但是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刘乃亮究竟是否有罪，应当用事实和证据说话，并不是被告人认罪就可以直接对其定罪，辩护人基于对事实和法律负责，从独立辩护的角度，认为被告人刘乃亮不构成滥伐林木罪，综合上述五点意见，结合刑法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最后总结如下：首先，从主观方面，刘乃亮并没有与宋纪玉合谋无证采伐林木的犯罪故意。刘乃亮自始即提出自己只是卖树，并不负责砍树等，并与宋纪玉达成了由宋纪玉办证砍树的一直意见，虽然在2010年10月1日班庄林业站执法人员巡查中，刘乃亮知道了宋纪玉无证采伐的事实，但是后续继续采伐的犯罪后果是在执法人员的放任下由宋纪玉自行继续采伐而导致，刘乃亮更未参与采伐。其次，从客观方面，刘乃亮自始至终并没有参与采伐行为，采伐行为甚至连同运输行为均是在宋纪玉的组织和管理下进行的。故此，从主客观两方面均可以认定刘乃亮并不构成滥伐林木罪。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刘乃亮涉嫌滥伐林木罪是不能成立的，请人民法院在研判本案过程中，综合考虑辩护人提出的上述理由和依据，加以审慎处理。

辩护人：江苏公善民律师事务所

刘昌开 尚勇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第二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辩护意见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河南金义丹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李某某家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一审辩护人，经过庭前会见、阅卷、参加庭审，听取公诉人的发言，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对本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请法庭在对被告人量刑时重视和注意以下情节：

一、本案是单位犯罪，被告人李某某承担的刑事责任较轻。因本案被告人李某某所在的河南某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主要控制人及负责人等人尚未到案，影响了被告人李某某的犯罪地位，辩护人仍建议法庭综合考虑本案，河南某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后，对外吸收存款及发放利益均是以公司名义所进行，所得收益也归公司所有，被告人李某某所得提成极其有限，属于工资加提成，且符合洛阳市的人均收入标准，且被告人的行为均是在单位意志支配下实施的，属于单位行为，故构成单位犯罪，在单位犯罪案件中，除单位外，自然人如决策者、组织者、具体实施者也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此情形下，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不同，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程度也明显不同。

二、本案实际受害客户的数量和本金远低于审计报告的机械累计。审计报告统计的结果显示李某某非法吸储的金额6210万，计算方法是采用机械累加的方式，即把提成单据上注明业务员是李某某的业务合同进行累加，而不考虑客户和本金的重复，例如：一位客户在河南某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了一份理财期3个月、本金10万的合同，3个月后合同到期，又跟此投资管理公司续签了3个月的合同，根据审计报告的计算方式，吸储金额为20万，实际上被害人仍是此客户一人，存储本金仍为10万，但不可否认李某某拿 到了两个合同的提成，因此计算为两笔理财业务，辩护人请法庭考虑此情节，计算被告人的真实吸储金额，被告人李某某吸储的金额为940万。

三、被告人李某某法律观念淡薄，主观恶性不大。李某某在河南某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是组织者、不是策划者、不是直接责任人、不是积极参与者，其参与到该案中，是认为这是自己在投资管理公司工作的正常工作内容，属于法律意识淡薄，分辨新事物能力有限，被动参与。根据被告人李某某提供，通过其理财的客户包括自己的家人、亲戚、邻居、朋友和同学，分析客户构成，都是被告人的至亲好友，因此，被告人李某某和他的家庭，既是涉嫌非法吸储的犯罪人，也是担保公司倒闭潮的受害人。

四、被告人李某某在本案中非法获利较少，被告人李某某自2011年3月加入河南某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至2014年10月31日被刑拘，共在某某投资管理公司工作3年7个月，工资与提成共得12元，非法获利较少，且已主动退回涉案款40余万。

四、被告人李某某系主动自首，没有犯罪前科，属初犯、偶犯，且当庭认罪，态度较好，从公安机关机关的第一次讯问到庭审现场，被告人都能如实的陈述自己了解的案件事实，并当庭表示愿意认罪伏法，接受制裁。请法庭在量刑上予以考虑从轻。

辩护意见发表完毕。

河南金义丹律师事务所 张丹 律师 2016年6月6日

（此辩护意见涉案当事人名称及案情已略做修改，仅供交流学习。）

第三篇：辩护意见提纲

xxx非法拘禁案初步辩护意见

一、首先，辩护人对本案指控的罪名——非法拘禁罪，没有异议。

二、辩护人认为，起诉书中将被告人xxx列为第一被告人不当。xxx在共同犯罪事实中并非起到了第一位的作用，他的责任不应当大于同案犯yyy。

1、从犯罪意识的产生来看，本案是因一非法传销引起的。yyy是该传销团伙的组织者和领导者。xxx尚未购买产品加入该传销组织。xxx本身就是受害者。

2、从犯罪工具以及过程控制、共犯的来源来看，也非xxx组织、提供。

3、从犯罪过程来看，被告人xxx也不是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本案的几个关键控制点来看。

4、从犯罪目的上来看，其犯罪行为是为了让受害人加入非法传销团队，从事传销活动。而被告人xxx尚没有加入该传销团伙。

三、再次，本案还存在以下酌情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1、本案系因参与非法传销引起，被告人并非直接索要财物。在拘禁的过程中，未使用暴力。

2、本案没有对被害人造成实质性的危害结果，社会危害性较轻。

3、被告人xxx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重。

4、被告人xxx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不抗拒，不歪曲。并对自己以及其他共犯的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深深悔恨，请求谅解，并作了深刻地反省。

业达律师：罗志峰2011、1、6

第四篇：辩护意见

辩护意见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李某某涉嫌妨害公务罪案的第一审辩护人。开庭前，我认真查阅了案卷材料，询问了被告人。现根据本案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李某某等涉嫌妨害公务罪，没有安远县人民政府依法执行公务的有效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指控根本不能成立，其行为属于合法、必要的正当防卫行为。

一、公诉人有责任提供，但没有提供有效的事实证据，没有提供也不能说明其法律依据，即没有证明安远县人民政府对涉案房屋实施的强拆行为，属依法执行公务的活动。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公诉机关对安远县人民政府实施行政强拆行为是依法执行公务的活动负有举证责任。公诉人没有提供行政执行的任何法律依据，也始终没有说明安远县人民政府执法行为，具体依据哪些法律，哪些规定来依法实施的。故公诉人对“依法”明显举证不能，本案行政强拆行为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属非法的行政行为。

公诉人提供了一份安远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出具的一份《审查意见》，对此证据，辩护人认为，1、此《审查意见》没有单位负责人的签字，属无效证据；

2、法制办作为承担行政复议事务的部门应当清楚，根据《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之规定，认定某一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有效法律文书是生效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或行政判决书，《审查意见》不能作为认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有效法律形式；

3、对于这一重大事件合法性的认定，《审查意见》没有详细说明所审查案件的事实依据，以及适用地法律依据，其认定对杜某某的房屋进行拆除，程序合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所以，《审查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政府依法执行公务的有效依据。另，公诉人还提供了一份《12月3日拆迁工作调度会议纪要》，辩护人认为，其仅是一份政府机关内部材料，丝毫不能作为行政执行的“法律”，会议纪要内容也错误的认定事实，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为《物权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行政强制法》等法律；强制执行的事实依据只有是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裁判书。

二、安远县人民政府对唐某某、李某某共同所有房屋，实施的拆迁活动及强制拆除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滥用行政职权，是违法执行公务。

（一）、政府不能介入商业利益用地拆迁，更不能行政强制拆迁。《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故政府征收公民不动产的前提，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本案拆迁后用地建设项目为房地产开发，属商业利益的拆迁。对商业利益的拆迁，只能由建设用地单位与被拆迁人平等协商搬迁和补偿安置事宜，地方人民政府不应介入，更不能进行强制拆迁。

（二）、涉案地块取得的房屋拆迁等手续是违法的。对于安远县土地收储中心取得的安拆许字（2010）第0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安发改字[2010]3号《关于安远县沿江东西路二期老城区改造项目的立项批复》、地字第***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赣州市安远县[2010]用地字第03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安府发[2010]35号《安远县人民政府关于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等手续。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七条、国发[2004]20号《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安远县土地收储中心并不是真正建设项目用地单位，即其不能取得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不是适格的拆迁人。所以，安远县土地收储中心取得以上手续明显违法。虽然被告人李某某等对以上五具体行政行为提起了行政诉讼，但法院至今拒不立案，也未出具不予受理裁定书，剥夺了公民的诉权，涉案区域违法拆迁得不到纠正。

（三）、安远县人民政府对李某某一家，以“株连”及调动家人去最偏远地方工作的方式进行逼迁，属于违法行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中纪委关于加强监督检查 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对于采取暴力、威胁手段及“株连式拆迁”等方式违法强制拆迁的，要严格追究法律责任。安远县人民政府于二0一二年二月七日，对李某某一家五名工作人员，作出调至偏远地方工作方式进行逼迁，属违法行为。

（四）、对涉案房屋在没有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签订的相关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之司法裁判程序，即组织实施行政强拆，没有法律依据，明显违反了法定程序，属严重违法行政行为。

根据涉案房屋签订相关协议情况，分述如下：

1、对一楼店面房，没有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未经对补偿安置行政裁决，亦没有经人民法院裁判准予执行。

（1）如前分析，安远县土地收储中心并不是适格的拆迁人，故不能作为签订《拆迁合同书》的合法主体。

（2）涉案房屋属唐某某和被告人李某某夫妻共同财产，单独一方无权处分。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之规定，涉案房屋属夫妻共同财产，同时经法庭调查，唐某某和李某某没有书面约定房屋所有权归唐某某。根据《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故涉案《拆迁合同书》由唐某某一人签订，在被告人李某某没有对其授权的情况下，属无权处分行为，被告人李某某并不认可这份《拆迁合同书》的法律效力。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拆迁合同书》属无效协议。

（3）拆迁一方当事人启动司法强执程序前，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应当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而非仅是拆除房屋《拆迁合同书》。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三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本案二0一二年三月一日，安远县土地收储中心与唐某某签订了《拆迁合同书》，但直到实施强拆后的二0一三年一月十日，才签订《拆迁安置合同》。

（4）唐某某与安远县土地收储中心虽签订《拆迁合同书》，在推定此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一方不履行该协议，另一方只能通过司法程序来追究对方违约法律责任，而直接采取行政强制拆除措施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根据《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条、《民事诉讼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只有人民法院才有司法审判权。地方政府作为行政机关是没有审判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五条：“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一般由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行政强制法》第六十一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经上分析，只有在拆迁当事人双方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合同，或未达成协议的，对补偿安置事宜行政裁决后，再经人民法院司法裁判程序，才能采取司法强制执行行为。对一楼店面行政强制拆除没有法律依据，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

2、对一楼以上住宅部分房屋，虽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但所谓“购房人”杜某某并未有效取得房屋所有权，没有物权之处分权能，《房屋买卖合同》实为变相的拆迁补偿协议。即使《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未经人民法院之司法裁判程序，实施行政强拆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

（1）涉案房屋属唐某某和被告人李某某夫妻共同财产，一方单独无权处分。如前之分析，涉案唐某某与杜某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属无效协议。

（2）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实则为拆迁补偿合同。二0一0年三月十五日，安远县房地产管理局发布拆迁公告后，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等之规定，公告拆迁范围内房屋不得改建、租赁，更不得买卖。杜某某是为政府拆迁工作组成员，具体负责被告人李某某户拆迁工作。在《拆迁合同书》、两份《拆迁安置合同》、《沿河两岸房屋改造拆迁安置返迁房选房（店房）确认书》，其作为协议的监证人。杜某某与唐某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随即与安远县土地收储中心签订了《拆迁合同书》，可以说杜某某套取拆迁款的可能性较小，实为变相的补偿协议。

（3）根据《物权法》第九条：“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即不动产以登记始发生物权转让的效力。也就是说即使《房屋买卖合同》有法律效力的话，涉案房屋所有权并没有发生转移，政府发布拆迁公告以后，更不可能过户，来取得房屋所有权。何况一方当事人不再履行此协议，既然没有发生物权转移，所谓购房人杜某某当然不能有效处分涉案房屋。

（4）拆迁一方当事人启动司法强执程序前，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应当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而实施强拆后的二0一三年一月十日，安远县土地收储中心与唐某某才签订《拆迁安置合同》。

（5）唐某某与杜某某虽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实为拆迁补偿协议。在推定此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一方不履行该协议，另一方只能通过司法程序追究其违约责任。杜某某申请政府拆除及行政强制拆除，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以上分析，对一楼以上住宅部分房屋行政强制拆除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

三、被告人李某某等实施的行为是必要的、适度的正当防卫行为。

经上分析，安远县人民政府没有依法执行公务，属于滥用行政职权。被告人李某某等实施行为是必要的、适度的正当防卫措施。其拉出的横幅，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那是《宪法》赋予公民正常的言论自由，亦彰显依法维权的坚强决心；当挖掘机开始实施强拆，侵犯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及危及生命安全时，投掷的燃烧瓶将其逼退，恰到好处；政府大量工作人员围困房屋，不让群众送午饭时，投掷的物品致一名工作人员受轻微伤，那也是事出有因。辩护人认为，在安远县政府滥用行政职权，违法实施强拆房屋时，被告人作出的反映是正当的、必要的、适度的。

综上，辩护人认为，本案之核心在于，安远县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以及公诉机关对“依法强拆”这一法律概念、法定原则、法定程序理解错误所致。被告人李某某等根本不构成妨害公务罪，属于正当防卫行为，应当依法宣判被告人无罪。

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

辩护律师：纪 召 兵

二 0 一 三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第五篇：涉嫌故意伤害意见

张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案的辩护意见

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 田军律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张某委托，指派田军律师作为被告人张某涉嫌故意伤害一案的辩护律师，现就该案的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被告人到案后，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前后供述一致，可以认定案发时的客观情况，认罪态度较好。

第二、被告人属于正当防卫。

被告人到案后，供述的案件起因、过程符合事实，其是在其父、其弟被打，在受害人手持木棍殴打被告人的情况下，被迫捡到铁管的自卫行为，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后果属于防卫过当造成的。

第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自首。

案发后，被告人积极找陈XX进行调解，并陪同受害人检查治疗，后受害人其他老乡拒绝被告人报警，被告人没有逃离，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60号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一、关于“自动投案”的具体认定 《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七种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体现了犯罪嫌疑人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2）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因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自首，依法应从轻处罚。

第四、被告人积极救治受害人。

事件发生后，被告人找到陈XX给调解，后被告人与陈XX将受害人送到机场医院，进行治疗。

第五、被告人同意赔偿受害人损失。

第六、受害人死因不排除其他可能性。

心脏破裂分为开放性和闭合性两种，在开放性胸部损伤心脏破裂病人，如伤口有鲜血不断涌出，并伴有出血症状，不难作出诊断。在闭合性胸部损伤病人，凡出现Beck三联征： ①静脉压升高；②心搏微弱，心音遥远； ③动脉压降低。疑为心脏填塞时，可在剑突下左肋弓旁行心包腔穿刺，如抽出血液，即可确诊。两维超声心动图亦可确定心包积血的诊断，其以右心室破裂最常见，其次为左心室和右心房，左心房、心包内大血管破裂则少见。伤员呈现休克，胸痛，呼吸急促，心率快，心音弱，脉率快，脉量小，血压低，颈静脉怒张，静脉压升高等症状。但本案受害人《急诊病历》记载：一般情况：尚可；神智：清楚；血压：130/70mmHG；脉搏：86次/分；体态：自动。胸部X片检查，胸部正位及左胸斜位：双侧胸廓对称，气管居中，纵膈无特殊。肺野透光尚均匀，双下肺纹增粗，肺门结构基本正常。心影

居中，形态未见明显异常。双膈顶光滑，侧肋膈角锐利。左侧第1-10肋骨骨皮质光整，连续，未见明确骨折脱位改变。诊断印象：未见明显异常改变，左侧肋骨骨像未见明显骨折改变。

依据上述指证，受害人不符合《尸检检验鉴定书》论证死者左侧2-6肋肋骨骨折，2-7肋肋间出血，结论肋骨骨折，胸廓塌陷，胸骨及胸椎挤压心脏，造成心脏破裂，心包腔积血及凝血形成，导致心包填塞死亡的鉴定结论。

1、受害人在医院检查时生命指征正常。主检法医师王XX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心尖部位当时就会发生损伤，随着心脏的搏动，损伤不能修复，出血量越来越多，最终填满心包，导致填塞死亡。本案16时左右发生冲突，20时左右死亡，期间间隔四个小时左右，受害人身体没有异常反映，指征正常，不符合常理。心包无裂口或裂口较小不甚通畅者，心脏出血不易排出而在心包腔内积聚。由于心包缺乏弹性，腔内急性少量血液(0.1～0.2L)积聚，即可使心包腔内压力升高，压迫心房和腔静脉，并限制心室舒张，降低心房心室压力阶差，形成心脏压塞征，从而减少回心血量和心排出量，致使静脉压升高，动脉压下降．产生急性循环衰竭。病人会心前区闷胀疼痛、呼吸困难、烦躁不安、少尿至无尿、面色苍白、脉搏快弱，有时可扪及奇脉，血压下降或不能搏出。

2、受害人更符合心肌梗导致死亡的情况。心脏破裂是急性心肌梗死的 严重并发症，一旦出现，短期内迅速出现顽固性心衰、心源性休克及恶性心律失常而死亡 心肌梗并发心脏破裂，好发部位是左心室下1/3处、室间隔和左心室乳头肌，左室破裂发生率高于右室。破裂原因是由于梗死灶失去弹性，坏死的心肌细胞，尤其是坏死的嗜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释放大量蛋白水解酶的作用，使梗死灶发生溶解所致。发生于左心室前壁者，破裂后血液涌入心包腔造成急性心包填塞而迅速死亡。室间隔破裂后，左心室血液流入右心室，导致急性右心室功能不全。本案受害人恰恰是左心室经心尖破口处与外界相同，如胸廓变形，压迫心脏应以右心室破裂最常见，综合整个过程，受害人不排除心肌梗引发心脏破裂导致死亡的可能性。

3、《尸检检验鉴定书》未描述破口的大小状态，其与出血流量，血液填满心包的时间有关，如裂口较小，逐渐出血，其生命指征不会没有反映。如裂口较大，心包迅速填塞，受害人不会在4小时后死亡，其更符合心肌梗并发心脏破裂的情况。本案关键的裂口大小没有记载。

第七、肋骨骨折不排除其他可能性。

受害人突发死亡后，机场医院进行紧急抢救，卷宗中未见相关抢救记录，律师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在紧急抢救过程中，应进行心肺复苏，心肺复苏按压肋骨，不排除发生骨折的现象。受害人体表存在挫伤，医生按压肋骨造成骨折，合二为一，鉴定为打击造成也是可能的。法医师王XX陈述受害人符合胸部受较大钝性外力作用，造成肋骨骨折。受害人肋部本身存在伤痕，医生按压时作用力均匀没有留

下伤痕，致使尸检时无法鉴定骨折是否为医生按压式时所造成。因此，不排除其他造成骨折的可能性。

第八、北京机场医院，应承担相应责任。

机场医院在为受害人检查治疗过程中，如受害人身体正常，则不符合血液逐渐填塞心包，导致死亡的事实。如受害人身体不正常，医院存在误诊漏诊的情况，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综上，根据罪行相一致的原则，量刑时应考虑被告人认罪态度，主观意志，事发后积极救治，同意赔偿损失等情节予以考虑。本着疑罪从无，疑罪从轻的原则，考虑受害人骨折原因、死亡原因等事实，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事发后在医院检查过程中，双方已经互相谅解，今后有活还互相想着点，但突如其来的变故毁掉了两个家庭。对受害人及家庭我代表被告人及家属表示道歉,受害人一路走好，家庭承受住悲痛打击。为了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请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田军律师

2011年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