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回应社会关切之二 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

第一篇：如何回应社会关切之二 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

如何回应社会关切之二 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

每一起突发事件，处理不好会成为损伤政府公信的消极因素，应对得当则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机。真诚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提振政府公信，自觉维护“无形资产”，是每个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

相对于经济发展成就、社会财富积累等“有形资产”，公信力属于“无形资产”。如同有形资产的建树需要集腋成裘，无形资产的聚集也靠点滴积攒。不同的是，政府“无形资产”的流失，却要容易得多、迅速得多。在近年来诸多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上，各级政府的不同回应，见证了“无形资产”的消长变化。

还记得2009年成都公交大火惨剧发生之后，信息公开的主动、及时，不仅消解了种种疑问、猜想，也使公众和政府“站在一起”去共同面对。而最近的深圳大运会，面对公众对“禁止农民工集体讨薪”的质疑，住建部门追回禁令并公开道歉，不仅呈现了特区的城市精神，也有效地维护了地方的形象。

每一起突发事件，处理不好会成为损伤政府公信的消极因素，应对得当则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机。如果事情出现后不是衔恨披露信息者“瞎捅娄子”，而是尽力促成政府与民众的顺畅互动；事态激化后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着力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化危为机的“双赢局面”——政府提升了公共管理的水平与公信力，百姓实现了正当的诉求和利益的公平。

我们有的干部，常误以为虚心听取批评、积极回应质疑，就会失了身份、丢了面子，甚至会削弱权威、消减威信。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正确，任何治理也不可能万无一失，出现批评质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矛盾拖延塞责，一错再错。一些突发事件发生发酵的路线图表明，回应失当、进退失据，才是公信受损的症结所在，也才会陷入动辄得咎的“信任困境”：做好事和做坏事一样会受到批评，说真话和说假话一样会被质疑。

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我们应充分理解治国理政的各种艰难，了解地方政府承担的发展责任，体会广大领导干部面临的现实挑战。但越是这种时候，就越需恪守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宗旨，越需增强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越需坚定对人心向背的清醒认识：政府公信的“无形资产”，远比经济成就等“有形资产”更为重要。不能让一些地方建起了气派摩登的高楼大厦，却在违规的强拆中离散了人心；构建了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却因工程腐败蚕食了信任；创造了引以为傲的GDP，却让子孙在不断蔓延的污染中承受痛楚。一边建树“有形政绩”，一边流失“无形资产”，这样的发展，这样的行为，怎能不降低“信任指数”？

人民信任方可载舟。纵观90年风雨历程，我们党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走向全国执政，正是因为“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始终是我们党不变的信念和不懈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中央一再告诫党政干部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当前又特别提出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维护群众利益，政府才能赢得人民信任，才能获得奋发作为的价值保障。

民心是最根本的执政资源。真诚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提振政府公信，自觉维护“无形资产”，是每个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只要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并身体力行，就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同心协力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第二篇：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

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

每一起突发事件，处理不好会成为损伤政府公信的消极因素，应对得当则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机。真诚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提振政府公信，自觉维护“无形资产”，是每个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

相对于经济发展成就、社会财富积累等“有形资产”，公信力属于“无形资产”。如同有形资产的建树需要集腋成裘，无形资产的聚集也靠点滴积攒。不同的是，政府“无形资产”的流失，却要容易得多、迅速得多。在近年来诸多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上，各级政府的不同回应，见证了“无形资产”的消长变化。

还记得2009年成都公交大火惨剧发生之后，信息公开的主动、及时，不仅消解了种种疑问、猜想，也使公众和政府“站在一起”去共同面对。而最近的深圳大运会，面对公众对“禁止农民工集体讨薪”的质疑，住建部门追回禁令并公开道歉，不仅呈现了特区的城市精神，也有效地维护了地方的形象。

每一起突发事件，处理不好会成为损伤政府公信的消极因素，应对得当则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机。如果事情出现后不是衔恨披露信息者“瞎捅娄子”，而是尽力促成政府与民众的顺畅互动；事态激化后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着力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化危为机的“双赢局面”——政府提升了公共管理的水平与公信力，百姓实现了正当的诉求和利益的公平。

我们有的干部，常误以为虚心听取批评、积极回应质疑，就会失了身份、丢了面子，甚至会削弱权威、消减威信。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正确，任何治理也不可能万无一失，出现批评质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矛盾拖延塞责，一错再错。一些突发事件发生发酵的路线图表明，回应失当、进退失据，才是公信受损的症结所在，也才会陷入动辄得咎的“信任困境”：做好事和做坏事一样会受到批评，说真话和说假话一样会被质疑。

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我们应充分理解治国理政的各种艰难，了解地方政府承担的发展责任，体会广大领导干部面临的现实挑战。但越是这种时候，就越需恪守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宗旨，越需增强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越需坚定对人心向背的清醒认识：政府公信的“无形资产”，远比经济成就等“有形资产”更为重要。不能让一些地方建起了气派摩登的高楼大厦，却在违规的强拆中离散了人心；构建了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却因工程腐败蚕食了信任；创造了引以为傲的GDP，却让子孙在不断蔓延的污染中承受痛楚。一边建树“有形政绩”，一边流失“无形资产”，这样的发展，这样的行为，怎能不降低“信任指数”？人民信任方可载舟。纵观90年风雨历程，我们党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走向全国执政，正是因为“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始终是我们党不变的信念和不懈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中央一再告诫党政干部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当前又特别提出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维护群众利益，政府才能赢得人民信任，才能获得奋发作为的价值保障。

民心是最根本的执政资源。真诚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提振政府公信，自觉维护“无形资产”，是每个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只要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并身体力行，就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同心协力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第三篇：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必须回应社会关切

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必须回应社会关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在部署2010年主要工作任务时，在明显靠前的第二部分明确提出，尤其要抓紧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这在结构和基调上与以往的中纪委报告显然不同。以前的中纪委报告，在安排部署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时，基本是按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纠正不正之风、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执法监察、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次序和框架展开的。今年的报告，从上述项目中筛选疏理出了6项重点工作，作为当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求抓紧解决，以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成效取信于民。这种改变，不单是同一类工作报告在篇章结构上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把回应社会关切摆到特别突出的位置。这对于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性、有效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回应社会关切，顺应了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建设的迫切愿望。近年来，广大干部群众对加大惩处腐败分子和整治消极腐败问题力度、通过实行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整治奢靡之风、集中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和“小金库”、推进党务公开、引入网络反腐等反腐败措施呼声很高，充满期待。同时也说明，这些方面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亟需进一步加强的环节。将解决这些突出问题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工作，是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紧紧依靠广大群众支持和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充分体现。回应社会关切，着力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做到反腐败组织领导意图与人民群众意愿的合拍共振、同力同向，将极大地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参与和支持反腐败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回应社会关切，有利于统筹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统筹兼顾，把当前工作与长远部署结合起来，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是在反腐倡廉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我们都知道，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这就决定必须抓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从体制机制制度上堵塞漏洞，不断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但这是一个逐步实现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抓紧解决当前多发易发、影响恶劣、危害深远的腐败问题，让全党全国人民真真切切地看到我们反腐败的实际效果。这对于增强全党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赢得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支持和拥护都是极其重要的。

回应社会关切，为地方和基层创造性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广阔空间。腐败现象在不同地方、不同部门表现形式不同，易发多发的部位和环节也有不同。这就需要反腐败在不同地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回应社会关切，根据当地干部群众的普遍反映和强烈呼声确定反腐败工作重点，将使反腐倡廉建设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同时，各地在回应社会关切中尊从人民群众愿望、汲取人民群众智慧，将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创造出许多成功做法和新鲜经验。经总结提高推广后，将极大地提高我们党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第四篇：创新舆论监督 回应群众关切

创新舆论监督 回应群众关切

对于当下的媒体舆论监督，无论受众还是从业者都有一种乏味之感。不开展舆论监督，主流媒体的作用被弱化，难以适应新格局下受众的需求；而开展舆论监督，又缺乏行之有效的举措。《浙江日报》积极探索，创新舆论监督的方式和方法，尤其近两年来，为落实浙江省委、省政府“三改一拆”（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对如何充分发挥省委机关报在舆论中的主力军作用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收到明显成效，受到读者广泛好评，有力提升了《浙江日报》主流媒体的地位。

细心查访 有的放矢

批评性报道关注的人多，敏感性强，不但务求事实准确，不出差错，而且必须有的放矢，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批评才有力量，才能让人心服口服，所以找准“的”很重要。在报道推出前，该报内部精心策划，明确提出，本次督查就是去“挑刺”，经验性、表扬性报道一律不发。而且因为是督查地方工作，所以要找那些“顽疾”“顽症”开刀，全面了解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找出问题症结所在。

“的”树起来了，接下来就看记者手中有没有“矢”了。在采访小分队出发前，明确要求各路记者一定要深入到现场，不光要眼见为实，还要深挖现场背后看不到的原因，倾听群众呼声。

如浙报集团所属《浙江法制报》记者陈普阳是一名新闻界的新兵，也是第一次参与集团“作战”。他与第22督查组抵达龙游县时，在与当地官员的晚饭闲聊中得知，“盘踞”在城市中心福泰隆广场上的小吃摊已经有六七年历史，附近居民意见很大。第二天中午，天空飘着细雨，陈普阳向组长请了假，一个人到福泰隆广场实地了解情况。当周围的人都回避这个话题时，陈普阳走进附近的小区，挨家挨户敲门了解情况，终于掌握了“小区业委会默许经营，以确保物业收支”导致违规摊位长期得不到治理等相关情况，当天就写出了《繁华广场烙补丁》的批评报道。

正是因为既抓主要矛盾，又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所以，《治水拆违大查访》栏目报道了许多典型案例，没有一例因失实引起投诉，保证了活动顺利开展，树立了党报的威信。

亮出观点 当好参谋

建设性批评报道的目的不是为了“揭丑”，而是为了解决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更好地推动工作开展。所以，记者不能当旁观者，而要主动融入，当好参谋。

随着时间的推移，采访的深入，年轻记者开始认识到“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工作的复杂性。最初的兴奋劲过去后，报社采编人员开始思考，该如何更好地做好报道，以配合、推进“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工作。

在第一阶段，记者的报道以追求气势、“挑刺”为主，那接下来的报道，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浙江日报》专设了《查访札记》栏目，将记者在“治水拆违大查访”过程中的感受、感知、感悟，用个性化的语言呈现出来，与大家分享，以期总结经验、指出问题、亮明观点，为进一步推动省内“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督查工作建言献策。

同时，《浙江日报》还以主题专版的形式，陆续推出101期《五水共治 百城擂台》治水系列特别报道，运用形象直观的图解新闻等形式，晒一晒各地市、各县（市、区）“五水共治”的总目标、路线图、时间表等，营造各地全力治水、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这组报道推出后引起广泛反响。

为发动更多群众参与“治水拆违”工作，该报《治水拆违大查访》栏目推出“治水红黑榜”，并通过微信公众号征集线索，实现了与受众的紧密联系。

随时互动 创新报道

《治水拆违大查访》是《浙江日报》一次全媒体融合报道的尝试。事实证明，这种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的重大事件采访报道，非常适合集团全媒体融合作战，报道效果好，也锻炼了记者队伍。

在大督查期间，记者们不仅动起笔头，还拿起手机、相机拍照片、短视频，一路上边走边发稿。各采访小分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通过微博、微信、视频、APP等多种平台进行传播，持续地在浙报集团所属各媒体刊播对督查工作进行全媒体、立体式报道。《浙江日报》、浙江在线、《浙江法制报》专设《治水拆违大查访》栏目，并设立投诉台，为督查工作提供线索。

如“治水红黑榜”推出后，在报纸和公众号同步推送，《浙江日报》地方新闻中心又发动部门采编人员，把这一活动策划通过微信群、朋友圈、QQ群等渠道推送出去。没多久，各地的网友和粉丝就行动起来，不管是景观河道，还是脏臭水浜，都拿起手机拍下来，通过公众号平台发送过来。

在地方新闻中心“老家”微信公众号平台，每次“治水红黑榜”发出，都会吸引一大批粉丝转发、点赞，进而吸引了大量网友向“老家”投稿。经过《浙江日报》刊登报道的“黑榜河”，都会将信息反馈给浙江省“五水共治”办，督促当地及时整改。实践证明，登上“黑河榜”的河流，当地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出反馈意见，列出整改措施。

在浙江全省推进“五水共治”的大背景下，“治水红黑榜”开辟了一个网友举报、报纸版面及新媒体监督、地方政府整改的三方互动平台，得到各方高度肯定。

此外，大督查也锻炼了记者队伍。以督查组的名义下基层，以记者名义访民情，所见所闻可谓大相径庭。以记者名义采访，大多围绕中心直奔主题，采够稿件所需素材即可。而以督查组成员身份扎根基层，就一项工作深入调研、刨根问底，与通过采访“管窥”大不相同。大督查，让采编人员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基层。

第五篇：完善人大制度回应时代关切

完善人大制度回应时代关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实现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

人大工作必须紧跟时代前进步伐，积极回应时代关切，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坚持科学民主立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上，张德江指出，提高立法质量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提高立法质量，根本途径在于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目前，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从源头上切实保障立法质量已显得尤为关键。立法如果先天不足，存在偏私，法的实施就难免出现问题，甚至引起不良后果。因此，应通过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进一步完善立法体制和立法机制，统筹立法资源，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使立法更充分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党的主张，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防止立法腐败。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明确提出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落实税收权从政策上作了导向性规定，我国薄弱的税收法律体系建设有望得到进一步加强。对照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还需要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梳理，通过法律法规的立改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完整，使立法在引领、推动和保障改革方面，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选举任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是我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根据我国宪法、组织法等有关规定，上至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下至乡镇长，都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任命产生。法律赋予人大此项权力，体现的是“由谁产生，对谁负责”的政治学原理，最终是为了实现向人民负责这一人大制度建构的价值理念。因此，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任免权反映了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的主从关系，体现了人民政权人民性的政治理念。实践中，各级人大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许多地方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建立和完善任前考试和谈话、答复询问、供职发言、就职宣誓等制度，增强了任免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但不可否认，实践中，人大任免权的行使还存在许多不规范、不到位的地方。比如，一些地方人大任免权的行使流于形式，一些地方干部刚由人大选举产生便调往别处，等等，不仅有损于法律的尊严，更有损于人大的权威。因此，选举的严肃性、任期的稳定性，是各级人大在行使任免权过程中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此外，“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后，如何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包括负责的内容和形式、监督的方式和后果，等等，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规范。

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重大事项决定权是我国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法定权力。在1954年宪法草案说明中，刘少奇专门指出：我们国家的大事不是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来决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既规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切重大问题就都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因此，代表民意决定国家或本地区重大事项，体现了主权在民的价值理念。目前，我国已有28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地方性法规，许多地级市人大常委会也出台了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的规定或文件，但实践中，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尽如人意。与人大的其他职权相比，重大事项决定权往往被认为是一项软权力。实践中，将其长期虚置者有之，偶尔行使却敷衍者有之，致使这一职权在实践中远远没有发挥应有的功效。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不力，既有认识不足等主观原因，也

有法律规定不明晰等客观因素。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要向本级人大报告。这就需要人大切实履行职责，从主观、客观等方面解决职权行使障碍，真正将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落到实处。

加强人大监督职能，增强监督实效。监督权是各国议会极为重要的一项权力，议会产生之初，其职权就始于对政府财政的监督。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最高层次的监督，其监督的目的，在于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行政权和司法权得到正确行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伴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和地方相关监督条例的出台，我国各级人大的监督职能进一步落实，但仍存在监督程序不够细化和规范化等问题。目前，各级人大对政府财政的监督还很薄弱。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这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履行好职责，就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推进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建设。目前，我国有各级人大代表270多万。他们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体现了中国式民主的特点。实践中，应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加强人大常委会同代表的联系，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同时，应逐步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014年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60周年。60年一甲子，如何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仍然是我国人大制度建设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