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明清时期的茶文化呈现的特点

第一篇：我国明清时期的茶文化呈现的特点

我国明清时期的茶文化呈现的特点

中国古代茶文化的发展史上，元明清也是一个重要阶段，无论是在茶叶的消费和生产，还是在饮茶技艺的水平、特色等各个方面，发着令人陶醉的文化魅力。特别是茶文化自宋代深入市民阶层(大小城市的茶馆、茶楼)，各种茶文化不仅继续在宫廷、宗教、文人士大夫等阶层中延续和发展，茶文化的精神也进一步植根于广大民众之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有极为丰富的“茶民俗”。

明清时已经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应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微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

不得不提一提元代，虽然元代由于历史的短暂与局限，没能呈现文化的辉煌，但在茶学和茶文化然继续唐宋以来的优秀传统，并有所发展创新。元代已开始出现散茶。饼茶主要为皇室宫廷所用，民间则以散茶为主。由于散茶的普及流行，茶叶的加工制作开始出现炒青技术，花茶的加工制作也形成完整系统。汉蒙饮食文化交流，还形成具蒙古特色的饮茶方式，开始出现泡茶方式，即用沸水直接冲泡茶叶。这些为明代炒青散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是其一。

一、明代

明代饮茶风气鼎盛，是中国古代茶文化又一个兴盛期的开始，其特色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形成饮茶方法史上一次重大变革。历史上正式以国家法令形式，废除团茶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他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十六日下诏：“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从此向皇室进贡的只要芽叶形的蒸青散茶。皇室提倡饮用散茶，民间自然蔚然成风，并且将煎煮法改为随冲泡随饮用的冲泡法，这是饮茶方法上的一次革新，从此改变了我国千古相沿成习的饮茶法。这种冲泡法，对于茶叶加工技术的进步，如改进蒸青技术、产生炒青技术等，以及花茶、乌龙茶、红茶等茶类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泡茶简便、茶类众多.烹点茶叶一大嗜好，饮茶之风更为普及。

二是形成紫砂茶具的发展高峰。紫砂茶具始于宋代，到了明代，由于横贯各文化领域溯流的影响，文化人的积极参与和倡导、紫砂制造业水平提高和即时冲泡的散茶流行等多种原因，逐渐走上了繁荣之路。宜兴紫砂茶具的制作，相传始于明代正德年间，当时宜兴东南有座金沙寺，寺中有位被尊为金沙僧的和尚，平生嗜茶，他选取当地产的紫砂细砂，用手捏成圆坯，安上盖、柄、嘴，经窑中焙烧，制成了中国最早的紫砂壶。此后，有个叫龚(供)春的家僮跟随主人到金沙寺侍卖，他巧仿老僧，学会了制壶技艺，所制壶被后人称为“供春壶”，视为珍品，有“供春之壶，胜如白玉”之说。供春也被称为紫砂壶真正意义上的鼻祖，第一位制壶大师。到明万历年间，出现了董翰、赵梁、元畅、时朋“四家”，后又出现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三大壶中妙手”。当时有许多篇名文人都在宜兴定制紫砂壶，还题刻诗画在壶上，他们的文化品味精和艺术鉴赏也直接左右着制壶匠们，如著名书画家董其昌、著名文学家赵宦光等，都在宜兴定制且题刻过。

明代人崇尚紫砂壶几近狂热的程度.“今吴中较茶者，必言宜兴瓷”(周容《宜瓷壶记》)，“一壶重不数两，价值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可见明人对紫砂壶的喜爱之深。

三是为茶著书立说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中国是最早为茶著书立说的国家，明代达到又一个兴盛期，而且形成鲜明特色。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权于1440年前后编写《茶谱》一书，对饮茶之人、饮茶之环境、饮茶之方法、饮茶之礼仪等作了详细的介绍。陆树声在《茶寮记》中，提倡于小园之中，设立茶室，有茶灶、茶护，窗明几净，颇有远俗雅意，强调的是自然和谐美。张源《茶录》中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这句话简明扼要地阐明了茶道真谛。明代茶书对茶文化的各个方面加以整理、阐述和开发，创造性和突出贡献在于全面展示明代茶业、茶政空前发展和中国茶文化继往开来的崭新局面，其成果一直影响至今。明代在茶文化艺术方而的成就也较大，除了茶片、茶画外，还产生众多的茶歌、茶戏，有几首反映茶农疾苦、讥讽时政的茶诗，历史价值颇高，如高启的《采茶词》等。

二、清代

清代沿承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现念，其茶文化的主要特点有三：

一是形成了更为讲究的饮茶风尚。清朝满族祖先本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游猎民族，肉食为主，进人北京成为统治者后，养尊处优，需要消化功效大的茶叶饮料。于是普洱茶，女儿茶、普洱茶膏等，深受帝王、后妃、吃皇粮的贵族们喜爱，有的用于泡饮，有的用于熬煮奶茶。嗜茶如命的乾隆皇帝，一生与茶结缘，品茶鉴水有许多独到之处，也是历代帝王中写作茶诗最多的一个，晚年退位后，在北海镜清斋内专设“焙茶坞”，悠闲品茶。民间大众饮茶方法的讲究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摄泡”。当时，人们泡茶时，茶壶、茶怀要用开水洗涤，并用干净布擦干，茶杯中的茶渣必须先倒掉，然后再斟。闽粤地区民间，嗜饮功夫茶者甚众，故精于此“茶道”之人亦多。到了清代后期，由于市场上有六大茶类出售，人们已不再单饮一种茶类，而是根据各地风俗习惯选用不同茶类，如江浙一带人，大都饮绿茶，北方人喜欢喝花茶或绿茶。不同地区、民族的茶习俗也因此形成。

二是茶叶外销的历史高峰形成。清朝初期，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大量从我国运销茶叶，使我国茶叶向海外的输出猛增。茶叶的输出常伴以茶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英国在16世纪从中国输入茶叶后，茶饮逐渐普及，并形成了特有饮茶风俗，讲究冲泡技艺和礼节，其中有很多中国茶礼的痕迹。早期俄罗斯文艺作品中有众多的茶宴茶礼的场景描写，这也是我国茶文化在早期俄罗斯民众生话中的反映。

三是茶文化开始成为小说描写对象。诗文、歌舞、戏曲等文艺形式中描绘“茶”的内容很多。在众多小说话本中，茶文化的内容也得到充分展现。“一部《红楼梦》，满纸茶叶香”。《红楼梦》中言及茶的多达260多处，咏茶诗词(联句)有10多首，它所载形形色色的饮茶方式、丰富多彩的名茶品种、珍奇的古玩茶具讲究非凡的沏茶用水是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记述和描绘最全面的。它集明后期至清代200多年间各类饮茶文化之大成，形象地再现当时上至皇室官宦、文人学士，下至平民百姓的饮茶风俗。

清末至新中国建立前的100多年，资本主义入侵，战争频繁，社会**，传统的中国茶文化日渐衰微，饮茶之道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逐渐趋于简化，但这并非是中国茶文化的完结。从总趋势看，中国的茶文化是在向下层延伸，这更丰富了它的内容，也更增强了它的生命力。在清末民初的社会中，城市乡镇的茶馆茶肆处处林立，大碗茶摊比比皆是，盛暑季节道路上的的茶亭及善人乐施的大茶缸处处可见。“客来敬茶”己成为普通人家的礼仪美德，由于制作工艺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今天的六大类茶。

最后，对于茶叶营养与保健这一门选修课，我个人觉得非常有意义，让我们了解到很多关于茶的知识和文化，也对中国的茶文化有一定认识，而对于这门课程的选修也感觉没什么问题，有一点就是老师您让我们品尝各种茶的时候场面有点混乱，一堆学生拥挤在上面，导致有的同学没能品尝到，这个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希望老师能听取一下，谢谢。

[参考文献] [1] 《茶的起源及传播》中华美食网 [2] 《论茶文化》

[3] 百度百科、百度问问、搜狗问问

第二篇：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特点

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特点

公元1368年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是我国历史上的明清（1912年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退位）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繁荣，政治较为开明，思想文化得到极大发展，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不断发展。

一、中国明清时期的政治特点

明清时期的政治最大的特点是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完善与发展。

明朝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化体现在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加强皇权，明成祖设置内阁。这不仅解决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而且大大加强了君主专制。明朝统治者为了削弱地方势力，废除行中书省，设三司，直接对皇帝负责。

清朝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达到顶峰。雍正帝设军机处由皇帝亲信大臣组成，军国大事由皇帝裁决，这样一来，全国的军政大权就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

明清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使皇权的极度膨胀，民主制度难以形成。这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皇帝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行政长官和最高司法者，不受任何约束和监督。这种绝对君主专制，使皇帝的决策具有个人独断和随意性的特点，使政策不断失误；而为官者则畏首胃尾、惟命是从，助长了官场因循守旧、官僚主义、贪污腐败之风。明清封建君主专制的空前加强，并非表明封建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政治表现。明朝实行的厂卫制度、清朝军机处的设立等使民主制度就更难以形成了。

二、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特点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家。但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在我国江南地区一带的手工作坊里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没有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得到发展，但这是明清时期经济的最大进步。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为清后期民主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特点

在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支持。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古代的主流思想。明清时期的思想家们又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思想。

明后期的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揭露道学家的虚伪。是我国封建思想的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的色彩。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强烈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提倡“工商皆本”，他的思想对晚清民主思潮兴起有一定影响。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反对君主专制，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才能“天下治矣”。

王夫之是杰出的唯物思想家。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观点。用发展观点看待历史，提出在政治上“趋势更新”。

然而，明朝的八股文，清朝的文字狱等政策钳制了人们的思想，使得这一时期的科技只注重对前朝的总结而没有较大发展。

四、中国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特点

明清时期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统治者开明的民族政策，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不断发展。

（一）同蒙古、新疆地区关系的加强 1．明长城

⑴明中期，国力衰退，为防止蒙古骑兵南下，修缮长城，加强边防驻兵，但仍没有达到目的，瓦剌骑兵曾直抵北京城下。⑵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是世界上的伟大工程之一。

2．俺答汗与明朝修好

⑴明后期，鞑靼首领俺答汗与明朝修好。⑵明朝封他为顺义王，恢复封贡互市。⑶蒙汉两族和平友好数十年。3．反对准噶尔分裂势力

反对准噶尔贵族的斗争：清军与噶尔丹及其后继者进行了约七十年的斗争，终于在1757年将准噶尔贵族割据势力粉碎，统一天山北路。清朝对蒙古各部的管理： ①在乌里雅苏台设将军；

②在科布多设参赞大臣，直接掌管蒙古各部的军政大权。4．平定回部反动贵族的叛乱

⑴平叛：清军迅速平定居住在天山南路的回部贵族大小和卓兄弟发动的叛乱。

⑵管理：1762年，清朝设伊犁将军，统管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

5．土尔扈特部归国

1771年，西迁伏尔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在杰出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为摆脱沙俄的统治，踏上回归祖国的征途。他们的回归，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谱写下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二）同西藏地区关系的加强 1．明对西藏的统治 ⑴明称西藏地区为乌思藏。

⑵重用藏人：朝廷在乌思藏设立卫所，任用藏族人担当各级官吏，赐给印信，让他们管理藏族事务，征收贡赋。

⑶建立僧官制度，法王是最高僧官。

⑷整个明代，西藏各教派势力都一心拥护中央政府。2．清对西藏的统治 ⑴确立册封制度：

①清入关前，黄教领袖五世**统一全藏。顺治帝正式赐予“**喇嘛”的封号。

②康熙帝又将“**额尔德尼”的封号，赐予另一位黄教领袖五世**。此后，历世**和**，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

⑵设驻藏大臣：

雍正时期，清朝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共同管理西藏事务。这标志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的加强。

⑶建立金瓶掣签制度

①西藏黄教用灵童“转世”的办法确定**和**的继承人 ②有时同时出现几个灵童。为了避免纷争，乾隆年间，清朝建立了金瓶掣签制度。

③金瓶掣签制度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转世的监督和任授权力。

(三)“改土归流”和台湾府的设置

1.明朝开始改土归流：永乐年间，西南地区的两个宣慰司叛乱，明朝派兵平定以后，改设贵州布政使司，从此贵州成为省一级行政单位。这种取消土司衙门，改由朝廷派遣流官直接统治的变革，称为“改土归流”。

2．平息三藩之乱

⑴“三藩之乱”：清康熙年间，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叛乱，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相继响应，史称“三藩之乱”。

⑵平息叛乱：康熙帝采取剿抚兼用的策略，历时8年，平息了叛乱。3．大规模改土归流：1726年，雍正帝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大量委派流官代替土司。

4．清军进入台湾

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台湾一直处在郑氏子孙的统治之下。⑵1683年，清廷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进军台湾。

⑶澎湖一战，郑军大败，郑克塽投降，台湾纳入清朝版图。5．清设台湾府

1684年，清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这加强了台湾同祖国大陆的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巩固了祖国的海防。

五、中国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特点

对外关系上，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使中国和世界逐渐隔绝，造成落后于世界潮流。明朝一度实行“海禁”；清政府则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几次下令禁止海外贸易。“闭关锁国”政策不利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取长补短。从而妨碍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与世界隔绝，落后于世界潮流。

总体来说，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度渐趋衰落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时期。其历史特点可概括为：(1)实现了中国古代的第三次大一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2)君主专制统治空前强化，并达于顶峰；(3)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缓慢发展；(4)从对外开放走向闭关自守；(5)反封建民主思想的产生和传统科技依然处于世界前列。

第三篇：明清时期商业文字广告的特点

明清时期商业文字广告的特点

[摘要]明清时期商业文字广告的发展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本文从明清时期商业文字广告发展的原因，发展的水平及其特点审视这一时期商业文字广告的发展。

[关键词]文字广告；招牌广告；对联广告

人类的广告活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广告的发源地之一。由于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和商业的日渐发达，我国早期的商业广告活动在商朝便产生了。早期的商业广告形式以实物广告、叫卖广告和音响广告为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城市和集市，坐商开始出现，商业文字广告便应运而生。商业文字广告就是以文字的形式，简单明了地说明营业的内容和范畴。单纯的商业文字广告成为中国传统商业宣传的重要表现手段，被长期地传承和沿袭下来。明清(鸦片战争前，以下同)时期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字广告发展最为兴盛的时期。

一、明清时期商业文字广告兴盛的原因

广告的创新和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基于此，我们用现代广告的观念来审视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考察商业文字广告发展的文化基础。

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业文字广告的创作提供了生动的原形和鲜活的素材，是商业文字广告发展的土壤。

明代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超过以前各个朝代。明代中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商品化趋向进一步加强，一些原属农民家庭副业的手工业项目，逐渐分离出去形成专业化的手工作坊，进而发展成集中产地。如，江南的松江、苏州、杭州逐渐成为棉纺织业中心，南京、福州等地是著名的造船业中心，景德镇是瓷业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市镇兴起，使得各地商人往来于镇和大城市之间从事商业活动。与此同时，海上贸易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到了嘉靖、万历年间，在沿江、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纺织、矿冶、造纸、陶瓷等大规模的手工工场。

清代的社会经济与明代相比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方面，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形成了经济作物专业区，棉花、桑、茶、甘蔗、烟草都成为重要的商品化农产品。工商业集中在江南及东南一带，包括长江流域及运河流域，形成了许多大的商业都市如北京、武昌、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福州等。除大城市外，市镇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四大聚”(京师、佛山、苏州、汉口)和“四大镇”(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广东佛山镇)。商业也更加活跃，出现不少名商，其中以山西票商、扬州盐商和广东行商最为著名，此外，微商、宁绍商、闽粤商等著名的商帮继续活跃在城与市镇之间，他们不仅从事贩运活动，而且经营典当、钱庄等金融事业。

其次，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涉足广告领域，为商业文字广告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

明朝政府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与亚非各国发展友好的经济文化往来，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刺激了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繁荣，民间的海外贸易增多。外国的使臣、商人来华贸易也带来了异国的新思想，使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和崇本抑末的思想受到冲击，社会上逐渐扭转对经商的看法，一些封建士大夫和官僚阶层开始面对社会现实，把农商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对待，由重义轻利转变为义利并重。明清时期的知识分子逐步脱开自命儒雅脱俗的传统思想，开始涉足广告领域，以自己的文字专长直接为商业广告服务，他们题写招牌文字，撰写广告对联，使明清时代的广告形式具有浓郁的知识性、趣味性，并形成了我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而最能代表中国古代商业广告民族风格和气派的是文字广告中的招牌广告和商业对联广告。

二、明清时期的商业文字广告

明清时期我国商业文字广告的主要形式有：招牌广告、楹联广告、书籍广告等。招牌广告和商业楹联广告是其代表。

招牌广告是从中国古代的文字幌发展演化而来的，明清时代的招牌首先注重以儒家“以义取利”的思想为主导，此时的招牌已不再是以单调的姓氏或街坊名字作为招牌的字号，而是赋予招牌文字以言简意赅的内容。如著名的北京同仁堂药店，取自“童叟无欺”的商业信条，“全聚德”烤鸭店，取其“全仁聚德，财源茂盛”的意思。其次，在含义上有的选用吉祥如意为主题，如开业于咸丰三年的“内联陛鞋店”，由于该店专做清朝宫廷的生意，用“内”字，指的是“大内”即宫廷的意思，“联陛”是指“连升三级”，取其吉利，投宫廷官宦之所好，以招揽生意。第三，在招牌内容上有的还采用与商店商品有关的历史故事为主题。如开业于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的北京“六必居”酱菜园，生产的酱菜驰名中外，传说“六必居”牌匾出自宰相严嵩之手。

楹联广告又称对联广告，也是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一种商业文字广告形式。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是第一个撰写对联广告的人，其后，文人儒士附和时尚，纷纷撰写商业对联。

明代杰出书画家唐伯虎曾为一家新开张的商号挥笔写下：“生意如春草，财源似水泉”。著名书法家祝枝山游西湖归来，进店饮酒，趁酒兴为酒家笔写下一副对联：“东不管西不管，我管酒管。兴也罢衰也罢，请罢喝罢。”

清代对联广告更为流行，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专用对联，成为商业广告的一种宣传形式。如：“世间无此酒，天下有名楼”(酒楼)、“相逢尽是弹冠客，此去应无搔首人”(理发店)、“大将军，骑海马，身披穿山甲，过常山，去斩草寇；小红娘，坐荷车，头戴金银花，到熟地，接见槟榔”(药材庄)、“到此皆洁己之士，相对乃忘形之交”(澡堂)等。

商业楹联在其自身高雅文辞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溶人了商业文化的内涵、商人的志向与经营理念，与传统招牌匾额一样，常常被视为信誉的象征，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不可动摇的地位。

从广告史上考察，我国的书籍广告始于宋朝，宋代的雕版书中，一般都有“刊语”或“牌子”，因为北宋的书籍没有封面，所以书籍广告多刻在目录或序文后，内容是告诉读者书坊字号、刻书年月、地点，与现代书籍的版权页相似。南宋末年以后，我国书籍出现了封面，书籍广告的水平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进步。

明清朝代，我国的雕版印刷业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和发展。由于社会对各种书籍需求量不断增大，书市生意兴隆，相互之间也展开了竞争。管地书商和印刷者为了扩大影响，利用书籍插图大做广告，以此来推销各类书籍。如明弘治年间(1498年)的刊本《奇妙全相西厢记》的底页上就刊印了广告：“……本坊谨依经书重写绘图，参订编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这篇广告文字，很有说服力，而且字句也很简练。

三、明清时期商业文字广告的特点

首先，明清时期的商业文字广告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07)05－0078－2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商业文字广告的发展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本文从明清时期商业文字广告发展的原因，发展的水平及其特点审视这一时期商业文字广告的发展。

[关键词]文字广告；招牌广告；对联广告

人类的广告活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广告的发源地之一。由于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和商业的日渐发达，我国早期的商业广告活动在商朝便产生了。早期的商业广告形式以实物广告、叫卖广告和音响广告为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城市和集市，坐商开始出现，商业文字广告便应运而生。商业文字广告就是以文字的形式，简单明了地说明营业的内容和范畴。单纯的商业文字广告成为中国传统商业宣传的重要表现手段，被长期地传承和沿袭下来。明清(鸦片战争前，以下同)时期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字广告发展最为兴盛的时期。

一、明清时期商业文字广告兴盛的原因

广告的创新和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基于此，我们用现代广告的观念来审视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考察商业文字广告发展的文化基础。

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业文字广告的创作提供了生动的原形和鲜活的素材，是商业文字广告发展的土壤。

明代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超过以前各个朝代。明代中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商品化趋向进一步加强，一些原属农民家庭副业的手工业项目，逐渐分离出去形成专业化的手工作坊，进而发展成集中产地。如，江南的松江、苏州、杭州逐渐成为棉纺织业中心，南京、福州等地是著名的造船业中心，景德镇是瓷业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市镇兴起，使得各地商人往来于镇和大城市之间从事商业活动。与此同时，海上贸易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到了嘉靖、万历年间，在沿江、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纺织、矿冶、造纸、陶瓷等大规模的手工工场。

清代的社会经济与明代相比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方面，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形成了经济作物专业区，棉花、桑、茶、甘蔗、烟草都成为重要的商品化农产品。工商业集中在江南及东南一带，包括长江流域及运河流域，形成了许多大的商业都市如北京、武昌、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福州等。除大城市外，市镇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四大聚”(京师、佛山、苏州、汉口)和“四大镇”(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广东佛山镇)。商业也更加活跃，出现不少名商，其中以山西票商、扬州盐商和广东行商最为著名，此外，微商、宁绍商、闽粤商等著名的商帮继续活跃在城与市镇之间，他们不仅从事贩运活动，而且经营典当、钱庄等金融事业。

其次，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涉足广告领域，为商业文字广告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

明朝政府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与亚非各国发展友好的经济文化往来，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刺激了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繁荣，民间的海外贸易增多。外国的使臣、商人来华贸易也带来了异国的新思想，使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和崇本抑末的思想受到冲击，社会上逐渐扭转对经商的看法，一些封建士大夫和官僚阶层开始面对社会现实，把农商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对待，由重义轻利转变为义利并重。明清时期的知识分子逐步脱开自命儒雅脱俗的传统思想，开始涉足广告领域，以自己的文字专长直接为商业广告服务，他们题写招牌文字，撰写广告对联，使明清时代的广告形式具有浓郁的知识性、趣味性，并形成了我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而最能代表中国古代商业广告民族风格和气派的是文字广告中的招牌广告和商业对联广告。

二、明清时期的商业文字广告

明清时期我国商业文字广告的主要形式有：招牌广告、楹联广告、书籍广告等。招牌广告和商业楹联广告是其代表。

招牌广告是从中国古代的文字幌发展演化而来的，明清时代的招牌首先注重以儒家“以义取利”的思想为主导，此时的招牌已不再是以单调的姓氏或街坊名字作为招牌的字号，而是赋予招牌文字以言简意赅的内容。如著名的北京同仁堂药店，取自“童叟无欺”的商业信条，“全聚德”烤鸭店，取其“全仁聚德，财源茂盛”的意思。其次，在含义上有的选用吉祥如意为主题，如开业于咸丰三年的“内联陛鞋店”，由于该店专做清朝宫廷的生意，用“内”字，指的是“大内”即宫廷的意思，“联陛”是指“连升三级”，取其吉利，投宫廷官宦之所好，以招揽生意。第三，在招牌内容上有的还采用与商店商品有关的历史故事为主题。如开业于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的北京“六必居”酱菜园，生产的酱菜驰名中外，传说“六必居”牌匾出自宰相严嵩之手。

楹联广告又称对联广告，也是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一种商业文字广告形式。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是第一个撰写对联广告的人，其后，文人儒士附和时尚，纷纷撰写商业对联。

明代杰出书画家唐伯虎曾为一家新开张的商号挥笔写下：“生意如春草，财源似水泉”。著名书法家祝枝山游西湖归来，进店饮酒，趁酒兴为酒家笔写下一副对联：“东不管西不管，我管酒管。兴也罢衰也罢，请罢喝罢。”

清代对联广告更为流行，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专用对联，成为商业广告的一种宣传形式。如：“世间无此酒，天下有名楼”(酒楼)、“相逢尽是弹冠客，此去应无搔首人”(理发店)、“大将军，骑海马，身披穿山甲，过常山，去斩草寇；小红娘，坐荷车，头戴金银花，到熟地，接见槟榔”(药材庄)、“到此皆洁己之士，相对乃忘形之交”(澡堂)等。

商业楹联在其自身高雅文辞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溶人了商业文化的内涵、商人的志向与经营理念，与传统招牌匾额一样，常常被视为信誉的象征，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不可动摇的地位。

从广告史上考察，我国的书籍广告始于宋朝，宋代的雕版书中，一般都有“刊语”或“牌子”，因为北宋的书籍没有封面，所以书籍广告多刻在目录或序文后，内容是告诉读者书坊字号、刻书年月、地点，与现代书籍的版权页相似。南宋末年以后，我国书籍出现了封面，书籍广告的水平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进步。

明清朝代，我国的雕版印刷业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和发展。由于社会对各种书籍需求量不断增大，书市生意兴隆，相互之间也展开了竞争。管地书商和印刷者为了扩大影响，利用书籍插图大做广告，以此来推销各类书籍。如明弘治年间(1498年)的刊本《奇妙全相西厢记》的底页上就刊印了广告：“……本坊谨依经书重写绘图，参订编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这篇广告文字，很有说服力，而且字句也很简练。

三、明清时期商业文字广告的特点

首先，明清时期的商业文字广告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 特征。它不仅要求文字严谨，而且有一种行业的暗示作用，传递着一种商业理念。如“竹叶杯中，万里溪山闲送绿；杏花村里，一帘风月独飘香。”酒联中自然贴切地运用了两个专用词，即竹叶青酒和有名的酒乡杏花村。从艺术角度来欣赏，读酒联如同是在品味一首诗，鉴赏一幅画。

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文化的丰厚积淀塑造了中国商家以诚取信的风范，传统的商人常以儒商自居。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文人雅士以儒家传统的思想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经他们加工提炼的文字广告诠释了“似商非商总是商”的文字广告宣传模式，令人品之愈细，感之愈深，产生回味无穷的效果，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从“童叟无欺”的同仁堂到“以德取财”的全聚德，传递的都是以德立信的儒商广告理念。“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的药材庄对联广告，更是药材经营者的崇高理想在对联中的体现。

其次，明清时期的商业文字广告具有民族性和文化性的特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都易于接受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文字广告是代表中国古代商业广告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一种形式，在文字广告的背后，往往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或令人回味的典故作为铺垫。清代北京“都一处烧麦馆”的招牌据说“都一处”3个字是出自乾隆皇帝的御笔亲书。乾隆十七年除夕夜，亥时，有一主二仆来到酒店饮酒，客人环视四周，得知小酒店还没有字号，便起了个“都一处”的名字。一个月后。10多个太监给酒店送来了一块匾额，店主这才知道除夕夜来的是乾隆皇帝，从此“都一处”的招牌闻名天下。

明代扇店对联广告中有这样一幅：“羲之五字增声价，诸葛三军仗指挥”。此联上联出自《晋书》的一段记载。大书法家王羲之有一次路遇一位叫卖六角扇的老妇人，看着冷清的生意，王羲之既怜悯又感慨，于是他在每把扇子上各题5个字，老人家很是不解。王羲之告诉她，您再卖扇子的时候说扇上的字是王羲之书写，每把扇子能卖个好价钱。果不出所料，老人手中的扇子很快被争购一空。下联则取材于三国故事，诸葛亮率兵出战，他秉素舆，着葛巾，执白羽扇从容指挥兵马。

明清时期的商业文字广告，无论是招牌广告、对联广告，还是书籍广告，它们不仅传递了商业理念，宣传了产品，同时也是我国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的一种载体。

第三，明清时期文字广告已遍及全国各地，出现在各个经营领域。明清时期我国的商业活动范围已扩展到祖国的边疆地区，如：张家口、呼和浩特、多伦诺尔、西宁、库仑、伊犁、哈密、恰克图等地。而且各行各业都有代表本行业特色的商业文字广告。以招牌广告为例，从文字幌逐渐演化而来的招牌广告到明清时期已分为：竖式招牌、横式招牌、坐式招牌。仅北京地区就有250多种招牌的形式，分别代表不同的行业，一店一幌，令人流连忘返。

我们从明清时期商业文字广告的思想性、艺术性、使用的普遍性考察，可以认为，商业文字广告的发展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明清时期的商业文字广告以其对前代的文字广告的从内容到形式的不断完善、突破、创新，充分发挥了传递信息、塑造形象、促进竞争的作用，奠定了它在中国古代广告史上的地位，对中国近代、现代广告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篇：我国明清时期的图书检查与贸易

我国明清时期的图书检查与贸易

【摘要】明清两代对图书的检查禁止是我国图书业发展史上的一大特色，图书屡屡遭禁，表明当时由于印刷业的高度发达以及图书贸易的发展，图书在政治上了扮演了相对重要的角色。在当时，还没有独立的职责明确的图书检查的组织，而必须依靠官僚机构，官僚机构查禁时效率低下，不能作为文字查禁的合适组织。由于图书在当时有较大的印刷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文字狱”是一种政治运动的方式，虽然手段极其严厉，但并不能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所以没有对明清时期的图书业造成致命的伤害，图书印刷业仍然以其自身的方式在发展着，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影响着历史。据此，我们认为，明清两代的图书检查是皇帝或官方的个人行为，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图书检查制度存在本质的差异。【小清新】图书刻版印刷业明清国家检查与贸易

一、明清时期的图书检查

1.明清时期图书检查的特点

明清时期，国家对图书进行检查是巩固其统治的一大特色，这种检查并不只是偶尔的，而是经常性的发生。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就认为明清时期建立了国家的检查制度，它还远没有像现在一样把图书检查作为对意识形态干预的制度，虽然其监控和干预能力达到了将图书检查的网罗覆盖整个社会的程度。其理由是当时的书籍还没有作为大宗商品流通，另外长久以来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对此加以约束或者明确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处罚，通常只是在皇帝认为该图书的内容或作者对其统治构成某种不利的时候，才动用国家机器对此进行封杀。因此，我们可以据此认定，皇帝或者政府对图书的查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图书检查，它更多的是一种补救性的、扼杀性的后发行为。

2.从几个案例透析明清时期的图书检查

下面讨论明清时期几件图书检查的案例，以此来说明明清时期图书检查的情形和所体现的特点，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朝代，在具体的作法上也有所不同，它们是依据不同的文化标准，做出的处置也不相同，但其在逻辑上的特征还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从几个个案的分析中透析出明清时期图书检查的情形。

1.1 查禁《剪灯新说》

《剪灯新说》成书于14世纪中后叶，重印于1420年，在社会上流传已久，国家并没有要求禁止。只有到了1442年，当时担任国子监祭酒的李世勉上奏皇帝，指责该书“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并忧心忡忡地指出，书中有多有怪诞、色情的成分，引起了许多读书人争相传阅，而舍弃了所谓正统之学的儒家经典，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教育体系要追求的，如果不加以严厉禁止，恐怕这些邪说异端会一天天强盛起来，从而惑乱人心。

李世勉认为应该查禁此书，然而当时并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禁书的验证和收缴，他提供的办法是要求发动官僚机器进行搜寻、查禁，以此达到阻止此书传播的目的。因此，他在奏折中恳请通过礼部颁布旨令，要求各省的按察司出面，查禁收缴《 剪灯新说》。据此可以说明，在当时，国家的监督机构还不具备这方面的职责。对于如何处置的问题，李世勉说：“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这就相当含混了，实际上，在大明律里，并没有图书检查的条文，对于如何惩治拥有或贩卖《 剪灯新说》只能进行类比援引了。其一，各级官吏能在多大程度上执行这一任务，是值得怀疑的；其二，在明律的礼制部分里，对占星器物、天文图表、御画、玉玺等做出明确规定，这是朝廷专有的器物，禁止民间拥有，但并没有要求图书也要受到审查。其三，指控为编著或收藏蛊惑人心的“妖书”，会受到极刑的处罚，但李显然无法将此书列为“妖书”。

三个世纪之后的1740年，清律对所谓“妖书”的指认更加明确了，书写张贴、谣言歌曲（不管是口传，手写，还是印刷），以及淫词小说都被列人“妖书”的范畴，书籍检查问题开始变得具体而实在，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制书籍越来越方便，使图书的出现与流通逐渐成为统治者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时清律制定了相关条文，在细则中使用了刊刻”、“传播”、“坊肆”和“刻印”等字眼。

1.2查禁《 焚书》、《 藏书》

事实上，明朝的统治者对图书在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上一直保持着警觉，印行的书籍在道德上的祸害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张问达对当时著名哲学家李贽的指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李贽于1590 年出版了他的文论、读书笔记和通信集，其中就有《 焚书》、《 藏书》。国子监祭酒张问达在1602 年3 月向万历皇帝上书，指摘李贽的著作在民间流传，混淆视听，已经构成了对年轻一代的毒害。他认为，李贽信奉佛教，排斥儒家的价值体系，不利于维护儒家正统的统治。然而我们注意到，在当时这一社会思潮广为流行，有许多士人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便李贽的危险性显然更大，这是因为他的著述成功出版，有了广泛的传播途径，这势必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张问达注意到了李贽书籍的出现并意识到它可能引起的危害，他说：“近又刻《 藏书》、《 焚书》、《 卓吾大德》 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他认为对李贽书籍应该斩草除根：“不可不毁。”要将李贽的书付之一炬。这一吁请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但焚书之说最后不了了之。李贽的文字依然在印刷发行，被人收藏和阅读。由此导致了在15年之后1625 年的四川道御史王雅量上书要求再次禁书。比张问达更深入的是，他勾勒出禁书的具体步骤——委派称职的官吏严厉查禁有不轨性质的书，同时发出“不许坊间发卖”的禁令。后来，一个叫钱起忠的人发起了印行李贽编著的科考范文集的请愿运动，得到了同仁解囊相助，将其重新刊行于世。

可见，在一个商品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要对图书进行检查以及对贸易流通进行控制，国家并不缺少对付的手段，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实现这一职能，但是，在书籍出版流通以后，采用收缴烧毁私人藏书的办法显然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有从出版和发行环节上进行干预，切断图书贸易的渠道，才能有效解决问题，而明朝的国家机器没有相关的职能部门行使这一权利。在清乾隆时期，大量动用“文字狱”的特殊手段，实际只是一种非常措施。自此，属于商品经济行为的图书贸易因其可能发挥一定的政治能量，而进入需要控制的国家层面的范畴，尽管后来的情况表明这种国家掌控往往不是其力所能及的。

1.3编纂《四库全书》对图书的清洗

《四库全书》国家大型书目整理工程，由于该工程的开展，散布全国各地的大量图书涌入京城，这引起了乾隆皇帝对所谓“妖书”的高度关注。对于外来入侵民族，满清政府在掌握政权之后，要竭力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力图居于社会文明的主导地位。1774年，乾隆帝颁发圣旨，警告臣下注意在清朝初期刻印的书籍里，包含有“悖逆诗文”，谕令：“如有诋毁本朝字句，必应削板焚篇，杜遏邪说，勿使贻祸后世。”后来，乾隆皇帝再次颁布圣旨，并下令收缴和禁行此类图书及其刻板。

二、明清时期的图书贸易

1.明清时期的图书贸易特点

明清时期，我国印刷业高度发达。我国有着上千年的印刷历史，流传下来的木版也相当多，印刷技术有所发展，特别是由于文盲工匠掌握了必要的技术，木版刻字的费用急剧下降。私人自行刻印盛行，出版了大量诸如历书、小说等相对中性的大众日常生活用书。16 世纪，中国商品经济发达，由于印刷业的发展，书籍成本降低，流通量加大，书籍的出版经营可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实业家肯定不会放过这一商机，由此促进了商业性印刷业的繁荣。历史学家洪焕春的估算，华中地区的出版印刷业从17 世纪末到18 世纪达到巅峰。18 世纪图书贸易更趋活跃，大量书籍在市面上的流通，私人藏书楼的兴起集中反映了这一状况。

2.从几个案例透析明清时期的图书贸易

2.1从《 闲渔闲闲录》考察明清时期图书贸易

当时私人出版业与商业性图书贸易的相互关联，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到明清时期图书贸易的发达。《 闲渔闲闲录》的流通是一个典型。蔡显雇佣了一位刻字匠把《 闲渔闲闲录》制成字版，请书商印刷了120部，蔡显分了20部，作为他刻版的费用，书商则取走了100 部，仅以1部作为印资。书商带着书到湖州出售，并有一部分送人，而受赠人获得书后因为各种原因也有的脱手转卖给他人。后来那些被收回的书，连同蔡显保留的刻印版，被付诸一炬。

还有一个例子，一位不识字的人也参与了图书贸易，可以证明当时的图书贸易走入了寻常百姓的视线。目不识丁的李浩在逛街时看到有人在贩卖被定为“逆犯”的“漳浦庐茂”等“结盟图”、“安良图”的小册子，他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生财之道，就买了一本，拿到刻字坊，花80 文钱请师傅刻版，后又加进一座名为《孔明碑记》的石碑上的中的文字，找人印刷后运到浙江沿海地带去卖。后因《孔明碑记》中却含有“煽惑民听”的“隐语妖言”而受到处罚。

然而，书籍的出版发行还是由一些职业人士掌控，由他们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图书贩运流通。沈德潜编辑一部清代诗文集被认定有公然反清内容，遭受清庭的稽查，追缴书籍的命令下达到全国其它地区，而沈德潜是在江苏省生活和写作，说明他的书籍已流传到全国各地，后来在广州抓获一个一个叫周学先的人，他的书籍从江宁带来的。

2.2从“屠、沽小儿”的墓志铭说开去世纪，私人藏书楼大规模兴起，这首先利益于图书贸易的活跃。从1775 年和尚澹归的文字狱调查显示，上一代资助过他印行著述的广东潮州的高家拥有书籍121 种，与他们连姻的翟家藏有书籍68 种。而高家和翟家并不是特别富有的人家，那么富家的藏书就更多了。

一个19世纪的学者这样抱怨道：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媛，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允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类。这位学者忧虑的是图书的泛滥，对表达了书籍应为少数精英服务的落后观念。但图书业的发展促进了图书向平民大众化的普及，在教育层次极低的人群中，小册子《祝哀集》在社会广泛流行，反映出来图书对普通百姓的价值。这本图书印于1843年，价格低廉，内容主要是在丧礼上发送给送葬人用的惯用语。

2.3江南刻版印书业的影响

文字检查的历史文献表明，乾隆皇帝以及朝中官员对印刷品的流通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图书广泛流通之类的信息在文献中反复被提及。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江南地区，范围包括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为主的长江下游地区。该地区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版印刷业也主要集中在江南。乾隆皇帝也认为，这里中央集权国家的抗拒情绪是最严重的，乾隆在旨令中提到：该区域图书生产数量之丰，私人藏书楼和书店的数量之多，大大超过了其它省，甚至两倍以上或更多。江南地区是天下图书的汇聚点，有许多人家藏有违禁图书，而江南商业繁荣为这一地区逃避政府检查提供了可能。文章来源——海内论坛:www.xiexiebang.co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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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国祯.晚明史籍考[M]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16）12

[3]怀效.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8）：134-135

[4]学政全书.卷7,第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5]孙殿起.琉璃厂小志[M] 273、280～283

第五篇：明清时期瓷器时代特征

明清时期瓷器时代特征

【种类】明清瓷器纹饰种类繁多，常见的主要纹饰图案有，蝈蝈、松鹿、云纹、云龙纹、耕织图、花卉纹、花果、鸟纹、鱼纹、云纹、兔纹、寿星、回首兔纹、十八罗汉、雁纹、直线纹、凸线纹、博古图、阴线纹、单线圈纹、海马、太白读书、荷莲纹、赤壁赋、缠枝莲纹、封神榜、文王访贤、覆莲瓣纹、麒麟、团龙尖莲瓣纹、莲花纹、牡丹纹、花果纹、菊花纹、芙蓉花纹、梅花纹、灵芝、葡萄、花瓣纹、蕉叶纹、八卦、叶纹、草叶纹、婴戏图、人物故事、山水纹、三国演义、西游记……以上随意列举一些明清时期常见的纹饰种类，以期从中窥见明清时期纹饰种类的诸多特征，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在纹饰种类上可谓是集大成，从具体种类上看，虽然明清瓷器许多纹饰种类前代都有见，但确有少部分急剧减少或基本消失了，较为典型的如珍珠地刻划花纹在明清时期基本不见，而一些传统的凹弦纹、鸳鸯对衔绶带纹、蕉叶纹、草叶纹等都呈减少的趋势，大量出现的是大型组合纹饰，如青花瓷瓶、青花罐等器物上的纹饰，常是大型山水和人物故事，图案构思奇妙，山上往往是小桥流水、亭台水榭、云雾缭绕、牧童戏牛等，组合十分复杂，看上去相当繁缛，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些来反映纹饰的主题。实际上青花瓷作品上的大型山水画与宣纸上的没有任何区别，所表达的思想也很抽象，由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瓷器纹饰在明清时期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装饰，而是成为了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因此许多瓷器的纹饰都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教化功能。【时代】从时代上看明清瓷器纹饰与传统相比有较大改变，首先继承了传统刻划纹的诸多元素，如诸多纹饰的种类等，但明清瓷器显然背离传统瓷器的发展方向，不再以刻划纹为主，主要以绘画为主，刻画并举，明清传统瓷器，如白瓷、黑瓷等在纹饰上主要以刻划纹为主，而处于主流地位的青花瓷则主要以绘画为主，成功地将传统瓷器的发展方向转型，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成功地被引入到了瓷器上来，成为明清时期画家宣泄思想的幽静之地，和封建礼教进行教化的场所，以及人们吉祥互拜的场地，如我们常可以看到的鱼纹盘，一条大鲤鱼在盘中央翻腾，预示着“五谷丰登，年年有余”，试想人们在享受美味之时，看着如此潜移默化的祝福，其心情该是多么的愉悦。另外，由于青花瓷将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引入到瓷器之上，所以各种绘画技巧在青花瓷上运用，使得人们可以得到立体化全方位的享受。【饰纹方法】从饰纹方法上明清瓷器最为复杂，在延续简单刻划纹的同时，更大规模地在青花瓷上进行绘画的创作，这是其主流特征。但由于明清瓷器产生了诸多的品种瓷，而且有许多是皇宫内的专享品，如五彩、斗彩、珐琅彩等瓷器在纹饰上都显得十分繁缛，这些华美的纹饰，从饰纹的方法上看也极为复杂，产生了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复杂的装饰纹饰方法。【青瓷】明清瓷器在青瓷之上装饰纹饰的情况和前代基本相似，如龙泉窑青瓷碗在碗心常装饰一些刻划纹，这是由青瓷的釉色所决定的，虽然明清时期纹饰很发达，但在青瓷之上由于不是透明釉，所以，纹饰无法绘画，只能以刻划为主，在题材上多以花草虫鱼为主。总之，显现出异常衰落的气象。其他黑釉、黄釉、青白瓷等传统瓷器在纹饰上都是这样，特别是与青花瓷、粉彩等瓷器相比显得十分黯淡。【官窑青花瓷】明清官窑青花瓷由于为皇家烧造瓷器，不计工本，加之工匠们的反复琢磨，终于使青花瓷在烧制技术上达到顶峰，整个明清时期官窑青花瓷都是精绝之作，各个时期都有所长。但从整个青花瓷的烧造史上看，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烧制达到了最高水平，青花纹饰发色艳丽，线条流畅，刚劲挺拔，层次结构合理，纹饰繁兼并用，最为精美绝伦。而从烧造的精细程度上看，无疑雍正朝青花瓷最为成功，雍正朝青花瓷在纹饰线条上更是一丝不苟，精细之处无可挑剔，据说这可能与雍正皇帝脾气暴躁有很大关系，工匠们以生命作为赌注，在烧制世界上最为精美的青花瓷，实际上整个康雍乾时期的官窑青花瓷在烧造上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国力比较衰落的时期，青花瓷则略显黯淡，如明代崇祯朝以及清代康雍乾以后的几朝，在官窑青花瓷的烧制上与鼎盛时期都有一定的差距，这充分说明皇权是明清时期官窑青花瓷一剂催化剂，王朝强盛时则兴，王朝衰落时则败。【民窑青花瓷】明清民窑青花瓷在纹饰上参差不齐，但总的来看多数民窑青花瓷装饰纹饰多精致，线条自然流畅，构图合理，层次感强。只有少数民窑青花瓷在纹饰上不是很严谨，线条不是很流畅，构图有不合理的情况，使人看起来很舒服，但这样的瓷器在明清时期很少见。【五彩】五彩瓷可以分为五彩和青花五彩两种，五彩瓷器多是在已经烧好的白瓷之上用红、黄、蓝、绿、紫等色进行绘画，然后再上釉烧制而成，常见的纹饰图案有花卉、云龙、婴戏、云凤、天马、鸟兽、云鹤、人物故事等，纹饰层次分明，线条流畅，色彩鲜艳，真是美到了极点，但一般情况下使用五种色彩的瓷器不多，多数是两种或者三种色彩组合而成，也有见和其他色彩组合而成的色彩，但数量很少。青花五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结合的产物，一部分纹饰是釉下青花，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用其他色彩填充，多数配合十分巧妙，如缠枝花卉，枝叶多是用青花，而花叶多是用绿色填充，花瓣则是用红色填充。五彩瓷器在明清两代都较为流行，宫廷和民间都有生产，深受人们喜爱。【斗彩】斗彩瓷器是明清瓷器中的一朵奇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绘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纹饰图案丰富，有两种构图方式，一种是先用钴料在坯胎上勾勒出纹饰的轮廓，然后施透明釉烧造，之后在烧成的青花瓷上再用其他色彩填充图案，然后上透明釉进行二次烧造成器。另一种是用青料在坯胎上将图案的轮廓线局部绘出，然后上釉烧造，在烧成后的瓷器之上再用彩绘将轮廓线条勾勒完成，再上釉低温进行二次烧造。纹饰层次分明，争相斗艳，效果非常好，斗彩之意也来源于此，斗彩瓷器纹饰种类众多，常见的有花卉、枝叶、瓜果、鸟兽、人物等，线条流畅，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可以说件件都是精品，斗彩瓷器创烧于宣德时期，在明清两代十分流行，数量很少，基本都在宫廷流行，民间基本不见。【粉彩】粉彩瓷器是真正从宫廷走向民间的名贵瓷器，人们非常喜爱，创烧于康熙时期，是一种釉上彩绘瓷器，由于烧造温度比较低，所以色泽淡雅，多在纹饰的彩绘部分用玻璃白打底，然后再进行施彩，看起来所有的纹饰图案都在玻璃白之上，纹饰题材丰富，常见的主要有缠枝花卉、人物故事、山水风景等，纹饰线条流畅，刚劲挺拔，色彩浓淡深浅变化层次感很强，繁简并存，纹饰不拘谨，挥洒自如。器物以碗、盘、瓶、花觚、盒等为多见，人们最为喜欢，宫廷和民间都有烧造，目前传世品数量颇丰。【珐琅彩】清代康熙时期烧制成功著名瓷器品种，珐琅彩瓷器异常名贵，很少流出宫廷，当时多是使用景德镇烧制的上好白瓷为胎，专门由宫内造办处绘彩，珐琅彩使用的是进口料，用油施彩，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洋油画风格的影响，于是具有西洋画风格的珐琅彩瓷器就出现了，珐琅彩瓷器色彩多艳丽，以红、黄、绿、紫等色为主，纹饰以花卉、山水、人物最为多见，是典型的东西方文化碰撞后产生的作品。珐琅彩瓷器主要在宫廷内流行，民间窑场没有烧造，也有仿造的情况，但效果多不是很好。【墨彩】墨彩瓷器是一种低温釉瓷，即用料在已经烧好的白瓷上绘画，然后烧成，这种特殊的色料呈现出的色彩具有水墨山水画的效果，所以人们称之为墨彩，墨彩瓷器纹饰种类较为丰富，多以山水、花卉等为主，以雍正时期烧造最为精致，乾隆及以后各个时代都有烧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