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读书报告（★）

第一篇：我们需要怎样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读书报告

我们需要怎样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

——评李进修先生《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

近日拜读了李进修先生的著作《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①，使得笔者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本书除绪言外共分七个部分，大致以时间顺序而划分为清末政治制度、太平天国政治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北洋军阀政治制度、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政治制度、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和中国革命根据地政治制度七个章节。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作者对这一时期大多数政治机构的运行模式和政治职能介绍得十分清楚明了，堪称是一部官制史的教科书，对笔者学习这一时期的政治史提供了很大帮助。

本书的优点无需笔者画蛇添足，但在本文中笔者仅就读过全书特别是本书清末部分的一些疑惑提出，希望与对于该时期政治制度史有着深入研究的授课老师共同探讨。同时结合笔者阅读的其它的一些近代政治制度方面的文献，对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应该以什么样的观念和方法来写，提出自己的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与老师交流。

政治制度的研究从古至今历来都是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历史的变化节奏很有可能重复，类似的前因也往往会导致类似的后果，因此在大多数史学家看来，借研究历史当中各朝各代的政治制度，可以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起到一定借鉴作用，故一些历史研究者常常将政治制度的研究放在历史研究的核心地位。同时不仅中国如此，西方的历史学家在18世纪初期于维柯的启示下也开始逐渐认识到政治制度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维柯把历史的过程看作是人类由以建立起语言、习俗、法律、政府等等体系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他把历史看作是人类社会和他们的制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②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但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尤其是对近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中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状，即在理论与方法上，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在马克思主义史观和“毛泽东-翦伯赞”式的历史著作在史学界逐渐失去主导地位的当今史学界，这种“百家争鸣”的趋势愈发明显。这就导致在同样一个有关历史中政治制度的问题上，不同的学者往往会有着迥然不同的观点，这就在促使学术界在近代史研究中日趋 ①② 李进修：《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英】科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第1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活跃的同时，也使得在很多历史基本问题上，缺乏明显的统一性。因此笔者在阅读了一些史学理论方面和一些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著述后，借对李进修先生《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的书的评论中，谈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态度和方法问题。

一、立足点是在现在还是当时。

不论我们著述描绘哪个时期的历史，都会面临一个基本立足点的问题，即立足于当代还是立足于当时。对这个基本立足点的选择则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价值评判。自20世纪初，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并对其加以论证后，当代成了大多数历史学家们在这一基本立足点上的选择。诚然，如克罗齐所讲，“历史包容的事实引起历史学家精神的震颤„„显然只有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我们探究一个过去的事实”①。由此看来，过去的历史就不免被打上现实的烙印，乃至不同的人对一个事件或一名历史人物的价值评判也会有很大差异，即使在他们掌握的材料大致一样的情况下仍旧如此。

但笔者想要表达的是，也许一味的立足现实，用当代的目光去观察过去的历史，特别是近代政治制度方面的历史，这种方式并不是十分可取。如果仅仅是以当今社会作为近代政治制度研究的唯一立足点和着眼点，很容易造成对某些政治实体的误解甚至扭曲，从而忽视了其在历史发展和政治制度嬗变过程中的独特作用，造成研究的失误。

试举李进修先生之《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以下简称《史纲》）中的几个例子来印证下：在对清代乡村社会控制的重要机构——里社制度保甲制度的描述中，李先生评价道：“两部结合起来，成为更加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甚至于“形成一个庞大的统治网，搜刮民脂民膏，监视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引自该书第20页）实质上李先生大肆批判地，正是清代最基层的社会管理机构：里社制度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粮丁、编制赋役，以作为课税的依据，辅助政府供应差役和征收地丁；而保甲制度则是辅助官府维系治安秩序和弄清人口流动情况，使得“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诺的确，不非容留”②。其类似的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存在雏形，自宋代之后基本确立，其基本作 ①② 【意】B·克罗齐著，田时纲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载自《世界哲学》2002年第6期。

《清朝文献通考》卷22，《职役》二。用大致来说可分作两部分，即其“既是乡村权力结构的型塑者，又是乡村权力运作的监控者”①。李先生立足现在看待两项制度的功效，自然是看到了其作为封建统治者监视和压制百姓的一种武器，但同时也并未认清其本质作用，即其第一项功用。同时就第二项功用来看，李先生的认识也恐有不足之处，诚然，对乡村的监视确实是对人民意志的一种压制，但同样也为当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人民在从事有害于社会稳定的活动时，不仅同样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而起其罪行更肯能牵连亲友街坊，使得其在从事此类活动时不免投鼠忌器、不敢放手而行。

由此可见，在近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采用不同的观察角度和立足点，固然能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但如果仅仅立足现代来看古代的一些问题，难免会造成看待问题不全面甚至是研究方向上的根本错误，例如下面一则例子。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外国通商，同时作为进出口管理机构的“十三行”不复存在，根据《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乃凡有英商等赴各港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贸易，均听其便。”于是各列强纷纷雇佣通晓多国语言的中国人为其销售产品、收集工业原料，从而产生了“买办”这一行业。站在我们今人的角度来看，当时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中国发动的通商行为是非正义的，因此作为其雇佣者——买办，其行为更加是非正义的，李先生更是将买办制度称作“是它们（列强）培养侵略中国走狗的制度”，至于买办阶级，李先生则是这样评价：“这个阶级始终与外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同呼吸共命运，严重阻碍着中国生产力发展”。（引自该书第26页）但事实恰恰相反，买办中固然有一些借外国势力行作威作福之事的民族败类，但更多的是通晓西方语言的有识之士。其中的一批人加入洋务运动所创办的译书局之中，积极将西方经典著作翻译到中国，其中一些佼佼者更是直接参股与管理洋务运动所创建的民营企业，如唐廷枢曾作为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的股东而经营这些企业，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到很大促进作用。而更多的买办资本家则在积累到一定资金后积极投资当时中国薄弱行业和开展公益事业，如近代保险行业和资助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滥觞——徐润，其早年也是买办的成员之一。如果仅仅由当今着眼去研究买办这一阶级，必然会失去历史学家应有的那种中立性的研究态度，造成在这一问题研究上大方向的根本错误，从而使 ① 王先明，常书红：《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机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控制中的关系变化》，载自《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得研究成果无法被大多人所接受。

综上，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如果将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定在当下的话，其研究态度就未免有失公允，但同时我们作为当代人，又无法完全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想所感不免带有当下的思想和观点，因此将立足点完全放于当时也并不现实。笔者的观点是，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近代政治制度史的学者，首先应该尽可能的了解所研究历史阶段，对此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有着全方位的了解。因为在我们所要认知的政治制度是由当时的人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加以制定或修改的，而历史学家要研究它就必须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广博的了解。当然只立足于当时也是不可取的，很容易导致对于过去的过分肯定、对自己的研究方向过于美化，从而丧失学术研究的真实性与实用性。因此在将主要立足点放于过去时，也要对过去的研究对象和当前社会现实加以比较认识，对研究对象采取冷静的态度，积极寻找其再现实生活中的适用意义。正如科林伍德所说：“新型的历史学家，他们能够以想象感觉到自己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同时代的人，然而同时却始终是他们自己时代的人而且能够以他们自己的时代和过去相比较，这样就有可能以任何规模的戏剧统一性来写出一种新历史。”①诚然，做到在立足于当时的历史中兼顾当今，做到这点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历史常常呈现给我们的不是一个面，而是线性的，有时甚至是一个个的点，即“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事件，换言之，是一系列短暂的戏剧性场面。而一场战役，一次政治家的冲突，一场重要的演讲，一次关键的通信，都是历史中的瞬间。”②因此我们必须从那一条条线、一个个点中完善当时时代的那个面，再从整个面着手研究我们所关注的问题。钱穆先生所讲治史比先广后专、由广及专，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二、对“毛泽东——翦伯赞”式历史的一点浅见。

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毛泽东开创的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来著述和评价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史学作品开始在史学界广泛流行开来，这种治史方法经由范文澜、翦伯赞等一批老一辈学者的发扬，到胡绳先生时，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期达到顶峰。这种历史观的一个基本理念即“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即阶级斗争的最高形 ①② 【英】科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第1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第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式。这里所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①此观点看似毋庸置疑，但其有一种趋势就是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了。举一个例子，笔者常常在一些著述和论文中存在对农民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采取过分肯定和褒扬的态度，从而一定程度上掩盖或者说误导读者去认识历史的真相。

举《史纲》中的一个例子，本书中花费一章的篇幅去描述太平天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对其中的一些制度大加褒扬并热烈赞扬了农民阶级的创造性。例如在对太平天国中央核心权力机构，即“天王”洪秀全与“军事”杨秀清之间的关系，李先生将其描述成“太平天国建立的政治制度是以‘王’为国家元首，‘军师’为政府首脑的制度。”（引自该书第96页）这显然是违背事实根据的，先不论这两个现代政治名词用于近代农民战争中是否恰当，就二词的含义来讲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之间或者分管不同事务，或者通过二者权力运作上的相互限制已达到防止国家元首滥用权力的目的。这与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关系截然相反，不论是洪秀全还是杨秀清，其互相倾轧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争权夺利，以获得对起义军的最高统治权，而不是二人权力相互掣肘、以防止对方滥用权力。因此作者将二者关系定义为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之间的关系是极不正确甚至可说是极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会对读者关于这一时期历史事实产生极大地误解。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简单化一次很有力的证明，其特点是：凡是农民阶级、穷苦百姓所创造的东西，都要给予褒扬和美化，这种行为极大破坏了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相信亦是马克思本人所不愿看到得一种行为。

此外还有阶级分析理论公式化的一种情形，例如在对清末预备立宪这一历史事件，《史纲》中曾给予以下的评价：“清朝统治者通过这个‘内阁’勾结外国侵略者进行卖国活动、镇压人民的反抗”以及“所谓‘预备立宪’，改革政治制度，只不过是清政府借以愚弄和欺骗人民的手段”。（引自本书43页）诚然，清末预备立宪确实并未达到当时民主人士所期望的那样，在中国建立宪政和责任内阁制，以实现中国政治民主自由化的道路。清朝统治者在执行过程中也是竭力保存君权、抑制民权；其改革措施也有种种失当，有的甚至严重违背了宪政的原则。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政府的预备立宪和立宪派的努力斗争，清末的政治制度 ①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确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成为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开端。”①这种近代化主要表现在首先制定了宪法，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的君主专制无限性，并且废除了封建主义的集权性，使得地方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开始解脱出来，人民群众也开始具有了一定权力。同时就改革的具体措施而言，一些措施对近代经济、科教、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起着不可磨灭的功效。如其广筹学款、建立各级兴学机构，清政府下令：“将从前征收粮租折价较多之州县，分别规复旧章，即从溢出之银提做学堂之费”②，其大批经费用在退刚基层教育之上，从而对推广各州县中小学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就实际情况而言，清末新政并非李先生笔下的一无是处，更绝非勾结列强而进行的一次反动活动。故而可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公式化后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凡是反动的统治，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自身的腐朽统治，这种不触及根本的改革必然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因此对于历史特别是近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些问题，公式化的阶级分析理论必然会导致我们看不清甚至是歪曲了历史的真相。

因此在近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当中，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可以作为我们的方法之一，甚至是主要研究方法，但其不应该被简单化和公式化，甚至成为严重的教条。在对待“毛泽东——翦伯赞”模式的历史著述时应当以辩证的态度去对待它们，断然不能将其观点看作是经典乃至权威，对这些著述加以迷信和赴会，否则长此以往，中国近代政治的研究必将陷入一谭死水的尴尬境地。

参考书目：

【1】【英】科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第1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第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①② 侯宜杰：《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载自《中国近代史》1992年第3期，第104页。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02，《学校》九。

第二篇：我们为什么需要读书？

我们为什么需要读书？

每个人到了一定年龄阶段以后，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学说”。这套“学说”让他在心理上自给自足，找到平衡。只有平衡了，人才能正常的生活、学习。这是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它容易让人形成一种很强的自我保护、自我封闭意识。当遇到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观念进入时，就可能出现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排斥甚至反抗。如果他们已有观念中有错误的或落伍的，外来的又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就失去了更新、弥补、提升自己的机会。一些遗老遗少和抢残守缺的人属于这一类。

任何人要想进步，都必须时刻以开放、正直、勇敢的心态、胸怀面对生活，面对人生。像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一个国家都这样，一个人更应如此。要想使自己强大，就必须改革并开放。要做到这些，我们就得学习。

学习的方法很多。其中向书本学习，向书本的作者学习不失为一种简便而有效的方法。这里所说的书本及其作者不是指科技书与相关专家，而是文史书哲学书和文学家哲学家。当然了，如果你想学习一项技能赚钱养家，请学习前者。

同时学好后者会更好，学习前者只是针对某一领域的人，学习后者适合所有人。

有人说，社会才是真正的大课堂，要学习修炼可以在社会中进行。可多数人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被污染、同化、压爆了。定力不足，智慧不够的你如何在物欲横行、诱惑满天飞、陷阱随处可见的社会里混得下去、混得比别人好？

你或许要问那不就是学习修身养性吗？学习文学不如学习佛学，佛学里才有大智慧。这一点都不假，可禅宗别教，不立于文字，靠的是个人的灵性悟性，一般人有这个能量吗？你可能会说先创造物质上的富裕再考虑这个，而且修身养性一类的精神活动的进行必须有物质条件的提供。这一点也很对，可前者水平的高低又不完全受后者多少的限制。品德高尚的人可以很贫穷，亿万富翁不见得品质有多好。所以进行内在修养的人不可动不动就拿先等有了钱再说之类的话来搪塞，来自欺欺人。

前天在合肥晚报上看到蜀山监狱开设了图书馆，好多犯人都在里面如饥似渴的读书。想象真是为这些失去自由的人感到惋惜，要是没进来的时候就知道读书这么重要该多好啊！外在物质的创造与内在精神品质的修炼可以同时进行，二者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者的关系就像电脑配置中的硬件和软件。不继承先人遗诣，没文化积累的一些只注重物质金钱的人就像硬件很强大先进，而与之匹配合用的软件却低级、弱化。这样装备的电脑是很难运转良好，运转长久的。

这种现象也可拿暴发户及中六合彩的人来比喻。使他们在短时间内拥有大量金钱的因素中智慧所占的比列极少。由于缺少智慧，也就缺少了相应的合理驾驭如此之多金钱的能力。不懂得科学投资、合法经营等长久生存发展的经营理念的他们，大多是守财奴，坐吃山空。没有智慧的心里也必然不会空着。必定会有其它不是智慧的东西充斥其间。一些乱七八糟的不是智慧的东西往往会使他们心烦意乱，迷茫失措，空虚无聊。有了钱的他们就会用金钱填补空虚，满足欲望。殊不知欲望是无底之渊，岂能是金钱能填满的？于是挥霍无度，不知节制，进而滋生骄奢淫逸，醉生梦死。

这样的他，金钱给他带来的不是福利，而是伤害。

诚然，这个例子有点极端，但我们所熟知的暴发户中六合彩者，如若后来坚持过来，必定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意识到内在的重要性，弥补了内在的不足。

内在智慧的多少决定了人生历程的高低。

你或许又要问文学，哲学及其作者们有这样的魔力吗？他们搞的文学，哲学好像与我们平常无关。他们只是自娱自乐，甚至是自寻烦恼的一类。可我要说的是真实情况绝非是这样。

一个人包括人类的整个形式。一个人的痛苦和快乐与其他所有人类有相通相似之处。一个人在快乐中分享人类的美好，在痛苦中探寻、破解人类的局限。懂得文字记录的作家们以文学、哲学的方式丰富了自己的人生。而且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们继承了民族的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民族的灾难而悲悯而反思，为民族的未来努力探索，积极实践。他们是民族的先锋，人类的精英。

真正的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比如周恩来、李嘉诚、爱因斯坦，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各自领域内的伟大人物，除了过硬的专业技能，内在时刻都在进行的修身养性同样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内在的精神品质决定了他们看待问题的深度、广度、远度。他们外在的身份是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其实他们也多半是个文学家，哲学家。建国后，毛泽东的床头常放的书中有鲁迅文集，现在的我们的温总理常看的是《沉思录》。

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等带领人类完成物质上的富足，而文学家、哲学家等为人类完成内心世界的充实完善。

这些是文学家哲学家的历史意义。也别小看了文学和哲学。文学、哲学等形式的艺术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力，一种有别于其它的软生产力。它们在社会变革前已经出现，在社会变革后还未结束。它们为社会变革鸣号、引导，也为社会变革治愈、疗伤、直至回复元气。二战后呼吁和平的文学的掀起以及文革后“伤痕”文学的出现就是很好的例证。

读那些伟大的文学、哲学作品是一种精神活动。它的功用在于让人时刻保持自省，反省，让人在忙于生活的同时保留更多可能性的思想空间，让人自我突破，自我完善。书真的很好，读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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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我们需要怎样的课堂纪律

我们需要怎样的课堂纪律

在这几年的教学工作中，有一个问题是我首先要面对解决的，那就课堂上的纪律管理问题。怎样维持以安静活泼又有序的课堂环境？怎么处置乱说话违纪的学生?其中一些案例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论，来共同解决问题，提高课堂效率。第一个要弄清楚的就是我们需要怎样的课堂纪律，又怎样来实现呢？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教学效果的好坏与课堂纪律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个有经验的教师，首先一进课堂，就站在讲台上，把整个教室审视一番，检查一下纪律，然后再开始上课。每个教师都有这样的体会：同一个老师，同样的教法，几个平行班之间，课堂纪律好的教学效果就会很好。一个班级几十个学生，一个学校成百上千个学生，没有秩序，没有纪律是不行的。

那么课堂纪律的好坏是不是安静就好了呢？就学习而言，良好的安静环境是一个因素，特别是在自习的时候，因为安静学生学习就很容易投入，也就是说，让学生投入才是目的。不过安静并不等于投入，有的学生很投入，但他并不一定安静，有的很安静，但他并不一定很投入。比如：一个学生很安静，但他走神了。所以要让学生在该安静下来的时候，安静下来，该活跃的时候就活跃起来，这与课程的设计、教学组织有关。比如教学内容乏味，教学方法缺乏变化或者教学节奏不当，这些时候，学生的注意力很容易分散。一个好老师很容易从学生的表情中观察到学生是否投入，并相应的调整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让学生最大程度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即便是学生缺乏自控能力，教师善加引导，也会产生积极的效果。让学生守纪律，这个过程本身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如何自我控制和尊重他人。当学生真正投入时，教师也会从学生发亮的眼睛和兴奋的表情中得到欣慰，从而更加努力地把课讲的更好。可想而知，这样的教学效果该有多好。课堂纪律的好坏，并不一定取决于安静与否。一个好的课堂，用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梅里尔•哈明博士的话说，应该是“鼓舞人心的”。在《教学的革命》一书中他描述了“鼓舞人心”的课堂中可以观察的五种品质：清晰的尊严感——不管有没有天赋，学生们都昂首挺胸，大胆地发表意见，显得自信、无忧无虑，他们相信自己，也把自己视为有价值的、值得尊重的人；流淌着轻松的活力——学生们显得生机勃勃、有活力、健康，所有学生都忙碌着、参与着；自主性——学生做出恰当地选择，主导并约束自己，持之以恒地自愿学习，没有被逼迫学习的现象；集体感——共享合作、相互依赖、亲密无间，学生们彼此支持，也支持教师，没有对抗和拒绝；觉察——学生是机灵又富于创见的，他们知道自身和周边正发生的一切，能驾驭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毫无疑问，这样的课堂会产生最好的教学效果。所以我们说：课堂纪律是该安静时就安静，该活跃时就活跃，课堂纪律好了，教学效果就自然好了。

授课教师要掌控课堂纪律，张驰有度．

课堂中应充分发挥民主，老师的主导性和老师的主动性相结合。

第四篇：我们需要怎样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硕果累累

1992年，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把中国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台阶。19年后的今天，中国这艘大船驶入新的关口，随着改革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成果，如何理解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何化解发展过程形成的各类矛盾，成为当前亟待探究的时代新课题。

“拿我们的日子和过去比一比就知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是管用的硬道理。”从四川到北京探亲的田强在西客站站台上乐呵呵地说。

百姓生活的变化源自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如同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度持续增长。

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我们党始终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难题，牢牢把握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人民生活从“温饱”跨入“小康”，战胜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入世贸组织大家庭，香港、澳门喜回祖国怀抱，“神舟”飞船腾空而起，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的发展，树起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事实上，“发展是硬道理”绝不仅仅是指单纯的经济增长，它包含了经济社会协调、科学发展的深刻内涵。

打开《邓小平文选》电子版，检索“发展”这个词，在有1148页正文的三卷文选中，一共使用了1066次，平均将近每页一次。特别是第三卷，共有383页正文558次提到“发展”这个词。“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要实施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沿海地区较快发展起来，带动内地发展;然后到了一定时候，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加快发展”“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句句平实的话，讲出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道理。

在“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指引下，从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到适时实施西部大开发;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启动科教兴国战略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的发展硕果累累。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的发展观’三者是继承、丰富和发展的关系，建立在‘发展是硬道理’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引入了以人为本的重要理念，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的认识更加成熟、更加系统，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陈清泰说。

发展中的问题还应通过发展来解决

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但进一步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

为了发展GDP，不少地方出现了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在资源开采上，采了肥的，弃了瘦的;开了大的，甩了小的;挖了浅的，甩了深的。对此，彭真怀称之为“断子孙饭碗”，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能只是为了这一代人，甚至只是为了这一代的部分人，更甚至是为了某些官员的政绩增长而影响了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我们喝着污染的水，吸入着污染的空气，吃的是污染的食品，这种GDP的增长对各级领导的政绩无疑是一种讽刺。”

无论是十七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还是10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均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

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看来，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信号。“核心是‘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满意不满意’，以GDP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标的时代过去了”。

在“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内，将以什么具体指标考核官员政绩?中央提出的“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其标准又是什么?对于习惯了GDP思维的各级官员来说，如淡化GDP量性要求，其工作重心将置于何处?另一方面，要改变中国贫富、区域、城乡差距，必须依靠发展，如何科学处理这之间的关系?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

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大起大落必然对社会造成巨大损失。如果经济全局出了问题，任何地方都不能幸免。各地只有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才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也有利于地方经济当前和长远的发展。

用发展开启人民幸福路

“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发展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才是发展的科学态度。”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教授说，“惟有如此，才能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系列新旧矛盾，开创发展的新局面。”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将蛋糕做大，更应通过改变发展方式，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底层群众更好地分享蛋糕。事实上，当前多数社会矛盾都是利益诉求型，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些不稳定因素将得到有效化解。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国家独立和富强、为民族振兴、为人民幸福，进行了艰难卓绝的探索和奋斗，建立了丰功伟绩。从本期起，理论版开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专栏，刊出相关文章，阐述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党的理论创新与历史经验、党的优良作风、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理论问题。

幸福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和存在方式，一直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和共同向往。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转型期的社会矛盾逐渐凸显，社会事业发展相对薄弱，社会管理领域存在不少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比较突出，人民群众对于

幸福生活的呼声和诉求比较集中和强烈。对此，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做长期不懈的努力，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顺应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并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理论。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当代中国已具备新的内涵和要求。这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其最终目标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既包括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平衡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关于新时期实现人民幸福的理论指南，为人民走上新时代的幸福路指引了方向。

民之所需，国之所倚。民生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切实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做好民生工作是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已成为全党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以增进人民普遍的幸福感为目标的民生工程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最大任务，也是百姓的热切期待。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努力兴办人民群众希望办的实事好事，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成为不断为民造福的过程，成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过程，成为不断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过程，成为不断保障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的过程。在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总框架下，各级党委和政府确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民生工作新思路，有序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切实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幸福”正逐渐成为人民群众的真实感受。

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既从总体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系统规划，又从具体的方面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行了科学部署，有利于解决人民面临的最实际民生问题，以缓解民生压力、夯实民生基础。科学发展观致力于经济与社会、社会内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新理念，从实现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为民生幸福开辟新的道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协调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从而为实现人民幸福创造较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基础，使新时期的人民幸福建立在各项事业和谐发展的坚实基础之上。

经济增长有利于社会福利提升，但不等于社会福利提升。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开创中国经济社会均衡、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开辟中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通过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快推进以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着力构建“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再造“富民优先”发展机制，控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扩大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公正趋势。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只见“物”不见“人”、忽视民生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和社会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压力，将发展重点转向“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形成人的发展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和

谐统一和相互促进，真正有效提高国民的幸福水平

第五篇：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学生第一》读后感

看了李希贵校长的《学生第一》，掩卷之余，我在想，我们现在到底需要怎样的教育？无容置疑，北京十一中之所以成为人人羡慕向往的学校，除了它优越的条件，还在于它的教育是开放的，是面向未来的。因材施教，着眼于学生能力的培养，而非知识的储蓄。

当前人们对教育的企盼无非有两种，一是在高考中金榜题名，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二是在大学毕业后，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岗位，实现创业梦想。前者依靠知识的积淀，着眼于一时的荣耀；后者借助能力，着眼于长久的培养。

从一年一度声势浩大的高考来看，社会民众对教育的重视在不断加强，对学校的要求也在日益提高。高考一结束，他们首先谈论的是哪一所学校的升学率更高，师资力量更强，考虑着下一步该把孩子送到哪一所学校，却不去考察一下哪一所大学更能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适应社会的优秀人才。等到大学毕业，孩子的工作就成了他们最头疼的事情。文凭很高，因能力缺失而找不到工作或者失去工作的人比比皆是。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我们说了多少遍，而在现实的教育中，我们却好少去身体力行。我们的教育多数是为了迎合家长们的心愿，宁愿背负着高分低能的压力，也要努力实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诺言，否则家长就不买账。从我们教育者的角度来看，家长们渴望高分的愿望就很合理吗？我们的教育是否就要被家长牵

着鼻子走路？我们为了学校的生源和声望顺应了家长的心愿，家长买了学校的帐，可是未来的社会会买学生的帐吗？又有谁去为学生的未来负责？

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让学生掌握最基本的学科知识没有错，学生必须接受基础学科的知识学习。可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学生的爱好、智慧、能力千差万别，适合接受知识的好学生在学习中获得的是快乐，不适合知识学习的学生就头疼万分。于是我们就有了所谓的差生，于是就有了问题学生的出现。如果我们的教育能根据学生的特点、兴趣因材施教，给每个学生提供适合发展的平台，而不是一味地让他们成为“书囊”，广大师生将会在教学中获得更多的解放和快乐。

知识和能力，犹如东风和西风，我们要的不是谁压倒谁，而是它们的齐头并进，最终形成一股和谐的春风，孕育万千桃李。而哪一所学校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学校教育将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

我坚信我们的外国语学校会成为这样一座人人向往的百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