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们需要怎样的稳定
编者按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稳定”、“改革”、“发展”是三条互相关联的主线：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在思考社会管理创新这个当今中国思想界最受关注的话题之时，这一“三位一体”的思维语境依然是我们探索出路的基本视野。
如何正确理解“稳定压倒一切”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
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再次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再次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
这是邓小平对“稳定”的一系列表述，这些声音在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道路上回响不绝。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对于社会秩序和制度框架的稳定都有着自己天然的需要，这是维系社会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之一，从这个出发点来说，稳定的意义不言而喻。
近年来，“维稳”这个词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无论是各级政府对于“维稳”的理解和贯彻还是民间以及学界对于“维稳”的评判和解析，都体现出稳定在中国当前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特别吸引舆论关注的是，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于“维稳”的不妥当措施带来了网络上或者批判或者调侃的声浪，相关质疑之声不绝于耳。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青连斌在接受半月谈网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稳定压倒一切”的理解体现出了“片面化、简单化、纸面化”的趋势和现象，即片面地理解“稳定”即是“不出事”、单纯地压制“社会不稳定因素”，不问原因、机械地对待中央文件，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方式等等。
同时，“维稳”近年来在部分地方的扩大化趋势和泛化趋势令人担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就表示，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也认为，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
在网络上，很多网友也质疑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例如2010年8月发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当地政府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2010年9月，河南商城县蜱虫疫情导致18人死亡，然而当地政府同样以维稳为由，拒绝公布死亡者名单„„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迁，也名曰“维稳”。
如果说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一般性矛盾和纠纷，将之统统上升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是不明智的草木皆兵，那么对于民众的权利诉求也当成“洪水猛兽”则是一种讳疾忌医。一个人在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在患处感到疼痛，这是我们自身的一种警示系统，如果只是单纯地注射止痛药或者包住伤口而不去治疗，待到病入膏肓为时晚矣。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某些地方政府对于“稳定压倒一切”的解读正悄然偏离初衷。既不能掩盖矛盾，粉饰太平，也不能对社会不稳定因素视而不见，而要顺应权利时代的要求，加强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提高对公民权利诉求的应答质量。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
不能以行政管理方式来管理社会
事实上，在各级政府实践“维稳”工作的过程中，以政府行为来实施社会控制的风气存在甚广。很多地方政府时至今日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大棒处理所有问题的管理思路，然而面对转型时期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分化的社会阶层和纷繁多态的社会心理，旧手段老办法不仅耗费着巨大的行政成本，而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而会激化矛盾使事件升级。
在近年来逐渐增多的群体性事件之后，是心理越来越“脆弱”的各级政府，他们在面对民众强烈的利益诉求表达时缺乏全面的理解，表现为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和客观公正的态度立场。不仅如此，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也将公民权利诉求看成自己优势地位的挑战者，汲汲乎压制之而后快。
不少地方政府简单机械的维稳耗费了不菲的成本，而这些财政支出本可以用来改善公民生活水平、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这种本末倒置的尴尬是片面“维稳”所无法回避的。有一则法国寓言是这样的：我们砍光了森林来为那些长期见不到绿色而精神分裂的人们建造了一座疗养院。
就在几天之前，深圳市住建局宣布将一份文件撤回，并向农民工致歉。这次道歉还要追溯到4月27日深圳市发布的一份通知，其中第六条规定，在严肃处理期间，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工资，凡是组织参与集体上访事件的一律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继“清退8万治安高危人员”之后，这座承办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城市，再一次在“维稳”问题上受到了山呼海啸般的讨伐声浪。一位农民工对记者表示，“作为在深圳的一名农民工，我为能在深圳大运建设做一份贡献感到骄傲，但是看到这个规定之后，心里头感觉很不平等。”
“措辞有误”、“尖锐批评”、“表示歉意”、“立即撤回”这些字眼是深圳市住建局宣布文件撤回时的表述，有网友评论到：深圳农民工能够受到政府的道歉，那些不为人知的“被维稳”者谁来管？要根除这些现象，在战略上来讲，还是要从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思路入手，通过创新来加强社会管理。新时期的社会管理不等于社会控制，社会控制更不应是简单的政府控制。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不断推进，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行政手段无法解决多元格局下的社会问题。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稳定？
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因何而生？“行政手段压制问题”这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式“维稳”自然无法脱掉干系，但这一现象所存在的土壤更值得关注。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为什么会陷入“维稳怪圈”，与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僵硬的稳定观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社会为了这种稳定的思维定式，正在付出日益高昂的代价。改革前的几十年，我们对阶级斗争的状态估计过重;现在，有些官员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估计过重，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稳定思维”。
他提出，维稳需要新思维。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在接受半月谈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高速发展中“新的矛盾随着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增强不断涌现，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肯定是社会矛盾的凸现期”。
细究当前最集中的“维稳”原因：长期存在并日益发展变型的腐败问题、收入分配中不合理现象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广泛存在于各行各业的潜规则问题、“二代现象”所体现的阶层固化问题、体现着道德沦丧的各类食品安全问题等等相互纠结，在这个特殊的历史坐标上，民众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呼吁不该成为“维稳”的对象。孩子喊饿本身是不应该被喝止的，解决饥饿的问题才是应有的态度。
只有将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突出矛盾尽力妥善解决，才是标本兼治的“维稳”。建设一个更健康和谐的社会并不是消灭民众的权利诉求，而是以真实合理的变革去消解社会矛盾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同样的，对于反映真实问题的民众呼声，我们应该拥有更加理性的视角。
世界著名政治学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曾表示，我不认为有绝对稳定、绝对和谐的社会，纠纷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成功实现其目标的标志。这就像一个好的婚姻里，双方常常发生争论一样。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成功的社会应该去善于管理冲突，而不是杜绝冲突。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塞（Lewis Coser）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也认为，社会冲突可以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就是说可以起到发泄释放的通道的作用。
汪玉凯认为，正常的利益表达，是老百姓的自由，而不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更没有所谓的“维稳”概念了。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概念比“维稳”概念更好。
事实上，自体内存在的局部“冲突”可以成为进化和发展的有益动力。一个动态发展的文明国家，不可能消灭所有的内部冲突，盲目压制这些冲突将等于在某种程度上对自身改良的方向视而不见。中国需要在一个动态的、总体稳定的社会体系之下实现自己的发展，而这样的动态稳定才是我们乐于见到的。在中国，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决定官员任免和升迁的重要指标。政绩考核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对一些重要指标更是采取“一票否决”。于是，地方官员往往会采取“人民战争”的方式保证重点。日常的、真正的业务反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都去应付“一票否决”的事项了。以信访责任追究为例，中央一直强调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并逐级下达信访工作责任目标考核。面对考核，地方政府往往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对上访群众采取堵截手段。难道地方政府不想解决问题吗？当然不是，因为有很多问题确实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解决的。实际上，有些时候基层官员也处于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对上要承受上级政府的压力，如果硬性规定的“一票否决”考核事项出了问题，别的工作做得再好也没用；对下要应对民众的各种诉求。
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稳定压倒一切，其他任何事情都要以稳定为基本前提，任何工作都要给维稳让路。为了维稳甚至可以不惜给正常经济发展、民众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和负面影响。由此出发，政府采取的社会管治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当下，有许多“群体性事件”仅仅是个人利益，完全不针对政府，政府只要当好调解者或保持中立即可，但一旦被定性为影响社会稳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各级政府就不得不诉诸各种维稳行动。实际是一种压力维稳。再加上，领导任期制使得领导干部更有动力在自己任内维持现状压制矛盾，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这一点在基层表现得尤为显著。只要矛盾不激化，不影响政绩，他们绝不会主动承担责任。因此，在面对社会冲突时，很多官员不能用“平常心”来加以看待。
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系统中，压力是循着自上而下的路径传递的，但是底层民众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他们就会突破这个传递路径，直接向最高执政者诉求，这样就会打破官僚制的层级，扭曲压力的传导机制，最终形成中央压地方，地方压民众，民众压中央的恶性循环。纵观中国几千年治乱兴衰的历史，没有哪一个统治者能够长期掩盖和回避矛盾。
【推荐理由】“稳定压倒一切”没错，但它在执行中不能真的变成“压倒”，一级压一级的结果，只能是越到基层压力越大。问题是，光靠压倒，矛盾往往非但没有化解，反而淤积成堆，更容易导致不稳定。这是化解社会紧张的一个死循环。死循环何解？源头活水一瓢而已。
第二篇：我们需要怎样的课堂纪律
我们需要怎样的课堂纪律
在这几年的教学工作中，有一个问题是我首先要面对解决的，那就课堂上的纪律管理问题。怎样维持以安静活泼又有序的课堂环境？怎么处置乱说话违纪的学生?其中一些案例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论，来共同解决问题，提高课堂效率。第一个要弄清楚的就是我们需要怎样的课堂纪律，又怎样来实现呢？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教学效果的好坏与课堂纪律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个有经验的教师，首先一进课堂，就站在讲台上，把整个教室审视一番，检查一下纪律，然后再开始上课。每个教师都有这样的体会：同一个老师，同样的教法，几个平行班之间，课堂纪律好的教学效果就会很好。一个班级几十个学生，一个学校成百上千个学生，没有秩序，没有纪律是不行的。
那么课堂纪律的好坏是不是安静就好了呢？就学习而言，良好的安静环境是一个因素，特别是在自习的时候，因为安静学生学习就很容易投入，也就是说，让学生投入才是目的。不过安静并不等于投入，有的学生很投入，但他并不一定安静，有的很安静，但他并不一定很投入。比如：一个学生很安静，但他走神了。所以要让学生在该安静下来的时候，安静下来，该活跃的时候就活跃起来，这与课程的设计、教学组织有关。比如教学内容乏味，教学方法缺乏变化或者教学节奏不当，这些时候，学生的注意力很容易分散。一个好老师很容易从学生的表情中观察到学生是否投入，并相应的调整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让学生最大程度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即便是学生缺乏自控能力，教师善加引导，也会产生积极的效果。让学生守纪律，这个过程本身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如何自我控制和尊重他人。当学生真正投入时，教师也会从学生发亮的眼睛和兴奋的表情中得到欣慰，从而更加努力地把课讲的更好。可想而知，这样的教学效果该有多好。课堂纪律的好坏，并不一定取决于安静与否。一个好的课堂，用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梅里尔•哈明博士的话说，应该是“鼓舞人心的”。在《教学的革命》一书中他描述了“鼓舞人心”的课堂中可以观察的五种品质：清晰的尊严感——不管有没有天赋，学生们都昂首挺胸，大胆地发表意见，显得自信、无忧无虑，他们相信自己，也把自己视为有价值的、值得尊重的人；流淌着轻松的活力——学生们显得生机勃勃、有活力、健康，所有学生都忙碌着、参与着；自主性——学生做出恰当地选择，主导并约束自己，持之以恒地自愿学习，没有被逼迫学习的现象；集体感——共享合作、相互依赖、亲密无间，学生们彼此支持，也支持教师，没有对抗和拒绝；觉察——学生是机灵又富于创见的，他们知道自身和周边正发生的一切，能驾驭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毫无疑问，这样的课堂会产生最好的教学效果。所以我们说：课堂纪律是该安静时就安静，该活跃时就活跃，课堂纪律好了，教学效果就自然好了。
授课教师要掌控课堂纪律，张驰有度．
课堂中应充分发挥民主，老师的主导性和老师的主动性相结合。
第三篇：我们需要怎样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硕果累累
1992年，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把中国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台阶。19年后的今天，中国这艘大船驶入新的关口，随着改革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成果，如何理解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何化解发展过程形成的各类矛盾，成为当前亟待探究的时代新课题。
“拿我们的日子和过去比一比就知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是管用的硬道理。”从四川到北京探亲的田强在西客站站台上乐呵呵地说。
百姓生活的变化源自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如同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度持续增长。
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我们党始终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难题，牢牢把握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人民生活从“温饱”跨入“小康”，战胜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入世贸组织大家庭，香港、澳门喜回祖国怀抱，“神舟”飞船腾空而起，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的发展，树起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事实上，“发展是硬道理”绝不仅仅是指单纯的经济增长，它包含了经济社会协调、科学发展的深刻内涵。
打开《邓小平文选》电子版，检索“发展”这个词，在有1148页正文的三卷文选中，一共使用了1066次，平均将近每页一次。特别是第三卷，共有383页正文558次提到“发展”这个词。“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要实施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沿海地区较快发展起来，带动内地发展;然后到了一定时候，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加快发展”“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句句平实的话，讲出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道理。
在“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指引下，从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到适时实施西部大开发;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启动科教兴国战略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的发展硕果累累。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的发展观’三者是继承、丰富和发展的关系，建立在‘发展是硬道理’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引入了以人为本的重要理念，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的认识更加成熟、更加系统，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陈清泰说。
发展中的问题还应通过发展来解决
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但进一步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
为了发展GDP，不少地方出现了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在资源开采上，采了肥的，弃了瘦的;开了大的，甩了小的;挖了浅的，甩了深的。对此，彭真怀称之为“断子孙饭碗”，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能只是为了这一代人，甚至只是为了这一代的部分人，更甚至是为了某些官员的政绩增长而影响了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我们喝着污染的水，吸入着污染的空气，吃的是污染的食品，这种GDP的增长对各级领导的政绩无疑是一种讽刺。”
无论是十七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还是10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均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
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看来，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信号。“核心是‘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满意不满意’，以GDP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标的时代过去了”。
在“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内，将以什么具体指标考核官员政绩?中央提出的“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其标准又是什么?对于习惯了GDP思维的各级官员来说，如淡化GDP量性要求，其工作重心将置于何处?另一方面，要改变中国贫富、区域、城乡差距，必须依靠发展，如何科学处理这之间的关系?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
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大起大落必然对社会造成巨大损失。如果经济全局出了问题，任何地方都不能幸免。各地只有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才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也有利于地方经济当前和长远的发展。
用发展开启人民幸福路
“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发展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才是发展的科学态度。”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教授说，“惟有如此，才能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系列新旧矛盾，开创发展的新局面。”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将蛋糕做大，更应通过改变发展方式，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底层群众更好地分享蛋糕。事实上，当前多数社会矛盾都是利益诉求型，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些不稳定因素将得到有效化解。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国家独立和富强、为民族振兴、为人民幸福，进行了艰难卓绝的探索和奋斗，建立了丰功伟绩。从本期起，理论版开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专栏，刊出相关文章，阐述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党的理论创新与历史经验、党的优良作风、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理论问题。
幸福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和存在方式，一直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和共同向往。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转型期的社会矛盾逐渐凸显，社会事业发展相对薄弱，社会管理领域存在不少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比较突出，人民群众对于
幸福生活的呼声和诉求比较集中和强烈。对此，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做长期不懈的努力，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顺应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并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理论。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当代中国已具备新的内涵和要求。这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其最终目标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既包括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平衡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关于新时期实现人民幸福的理论指南，为人民走上新时代的幸福路指引了方向。
民之所需，国之所倚。民生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切实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做好民生工作是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已成为全党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以增进人民普遍的幸福感为目标的民生工程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最大任务，也是百姓的热切期待。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努力兴办人民群众希望办的实事好事，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成为不断为民造福的过程，成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过程，成为不断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过程，成为不断保障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的过程。在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总框架下，各级党委和政府确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民生工作新思路，有序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切实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幸福”正逐渐成为人民群众的真实感受。
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既从总体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系统规划，又从具体的方面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行了科学部署，有利于解决人民面临的最实际民生问题，以缓解民生压力、夯实民生基础。科学发展观致力于经济与社会、社会内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新理念，从实现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为民生幸福开辟新的道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协调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从而为实现人民幸福创造较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基础，使新时期的人民幸福建立在各项事业和谐发展的坚实基础之上。
经济增长有利于社会福利提升，但不等于社会福利提升。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开创中国经济社会均衡、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开辟中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通过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快推进以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着力构建“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再造“富民优先”发展机制，控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扩大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公正趋势。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只见“物”不见“人”、忽视民生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和社会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压力，将发展重点转向“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形成人的发展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和
谐统一和相互促进，真正有效提高国民的幸福水平
第四篇：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学生第一》读后感
看了李希贵校长的《学生第一》，掩卷之余，我在想，我们现在到底需要怎样的教育？无容置疑，北京十一中之所以成为人人羡慕向往的学校，除了它优越的条件，还在于它的教育是开放的，是面向未来的。因材施教，着眼于学生能力的培养，而非知识的储蓄。
当前人们对教育的企盼无非有两种，一是在高考中金榜题名，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二是在大学毕业后，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岗位，实现创业梦想。前者依靠知识的积淀，着眼于一时的荣耀；后者借助能力，着眼于长久的培养。
从一年一度声势浩大的高考来看，社会民众对教育的重视在不断加强，对学校的要求也在日益提高。高考一结束，他们首先谈论的是哪一所学校的升学率更高，师资力量更强，考虑着下一步该把孩子送到哪一所学校，却不去考察一下哪一所大学更能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适应社会的优秀人才。等到大学毕业，孩子的工作就成了他们最头疼的事情。文凭很高，因能力缺失而找不到工作或者失去工作的人比比皆是。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我们说了多少遍，而在现实的教育中，我们却好少去身体力行。我们的教育多数是为了迎合家长们的心愿，宁愿背负着高分低能的压力，也要努力实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诺言，否则家长就不买账。从我们教育者的角度来看，家长们渴望高分的愿望就很合理吗？我们的教育是否就要被家长牵
着鼻子走路？我们为了学校的生源和声望顺应了家长的心愿，家长买了学校的帐，可是未来的社会会买学生的帐吗？又有谁去为学生的未来负责？
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让学生掌握最基本的学科知识没有错，学生必须接受基础学科的知识学习。可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学生的爱好、智慧、能力千差万别，适合接受知识的好学生在学习中获得的是快乐，不适合知识学习的学生就头疼万分。于是我们就有了所谓的差生，于是就有了问题学生的出现。如果我们的教育能根据学生的特点、兴趣因材施教，给每个学生提供适合发展的平台，而不是一味地让他们成为“书囊”，广大师生将会在教学中获得更多的解放和快乐。
知识和能力，犹如东风和西风，我们要的不是谁压倒谁，而是它们的齐头并进，最终形成一股和谐的春风，孕育万千桃李。而哪一所学校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学校教育将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
我坚信我们的外国语学校会成为这样一座人人向往的百花园。
第五篇：我们需要怎样的亲子教育
我们需要怎样的亲子教育？－罗博学
索引：他的手掌重重地落在年仅四岁的女儿脸上，小孩便一直哭闹。为了什么原因？聚餐中，孩子渴望多喝一点饮料，在座的都是长辈，气氛当然喧嚷。爸爸忍无可忍，做出了这样的举动。以至于过后的责备，充斥着整个过程。
我知道这又是一次严重的家庭灾难。将此看作一种灾难，其实没有一点夸大其词。虽然他的意思是：为了管教孩子，同时为了挽回在人前的尊严，但是给她的心灵 一定会留下严重的创伤，她无法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只能在哭闹中，显示出心灵受伤的委屈。很长时间过去，她的小脸还是一片红晕，让人好生心疼。
我认为不应采取此类方式管教孩子有很多理由：
第一：这是早熟的一代。她们心灵的早熟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孩子在未成年时经历的一切，都会对她们的成长产生影响。无论她们遭遇的是来自家庭，还是来自 于学校。也许幼稚园老师一句鼓励的话，会成为孩子一生努力的标竿；来自家长一句失去理智的责备，会严重挫伤孩子的自信心，导致自卑与自闭心理。
第二：对待一个年仅四岁的女孩，采取这样暴力的做法显然不妥，无论家长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她们是天真无邪不谙世事的，在餐桌或其它场所，任何人都不会刻 意指责孩子任性的举动。当然，管教是另当别论。合理的教育既非溺爱，也非暴力教育，而是充满智慧之爱的教育。有很多理由告诉我们，他的举动过于鲁莽失去理性了。当小孩开始感受到父爱的逐渐缺失，最危险的后果也许已经酝酿。爸爸意识到这一点，他并不是在体罚孩子，也并非实施家庭暴力，只是在忍无可忍的关头对孩子进行一次“巴掌教育”，他意识到自己的冲动，又微笑着送给孩子许多糖果。她忘却了疼痛，逐渐欢乐起来。
很多孩子在成年之后，往往会出现许多心理问题，心理问题的“变质”引发出偏激而危险的行为导向，如清华学子刘海洋泼熊事件，马加爵杀人事件等等。追根究 底，这些问题其实早在他们童年，乃至于青少年时期就被深深埋藏下来。目今出现太多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与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没有得到正确而智慧的教育，有不可 分的联系。每当我看到那些在铁窗内的年轻生命，便想到了许多。
我发现为什么在中国，家长和孩子之间难以达成共识：我们几乎不可能有成为朋友的可能。中国式的教育中，孩子眼中的父母是独裁式的家长，他们没有温暖的情 怀，没有慈善的理念，也没有非常人性化的教育。他们所期望的子女是言听计从，他们往往认为自己代表独一的真理，人世间的所有真理都被大人掌握，以至于父母 自身便是上帝，孩子只能无条件地听从他们，从此失去了自主意识，不具备思想自由的权利，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当某异性朋友中学时与男友离家，数月未 归，其父母颇带有“独裁式管制教育”的色彩，其家庭教育的失败影射出中国式亲子教育不被真理引导而产生的一系列根源性问题。对于中国式缺乏真理的亲子教 育，巴金在《家》里完成了一次宏观的集体性反思。觉慧、觉民、觉新都取“觉悟、自省”之义，他们渴望个体的自由与新世界、新理想，而作为家族真理代表的高 老爷在氏族社会中拥有愚昧而强大的主导力量，由此导致家庭的冲突，以及社会的冲突，最终酿造时代悲剧。家庭是培育孩子健全人格与完整思想体系的第一学府及 第一社会，倘若一个家庭中没有真理、自由、平等、博爱，对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带来的心灵创伤则十分巨大。
对比西方民主社会的亲子教育，以圣经为终极真理的思想观念深深维系着父母与子女之间平等、互敬、互谅、互爱的亲情纽带，“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 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新 约圣经·以弗所书）。圣经作为千千万万个西方民主家庭的必备经典，是一个家庭和谐、美满、喜乐、自由的根基，他们共同站立在上帝的真理面前，除此之外，没 有绝对完美的个体，“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新约圣经·提 摩太后书）。耶稣史无前例的宣称祂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宏观的生命形态已然囊括了真理的各样范畴；在耶稣的国度，为人之父学会谅解、自省、付出、与宽 恕；为人之子也必然懂得谅解、自省、付出、与宽恕。如此，便成功塑造一种健全而美满的亲子教育，上帝的真理维系着彼此之间的情感交融。
《活在美国》的作者，作家兼传道人的范学德老师数月前电话中与我聊到他与孩子之间如伙伴、如兄弟的情感交流，我是由衷的羡慕和祝福。
祈祷耶稣的真理与生命，在目今所及的当下，在并不遥远的未来，走向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每一个家庭，都将绽开一朵自由、光明、且满含笑意的花蕾。
《在上帝的爱中肯定自己》
梦凡今年读初二，临近开学，容易陷入焦虑和紧张状态，甚至意欲辍学。我一直关注未成年孩子的心理成长。孩子在未成年时期的心理发育，对其今后的人生有至 关重要的影响。与梦凡交流，能够感受到她的自卑感，她的自卑直接来源于“分数未上线”、在学校不被认可的片面误导。我相信在中国目前并不完善的应试教育的 体制下，很多学生都会被动式陷入类似的心理困境。
应试教育根植于功利心态：考试和分数成为衡量一个学生潜在价值的唯一标准，由此导致成人世界片面而扭曲的价值观：金钱是衡量一个人潜在价值的唯一标准，因而使社会脱序，商业贸易等各领域都缺乏最基本的诚信，以致悲剧泛滥。应试教育完全以分数论成败，以考试断英雄，素质教育的本质仍然属于应试教育。人们将 “素质”片面理解为“考试素质”，却忽略了其余层面更重要的基本素质，如：心理素质、道德素质、思想素质、以及人格素质。忽略这些，便酿造了马加爵、刘海 洋的悲剧事件，也出现了中国政法学子的弑师案。中高考因一分之差，断送了无数学子的人生理想，令多少贫寒的家庭陷入困境。至于孩子作为一个鲜活生命所急需 的人格培养、以及自身的人性闪光点，却被严重忽略。比如梦凡，她的特立独行的思维方式、对弱势群体的深切怜悯，与同龄女生相比，表现出相当的成熟，读初
一 时，被选为班长，其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得到肯定，初二时因为成绩功课的“暂时性漏洞”，让她产生心理自卑感，其亲情关系、师生关系、心理健康，或多或少受 到影响。
凡是心理自卑的人，心灵处于非自由状态，被外界事物奴役，因此无法发现自己、认识自己、肯定自己，并最终超越自己。对于梦凡，急需的并非采取恶补以提高 她的学习成绩，而是帮助她发现自我、肯定自我，并建立信心，应该尝试以基督信仰的普世伦理让她从
“酱缸文化”中得到解放，开拓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刘墉在《肯定自己》的教育读本中写道：“每个人应当从小就看重自己，在别人肯定你之前，你先得肯定自己。”类似的自我肯定在无神论的教育环境中，往往导致盲目的心理自大，因为在肯定之前，缺乏自我认知。为了纾解梦凡的心理阴影，我与她分享了上帝与人的关系。
第一：任何生命，都不是一个偶然的存在。你的生命源自上帝，你无须再因“进化论”的诱导而逐渐对生活失去信心，对生命失去热爱。上帝在光明之中，每一道 光线出自于他，由他照亮了整个世界。你是世界的一部分。你的生命本身是上帝爱的一部分，你不是为了考试而存在，也不是为了其它事物而存在，你是因为上帝而 存在，你的生命因爱而有，你是为爱存在。你的生命本身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不被任何事物局限或贬低。《独立宣言》最新译文中，人并非“生而平等”，任何生 命降临，势必因为家庭环境、经济条件、外貌长相的不同而本质不可能平等，但因为“受造而平等”，上帝赋予一切生命以追求幸福、自由、光明的权利，上帝以超 越人类之爱的爱，爱着每一个人。也许你并不美丽、聪明、和富有、或生理有一点点的残缺，但都无法阻碍上帝对你的爱：“上帝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你从 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诗139）”上帝对你的爱包括你的不可爱，你的失败、软弱、痛苦、和忧愁，他仍然无条件的爱着你。因为上帝是爱，你是他眼里杰出的创 造，他创造你的那一刻，运用了最卓越的智慧和心血。你必须明确一项重大事实：在你没有肯定自己之前，或者，当人们否定你的时候，上帝已经肯定并完全接纳了 你。你的存在本身即是宇宙间恢宏而壮烈的神迹。
第二：你必须在地球上给自己一个定位。你虽不完美，然而上帝赋予每一个生命不同的潜力与恩赐，你无须因为成绩的滑落而自卑。功课方面，寻求上帝赐你智 慧，尽你所能，但尽量保持快乐、友爱、完整的心灵。当你具备完整的心灵，你会在上帝的带领中发现自我，与室友和睦相处，日渐学习处世为人的基本智慧，这是 你日后的最大保障。永远记住：即使遭人唾弃的乞儿，上帝同样赋予他们尊严。任何人的存在都有其特定的使命。上帝更看重一个人的“内在成就”：诸如苦难中感 恩，孤独中自省，和绝望中守望。他希望你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站立在心灵的地平线上，前方将是荣耀的曙光。
第三：希望你在《阿甘正传》与《给我三天光明》中获得启迪。你会看见：上帝如何在一个残缺的生命身上，彰显他毫无保留的爱与智慧。除此之外，你仍然需要 感恩。你的物质生活已相当富足，获得喜悦和信心的最佳方式，是将所拥有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一位乞儿，并为他的生命祈祷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