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姓与印度教社会》读书报告

第一篇：《种姓与印度教社会》读书报告

《种姓与印度教社会》读书报告

【摘要】 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重要的特征。在世界其它地区的古代历史上, 也曾存在过种姓制度, 但印度的种姓制度最森严, 存在的时间最久, 直到今天, 它仍在影响着印度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本文主要介绍种姓制度的构成、种姓的特征、文化思想及其影响。

【关键词】种姓制度 特征 文化思想 影响

尚会鹏先生于2001年出版的《种姓与印度教社会》这本书利用社会人类学家的调查报告和大量的文献材料，对种姓制度的起源、概念、构造特点、变化、种姓与印度教社会的理论等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本书共十一章，内容详实，我主要选取了部分章节对印度种姓进行简单的介绍。

一、种姓制度与瓦尔纳

印度种姓制度又称瓦尔纳制度，是古代世界最典型、最森严的等级制度。四个等级在地位、权利、职业、义务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第一等级婆罗门主要是僧侣贵族，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第二等级刹帝利是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他们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第三等级吠舍是雅利安人自由平民阶层。他们从事农、牧、渔、猎等，政治上没有特权，必须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来供养前两个等级。第四等级首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属于非雅利安人，他们从事农、牧、渔、猎等业以及当时被认为低贱的职业。

在印度种姓制度中，除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大种姓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为数较多的贱民阶层——不可接触者。贱民的来源是复杂的, 但总的来看由两大类构成：第一类大多数是居住在雅利安社会圈以外的落后部落。第二类来自瓦尔纳社会的分化，如世代从事“ 不净”的职业，而成为不可接触者或是由于战乱、迁移、违犯种姓法规、杂婚、犯罪等原因离开或被开除种姓集团者。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备受歧视。

二、种姓的隔离与对立 印度种姓的隔离与对立可归为以下六点:

（一）血缘。在种姓制度下一个人生下来就被认为属于他父母所属的集团。种姓成员的资格不是由于自己的选择, 而是由出身决定的。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不像现代社会那样基本上取决于职业、学历、基于、能力等后天因素，而是取决于其侥幸出生的那个种姓。

（二）等级制。除了四个“瓦尔纳” 等级之外,各瓦尔纳中又有很多以职业区分的种姓集团——阁提, 他们又分为很多等级, 并一直为各自等级的高低争吵不休。

（三）饮食与社交的限制。一般说来, 一个人只能接受本种姓成员的食物, 但低等种姓可接受高等种姓的食物, 而后者则绝不能接受前者的食物。高等种姓不能和低等种姓接触, 而且要保持一定即离, 以免受到沽污。

（四）职业的限制。每个种姓或种姓集团都有其世袭的职业, 职业的贵贱和种姓的高低相符合。但农业和从军却似乎是人人都能从事的职业。一个印度教徒出生后必须按照其种姓的职业谋求生路, 如果违反规定, 从事高于或者低于自己种姓的职业, 都会被视为有罪而受到惩罚。地位最高的职业是从事祭祀的婆罗门, 地位最低的则是那些从事清扫工作的贱民。

（五）婚姻的限制。种姓内婚制是种姓制度的主要特征。按照印度教法典的规定, 不同种姓之间不能互相通婚。如果违反规定, 就会受到处罚。由于印度教重男轻女, 在婚姻制度上也对男子网开一面, 允许高种姓的男子娶比自己低一个种姓的女子为妻,这种情况称为“顺婚”, 虽不鼓励, 但可以容忍。而一个高种姓女子嫁给低种姓男子则被视为大逆不道, 被称为“逆婚”, 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被开除出种姓, 他们的子女沦为“贱民”, 在社会上永远抬不起头来。

三、种姓的结合

种姓制度在印度存在了几千年而且至今还如此有生命力，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主要是通过经济和文化两方面入手的，即贾吉曼尼制度和印度教宗教哲学。

（一）贾吉曼尼制度——种姓结合的纽带

印度的种姓制度虽然将社会中的人隔离起来，但是同时这种隔离是相对的，在另一方面由于种姓制度中贾吉曼尼制度的存在，使得种姓制度成为一种高度协调而精妙的机器，它的好处在于避免了不同种姓集团之间的冲突。这种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劳动分工同种姓法规的结合。在这种体制下，服务种姓处在奴役地位，为高种姓提供的服务通常不是单一的而是包括一切杂役。双方没有任何协议、合同，完全凭感情和信用维持。报酬一般也是不计量的，除了付给粮食和提供服务外，有时还给予小块土地或借给耕牛、农具，在重大节庆日子给一些礼物和“小费”等。而所有这些交换都是由礼仪和习俗规定了的，世代不变。在这种以劳动分工为主要内容的贾吉曼尼制度下，种姓间的利益要求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由于种姓法规的规定，某些种姓不能从事种职业而只能依赖其它职业种姓。比如，清扫、搬运尸体、洗衣等被认为是污秽的，高种姓不能从事，只能由“污秽”种姓来完成。这样，便把彼此对立的种姓集团从经济上联系起来了，就连那些最下层的不可接触者，也成为这个体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印度教的宗教哲学——种姓结合的胶合剂

仅仅是社会的宗教追求方面的事实上的需要, 还不足以必然地促成对不同种姓的区分。而在宗教理论上为区分出高低贵贱的种姓制度提供必然性根据的主要思想, 是印度教的业报轮回学说、洁净与污秽观念。

1、业报轮回学说 轮回转生观念是印度教最基本的信条之一。按照印度教的轮回学说, 包括人在内的一切有生命之物都有灵魂, 而个人灵魂(阿特曼)则是宇宙精神(梵)的直接表现, 它是永恒不灭的。个人灵魂寓于现世的身体之中, 随着此世生命的结束, 灵魂从朽坏了的身体又转生入另一个新的身体。灵魂在世界上的生而复死、死而复生的轮回流转中, 其自身所施行的一切行为的总和, 构成了一个连续的、首尾一贯的因果报应的链条, 这就是印度教徒所相信的、神秘地决定人生命运的“业”, 而人们在现实身体、能力、财富、地位等方面的差异, 就是由这种神秘的“业力”所决定的——不管有没有一种隐秘的超自然力量,在背后记录每个人的行迹并安排其命运。更具体地说, 在灵魂不断转生的过程中, 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实际上是业力在伦理上的善恶属性: 善业有善果, 恶业则有恶报。

2、洁净与污秽观念 以上所说的个人灵魂的业力, 实际上是难以被用来具体地测量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神圣性程度的, 因为它太过于抽象精微, 不便切实掌握。然而, 印度教关于洁净与污秽的思想, 却提供了具体到现实社会中种姓划割所依据的可以操作的标准，尽管这种划分有些模糊。印度教倾向于把宇宙万物看作一个有差等的序列，人类世界只是其中的一段。在复归于梵的阶梯上每一个人都处于一个固定的位置上，种姓地位实际上表明了人和梵的距离，或者说是人在这个阶梯上所处的位置。而在这个序列中, 自然界、超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存在物, 同时又是依据“洁净” 与“污秽”的标准来分类定级的。

这种观念用之于人类社会, 便成为种姓划分的重要思想依据。社会中各类职业连同从事这些职业的人, 也划分出洁净与不净来, 并依此排列人的地位。祭神、讲诵吠陀经典等与神有关的职业, 被认为是最洁净的, 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婆罗门)当然也是最洁净的。被认为最污秽的职业则是与杀生有关的职业和接触人畜排泄物的职业, 以及亵读牛的职业。从事这类职业的人, 也被看作是最污秽的, 他们通常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

四、种姓制度的影响与作用

种姓制度使等级观念成为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它深深地影响了印度社会。其一，它根深蒂固地影响着百姓的思想。受剥削、受压迫最深重的贫困阶层对于社会压迫和歧视逆来顺受, 从而减少了对国家统一和文化传统构成严重冲击的大的社会动荡, 一定程度保护了传统社会、文化的继承。同时, 这种保守的思想特性也直接影响了社会进步的速度, 使得许多陋习糟粕继续存在, 不少人抵制新鲜事物、特别是吸纳外国文化等, 对引进外资等方面顾虑较多。其二，种姓意识妨碍了受压迫最深重的人民的团结。不同种姓集团因利益的差异相互倾轧以及印度教扩散分离的世界观使得他们无法团结一致, 从而削弱了其战斗力, 其作用也相应受到影响。而不同种姓间的冲突至今仍是一些地区血腥仇杀的导火索, 成为社会暴力的起源之一。其三，有些低种姓人一方面通过反对高种姓婆罗门的运动争取平等的地位, 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仿效高种姓的生活方式和习俗, 改变自己的宗教仪式和传统, 直至宣称自己为较高种姓。某些亚种姓群体通过这种做法提升了自己的等级。体现了在消除歧视、争取平等的过程中, 不少人依然看重不平等的等级制度的作用。

总之, 种姓作为在印度存在了几千年的社会制度, 其特点和作用随社会发展不断变化, 但短期内难以彻底消亡, 它对印度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值得研究。

第二篇：印度教文化对种姓制度的影响（最终版）

种姓制度是世界文明史上一种具有奇特性质的等级制度，它覆盖和渗透了印度社会人与人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民族等因素，但笔者在本文中试图从文化层面来探讨印度教文化对其的影响，及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因此而遭受的苦难。

印度教有两大教义构成了种姓制度的理论基础，并根据这些教义建立了一套关于区分超越现世﹑超越有限历史的永恒正义的理论，将种姓制度建立在既玄秘不实而又似乎“无懈可击”的神﹑哲学基础之上。第一个是洁净和污秽观念。印度教认为世界森罗万象的背后有一个终极的存在，“梵”，世界皆为这个终极存在所幻化并最终复归于梵。但万事万物同梵的距离是不同的，复归的时间也有长有短。印度教趋于把世界看成一个有差别的长长的序列，人类社会只是这个长序列中的一段。人生来就有差别。这种观念用于人类社会，便成为种姓划分的重要依据。社会中职业划分出洁净与不净，从事相关职业的人也划分出洁净与不净。“污秽”被看成是可以传染的，可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而传染。于是产生了种姓隔离﹑内婚制等。第二个是业报和轮回思想。宇宙万物皆为梵自我展现的结果，且梵对现实世界没有道德上的约束力。于是，这种超自然的存在对人们有了一种永恒的恐怖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意味着现实中人们的地位﹑财富﹑权力等方面的差异是受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制约预先安排好的。人的灵魂永恒不灭，但灵魂总要从一个躯壳转到另一个躯壳。灵魂的这种不断转世就是轮回，而轮回的推动力是“业力”。“业力”是人的行动，包括行为﹑语言﹑思想三方面的全部活动。业有善恶，善恶导致不同的果报。业报轮回思想就这样让人们相信，现实中的不平等实际上体现着一种永恒的平等，而且，正是这种现世的不平等，在维护着永恒平等的正义。于是，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相信了对此世命运的怨恨和反抗只会加重自己的恶业，使来世更悲惨。“业报﹑轮回思想就像一副强有力的粘着剂，把各种姓永久的固定下来。它又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个人牢牢地束缚于种姓的桩柱上。它要求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阶位而不得谮越。这种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人对改变自己现实地位的任何世俗努力，从而也阻止了对种姓制度的彻底批判和改造。”（引自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二章第67页）

文化对人的影响来源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和各种活动，而文化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影响。印度教文化对生活于其中的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的影响正是完美的诠释了这一点。印度教自产生时候起，逐渐在这片土地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思想上扎根，最终产生了独特的种姓制度。下面笔者引用一段对话，1965年，印度社会福利部组成了一个表列种姓的不可接触制﹑经济和教育发展委员会，对印度各邦进行不可接触制度的调查。调查者问一个不可接触者“你知道你为什么是一个不可接触者吗？”。答“不知道，先生。一定是由于我的祖先犯了什么罪，或者由于我的前生做了什么恶。”问“那么，你怎样改变不可接触制呢？”。答“神创造了它，只有神才能改变它。”。问“你知道，在我们的圣典中，没有一处关于不可接触制的记载。不是神创造了它。”。答“神可能没有创造它，但至少，神希望我们存在。”。笔者认为那位不可接触者的根深蒂固的种姓观念也可代表一般的不可接触者。即使在遭受了西方思想冲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近现代，种姓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衰落，比如现代工业发展，破坏了旧的以种姓为基础的分工体制，种姓对职业的限制逐渐松弛；贾吉曼尼制度衰落，种姓关系随之松弛；种姓日渐失去其传统的政治和司法职能；种姓实践和种姓意识弱化等，但种姓制度对人的影响仍未减弱。且先不谈受教育水平低下的低种姓的不可接触者，而说印度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如何保护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及少数派的利益的问题上也未能逃脱这个制度的束缚。所以，当甘地在1931年英﹑印第二次圆桌会议上劝说他的人民“先赶走英国人再说”时，他彻底 地孤立了。以甘地为代表的许多印度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看到了种姓制度的不平等性，但并不认为是 一制度本身 的罪恶。他们想在不铲除这一制度的前提下，将其改造成一种“人人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的理想制度。然而，不平等之于种姓制度，犹如辣之于辣椒一样，是密不可分的。那么，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就更不可能明白他们所处的不平等不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只能坚守对种姓意识的不怀疑，在一个处处受限的牢笼里“冲撞”种姓制度。

文化对人的影响更重要的体现在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能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印度教文化包裹下的种姓制度就像一把无形的利刃，把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无情的阻挡在“平等”的大门前，任凭那群被“莫须有”的谎言蒙蔽的可怜虫苦苦挣扎，然后无知地接受所谓现实的安排。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也对他们的低贱的地位感到不满，但他们这样愤恨的情绪却没有走上正轨，而是被根深蒂固的无形的力量引入了歧途，并为此坚信不移，乐此不疲。他们声称自己属于或曾今属于某一高种姓，只因偶然的机会，他们丧失了高种姓地位。企图提高种姓地位的集团，不仅在口头上宣称自己属于某一个高种姓往往也采取和高种姓一样的宗教信仰和模仿高种姓的生活方式，对自己的生活有严格的要求。这个过程被称为“梵化”，贯穿于印度的整个历史，今天仍在继续。“梵化一般伴随着种姓向上的流动，不过，与种姓相联系的社会流动。只能引起种姓地位的改变，而不能导致结构性的变化。一个种姓地位升高了，其他种姓的地位相对降低了，种姓制度本身并不发生变化。”。（引自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八章第279页）。这个无形的力量还表现在它在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中造成的种种隔阂和排斥，不利于人们团结。为此。印度历史上出现的多起旨在废除种姓制度的斗 争，但都失败了。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贱民”出身的深受种姓歧视和迫害的安培德卡尔领导的“新佛教运动”。他激烈批判种姓制度和印度教，曾当着万人之众烧掉印度教圣典《摩奴法典》，并带领几十万贱民皈依佛教，以达到他们和印度教彻底决裂的目的，但结果仍未对种姓制度产生多大的触动。安培德卡尔领导的信佛教运动也没有超出种姓制度的范畴，并且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马哈尔贱民中，种姓观念 也未能“彻底根除”，他们内部划分为许多相互排斥的集团，没有形成目标一致的力量。

那么，在印度教社会实现其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种姓未来的命运如何？印度教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又该如何从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心中消除？笔者认为消除种姓意识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文化有着“欲灭一国，先破其文化”的不可磨灭的作用，即印度教文化对种姓制度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美国文化人类学者费兰西斯指出：“印度的种姓表现了印度教徒生活方式固有的﹑根本的冲突。种姓是基于‘万物皆一’这样一个理论命题。这个命题把许多自我封闭的种姓壁围视作整体结构的一部分，通过再生而得以重生的个人则被视为连接壁围与壁围的桥梁。所以，种姓主义并非一种在将来可以修正的缺陷。它表现了一种永远无法解决的冲突。”。从本质上说，现存的种姓制度已成为一种根植于印度教信仰的等级制度，它同印度教追求解脱﹑业报轮回等思想﹑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印度教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种姓制度的存在的文化基础，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废除种姓意识，就等于废除印度教，也等于废除印度教徒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而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

尽管种姓制度及其诸种价值观不太可能被彻底废除，但它们也不可能拥有万事不变的价值。笔者认为它们的命运不是被“彻底废除”，而是被整合。所谓文化整合，它是一个社会人类学概念，主要用来描述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发生接触和冲撞时产生的社会文化变迁现象。概括说来，它就是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朝着适应现代生活的方向做出调整。包括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对传统文化价值观重新解释，赋予新的内容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结构的需要；对新的或外来的价值观理论或生活模式内在化。比如圣雄甘地和维维卡南达在许多方面都重新解释了印度教教义，以使他们的改革主张符合广大印度教徒的习惯和文化心理。他们认为种姓制度有弊端，且这种弊端阻碍着印度教社会的进步，但都认为消灭种姓是困难的，故都提出引进现代社会的“平等主义”价值观来净化种姓。未来的印度教社会，种姓不可能原封不动的继承下来，在经过整合之后它仍将成为未来印度社会的一部分。M.缪勒对印度的种姓曾做过预言“种姓在印度是废除不了的。废除种姓的尝试是过去政治上进行的最危险的行动之一。作为一种宗教组织，种姓将灭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它将存在下去并或得发展。”。（Max Muller,Chips from a Genman Worhshop,VolumeⅠ，New York:Charles Seribner and Company,1869,p.353.转引自Kolenda,Caste in Contemporary India,p1.）

文化的生命不是一个看的见的产生﹑发展最后衰败的过程，而是在悄然中让人们沉醉其中。它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又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特性。当印度教文化如毒蛇般噬入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的思想，他们注定祖祖辈辈陷入这个无法挣脱的谎言。但是，历史总能做个最完美的解铃人。当印度被迫离开传统的轨道，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沦为殖民地，直至成为现代独立的国家，文化的力量终抵不过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发生了适应历史的缓慢的变化。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仍受到祖辈的束缚，但能清晰的预见他们的未来在光明。

姓名：廖权英

学号：3120101017 备注：老师您好，我之前已经发过一篇，但我觉得写得不好，所以现在再发一篇，以代替之前那篇。

第三篇：社会语言学读书报告

社会语言学读书报告

《社会语言学》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它研究社会的各个层面对语言运用的影响，包含文化准则、社会规范或情境。重点研究语言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从中也发现科研成果向社会应用转化的途径，为解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做出贡献。

该课程将讲授相关理论，并以详细的案例示范来表明有关理论或实际问题是怎样通过使用适当的研究方法来解决的。介绍社会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了解社会科学的特性，明确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及相关的实践教学。

语言认同要求了解语言对社会结构、家庭制度的反映表现及语言认同的价值。语言的认同性与文化心理英文的Identity这个词通常有两个含义: 1)指人的身份;2)一致。这两种意思都是相对静态的、名词性的概念, 是指人通过一定方式获得的生理、社会、心理特征;如果考虑人类获得这一特征的过程,“Identity”这个词其实还有相对动态的动词性的含义,即认同。名词性的身份或一致与动词性的认同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前者强调选择的结果, 后者强调选择的过程, 两者相辅相承,缺一不可。

本文所说的语言认同实际上同时包含着动态与静态两个方面。但本文论述的重点在其动态方面, 故称之为语言认同。如果把语言认同看成是受各种各样因素制约的人为选择,那么, 这种选择应该包括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两个方面。而且, 它的认同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必须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完成。语言认同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趋同现象, 它与文化心理的认同程度成正向关系。语言身份的相似度越高, 文化心理的认同度也就愈高。当语言成为重现或追溯民族文化最直接的方式时, 它就不再单单是一种交际的工具, 而变成了文化的象征, 具有了文化身份, 使用一种语言, 就是选择了一种文化, 并以这种文化身份存在。这种共同的语言身份特征,将相同文化背景的族群链接在一起, 使他们即使处在异地他乡也能得到社会的归属感和心理的慰藉。语言认同的语境可以分为两大类: 社团语言环境和个人交际环境。社团语言环境, 是指由特定目的及言语特色形成的社会群体环境, 包括处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某个民族语言环境, 和同一语言内部地域方言和行业语言环境。从共性的社会语言交流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身份。社团语言注重该群体的共性身份, 其成员通常会主动地接受这种语言身份,从而与其他成员一起形成文化、心理的共鸣, 确立其文化地位。

个人交际环境指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共同语交流的环境, 个人交际注重语言的殊性身份, 从而受到交际话题、言语基调(包括语气、情态、称呼)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语言认同放在这两种语言交际环境中加以考察。

一、社团语境下的语言认同

我们这里讨论的社团语境(speech community)是指人类语言交际中的一个具体的交际系统, 即同一语言系统内的语言社团、方言社团和行业社团。(一)同一语言系统内的语言认同

长期在外工作、学习、或生活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经历, 当他或她在工作、生活中突然间听到熟悉的家乡口音时, 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欣喜, 一种亲切的感受油然而生, 这就是一种语言心理的认同。这种心理认同因语境不同而有程度差异: 如果生家乡的地方, 相邻言语社团的话音同样能引起共鸣。

一个西安人长期生活在说广州话的环境中, 即使遇到河南人、甘肃人、新疆人都可能相互称呼老乡, 同样, 一个福州人如果长期生活在沈阳而又没有满足他或她说母语的愿望, 即便是偶然碰到广州人、厦门人也会感到亲切的。当然, 如果能有与相同言语社团的人一起叙旧的机会, 那他就不会首选与相邻语言社团的人交谈。中国各个高校差不多都有同乡会, 同乡会有以省级为单位的, 如山东同乡会、河北同乡会、山西同乡会等等;有以县市级为单位的, 如烟台同乡会、聊城同乡会、临沂同乡会、曲阜同乡会等等。以什么为单位, 不仅取决于会员的数量, 而且取决于是否持同样的社团话语。相同言语社团的人总是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如果我们把同一个省区或大的行政区(在中国, 行政区的划分, 尤其是大行政区的划分, 往往与话语社团的语言密不可分)的人称作大同乡,把小的行政区的人叫做小同乡,那么可以看出: 在交际过程中, 就交际者的心理期待值而言, 说相同话语的小同乡的语言认同度比说相邻话语 大同乡的语言认同度要高。也就是说一种语言内部的身份认同是有层级性的, 语言身份与言语社团的大小成反向关系:同一语言内部言语社团越小,交际时人的文化心理认同感越强。20世纪60年代, 甘伯兹(Gumperz 1966)曾在挪威的一个小镇作过一项调查研究。发现那里的居民使用两种方言: Ranamal 和Bokmal。前者是地方话, 后者是挪威北部的标准语。对外地人来说,单从语言形式上很难区分这两种方言,但是当地人却很容易区分。

通过研究和观察,甘伯兹认为当地人能区分这两种方言, 与这个小镇的社会结构层次有关。这个小镇存在三种不同的交际网: 当地出生的工人以亲属关系的网络连接在一起;从城市移民来的企业主的关系网络遍及挪威;中间层次的商人, 处于这两个网络之间。甘伯兹将这些关系网络分为封闭网络和开放的网络两种类型。他认为那里的工人处于封闭网络中, 后两处于开放的网络中。封闭网络与本地话相联系, 说本地话含有明显的社会意义,强调本地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体现了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语言身份阻隔;开放网络则与标准语有联系,强调地域文化的共同性, 体现了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语言身份认同。在这个开放的网络中, 其语言交际的社区范围大, 参与的人数相对较多, 而且复杂,这时认同度的形成只能靠共同语(标准语), 认同程度相对也低;在这个开放的网络中也存在很多个封闭的网络, 这些封闭的网络言语交际社区范围小, 人群集中、单一, 当处于开放的网络之中时, 他们很容易辨认出自己社团的语言风格, 并积极融合进去, 这时语言身份的认同度就高。上两个例子都是关于方言社团中的语言身份认同, 如果我们进入到这个方言体系, 或者说一种使用共同语的社团中时, 就会发现不同的行业社团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身份的认同问题, 即行业社团中的语言身份认同。我们都知道文学作品创作中, 现实主义流派大多提倡作家深入农村、工厂、基层体验生活, 为的是写出地道的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 于是出现了许多描写各行各业人群实际生活面貌的文学作品,如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 以孙犁为代表的 白洋淀派, 以刘呐欧为代表的新感觉派 等等。不但文学作品如此,学术研究也一样,如民俗学社会学的研究学者,为了深入研究某个行业的生活状况, 往往装扮成他们的样子, 学着说他们的话, 以便取得他们的信任。这种情况都说明, 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行业之间存在着特定的为这个行业所认同的语言。行业语言是各个行业的阶层的共同话题, 这种语言的认同是社会行业分工、各种行会赖以生存的基石。从甘伯兹和拉波夫开始,人们就意识到这是一种语言社团的社会心理趋同现象。由此可见,在同一种语言内部, 言语社团的大小,会直接影响交际时语言身份认同度的高低。言语社团规模越小)言语表现形式的相似度和地域的集中程度越高, 该言语社团的语言身份认同度也就越高。(二)语言身份的主动认同和被动认同 语言身份不仅有保持共同文化纯洁性,凝结族群的功能,也有瓦解、阻隔和抵御异文化, 保持该群体文化心理高度认同的作用。这时语言身份的认同就有了主动被动之分,即主动的选择认同一种语言身份和被动的接受一种语言身份。在二语习得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外国人腔(foreigner talk),指说本族语的人为了让学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听懂自己的说话,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语言,以适应对方的需要。他们会放慢自己的语速清楚的发音,简化用词和语法结构在这里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语言以适应对方的需要, 其实是想从交际对方那里得到某种语言上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语言身份认同。但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 这种外国人腔的使用和说话人交际的目标有关, 如果说本族语的人希望对方听懂他说的话, 或者说得到对方的心理认同, 那么这就是一种语言身份的主动认同, 说本族语的人会积极模仿并运用第二种语言;如果说本族语的人交际的目标是要强调自己与对方的不同,是一种文化语言的代表,那么它就会尽量不用外国人腔,而保留自己原来语言的原貌,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语言的身份认同就是被动的,而且本族语会对这种语言产生抵制作用。实际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强势文化的语言和文字经常充当文化侵略急先锋, 而弱小文化则常常以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做为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有力武器。比如中国历史上北魏时期鲜卑族统治北方时期, 在其统治区内有民族气节的汉族士大夫则禁止儿女学习鲜卑语, 坚持让子女学习正宗的汉语和文字, 自觉运用民族语言文字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如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 内容讲述的是一个中学法语老师的最后一堂法语课。课文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讲述了一个对法国语文不感兴趣的小女孩,在她得知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听本民族的语文课时,而此后则不得不使用德文授课时的心灵感受。当老师讲完课文时, 教室里鸦雀无声, 师生们长时间沉浸在对自己民族语文的感情里不能自已。这实际上是语言身份认同或自觉运用语言身份认同抵制另一种语言身份的范例。主动认同和被动认同是言语交际中共生共存的两个方面, 受交际目的的影响而此消彼长。当交际双方处于平等的交际平面, 以最优交际为目的时,本族语言身份的主动认同起主要作用,如:外国人腔的出现;当交际双方处于不平等的交际平面,以文化渗透为目的时,本族语言的被动认同起主要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抵制对方文化侵入的目的,如:日本在华日语政策受阻的情况。

二、个人交际语境中的语言认同

个人交际语境是指发生在同一语言社团内的对话环境。这种环境里的语言身份受到双方交际话题和话语基调的影响,从而对交际双方的文化心理认同产生影响。

(一)交际话题对语言身份认同的影响

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几个人总是喜欢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他们不见则罢, 只要见面总是谈个尽兴, 不欢不散, 常常相互引为知己。对这一现象, 人们一般解释为意气相投, 这固然也不错。但我们以为, 这其实是一种语言身份的文化心理认同现象。这些只要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的人,如果将他们置于一种不能使用话语交流的情境中,他们不见得能够相互欣赏也许就不再是知己朋友了。喜欢高谈阔论并在其中享受乐趣的人,他们之所以互相欣赏,那是因为他们彼此欣赏并高度认可对方的话语主题,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有共同的话题。正是由于共同的话题使他们聚集在一起, 逐渐形成了同一语言内部的殊性语言群体,并且拥有自己的话语风格。文人雅士喜好典雅,引经据典,老百姓说话喜好直白,喜欢直来直去。文人雅士也好, 老百姓也好, 他们之所以彼此有话可聊, 是因为共同的话题确定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身份, 而这种身份使他们在心理有了归属感。我们有时会经历这样一些事情: 在一片嘈杂的语境中,当有人提到你的名字, 或者你熟悉的字词时, 你的注意力会立刻被它吸引, 进而仔细地聆听别人的谈话。在这一语境里, 这个名字, 或者那个熟悉的声音, 就成了一种话题, 吸引你让你在嘈杂的环境中尽快地确立你自己语言的身份, 试图找到与你相关的语言群体,并很快地加入到对话之中。可以看出,交际话题在语言身份的确立过程中相当重要,交际话题的交集越多,语言身份的认同度越高;反之,认同度就越低。

(二)话语基调对语言身份认同的影响

话语基调是功能语言学中的一个概念, 它是指在话语分析中, 对交际双方语气、情感和称呼等的研究。话语基调是语言身份的一个显性因子, 它与话题共同决定一个人在普通交际过程中的语言身份。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两个熟人因为种种原因很长时间没有互相联系了, 突然有一天, 其中的一个给对方打电话。打电话的人只说了一个字或者一句话, 对方立刻就知道打电话的这个人是谁。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通电话的双方并没有见面, 他们的交流只能使用话语, 因此不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干扰。这种原因只能归结于对方的话语基调使其语言身份显现, 从而使受者能从心理上立刻认同这种对方的话语。虽然这两个人最近一段时间没有见面, 但他们在此前已经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 使得他们对对方使用的殊性语言尤其是说话的语音语调相当熟悉, 彼此认同。话语基调的丰富程度, 直接决定着语言身份认同程度的高低。例如: 在舞台表演中, 这种对话语基调的把握, 能更好地表达情感, 激起观众的语言认同感。角色的台词, 是揭示人物个性特征的重要手段,也是展现人物内心世界, 传达人物思想情感,体现人物行为意志, 反映人物的出身、地位、性别、年龄、性格以及习惯等等特征的工具。话语基调的合理把握和运用在语言上更快地激发起观众心理认同,保证剧情的顺利进行。周翰文曾在关于台词处理的几个问题中指出:“确定人物语言的基调, 要符合人物的个性, 因此要分析、了解人物所具有的个性特征。但不是单纯理性的去分析, 作为演员更重要的还必须在自己的想象中-听.到人物的声音、言谈笑语,-看.到人物的形象、举止姿态。要用心去感受, 使人物形象活跃起来, 逐渐使自己产生于人物相融合的情感, 这时才能够说出符合或接近特定人物思想情感的台词。”如何更好地将台词表达出来, 其实就是如何更好地确定人物语言身份, 利用话语基调激起演员与观众之间文化心理认同感的一个过程。音色明亮, 语言速度节奏明快, 底气十足,这些都是青年人的语言身份属性, 观众自然认可。气顺畅,精神爽;气音粗,人恼怒;呼长气,心哀伤;气抖颤, 神慌乱;气轻托, 深思索, 其中气是话语基调中的一个影响因子, 而其表现出来的情感,则反映了语言的身份, 是现实生活交际中对语言表达的一种认同。

三、语言认同与文化心理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语言认同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人的语言的身份一旦确立, 其社会角色也就随之而确定。精神分析学家曾经创造性地把“identity”变成一个心理问题(在心理学里被很好地译成自我认同), 这种关于自我认同的理论相信每个人都有对身份的自觉意识、对人格统一性的追求以及对某种人生或社会理想的趋同。这种趋同心理反映在语言上就是对语言身份的认同, 这种认同的不断加强也就是一个民族文化不断强大的过程。在与另一种文化接触的过程中, 本族语的身份在与其它语言或方言的区别中不断被加强, 通过这些差异建构自己的身份特征, 而这些特征就构成了该语言的文化背景。语言的身份成了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载体, 一种外在的体现。人们在使用这种语言时所体现出来的心理行为风貌, 建构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而语言身份的认同其本质上是一种对本族文化或社会历史的趋同心理, 因此语言身份的认同是构建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手段。然而, 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反过来又会影响该民族对于本族语言身份的认同程度。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开放与封闭的一面)既接受来自异文化影响, 又极力地维护自己文化的独特性, 这种文化心理通过各种外部的方式得以实现, 如: 政治的干预, 经济的交流, 媒体的宣传等等。当这些外部因素足够强大时, 对本民族语言身份的认同程度也会相应地提高。如: 普通话的推广会使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有一种民族归属感, 而普通话的推广本身是一种政府行为;再如, 广东话(粤语)和东北话, 前者通过强劲的经济交流不仅在中国, 而且在世界上获得了一种方言身份的认同, 而后者则通过媒介的传播, 不断在中国扩大自己的语言身份的影响。可见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不是单一因素激发的过程, 而是多种因子共同作用, 共同努力的结果, 并且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 语言身份的认同就是民族文化心理形成的一个影响因子;反过来, 民族文化心理也会影响到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也包括语言身份的心理认同。

一般来说, 人们用文化概念来代表由于各种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作为一个整体, 文化是有结构的, 或者说是分层次的。所以在大文化背景下就必然会存在小的文化社团。作为一个言语社团, 人们通过共同的交际工具))语言联系到一起, 彼此交流, 彼此认同, 从而形成一个小的文化圈, 并拥有自己独特社团文化身份, 并反映到语言上。通过对社团语境下语言身份的认同问题的分析, 我们发现语言社团的文化相似度越高, 社团内部语言身份的认同度就越高。

在个人交际的语言环境中, 个人不再单单是一个自然的相对存在, 而是一个活动的、开放的文化载体, 交际一方的一举一动都反映了其文化背景, 而当通过语言的形式将这种文化信息传达给对方, 等待对方识别的时候, 个人交际的话题以及使用的话语基调就成了识别语言身份的标识。交际对方对该语言身份的识别, 也就是对交际方身份的认同, 会随着交际话题的增多而提高, 随着话语基调的丰富程度而加强。由此可见, 语言身份的认同不仅是一个心理问题, 也是一个文化问题, 同时也是文化心理形成的动力之一。

班级：汉语言文学 姓名：毕月霞 学号：081010115

第四篇：读书报告社会静力学

一、作品描述

《社会静力学》是斯宾塞的第一部学术著作，(1842年出版过论文<政府的适当权力范围>)，首次出版于1850年12月，当时的名字叫做《社会静力学:或，人类幸福的基本条件说明，及其中首要条件的详细论述》。1890年，斯宾塞“在暇时把这部著作通读了一遍，删去某些部分，压缩另一些部分，对全书进行了一次仔细的文字上的修订。其完全自成体系的部分现在被《伦理学原理:公正》一书的第四部分代替了;在这一部分里原来以不完善形式阐

1述的伦理学说，不再那么粗糙，而成为科学的有连贯性的了。”在书名上，他反复斟酌，最后确定《社会静力学，节略缩减本》为最终的书名，并在1892年出版。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张雄武翻译的《社会静力学》(节略缩减本)，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之一。

二、作者介绍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一1903)，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家、哲学家，英国社会学的奠基人，英国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1820年4月27日出生于英国德比郡的教师家庭，1903年12月8日卒于苏塞克斯郡。幼时因体弱辍学，由父亲施教，未接受正规学校教育。1837一1848年任伦敦《经济学角》杂志助理编辑。1842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著作《政府的适当权力范围》。1852年发表论文《进化的假说》，首次提出社会进化论思想。1853年他的教父去世给斯宾塞留下大笔遗产，从此潜心著述立说。1903年12月8日卒于苏塞克斯郡。

斯宾塞的思想对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教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一生著述颇丰，比较著名的凡部著作如《政府的适当权力范围》(on The proper sphere of Government，1842年)、(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1855年)、《伦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Ethics，1879一1893)等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在许多国家出版，并被奉为学科领域的经典必读。当然，本文浅析的《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1850年)也是其中之一。

三、主要内容

“社会静力学”这个概念属于社会学范畴的概念，起源于孔德。孔德在研究社会学的时候，将社会学纳入物理学的范围，称之为“社会物理学”，据此，他按照物理学的分类方法将社会学分为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社会动力学是从社会变迁的连续阶段和相互关系的过程来研究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规律；社会静力学则研究社会各个不同部分的结构关系，以及彼此间持久不断的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具体来说就是研究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几个不同层次的结构和相互关系的各个方面。斯宾塞采纳了孔德的这个概念，《社会静力学》是专门对社会结构的研究，而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与孔德的社会静力学也有不同之处，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仅仅在概念上依附物理学，而在内容上则由生物学来介入，斯宾塞认为社会就像生物一样有发育、成长和衰亡的阶段。《社会静力学》正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结构并进行研究的一部经典著作。

在本书中，斯宾塞较为系统的分析了社会各相互依存的部分是如何和谐、有机的统一起来，以达到整体社会秩序的平衡和稳定。下面，将针对本书中比较主要的观点进行具体的阐述。

1、最大幸福

最大幸福的概念在斯宾塞的思想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全部思想的统领。斯宾塞强调，幸福这个概念很难有一个一致的见解，每个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幸福标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甚至是不同人对自己的幸福界定都会有天大的不同，所以想通过达到对 1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张雄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序言.1 “最大幸福”这个概念的一致见解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合理的最大幸福呢？斯宾塞从人类生活的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社会性状态入手，认为“每一个个人的活动范围都受到其他个人活动范围的限制，从而要获得最大数量幸福的人们，必须各人能

2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得到完全的幸福，而不减少其他人为获取幸福所需要的活动范围。”这是一种公正。同时，每个人都有获得最大幸福的权利和采取行动的能力，并能为这个社会达到最大的幸福总量而贡献一份力量。这种最大幸福的追求必须采取一种间接的方法，而不是制定不合理的规则和制度。由这种对幸福概念的理解，斯宾塞又推出了他的“第一原理”。

2、第一原理

“作为正确的社会关系的法则——每个人都有做一切他愿做的事的自由，只要他不侵犯

3任何他人的同等自由”。因此，作者提出了要实现最大幸福的四个条件：（1）公正：不减少他人活动范围，保证他人的最大幸福。（2）消极的善行：不减少其他人的幸福（3）积极的善行：为他人幸福的创造条件（4）最大限度追求自己的幸福

为了论证第一原理中的自由，斯宾塞在财产权、思想财产权、妇女权、儿童权、政治权利等方面分别作了强有力的论证。在这里，不对作者的全部论证进行一一赘述，仅指出其中比较有先进性、代表性的部分。

3、思想的财产权。

斯宾塞对思想财产权的考虑在当时的时代是相当领先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受益。斯宾塞的这段讨论可以看作是对早期的知识产权的深刻思考。作者在文中通过对无权所受保护的讨论来推广引申至思想的财产权，斯宾塞认为当时的政府对思想的财产权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

4、对妇女权利以及儿童权利的讨论。

斯宾塞对这两节作了重点论述。首先，斯宾塞明确反对当时社会上说流行的“女性智利劣势论”（当时社会认为，因为女性在智利、能力等方面要比男性差，所以女性所拥有权利里应该比男性少），并且通过了一下三点论述来对这个观点进行驳斥。

（1）如果两性权利以智利来分配，男性之间也必然存在智商不同现象，那男性也必然要在权力分配上有所不同，而这显然是违背“第一原理”的。

（2）比男性智利、能力更突出的女性应该获得多于普通男性，而事实并非如此（3）我们并没有也不能找到一个衡量我们能力的真正标准。

斯宾塞在文中很明显的表达了自己对妇女权利的维护，并且为妇女所获权利的不公平以及在生活中的被歧视表示不满。作者甚至在书中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观，他认为爱情与压制是不能共存的，真正的爱情应该是男女平等并互相尊重的。斯宾塞对男女平等的真正实现需要的条件也进行了说明：

（1）女性能够对自己的权利有所认识，并且维护自己的权利。（2）男性具有高尚的情操，许给妇女权利。

在写完妇女权利后，斯宾塞又接着表达了对儿童权利的维护。作者认为，政治关系、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之间具有一致性。当政治专制时，婚姻必将处于一种不平等状态，而父母于子女之间关系也同样将是不平等的；当政治民主时，婚姻、亲子必将是一种平等关系。

斯宾塞在文中重点论述了对儿童的教育方法。他认为人最重要的特性就是自我控制的机能。而如果对儿童采取强制性教育，对儿童自我控制机能的培养是没有任何益处的，而且必将导致儿童将来也成为“带强制性”的人。斯宾塞认为，要使一个儿童转好，要通过唤起他 23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张雄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0.31页 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张雄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2页 的同情心来实现，同情心的唤起必须赢得儿童的信任。因此，家长与儿童之间要建立起平等的关系，互相信任。

在对“自由”的论证后，斯宾塞接下来阐述了为实现国民的最大幸福，国家（政府）应该如何发挥其正当的职责，才能够合理而且合法的维护国民的权利。其中，斯宾塞对国家在很多方面（商业管理、宗教机构、济贫法、国民教育、政府殖民、卫生监督、货币、邮政等）做出的行为提出了批判，认这种行为超越了国家本身的权力，是一种侵犯国民权利的行为，所以会减少国民的幸福感。

5、关于国家的政治理论

斯宾塞认为政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身上还存在牺牲邻人利益来追求自己满足的倾向。而政府的作用就在于调整这种关系，使得“第一原理”能够在社会中实践。因此，当人们的道德意识达到一定水平时，政府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

斯宾塞认为，权利就像物理学上所说的力一样，是无法创造的，只能对他进行分配，因此政府并不能为人们创造根多的权利，它只能进行权力分配。所以，政府的职责应该是有限度的，他并不应该深入到公民生活的每一方面。他认为，国家的职责就是确保每个人运用其各项机能的最充分的自由，只要它与所有其他人的同样自由相一致。也就是说，只要是能够保证最广大国民——而不是保证一些人而侵犯另一些人——能够享有同样的自由，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来追求自己的最大幸福，就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整个社会的最大幸福量，促进社会向和谐、稳定的理想状态发展。可是遗憾的是，国家在此方面的做法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很多情况下，国家往往直接或者间接的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和权利。例如，禁止任何商业往来，或者为任何这类往来设置障碍，政府就侵犯了人们的行动自由，而且这样做就直接颠倒了它的职能，因为它剥夺了人们的自由而不是确保这一自由；国家如果干涉宗教机构，那就是限制了人们的宗教自由，限制了人们的信仰自由；国家制定济贫法，强制人们按照一定的标准按时上缴钱物以帮助贫困人士，这就剥夺了人们心理上的幸福感。因为强制的济贫和自愿的慈善显然不能给当事人带来同样的满足感；国家干涉国民教育，规定必须学习什么而不准学习什么，那也是一种侵权，因为同干涉宗教一样，国家并没有任何借口和理由可以替国民选择什么是好的。

总体来说，全书以“最大幸福”这一概念为全书统领，以为实现此种“最大幸福”所要坚持的原理“第一原理”为主线，阐述了有关社会结构、国家管理方面的观点和见解。书中多处已出现了斯宾塞有关社会学思想中最主要的“社会有机论”和“社会进化论”思想，只是当时仍不成体系。

四、评述

1、理论价值

《社会静力学》一书作为斯宾塞早期作品之一，其首要的理论价值是对其日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书中体现的有关“社会有机论”、“社会进化论”的思想虽未成熟，但也对其日后系统理论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而作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代表性人物，英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斯宾塞由《社会静力学》发展出的理论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广泛的。在现代社会学理论中，功能主义理论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的思想中关于社会分工和功能分化的社会进化理论。而冲突论则继承了其关于社会冲突和竞争的理论。其他一些学派，如符号互动论或常人方法论，虽然不是直接继承，但也批判的继承了他的一些观点。

2、现实意义

斯宾塞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获得巨大的进步，由此层建筑的一系列变革，资本主义进入了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国家干预转变的阶段。商业资产阶级开始向工业资产阶级转变，逐渐抛弃了一向主张的社会契约、个人权利和自由等观点，由自然权利主张转向了功利主张。在政治上主张社会自由、政治改革、扩大民主、加强立法。到了19世纪后期，更加改信黑格尔思想，注重道德立国和国家干预。斯宾塞在此时却反其道而行，在《社会静力学》一书中强调自由权利、社会自调、反对国家干预。显然，他的过分自由放任主义思想无疑已经落后时代发展的要求，这种思想和日益高涨的国家干预呼声格格不入。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的现实意义不够明显。但也应看到，斯宾塞在书中有关知识产权、妇女权利以及儿童权利的论述仍是具有先进意义的，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3、不足

（1）对社会作用的夸大，忽视“内因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原理。

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一书中多次提到了社会的重要性以及社会的功能。但是纵观全书，不难看出，斯宾塞夸大了社会的功能。斯宾塞在《祸害的消失》一节中写到：“经过长期过程形成的在能力和性格上的多种多样的差异，都必须归因于各个场合获得了对周围环境4的适应能力。”作者又在随后提出人类必然将随着社会发展而成为完美的。这些观点表现了斯宾塞是个乐观主义者，但同时也充分显示出斯宾塞对社会功能的夸大，它忽视了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对社会作用的夸大在书中多次出现。比如在教育问题上，斯宾塞认为应该完全让社会和自然来教导儿童，这显然是荒谬的。（2）关于国家职责的学说

很大程度上说，斯宾塞关于国家的学说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作者对国家应该做何不应该做（尤其是不应该做）的一些事务进行了详细地论述。但斯宾塞的观点未免是有点过激了。在整书中，斯宾塞例举了国家不应该涉及而现实中已经插足的一些方面。它们有：济贫、国民教育、商业管理、宗教事务、政府殖民、卫生监督、货币邮政等。而这正如上文所说，已显然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从现代行政的角度来看，斯宾塞的优先方面更是荒谬的。如：国家不应该主持济贫事务，国家应该对货币放任不管任其自我调节等等。（3）一些偏激和片面的观点

作者在《济贫法》一节中提到的有关进化论的思想也是有极大缺陷的。作者认为既然存在优胜劣汰的客观规律，国家就不应该再实行什么济贫法，而应该人有社会进化发展，实现优胜劣汰，让那些处于贫困的人自生自灭。显然，这是毫无人性化可言、极其不人道的观点。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斯宾塞认为，适者生存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人和其他物种一样，都要适应环境才能生存，机体的适应程度不同，他们的生存空间也就不同，能够最大限度适应环境者占有最大的生存空间，完全不能适应环境者只能被自然所淘汰。‘适者生存’的真

5谛是生存斗争，弱肉强食。”“他以生物学的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所体现的进化论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乃至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关系都被他解释为生物界的单纯弱肉强食的关系，劣等人类必然要被淘汰，剩下的就是优等民族，必然充当统治者，6这就为后来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

《社会静力学》一书中虽然有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不完全正确，但总体来说，本书仍不愧为社会学的一本经典之作，斯宾塞以出色的文笔将自己充满智慧的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为日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郑雅萍，斯宾塞同情理论研究，2008 【2】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张雄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6页 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3 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0一291

【3】林征宇，斯宾塞，社会，1982年 02期

【4】程立显，斯宾塞论社会公正_对市场经济的一种道德辩护，道德与文明，2000年01期

【5】任丰田，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思想述评，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9期 【6】程家明，试论孔德斯宾塞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对西方社会学发展的影响，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01期

第五篇：社会静力学 读书报告

社会工作概论读书笔记元大喜 1200093117

社会工作概论课程

读书笔记

斯宾塞的“最大幸福”

―读《社会静力学》后

姓名：元大喜

学号：1200093117

联系电话：186 1382 0404

Daxi89@126.com

写在前面

上个学期,在社会学概论课程中我学了斯宾塞这位著名社会学家。但是，那时我不那么了解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这次读斯宾塞的著作《社会静力学》后，我才了解斯宾塞这位大思想家。斯宾塞是第一位真正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家。其较早明确提出的“社会系统”、“社会功能”、“社会控制”、“社会进化”等概念对后世有一定的启发。他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认为社会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在这两种有机体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

引言

整本书分成27篇文章，斯宾塞在每篇文章中都例举出大量实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且每个实例几乎都是用一句话概括。作者在全书的开始论述了“最大幸福”这样一个当时社会所热衷、追求的概念。斯宾塞认为，幸福就是指人体的所有功能都得到满足。本书中有他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第一个理论是“ 第一原理”即，每个人都有做一切他愿意做的事的自由，只要他不侵犯任何他人的同等自由。第二个是、社会哲学可以恰当地划分为静力学和动力学。前者探讨一个完善社会的平衡状态，后者探讨社会向完善状态发展所依靠的力量。本文主要讲的是对“最大幸福”和“第一原理”的斯宾塞的解释和我的想法。

斯宾塞的“最大幸福”

斯宾塞分析了“最大幸福”这一每个完善社会中人们所追求的直接目标的概念，以及如何去追求这种最大幸福——间接的去寻求，即人们在一个社会中，追求最大幸福必须个人能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得到完全的幸福，而不减少其他人为获取幸福所需要的活动范围。斯宾塞说，幸福意味着人体各种机能都得到满足的状态。一种机能的满足是通过对它的运用产生的。是因为幸福的标准变化无常，之所以其首倡者必然设想人类对“最大幸福”这一概念是不能成立的。现在各个时代，在各个民族中间，就各个阶级来说，人们对它的看法都是不同的。比方说，流浪的吉普赛人认为一个固定的家是令人厌倦的，而一个瑞士人如果没有家园就感到非常不幸。希伯来人的天堂是“一座由黄金和宝石建造的城市，有着异常丰富的五谷和美酒”；美洲印第安人的天堂则是一个“快乐的猎场”。商人和艺术家的雄心壮志绝不会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能把庄家汉和哲学家的空中楼阁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它们的建筑风格迥然不同。不同地域甚至是不同人对自己的幸福界定都会有天大的不同。斯宾塞把这些事实概括起来，知道“最大幸福”的概念和人性的其他要素一样，幸福的概念必然随各人的爱好与性格而变化。它必然变化无常。斯宾塞要说的是“最大幸福”的意义要取得一致见解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很明显，在为了作出决定必须首先有明确概念的一切问题上，人们都是有争议的。因此，斯宾塞说：“妄图通过制定一个固定的准则，然后把它作为我们航行的目标时，我们看到的只可能是“海市蜃楼”，而不是理想的天国。” 所以我通过这一部分想达到“真正的最大幸福”到底是什么？从我看来，真正的幸福是个感谢，不是得追求的理想，而是现在我们身边能获得到的。‘感谢’和‘满足’比起来的话，感谢这个东西更深。其实很难感谢对自己的情况，但人在当下自己的各种情况下能感谢的话，应该不用侵犯其他人的权力，不用使劲追求改善的明天。

斯宾塞的“第一原理”

斯宾塞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对“第一原理”进行论述。他先说明了“第一原理的由来”。他认为当两个人在追求各自的目的而发生冲突时，其中一人活动，只有在不扰另一人的相似活动时，才能保持自由。即人们在一个社会中，追求最大幸福必须个人能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得到完全的幸福，而不减少其他人为获取幸福所需要的活动范围。这种追求幸福的道路强调了一种社会公正，带有不偏不正的色彩，这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提出了道德意识学说和道德对社会的作用。并阐述了他的第一原理：作为正确的社会关系的法则——每个人都有做一切他愿做的事的自由，只要他不侵犯任何他人的同等自由。也就是说“在不侵犯其他人权利的前提下实现自己最大的权利”是社会的“第一原理”。斯宾塞“第一原理”的提出具有深刻意义，它是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的重要表现。斯宾塞指出社会是一个由互相联系的社会成员所组成的。各个成员在权利上互相制约，每个人的权利或者自由的实现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当中的所以它必然要影响到其他人的权利或自由。

同时，斯宾塞在阐述第一原理的时候，指出要实现最大幸福的四个基本条件：

1、公正：不减少他人活动范围，保证他人的最大幸福

2、消极的善行：不减少其他人的幸福

3、积极的善行：为他人幸福的创造条件

4、最大限度追求自己的幸福

由此可见，斯宾塞为了实现国民的最大幸福，而他强调限制国家活动理论基础。国家（政府）的任何活动，只要是能为这最大幸福创造符合上述的四个基本条件便是正当的、合理的，而且是值得称赞的；要不然便是侵犯权力，是减损幸福。他举例的这样国家侵犯国民的权力，超越国家本身权力的明显态度是存在着很多方面。比如济贫法、商业管理、宗教机构、国民教育、政府殖民、卫生监督等等。

总而言之，斯宾塞限制国家活动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关于政治不干涉主义的思想。尽管他的理论有其特殊性、社会哲学的思辨性，但其关于国家在保证国民的最大自由、实现国民的最大幸福的观点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启发作用。

我的启发

我读这本书后，我想这位社会学家很了不起。尤其是对斯宾塞的先进的观点，他本书中提出的思想财产权是当时的时代相当预先的。今天已有知识产权，斯宾塞的思想产权可以看作早期知识产权的深刻思考。当时的国家和社会，因为快速的变化和发展而产生思想的混乱。斯宾塞提示当时社会的得走的方向，并且表达了对国家的行为感到的不满和讨厌。我觉得他是个真要说的话都说出来的真正的思想家。

我思考了对现在韩国对国民作出的行为中有没有侵犯我们的权力和自由。其实，斯宾塞主张的关于土地产权、国民教育、货币问题等，跟现代社会有所不同的部分多，但是，我觉得他的想法是最符合基本原理的。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社会的健康的发展，所以他说国家的职责、国家的错误。可是犯罪、自杀、失业、贫穷、腐败等等，我们不能说这全都是因为政府的失职、不作为或者侵权、违法，但政府毕竟难以摆脱关系。斯宾塞告诉我们，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在社会中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有实现这种幸福的能力，那么国民的总体幸福感必然会增加，社会秩序必然会趋向稳定、和谐。

出版信息

书名《社会静力学》1850

作者 ［英］赫伯特斯宾塞 著张雄武 译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2012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