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路管理部门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案 情]
2004年5月28日晚八时，原告李某丈夫赵某驾驶两轮摩托车沿某国道由西向东行至某村西侧时，撞在路面上的一堆建筑垃圾上致伤，经抢救无效于同年6月2日死亡。垃圾倾倒者已无法查找。原告依《公路法》的有关规定，以该市公路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令该市公路局赔偿损失；公路局则答辩称，公路清障是该市公安局交警队的职责，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审 判]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公路法》的规定，公路局作为公路管理机构，负有对公路进行养护并保证公路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的职责。本案中，公路部门未全面、及时履行其法定职责，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赵某在驾驶摩托车时，未尽到注意安全的义务，亦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一审判决公路局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8500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评 析]
该案在当地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老百姓中引发激烈的争论。行政机关担心，无论法院判决公安或交通、公路部门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在以后的类似事件中行政机关都要承担赔偿责任，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根本无法预料这种偶然事件的发生，这“冤枉”了行政机关。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老百姓则认为，无论是依据《国家赔偿法》等行政法律规范还是依据《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机关都应承担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应该赔偿行政相对人的有关损失。作为法院的司法机关在审理该案中则面临一系列法律难题，例如，该案属于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该案的被告是公安局、交通局还是公路局，如何认定行政不作为赔偿等问题。笔者认为，无论行政机关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案件的审理应该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为依据进行缜密的推理，以达到息讼止争的目的。笔者就该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同仁。
第一，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案件
一种观点主张，该类案件应作为民事纠纷审理，其判断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21条。该条规定, 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机关执行职务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在本案中行政机关没有及时清除公路上的建筑垃圾，没有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应该承担相关民事赔偿责任。
笔者则主张，该案应属于行政诉讼中的行政赔偿问题。因为1986年《民法通则》在我国颁布实施时，行政诉讼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在我国尚未确立，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行为均是作为民事案件处理的。这是在没有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等救济途径的情况下，为保障公民权利，落实《宪法》第41条第3 款规定（因行政侵害保障公民的赔偿权）的精神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在本案发生之时，我国早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为遭到职务侵权行为损害的行政相对人提供了简便有效的救济途径。在本案中，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公路局（或公安局、交通局）和行政相对人赵某，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公路清障的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则是行政机关是否有清除路障的义务，行政相对人是否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68条和《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5项、第4条第4项均对行政侵权赔偿做了相应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机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的更为明确：《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4条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因此，该案中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无论是理解为具体行政行为或者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都应该属于行政赔偿受案范围。
第二，谁是本案适格被告
一种观点认为, 本案的被告应为公安局而不是公路局或交通局。因为1986年10月7日《国务院关于改革道路交通管理体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现在依然生效)规定：“全国城乡道路交通由公安机关负责统一管理”，“公安机关对全国城乡道路交通依法管理包括„„路障管理„„。”1987年某省政府依《通知》精神就机构设置、经费拨付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明确要求在某省公路上的清障工作都由公安机关负责，有关经费也直接拨付给公安机关。本案已查证的事实是，在该事故发生的第二天，得知此事的公安交警对公路上堆放的垃圾进行了清除。因此，本案的适格被告应为该市公安局而不是公路局。
笔者对此持不同观点，认为该案的适格被告应为该市公路局。理由是，1998 年施行的《公路法》第8条规定，交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可以决定由公路管理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行使公路行政管理职责。第43条规定，县级以上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做好公路保护工作，保障公路的完好、安全和畅通。第57条规定，本章规定由交通主管部门行使的职责，可依第八条四款的规定，由公路管理机构行使。某省交通厅依据该法第8条第4款的规定，授权县级以上公路管理机构，分别在各自的行政区域内行使管理国道、省道干线的行政职权。依据行政法上的行政授权理论，被授权的公路管理机构取得路政管理的行政主体资格，在本案中，为保障公路的安全、畅通而进行的清障工作应由该市公路局承担。
另外，在本案中《公路法》与《通知》存在法律冲突。笔者认为，《公路法》是新法又是上位法,国务院的《通知》在法律位阶上不属于行政法规而应归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按《立法法》所确定的原则，与《公路法》相抵触的国务院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此应不予适用。对于在《公路法》实施之前清障工作由公安机关承担，98年《公路法》施行以后该项工作实际上仍然由公安机关具体执行的问题，笔者主张可以将这种现象视为是行政机关之间的一种委托行为，即公路局把该项工作委托给公安局，这种委托是由与新法相抵触的国务院授权演变来的，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做法。
第三、如何理解行政相对人在不作为案件中的“申请”
一种观点认为，在本案中行政机关不承担行政不作为的赔偿责任。因为，不作为赔偿的前提是行政相对人已经向行政机关提出作为的申请，如果行政机关接到申请后拒不履行，拒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自然承担相关赔偿责任，但在本案中行政相对人没有提出申请。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主张，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依行政相对人的合法申请，应当履行也有可能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但却不履行或拖延履行的行为形式；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27条规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承担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举证责任。但是，本案中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李某和赵某都无法证明这一事实——已向有关行政机关曾经提出过书面或口头的清除路障的申请或要求，毫不知情的行政机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则认为，司法的适用不应该是严格拘泥于其字面含义的呆板适用，在适用法律时应以法律的目的和价值为出发点，结合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做出符合立法者本意的公正推理。笔者赞成行政机关对行政不作为的界定，但是，行政法意义上的申请行为并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相对人向特定的行政机关主动提出申请这一种形式，正如法律在适用时存在积极冲突与消极冲突(如国籍法的积极冲突与消极冲突)一样，作为原告的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也应包括两种情况－－积极申请(主动申请)与消极申请(被动申请)。积极申请适用于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具体的确定的，例如申请公安机关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申请工商机关颁发营业执照，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应向特定机关提出书面或口头的主动申请；消极申请则适用于行政行为所针对的相对人是不确定的，实施该行为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如在本案中，固定时间的巡查并清除障碍物是公路局的法定职责(或职权行为、职务行为)，这种职责体现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是针对不确定多数人的行政行为，国家设立公路局并赋予其清障的职责，这本身就是国家代表不确定多数人的被动申请，要求公路局履行职权做好清障工作。又如查处排污企业是环保部门的法定职责，不能因为无人主动请求就放纵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消极申请解决了本案中行政相对人的尴尬地位，因为相对人驾驶摩托车经过此地撞到建筑垃圾上致伤时，他此前没有想到而且也不可能向公路局提出履行清障职责的申请。
需要注意的是，2002年10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4条第2款
（一）项规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被告应当依据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除外。笔者认为，《解释》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可能意识到《解释》第27条的缺陷，故在《规定》第4条进行了直截了当的纠正，依据一般理论，若新法《规定》与旧法《解释》发生冲突，自然适用新法《规定》。但笔者不敢想象，如果该案件发生在2002年10月之前法院该如何处理原告与被告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由此呆板适用《解释》所导致不公正的后果是何等严重。
总之，笔者认为本案属行政诉讼案件，公路局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在解释行政不作为“申请”的含义时，法律的适用和解释应以促进法律的发展和实现社会正义为目标，在兼顾社会价值取向和整体利益均衡的前提下做出体现司法公正的实质性推理，原告已做出清障申请，应判令公路局承担有关赔偿责任。
第二篇：物业公司对小区业主的车辆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物业公司对小区业主的车辆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
原告徐大成
被告常州市怡康物业有限公司
原告徐大成是常州市怡康花园小区的业主，该小区由被告常州市怡康物业有限公司实施物业管理。2005年4月原告以人民币99000元的价格经常州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购买了号牌为苏D/90770的本田雅阁CD5轿车一辆，原告在怡康花园为该车申请了停车位，并向被告交纳了每月60元的停车费，被告向原告发放怡康物业苏D/90770智能卡一张，用于业主车辆进出管理。2006年4月20日原告发现自己停在小区车位上的车辆不见了，遂向公安部门报警。经查看小区监控录像，发现当天凌晨1时07分左右，有人在30秒左右时间内将原告的车辆开走。4月23日常州市公安局对原告的苏D/90770车辆失窃案立案侦查，至今未有结果。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99000元。
被告常州市怡康物业有限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被告对原告车辆的丢失不应承担保管责任。原告所交纳的费用仅是场地占用费，而非保管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保管责任，对其因失窃的财产进行赔偿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被告在物业管理过程中恪尽职守，对物业管理区的公共秩序及物业管理使用的安全尽到了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义务，对于原告车辆的丢失并无过错。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保管合同是指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保管合同是实践合同。本案原告未将车辆交付给被告保管，双方不构成保管合同关系。然而，原告居住的小区由被告进行物业管理，原告根据被告的管理要求对停放在小区内的车辆向被告交纳了相应的停车费，被告向原告发放了车辆管理卡，被告就应对业主的车辆履行相应的管理责任。本案原告车辆被盗的损害结果，与被告未严格履行管理职责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常州市怡康物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大成赔偿经济损失20000元。
[评析]
在本案审判过程中，对本案案由是否属于保管合同纠纷，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本案中原告是小区的业主，原告向被告申请了车辆停放车位并交纳了每月60元的停车费，原、被告之间就形成了保管合同，事发当天原告的车辆停放在小区失窃，被告应对原告车辆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意见：本案不属于保管合同纠纷，应属于服务合同纠纷，原告是被告所管理的小区业主，双方存在物业服务合同关系，原告根据被告的管理要求在小区内申请车位并交纳相应的费用，被告应向原告提供相应的服务，被告对原告的车辆有负责管理，提供安全保障的义务。本案中被告未严格履行相应的安全保障职责，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保管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必须以交付保管物给保管人，并由保管人返还保管物为特征，本案纠纷不符合保管合同的情形。原告向被告申请到车位后，原告在小区内停车取车不需要征得被告同意，原告可以自由支配该车，因此，双方不符合保管合同的条件，该纠纷不属于保管合同纠纷，不能以保管合同的相关权利义务处理。
那么，原、被告双方的纠纷属于何法律关系呢?笔者认为，原告是被告所管理的小区的业主，双方存在物业服务合同关系，原告申请车位、交纳停车费是根据物业管理公司的管理要求进行的，原告接受了被告的管理，履行了相应的义务，被告就应在自己承诺的管理责任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向车主发放车辆管理卡后未对车辆的出入严格管理，对原告的车辆失窃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可否追偿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可否追偿
林振通
【案情】
2007年8月间，被告许福生(业主)将基建自家房屋工程发包给没有相应建筑资质的被告林金顺承建。同年10月28日，被告林金顺雇佣原告陈火全等人为许福生建房钉模板。同年11月8日上午12时许，原告陈火全在拆除角头柱时不慎从板顶摔下致伤，经医生诊断，原告陈火全L2椎体爆炸性骨折，左桡骨远端骨折。原告陈火全受伤后住院治疗15天，花去医疗费人民币7082.51元、交通费400元，被告林金顺已支付医疗费8100元。经鉴定，原告陈火全的伤残等级为九级。请求判令被告林金顺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鉴定费、继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计人民币96632.86元，扣除被告林金顺已支付的医疗费8100元，余额为88532.86.被告许福生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在审理中，原告陈火全与被告许福生之间的赔偿纠纷经法院主持调解达成如下协议：
1、许福生自愿赔偿原告陈火全医疗费等各项损失人民币8000元，限2008年11月8日前付清。
2、原告陈火全放弃对许福生有关本案损失连带责任赔偿请求权，今后陈火全的后续治疗费与许福生无关。
【分歧】
在审理中，对发包人许福生基于选任不当对承包人林金顺的雇员陈火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能否追偿，存在二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发包人可以追偿，理由是雇主对雇员承担的是一种无过错责任，而且雇主对雇员的损害赔偿是终极责任承担者;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包人对自己过错所应承担的部分不可追偿，理由是发包人选任不当已违反法定义务，与承包人(雇主)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过错就应承担赔偿责任，这样才符合公平正义。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是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第八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 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发包人、分包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情况主要发生在国家对一些特殊的生产经营有特别资质要求的领域。因此，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承包人(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而仍然发包，该行为就违反了法定义务，与造成实际损害后果的雇主就具有共同的过错，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构成了共同侵权，当然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雇主对雇员损害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而且雇主是雇员损害的终极责任承担者，而发包人、分包人基于选任过错而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其实是一种先行支付责任，因此发包人、分包人履行赔偿义务后可以向雇主追偿。
3、如果让发包人、分包人承担直接责任，那么发包人或者分包人与雇主的过错责任范围无法划分，实务中难以操作。在发包人、分包人已被执行支付了全部赔偿款的情形下，如果不允许进行追偿，则对发包人、分包人是不公平的，这样也使雇主获得法外利益，违反法律的公平正义。因此，在法律对发包人、分包人基于选任过错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能否追偿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之前，应允许发包人、分包人向雇主追偿，从而平衡双方的利益。
第四篇：交通事故无法认定责任,民事赔偿如何承担
无法认定责任，民事赔偿如何承担—机动车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年10月2日，顾某驾驶借来的小轿车由广州开往花都市，在途经时，在一红绿灯处，突遇王某驾驶无路，顾某急忙踩刹车，但第一脚没踩到刹车，第二脚才踩到刹车，但车已碰撞了王某，造成王某当场故，经交警部门调查，不能确定当时交通指示灯的状态，肇事司机及同乘人员证词讲当时处绿灯状态看见自行车驾驶者当时没下车推行，经鉴定，自行车制动不合格。最终交警部门作出交通事故证明书故责任
情况：51岁，子女均已成人，无需抚养的人，在广州居住一年以上，有居委会证明，无暂住证，有单同和工资缴税单。
属找到本人咨询，本律师认为：
动车司机应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车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者符合广州市城镇居民户口赔偿标准；
据交通事故赔偿标准计算，赔偿金额在47.8万元。
害者家属委托了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并指定本人为代理律师。
授权委托，依法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抚共计47.8万元。
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判决，支持本律师的以下意见：
城镇居民户口标准计算赔偿金；
持律师提出的精神抚慰金50000元；
持律师提出的机动车车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结合公安交警部门提供的录像，即自行车驾驶者当时没下车推行，经鉴定，自行车制动不合格，应合本案，应承担10%责任。
决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强制险范围内先赔偿110000元，剩余部分，机动车及车主承担90%的赔偿责任万元。
属未上诉。
第五篇：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比例的规定
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比例的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拟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 明确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时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
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４日开始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草案。修正案草案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７６条第１款第２项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在维持过错推定原则的同时，明确了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情形下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
修正案草案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７６条第１款第２项修改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按照下列规定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１．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一方负次要责任的，机动车一方承担８０％的赔偿责任；
２．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一方负同等责任的，机动车一方承担６０％的赔偿责任；
３．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一方负主要责任的，机动车一方承担４０％的赔偿责任；４．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一方负全部责任的，机动车一方承担不超过１０％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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