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第一篇：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张宏明

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关系始于1950年，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非经济关系的发展历程，以中国改革开放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既体现了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亦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中非经济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30年间，是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建立、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首先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是基于政治道义和外交需要。这一时期中非经济关系多属于“非经济行为”，其特点是：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取向的同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关系的亲疏；经济利益服从并服务于政治、外交需要；经济关系局限于双边和官方，其中又以中国单方面援助为主，双边贸易为辅；合作领域狭窄，合作形式单一。

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的平等互利原则，是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经济关系的政策依据。这一指导思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中均得到体现。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于自身安全利益和意识形态考虑，实行与苏联结盟和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延伸，这一时 1 期的中国对非经济政策亦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国始终把对非经济援助作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重要内容。在整个50年代，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独立，因此中非经济合作还主要局限于几个国家，合作方式也较单一，“平等互利”主要表现为中国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及捍卫非洲新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而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外交上承认和支持中国。

进入6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相继挣脱殖民枷锁，为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和巩固政治独立，中国政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1月先后提出《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五项原则》及《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上述原则与中国在50年代奉行的政策一脉相承。60年代的中非经济合作基本上延续了50年代的做法，中国依旧把亚非拉国家作为反帝、反殖的基本力量。这一时期，中国还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无私的经济援助。

70年代是中非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的阶段。在中国对非洲国家经济援助方面，不仅受援国的数目增多，且援助规模与领域不断扩大。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国际处境大为改观。这一时期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数量迅速增加，这无疑为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截至1979年，与中国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非洲国家达到44个。

在中非经济合作的前30年，中国对非经济政策保持了明显的 2 连续性。中国的经济援助对非洲国家争取和巩固政治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自身亦获益匪浅：首先，中国真诚、无私的援助赢得了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普遍赞誉，为日后经济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其二，锻炼和培养了一支从事国际经济合作事业的队伍，为日后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三，增进了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拓展了中国在非洲的外交空间和政治影响；其四，配合了中国外交的开展，对打破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企图、改善中国的国际处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勿庸讳言，这一时期的中非经济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中国外交在非洲曾出现过“以美划线”和“以苏划线”的现象，给中非关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也连带影响到中非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其二，由于未按经济规律办事，部分援建项目效益欠佳，难以为继，甚至亏损倒闭；其三，随着非洲受援国数量的增加，中国援外资金与国内建设资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大大超出了中国的承受能力。简言之，随着形势的变化，中非原有的经济合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顺应时势，另辟蹊径，势在必行。

二、中非经济关系的调整、充实和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非关系步入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按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办事，特别是互利合作成为中国对非经济政策 3 调整的核心内容。这一时期的中非经济关系又分为调整、充实（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和健康、平稳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两个阶段。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中国对非经济政策调整的酝酿期。其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并明确提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从而为中国调整对非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1982年中共十二大对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外交工作重心开始转向为国内现代化建设服务。在非洲大陆，随着“非殖民化”进程的终结，发展经济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任务。非洲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对内、对外工作重心的转移，对中非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前重视政治利益和外交需要，经济因素在中非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中国对非政策的调整在经济上主要反映在：中国政府于1983年1月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明确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新形势下开展经济合作的方式和目的。“四项原则”的新意在于：其一，与以往以经济援助换取非洲国家政治支持的“互利”相比，更侧重于经济上的互利合作，讲求经济效益；其二，强调“从双方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这表明中国对非经济援助将量力而行，不会不顾国内建设的需要而盲目扩大对外援助；其三，强调合作形式的多样性，4 逐步由以提供援助为主转变为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投资等多种形式，合作领域逐步拓展。

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初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重新定位是依据时势变化在政策层面进行的调整，这种调整实际上是60年代“八项原则”的延伸和发展。虽然80年代由于中国对非经济援助的减少、非洲经济形势恶化及台湾岛内形势变化，使一些非洲国家与中国关系因台湾问题而处于不稳定状态、但从总体上讲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调整是富有成效的。

90年代是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充实、完善期。冷战结束后，为了适应时势变化，中国政府针对非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1995年7月提出发展中非经济合作的“四点建议”，其要旨是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促进合作主体的多元化。同年10月，国务院召开援外工作会议决定对援外方式进行改革：（1）将过去的政府无息贷款改为具有援助性质的政府优惠贴息贷款；（2）按照国际惯例，推动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和受援国企业就援助项目开展合作；（3）实施以援助和投资带动贸易的战略，以拓展非洲市场。1996年5月提出的发展中非关系的五点原则建议，又特别强调在保持政府间合作的同时大力加强双方企业之间的合作，让企业成为双方合作的主体。1997年，根据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战略方针，中国政府有组织、有步骤地推动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到非洲投资设厂。

世纪之交，为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的全面合作关系，同时也是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政府又采取了一项新的重大举措——通过启动“中非合作论坛”，在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多边协商对话机制。同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成为中非在新世纪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行动指南。中国政府作出四项承诺：第一，根据非洲国家的不同情况，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各种援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逐步扩大援助规模；第二，减免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元人民币债务；第三，设立合资合作专项资金，支持和鼓励有实力、有信誉的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第四，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逐步扩大基金规模，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专业人才等。为贯彻落实中国在论坛上承诺的各项任务，协调行动，全面深化中非经济合作，外经贸部和外交部继2000年11月联合举办“全国对非工作会议”之后，又牵头于12月成立了由21个部门组成的“中非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从而为后续行动的有效运作提供了组织保证。近年来，为落实2003年12月在埃塞俄比亚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作出的承诺，中国政府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1）为便利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伊始，给予28个非洲国家190个税目的对华出口商品免关税待遇；（2）增加“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为非洲培 6 训1万名各类人才；（3）为鼓励中国公民赴非旅游，给予12个非洲国家“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地位。

进入21世纪，中非经济合作关系步入健康、平稳、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具体表现在：中非经济磋商机制趋于多元化，中国既与30多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双边经贸混（联）委会机制，又有“中非合作论坛”多边性质的集体对话机制。中国对非洲的贸易、投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都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可喜局面：双边贸易持续增长，其特点是中国对非洲的出口增势强劲，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技术含量提高；经济援助工作进展顺利，非洲已成为中国实施优惠贷款项目的重点地区；中国在非洲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发展迅速，利用带资承包工程项目带动出口和劳务输出；对非投资起步良好，中国鼓励有条件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到非洲投资，以加工装配为主的生产型企业逐步增多。此外，中非双方在人力资源培训、医疗卫生、青年交流、旅游、金融、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

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既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客观形势的变化造成的，也是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对非经济工作意义、加强工作力度、适时调整政策等主观努力的结果。首先，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及中国“入世”为中非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二，非洲国家在完成政治体制转轨后，开始致力于振兴经济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合作，继2001年通过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7 之后，2002年非洲联盟的成立标志着非洲国家间的团结、合作已从政治领域向全方位拓展，并将社会、经济发展提上首要日程；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政府加大对非经济工作的力度，将中非关系提升到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做好对非经贸合作工作关系到中国外交总体战略全局，是增强中国国际地位的需要，是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遏制台湾当局弹性外交、巩固中国外交阵地的需要。

虽然中非在有些经济问题上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吻合，双方也存在贸易摩擦，但从总体上看，中非关系正在朝着积极务实、全方位和机制化合作的方向发展。2006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非政策文件》,在继往开来的基础上全面规划了新时期加强中非友好合作的方向和重点;4月胡锦涛主席访非又提出“政治上增强互相信任、经济上扩大互利共赢、文化上注重互相借鉴、安全上加强互相合作、国际上密切互相配合”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五项建议；11月还将在北京召开首次中非首脑会议，相信上述重大举措必将为中非经济合作关系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本文刊载于《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杂志2006年第3期)8

第二篇：2012年形势与政策——中国周边安全回顾与展望

2012年形势与政策

中国周边安全回顾与展望

回顾2011年：

中国社科院专家近日将发布新一期《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报告》，报告指出，2011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出五大基本特征：朝鲜半岛局势陷于僵局，海上问题矛盾激化，美日同盟关系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刺激军备竞赛，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与2010年相比较，本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特别是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内涵的海上安全问题极为突出。

一、“六方会谈”在韩国现政府任内恐难恢复。一般说来，当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在和解合作、自主和平统一的方向上发展时，中国、俄罗斯分别与朝鲜、韩国的关系随之大踏步发展，当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恶化至反目成仇、拔剑弩张时，中国、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显得趋于密切，而与韩国的关系变得微妙复杂。

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把朝鲜半岛一度推到了战争的边缘。2011年伊始，朝鲜采取了一些缓和姿态，企图缓解美日韩的高压和孤立政策，但收效甚微，朝鲜半岛的紧张状态持续存在。美日韩同盟体制的建立，使“六方会谈”在管理朝鲜半岛冲突、促进东亚区域安全合作方面的功能严重削弱，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天安舰”事件后，朝鲜半岛出现的新局势，究其原因，是韩国李明博政府对朝新政策和美国东亚战略调整互动的产物。李明博政府对朝采取了“战略攻势”，如，韩国高调宣布在今后的冲突中用武力惩罚朝鲜，基本抛弃了影响朝鲜政策的经济手段；说服美国不要与朝鲜单独接触，坚持朝韩关系改善是恢复六方会谈的前提；增加朝韩会谈的无核化内容，竭力促成韩国主导朝鲜及朝核问题解决进程的政策结果等等。韩国政府的强硬政策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支持。为实现“重返亚洲”，美国强化了它在亚洲的同盟体系，并对同盟进行功能拓展。“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爆发后，美国迅速以此为契机，强化美韩同盟，坚定地站在韩国一边，支持韩国主导对朝和谈进程。

2011年1月以来，朝鲜对朝韩、朝美关系采取了新的柔和姿态。朝鲜表示愿意与韩国进行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对话，并提出无条件恢复六方会谈，以缓和美日韩同盟体制对朝的孤立和高压态势。但是，自朝韩六方会谈首席代表在2011年7月东盟论坛会议期间首次接触后，朝韩关系并没 有任何实质性的缓和。朝鲜方面对以美国前总统卡特为首的代表团表示：在朝鲜的安全得到美国某种程度的保障前，朝鲜不会放弃核武器。对于重启六方会谈来讲，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美、日、韩三方要求朝鲜采取所谓的“事先措施”。因此，六方会谈在李明博任期内可能难以恢复，僵局难以破解。（朝鲜难以放弃核武。）

二、周边国家“合纵连横”，利用上安全议题制衡中国。2011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中越、中菲之间的摩擦不断，冲突升级。中国航母的试航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应对中国崛起引发的地区力量失衡，已经成为美国与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课题和挑战之一。周边国家“合纵连横”，试图共同制衡中国。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矛头也直指中国。美国以海上安全作为其构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积极配合，南海争端国际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未来，南海争端将成为中美战略较量的焦点。

三、震灾揭示日本外交“同心圆”，美日同盟继续强化。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灾后国际救援行动和日本接受救援的情况，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对外关系的亲疏排序，即日美同盟为中核；第二层次为间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国同盟旗下的英、法、韩国、澳大利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第三层次为与日本历史渊源甚深且有共同价值观的东南亚各国；第四层次为能够对中国实力起制衡或牵制作用的俄罗斯、印度、蒙古等。上述四个层次均具有针对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虽然中国在大地震后对灾情深切关注，物质方面予以日本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接受中国的援助时甚为谨慎。日本选择国际援助的态度充分显示了其 “远交近攻”策略。

日本的特大震灾也加速了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灾难进一步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2010年，来自冲绳的强烈反对阻碍了日本政府执行关于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的协议。日本大地震发生后，驻日美军迅速、大规模的救灾行动使日本民众看到美日同盟的效用，虽然冲绳受地震、海啸和核危机的影响不太大，但是美军的救灾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本民众对美军基地的情绪，弱化了冲绳对基地搬迁的反对声浪，有利于同盟关系的稳定。灾后上台的野田首相视美日同盟为日本外交基轴的立场，也有助于美日同盟的深化。

四、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刺激，地区军备竞赛加剧。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周边国家的军费开支整体上都保持了增长的态势，这种态势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目前，美国是全球绝对 的军事霸主，带给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俄罗斯正在不断建设和巩固军事强国地位；印度推动全方位进攻性军事战略，成为中国周边的“上升性威胁”因素；东南亚各国纷纷加强军备建设，尤其是海军军备。

美国是亚太地区绝对的军事霸权国家，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和政治格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加速东移，未来一段时间，东亚是美国军事战略关注的首要地区，中国是其防范的重点。

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明显增强，主要表现。在周边国家眼里，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幅度过快，而中国的意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带来焦虑感的上升。中国“军事威胁论”随着中国军力的增长而被放大。虽然美国军费开支和军事实力远远高于中国，但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意识更强，这主要表现为：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的主要的军事力量；东南亚国家加快军备建设，加强与美国军事合作关系，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日本将中国列为主要防卫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周边国家正加强军事合作，联合制衡中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因此，中国虽然能一再宣称自己的军事现代化是防御性的，但是周边国家的军费开支持续增长，未来这一态势不会改变，这将损害国家间安全互信的建设，使亚太地区陷入军备竞赛的“恶圈”之中。

五、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地区化扩展。东日本大地震、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洪灾、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恐怖主义的抬头、中国船员在湄公河被害、中国海外投资在缅甸遭受损失等，都表明本地区深受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由于非传统安全具有突发性、跨部门、多地区等特征，应对传统安全的治理模式遭受极大挑战。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而言，一方面，美国军事力量的局部撤退并没有带来地区局势的全面稳定，另一方面，大量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活动也使矛盾激化。未来，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将显著上升。（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外交安全室）

展望2012年：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两大议程值得关注：第一，中美竞争加剧，美国仍将通过其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规制中国的崛起；第二，周边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大选年，其内部政治变化可能引发地区外交格局新变化。

2011年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了塑造“美国太平洋世纪”的战略安排，试图从安全与经济两个方面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安全上，美国继续升级“雁型安全模式”，不仅强化了美国与各亚洲同盟国的联系，也进一步推动“雁型安全模式 ”中不同梯队间的合作，以 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和中国崛起。经济上，强势推进TPP框架协定，塑造新的亚太经贸版图。TPP不仅是经贸安排，更是一个战略的考量。美国的目的除了要分享亚洲高速经济增长外，更看重的是掌握亚太区域统合的主导权。

展望2012年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有两大战略态势值得深入关注。第一、中美战略竞争将持续加剧。一方面，奥巴马总统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在地区合作进程、地区议程的设制以及区域内其他合作机制等都发表了相关构想，这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将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南海问题矛盾升级，这一问题本来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之间的主权争端，但近来的发展越来越表现为中美战略利益的较量。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维护海洋权益和稳定周边海域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但这与视太平洋为其“内湖”的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可避免地产生冲撞。南海问题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抓手”，未来美国与周边国家深化海事安全合作，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趋势将增加。对中国而言，岛屿因涉及主权问题，毫无疑问是中国核心利益，而且海洋利益是国家利益拓展中必须坚持的内容。未来的挑战是周边国家在何种程度上愿意接受中国改变既有的海洋秩序。

第二，2012年是周边国家的大选年，各国国内政治变化可能引发地区格局新变化。2012年，美国、韩国、俄罗斯、台湾地区等都将迎来大选，中国也面临着政府换届。各国政府将更加关注国内问题，但是选举中议题的炒作，可能给地区国际关系调整带来新压力和动力。新领导人上台，财经政策变革将对市场走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波动有时足以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更为直接的是，新领导人为满足国内民族主义压力，以对外政策的强硬缓和国内矛盾，可能让周边国家在观察政策走向时产生误判。

对中国周边环境产生持续影响的选举，其复杂性还在于政策调整的频率、幅度在短期内都会加剧，这有可能将使那些建立在经验积累上的外交手段失效。由于调整的叠加效应，即便是选举国自身也很难测度政策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从而使亚太地区存在着若干无法掌控的选举引爆点。在不确定性加大的态势下，对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掌控能力、外交决策部门的反应能力都是一项严峻的考验。

编者按：近期，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发布了《2012：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报告》，报告认为，2011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未见明显改善，周边外交压力持续增大。报告预测，2012年周边“大 选年”将诱发安全新挑战，中美竞争加剧凸显战略焦虑。

一、中美：进入战略焦虑期，放大分歧会导致**不断（中美双方都很焦虑）

2011年，南海问题出现危机，表面上看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的主权争端，但实质上是中美海权的较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维护海洋权益和稳定周边海域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这与视太平洋为其“内湖”的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可避免地产生冲撞。南中国海问题成为美国重返亚洲的“抓手”，未来美国与周边国家深化海事安全合作，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趋势将增加。

为制约中国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实力的增长，美国未来还将通过其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加大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和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规制中国的崛起。对中国而言，海洋是国家利益拓展中必须坚持的内容，其挑战是如何让周边国家接受一个改变现状的海洋秩序。

在美国新一轮战略扩展的背景下，中美关系也步入了战略焦虑期。美国的战略焦虑在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可能改变地区力量平衡，产生包括领土在内的更多利益诉求，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构成挑战；中国的焦虑则在于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因美国重返亚洲而引发的安全上的联动效应，以及经济外交的效用问题。

战略焦虑的现实存在，中美实力对比的不对称性和对彼此战略意图的错误认知，可能放大中美之间的分歧，使得中美之间**不断。如果美国的权力是建立在抵消和解构中国对区域影响力的基础上，中美关系就难以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一）美国露太平洋野心，中美战略竞争将持续加剧。

随着美国伊拉克战争进入尾声和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将外交关注的焦点重新向亚太转移。2011年1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指出：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

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的调整包含政治、安全和经济的内涵。美国的目标是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安全秩序和地区机制上的主导地位，化解中国崛起对美国领导地位的侵蚀和挑战。美国政府高管在多个场合宣扬：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其主宰世界的雄心和霸气溢于言表。

政治上：美国“雁型安全模式”升级，应对中国崛起

在2010年的《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报告中，我们指出，中国周边出现美国构造的“雁型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不仅使中国直接面对美国日益增强的战略挤压，也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模式中，美国是雁首，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尤其是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美日韩三边存在形成军事同盟的迹象。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印尼、越南和印度的关系，第四梯队的显著特点是以地区为平台，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这也是美国塑造亚太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2011年美国对其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进行升级，主要表现在：

首先，美国强化了与盟国的合作。希拉里表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条约联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支点。3月份日本大震灾加强了非对称性的美日同盟关系。美军的救灾努力凸显了铁血同盟的正面形象，有利于美日同盟的稳定。震灾后上台的野田首相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和外交的基础和最大财产”，主张以稳固的日美同盟为基础推进与亚洲邻国的关系。野田内阁已决心进一步推动日美同盟的发展，认真解决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如果野田内阁在横亘在日美同盟中的基地搬迁问题上取得进展，可以预计美日同盟将进一步提升。美日两国已达成新的协议，由日本政府出资50多亿美元以确保美国军队常驻日本，两国将加强情报共享，并启动关于亚太事务的战略对话。

美韩同盟进一步强化。“天安舰”事件后，美韩密集的联合军演使两军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加强，美韩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保持密切合作。2011年10月12日，《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这使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增添了新的“经济”要素。韩国总统李明博表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将揭开两国关系的新篇章”，未来美韩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增强。

在美泰、美菲、美澳双边层次上，美国也进一步深化了同盟关系。面对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大水灾，泰国政府请求美国派直升机协助监控洪水灾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11月16日晚到访泰国时表示，美国将向泰国提供民用和军事援助。而希拉里16日在菲律宾访问时，双方签署了《马尼拉宣言》，美国承诺为菲律宾提供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并协助菲律宾防卫“海域疆界”，希拉里表示希望升级两国的同盟关系。而出访澳大 利亚的任务则由奥巴马总统亲自完成，奥巴马于11月16日访澳后，美澳两国首脑就加强军事合作达成共识。根据新签署的军事协定，从2012年开始至2017年，美国将在澳最大的海军基地达尔文部署最多2500名军人，以增强对亚太地区的军事辐射力，特别是南海地区。这一协议标志着越战以来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

其次，梯队中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崛起。随着南海争端的白热化，美国不仅增强在太平洋的军事实力，还主导和支持“雁型安全模式”不同梯队成员间的安全合作。在美国主导的 “雁型安全模式”中，既包括了南海争端的主要相关方菲律宾和越南，又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它们分别处于梯队的不同层次，除了直接与美国保持紧密程度不等大安全合作外，彼此之间还存在密切而频繁的互动，它们的共同目的则是制衡中国。

日本新政权试图以南海问题为由头，借美国之威，拉拢印度、澳大利亚以及菲律宾等国，构建约束中国的多边海上安全机制。9月，日本和菲律宾发表了包括加强南海安全合作等内容的联合声明。菲律宾和日本还达成共享海上情报协议，日本同意出资训练菲海岸警备队。10月，日本新任外相玄叶光一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旨在深化与东盟各国在海洋安全合作。日本还与越南签署了海洋战略安保协议，一致同意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同一协调的政策，应对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强势动作。日本和印尼认为有必要构建多边框架解决南海纷争。印度也加强与越南在油气勘探开采方面的合作，加强与越南的军事合作。

美国推动联盟的多边化出现新的进展。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日韩军事三边体制成型。除美日韩三边外长会谈外，美韩联合军演邀请日本观摩，美日联合军演也首次邀请韩国参加。2010年美国还重建与新西兰的安全关系，目前美澳新三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紧密合作，不仅包括东北亚局势，也包括斐济和其他岛国及南太平洋的发展问题。美国也积极支持美日印的新三边对话。

经济上：

1、美国强势推进TPP，开展对华包围

2011年11月 12日在夏威夷举办的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上，美国宣布与8个国家（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新加坡、越南）达成TPP框架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日本也正式宣布加入TPP谈判。这样，美国乐观估计在2012年前与上述9个亚太国家签署协定，并希望高标准的 TPP能够成为样本，最终形成亚太自贸区。如果TPP建成，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对跨太平洋的贸易整合产生重大影响。

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对美国出口带来不利影响之际，美国更加看重亚太的经贸潜力。美国商务部长表示，亚太可以弥补对欧洲出口的缺额。美国强势推进TPP，很大部分是冲着中国来的。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Ben Rhodes)接受采访时称，亚太经合组织夏威夷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明确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即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将全力参与构建亚太地区在经济、安全和政治未来。

TPP不仅是经贸安排，更是一个战略的考量。美国的目的除了要分享亚洲高速经济增长外，更看重的是掌握亚太区域统合的主导权。TPP一旦运转，将对中国产生复杂影响。首先，亚太地区其他经贸体制将面临被架空和淘空的危险，亚太区也将会更加分化。这可能使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前景黯淡，东盟主导的10+3机制的作用也被弱化。东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加快了以东盟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政府间磋商。

其次，美国主导下的TPP使美国成为亚太经贸机制的中心，这将改写亚太经贸版图。TPP旨在处理各种非关税的贸易屏障问题，包括政府采购、国有企业行为、监管融合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奥巴马极力推动TPP意在实现美国出口翻一番的目标，其背后一方面是调整国内政治经济结构，适应新一轮以金融服务业为目标的自由化，另一方面也想让东亚的经济增长不那么依靠中国市场，打断中国越来越引领东亚发展的势头。

最后，除经贸之外，TPP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军事和政治领域。TPP的经贸吸引力将增强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同样也会形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共同意识。日本民主党政调会长前原诚司认为不要将TPP看作是美国的对华包围圈，此话明显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美国TPP战略最重要的内容实际上是搞一个美日自由贸易协定。日本部分有识之士是明确知晓其中利害关系的，TPP引发的日本国内政治对立短期内难以消除。

2、美国染指东亚峰会，试图绘制新的亚太版图

2011年11月19日，第6届东亚峰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美国和俄罗斯正式参与东亚峰会，标志着东亚峰会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美国参加东亚峰会将产生复杂的地区效应。

首先，东亚合作进程受到影响，东盟需在中美俄间找平衡。尽管美国加入峰会离不开东盟国家的主动邀约，美国一旦加入峰会，其超强的实力将不可避免地会对东盟担任驾驶员的东亚合作进程产生影响。过去，坐在东亚合作驾驶员位置的东盟习惯于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强调舒适度，美国的加入，有可能给东盟国家带来更大的压力，冲击东盟的话语权并迫使其在区域合作议程方面作出调整，设置更多美国所期望的区域议程。

东盟如果想继续领导东亚合作，将不得不更加谨慎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平衡。此外，如何协调东亚峰会与地区内外既有合作机制的关系也将是一个紧迫的课题。特别是东亚峰会与东盟+中日韩（10+3）、中日韩机制及APEC的关系。

如果中、美、俄能共同为地区安全稳定提供公共产品，推进建立一个稳定的多边地区安全架构，有可能进一步推进东亚合作进程。而深化与中、美、俄三个大国的合作，也会给东亚中小国家带来更多的资金、技术、市场及各种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因各方利益冲突难以调和而导致东亚峰会成为中、美、俄等大国竞争的场所，或是峰会内部形成集团和阵营对抗，东亚峰会和东亚合作进程必将毁于成员国激烈的内部倾轧。

其次，美国将通过改变东亚峰会而绘制新的亚太版图。美国参加东亚峰会对中国崛起进程或将产生不利影响。首先，制衡和防止中国在东亚确立优势和支配地位本来就是美国选择加入东亚峰会的重要动因之一。可以预见，加入东亚峰会后，美国在峰会制度设计和议程设置方面不会选择消极无为，这必然对中国在东亚峰会中的参与力、贡献力和影响力构成限制和冲击。美国加入东亚峰会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助于东盟从一个“清谈馆”转变为务实的组织。东盟不可能无视美国的意愿，一成不变地坚持东亚峰会原有的运转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参与很可能会抵消近年来中国在东亚峰会内部扩大的影响力。

其次，在议题设置上，美国参与东亚峰会可能将逐步改变峰会的定位。美国希望东亚峰会成为讨论地区战略和安全问题的场所。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不希望东亚峰会讨论南海议题，但随着美国和周边国家在海上安全方面密切互动与合作，未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多边压力。

由于亚太地区的未来走向攸关美国利益，可以预计，即使排除国内政治因素（如2012年选战）的影响，亚太地区在未来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仍将不断上升，美国对该地区相应的战略投入也将不断增加。事实上，目前针对亚太地区的新的美国大战略已经隐现。即在继续巩固和强化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的同时，充分利用亚太地区既有或正处于塑形阶段的APEC、TPP和东亚峰会机制在经济上重返亚洲，实现新一轮的战略扩张，绘制新的亚太贸易版图和权力版图。这是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美国“机制霸权”的一次自我调试。在未来中长期内，能否有效利用成熟的伙伴关系和地区多边机制将决定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构想能否成为现实。

（二）南海争端：变数增多，目前武力解决代价过大 多国配合遏制中国，南海争端国际化趋势加快

2011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中越、中菲之间摩擦不断，冲突升级。中国海上邻国出现了“合纵连横”共同制衡中国的势头。美国以海上安全作为其构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积极配合，南海争端国际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

美国宣布在新加坡部署一艘近海舰，在澳大利亚部署海军陆战队，标志着越战以来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矛头直指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强硬立场和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对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支持的鼓舞。在2011年11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除柬埔寨、缅甸外，其余16个国家都谈到了海上安全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国家表示了对南海的关切。

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随着航母的试航进一步引起了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应对中国崛起引发的地区力量失衡，已成为美国和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课题和挑战之一。周边国家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力图分享中国经济成果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南海争端既是美国加大亚太战略投入的抓手，也是周边国家平衡中国影响力和塑造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手段。南海主权争议已成为中美战略较量的焦点。

有必要引起警惕的是，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切与两岸关系联系到了一起。随着海峡两岸形势的缓和，中美安全关切已暂时从台海问题转到了西太平洋海上安全问题，特别是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因台湾地区也对南海声称拥有主权，如果台湾因实际控制的岛屿与周边地区发生武力冲突，那么各方如何有效控制局势将是一个重大考验。总之，自1995年美国首度表示关切南海问题开始，美国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这一地区，美国的持续介入将使南海地区的安全局势更加复杂和紧张。

2011年，中国不再高调宣布南海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不可能改变。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中国官方首次明确界定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进行简单的逻辑推理就可以发现，西沙、中沙、南沙的岛礁归属因涉及主权纷争，显然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目前周边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关切主要是两部分，第一是声索国的岛屿主权纷争，第二是国际性质的航行自由。从国际发展态势、国内发展需求看，目前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南海问题的代价过大。解决南海问题，不仅需要协调国内法与国际法，也不仅是国内不同涉海部门的协调，更需要政治信任的构建、政治勇气的决断。如何平衡“维权”和“维稳”的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美国把南海问题与两岸关系联系到一起，变数增多

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随着航母的试航进一步引起了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应对中国崛起引发的地区力量失衡，已成为美国和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课题和挑战之一。周边国家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力图分享中国经济成果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南海争端既是美国加大亚太战略投入的抓手，也是周边国家平衡中国影响力和塑造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手段。南海主权争议已成为中美战略较量的焦点。

有必要引起警惕的是，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切与两岸关系联系到了一起。随着海峡两岸形势的缓和，中美安全关切已暂时从台海问题转到了西太平洋海上安全问题，特别是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因台湾地区也对南海声称拥有主权，如果台湾因实际控制的岛屿与周边地区发生武力冲突，那么各方如何有效控制局势将是一个重大考验。总之，自1995年美国首度表示关切南海问题开始，美国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这一地区，美国的持续介入将使南海地区的安全局势更加复杂和紧张。

二、大选年诱发新挑战 2012预测：“大选年”局势多变，不容乐观 东南亚国家新领导人有可能引发“军备竞赛”

2011年东南亚某些国家经历了大选，每次大选不仅意味着国内政局的更替，也意味着地区局势的调整。东南亚国家政府换届还可能导致国家内外政策的调整，给地区安全形势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以菲律宾为例，2010年阿基诺三世上台以来，为了巩固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强硬，通过拉拢美国、日本抗衡中国，并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等等。

2012年美国、韩国、俄罗斯、中国台湾地区等都将迎来大选，中国也面临着领导人换届。处于大选年的各国政府可能更加关注国内问题，但是选举中议题的炒作，也可能给地区国际关系调整带来新的压力和动力。

首先，中国成为美国2012年选举的重要议题，给中国外交带来压力和挑战。美国总统候选人纷纷对中国进行强硬表态，拿中国说事，中国成为替罪羊，给中国外交带来挑战和压力。尽管过去多年来，美国选举拿中国说事早就不稀罕，但在美国战略决策界心理失衡的情形下，美国有可能 把对华的情绪性、策略性看法，上升为国家的法律。一旦如此，中国将面临持续的压力。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撰文指出，中国成为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大输家。共和党候选人在人民币汇率和中美贸易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使奥巴马政府面临着压力。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面临着内外困境。在国内，两党政治极化严重，府会关系紧张，围绕着债务上限问题的两党恶斗，让人们对美国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强烈怀疑；经济上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外交方面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潭，被迫实行战略收缩。美国诸多国内问题的出现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战略等方面难题长期积累的结果和反应。在即将到来的2012年大选中，美国选民将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其内政外交的调整和变革方向。在未来几年，随着美国内外战略的调整，中美关系可能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和风险。

其次，政府换届导致国家内外政策的调整，可能给地区安全形势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以菲律宾为例，2010年阿基诺三世上台以来，为了巩固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强硬，通过拉拢美国、日本抗衡中国，并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在缅甸，2011年3月，吴登盛被缅甸议会选举为总统，组成了新的文官政府，掌握缅甸政权二十多年的军队强人丹瑞宣布退休。缅甸新政府上台后一系列的新举措使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尤其是9月30日，缅甸总统吴登盛突然宣布搁置中缅合作兴建的密松水电站，这一决定让中国感到措手不及，再次凸显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中国周边外交的困境与尴尬。缅甸官方最近关于希望美缅关系正常化的表态，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即将访问缅甸及美国对缅甸政策的调整，不排除美缅关系出现突破性发展的可能。美缅关系的走近和日本、印度等周边国家积极拉拢或 “争夺”缅甸，使中缅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台湾地区2012年1月大选的结果，不仅直接关系到两岸关系，也影响中美的博弈，正吸引着中美的密切关注。自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两岸经贸关系深化，民进交流和往来加速发展，对维持两岸关系的平稳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是马英九关于在未来十年考虑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的表态直接引发了民调的下滑。目前由于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正式登记参选，使选举前景更加扑溯迷离。如果马英九获得连任，两岸关系可能将维持平稳发展的态势。如果民进党赢得大选，其追求台独的立场可能对两岸关系造成新的冲击。

韩国大选也有可能给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带来新的契机。“天安舰”事件以来朝鲜半岛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与李明博政府对朝鲜的认知和 强硬政策直接相关。如果新政权改变对朝鲜“崩溃论”的认知和僵硬的对朝政策，则可能迎来朝鲜半岛局势的进一步缓和六方会谈的恢复。

对中国周边环境产生持续影响的选举，其复杂性还在于政策调整的频率、幅度在短期内都会加剧，这有可能将使那些建立在经验积累上的外交手段失效。由于调整的叠加效应，即便是选举国自身也很难测度政策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从而使亚太地区存在着若干无法掌控的选举引爆点。在不确定性加大的态势下，对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掌控能力、外交决策部门的反应能力以及战略界的情报分析能力，都是一项严峻的考验。

此外，新领导人上台，变革财经政策将对市场走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波动有时足以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更为直接的是，新领导人为满足国内民族主义压力，以对外政策的强硬缓和国内矛盾，这可能让周边国家在观察政策走向时产生误判。如果新领导人屈服于国际压力，那么后果更加严重，引发地区内的结盟和军备竞赛。

美国战略决策界心理失衡，未来中美关系可能承受更大风险 中国成为美国2012年选举的重要议题，给中国外交带来压力和挑战。美国总统候选人纷纷对中国进行强硬表态，拿中国说事，中国成为替罪羊，给中国外交带来挑战和压力。尽管过去多年来，美国选举拿中国说事早就不稀罕，但在美国战略决策界心理失衡的情形下，美国有可能把对华的情绪性、策略性看法，上升为国家的法律。一旦如此，中国将面临持续的压力。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撰文指出，中国成为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大输家。共和党候选人在人民币汇率和中美贸易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使奥巴马政府面临着压力。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面临着内外困境。在国内，两党政治极化严重，府会关系紧张，围绕着债务上限问题的两党恶斗，让人们对美国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强烈怀疑；经济上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外交方面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潭，被迫实行战略收缩。美国诸多国内问题的出现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战略等方面难题长期积累的结果和反应。在即将到来的2012年大选中，美国选民将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其内政外交的调整和变革方向。在未来几年，随着美国内外战略的调整，中美关系可能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和风险。

第三篇：20世纪医学：回顾与思考（本站推荐）

20世纪医学：回顾与思考--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医学的发展是如此迅速，取得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人们从来 没有象今天这样健康、长寿，以致于人们乐观地相信一个逐步消灭传染病、控制慢性病，更加健康、长寿的时代即将到来。的确，20世纪不仅目睹了医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而 且也见证了卫生服务系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现代医学已成为包括探索生命 奥秘、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缓解病痛以及社会保障的一个庞大的综合体系。然而，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医学在为增进人类健康提供越来越多的好处的同时，它也带来了 许多棘手的问题，从而导致人们对医学产生疑惑和提出批评。人们呼唤重新审视医学的 目的和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一百年来医学巨大变革来审视现代医学的发展特征及其所 面临的问题。

一、疾病控制

1、防治模式与重大成就

毋容置疑，20世纪医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一系列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和健康的传染 病、寄生虫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而导致了人类平均期望寿命的普 遍延长以及疾病谱和死因顺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就出现 了因各种传染病死亡下降，因慢性病死亡上升的趋势，我国的这种死亡率交叉变化的趋 势出现在50年代中期，我国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从1949年的35岁上升的1999年的70.8岁。人类对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的有效控制被称为第一次卫生保健 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的发现，“病因－环境－宿主”疾病流行模 式的建立，以及维生素等必须营养成分的阐明，为传染病、流行病和营养缺乏病的防治 奠定了科学基础。从20世纪前50年诺贝尔医学奖授奖内容看，涉及上述问题的项目占一 半以上，清楚地显示出科学研究是确定适宜的防治策略和有效的防治措施的重要依据。疫苗制备技术的完善使普遍推行疫苗接种成为可能，人类也才有可能彻底消灭天花，消 灭脊髓灰质炎也指日可待。现在，疫苗被用来控制腮腺炎、流感、水痘、白喉、甲肝、乙肝、百日咳、结核病、破伤风等诸多常见的疾病，从而大大地降低了这些疾病的发病 率。化学药物和抗生素的应用在传染病的控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一种能 特异性杀灭梅毒螺旋体的药物“606”问世后，“制造对人体无害而又能杀死病原体”的 “魔弹”理论，激发起医学界寻找特异性治疗药物的热情。20世纪中期，在磺胺药物和 青霉素成功地应用临床以后，合成各种化学药物、寻找能产生高效的具有广谱杀菌作用 的抗生素成为药物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过去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肺 结核、肺炎、梅毒等许多感染性疾病突然之间变成了可治之症。另一方面，居民的卫生 条件、营养状况、居住环境的改善也是控制传染病和流行病的重要影响因素。如在鼠疫、霍乱的控制中，大规模的灭鼠、清洁的饮用水、疫源地的严格控制或许比药物和疫苗 更为有效。

20世纪50年代以后，各种慢性病成为了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虽然对于慢性病的防 治目前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人类对这类疾病有了较深入的认识，明确了慢性病的 发生和发展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除了生物学因素外，还与人的生活习惯、行为方 式、环境污染等有密切关系，有人提出现在已进入慢性病、生活方式病或现代文明病时 代。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医学界在70年代末提出了医学模式需要从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 medical model)转变，需要 卫生保健的第二次革命。有学者提出了影响健康的四类因素，即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环境因素、生物学因素以及卫生保健服务因素，并强调增进人类健康需要多方面的综合 处理。在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的防治中，医学家提出了控制危险因素、三 级预防（即病因预防、发病预防和临床预防）相结合的思想。如在对高血压、冠心病危 险因素的研究中，通过对其中可控制因素的管理达到减少发病率的目的已显示出良好势 头。在发达国家通过戒烟、控酒、体育锻炼、平衡膳食、减少心理压力等行为干预，对 降低心脑血管疾病获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对遗传病和先天性疾病的控制也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80年代中期已发现单基因遗传病达3368种，多基因遗传病有数百种，染色体疾 病约450种。随着遗传学的发展，不仅弄清了一些遗传病的发病机制，而且也找到了治 疗和预防遗传疾病的方法，目前通过产前诊断和产前治疗、饮食控制治疗、酶的替代等，有效地降低了遗传病和先天性疾病的发病率。此外，政治经济因素在疾病控制中的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改善环境、发展健康教育、协调卫生服务等都需要政府行为和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

2、问题与挑战

随着疾病谱的变化，慢性病的控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实践发现将控制传染病的 模式应用到慢性病防治方面成效不大，机械论的线性因果关系在解释慢性疾病上显露出 弊端。遗传学的迅速发展使许多医学家们相信通过基因研究可解释慢性病的病因，利用 敲除或取代缺陷基因等治疗将为慢性病的特异性治疗带来希望。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医学家们发现事情比预想的要复杂的多。如医学家已成功地分离并克隆了“囊胞纤维 化基因”，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囊胞纤维化基因”上有超过350个不同位点的突变都可 导致病人出现“囊胞纤维化”，而这种疾病的发病是需要父母双方两个突变型的结合，这意味着可能出现的结合数量是个天文数字。或许最令人惊奇的是，突变的某些结合在 部分人导致“囊胞纤维化”，而在另一部分人则无任何症状。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亨廷 顿氏病中。疾病产生是“基因决定论”还是“环境决定论”，基因突变是因还是果在医 学界依然存在着争论。由此可见，确定与疾病相关的基因以及基因取代治疗还有相当长 的路要走。

另一类严峻的挑战是新疾病的出现，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慢病毒等新的病原体引 起的疾病，以及老病的复燃，如性传播疾病、结核、疟疾等，此外还有抗药菌株的出现。这些第一次卫生保健革命留下的难题已清楚地表明，即使传染病的控制也需要新的思 路。此外，还有医学发展本身未料到的后果：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由于药物或诊断 治疗过程而导致疾病，以及伴随寿命延长而出现的困扰老年人的退行性病变和精神损伤。实际上，许多慢性疾病以及退行性病变是难以被根除的，有些将终身伴随，我们是否 应当探寻一种新的防治模式，其目的不在消灭它，而是使病人在这种状况下生活基本正 常呢？与此同时，环境因素导致的疾病和损伤也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如二恶因、大气 污染、电磁辐射等对人类健康的危害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污染物浓度检测的精度已由 PPM提高到PPT。

目前对于许多慢性病的防治尚未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疾病发 生和发展的科学基础还没有完全阐明。此外，疾病是一种复杂的生命现象，需要从多维 度、多变量的非线性因果关系上去研究和探讨其综合性的防治策略。复杂问题简单化的 策略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奏效，但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展开，医 学对人体的奥秘将有进一步的解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医生可根据每个个体独特的基因 组确定疾病的防治策略，为疾病防治提供更加有效的手段。

二、医学技术

1、医学技术的巨大进步

在过去的100年里，卫生保健的巨大变化是生物医学科学和医疗技术突飞猛进的结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细胞病理学、细菌理论、遗传学、实验生理学等一系列生物医学基 础学科的建立，成为现代医学发展的显著标志。而医学与各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结合越 来越紧密是现代医学技术发展的另一个标志。20世纪医学进步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 庞大的现代化医院内那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诊断治疗仪器和设备。从20世纪初应用于临 床的X射线、心电图，到中期的电镜、内窥镜、示踪仪、超声诊断仪，再到CT扫描、正电 子摄影（PET）、核磁共振成象（MRI）等，使诊断学发生了的革命性的变化。准确化、精密化、动态化、微量化、自动化、无伤害化已成为现代临床诊断的特点。此外，铁肺、肾透析机、起搏器、人工脏器等，显示出新技术、新材料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药物学的迅猛发展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强大动力。

外科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突破了疼痛、感染、失血三大难关后迅速发展。20世纪 中叶以后，以心脏外科和移植外科为标志，显示了外科学的日益繁荣。1944年，对出生 时患先天性心脏病的“蓝婴”成功地进行外科手术，是心脏外科发展的里程碑。50年代 出现了心脏直视手术。60年代的冠状动脉旁路和心脏移植手术，充分地显示了外科技术 的突飞猛进。1954年第一例肾移植手术的成功开创了器官移植的时代。1967年，当巴纳 德医生成功地将一位妇女的心脏移植到一个54岁男性体内时，移植外科与当时的太空航 行一样受到公众的关注。随着人类对免疫系统的进一步理解，通过解决排异问题，发展 免疫抑制剂，为移植外科开拓了宽广的新领域。在过去100年里，外科不仅发展迅速，而 且性质也发生了转变：20世纪初期，外科基本上是缝合和摘除，而现在已转变为精确的 修复和无止境地替代。随着腔镜外科的出现，手术也向着精细化、微创化方向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后，分子生物学的建立，人们从分子水平上阐明人体结构和功能研 究的日益深入，为解决医学的重大问题，如肿瘤、免疫、遗传、组织再生、抗衰老、药 物开发等提供了理论指导。基础科学研究已改变了人们对机体及其与疾病斗争的理解，进一步从本质上证实了基因是决定人类生、老、病、死和一切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不 少遗传病的致病基因及其他一些疾病的相关基因和病毒致病基因陆续被确定。基因工程 也促进了新药物和新疗法的涌现。1986年，美国科学家提出了阐明人类基因组的全部序 列，从整体上破译人类遗传信息，使人类在分子水平上全面地认识自我的人类基因组计 划(HGP)。1990年该计划正式启动。HGP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卓著业绩。目前，以“定位 克隆”途径克隆到的经典遗传病基因已达70多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果将成为现代生 物学、医学用之不竭的源泉。与此同时，免疫理论与技术也渗透和影响到整个医学领域，并且通过对免疫系统与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认识，促进了对人体 整体性和有机联系的深入理解。神经科学的发展为治疗帕金森氏病和其它中枢神经系统 的紊乱带来了新希望。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膜片钳位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方法使我们对神 经递质的合成、维持、释放及与受体的相互作用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90年 代后，人们更加重视脑科学研究中整合性观点的重要性，即认识到神经活动的多侧面、多层次性。由此可见，分子生物学、神经科学、免疫学、内分泌学等的发展，不仅深化 对人体基本结构和功能的认识，而且还从不同侧面揭示出机体的整体性和有机联系。现 代医学已开始注意从生命物质运动各层次和层次间的相互关系与整合方面去探索生命的 奥秘，并极大地促进了临床医学的进步。

2、问题与挑战

20世纪以前，医学技术的进展是相当缓慢的，医生们凭借有限的药物和实践中摸索 的经验，为病人解决力所能及的问题。在20世纪，这种局面发生了更本性的变化，医学 不仅获得了控制疾病的武器，而且还掌握了操纵生命的密码。随医学技术飞速发展而形 成的“技术至善论”将人们锁定在医学“能做，必须做”的雄心勃勃的幻想中：人类可 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所有器官都象机器的零件一样损坏后可以更换。病人成为医生与 疾病斗争的战场。然而，临床医学中强调广泛而昂贵的治疗虽然挽救了某些危重病人的 生命，延缓了死亡的进程，但是这种关注疾病而忽视病人的倾向以及为病人和社会带来 的沉重经济负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如何解决发展高新技术与适宜技术之间的矛盾 ；协调关心病人与治疗疾病之间的矛盾成为现代社会的迫切问题。

目前，在基因治疗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自从十年前开始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以来，基因治疗的鼓吹者们已经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持续的“炒作”。尽管他们反复声称基因 治疗的好处，但在数百个基因治疗试验中，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例毫不含糊地具有临床疗 效。最近广为报道的几起基因治疗试验中患者死亡的事故引人瞩目，这是对于基因治疗 中的急功近利，以及诱导公众对基因治疗产生过高期望的倾向提出的警告。虽然我们不 能由此否定基因治疗这一临床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但却应当以更严格的科学态度来审 视它。

在生殖技术方面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首例体外授精婴儿路 易斯•布朗在英国问世，标志着生殖技术临床应用的开始。1997年，英国科学家威 尔莫特成功地培育出克隆羊多利轰动了全世界。克隆技术的突破是一项重大科技成果，然而，它也产生一系列伦理和法律问题。人们迫切要求国际社会制定有关伦理准则和法 律条文，规范这种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使它最大限度地造福人类。目前，英国罗斯林研 究所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克隆新技术，不仅有望做到在克隆过程中不使用卵细胞，而且 还可省却胚胎发育步骤。有人认为，如果新技术证明可用于培育治疗疾病所需的人体组 织和器官，那么将有可能消除一些伦理上的障碍一直困扰人体治疗性克隆研究。因为利 用新技术进行治疗性克隆时，体细胞的细胞核不是注入去核卵细胞、而是与去核的胚胎 干细胞进行融合，由此形成的新细胞可不经过胚胎阶段，而直接发育成所需的组织或器 官。利用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可以用来解决目前疾病治疗中的一些问题，如移植器官 的缺乏，但跨种间的器官移植是否会导致人类染上一些原本仅在动物身上才有的疾病是 值得担忧的。

随着医疗费用的不断攀升以及对西医药副作用认识的深入，世界各国对于应用自然 疗法和传统医学治疗疾病的兴趣日渐浓厚。与此同时，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 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生物机械论的局限性和人的整体有机联系。传统的以可测定的生物学 变量来解释疾病的观念逐渐被综合性、系统性的观念所代替，出现了生物－心理－社会 医学模式、整体医学(holistic medical model)模式。中国政府鉴于我国医疗卫生的实 际情况，制定了大力发展中医和加强中医药学研究的决策。50年代以后，我国在开发和 应用传统医学促进健康、治疗疾病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以针灸疗法为代表的中 医治疗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在慢性疾病治疗和保健养生方面，中医药学也表现 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如应用活血化淤理论和有关药物治疗心血管疾病、应用扶正固本理 论增强人体免疫力的探索，均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广泛重视。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医药的 研究，使之为世界人民的健康和医学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是我国医学界应当关注和思 考的问题。

三、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

医学发展到20世纪已不再只是一门复杂的科学技术体系，同时它也成为了一个庞大 的社会服务体系。医学不只是限于预防、治疗和护理，它还与政治、经济和法律密切相 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服务在人类生活中的比重也日益增加。现代医学的 繁荣产生于社会对医学作为一项公益事业的巨大支持。在世界范围内，大量的社会和私 人资源投入医学。在发达国家用于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已达到或超过10％，以医院为中 心的医疗保健体系覆盖了人的生老病死各个方面。为了满足医疗保健的不同需要，医疗 保健服务体系正由单一层次化向多元网络化发展，尤其是加强初级卫生保健。20世纪卫生事业发展的动力是卫生观念的变革，人们开始认识到卫生发展是社会经 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注意到卫生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双向性、同步性、协调性。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学对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延 缓衰老、提高生命质量和整体健康水平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已将获得卫生保健 视为一种政治权力和社会的责任。1977年5月第30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提出“2000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卫生发展目标。这个目标不仅需要医疗卫生系统内部的努力，而且有赖于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卫生保健。这个目标的提出充分体现出医学的社 会化趋势。目前，这个目标正通过各国政府和医疗卫生机构的努力逐步得到实现。保障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基本措施之一就是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尽管世界各国在经 济水平、社会制度以及医疗体制上存在着差别，但在卫生保健上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问 题的方法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社会再分配的杠杆，将一部分财富用于 社会下层阶级，起到保护基本劳动力的作用。因此，政府在改善人群健康状况方面应当 承担责任，尽管在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上是有限的，但它体现了对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 公平原则追求和起码的社会良知。世界各国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健康保障制度，如英国 的国家卫生服务制度、加拿大的国家健康保障制度、日本的健康保险制度、韩国的全民 健康保险制度等，在不同程度上为公民享有基本的医疗保健提供了保障。实行全民医疗保障是社会的理想目标，但是由于医疗费用的迅猛增加，以及卫生资 源的不合理分配，对医疗保障体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在英国，国家卫生服务已成为政 治足球，并且处境困难。在美国，虽然卫生保健费用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但依 然有相当数量的人缺乏起码的医疗保险。在富裕国家，贫困者依然得不到足够的医疗；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国际援助，疟疾和其它热带病仍在肆虐。卫生资源分配不平衡 的矛盾成为的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临床医学高技术发展使 这一矛盾更加突出。如何公平与公正地分配卫生资源成为各国政府和卫生行政当局面临 的难题。医学科学的发展将使得许多人负担不起医疗保健吗？医学将屈从于增加费用和 精确程度而减少利用的反比定律吗？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不得不严肃考虑的问题。医学在已经征服了许多严重疾病，缓解了疼痛之后，它的目标似乎不再清楚，它的 授权已变得混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医学技术的发展在提高人类健康水平的同时，疾 病的总数却也随之增多了。一方面这是人们对机体认识不断深化的必然，但另一方面或 许是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将人类生命中正常的兴衰变化看作需要药物加以缓解的疾病，如 绝经、机体功能随年龄增加而衰弱等。这样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医学越发达疾病越多 ；社会越健康，它越渴求医学。难怪有人追问医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它应该在哪里停 止？它的主要责任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尽可能的维持人们活着吗？它的变化已使人们 更健康的生活吗？或者它仅仅是一种服务产业，去满足它的顾客提出的无论什么稀奇古 怪的要求，如为了健美而进行基因改造吗？现在是我们正视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四、医学伦理与法律

20世纪医学技术的发展在为人类健康造福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增多的道德难题。60年代以后，医学高技术带来的道德问题和卫生资源分配问题日渐突出。随着消费者权 利要求的增加，病人权利运动开始影响到卫生保健方面。人们对那种家长式、独断的医 疗行为方式表现出不满。作为运动的结果，美国医院协会于1973年出版了《病人权利法 》。1976年初，欧洲议会发表“关于病人和死亡权利的报告”。本世纪60年代，随着女 权运动的发展，生育控制和流产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包括妇女控制她们自己身体的权 利，胎儿生命的权利等的诸多问题，在生命伦理学领域激起了医学、哲学和宗教多方面 的争论。70年代以后，随着遗传学、生殖技术的进步，克隆、试管婴儿可能造成的社会 后果等伦理学问题引起了更广泛的讨论。随着生命维持技术的发展，人们在医院里的非 人格化技术下经历他们的死亡已成为常事，这重新唤起了对死亡、濒死和安乐死的讨论。器官移植技术的建立也迫切希望解决确定死亡的伦理学问题。这些社会、文化运动，以及生物和医学科学发展带来的问题，导致了60年代“生命伦理学运动”的兴起。生命 伦理学已不再局限于医患关系的调整，而扩展到重新审视生死观、探讨生命的价值、促 进卫生保健中的公正和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等一系列问题。基因功能学的进展将促进预 报医学、遗传筛查等发展，并导致提出一系列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可以预言，在21世纪 医学中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将对卫生保健的策略和医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生命伦理学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由单纯的个体伦理向个体－群体伦理协调的转向。从卫生资源分配、环境危害，到性病艾滋病控制、人类基因组计划都是既涉及到个体利 益，又与群体和社会利益密不可分。与此同时，生命伦理学已不仅仅涉及医生与病人，而且也涉及到卫生政策决策者、管理者以及环境工作者等诸多群体。如何处理、协调不 同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当代生命伦理学的重大课题。如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医学技术 发展速度的不同，卫生资源的分配极不公平：从全球范围看，大量的卫生资源集中在少 数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卫生资源十分匮乏；从医疗保健上看，卫生资源又主要应 用在高新技术的诊断治疗方面，而用于预防和健康教育方面的则很少；从个体水平看，医疗保健的贫富差别也日益扩大。尽管世界各国通过改革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制度，来 缓和医疗资源分配中的矛盾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存在的难题远未解决。此外，卫 生保健的国际化趋势还要求建立世界各国共同遵守的有关法律和道德准则，如控制艾滋 病全球蔓延，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环境保护与人类健康问题等，都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因此在这些方面制定国际公认和共同遵守的医学伦理准则和法规也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应当在历史的框架内理解现代医学的胜利和问题。我们今天正生活在医学迅速 发展的时期，但也是充满怀疑的时期。在过去100年里，医学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在关于医学应向何处去等诸多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争议。指出医学的这些困境并不 是为了发泄对医学的怨恨，而是为了在医学迅速发展的同时，强调医学的责任，认清其 已被模糊了的目的。本文希望通过提供一种历史透视，帮助我们理解现代医学所面临的 成就越多问题越多的悖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人权发展50年，光明日报，1999年2月28日。梁浩材，社会医学，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二版，42。杨菊贤，杜勤，从心血管疾病的美国模式看肿瘤的中国模式，医学与哲学，1999，20（12）：19－21。

李璞等编著，医学遗传学纲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第二版，2。

Golub ES, The Limit of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209.张大庆，整体医学：从观念到实践，医学与哲学，1988，12：1－3。Jonsen AR.The Birth of Bioethics.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3-19.

第四篇：勾股定理回顾与思考教案

勾股定理回顾与思考（教案）（北师大版八年级第一章）渭南市临渭区三马路中学孙莉玲 教学目标 教学知识点

对直角三角形的特殊性质全面进行总结。让学生回顾本章的知识，同时重温这些知识尤其是勾股定理的获得和验证的过程，在勾股定理及其逆定理应用过程中，体会各种数学思想方法的应用。了解勾股定理的历史。能力训练要求

体会在结论获得和验证过程中的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

在回顾与思考的过程中，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要善于思考、善于创新。

情感与价值观要求

在反思和交流的过程中，体验学习带来的无尽乐趣。

通过对勾股定理历史的了解，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体验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力量。教学重点

回顾并思考勾股定理及其逆定理的获得和验证过程；总结直角三角形边、角之间分别存在的关系。

在勾股定理及其逆定理应用过程中，体会各种数学思想方法。教学难点

在勾股定理及其逆定理应用过程中，体会各种数学思想方法。建立本章的知识框架图。教学方法

交流与反思-----合作与探究 教具准备 无

教学过程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活动一：展示两幅图片，第一幅图片为2002年在我国北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场景，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会的会徽，为著名的赵爽弦图。

第二幅图片为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提议的向宇宙发射的勾股定理的图形，用来与外星人联系。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经说过：“把勾股定理送到外星球，与外星人进行数学交流”。

勾股定理是反映自然界基本规律的一条重要结论，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数学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现实世界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勾股定理的发现、验证及应用的过程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价值。这节课，我们将通过回顾与思考中的几个问题更进一步了解勾股定理的历史和它的广泛应用。

设计意图：这样的导入富有科学特色和浓郁的数学气息，激起学生强烈的兴趣和求知欲。

二、反思交流，探求新知，：

一、议一议：

1、直角三角形的边、角之间分别存在什么关系？ ⑴在△ABC中，∠C＝90º，a，b，c为三角形的三边，则 角与角之间的关系：∠A＋∠B＝90º 边与边之间的关系：a2 + b2 = c2 ⑵在△ABC中，a，b，c为三角形的三边，如果∠A＋∠B＝90º，则三角形为直角三角形。a2 + b2 = c2则三角形为直角三角形。

活动三：回顾勾股定理及直角三角形的判别条件

如果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分别为a，b，斜边为c，那么a2 + b2 = c2 即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直角三角形的判别条件：如果三角形的三边长a，b，c满足a2 +b2=c2，那么这个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满足a2 +b2=c2的三个正整数，称为勾股数

游戏：叫一列学生玩常见勾股数的接龙游戏。3、4、5；6、8、10；9、12、15；15、20、25；5、12、13；8、15、17；7、24、25；9、40、41等。

二、方格纸中勾股定理的验证

方法一：分割为四个直角三角形和一个小正方形。

方法二：补成大正方形，用大正方形的面积减去四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

方法三：将几个小块拼成一个正方形，如图中两块红色（或绿色）可拼成一个小正方形。方法四：利用皮克公式

正方形周边上的格点数a=12，正方形内部的格点数b=13，所以，正方形C的面积为：S=1/2a+b-1.三、史话勾股定理的证明

1、三国时期数学家赵爽在为《周髀算经》作注时，创制了一幅“勾股圆方图”，也称为“弦图”，这是我国对勾股定理最早的证明.它用几何图形来证明代数式之间的恒等关系,体现了以形证数、形数统一、代数和几何的紧密结合.2、传说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用下面的两个图形证明了勾股定理,你能直接观察验证勾股定理吗？

活动：通过本章的学习，你还知道勾股定理的哪些证明方法？请同学们介绍。

1、美国总统伽菲尔德的证明.他的方法直观、简捷、易懂、明了。

2、刘徽的“青朱出入图”，证明不需用任何数学符号和文字，更不需进行运算，隐含在图中的勾股定理便清晰地呈现，整个证明单靠移动几块图形而得出，被称为“无字证明”.3、著名画家达芬奇的证明 同学们，通过了解勾股定理的历史，我们感受到古代数学家的伟大成就和勾股定理丰富的文化价值，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中善于探索，善于创新，并且把这些成就发扬光大。

四、欣赏美丽的勾股树，感受数学图形之美，创造之美。

五、拓展与应用勾股定理中的思想方法 数学思想方法是解决数学问题的灵魂．正解的运用数学思想方法也是成功解题的关键．尤其是在运用勾股定理解题时，更应注重思想方法的运用，那么你知道运用勾股定理解题应注重哪些思想方法呢？为了帮助同学们能清楚地知道这一问题，现就常用的思想方法举例说明，供同学们学习时参考． 类型之

一、分类讨论思想

已知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两边长是和，求第三边的长． 分析 已知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两边长，并没有指明是直角边还是斜边，因此要分类讨论． 解 当和是两条直角边时，则利用勾股定理求得第三条边即斜边是＝5；当是直角边，是斜边时，仍由勾股定理求得另一条直角边是㎝．

说明 求解本题许多同学往往受勾3股4弦5的思维定势，而误认为和就是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斜边当然是了，从而漏掉一解导致错误． 构造直角三角形解题

类型之二转化思想台阶中的最值问题

空间图形的距离最短问题是勾股定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应用，一般地求距离最短问题要把“立体图形”转化为“平面图形”，再利用“两点之间线段最短”，以及“勾股定理”等知识来解决问题，这类问题涉及的几何体主要有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等。

1、台阶中的最值问题

如图，是一个三级台阶，它的每一级的长、宽和高分别等于５cm，3cm和1cm，A和B是这个台阶的两个相对的端点，A点上有一只蚂蚁，想到B点去吃可口的食物。请你想一想，这只蚂蚁从A点出发，沿着台阶面爬到B点，最短线路是多少？ 解：台阶展开成平面如图所示，连接AB 因为BＣ＝３×３＋１×３＝１２，AC=5，所以AB2=AC2+BC2=169，ＡＢ＝１３㎝，所以蚂蚁爬行的最短路线为１３㎝。B 类型之三方程思想

3、如图，在波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一朵美丽的红莲，它高出水面3尺。突然，一阵大风吹过，红莲被吹至一边，花朵刚好齐及水面，如果知道红莲移动的水平距离为6尺，请问水深多少？ 分析：由题意，我们知在图1-1中为AB湖水的深度，AC为荷花的长，△ABC为直角三角形． 解：设水深为x尺，则荷花的长为（x+3）尺，由勾股定理得： 62+ x2=（x+3）2

解得：x=4.5,所以这个湖的水深为4.5尺． 类型之四数形结合思想

应用勾股定理及其逆用解决有关航海问题的应用题，首先要能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数学模型，画出图形，结合其他知识求出直角三角形的未知边或相关的量。

例如：甲、乙两船从港口A同时出发，甲船以30海里/小时的速度向北偏东35°的方向航行，乙船以40海里/小时的速度另一个方向航行,2小时后，甲船达到C岛，乙船到达B岛。若两岛相距100海里，问：乙船航行的方向是南偏东多少度？ 解：如图所示，在△ABC中，因为AC=2 × 30=60，AB=2 × 40=80，BC=100，所以AC2+BC2=602+802=3600+6400=10000=1002=BC2，所以△ABC是直角三角形，且∠BAC=90°.由于180°－35°－ 90°= 55°，所以乙船航行的方向是南偏东55 °。

六、跟踪练习

1、已知一个Rt△ABC的两边长分别为3和4，则第三边长的平方是

2、有一个圆柱，它的高等于13厘米，底面半径等于3厘米.一只蚂蚁从距底面1米的A点爬行到对角B点处去食物，需要爬行的最短路程是多少？(π的值取3).解：将圆柱的侧面展开成平面图形，连接AB 因为ＡＣ＝１３－１＝１２㎝，BC=３×３＝９㎝，所以AB2=AC2+BC2=２２５，ＡＢ＝１５㎝，所以蚂蚁爬行的最短路线为１５㎝。

七、感悟与收获

1、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活动你有哪些收获？

2、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获得了那些数学思想和方法？

3、学习过程中你还有什么困惑？

八、分层作业 必做题：

1、课本第16页复习题

3，4，5

B组1

2、独立完成一份小结，用自己的语言梳理本章的内容。选做题：

勾股定理不仅在数学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现实世界中有着广泛应用，请同学们试举几例，感受数学与生活紧密相连。

第五篇：《法律与生活》回顾与思考

《法律与生活》回顾与思考

这学期选择了《法律与生活》作为选修课，我收获很多，我从中了解了很多法律及道德方面的知识。老师的教学方法也很不错，每节课安排一段视频，让我们从观看视频中了解到其中所讲述的法律知识。其中让我印象最深，感受也最深的几节课分别是

一、法治的力量-201110大法治人物；

二、法眼看醉驾-高晓松醉驾被捕；

三、消费与维权-观看央视3.15晚会；

四、村规与国法-观看电影《被告山杠爷》；

五、观看影片《肖申克的救赎》。

看了走进法治人物，感受法治力量的颁奖典礼后，感受颇深的是他们既有个人，也有集体。他们来自于社会各个层面，具有不同的职业背景，年龄层次，教育程度，他们的故事也呈现出丰富的内容与形态，种种不同的基础上，有着一个基本共性-他们承载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中的点滴进步，他们用实际行动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律师施杰，是孙伟铭案中被告的二审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他发现类似的醉驾案件在适用法律上存在两难境地。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以及与国内一些知名的刑法学专家、医学专家的深入探讨，2010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施杰率先提交了一份《关于增加危险驾驶罪》的提案，并很快得到采纳。与此同时，一些法律界人士也开始呼吁“醉驾入刑”。2011年2月，刑法修正案将醉酒驾驶列为犯罪，5月1日正式施行。因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醉驾入刑”成为了2011年的法治热点，引起广泛热议。

郑喜兰，现任唐山市丰润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在任基层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的十多年里，她组织立案查处贪污贿赂案件93件，侦破过某国企会计挪用公款1150万元等大案要案，有罪判决率100%，挽回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并亲自组织抓逃3次4人。郑喜兰先后被高检院记一等功，先后荣获“全国模范检察官”、“全国三八红旗手”等56项荣誉及奖励,被群众誉为“执法为民的好检察官”。

虽然评选出了十大法治人物，但是他们都是用自身的力量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杰出代表，她们的行动也必将带动更多的人投身到法制建设当中，并将不断地完善和创新。看完了法治人物颁奖典礼，更多的是感动，那么下面要说的则是高晓松醉驾案以及一些感想。

当年以一首《同桌的你》而走红乐坛的知名音乐人高晓松，2011年5月9日22时50分，在北京东城区驾车与前车追尾因醉驾被拘，造成四车连撞，4人轻伤。因涉嫌酒后驾车，高晓松随后被警方带走。5月10日凌晨1时30分，警方对高晓松进行抽取血液样本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血液中C2H5OH含量为243.04毫克，已经超过醉酒驾车标准3倍。事发后，高晓松写下简短的保证书：“对不起！永不酒驾！”

5月11日，高晓松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刑事拘留。5月16日，北京交管部门将在东城法院吊销著名音乐人高晓松的驾驶执照。17日下午，相关案件公开审理，高晓松以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人民币，成为“醉驾入刑第一明星”。

2011年11月8日凌晨，因醉驾被判六个月拘役的高晓松从北京

东城区看守所获释。由于认罪态度良好，高晓松人气不跌反升。

对此我想说人孰无过，知错能承认、悔过、改正，就值得认可，同时，我们每个人无论做什么事之前都要考虑后果，不能做危害自己和他人的事，严格遵守法律，做一位守法的公民。

下面要讲的是带给人们对道德的审视的3.15晚会。

“名义上是公益，该收钱时我们也绝不手软。”打着“中华学生爱眼工程”旗号的“工程理事长”“中华学生爱眼工程”是近几年活跃在全国很多县市的一项活动，在全国有上百个工作站。然而这个公益组织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打着公益慈善为幌子的骗钱公司。这个所谓的爱眼工程，丧尽了爱心。

作为全球最大的快餐连锁店，在北京三里屯麦当劳店却执行着双重标准。该公司的“品质参考手册”明确规定食品的保存时间，而在实际操作中，确使用着过期食品。虽然事后，麦当劳公司给晚会发来邮件表示会就这一个别事件立即进行认真调查，并严肃处理，以实际行动向消费者表示歉意。但这件事，也给国人提了一个醒，不一定外国货都是好的，对于舶来品我们同样要注意食品安全。

“人无信则不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没有诚信，也同样不能立足这个社会。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但在利益面前却也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甚至被践踏的道理，从今年3.15晚会所曝光的事件来看，也同样反映出这点。

下面我来介绍一部关于法律方面的影片《被告山杠爷》。影片中山杠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村主任，在那个公安都很少去的太平的村子

里，山杠爷一直很好的主持着大局。后来因为用游街的方式教育村里的一名叼妇而使其上吊自杀，被人检举揭发而被告。影片中我对于山杠爷的孙子这个角色思索了很久。自己的爷爷做的，和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完全不同。他问过他爷爷，得到的回答是：国有国法，村有村规。如果把一个村看成一个国家，那么村规就是国法。而似懂非懂的孙子直接写信给了《法制报》引出了下面的情节。

看完这部影片，我感受良多：农村社会是一个 “熟人”社会，大家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村规是大家所认同的行政规范，而山杠爷那种方式，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合理的。只有他孙子认为那似乎是违法的，这反映出当代人们特别是在农村法制观念的淡薄。出了事情总是按照村约民规来解决。当然这同时也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法制的不健全，导致这一法律所不能触及的事情只能用村约民规来解决的尴尬局面出现。这一局面，我相信会逐步得到改善。可是我不禁在想：堆堆村里一直所认同的权威去坐牢了，村名的脑海里隐约有了一个法治社会的概念。

法制是人们创造出的政治文明成果，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现在社会人人都应该依法办事，也就是说，要依法治国。这是当代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情理与法律的冲突。这又该如何处理呢?我想，立法者是不是应该更加深入民情，考虑到实际的民情呢？是不是应该考虑到去填补现代法律的空白呢？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而我们作为公民，应该加强自身的法律意识，依法办事，遵守维护法律。这是这部影片

带给我们的启示。

下面要说的是观看《肖申克的救赎》后带给我的一些想法与感触： 事业有成的银行家安迪因被误认为谋杀自己的妻子和情夫，在肖申克监狱终身监禁。沉重压抑的背景，还有瑞德那平静缓慢的叙述，让作为观影者的我一开始一直为安迪的命运纠结着，无法想象这该有一个怎样的合理结局。

影片中这个意味深长的句子“Hope is a good thing, maybe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希望是件好事,也许是世间最美好的事物,而且美好的事情永不磨灭。)，一个普通的词——“希望”，却因他在狱中用一把六英寸长的小石锤掘出了一条逃往外界之路，于19年后成功越狱的那刻给予了深刻的诠释。安迪在那个司法黑暗狱政暴戾的环境中坚守，尽管现实的残酷吞噬着他的肉体，而他那永不放弃希望的人性却在自我救赎中，净化了许多人的心灵。狱中几乎每个人都觉得“希望在这里是个可怕的东西”，因为哪怕是个无谓的逃跑的念头也会遭到典狱官们的毒打。他在肖申克似乎是个异数，喜欢整天把玩各种石子，阅读很多书籍„„

老布在肖申克服刑50年后假释出狱。本应该庆幸他获得了自由，然而长年累月的“制度化”生活，让他在陌生的社会中如同一只没有了翅膀的鸟儿，无助地生活着。终于，在墙上刻下“老布到此一游”的留言后放弃了生命。自由给了他希望，而这希望带给他的却是惶恐不安的生活，每次噩梦过后都要思考一番后才能明白自己身处何方。也许，那50年监狱生涯让他忘却了自由之感，而所谓希望，则只是

心中的那份虚妄罢了，所以他选择了死亡。

瑞德在狱中多次申请假释，却一次又一次未能获准。当他几乎绝望时，却又戏剧般获得自由。狱中的他神通广大，似乎没有他买不到的物品。然而当他重获自由回归社会后，却也如老布般感到无助与失落。看到了墙上老布的遗言，本以为他也会追随老布而去，幸而他想起了安迪留给他的话，重拾了希望之火。最终他见到了老友，并拥有了真正自由的生活。

安迪在狱中经历了种种磨难后，当他爬出污水管道，在雨中张开双臂，犹如囚鸟重新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天空。之后，他用了在狱中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典狱长洗钱时虚构出的那个人的身份取得了那些账款，过上了自由的生活。同时，把典狱长的罪证曝光于社会，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他怀抱希望，所以能成功地为狱友争取到一瓶冰啤；他怀抱希望，所以能够用特长取得狱官信任而在广播室播放音乐；他怀抱希望，所以每周一封信最终为监狱争取到了图书馆的旧书；他怀抱希望，所以能够帮助一些狱友学习并获得学历；他怀抱希望，所以最终逃离了肖申克，获得了人生的自由。正因为有了希望，他才一直维持着自己的信仰，一直在前进。

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希望，有了希望，你的人生才是积极有意义的，它将带着你走向成功，走向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