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乃立乐府论文

第一篇：汉武帝乃立乐府论文

“汉武帝乃立乐府“观点浅谈

刘树波

概说：乐府，无论是作为音乐机关，还是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中国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于文学体裁的革新，文学内容领域的扩展，以及它本身所蕴含的创作方法创作技巧和艺术特色对于后世文学的启发都使得乐府研究成为从古至今历代文人墨客热衷的话题。而作为乐府发展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的“汉武帝乃立乐府”一事更是引得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探讨与研究。本文作者将以一个初学者的身份对此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关键词：汉武帝 乐府 家乐 国乐

一，“乐府“作为音乐机构到底始于何时

费振刚先生在他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援引《史记》《汉书》记载，认为乐府机构是汉武帝时代开始设立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汉代从汉武帝时开始设立了一个专掌管音乐的机构，叫做乐府。它的具体任务是定制乐谱，训练乐工和搜集歌辞。而由游国恩，王起 萧涤非 季镇淮 费振刚几位先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乐府”一名最早见于汉初，惠帝时有乐府令，但扩充为大规模的专署，则始于武帝。总之上述观点认为乐府作为音乐机构肯定是出于汉初。

罗根泽先生在《何谓乐府及乐的起源》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即认为“设置大概在秦代”，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书中，郭英德 过常宝两位学者也认为乐府是秦汉时掌管音乐的官署，乐府之名最早见于秦代，汉初沿袭秦制，设有太乐令，乐府令等职，负责掌管宗庙祭祀的雅乐。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书中，周建忠先生也认为乐府是秦代设置的机构，并以1977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编钟上面铸有“乐府”二字作为为证据，可见它是掌管音乐的部门。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也以考古新发现为据，说：1977年，在陕西秦始皇墓附近出土的编钟上面，已有用秦篆刻记的‘乐府’二字，据此可知秦代已有乐府的设置。又据《汉书礼乐志》记载可知汉因秦制，汉初已有乐府。

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乐府”作为音乐机构的存在肯定不是在汉武帝，甚至不是在汉代，有学者认为，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出现了乐府，当然这还有待考证，不过据1977年，在陕西秦始皇墓附近出土的编钟上面，已有用秦篆刻记的‘乐府’二字，足以证明“乐府”的出现至少也应该是秦代。

二“汉武帝乃立乐府”是何谓

我们已经分析了，“乐府”作为音乐机构肯定不是始于汉代，所以部分学者的错误观点再此不作引述。王应麟先生在《汉书艺文志考证

（八）》引吕氏曰：“太乐令丞所职，雅乐也，乐府所职，郑卫之乐也。”到了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汉书。礼乐志》）那么，此处的“汉武帝乃立乐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所设立的乐府，显然是扩大了的机构，而与“夏侯宽备其萧管”的乐府令所主管的范围不同。总之，乐府设立之后，他所主管的范围很大，除了所谓郑卫之声以外，还兼领非郑卫之声的郊祭乐与兵法武乐。而泰常所属的太乐并没有被废除或改称，而是他主管的范围很小。冯沅君 陆侃如 的《中国诗史》也指出史记。高祖本纪》说：高祖还过沛，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孝惠五年，思高祖之乐沛，以沛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这边是汉乐府的开端。所注重的都是宗庙的乐章，此时的乐府是比较不重要的。武帝时稍有改变。《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说：乃立乐府，采诗夜颂，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顾炎武的《日知录》认为乐府有官署和诗体两种意义，关于于乐府这官署究竟始于武帝与否，颇为历代学者所聚讼。大概贵族乐章的职守至少在先秦总已存在，《周颂》就是个证据。不过武帝的时候却在贵族乐章外，还注重民间的作品。

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乐府的行政长官乐府令，隶属于少府管辖，同样管理音乐的还有太长令，隶属于奉常，乐府和太乐在行政上隶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起初在只能上有大体明确的分工，太乐主管郊庙之乐，是前代流传下来的雅颂古乐，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他不是传统古乐，而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中有记载。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得到强化，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诗歌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综上可知，学者们普遍认为，所谓的“汉武帝乃立乐府”其实是对乐府职能的扩充，是对其内容的改革，是对其地位的提高。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对此的看法，一向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近来提出了另一个猜测。

三，“汉武帝乃立乐府”实质上是以“以家乐代国乐”

汉代除庙堂之乐外，汉代还有房中祠乐，以乐府为主。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

（八）》引吕氏曰：“太乐令丞所职，雅乐也，乐府所职，郑卫之乐也。”到了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汉书。礼乐志》）这里所设立的乐府，显然与“夏侯宽备其萧管”的乐府令所主管的范围不同。乐府的行政长官乐府令，隶属于少府管辖，同样管理音乐的还有太长令，隶属于奉常，乐府和太乐在行政上隶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起初在只能上有大体明确的分工，太乐主管郊庙之乐，是前代流传下来的雅颂古乐，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他不是传统古乐，而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可是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得到强化，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诗歌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总之，乐府设立之后，他所主管的范围很大，除了所谓郑卫之声以外，还兼领非郑卫之声的郊祭乐与兵法武乐。而泰常所属的太乐并没有被废除或改称，而是他主管的范围很小。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汉武帝乃立乐府”实际是“以家乐代国乐”汉武帝借此来加强自己的权利。

四，汉武帝为什么如此重视乐府？以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当时的乐府诗，往往新鲜悦耳，容易引起人的喜好，统治者为了满足享受，必然要大量采集。这一时期的乐府诗歌之所以受到汉武帝的重视，跟汉武帝求仙追求长生的目的也不无关系。当然，乐府作为掌管音乐的官署，功能之一是负责掌管宗庙祭祀的雅乐。这些雅乐主要承袭前代，也有一些是自己编的，这些诗歌迎合了汉初制定朝仪举行祭仪的需要，比如郊天，祀地，祭太一在当时都是国家的大典，所以要特别设立一个机构。至汉武帝独尊儒术，为配合帝国大一统兴礼作乐的文化措施，乐府的规模得到扩大，开始了大规模的采集和创制乐歌。这些诗乐作为统治者点缀生平，纵情声色的音乐机关，汉乐府的任务，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它不同于后代的最大一个特点是采集民歌汉代某些头脑清醒的统治者较能接受农民大起义的教训，也颇懂得反映人民意向的民谣的作用，经常派遣使者“使行风俗”观纳民谣，甚至根据谣言单辞，转易守长，这种整治措施，说明当时乐府采诗虽然为了娱乐，但也有作为统治之借鉴的政治意图，即所谓观风俗，知薄厚，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诗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

对乐府的重视客观上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乐府机构，采集制作配乐协律的歌诗，用于宫廷礼乐，或用于观知民风，这些诗歌大部分来自民间，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情感，他们将掩饰在大汉雄风之下的悲惨凄凉的民间生活展示出来，是我们对汉代社会有更完整的认识。汉乐府直面生活，正是苦难的显示态度，丰富并鼓励了中国诗歌的讽喻传统，汉乐府的形式上多用五言，具有相当成熟的叙事和抒情技巧，直接引发了文人五言诗的产生。

我的疑问。

如果说“汉武帝乃立乐府”的实质是以“以家乐代国乐” 是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那么他必然掌握了对乐府的实际控制权。如果乐府成为君王专制的工具，那么，“西汉末年，汉哀帝有感于乐府中郑声淫曲甚为流行，罢乐府官，大量减裁乐府官员，只保留了用于祭祀的雅乐，归太乐掌管。”何谓？暂且抛开汉哀帝有感于乐府中郑声淫曲甚为流行的借口，单单他能掌握乐府存亡的生杀大权，对于乐府中郑声淫曲甚为流行怎会束手无策？这不是很矛盾吗？再来看汉哀帝废乐府的所谓理由：乐府中郑声淫曲甚为流行

众所周知，汉代乐府诗植根于汉代的社会现实，书写了人们真实的思想感情的特点，汉乐府诗是汉代社会历史真实的反映。人民苦难的真实描写，如《妇病行》《孤儿行》丑恶腐朽的揭露讽刺如《鸡鸣》《相逢行》战争徭役的凄惨控诉如《十五从军征》婚姻恋爱的不幸哀唱如《上邪》《白头吟.>》即便有几篇所谓的郑声淫曲，难道至于使汉哀帝废乐府吗？如果乐府真的是集权的一种手段，汉哀帝废之何谓?我认为，乐府的观风俗，知薄厚的功能，使得汉末各种社会政治问题折射在乐府诗中引起了汉哀帝的不快，与之废乐府的行为不无关系。展望乐府诗的研究，必将朝着更加光明的方向发展！参考文献：黄节 《汉魏乐府风笺》 梁晓云《中国古代文学纲要》 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

郑文 《汉诗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4年12月第一版

冯沅君 陆侃如 《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年1月第1版

费振刚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

2001年1月第1版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 《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

游国恩，王起 萧涤非 季镇淮 费振刚 《中国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版

郭英德 过常宝《中国古代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版 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版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8月版

罗根泽 《何谓乐府及乐的起源》（《安徽大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10月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10月第一版

第二篇：汉武帝乃立乐府综论

“汉武帝乃立乐府”综述

刘树波

“汉武帝乃立乐府“综述

刘树波

概说：乐府，无论是作为音乐机关，还是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中国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于文学体裁的革新，文学内容领域的扩展，以及它本身所蕴含的创作方法创作技巧，和艺术特色对于后世文学的启发都使得乐府研究成为从古至今历代文人墨客学习研究的对象。而作为乐府发展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的“汉武帝乃立乐府”一事更是引得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探讨与研究。由于作者水平的局限，本文仅从相对较短的时间领域和空间领域对于该问题作简要的综述。即综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大陆学术界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且由于同样的原因，本文只摘选相关著作的相关观点，其它学术问题在此不做讨论。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王起 萧涤非 季镇淮 费振刚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版）认为“乐府”一名最早见于汉初，惠帝时有乐府令，但扩充为大规模的专署，则始于武帝。作为统治者点缀生平，纵情声色的音乐机关，汉乐府的任务，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它不同于后代的最大一个特点是采集民歌汉代某些头脑清醒的统治者较能接受农民大起义的教训，也颇懂得反映人民意向的民谣的作用，经常派遣使者“使行风俗”观纳民谣，甚至根据谣言单辞，转易守长，这种整治措施，说明当时乐府采诗虽然 为了娱乐，但也有作为统治之借鉴的政治意图，即所谓观风俗，知薄厚，而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民歌的作用，使民歌得以集中，记录和流传。概括地说，该书中认为所谓“汉武帝乃立乐府”只是对乐府诗歌，职能规模的扩充，并对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中则认为汉代从汉武帝时才开始设立了一个专掌管音乐的机构，叫做乐府，它的具体任务是定制乐谱，训练乐工和搜集歌辞。此观点明显是错误的。（此问题后文将有交代）

郑文先生在他的《汉诗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4年12月第一版）中说：《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还过沛，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此乃乐府之发源。《史记。乐书》说：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改，于乐府习常肆旧而已。汉初庙堂之乐大体如此。除庙堂之乐外，汉代还有房中祠乐，以乐府为主。泰常所属的太乐令丞与少府所属的乐府令，所负职责是不一样的。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

（八）》引吕氏曰：“太乐令丞所职，雅乐也，乐府所职，郑卫之乐也。”到了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汉书。礼乐志》）这里所设立的乐府，显然是扩大了的机构，而与“夏侯宽备其萧管”的乐府令所主管的范围不同。，郊天，祀地，祭太一在当时都是国家的大典，所以要特别设立一个机构。乐府机构设 立的原因还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诗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其次，当时的民间歌谣，往往新鲜悦耳，容易引起人的喜好，统治者为了满足享受，也必然要大量采集。总之，乐府设立之后，他所主管的范围很大，除了所谓郑卫之声以外，还兼领非郑卫之声的郊祭乐与兵法武乐。而泰常所属的太乐并没有被废除或改称，而是他主管的范围很小。概括的讲，本书对于“汉武帝乃立乐府”的看法也是认为其只是对乐府诗歌，职能规模的扩充，并对其设立原因进行了探讨，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8月版）大体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所谓“汉武帝乃立乐府“即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中有记载。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得到强化，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诗歌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

冯沅君和陆侃如两位先生的《中国诗史》（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年1月第1版）里指出《史记。高祖本纪》说：高祖还过沛，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孝惠五年，思高祖之乐沛，以沛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年这便是汉乐府的开端。所注重的都是宗庙的乐章，此时的乐府是比较不重要的。武帝时稍有改变。《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说：乃立乐府，采诗夜颂，有赵代秦楚之讴，以 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顾炎武的《日知录》认为乐府有官署和诗体两种意义，关于于乐府这官署究竟始于武帝与否，颇为历代学者所聚讼。大概贵族乐章的职守至少在先秦总已存在，《周颂》就是个证据。不过武帝的时候却在贵族乐章外，还注重民间的作品。

费振刚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

2001年1月第1版）指出《史记》《汉书》记载，认为乐府机构是汉武帝时代开始设立的。罗根泽在《何谓乐府及乐的起源》（《安徽大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10月）中认为“设置大概在秦代”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10月第一版）中说：1977年，在陕西秦始皇墓附近出土的编钟上面，已有用秦篆刻记的‘乐府’二字，据此可知秦代已有乐府的设置。又据《汉书礼乐志》记载可知汉因秦制，汉初已有乐府。

《中国古代文学史》（郭英德 过常宝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版）乐府是秦汉时掌管音乐的官署，乐府知名最早见于秦代，汉初沿袭秦制，设有太乐令，乐府令等职，负责掌管宗庙祭祀的雅乐。这些雅乐主要承袭前代，也有一些是自己编的，这些诗歌迎合了汉初制定朝仪举行祭仪的需要，至汉武帝独尊儒术，为配合帝国大一统兴礼作乐的文化措施，乐府的规模得到扩大，开始了大规模的采集和创制乐歌。这些诗乐除了用于礼乐教化 燕享娱乐之外，因其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在政治上也发挥着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史 》（周建忠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版）乐府是秦代设置的机构，1977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编钟上面铸有乐府 二字，可见他是掌管音乐的部门，西汉设立的乐府职能是管理音乐舞蹈杂戏，负责朝廷典礼时歌舞音乐杂戏的编排，和演出。其内容有帝王后妃文人所做，但很大部分来自民间。

综合以上文献材料，我们初步认为，关于“汉武帝乃立乐府”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其一是以《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为代表的认为乐府作为音乐机构始创于汉武帝。此说法明显是不对的，1977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编钟上面铸有“乐府”二字，可见它作为掌管音乐的部门早在秦代就已出现；其二是所引其他学者的认为是汉武帝对于乐府机构的扩充，乐府诗题材等的扩大，使得乐府地位空前提高。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河北师范大学曾志安先生提出了一个较为新颖的看法，静待佳作的发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西方传入的学术研究方法的不断深入学习，再加之我国学术研究方法的不断突破，对于此问题的探讨，正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视角都将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参考文献：黄节 《汉魏乐府风笺》 梁晓云《中国古代文学纲要》 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

郑文 《汉诗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4年12月第一版

冯沅君 陆侃如 《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年1月第1版 费振刚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

2001年1月第1版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 《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

游国恩，王起 萧涤非 季镇淮 费振刚 《中国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版

郭英德 过常宝《中国古代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版 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版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8月版

罗根泽 《何谓乐府及乐的起源》（《安徽大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10月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10月第一版

2010级文学院3班刘树波 2010013837 *** 7

第三篇：论文-诚信乃做人之本

诚信乃做人之本

参天大树挺拔耸立，靠的是深扎大地的根的默默支撑；凌云高楼气势撼人，来自厚重坚硬的基石无语的支撑；古人曰：人无信不立、言不信者行不果，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这些至理名言足以说明诚信的重要。网友“一时缘一世情”评论说，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是公民的第二个“身份证”那么，人又是靠什么来支撑起无比睿智的人生呢？那就是——诚信！坚守诚信，就是坚守气节和操守，坚守诚信，就是坚守做人的根本。万事万物皆以诚信为本。但眼下最让人们放心不下的似乎就是食品安全了。大家不妨先看看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冠生园月饼、苏丹红、齐二药、阜阳奶粉、激素蔬菜，三聚氰胺、苏丹红、地沟油、漂白蘑菇„„三鹿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的安危毅然在奶粉中加入了对人身有害的三聚氰胺，事情被揭露以后，三鹿陷入破产的境地，同时也使1253名无辜的孩子患上了肾结石。

这些层出不穷的食品还能不能让广大消费者相信它们是安全可靠的食品。也许这些超出人们的想象的不安全食品早已让大家感到惊呀和惧怕——这些东西能吃吗？还有什么东西能吃？我们该吃啥？等一连串的发问。再看看最近发生的肯德基冲泡豆浆粉当现磨豆浆、味千拉面冲泡汤剂充骨汤，这些负面消息再次“稀释”了人们对餐饮业的信任度，不少公众已对此发出责问，这样的品牌商家还讲不讲诚信？

商家不诚信，专家能诚信吗？专家原本是个凝聚着百姓高度信任的美好词汇，其之所以成为专家，往往是在特定领域有更深入的研究，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观点更为专业。但近年来，近似于骗子的“养生专家”、被发现收了企业红包的“代言人专家”以及说出类似“北京交通拥堵的原因是自行车太多了”等匪夷所思言论的专家，实在让人失望。难怪老百姓把专家戏称为“砖家”。

物有类同，人有相似。专家违背良心、坑害百姓，百姓真不希望“金缕玉衣”事件再度发生。但眼下一些高级官员、名人名星更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通过各种不择手段伪造假学历，虚报假数据，捞取钱财和荣誉，做出了既败坏党风政纪又有损人格品行违背良心的行为，这些人有的受到党纪国法严惩，有的断送自己的前途乃至性命，其实凭着这些，我们不得不对他们的诚信画上几个大大的问号，同时也今世界各地，失信的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信用危机，影响经济发展，扰乱生活秩序。例如，在中国大陆，有些政府官员欺上瞒下，贪污情况严重。在商业交易中，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目前中国约有35% 的企业被假冒伪劣产品侵权，此类产品的产值年均高达13,000亿元。商家对顾客态度冷漠敷衍、虚假广告、毁合约、作假帐的现象相当普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在香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也发生过不少惊人的贪污案件，如“葛柏案”、“律政高官受贿案”、“圆洲角短桩丑闻”，至于街头行骗、盗窃、信用卡赖帐等现象俯拾皆是。有人质疑：这样下去会不会使社会遭遇诚信危机呢？

人类社会需要诚信，因为它是连接古今的桥梁，是维护国与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纽带，彼此以诚相待。人与人之间交往更需要诚信，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全人类所认同的道德规范。诚信，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作家王蒙说过：友谊不用碰杯，友谊无需礼物，友谊只不过是我们不会忘记。诚信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不欺骗他人、守信用，一个无诚信的人就是丧失了品德。一个身心不健康的人，不仅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他人，可以说就是骗子，这样的人不但得不到他人的信赖，在社会上也无法立足，这样的人很难交到知心的朋友，不管我们在哪里，都要具备诚信，从经商角度来看，“诚信”主要有以诚待客、货真价实、公平买卖、信守合同、偿还借贷、不做假帐等。有一位外国专家曾讲过一句话：“诚实是最好的公共关系政策”。商家只有以诚待客，方能赢得顾客盈门。无论是高官名人也好，普通市民也罢，作为个人都应诚信待人，做到真诚、老实、讲信誉，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做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这样诚信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反之，如果你有失诚信、不守诚信，公平正义就会与你擦肩而过。诚信是为人之本，它以高尚的心为基础，以责任道德为前提，不诚信也许可以欺骗一时，但长期下去，丑陋的嘴脸必然显性，而且，从此就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实在有点得不偿失，更是自欺欺人拥有诚信的世界就这样青春荡漾，而失去诚信的世界，就带着苍白无力的呼喊步入死亡。

重塑诚信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政治文明表现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也表现出诚信这个基本要素。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并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人民群众更好地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使党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使国家政权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要求以诚信为基础，造就良好的诚信环境，遵循诚信原则行事，共同建设诚信社会。

重塑诚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从根本上建设好诚信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构筑庞大力量，实现打造“诚信社会”这一目标。

诚实守信，是我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人们讲求诚信，推崇诚信。诚信之风质朴醇厚，历史越悠久，诚信之气越光大华夏，充盈中华。她早已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液，成为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第四篇：立法学论文

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问题探讨

摘要：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亦即国家立法权主要由《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赋予的，但《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也存在有不一致的地方，这导致了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行使国家立法权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特点等。针对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问题，笔者深入地探析问题的症结，并提出了可行性的初步建议。

一、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制度解析

（一）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划分的历史沿革

1立法权是立法体制的核心，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在我国的立法体制也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其立法权的划分当然与我国立法体制的变更过程紧密联系。我国立法体制的沿革大致被分成了三个或四个阶段，而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划分的历史沿革最具有影响意义的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和1982年宪法的通过。其具体历程如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4年宪法制定前，根据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当时我国的立法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就有权立法的国家机关立法权

2限划分而言，实行了一种中央集中统一与地方立法相结合的体制。因为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因此那时候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均没有立法权。随着1954年宪法的制定与实施，我国的立法体制基本成型。这一阶段我国的立法体制的一个特点是：立法权高度集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制定法律。3根据1954年宪法的规定，享有国家立法权的只有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无立法权。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又专门“授权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的精神、根据实际的需要，适时地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即单行法规。”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又进一步确定：“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大会授权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工作需要，对现行法律中一些已经不适用的条文，适时地加以修改，作出新的规定。”但在这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逐渐走向停滞，全国人大常委会除通过一些决议、决定外，没有再制定法律，因此，1959年的这次授权实际没有得到执行。但这两次授权，已经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部分国家立法权，从而改变了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唯一机关的规定，这是对1954年

4宪法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发展。1982年修改宪法，对立法体制作了重要改革，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除全国人大制定刑事的、民事的和有关国家机构方面的法律以外的其它法律。常委会还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共同行使立法权，并不意味着它就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平5等的法律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经常性地行使国家立法权。但是，常委会的国家立法权仍然从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家立法权，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予以改变或撤销。彭真同志在宪法修改草案报告中对为什么要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国家立法权是这样解释的：“我国

国大人多，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不宜太少，但是人数多了，又不便于进行经常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它的组成人员是人大的常务代表，人数少可以经常开会，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经常工作。所以适当扩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6有效方法。”这是现行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立法权的初衷。

（二）宪法和立法法对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划分

我国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第58条、第62条、第67条，对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划分作了规定。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由此可见，国家的法定立法决策主体是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即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国家立法权的共同享有主体，且宪法对两者的立法权进行了明确的划分。根据宪法第62条的规定，全国人大主要行使以下两方面的立法决策权：一是修改宪法权，二是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权。根据宪法第67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以下两方面的立法决策权：一是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的法律权，这就限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决策权的范围，基本法律的制定由全国人大决策，而非基本法律的制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策，二是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在不得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前提下，有对其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权。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部分补充和修改权方面的决策，全国人大拥有撤销权。由此可见，1982年宪法已经设定了两者在立法权上的重大差别，制宪者显然具有划分两者立法权的分7工用意。全国人大原则上只对设计宪政架构的法律行使立法权，即全国人大专司宪法和基本法律的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则在此宪政架构下主要行使普通法律的立法权，即基本法律的修改、一般法律的立改废等立法权力。

2000年颁布施行的《立法法》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也进行了规定，相关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立法法》第7条，第8条，第9条，第42条。其中，《立法法》第87条是对宪法关于国家立法权的行使主体主体及其各自权限原则规定的重申，基本上符合了

9宪法的相关规定。但是，《立法法》第8条关于“只能制定法律事项”的列举式规定，将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混同起来，规定了两者皆可立法的共有事项，模糊了宪法关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划分界限。这是立法法与宪法关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划分不一致的地方。《立法法》第9条是关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立法权的规定，此处也未将两者的授权立法权进行区分，亦即模糊了两者立法权限的界限。而《立法法》第42条则是将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的原则规定予以细化列举，进一步完善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制度。

二、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行使立法权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

1.立法越权侵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行使立法权限时超越了宪法赋予的立法权限，制定了一些本应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立法实践中出现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应属基本法律范围的法律10，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同时，有些宪法明确指明属于“基本法律”范围的，却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如《民事诉讼法》（试行）属于民事程序的法律，《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属于刑事法律，《人民解放军选举人大代表的办法》，属于国家机构的法律。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补充基本法律时也常超出“部分”的范围，不仅从法律条文的数量上而且从法律的根本内容上进行全面修改。如对《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2月28日的修改涉及到许多基本制度的变更，其中最重要的修改就是在序言中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定位从过去的“重要政治制度”提升到了“基本政治制度”，确立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当属宪法职能，非常委会所能担当，这是明显的越权。但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超越自身立法权限并侵犯全国人大立法权的同时，它自己所拥有的一些宪法赋予的基本立法权却很少或不能有效

11行使，甚至根本没有行使。

2.立法冲突矛盾 立法实践表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大量的、经常性的立法工作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活跃的国家立法权主体。两者制定法之间的冲突是难免也是现实存在的，如全国人大制定的《交安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处罚法》

12、全国人大制定的《律师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刑事诉讼法》，都分别存在矛盾冲突的地方，在司法实践中出现适用的困难。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效力问题涉及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及两者的关系问题，即新法效力是否必然优于旧法？在宪法关系上，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是同一机关，当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的效力发生冲突时，并不能简单适用“新法优于旧法”原则13。当然如何解决此类法律冲突后文会涉及到，这里只是表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冲突与矛盾问题。

3.立法无序混乱 立法实践中，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冲突甚至相互错位地行使对方的立法权就并不奇怪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行示威法》等关涉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理应属于基本法律的范围，但事实上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而像纯属调整经济关系的技术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却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两者关系错位，立法无序混乱。特别是从事物的性质和重要性看，有些相对重要的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而有些相对次要的法律却由全国人大制定了14。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法律，如《游行示威法》、《逮捕拘留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就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还有就是有的法律性质和重要性差不多，但有的由全国人大制定，有的又由常委会制定。如企业法与破产法，重要不相上下，甚至后者更重要，但是前者由全国人大制定，而后者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同属基层群众自制法律，但前者列为代表大会立法范围，后者列为常委会立法范围。

（二）原因分析

针对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笔者总结出原因主要如下： 1.规范层面的原因——权限划分不清、概念不明确

前面已经对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划分进行了制度解析，可以明显的看出，宪法对于两者权限的区分很明确也很简单，可是立法法却有意模糊了两者的界限，仅简单规定了专属立法事项，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事项混同在一起，另外，对于基本法律、其他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概念缺乏明确的界定。由此导致了立法实践中明显的越权，准确的讲是越宪法规定的权限，并造成了立法混乱无序。特别是基本法和非基本法之间没有一个法定的衡量标准，极易导致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职权的混同15。涉及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补充基本法律权时，规定的“部分补充或修改”中，“部分”的含

义是什么？补充修改多少才是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补充修改基本法律时，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这些概念的界定也是不清晰的，致使基本法律修改权行使出现明显的失范现象。

2.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组织结构特点导致“母子关系倒错”

我国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广泛的权力，但同时宪法和法律又设计出规模庞大的人大，使它无法充分行使权力，并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由于人数众多，加上会期短，其中相当一部分重要权力没有行使，或者没有很好地行使。全国人大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正确全面行使自身的立法权限，而只能更多的依赖于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和全国人大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但其立法权范围受到宪法和立法法的限制，不能超越全国人大的立法权限。在法律层面，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它的常设机关，由其产生、对它负责、受其监督，这是典型的“母——子”结构。但是，在现实的运作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显然成为全国人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成为代表的领导机关。在“母子倒错”的结构下，全国人大事实上很难约束和限制成为其领导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16近20多年的立法实践表明，与全国人大相比，常委会实际上已成为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其立法职权已不是“适当扩大”而是“相当膨胀”。17 也不是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意“架空全国人大的立法权，而是制度设计造成全国人大无力应对立法工作的需要，使得常委会侵蚀了全国人大的部分立法权。

3.监督机制失却

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十一）项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由此，全国人大可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进行事后监督，从而使全国人大能够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改权进行更直接、实质的控制。但是在实践中，全国人大从来没有“改变或者撤销”过常委会的法律。这是因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同源关系即上文提到的母子关系削弱了全国人大的监督意识，这是监督机制失却的主观因素。另外还存在一些客观因素影响了全国人大监督机制的启动，如全国人大的会期短暂而议事任务却极为繁重，在繁重的会务压力下，全国人大已将许多立法任务交由其常委会完成。18既然没有时间进行立法，全国人大更无暇关注到对其常委会立法的监督了。由于缺乏宪法和法律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权时就更无所顾忌了，即出现了立法冲突和立法混乱现象。

三、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与建议

（一）解决思路：权限划分中贯彻民主法治精神，实现民主与效率价值的平衡。

前文已经对我国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这样的解决思路：将法学理论中的民主法治精神贯彻于制度规范中，通过立法权限划分的制度化规范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合法有效运行。同时，根据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结构特点，采取一些改革措施，实现民主与效率价值的平衡，从而达到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行使的合宪性目标。具体的建议参见第二部分。

（二）建议

1.进行宪法解释和立法法解释，明确权限划分和概念界定 在全国人大，不少基本法律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即使是全国人大自己制定的法律，其实际内容也都是由常委会设计好的，全国人大基本上履行表决通过程序；全国人大还通过立法或者作出授权决定，将许多本应由人大制定的法律赋予常委会和国务院制定19。

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实践中承担了更多的立法任务，时而超越宪法赋予的立法权越权立法，而同时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享有宪法解释权和法律解释权，就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解释和立法法解释，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越权合法化。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中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划分进行解释，通过对立法法中“基本法律”、“其他基本法律”、“其他法律”、“部分补充和修改”和“不得同该法律基本原则相抵触”等这些模糊的概念给解释清楚，给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实践中行使立法权以明确的法定标准，体现出法治精神的要求，避免立法冲突和矛盾。虽然现在即使学界对“基本法律”等概念的界定也都遇到了困难，但就算不能给出明确的规定，还是要给出一些基本的标准，至少它是一个法定依据，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权限的明确划分和概念的界定提供了统一的法定规范。

2.加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规范立法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常并宽泛地行使立法权使法律的民意基础大打折扣，但由于全国人大人数众多，会期短，全面行使立法权能有一定的障碍。这就是所谓的民主与效率的矛盾。要解决民主与效率的冲突，平衡两种价值，就必须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自身组织结构入手，加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使其都能更好的行使其立法权能。根据宪法对国家权力的分工，全国人大行使的权力统归于宪政决策之权20，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则可行使立法决策之权。让全国人大主要发挥议政功能，而将绝大部分的立法功能剥离到常委会，这是一种内部分工的结果21。据此分工，笔者提供的具体方案有22：（1）使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业化，促使其更有效地履行各自职权；（2）适当增加全国人大会议次数和会议时间，提高民意性基础；（3）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向全国人大申请立法授权，替代全国人大行使其不能行使的部分权能，提高立法效率，满足现实的立法要求。这些方案也有利于全国人大制度的完善，实现人大制度设计的初衷——真正实现人民民主的要求。

3.加强宪法监督立法监督和外部监督

针对监督机制失却所导致的越权和立法混乱问题，应加强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而有关宪法监督的争议，在宪法学界已存在许久，从宪法学角度看，宪法监督权配置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最为适合，但全国人大仍保留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监督的最高权力。23同时，全国人大要主动行使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行为的事后监督制约手段，即现行宪法第62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通过《立法法》解释，明确权限划分，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设置限制。最后，设置一个专门的外部监督机构也是必须的，因为只有有制约的权力才能发挥立法制度设计时应有的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设置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对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权进行外部监督，实现立法权限配置时的最初目标——民主与效率价值的平衡24。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1.胡建淼主编：《公权力研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6.封丽霞：《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出自周旺生主编《立法研究（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10.陈伯礼著：《授权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二）期刊类 1.郭道晖：《论国家立法权》，载《中外法学》1994年第4期（总第34期）。5.李林：《关于立法权限划分的理论与实践》，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

第五篇：立法学论文

☆立法学论文6/14/2014☆

题目：吐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三大嘈点姓 名：学 号：院 系：专 业：班 级：指导老师：

立法学论文

胡斌 2013162012 哲学与法学学院

法学 131

二○一四年三月

☆立法学论文6/14/2014☆

版权声明：

任何收存和保管本论文各种版本的单位和个人，未经本人同意，不得将本论文转借他人，亦不得进行原则性抄袭或以任何方式传播。否则，引起有碍本人著作权之问题，将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Copyright statement：

Any units and individual collection and filing various versions of this paper, without consent, shall not be lent to others in this paper, nor were principled copi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way.Otherwise, cause problems hinder my copyright, will assume legal responsibility.☆立法学论文6/14/2014☆

前言：对于立法学的学习，鄙人虽对我国立法法整体了解得不是很深入，但对于我国立法法中的一些条款不敢苟同，其中比较不理解的就是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的问题了，一开始以为只是自己对概念理解的凌乱，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慢慢地发现条文有缺陷，而事实上立法权的行使也存在问题，故参考了一些文献，对我国立法权限的一些缺陷做了部分总结与论证，如有雷同纯属引证，若发现有概念性语言失误欢迎批评指正。

摘要：本文通过论证关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立法权限在条文上、事实的行驶上不清楚的问题和这个问题所引起的法律位阶不清的问题、法律的安全保障问题等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过大的结论。

关键词：立法权限，宪法，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法、基本法、非基本法

正文

☆立法学论文6/14/2014☆

一、关于立法权限的划分

（1）.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立法权限不清

根据现行宪法第五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明确将国家立法权赋予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同行使, 同时原则划分了两者的立法权限, 立法法第七条中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即全国人大行使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的职权, 并有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部分修改和补充, 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法的这一规定原则上反映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不同法律地位, 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是全国人大的一个常设机关, 必须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宪法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的规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全国人大立法权限是大于其常委会的。然而,在立法法重申宪法里关于立法权限的第七条中，当我们仔细看时，却发现立法法的这一规定模糊了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各自立法权限的原则划分,以下三点均以文义解释：

1、立法法第七条第二款中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只限于基本法律；

2、立法法第七条第三款可以这样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是非基本法，但是可以制定和修改全国人大修改过的基本法，接着第三款还规定了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进行修改，虽然其在最后一句声明不得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但是事实上就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很大的立法修法的活动空间；

3、闭会期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过的法律并没有法定机关审查是否违宪，是否与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的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便可公布执行。综上，归结起来就是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在事实上会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干预，甚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无法无天”。

在宪法中，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行使最高的国家立法权, 由它产生的基本法律是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和主干部分。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仅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 是由代表的代表组成的, 由它产生的法律无论从其内容的重要性和所代表的民意来看, 都不可以与基本法律相提并论。因此, 明确划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是有必要的, 立法法应根据宪法的原则规定, 结合实践对两者做出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

另外, 要明确界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 还需要明确两个概念: 基本法律、其他法律。宪法虽然规定了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律以外的非基本法律, 但从目前已有的法律规范中却可看出二者的界限并非分明, 如,同为我国民事法律规范中两个重要的法律: 婚姻法和收养法, 前者由全国人大制定, 后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再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由八届全国人大常

☆立法学论文6/14/2014☆

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规范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公司的组织和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公司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 而仅仅规范市场经济主体一种经济行为的合同法却由全国人大制定。按照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的宪法规定, 是否可以得出婚姻法、合同法为基本法律, 收养法、公司法为非基本法律, 婚姻法和合同法的地位高于收养法和公司法的结论呢? 否则,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依据什么来行使各自的立法权限的呢? 基本法律只能由全国人大制定, 其他法律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而事实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成为我国法律的主要制定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已不是依据82年宪法有了适当扩大, 而是相当膨胀了。这与两者概念不清有着直接的关系。法法非但没有做到对两者的清晰界定, 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膨胀问题得到有效控制, 反而使宪法的原有规定更加模糊。难道要我们理解成: 凡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就是基本法律, 凡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就是非基本法律吗？

（2）.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不清, 淡化了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效力等级立法法对我国多层次立法的效力等级作了明确规定,我们一般将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划定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却往往忽视了法律中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效力等级。从保障法制统一, 防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背离全国人大的意志, 并进而偏离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轨道的角度出发, 立法法应明确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位阶。立法法第七条重申宪法的条文中,基本法与非基本法是有位阶的，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在第79条却又回避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效力等级问题, 仅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这就又淡化了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本应存在的效力等级, 进而导致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结果。这有违宪法的规定, 会在实践中造成混乱。这样，使它无法明确规定基本法律的效力仅次于宪法而高于其他法律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得与基本法律相抵触。立法法第85条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 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这就意味着当基本法律与其他法律发生冲突时, 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裁决权, 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适用其他法律将成为具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合法行为。这有违现行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性质和职权的规定, 削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权威性, 更不利于改善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现状。

（3）对于立法法第九条的授权性规定，暂且不论第（1）所述文义解释的缺陷问题，宪法原则上是不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但是第九条却对此作出了变通的规定，即：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这不仅开玩笑似的和第八条的十款只能制定法律相抵触，而且又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很大的控制法律法规的权限。立法法第十一条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中的“条件成熟”又给了法规存在的时间可以无限增长，☆立法学论文6/14/2014☆

造成法律空白，虽然说要立足于实际，但法律也要有前瞻性呀，怎么能就且行且用呢！？况且行政法规的制定没有法律严格，那么该是制定法律的事项却用没有时间限制的法规代替是否又真能起到利民的作用呢？这让我想起了孙志刚事件：2003年3月，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因缺暂住证命丧广州收容站。5月，3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1982年开始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6月18日，《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6月22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从3位法学博士和5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中间仅相隔1个月的时间，这在我国法制进程中，可谓奇迹。可是，每一个行政法规的改变都要有人死然后有媒体报道才能修改其中的不足么，这对立法者来说是可悲的一件事情！话糙理不糙，像这种只能制定法律的内容又可以给制定行政法规，而且还给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样的授予权，那么法律法规真正利好于人民的作用将会大大降低。

结论：

总而言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在事实上实在是超出了宪法的预定，这样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个问题了：我们到底能不能再在良法下愉快地玩耍啦？

参考文献：我国《立法法》的缺陷分析

致谢：

谢谢老师布置这么一个作业，虽然我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准备这个论文，但是我在努力的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首先是对立法法的立法权限这一节更加了解了，也挖出了一些存在问题，其中也参考了很多的文章，开阔了眼界，对自己学习法学非常有益；其次就是懂得了一些论文的格式，对自己以后写论文有很大的用处。总之，写这个作业让我收获良多。

胡斌 2014-4-19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