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福利国家现状以及启示

第一篇：欧洲福利国家现状以及启示

欧洲福利国家现状以及启示

福利国家的定义：福利国家是国家通过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一种方法。在施瓦茨的《美国法律史》一书中，福利国家是指从罗斯福新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历史阶段。

欧洲福利国家产生：欧洲福利制度的起源，如果从社会政策立法来看，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中期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1960，该法将对穷人的救济制度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但一般而言，学界认为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是以19世纪80年代德国稗斯麦政府颁布的《劳工疾病保险法》(1883),《事故保险法》(1884),《养老金保险法》(1889)为标志的。20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快速发展，当时单一的社会救济和保险已经不能够平衡日益增长和激化的社会矛盾，欧洲很多国家开始重新定位政府所扮演的角色、)1945年英国工党经过大选上台执政，采用了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勋爵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即《贝弗里奇报告》)，这份报告中提出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得以用法律的形式正式固定下来，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该国第一个建成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因此而正式得名。在此之后，几乎所有的欧洲发达国家相继通过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立法，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完整的以高福利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保障体系。

福利国家模式在欧洲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有学者将福利国家的产生归结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四个方而交互作用的结果:首先，工业化初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为福利国家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党政治为讨好选民，使得国家福利成为必需的手段;再次，福利思想的发展为福利国家的产生提供了意识形态环境;最后，军事斗一争作为所有变化因素中的强大者，加速推进了福利国家的产生进程。欧洲福利国家的类型：1。保守/团体型福利国家（conservative）, 这个种类的国家有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

2。自由型福利国家（liberal），国家如下美国、英国、加拿大。3。社会民主型福利国家（social democratic），瑞典、丹麦。这三种类型的国家福利形态各有差异，简单来说，第三种social democratic是福利最好的，而第一种conservative次之，最后也就是最差的就是Liberal的国家了。

社会学家艾斯平·安德森(Esping Andersen)开创性地把福利国家分为以下三个类型⑤:(1)“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美国为代表)。在这种福利体制中，居支配地位的是 不同程度的经济调查和家计调查式的社会救助，辅以少量的普惠式转移支付或作用有限的社 会保险计划。对于一个基于市场的社会服务制度而言，履行普遍性标准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 件: 第一，充分就业。在公民离开学校之后和退休之前，必须保证所有公民有充分的可能得 到报酬优厚的工作。

第二，高水平的工资。最低工资的水平必须足够高，以使得所有公民有能力私人购买能 够保护他们免受疾病、残疾、临时失业和养老重负的必要的退休金和保险计划。

(2)“保守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德国和奥地利为代表)。该制度类型的特点是，只有 当家庭保障的功能被严重削弱时，国家才开始提供相关的社会福利服务。

(3)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体制。该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旨在“寻求相当水平的平等标准 的服务和给付，而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只满足于最低需求上的平等”。这样的标准迎合了新型中产阶级的差异性品味。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基于普惠性原则，并通过高税收来追求最高水准的公平。当然，高税收也因福利给付分配的普惠性而被广为接受。

欧洲福利国家典型代表：

一、法国：种1公顷农田补贴400欧元,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4.9%

在法国，公民从娘胎到死亡受到400多种福利的保护。法国社会福利的特点是不管国籍，只要在法国有合法居留身份，就可享受。笔者在法国留学时，照样享受他们的住房补贴和育儿补贴。

法国医疗保险全民享有，根据个人收入情况，公民每年仅交几百欧元的医保费，大致是一个星期的最低工资，失业者则免交此费。家庭如果只有一人工作，可将配偶及子女纳入自己的保险中，交费不变。病人每看一次医生只交1欧元的挂号费，其余所有费用在自己的保险账户上由社保机构划拨。

在法国，农民每种1公顷农田补贴400欧元（1欧元约合8.9元人民币），每养1头牲畜补贴300欧元，补贴农产品要求符合环保生产标准。

对无工作或低收入家庭，根据家庭人口数每月领取405.62欧元到851.81欧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则每增加一个孩子，每月加162.25欧元。

孩子从在娘胎里的第5个月起到满3岁，如果父母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每个孩子每月可领取156.31欧元的幼儿补贴。如果父母为照顾孩子而停止工作或减少工时，则每月可领取320.67欧元到484.97欧元的育儿补助。

如果雇用保姆照看小于6岁的孩子，并且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每个孩子每月可享受65.46欧元到199.78欧元的补贴。如果家庭有两个孩子，每月补助 108.86欧元，以后每增加一个孩子增加139.47欧元。孩子长到11岁时，每月补助再追加30.62欧元，16岁时每月再追加54.43欧元。此项补助直到孩子找到工作为止。

法国国民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如果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标准，孩子每个学期开学时可领取249.07欧元的补助。从初中到大学，学生可获得每个学期54.9欧元到3456欧元的助学金。

残疾人根据残疾情况，每月可获得109.40欧元到1025.72欧元的补助。

法国一些城市对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提供免费公交服务，有的城市则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公交服务，或提供免费自行车。

二、英国：难民也享受高福利，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5.9%。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笔者有个朋友在英国生孩子，从入院到出院不用花一英镑，伙食费都由政府买单，出院时，政府还给买好了婴儿车。

英国大学阶段以前的教育均免费，大学阶段也有90%的大学生可获得政府津贴。所以，对低收入家庭来说，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是一路免费的。

英国的社会福利覆盖所有在英国居住的人。笔者采访过一名在英国的难民，他在英国享受很舒适的福利住房，居住面积约80平方米（与另一人合住），洗衣机、电冰箱、煤气灶、电视机等家电应有尽有，想要什么生活用品，跟福利官说一下，也会免费获得，床单、毛毯定期免费换洗。英国政府每周给他发生活费，第一周是 90多英镑（1英镑约合10.5人民币元），从第二周起，每周35英镑。他照样享受与英国国民同等标准的免费医疗，他不会英语，看病时由政府出钱为他聘请翻译。

三、德国：买“伟哥”也报销，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7.6%

德国人一生下来就享受抚育金，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为每月184欧元，第三个孩子为每月190欧元，从第四个孩子开始，每月215欧元，这笔钱一直领到25周岁或有了固定收入为止。

对困难家庭来说，社会福利几乎包办了一切，领取的救济金只是“零花钱”，购买价值超出30.68欧元的日用品由社会福利局支付账单。

德国《图片报》的一个记者走访了一个拿救济金的家庭，男主人30岁，妻子23岁，他们有一个出生不久的孩子，这个家庭几乎所有用品，从拖鞋、衬衣、小孩床，到洗衣机、电视机、炉灶都是由社会福利局付款购买的。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能领到350欧元的房租补贴、385欧元的生活费。

德国黑森州有位弗先生靠社会救济生活，每月从社会福利局领取350欧元的救济金和112欧元的养老金，社会福利局同时还要为他支付居住面积100平方米的住房的房租。弗先生由于靠服用性刺激药物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政府还必须为他每年支付购买“伟哥”的4900欧元费用。

四、瑞典：丈夫有9个月的全薪产假，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8.2%

瑞典1847年通过了《济贫法》，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助。瑞典把福利当作公民的基本人权作出法律上的承诺，当公民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险法院或高等公共保险法院申诉。

在瑞典，老婆生孩子，老公也跟着休9个月的全薪“产假”。在孩子年满16岁以前，父母均可获得生活津贴；年满16岁以后，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青年，如继续读大学则领取教育津贴，这样，大学也和免费差不多。

在瑞典看病个人只掏60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元人民币）的挂号费，其他一切费用都由政府买单。

瑞典的失业保险分两部分，即基本失业保险和自愿失业保险。所有20岁以上的失业者，可领取每日320瑞典克朗的基本失业保险金。

除此之外，自愿失业保险职工参加全国36个失业基金，如果失业，在头200天里，可以领取过去12个月平均工资的80%，第201天到300天（有未满18岁的孩子为450天）期间减为70%，超过这个期限则由工作发展保险支付。

2006年，全国有90%的工人加入了失业基金，553000人受到了失业基金的资助，平均每人得到54069瑞典克朗。失业基金的资金主要由政府提供，会员费只占基金的9.4%。

五、挪威：带全薪休病假，社会福利占GDP的33.2%

挪威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所有公民都享受毫无差别的高品质的医疗服务，病假期间的工资与正常工资分文不差。

产妇有42周的全薪产假，生产之前的3周也是法定产假。产妇的丈夫享有4周的全薪“产假”。挪威实行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在内的所有等级的全民免费教育，不满2周岁的婴儿如果不去托儿所，可以获得最高每月3000挪威克朗（1挪威克朗约合1.1元人民币）的现金补贴。

六、丹麦：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7.9%

丹麦的社会福利覆盖所有在丹麦居住的人，不分国籍，只要在丹麦的领土上，就享受他们的各种福利。

丹麦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看病、住院分文不花，连住院伙食费都由政府买单。病房一切生活设施应有尽有，病人住院空手进去即可。

丹麦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学生就近选择学校，如果选择私立学校，则政府按公立教育标准报销一部分学费。

孩子从生下来到18岁的牛奶费也由政府支付。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前教育也由政府买单，学生每月还可以拿到生活补贴。

失业人员在失业后的4年里，可领取相当于失业前工资90%的失业金。如果4年内还找不到工作，则领取每月约合14000人民币元的失业救济金。

欧洲福利国家现状 福利国家当前的危机

虽然已经经过很大的改良，贝弗里奇报告仍然是英国福利国家建设不可撼动的基础。贝 弗里奇报告详细描绘了如何基于向国民进行统一费率，来建设一个覆盖失业、疾病和老年的 国家保险系统。这意味着人们在工作时缴付同样数量的金额，当他们失去工作时也能和其他 人一样得到同样的回报。但是，实际操作中统一费率的原则逐渐被破坏掉了，最终在19世 妃60年代初被摒弃。⑦

现在的情况是，人们向国家支付他们总收人(低于某个工资收人最低值的人们则不适用 该规定)中的一定比例作为国民保险的缴费。保险金的多少由国民保险缴费的多少决定，其 中的大部分都用于支付当期的国民养老金，其余则支付给包括失业者、残疾人、寡妇和产假 中的妇女等。

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首先提出建设国民保险制度时的设想是，雇员向国家支 付所有保费的4/9，由雇主们补齐余下的部分。这项政策在继任的工党政府执政期间一直得 到了很好的贯彻。⑧直到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裁减直接所得税，同时提高了雇员的 国民保险缴费时，这项原则才被废止。目前，国家不需要再向国民保险缴费，国民保险费成 了税收的一种，这个以“抵押”税而闻名的税种也是专为某个具体目的而设立的一个税种。和直接所得税不同的是，由于社会上存在认为国民保险缴费的费用最终还是将支付到劳动者 手中这样的普遍想法，国民保险税的设立使得逐步淘汰政府缴费得到了顺利的实施。国民保 险缴费率的提高并没有像其他税种那样在提高税率时遭到抵抗。这也是为什么增加国民保险 缴费和增加直接所得税比起来，人们更易于接受前者的原因。

在其他的欧洲国家，这种主要由雇主缴费的形式也基本被确立下来，如法国的社会保障(Secutite Sociale)主要是由雇主缴费的，以建立国民医疗保险系统、生育保险系统、最低 生活保障系统和国民养老金系统。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模式至少是受到稗斯麦模式和贝弗 里奇模式的共同启发。

在某种程度上，欧洲的国民保险是基于社会团结的原则，这样的国民保险制度下，风险 被分担了，并且享受福利也不再需要以付出尊严作为代价。在私人部门，国民保险可能被视 为就业上的一种补贴，也被雇主所接受。

然而，多年以后，收人审查性的福利给付逐渐增多。这在英国尤为明显，不少人因此而 声称贝弗里奇报告主宰的时代现在已经结束。英国现在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最低生活保障。那 些愿意为自己的未来做安排的人在这条保障线之上能够挣得更多的钱。那些无法做到的人，可以证明他们的贫困程度确实严重，从而得到额外的政府补贴(这就是家计调查的手段)。在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时，即1979年，基本国家养老金水平仅低于平均收人的1/4。到 2002年时，基本国家养老金水平刚好超过平均收入的60000.自1979开始，在工党和保守党的交互作用下，政策开始倾向于在限定的时间段内向人 们提供帮助(瑞典的做法是在限定的时间内提供有限的帮助)，并且把给付集中在那些遭遇

意外情况陷人贫困的可能性较大的人(他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享有一定补贴)和通过家计 调查的人们(如果他们足够贫穷)。除此以外，缴费和收益之间现在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在英国，国民养老金的支出现在占国民保险总额超过80%的比重，但只占大约国内生 产总值的5%。面对严峻的养老危机，只有极少数欧洲国家还不需要太过优虑时，英国就是 其中之一。这是由于英国许多年来都坚持一个重要私有养老金市场，这使较低水准的国家养 老金制度的持续运转成为可能。然而，在谈论英国养老金危机的同时，其他欧洲国家面临的 问题严重得多，因为荷兰、西班牙、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养老金上的财政支出都远远高于 英国。

并且，这样的情况可能还会变得更糟。意大利支付给退休人员的国家养老金即将超过它 在当年接受的缴费，这是因为缴费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超过60岁的意大利人相当于就业人 口的42，并且在202。年将达到530a，因而短期内将必须支付养老金的退休人员还会更 多。对此的解决之道可能并不是那么受欢迎，那就是逐渐提高退休年龄。无论如何，意大利 是欧洲拥有最低退休年龄的国家之一。⑩

法国总统萨科奇许诺削减国民养老金的水平(其公债已经达到67肠，5倍于198。年的 水平)。同样的，在法国，人们喜欢尽早退休，结果是在55^65年龄段很少有人仍然被雇佣 工作。

在英国，人们的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龄将会在今后的30年间逐渐从“岁上升到68岁。作为一种让步性的调整，给付标准将根据平均收人的增长而增长，而不是根据通货膨胀来调 整。

德国是欧洲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然而同其他国家一样，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议会 投票决定将退休年龄从“岁提高到67岁。德国当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是政府财政补 贴养老金支出最高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养老金制度有着很高的覆盖率，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 制度无力支撑更为长久的发展，因为多数德国人平均在63岁停止工作。如果他们依靠其正 常的养老金计划，在2030年以后领养老金的人中有1/3连勉强糊口的水平都无法满足。

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情况又是如何?令人感到讶异的是，这些国家的国民相对恶劣的 健康状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例如在匈牙利，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意味着，在 2000年和2025年之间该国人口总数将减少8%。退休金给付危机的确令当地政府措手不及，但如果不是许多人在刚刚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就已经死去，或者甚至在退休年龄前死去，危 机会更严重。

西班牙是欧洲中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并且也是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所 以，西班牙人较他们的欧洲邻居而言，更为长寿。近十年来，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和移民数量 的显著上升缓解了当期退休老人领取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但真正的危机酝酿在接下来的几十 年期间，那时退休人员的数量急剧上升，公共养老金制度可能疲于应对基金收不抵支的窘 境。当前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主要致力于巩固当前退休金制度来应对未来的威胁，而不是作出 根本性的变革。

在丹麦，2006年福利协议法案决定将提高退休年龄(从65到67)。甚至是社会民主 党—建立欧洲最佳福利国家之一的领导者—也投了支持该法案的一票。丹麦人口结构的老化和平均寿命的上升意味着会有更多老人需要照顾服务，而可提供帮助的人却越来越少。但严格的丹麦移民法当前仍然限制外国工作者来丹麦的数量。

这一渐渐逼近的危机首要起因是人口老龄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解释的那样，欧盟的人口虽然不会增加，但老龄化程度会更高。0到205。年，本来四个工作者缴纳养老金

赌养一位老人的情况将变成两个人承担赌养一位老人的压力。老龄化归结为以下四个原因:(1)所有欧洲国家的出生率都处于低水平。

(2)战后“生育高峰(婴儿潮)”—即那些出生在1945之后的人—即将退休。

(3)预期寿命将继续增长。对此有一些应对措施。然而，每一个措施都可能带来新的间题:(1)政府可能选择增加移民的比例，但这将面对排外团体越来越强烈的抵制。(2)增加税收，然而任何政党都清楚推行这样的政治纲领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3)增加女性的就业率。这个数字一直在稳定地增长，但在2018年以前大概即到达它 的自然极限。同样要注意的是，如果女性在工作就不能在家里照料老去的父母„„因此国家 必须支付的将会更多而不是更少。

(4)政府可能设法扭转人们提前退休的势头，并使人们在岗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这事 实上是许多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但这并不受欢迎。

(5)增加劳动生产率并且促进经济增长。在当前大背景下成员国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另外，经济的增长如果不做好监督和控制，可能加重环境问题的恶化)。

一、福利国家的困境 1.福利国家危机论

在西方学术界，“左派”和“右派”都使用“危机”一词来描绘和解释福利国家的发展，他们主要从三个层面来阐释危机的含义，即危机是持续不断的问题恶化后出现的一个转折点;危机是一种包括战争、国际经济问题和石油危机等的外部动荡;以及危机是一种难以调和的、长期存在的矛盾。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越来越深，该学派的理论家纷纷对福利国家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福利国家通过一些强制性的税收政策，给公民提供过多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这一行为不仅影响了政府的能力，还限制了公民的能动性并助长了他们的懒惰性，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退步。总而言之，福利国家政策是造成相关国家经济危机的根源。潮无法抵消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增长带来的影响。2.困境的表现

（1）失业率高。据统计，“自1992年欧盟15国形成到2005年年均失业率为7.48%;而同期日、美平均分别只有3.99%和5.43%一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给福利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失业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欧国家劳动力成本高，而邻近的东欧国家劳动力成本则相对较低，这就对西欧的劳动力市场构成了很大的冲击。

（2）巨额财政赤字。庞大的福利支出给福利国家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负担。1990年，“欧共体12国在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亏空就高达7.5万亿欧洲货币单位，相当于同年欧共体国内生产总值的14.5 %。这方面的负担与前面提到的失业率高有着密切的联系。失业者越多，国家要提供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也就越多。这对任何一个福利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3）民众的懒惰性和依赖性滋生，且被助长。这种现象在实行全面社会服务的北欧福利国家更为严重。由于政府对失业人员和需要抚养孩子的母亲的保障金颇为可观，降低了这类人群寻找工作的紧迫感，结果导致不愿意工作的懒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那些工作的人却需要缴纳高额的收入所得税和社会保险来供给福利开支。这就使得原本旨在保证社会公平的政策产生了“奖懒罚勤”的消极效果。

（4）仲行政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福利国家政策实施的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弥补由于市场失灵所形成的缺陷。换言之，就是在开放经济的环境卜，由国家承担起市场所不能承担的那些责任。既然如此，那么扩大政府职能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和措施。随着欧洲福利国家的发展，从事相关事务的行政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的人数日益增加，中央和地方的福利机构也日渐臃肿，层级复杂的机构无疑就降低了其办事效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法等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一直增长缓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各地区都致力于提高自身的区位优势，吸引有限资源，从而奠定本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竞争日趋激烈。此时，欧洲福利国家却出现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现象—资本外移。如德国，不仅大众、奥迪这样的大企业在国外建厂，而且一大批中小企业也纷纷到国外直接投资。自身资源的流失无疑给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资本外移同时导致本土工作岗位的不断丢失。十多年来，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失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德国总体失业率一直维持在10%。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成为困扰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问题。近年来，失业问题成为左右欧洲国家内部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德、法的国内大选，甚至欧盟宪法条约的全民公投，都受到失业问题的影响。严重的失业意味着，不仅无法发挥才智为经济社会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救助者也不断增加。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以被救济者身份要求分享社会劳动成果的人与日俱增。这样，社会保障制度而临着巨大压力，经济发展也背负着沉重负担。近些年，德国社会产值的近1/3，都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被社会福利和救济所吞噬。

失业率上升和资本外移两者之间并非没有关联，事实上，资本外移是导致失业率上升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从理论上来说，资本在寻找投资地时考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地的生产费用成本。而恰恰在劳动力成本上，欧洲福利国家遭受到严峻挑战，因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遭受质疑的福利国家体制

导致欧洲国家资本外移的，不仅是普遍偏高的劳动力成本，而且与福利国家的体制直接相关。

一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福利体制。1890-1989年百年间，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日本都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生产总值的巨幅增长，但欧与美、日模式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那就是社会支出偏高，社会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0%以上，像北欧的瑞典等国更是超过50%。社会支出中最大的一项是社会保险支出。从微观层而来看，以德国为例，企业在支付工资之外还必须承担每个雇员社会保险费用的50%;而在美国，雇员的社会保险费用只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二战后的欧洲，工会作为广大雇员利益的代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着非常广泛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由于强势工会手中掌控偿工”王牌，工会提出的谈判方案经常能够迫使雇主协会一方就范。因此，战后以来雇员的工资和待遇一直在不间断地提高。这种不断被抬高的工资水平因其浓重的伙为”色彩，常常被批评为已经偏离了市场的轨道，与市场机制下的劳动力价值定位不相符合。相当于其劳动力成本的15%。因此仅从社会保险和整个欧盟政治局费用来看，欧洲国家的劳动力附加成本就远远高于美国。而且，欧洲的社会保障一直是失业大军的保护屏障，一些人失业后不肯降低标准就业，专靠福利制度生存。如2005年的德国，一个四口之家如果靠国家救济，每月西部可收入约1560欧元，东部约1421欧元，全德平均水平约1539欧元，高于平均最低工资收入(包括部分时间工作)的1465欧元。相比之下，美国的福利制度就没有这么优越，人们在失业后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再就业。

二是欧洲国家的社会合作机制。所谓社会合作”，是由国家设置制度性框架以规范资本和劳动两大社会集团之间的合作，目的是保障劳工群体在牵涉自身权益、特别是工资和相关待遇问题时，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二战后的欧洲，工会作为广大雇员利益的代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着非常广泛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由于强势工会手中掌控偿工”王牌，工会提出的谈判方案经常能够迫使雇主协会一方就范。因此，战后以来雇员的工资和待遇一直在不间断地提高。这种不断被抬高的工资水平因其浓重的伙为”色彩，常常被批评为 已经偏离了市场的轨道，与市场机制下的劳动力价备受争议的福利体制改革

近年来，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这几位战后出生的政治家，相继登上欧洲大国的最高政治舞台。他们所推行的政策有一个共同点，即致力于推动改革以改善其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然而，如何解决资本外移和高失业率问题、应对福利国家所而临的挑战，各国学术界乃至全社会都引起很大的争议。就拿德国来说，一些学者认为，德国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观念，国家不能再伙为”地干预市场，而应给市场松绑”，让泊然的”市场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合作机制，按照市场规律实现劳动力成本合理化，遏制资本转移。同时，通过福利体制的改革，杜绝那种躺在高福利上睡觉、坐享其成的不良现象。致革派”的主张尽管尚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方案，制上动手术，必须调整人们习惯的欲洲模式”。无疑，此举引起了极大争议和广泛关注。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完备的福利制度，不仅为劳动力的休养生息创造了良好条件，而且促进了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得德国拥有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德国工会联合会在一份公开的意见书中，依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见解，明确指出:并没有证据表明社会合作机制损害了德国的区位竞争力;从工会联合会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这是一个运作非常成功的模式，因为它尊重劳动者的权利和意见要求，充分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发挥劳动者的创造性，从而促进企业和行业的合理化建设，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德国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合作机制过去是、今天仍然是德国经济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丢弃这一特色，就意味着丢弃德国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让德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让万千德国人受益，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引起更多国家和更多人们关注和思考，重视劳工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是追求经济和社会进步不可拆割的部分。

而对眼前的困难处境，他们也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德国应尽可能地发挥自身的优势。今日世界的竞争，关键要靠新技术和新创造，而德国则始终处于领先位置。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与美、日同为世界技术大国，在西方世界由技术引导的经济增长总量中，三国占有一半以上的份额。技术上的优势使德国在今天国际分工中占有非常大的优势，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因此，德国应该致力于依靠先进技术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不是消极地通过降低工人工资、减少福利和降低生活水平来赢得国际竞争。

总之，欧洲福利国家为了应对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挑战，已经积极展开内部体制的改革，但改革的争议和阻力是前所未有的。福利制度具有很强的刚性，在欧洲国家的现行政治框架内，增加福利备受欢迎，削减福利则很难操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各地区相互依存日益加深，欧洲福利国家究竟会如何进行内部改革和调整其结果又将如何世人正拭目以待。

三、欧洲福利国家的改革经验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从本质上看，欧洲国家所推行的福利制度改革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因为这些改革实际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许可的范围内对资本主义所采取的局部调整和改良，它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看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改革的历史局限性，并不等于抹杀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步意义。事实上，欧洲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些思路和做法符合社会保障的一般规律，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的启发。首先，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刻不容缓。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作为国家干预收入分配和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与手段，社会保障具有缩小贫富差距、化解社会矛盾、创造并维护社会公平、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等多方面的功能③。欧洲国家最初建立福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近20年来欧洲国家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也是为了重建福利制度，以继续发挥其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功能。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欧洲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都得益于福利国家制度。没有这样的“保护伞”和“保险丝”，和谐社会的发展就永远是一句空话。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北欧等的福利支出占到财政支出的400%,而我国还不到200%。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应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开支占GD1〕和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其次，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应符合各国基本国情，与各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欧洲国家有高度发达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但尚不足以支持“普及型”的福利制度。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区、行业、城乡之间的发展差异大，物质力量和人们的思想水平都比较有限，现实的做法还是应该先建立“补救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国家有限的转移支付和资源集中于救助弱势群体，为社会提供一个基本的安全网。这样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欧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快速转型期也是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结构错动、社会秩序失范、社会风险易于发生和社会矛盾更加凸显的时期，所以关注弱势群体对于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和平稳过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再次，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中应注意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的动态均衡。公平是社会保障的本质和核心目标，而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则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确保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今天，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注重社会公平建设，这是符合国情和广大群众心愿的，但是也要注意不要矫枉过正，如果严重损害了效率，那公平的建设也最后会成为无本之木。这种对公平和效率动态平衡的把握是欧洲福利国家改革对我们的最大启示。

第二篇：欧洲福利国家公共服务对我国的启示

欧洲福利国家公共服务对我国的启示

「内容提要」在欧洲有着悠久历史并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幸福美好生活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从高福利开始逐步造成了各国家的高税收，继而导致生产的高成本、社会的高失业率和国家竞争力的减弱，如何在不过于影响人民现有福利水平前提下走出这个怪圈，已经成为欧盟与各成员国政府公共服务改革与创新的一项主要议程。欧盟福利国家的经验启示是：我国社会公共服务要量力而行，社会保障服务要以救援为主，社会保险应引导自助为主，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应选择市场化为主。

「摘 要 题」政策分析

「关 键 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管理/欧盟改革

“公共服务”是由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倡导的一项新的政府职能。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明确强调：“各级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这个崭新概念和目标的明确提出，进一步表明中国政府要根据世界大家庭的管理经验来调整自己的工作价值坐标系统，表明我国要在更加清晰的理念指导下，全面系统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这标志着我国行政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政府管理发展中一个重要转折的来临。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很多，而社会保障服务与义务教育、公共基础设施供应和公用事业服务一样在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社会保障在我国一般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在欧洲多数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中，社会保障的丰满体系基本完整反映了英国贝弗里奇勋爵在1942年提出的主张，其特点是广覆盖、全方位、统一提供，权利与义务对等，其范围包括了儿童补助、抚养补贴、生育补贴、寡妇补贴、伤残补贴、失业救济、就业培训补贴、丧失生活来源救济、养老金、丧葬补助、医疗和康复服务等几乎与人生方方面面息息相关的所有内容。欧洲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发源地，其社会保障服务的历史长，经验多，影响大。考察、分析和总结欧盟成员国在社会保障发展中的利弊得失，对于我国正处于规范和初建中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一、欧洲福利国家公共服务中的问题

欧盟15国（注：这里指2004年5月之前的欧盟，之后的欧盟是25个国家，新加入的有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塞浦路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马耳他一共10个新成员。）再加上挪威，都是欧洲福利制度的典型代表。这些以市场经济模式为主要特征的福利国家，鼓励自由竞争，又兼顾社会公平，向社会所有成员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促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但是，过于奢侈的社会保障服务在长期的运行中，逐渐积累了一些问题，并成为一个不良的怪圈，即从高福利的起点开始，依次导致了高税收、生产的高成本、企业低竞争力、失业增加、税收来源减少、政府赤字增长和GDP降低，这样就在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和社会需求之间形成了矛盾。

1.社会高福利。这一方面的事实在欧盟成员国到处都是。根据欧盟的统计数字，1998年各国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的比重，除了南欧的四个国家和爱尔兰是在23％以下外，瑞典、丹麦、芬兰、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都在30％以上，奥地利、意大利、英国都在28％左右，其总体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在2001年，欧盟15个成员国约3.8亿人口的平均社会保障支出达到6405欧元（相当于64000人民币）。在1993～2001年的8年当中，欧盟成员国的老年人平均福利支出已经从1764欧元提高到2574欧元；健康福利平均支出已经从1229欧元提高到1736欧元；伤残福利平均支出则从363欧元提高到505欧元，这三项整体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

2.政府高税收。2002年5月美国《福布斯》发表的关于世界30个国家税收调查结果显示，法国人承担着全球最为沉重的税赋，而且自2000年来连续3年居世界各国之首，税赋压力指数为181.2点，比利时以164.2位居第二，以下依次为中国（154.5）、瑞典（149.3）和意大利（147.5），德国和美国分列第15和16位，英国居第18位。一个企业主在法国的征税率是70％，而在中国香港才只有21％；同样，比利时企业家如果在俄罗斯和新加坡经办企业，其净工资收入要比在本国高出一倍。税赋指数是根据最高个人所得税、公司税、财产税、增值税和职工、雇主支付的社会保障税收等一系列指数综合计算得出的。税赋指数越高，企业主压力越重。

3.生产高成本。以法国企业为例，对法国雇主而言，他们雇佣一个拿最低工资的普通劳动者，所支付的月工资并不仅仅是属于员工的那6000多法郎，还必须为该雇员交纳各种社会分摊金。其中包括全民社会捐助、社会疾病保险、养老基金、工伤事故基金、退休基金、失业基金等。在上述各种缴纳中，以1998年收入计算，最低工资收入者本人要交纳1626.26法郎（约248欧元），每月所得的纯工资为5037.41法郎（约768欧元）；而雇主支付的部分为2499.54法郎（约381欧元）。也就是说，在法国，老板雇佣一个拿最低工资的职工，每月为他支付的钱的总数为9163.21法郎（约合1412欧元）。

4.社会高失业率。在上述情况下，企业要生存下去，必须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即千方百计地增收节支，降低生产成本。由于劳动力价格昂贵，许多企业就尽可能地减少雇员人数，这成为节约开支的基本方法。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各种福利待遇太好，也减少了一些失业者寻求工作的动力。比如说，一个合乎条件的失业者在美国一般情况下只能领180天相当于自己原来60％工资的救济金，而在德国到2004年为止，按规定可以领6个月到30个月相当于本人净收入67％的救济金。根据德国银行1996年公布的资料，将德国餐饮业一个拿最低工资的就业者每月的纯收入，与领社会救济者的收入比较后，发现失业者比就业者的收入只少141欧元。德国的失业率在2004年是10％，情况比较好的波恩也在7.3％左右。类似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对欧盟其他一些成员国的就业状况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在1993～1997年间，各国的失业率平均在10％稍多一点，2001年下降到相对最低点7.4％，此后再次反弹，到2003年，15国的平均失业率又上升到8％。

5.竞争力下降。高成本无论对于企业来说还是对于国家来说，其结果就是竞争力的下降。在欧盟国家普遍存在的高福利、高税收、最低工资水平规定、工时的缩短以及对雇员权利的广泛保护等，都对企业雇主的经营、资金积累以及发展和竞争造成了很大压力。一些企业陆续将业务转移出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躲避欧洲高昂的经营成本。雷姆沙伊德市（Remscheid）的汽车门栓制造商Edscha公司已把近600个工作岗位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厂，其中不仅包括生产线的基础岗位，还包括技能要求更高的研发岗位。Edscha总部现在仅有180个工人，而十年前有700人。负责生产和质量控制的海根·威斯纳（Hagen Wiesner）说：客户需要更廉价的产品，而公司在德国的工厂越来越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当然就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在1997年之前，就GDP总量来看，整个欧盟15国的水平要超过他的主要对手美国。在1997和1998年前后，两者还处于不分上下的状态。但是从1998年开始，美国的发展速度却已经迅速超出。到2003年时，欧盟的GDP总量为8.9亿欧元，而美国的GDP总量已经高达11.3亿欧元。

6.政府借贷和赤字增加。从根本上说，福利国家再好的社会保障，也不是主要由政府花钱买的。无论是一般税收还是社会保障税收，都是来自工作者的缴纳。但是由于上述几个逻辑环节的问题，就自然出现社会保障支出大于上缴费用的结果。除了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采取的消极雇工和一部分人因为能够享受到不错的社会福利而不愿工作外，欧盟各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龄化。根据欧洲统计组织发布的信息，1960～2000年期间，欧洲各国男性平均寿命已经从67.4岁延长到了75.3岁，女性平均寿命已经从72.9岁延长到了81.4岁；2000～2020年间，欧盟15国15岁以下的人口将从63.4百万锐减到49.4百万，15～24岁的年

轻人将从46.8百万锐减到38.9百万，25～49岁的壮年将从139.3百万锐减到119.7百万；而同期内，50～64岁的人口将会从65.7百万激增到85百万，65～79岁的老龄人口将从47.3百万激增到59.7百万，80岁以上的老人将从13.9百万激增到24.8百万。

这就意味着现在和未来的几十年中，欧盟会面临“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局面。而已经习惯了高福利生活的人们很难将福利水平降下来。为了维持不仅不降反而继续增长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各国政府不得不加大对公共债务的依赖。尽管1992年在欧盟正式成立时各成员国共同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公共债务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60％，但到1998年时，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瑞典、荷兰、西班牙、奥地利、德国仍然在这个限值以上。而15个成员国的平均公共债务为GDP的71％。

在2004年3月16日由Eurostat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12国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继续居高不下：这两个指标分别由2002年的平均2.3％和69.2％上升到了2003年的2.7％和70.4％。而欧盟15国的这两个指标分别由2002年的平均2％和62.5％上升到了2003年的2.6％和64％。

二、欧盟国家社会保障服务的调整措施

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福利政策在多年运转中积累的问题，欧盟组织及各成员国已经开始采取改革措施予以应对。总的趋势是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要从普及性向选择性，从系统性向实用性，从国家和企业的责任向个人与社区的责任转变。

1.探索保险金的筹集方式。欧盟国家现在主要有三种资金筹集模式：第一种是依靠国家“派份”筹集的贡献性退休金。其依据的原则就是“代际负责”，意思就是上班的人要为下班的人掏钱。这种模式实质是“大锅饭”，个人缴费多少与将来享用多少之间的相关性微乎其微。第二种是工作期间个人账户保障金，也就是职工边工作边积攒，以准备下退休后生活所需的一笔基金。这种计划实际上由雇员和顾主双方来共同实施，和现在新加坡的个人账户有些相似。第三种是个人投资性保障金，实际上就是美国的“投资连接保险”的做法，一般做法就是由个人加入某种投资基金，以基金作为将来退休后生活的依托。从现在的情况看，欧盟各国的主流仍然是上述中的第一种即“派份”筹集的“大锅饭”模式，其他两种带有个人性和市场性的做法还是少数。以德国、英国、荷兰的退休金筹集为例，到2003年时，“派份”筹集数目占总量的比例在德国是85％，在英国是65％，在荷兰是50％；个人账户积攒占总量的比例在德国是5％，在英国是25％，在荷兰是40％；个人投资性保障金占总量比例在三个国家都是10％。

从中看出，作为大锅饭的贡献性公共保障金的比重在各国都是最大的，尤其是带有俾斯麦传统的国家，政府在其中的支配作用仍然很大，而市场性和与个人责任有关的资金筹集比例还不大。比较市场化和个人责任化的是荷兰，与国家支配无关的部分已经占到50％。所以，他是欧盟成员国中在社会保障金方面朝市场化走得最远的一个国家。尽管在大多数欧盟国家，贡献性公共保障金仍然是退休人员的主要依靠，但个人退休基金积累模式已经开始出现。特别是奉行俾斯麦福利哲学的国家，他们正在努力将传统的铁板一块的方式改变为“派份”加私人基金的复合模式。欧盟各国普遍认可的趋向是：传统的基于政府托底的公共保障金制度应当继续存在，在这个前提下，用个人积蓄和个人投资基金模式作为对前者的必要补充。

2.通过完善统一市场克服社会保障改革中的障碍。在依照贡献模式和私人基金模式互补原则进行的改革中，欧盟组织扮演着引导的角色。2003年7月～12月在意大利轮值欧盟议会主席期间，明确将社会保障改革作为其主要主张之一。罗马政府的思想是做到经济增长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契合协调。为此，他针对欧洲共同体条约里面统一限制成员国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3％的规定，明确提出一个“马斯特里赫特退休金计划”，实际上是为到2005年底时在欧盟层面上形成一个单一的社会养老支出制度提出了一个集体行动的标准。针对保险金收入来源减少，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政府动议，建立单一劳动力市场

保证养老金的交纳。现在的情况是，劳动力、资金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与养老金交纳尚存在矛盾。在2000年里斯本高峰会议上，欧盟委员会制定的一个框架性意见力图在整个欧盟范围内逐渐为保险基金的跨国境服务铺平道路。2003年5月13日，一个有关职业退休保险金交纳的意见获得欧洲议会采纳，他进一步为那些希望在欧盟范围内提供跨国服务的保险基金机构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一旦这个框架变为现实，一个保险基金公司就可以在获得本国政府允准后为所有成员国提供服务。有关基金公司如何能够既保证私人保险投资安全又可以进行增值经营的问题，经过长达13年的谈判已经在欧盟的框架指导意见中达成妥协。对于成员国来说，将这个指导意见付诸实施的最后时间是2005年底，从现在起两年以后，基于职业养老金的私人基金模式就能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充分利用单一市场而发挥作用。

相关的税收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指导意见。这是因为税收制度差别很大。但问题是，不同税收制度在实施中很自然会在本国居民与非本国居民、国内养老基金服务者与国外养老基金服务者之间产生“非国民待遇”。这成为欧盟统一市场中私人基金公司服务提供的障碍。在2003年，欧盟委员会针对比利时、丹麦、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有关问题创制了对违规行为的处理程序，以尽量为跨国提供职业退休基金服务消除税收方面的障碍。

3.调整退休等福利政策。退休金制度必须要和国家人口寿命、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状况相一致。欧盟国家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人们的寿命普遍延长，多数人愿意提前退休，再加上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失业率过高，导致了社会保障资金交纳者和福利享受者的失衡（逐渐由4∶1变成2∶1）。所以，在2003年3月3日形成的“欧盟委员会与欧盟议会关于充足与持久的退休金保障联合报告”中，第一次直面这个严峻挑战，并提出了提高就业水平的要求。道理很简单，在岗工作的人多就是享受福利的人相对少，也就可以缓和目前“食之者众而生之者寡”的矛盾，而且通过延长55岁以上工作者的退休年龄，可以避免将来不得已而采取大幅度降低退休金标准的下策。根据欧盟委员会做的一个调查说明，如果延长退休年龄1年，到2050年时就可以化解或吸收退休金支出增长中20％～30％的压力。而就欧盟议会在2002年3月巴塞罗纳会议所定的目标看，如果大部分就业人员能够按照各国法定年龄65岁退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60岁甚至不到60就退休的话，那么到2010年关于退休金融资的矛盾就能够彻底缓解。但是这个从经济角度看富有吸引力的政策，在公众舆论一边却有问题以至于使这项改革的实行难以顺利。如果这个新的延长退休年龄的措施要想得到实施，需要的一个前提是用什么来吸引他们留下来。

欧盟各国现在正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比利时要求不雇佣45岁以上者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险份额，以鼓励企业留用中老年人；奥地利已将养老保险交纳的年限从40年延长到45年，只有达标者才能享受全额退休养老金。德国通过了大规模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法律，包括不再报销挂号费等。德国养老基金的构成也将发生变化，以增加个人承担的部分。法国规定企业的工薪族必须工作40年才能享受全额养老金。到2008年，公职部门也将执行这一规定。法国还计划到2012年将享受全额退休金的工龄延长到41年，到2020年延长到42年。丹麦、西班牙、英国、荷兰、葡萄牙、希腊等国也有相应改革动作。

三、欧盟社会保障服务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情况和欧盟各国很不一样。这里撇开观念、制度、历史不说，仅仅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资源环境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别。一方面，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服务产品太奢侈，中国不能照搬；另一方面，过度的社会福利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些副作用，而且一旦形成很难降低，所以中国从一开始就要努力避免重复其中不当的做法。一般来说，社会保障分为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大块内容，如何根据一国的实力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的确值得认真思考。受欧盟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经验的启发，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建设有必要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我国社会保障服务要量力而行。有129227万人口的中国在2003年的GDP总量是116694亿人民币，折合欧元约为11669亿欧元；人均GDP为903欧元。而欧盟的GDP总量是89000亿欧元，人均GDP为23400欧元。两者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经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实际上仅仅是刚刚踏进中下等水平的门槛。与欧盟15国相比，我国的人均GDP大约是其1/25.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看，欧盟国家多数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除了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外，其他10个国家都已经进入第二个现代化发展阶段。到2001年时，那里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只有4％，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是29％，从事服务业的人口比例已经高达67％；而我国从事农业的人口约49.8％，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是23.5％，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只有26.7％，到现在中国尚有7～8亿的农村人口，现代化的发展程度是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70％左右。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决定了，中国只能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来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服务。制度应当规范，但水平应当节制，宣传不宜过头，突出重点，兼顾大面，循序渐进，为良性循环打下基础。

第二，我国社会保障服务要以救援为主。在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主要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部分内容。其中社会救助是对社会上生活困难人群的援助，社会保险是通过资金积累途径，实现对遇到工伤、疾病、年老、失业等风险者的基本生活保障；社会福利是对社会上的特殊群体给予的普遍和无差别的生活补贴。根据Esping-Andersen的归纳，可以看到世界上有三个比较成型的模式：第一个是社会福利模式，即将所有三部分社会保障内容当作普遍福利向全体公民提供。第二个是社会保险模式，即根据国家法律由国家向企业和职工个人统筹资金以支付各类保险所需。第三个是社会救援模式，即政府将主要责任置于对生活困难人群救助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模式其实最适合不发达的国家。根据观察分析，北欧国家主要实施了第一种做法；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实施的是以第二种模式为主、第三种模式为副的做法；但最早奉行普世主义的英国，以及相当富有的美国则采取了以第三种模式为主、而以第二种模式为副的做法。有的研究资料显示，本文没有分析过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第三种模式中走得最远。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最好的选择是在2020年以前，实施以社会救助为主，以社会保险为副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由我国经济水平和贫困人口比例决定的。我国的贫困人口由城镇居民贫困人口、农民工群体、农村贫困人口三部分组成。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看法，农村现在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25元人民币以下）的人口有3000万人；低收入（人均年收入625～1200元之间）的人口为12000万人；此外，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依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是2140万人；作为城市社会边缘群体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人数大约是4000万人。将上述各部分相加，我国社会目前贫困人口总数要超过2.1亿人口。（注：按照一些正式公布的数字来看，截止到2002年底，中国农村中的贫困人口为2800万人。但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贫困的标准过低。农村的贫困标准是625元人民币。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看法，农村现在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3000万人，低收入人口（也就是人均年收入以865元为准）为6000万人，两者相加为900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1％左右。第二，现在统计部门在计算农村居民收入时，是将其用于来年生产性的投入包括在内的。如果把这一部分扣除的话，那么，按照原来统计方法所计算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200元左右的人便成了800多元，也应算作贫困人口了。2001年，此线以下的人在农村居民中所占比例约为19％左右，人数为15000万人左右。）这个现实说明，中国没有条件走第一个模式的道路；而建立以社会保险模式为主、社会救助为副的制度也不恰当。中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落脚点只能是社会救援和扶贫。至于帮困的原则，（1）应当采用严格的贫困测定方法。（2）应当以维持最低生活需要为标准。（3）应当由政府设立类似扶贫院的方式实施救济，扶贫院外无救济。（4）所有申请救济和领取救济的名单应当公开透明，以便于监督等。（5）在扶贫当中政府要帮助受助者寻找脱贫出路，等等。

第三，我国社会保险应引导自助为主。上面提出我国社会保障的重点在于社会救助，主要是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立场来说的，这样做并不妨碍在社会保障政策框架中，引导社会性互助与自助保险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5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险体系。但

其中融资责任主体的确定，则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如果说对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的侧重比例决定了三种不同社会保障模式的话，那么公助、互助、自助就是三种不同的融资责任方式。社会救助模式的融资是来自于国家一般性税收的公助；社会福利模式的融资是公助为主、互助为副；社会保险模式的融资是互助为主、自助为副，或者是以自助为主、互助为副。社会保险模式中主、副的变化主要决定于国家、企业（单位）、个人在融资责任中的比例。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模式的融资是互助为主、自助为副，政府和企业（单位）的融资责任居于主要地位，且采取现收现付方法。（注：现收现付pay-as-you-go，这种模式以德国最为典型，故又称为“德国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社会保障成本的代际转移是以收定支，即由在职职工承担已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成本；支付给退休者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直接来自该时点的在职劳动者负担的社会保障费用。这一模式要求有较小的人口压力、年轻的人口结构、较强的国家实力、完备的税收体系等。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保障负担随着支出的增长而逐年提高，而且没有资金积累。）从实施情况看并不令人满意：政府和企业的成本太高，在职职工的交费与享受利益关联度不高，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权益也不能充分保证。因此，应该按照以自助为主、互助为副的原则来重新调整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的方向。具体办法就是像新加坡那样建立以个人账户为主导的社会保险融资：（1）每个就业人员都建立自己的社会保险账户，账户中的保险金只能用于退休、医疗、失业等个人保险需要。（2）每个就业人员从一开始就由其所就业的单位和就业者本人按各自应承担的比例将保险金费用打入就业者个人保险账户，缴纳保险金具有强制性。（3）新人新办法，即新就业人员，完全按照上述要求办。老人老办法，即国家应该通过变现国有资产等方式补齐对个人社会保险金的欠账，形成个人账户。（4）每个人的社会保障账户随本人就业单位的变动而流动。（5）适当保留现收现付办法以满足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需求，并鼓励高收入人群购买额外的商业保险，但现收现付和商业保险都只能起辅助性的作用。

第四，我国社会保险金管理应选择市场化为主。根据一些国家的做法，对养老保险金进行市场化管理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在具体实行中，至少有如下环节不能缺少，以避免如美国安然公司那样的严重后果：（1）由于涉及众多投保者保险金的安全和影响到社会稳定，政府对其设立必须实行严格的管制，建立保险基金管理公司准入制度，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取得从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资格。（2）保险基金管理公司经营机制应建立在市场竞争、效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保证投资收益率最大化。（3）将基金管理人置于基金所有人和监管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是养老保险金安全、保值、增值的保障。国家应在《公司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基金营运和监管的法律和制度，建立一套完整的基金管理公司监控机制。（4）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的退出机制，在不能满足基本经营条件或接近了警戒线时，公司应当退出经营，以确保个人保险金的安全。（5）政府在保险金的市场管理模式中应建立承诺机制，比如承诺担保最低养老金、承诺担保投资收益率、承诺公司破产时对养老金的担保等。

第三篇：儿童福利概念回顾及其启示

【摘要】当代中国儿童福利概念十分复杂，学界和政府文献均未能达成共识，形成一个权威的概念。文章通过对这众多概念的回顾和梳理，发现“孤残儿童”等几个核心儿童福利概念在不同时期，具有了某种普遍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核心概念的流行和演变，显示了当代中国儿童福利事业曲折发展的历程，也预示了未来中国儿童福利事业创新发展的希望之路。

【关键词】儿童福利 孤残儿童 弱势儿童 困境儿童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当代中国儿童福利概念十分复杂，学界和政府文献均未能达成共识，形成一个权威的概念。这种复杂性最直观地表现为各种刊物和文献中，各类儿童福利概念纷繁复杂，很多概念内涵重叠，界限不明。导致儿童福利概念混乱、不一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对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儿童问题和问题儿童等概念的认识、理解上存在分歧所致。但主要原因则是中国当代儿童福利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及其差异性所导致的。当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理念，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机制的时代性，也是造成儿童福利概念历史变迁的重要原因。纵观当代中国儿童福利的发展历史，儿童福利概念的核心内涵经历了三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

孤残儿童

二战以后，随着经济的复兴和发展，全世界针对贫困儿童、残疾儿童、单亲家庭儿童等的保障政策和照顾计划迅速发展。但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整体经济规模较小、社会资源相对贫乏，儿童福利事业发展缓慢。儿童福利事业只是在社会救济的层面上对某一部分特殊儿童进行帮扶。即国家主导收容“无依无靠、无家可归、无生活来源”的“三无”孤儿、弃婴和残疾儿童。①根据在cnki上学术趋势的搜索结果显示，那个时期的儿童福利研究也大多集中在这三大儿童群体中。因此，“孤残儿童”成为改革开放以前的儿童福利的核心概念。

所谓“孤残儿童”，主要包括父母双亡的孤儿、被父母遗弃的弃儿以及患有各种残疾的缺陷儿童（张吉吉，2003年）。对孤残儿童群体的界定主要依据有三：第一，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第二，父母亡故或丧失实际的抚养机会，失去家庭的支持;第三，身体病残导致了生活陷入极端困难之中。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孤残儿童数量已多达600万之多。②

改革开放以前，孤残儿童的福利保障体系，主要是在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下逐步建成和完善。很长一段时间内，孤残儿童福利机构主要由政府创办的儿童福利院和社会福利院构成。除此之外，还包括了孤儿学校和sos儿童村等。对孤残儿童的照顾，主要也还是依靠儿童福利机构的收容和救济，辅之以亲戚、朋友的家庭寄养。孤残儿童的福利保障经费也主要依赖政府的拨款，并融纳在“五保”制度中，用以支持孤残儿童的衣、食、住、行、就医、上学等，满足他们“养、治、教”方面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弱势儿童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形式的好转，各项民生问题的改革、发展和重建工作方兴未艾，儿童福利问题逐渐从婚姻家庭和妇女问题的“附庸”中凸显出来，逐渐成为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个“热度”在1990年达到了一个新的“沸点”。这一年联合国世界儿童首脑会议在纽约召开，并通过了《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和《执行九十年代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行动计划》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纲领。随后几年里国外的一些关注儿童福利的组织和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典型的中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儿童福利事业的深入发展。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伴随着儿童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儿童福利的概念却非常混乱、复杂。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整体呈现出“混沌、混杂和边界不清”、“缺乏共识的初始状态”。③导致这种混乱的原因固然与当时学界简单照搬模仿西方话语体系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在发展转型过程中，儿童问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很多学者认识到以“三无”儿童为核心的“孤残儿童”概念已经无法涵括儿童福利研究的诸多领域。根据《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到2013年底，全国孤儿由2006年的600多万减少至54.9万人。其中住进福利院的集中供养孤儿仅有9.4万。即便是在以“孤残儿童”为主体的儿童福利院，“孤儿”和“残疾儿童”的类型也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孤残儿童”都进福利院，那些往往不进福利院的“孤残儿童”反而获得了更多的父母关爱。另一方面，即便是住进儿童福利院的“孤儿”并非全是失去了父母的依靠，很多的是父母在服刑、未婚生产等原因导致无力承担抚养责任。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农村独生子女、单亲家庭儿童、家暴儿童、童工、被拐儿童、艾滋病致残儿童、留守儿童、特殊需求儿童、儿童犯罪等问题日益增多，这也导致了儿童福利概念的再一次发展和深化。

纵观20世纪90年代的儿童福利研究，学界对儿童福利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三个维度展开。第一，从生理、生活的维度，很多学者提出了“有特殊需求的儿童”概念。这个概念是基于“狭义的儿童福利”理论基础之上的。狭义的儿童福利是指政府和社会为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的各种支持、保护和补偿性服务。④“有特殊需求”儿童的产生主要源自生理、生活方面无法在家庭中得到正当的满足，或者说超出了家庭的负担能力。“有特殊需求的儿童”概念是“孤残儿童”概念的扩大化结果。因此，很多学者提出了一个更明确的概念，即“失依儿童”。所谓“失依儿童”就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失去生身父母和其他具有亲情关系的成人正式照顾的16岁以下儿童，他们或是由于父母亡故，或是由于法律原因不能与自己的父母共同生活，抑或是其他各种原因无法得到成年人的照顾，只能由社会中的他人或是机构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⑤

第二，从心理、精神的维度，很多学者提出了“问题儿童”概念。这个概念是基于儿童需求的全面健康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陆士桢就认为儿童福利除了满足儿童的生理、生活需要之外，还应该更多的关注他们生存所面临的更多的需要。这就包括了儿童对母爱、家庭温暖等心理、情绪、精神层面上的发展型需求。因此，陆士桢主张对单亲儿童、被遗弃儿童（尤其是女童）等群体以更多的关注。⑥刘继同从“教养取向发展”角度，也呼吁应当扩大儿童福利的服务对象，加大对不幸儿童、危机儿童、问题儿童、困境儿童和边缘少年等的帮助。⑦“问题儿童”概念逐渐成为儿童福利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国务院发布的《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中对“问题儿童”群体有一个集中的表述：“包括农村独生子女、女童、残疾儿童、离异家庭的儿童、单亲家庭的儿童、流浪儿童、孤残儿童、贫困家庭的儿童和其他儿童。”⑧“问题儿童”概念的提出凸显了儿童福利研究的某种时代、社会共性问题。时人将当时儿童群体出现问题（如青少年犯罪等）、处于不幸（如家暴儿童、受虐待等）、陷入困境（如童工等）、日益边缘化（如流浪儿童等）等问题的原因不仅仅归结于个人、家庭，更多地认识到了社会转型期的时代共性原因。正是从时代、社会这个大的角度，儿童福利概念又有了新的认识和发展。第三，从时代、社会的大维度，学者们相继提出了一个更加综合、宽泛的概念，即“弱势儿童”概念。其实，在刘继同对不幸儿童、危机儿童、问题儿童、困境儿童等的混合论述中，“弱势群体”概念已经呼之欲出。尚晓援就明确指出中国有特殊需求儿童群体就是“弱势儿童”，这一群体包括了孤儿、残疾儿童、流浪乞讨儿童、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儿童、受暴力侵害和虐待儿童，以及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等。⑨夏学銮对“弱势儿童”群体的分类比较具有代表性，他将弱势儿童划分为五大类：身体弱势儿童（残疾儿童）、心理弱势儿童（智障儿童）、社会弱势儿童（被遗弃儿童）、孤独儿童和暴露在危险处境下的弱势儿童。⑩学界对“弱势儿童”群体的关注，大多集中在留守儿童、流浪儿童、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等，而特殊需求儿童、儿童犯罪等涵盖在了“弱势儿童”这个大概念之中。

困境儿童

2000年以来，儿童问题成为一个全球性焦点话题。其标志就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 关注儿童问题》，其中涉及了如消除儿童的极度贫困和饥饿、普及全球初等教育、促进社会性别平等、降低婴儿死亡率，以及与艾滋病、疟疾等疾病作斗争，保障儿童健康、教育、平等权等。伴随着这种国际大趋势，中国政府也有意识地将儿童福利问题作为改善民生问题的重中之重，并纳入到了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大的社会建设和管理蓝图之中。这个意图在2010年以后表现得非常突出。在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孤儿保障的制度意见》之后，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纷纷结合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制定和完善了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其共同目标在于满足更大多数儿童的需求。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将这个共同目标表述的更加明确：“建设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拓展儿童福利范围、提升儿童福利水平”。这样一来，以“建设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为目标当代中国儿童福利，必然突破以往那种基于狭义儿童福利的概念框架束缚。很多人在研究过程中，就意识到以往所采用的“孤残儿童”、“失依儿童”、“弱势儿童”和“问题儿童”等在法理上已经不能完全涵括“普惠型儿童福利”。因此，急需重新建构起一个新的儿童福利的核心概念。

最早进行尝试的是以张齐安、王素英和陈鲁南等为代表的政府官员。他们在对“事实上无人抚养儿童”群体细致划分过程中，借鉴了一个对应的西方儿童福利政策术语，即“困境儿童”。并从外延上对“困境儿童”进行了归纳、划分。陈鲁南认为“困境儿童”应该包括：孤儿（含弃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流浪儿童、受暴力侵害儿童、残疾儿童、艾滋病感染儿童、患重病或罕见病的儿童等群体。在此基础上，王琪基于有无抚养权和监护权，将“困境儿童”分成了四大类：无父母监护（孤儿、弃婴、重病和流浪儿童、父母死亡等）、父母无力监护（父母重度残疾或重病、父母在外服刑、留守儿童等）、父母不愿监护（离异后任何一方不愿收留等）和父母不适合监护（家庭暴力、破碎和离异家庭、家庭缺少关爱等）。然而，虽然“困境儿童”概念作为政策术语率先流行，其外延也基本确定，但无论是在政府文件还是学界论文中，它的本质内涵一直以来都没有权威的界定。

对“困境儿童”的本质内涵进行学术梳理和学理建设的代表要属尚晓援、虞婕等人。根据世界银行对“困境儿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和划分，尚晓援等对“困境儿童”概念在中国的流传、发展阶段进行了细致梳理。在此基础上她们尝试性建构了三级“困境儿童”概念体系：一级概念―困境儿童;二级概念―生理性、社会性、多重性困境儿童;三级概念―残疾儿童、大病儿童、脱离家庭环境的儿童和困境家庭儿童。这个全新的概念体系建构无疑对促进困境儿童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方便管理和协调对“困境儿童”照顾，2000年以后，国家相继完善和修订了婚姻家庭、收养寄养、义务教育、社区保护和职业教育等法律条规中有关儿童福利的相关条文。2008年，国务院首次增设“儿童福利处”。2009年，民政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建中国儿童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并先后在云南、新疆、山西、河南和四川5省启动中国儿童福利示范区项目。该项目是目前构建困境儿童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探索性实践服务项目。在5省12个县中挑选了120个村，着重建立村级儿童福利服务的递送体系，为困境儿童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设积累诸多宝贵的经验。

纵观当代中国儿童福利概念的发展演变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儿童福利事业曲折发展的清晰脉络。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政府对“孤残儿童”的照顾主要是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儿童福利还隐伏在“政治―伦理化”阶段。而改革开放以后的近30年，国家对“失依儿童”、“问题儿童”、“弱势儿童”的照料则主要基于社会创新管理的必要，儿童福利已逐渐进入到了“政治―法治化”阶段。但2000年以来，社会各界对“问题儿童”重视则完全是基于人权保障的必然，儿童福利开始真正转入“普世化”的全新时期。中国儿童福利理论创新、实物调查研究、政策保障体系、专门福利机构等已逐渐面对更大多数儿童的实际需求。因此，中国儿童福利未来发展的趋势，必然突破狭义的儿童福利理论，进入到广义的儿童领域。但是，我们也不难发展，中国现阶段的儿童福利理论、政策体系、福利保障方式，仍然是基于一部分儿童群体，虽然这些儿童群体的数量、范围、类型等日益膨胀和扩大，但实际情况仍无法实现“普惠型儿童福利”的终极目标。因而，未来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的重心必然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政治学院;本文系2013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xsh034）

【注释】

①成海军：“中国当代的儿童福利”，《社会福利》，2004年第1期。

②仇雨临：“我国孤残儿童福利保障政策研究”，《社会社会保障研究》，2007年第2期。

③刘继同：“中国特色儿童福利概念框架与儿童福利制度框架建构”，《人文杂志》，2012年第5期。

④杨生勇，冯小平：“中国儿童福利研究综述”，《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1期。

⑤王彦斌等：《失依儿童与家庭寄养及其“昆明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⑥陆士桢：“中国儿童社会福利需求探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⑦刘继同：“儿童福利的四种典范与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模式的选择“，《青年研究》，2002年第6期。

⑧国务院：《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

⑨尚晓援：“儿童福利发展瓶颈及其突破”，《人民论坛》，2011年第10期。

⑩张长伟：“从社会救助到社会保护：我国农村弱势儿童福利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千年发展目标 关注儿童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3年。

陈鲁南：“‘困境儿童’的概念及‘困境儿童’的保障原则”，《社会福利》，2012年第7期。

王琪：“困境儿童”的救助―以《儿童福利法》为视角，《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9期。

尚晓援，虞婕：“建构“困境儿童”的概念体系”，《社会福利》，2014年第6期。

黄晓燕，许文青：“区域性贫困地区儿童福利服务的思路与实践―以中国儿童福利示范区项目为例”，《社会工作》，2012年第11期。

第四篇：动物福利的发展现状

动物福利的发展现状

动物福利，这一概念自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广泛被人们认识到，动物福利的“五大自由”更是贯彻动物行业中，是人们对动物生存的基本道德表现。如今动物福利不仅仅是用于家庭宠物和伴侣动物中，更是应该广泛用于养殖行业，享受不受饥渴的自由，享受生活舒适的自由，享受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享受生活无恐惧和无悲伤的自由，享受表达天性的自由，这五大自由在金宝贝干撒式发酵床技术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它是动物福利当之不愧的新功臣。

1、给予家畜舒适干净的圈舍环境

发酵床养殖技术是近年来科学养殖的典型，而干撒式发酵床养殖技术是由北京华夏康源研发生产的更加人性化，更加便捷，更加节源的新型发酵床技术。所谓“干撒式”就是不用水，直接将菌种与垫料混合即可，菌种有着超强的活性，一旦动物开始排粪尿后，自发启动，真正的达到了零排放。干撒式只需要“一剂一料”，一剂就是金宝贝干撒式发酵床发酵剂，一料就是发酵床的垫料，这样简单便捷的操作，就能给家畜带来舒适干净的圈舍环境，下图就是引进金宝贝干撒式发酵床技术的养殖场。养殖场中的猪都是白白净净的，没有一点污迹，给人带来一种绿色健康的气息，而且圈舍中的通风系统更能有效的排出微生物分解粪尿的气体，让圈舍空气流畅，这些都是让家畜尽情的享受了不受饥渴、痛苦、伤害，享受环境舒适的自由，是动物福利的本质体现。

2、家畜有足够大的活动空间

为了满足人类对动物源性食品的需求，规模化、集约化的养殖得到广泛的开展。以往的水泥地面圈舍，不仅不利于圈舍排粪排尿，更加对家畜的活性空间受到了限制，家畜会在自己的粪尿中生存，甚至拱食自己的粪尿，这些都是违背的动物福利的，让动物们享受无恐惧，无悲伤，表达自己天性的自由，金宝贝干撒式发酵床技术让这再一次实现，发酵床上的动物们有足够大的空间，自由觅食，休憩，玩耍。于环境来说发酵床更是功不可没，零排放让污染物不会污染环境，为我们生存的地球节省了空间。

3、科学养殖，营养充分

发酵床养殖技术有效的防治了圈舍环境中的有害菌的滋生，为家畜带了了健康的生存环境。其益生菌种在分解了家畜粪尿之后，更能产生菌体蛋白，供家畜拱食，提高家畜免疫力、抗病力，废弃的垫料更是可以作为有机肥再次被利用。如此科学的养殖方法，不仅保障了动物们应享受的福利，更加让人类有科学化规模化的养殖技术，让我们吃到放心猪，放心鸡，放心鸭。也让人道养殖、人道屠宰等动物福利的概念深入人心，这些都源于我们在科学前沿不断实践的干撒式发酵床背后的人——北京华夏康源的技术人员们。

第五篇：欧洲部分国家 英文介绍

The Kingdom of Belgium is a country in northwest Europe.It i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hosts its headquarters, as well as those of other maj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elgium has a population of about 10.5 million.Belgium is home for two main linguistic groups, the Flemings and the French speakers.Belgium's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relate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flicts are reflected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and a complex system of government.Spain /ˈspeɪn/is a country located in southwestern Europe on the Iberian Peninsula.Spain is the second largest country in Western Europe after France.Because of its location, Spain has been subject to many external influences, often simultaneously, since prehistoric times.At certain times, the country itself has been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fluence to other regions.It was also the seat of of a global empire that has left a legacy of over 400 million Spanish speakers today.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Sweden is Swedish.Sweden has the largest population of the Nordic countries.It is separated in the west from Norway by a range of mountains and shares the Gulf of Bothnia to the north of the Baltic Sea with Finland.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ountry is chiefly agricultural, with forests covering an increasing percentage of the land the further north one goes.Sweden exports cars, engineering products, steel, electronic devices,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and paper products.The Polish state is over 1 000 years old.Poland is rich in natural mineral resources, including iron, zinc, copper and rock salt.Poland’s traditional dishes include beetroot soup, cabbage rol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