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侵犯消费者安全保障权

第一篇：有关侵犯消费者安全保障权

有关侵犯消费者安全保障权、人身损害赔偿案例分析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正文：1998年8月23日，原告王利毅、张丽霞之女王翰为参加药品交流会来沪，下午2时40分左右人住上海银河宾馆1911客房，下午4时40分左右在该客房被犯罪分子仝瑞宝（已被判死刑并执行）杀害，随身携带的人民币2．3万余元、港币20元和价值人民币7140元的欧米茄牌手表一块被劫走。事后查明，仝瑞宝于当日下午2时零2分进入宾馆伺机作案，在选择犯罪对象的两个小时内，曾7次上下银河宾馆的电梯；在按1911客房门铃待王翰开门后，即强行人室将其杀害并抢劫财物，下午4时52分离开宾馆。期间，银河宾馆未对其作访客登记，且对其行踪也未能引起注意。被告银河宾馆是四星级涉外宾馆，内部有规范的管理制度，并安装着安全监控设施；客房房间门上配有探视镜、安全链及自动闭门器，在客房门后张贴的安全告示中有要求旅客“看清门外访客再开门”的提示。银河宾馆制订的《银河宾馆质量承诺细则》置放于客房内，并于1998年8月19日起实施。该细则中有“24小时的保安巡视，确保您的人身安全”、“若有不符上述承诺内容，我们将立即改进并向您赔礼道歉，或奉送水果、费用打折、部分免费，直至赔偿”等内容。

上诉人王利毅、张丽霞主张银河宾馆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王翰在宾馆内被害、财物被劫，是全瑞宝犯罪的直接、必然结果。该犯罪结果所引起的刑事和民事侵权责任，只有仝瑞宝才应当承担。上诉人银河宾馆与仝瑞宝的犯罪行为既没有主观上的共同故意，又没有客观上的行为牵连。银河宾馆的行为虽有不当之处，但这些行为不会必然地导致王翰死亡。因此，银河宾馆与仝瑞宝不构成共同侵权，不应当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上诉人王利毅、张丽霞主张对本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人身伤害的，应当赔偿。此规定是指经营者之商品或服务直接导致消费者受到损害的情形。本案王翰之死，并非由上诉人银河宾馆提供的服务直接造成，故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情形。

宾馆作为服务性行业，以向旅客提供与收费相应的住宿环境和服务，来获取旅客付出的报酬。宾馆与旅客之间的关系符合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的规定，是合同关系，应当适用合同法律规定来调整。本案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施行以前，当时的法律对此类合同纠纷缺乏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的第一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根据这一司法解释，对本案可以适用合同法调整。

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任何旅客人住宾馆时，都不会希望自己的人身、财产在入住期间受到侵害;任何宾馆在接待旅客时，也不愿意出现旅客的人身、财产被侵害事件，以至影响自己宾馆的客流量。因此，根据住宿合同的性质、目的和行业习惯，避免旅客人身、财产受到侵害，就成为此类合同的附随义务。按照收费标准的不同.各个宾馆履行合同附随义务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但必须是切实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认真履行最谨慎之注意义务，在自己的能力所及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旅客不受非法侵害。住宿合同一经成立，无论宾馆是否向旅客出具口头的或者书面的安全保证或承诺.合同的附随义务都随之产生并客观存在。本案中，上诉人银河宾馆向旅客承诺“24小时的保安巡视，确保您的人身安全”，是自愿将合同的附随义务上升为合同的主义务.更应当恪尽职守履行这一义务。

自王翰登记人住银河宾馆起，王翰就与上诉人银河宾馆形成了以住宿、服务为内容的合同关系。在此合同中，银河宾馆除应履行向王翰提供与其四星级收费标准相应的房间设施及服务的义务外.还应履行保护王翰人身、财产不受非法侵害的义务。王翰是在宾馆内被犯罪分子杀害的。由于刑事犯罪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和犯罪手段的多样化.作为宾馆来说。尽管认真履行保护旅客人身、财产不受非法侵害的义务，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此类犯罪事件在宾馆内发生。因此，一旦此类犯罪事件发生，不能以宾馆承担着保护旅客人身、财产不受非法侵害的合同附随义务，就一概认为宾馆负有责任.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对犯罪造成的危害结果.根据罪责自负的原则.必须由犯罪分子承担刑事和民事的法律责任。宾馆能证明自己确实认真履行了保护旅客人身、财产不受非法侵害的合同义务后.可以不承担责任。

上诉人银河宾馆作为四星级宾馆，已经具备了将宾馆大堂等公共活动区与旅客住宿区隔离的条件。为了适应市场化的要求，宾馆不需要也不可能对进入宾馆大堂等公共活动区的所有人员进行盘查、登记。但是为了住宿旅客的人身、财产安全，宾馆必须、也有条件对所有进入住宿区的不熟识人给予充分注意，在不乏热情的接待、询问中了解此类人员的动向，以及时发现并遏止其中一些人的犯罪企图，保护旅客的安全。事实证明，银河宾馆并没有配备专门人员负责此项工作，以至罪犯全瑞宝出入王翰所在的住宿区时，均没有遇到过宾馆工作人员，更谈不上受到注意与询问，因而才能顺利进人客房作案，作案后又从容逃脱，王翰的尸体在第二天才被发现。银河宾馆不在旅客住宿区配备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是其工作中的一大失误，这一失误已将旅客置于极不安全的境地，这也是仝瑞宝将银河宾馆选作犯罪地点的根本原因。银河宾馆虽然在住宿区每个楼层的电梯口都安装了电视监控设备，但是当监控设备已经反映出全瑞宝为等待犯罪时机在不到两小时内曾7次上下宾馆电梯时，宾馆工作人员不能对这一异常举动给予密切注意。事实证明，由于出入电梯间的客流量较大，这一措施对及时保护旅客的人身、财产安全并不奏效。银河宾馆没有全面、认真地履行合同义务，自应承担违约责任。

上诉人银河宾馆的客房装备着探视镜、自动闭门器和安全链条等设施，并以告示提醒旅客必须看清门外来客时再开门。作为四星级宾馆，这些安全设施应当说是比较完备的。但是银河宾馆应当知道，旅客来自四面八方，其语言、文化程度、生活习惯、旅行常识有很大差异。在此情况下，宾馆不能认为给客房装备了安全设施、并且用文字提示了安全常识，就是尽到了自己的义务，还必须认真、负责地教会旅客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安全设施，直至旅客形成使用这些设施的习惯。否则，纵有再好的安全设施，也会形同虚设。银河宾馆在这方面所尽义务是不够的，其以“王翰没有按照提示的要求看清门外来客后再开门，以致仝瑞宝能够进入房间犯罪”为由否认自己违约，理由不能成立。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上诉人银河宾馆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的约定，以至使旅客王翰陷入危险的环境，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应当指出，银河宾馆依法只对其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王翰被害及其财产被劫的损失，必须由杀害王翰的犯罪分子仝瑞宝承担。还应当指出，王翰作为旅客，时刻注意保护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也是她在订立住宿合同后应当履行的合同附随义务。王翰未能充分了解和利用宾馆提供的安全设施，以至给全瑞宝的犯罪提供了条件，在履行合同附随义务中也有过失，因此可以酌减银河宾馆的违约赔偿数额。

第二篇：侵犯受教育权 案例分析

侵犯受教育权

甲就读于北京某大学，2006年甲母曾与学校教务的人员吵过架，学校即将甲退学，而2006年学校的退学公告里并没有甲的名字。找到学校后，校方称在2月份有相关的公告，但未出示任何文件。后甲向教委申诉，教委告知让甲去学校上学，由学校妥善处理此事，但正值假期没有办成。9月份甲再去学校，学校不让甲上学，让找教委。教委给了甲信访答复，甲不服，向北京市政府要求复核，政府告知通过诉讼解决。甲向海淀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学校的退学决定，被告知学校不属于行政机关。再去西城法院告教委，被告知信访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甲不服，向中院提起上诉，中院在2007年9月维持了西城区的裁定,问该怎么办？

陈大豪律师解答（cdhlawyer@hotmail.com）

首先，行政诉讼肯定是不行的，学校本身就不是行政机关；其次，如果是以宪法为依据，以侵犯受教育权为标的起诉，一般是得不到法院的支持的；可以从违约方向走，但是这个案子实践中是有难度的。另外，对于时效问题，学校是否退了学费，如果已经退费的话，从退费之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如果没有退费，诉讼时效应该是没过的。注意搜集入学的证据，比如学生手册、学校的公示等相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学校确实不属于行政机关。在实践中，对于学校是否为行政机关，争议很大。

 案例分析—受教育权能否通过诉讼途径获得保护  发布时间：2010-3-9 11:56:59 点击：154次

【问题提示】

学校与其招收的学生间是否形成教育服务合同关系？学校辞退学生的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民事行为？作为未成年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属宪法权利，宪法权利能否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获得保护？

【要点提示】

学校发出的招生简章属要约，学生报名参与学校招生的行为属承诺，学校录取学生后，学校与其招收的学生间形成了教育服务合同关系。学校以学生身体条件不合格为由辞退学生的行为属民事行为而非行政管理行为。我国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因没有宪法法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实现。

案例1.教师发怒使两学生头撞头受伤案

[案情] 1999年4月8日，某中学语文教师张运晓正在讲台上批改作业，这时，14岁的叶与同桌因为座位谁用得多少发生争吵，继而又动起手来。张老师很恼怒，在把他们推往教室外面的途中，二人的脑袋撞在了一起。放学回家后的叶，精神即出现异常现象，目光呆滞，不与别人说话。夜间哭醒，并胡说一些惊恐害怕的话，一直持续到天亮。第二天在叶氏夫妇和校方的帮助下，叶先后被送往几家医院看病，但病情一直未能好转，期间一直未到校上学。1999年11月5日，叶被送往市第二精神病医院，被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脑血管痉挛。由于多次向张讨要医药费未果，家长一纸诉状将校方和张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请被告学校承担为女儿治病支付的医疗等各种费用35881元，另要求精神抚慰金25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由于被告不当的教育方式导致的原告受伤的后果，因被告张是在教学活动中履行教学职责时发生的侵权行为，故学校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判决被告法人单位学校负主要责任，赔偿原告叶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陪护人员误工费、交通费、杂支费、鉴定费52.5元，及精神抚慰费共计45000元。

[分析]本案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张老师的行为是正常的教育方式还是不当的教育方式？二是如果是不当教育方式与原告受到伤害的结果有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显然，张老师的教育方式是不当的，当他发现叶与同桌发生争吵后，采用极其简单粗暴的态度，让两个学生站在讲台上，并用手揪住两学生的头发，使两学生的头相撞，并反复的训斥，没有注意到原告完全没有考虑到她的承受能力情绪的变化，对两个学生体罚一直持续到下午放学。由于原告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心理上也受到极大的伤害，无法到学校读书，一直在家靠药物稳定情绪。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产生精神疾患，被告张的行为与原告受到伤害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或者谙导致原告产生这种心理疾病的直接诱因。当然，叶患病并非全部由张的行为所导致，因为据法院调查得知，原告心理承受能力差，一贯厌学，早已存在诱发精神病的隐患。故法院判决张承担70％的主要赔偿责任。由于张是在教学活动中履行教学职责时发生的侵权行为，故学校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启示：教师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也是违法行为。体罚是我国有关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多项法律都明令禁止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不论教师出于什么动机或目的，都不得实施这种手段。对于体罚学生并造成学生伤害的教师，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将给予行政、民法、刑事处罚。

案例2.大学生因考试作弊受学校处分案

[案情] 某大学女学生严某考试时在试卷下面放有写着公式的纸条，被监考老师发现并予没收。后学校认为严某考试作弊，态度恶劣，于是对其做出勒令退学的处分决定。严某对学校的处分决定不服，向校方提出申诉，但校方至今未给予任何书面答复。

[案例分析] 1.本案中所涉及到的法律关系主体主要有学校和学生。

2.本案是一起学校侵犯学生受教育权案。学校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1）《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学生严重违反考核纪律或者作弊的，该课程考核成绩记为无效，并由学校视其违纪或者作弊情节，给予批评教育和相应的纪律处分。” 本案中，严某因违反了考试纪律，学校应根据其违纪程度给予其相应的纪律处分。

（2）《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据此，学校对严某的纪律处分应当适宜，而不应随意剥夺严某作为公民的受教育权，不得随意开除严某。

（3）《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起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为此，严某向学校提出申诉是合法的，学校应及时受理学生的申述。

3．本案引发的思考：

（1）学生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诚实守信，自律自爱，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与考试纪律，坚决抵制考试作弊行为。

（2）学校应积极维护考场纪律，依法对考试违纪或作弊行为进行相应惩处。（3）学校应正当行使自身的权利，依法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对学生的纪律处分应证据确凿，恰如其分，依法进行，不得随意开除学生，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相关责任人应对自身的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4）当学生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应正确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5）学校应遵守相关的法律程序，及时受理学生的申诉。

（注：本案源自《中央电大教育法学课程考核说明》）

案例3.9岁学生上课讲话被老师用胶带封住嘴巴

[案情] 2001年12月19日下午，某小学三（1）班学生在学校的音乐教室里上音乐课。音乐老师丁某弹钢琴时，坐在下面的王同学一直在说话。丁老师开始“警告”王同学：在课堂上不要讲话了，如果再讲话，就用胶带纸把嘴巴封起来。但9岁的王同学没有听老师的话，又开始自言自语。这回，丁老师火了，立刻站起来，走到王同学跟前，掏出一段封箱胶带纸贴在了他的嘴上。在场所有的学生一下子哄堂大笑，而此刻的王同学却大哭起来，但丁老师见状，没有理会，继续上课。就这样，王同学被封住嘴巴上完了大半截音乐课，在同学们的笑声中一路哭回了教室。

[案例分析]

1.本案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为：丁老师、王同学和学校。

2.这是一起由教师体罚学生造成的侵犯学生权益案，教师丁某违反了《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规定，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和人身权。

《教育法》中规定：受教育者有权“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义务教育法》中规定，“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教师法》中规定，教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应当“

（四）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由此可知，尽管学生王某上课说话，未能很好地履行学生的义务方面，但作为教师应当依法采取积极的教育措施，而不应采取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侵害学生的权益。丁老师将学生嘴巴封住，限制了学生上音乐课的自由，使学生无法参加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这种做法不仅是体罚学生、侮辱学生人格、侵犯学生人身权的行为，同时也是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行为。其违反了上述法律的有关规定。3.《教师法》中规定：“教师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

（一）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

（二）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

（三）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教师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所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由此可知，教师应为此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应向学生赔礼道歉，并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学校及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教师用胶带封学生嘴巴的做法应当坚决制止，并可根据教师的态度予以相应的行政处理。

4.本案为我们带来的启示：

（1）教师应加强法律意识，认真履行教师的义务，不得滥用国家赋予的教育权（主要是教育教学权和管理学生权），不得体罚学生，不得侵犯学生的权益。并应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学生应认真履行自身的义务，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遵守课堂纪律，对自身违反纪律，影响他人学习的行为应予改正。也有权对教师的侵权行为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3）学校应加强对教师的法制教育和监管力度，对教师的违法行为坚决制止，并依法进行相应处理。与此同时，也应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使其认真履行自身的义务。

案例4.教室伸懒腰，铅笔戳伤同学眼

[案情]王某和陆某是某小学六年级同班同学。某日下午放学前的自由活动时间，在教室里的王某因数学老师要他订正作业，就从自己座位走上讲台拿作业本，在经过坐在前排的陆某身边时，陆某伸了个懒腰，手中的铅笔尖正巧戳进了王某的左眼。当时，王某因痛揉了揉眼睛，没在意，回去也没告诉家人。第二天上课时，班主任发现王某频繁揉眼睛，问了问王某得知他左眼被戳的事，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次日晚上，王某爸爸在家发现王某左眼红肿、流泪，一问才知真相，即带儿子到医院治疗。经手术治疗后，王某双眼又并发交感性眼炎，视力急剧下降。医院鉴定王某的左眼视力为0.06，右眼视力为0.2，且不能矫正，左眼角膜裂伤，外伤性白内障，双眼交感性眼炎，已达六级伤残。王某病情虽稳定下来，但随时可能发作，最终可能导致双目失明。王某在索赔无果的情况下，将同学陆某和学校告上了法庭，要求两被告赔偿11.9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学校和致害学生对王某受伤均有过错，判决两被告赔偿受伤人王某各项损失74200元，其中陆某承担90%的责任，学校承担10%的责任。[案例分析] 本案中，所涉及的教育关系主体有学校、学生陆某、王某及其监护人。该小学对事故的发生并没有过错，因为事情发生在下课自由活动时间，且事件的发生纯属意外。但学校在知情后善后处理不当，存在过错。作为一个老师，应当意识到铅笔尖扎进眼睛后可能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听到学生的反映后，应当立即送受伤学生到校卫生室由保健医生检查后视情况进行救治，同时应当通知家长请家长协助。但该学校老师在得知王某眼睛受伤后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仅仅过问了一下却没有采取措施，客观上延误了受伤学生治疗的时间。学校作为正常管理人，对学生在校期间所发生的有关情况具有注意和及时向监护人报告的义务。学校在王某眼睛被戳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就知晓王某眼睛受伤，却未及时将事故告知双方监护人，也没有当即采取相应处理措施，致使王某因未及时就诊而使病情有所加重，对治疗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所以，该小学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陆某作为民法上规定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应当认识到在班级有学生的情况下手挥铅笔可能产生的后果，由于他的疏忽大意而造成王某眼睛受伤。故陆某对造成王某的伤残应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鉴于陆某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负赔偿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

本案启示：学生属于未成年人，对于任何意外事故都缺乏应对能力。作为学校，应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作为学生的监护人，也应该注重堆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以防止不应有的事故发生，造成不对学生不可弥补的侵害。

本案例选自2006年12月4日的《中国教育报》

第三篇：侵犯优先购买权的有关问题

论侵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赔偿问题

作者：新沂法院 陈冬丽 发布时间：2012-10-30 15:24:23

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法》 第二百三十条：“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或者存在其他损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情形，承租人请求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但请求确认出租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条解释的出台，在司法解释层面上规定了承租人在优先购买权受侵害时可以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但对于承租人要求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获得赔偿等均没有明确规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缺乏对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被侵害时的法律救济手段的规定。该司法解释虽然规定了承租人可以依法主张侵权的损害赔偿，但是没有规定赔偿的方式及标准，因此缺乏实际操作性。如果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遭到侵害时，承租人要求房主以什么方式赔偿？赔偿数额如何计算？这些问题还有待法律进一步明确。故对该条解释之规定，仍有讨论之必要。

二、损害赔偿之请求权基础

鉴于解释已经确定了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性质系债权，故本文不再讨论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性质为物权或形成权时的请求权基础，只讨论在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性质为债权时的不同观点。

对损害赔偿之请求权基础，目前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侵权责任说、缔约过失责任说、违约责任说和独立责任说等四种。

（一）侵权责任说

《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通说认为，承租人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权的权利，系法律赋予承租人的一种强制缔约请求权。王泽鉴先生认为，在法有明文规定强制缔约的情形，该项法律系属保护他人的法律，应有第184条第2项适用。即侵害强制强制缔约请求权的，应属于侵权行为，须通过侵权责任法来进行保护。

（二）缔约过失责任说 王利明先生认为，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违反强制订约义务，发生在缔约阶段；另一方面，违反强制订约义务也会造成信赖利益损失。

（三）违约责任说

梁慧星先生认为，《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的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只能是一种法定债权，不具有对抗租赁房屋买受人的效力。如果出租人未通知承租人而将租赁房屋卖给了别人并已办理产权过户，承租人以出租人侵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为由向法院起诉，则法院只能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追究出租人的违约责任。实务界也有人支持违约责任说，认为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不属于侵权责任和缔约过失责任，而应属于合同责任。

（四）独立责任说

有学者认为，强制缔约不宜纳入侵权责任体系，而应将其定位在与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向并列的与合同相关的责任类型。崔建远先生也认为，站在立法论的立场，制定中国民法典或修订合同法时，专设法律条文集中规定缔约义务人无正当理由拒绝缔约的法律后果，亦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案，在保持现行《合同法》第58条的前提下，尤其如此。

三、未经起诉行使优先购买权而直接起诉损害赔偿的处理

出租人未通知承租人，擅自将房屋出售给买受人的，承租人可起诉行使优先购买权，但某些情况下，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安全，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请求将不被法院所支持。此时，承租人转而以出租人侵犯其优先购买权，要求给予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合理的，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然而，如果承租人未曾起诉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直接起诉要求出租人因侵犯其优先购买权而赔偿损失的，应当如何处理？

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形成权，只有在承租人确有行使该权利的意思，且提供与买受人同等的交易条件时，才谈得上其优先购买权被侵犯的问题。经法院审查房屋买卖已经过户且买受人为善意，驳回承租人的诉请后，承租人才能以出租人为被告提起优先购买权的损害赔偿之诉。

问题在于，如租赁合同并未经过登记，承租人需要承担买受人对房屋存在租赁或承租人并未放弃优先购买权已经知情的举证责任。当承租人无法取得证据时，要求其先进行一个基本无望取胜的诉讼，无疑对承租人不公，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笔者认为，在上述情况下，不应以未曾起诉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一概驳回。法院应当首先追加买受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过庭审查明买受人是否善意。如查明买受人为善意，承租人主张其有意行使优先购买权并能证明其有能力提供同等条件，而出租人又无法举证证明承租人已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当可认定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因出租人的过错而无法行使，支持承租人对出租人赔偿损失的诉请。如果查明买受人为恶意，则应当向承租人进行释明，告知其变更诉请为行使优先购买权并追加买受人为被告。如承租人经释明后拒绝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可视为其无意行使该权利，则出租人不存在对其优先购买权的侵害，其主张出租人赔偿损失的诉请也就应当不予支持。

四、对买受人是否善意的认定标准

一般认为，对买受人的善意与否，应当根据租赁合同是否登记、买受人是否知晓租赁事实判断。但笔者认为，即使买受人知道房屋已经租赁，其未必明知承租人有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意图。承租房屋只是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权利的真正行使尚取决于承租人的意思表示。故如买受人虽知道租赁事实存在，但善意地相信承租人已放弃或无力行使优先购买权，则其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对于买受人是否知道租赁事实的判断标准，首先取决于租赁合同是否登记，租赁合同经过登记，则推定买受人应当知情。此外，根据交易习惯，购买房屋之前买方必定要前往看房。对承租人居住使用的房屋，买受人在看房时是很有可能发现房屋已被承租的。如买受人未前往看房即进行买卖并过户，则其与出租人串通的可能性较大，此时可推定买受人为恶意。当然，如出租人克意隐瞒房屋租赁的事实，选择承租人不在房屋内的时机带领买受人看房，或买受人在承租人占有房屋之前已经看房完毕，或买受人过去就对房屋情况熟知而无需看房，则其可能无法发现房屋在交易时已被出租。对此，法院应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陈述细节上的逻辑性、是否符合常理等因素判断原告是否经过看房而对租赁事实知情。

对于已知租赁事实的买受人是否知道承租人有意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判断标准问题，在已知房屋租赁的情况下，善意的买受人均应当对承租人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予以关注。因此，买受人应当就其合理信赖承租人已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承担举证责任。有观点认为，买受人应当直接联系承租人并征询其意见，或至少曾对直接联系进行过合理的尝试，方可证明为善意。但实践中买受人往往缺乏直接联系承租人的条件，其只能依据出租人的说辞或提供的证明判断承租人的态度，并依靠出租人的中介和承租人交涉，故不宜直接联系承租人与否作为判断标准。笔者认为，应当以出租人是否曾向买受人提供可合理信赖的承租人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证明，来判断买受人对此是否为善意。

五、损害赔偿的数额确定

本文认为，出租人侵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使得承租人无法购买租赁房屋的，承租人要求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承租人为行使优先购买权或要求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而支出的费用。比如承租人为确定出租人是否出卖房屋进行的调查取证费用，为确定房屋价格而发生的鉴定费用，为与出租人交涉而产生的费用等。二是房屋价差损失。房屋价差损失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出租人按市场价出卖房屋给第三人，但出卖房屋时的市场价格较低，而承租人要求赔偿时的市场价较高，这时承租人有权要求出租人赔偿两者之间的价差损失。二是虽然房屋市场价格维持不变，但是出租人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给了第三人，此时承租人有权要求出租人赔偿市场价与交易价之间的价差损失。三是交易的价格高于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赔偿时的市场价的，此时对承租人而言不存在价差损失。

对于价差损失的赔偿，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承租人的损失赔偿额应扣除必要的交易税费。房屋转让和登记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税金和登记费用，这些费用无论由出租人承担还是由第三人承担，均应从价差损失中予以扣除。二是现实交易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真实的交易价格与在房地产登记部门备案的合同的交易价格不一致，此时应根据双方真实的交易价格来确定，而不能依据备案合同的交易价格为基准来计算价差损失。

三是租赁期满后另行租赁房屋的交易成本应视情况而确定是否予以赔偿。若承租人已经得到了房屋价差损失赔偿的，此时租金上涨的，一般也不应给予租金价差的赔偿。这时因为此时承租人已经实现了房屋价差的损失，而租金是来源于取得房屋所得到的收益，此时承租人已经确定的不能再取得房屋，当然也不能要求赔偿因取得房屋所产生的收益。但是若承租人无法获得房屋价差赔偿的，而此时租金又上涨的，从平衡双方利益的角度考虑，出租人应适当赔偿承租人的租金价差损失。

四是租赁期满后另行购买房屋的交易成本不应予以赔偿。即使承租人实现了优先购买权，那么承租人在购买房屋并进行转移登记的过程中，也是必然会产生交易成本的，所以不存在承租人新增损失的问题，即交易成本不应予以赔偿。

对直接损失，可根据承租人提供的证据认定；对间接损失，即房屋涨跌损失的确定，可参照以下方式：双方协商确定的，从其约定；双方不能协商确定的，原则上可比照最相类似房屋的市场成交价与买卖合同成交价之差确定房屋涨跌损失；无最相类似房屋比照的，可通过专业机构评估确定房屋涨跌损失。认定损失的时间点应从保护承租人的利益出发，以承租人的请求为基础，结合租赁合同终止之日、房屋过户登记之日以及审理中房屋的涨跌情况等，合理确定。

六、小结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如出租人违背法律规定，损害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后，在人民法院宣告出租人与第三人所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后，承租人主张按被人民法院撤销的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价款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出租人随意加价致使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无法实现的现象。这不利于保护处于弱势的承租人的法定权益。纠其因，主要是由于出租人已于第三人达成的买卖合同被宣告无效后，出租人在情绪上与承租人产生趋于对立的心态，在通常情况下，大都不愿以该租赁房屋“原价”出卖给承租人。出租人甚至可以表示不再出卖该租赁房屋，待租赁期届满，解除与承租人的租赁合同，从而使承租人彻底丧失原本已取得的优先购买权，然后出租人仍可伺机将该“租赁房屋”卖出，这将使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成了一张法律白条，承租人根本无法依照其优先购买权获得其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房屋，更不说在同等条件下。

目前对《意见》第118条的理解，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优先购买权是一种法定权利，只要受到侵害，承租人不仅宣告合同无效的要求应得到支持，优先购买权尚有追及效力，买受人取得的产权登记证明还应涂销；另一种认为，如果第三人是善意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应该得到保护，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不具有追及的效力。作者认同第二种观点。

在司法实践中，要维护交易安全，多采用调解的方法，减轻矛盾，寻找利益的平衡点。对于法律规定不明确的现在，这无疑是过渡的一个最实用的方法。

第四篇：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一）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

（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

（三）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

（四）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

（五）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驰名商标泊评定机构：

即当争议商标处于初步审定公告阶段时，商标局是驰名商标的认定机构；当争议商标处于已注册阶段时，商标评审委员会是驰名商标的认定机构。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纠纷案件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认定驰名商标，应当依照商标法第14条的规定进行。当事人对曾经被行政主管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认定的驰名商标请求保护的，对方当事人对涉及的商标驰名不持异议，人民法院不再审查。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商标法第l4条的规定审查。”该规定确认了法院对驰名商标的认定司法审查、认定权。

维护商标专用权的方式：

甲公司要求乙公司停止使用其外观设计专利，是自力救济的形式。商标的样式不得自行更改。向法院起诉或者请求工商管理部门处理属于公力救济

许可的方式：

独占使用许可

排他使用许可

一般使用许可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第五篇：高校学生受教育权被侵犯的常见类型及如何保障高校学生受教育权问题

作业4：简述当前我国高校学生受教育权被侵犯的常见类型，并就如何保障高校学生受教育权问题进行阐述。

高校学生的受教育权应该说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其基本内涵应当是指高校学生有在依照国家教育制度举办的高等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就学的权利。因此，侵犯高校学生的受教育权总是和学生当时面临的具体就学机会联系在一起的，应当是指高校学生到教育机构就学的机会和权利被剥夺的情况或者设置不平等条件使学生在相同的就学机会上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情形。

近年来，学生诉高校的不当处分案不断出现，仅以比较轰动的案子为例就有如1998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咏认为学校对其退学处理不当而起诉学校；1999年北京大学96届博士毕业生刘燕文诉北大不颁发毕业证书，拒绝授予其博士学位，侵犯了他的权利；2000年湖南外语外贸学院的6名男女学生因同寝睡觉被学校给予开除学籍处分而把学校告上法院；2002年广州暨南大学武某因考试作弊被学校取消获得学士学位资格而将学校诉至广州市中院等等。这些案子发生后，都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极大的关注。“学生状告学校”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社会法制的进步和学生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敢于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学校惩戒权的强大与学生受教育权保障的软弱无力，两者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

常见的高校学生受教育权被侵犯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歧视学生

《教育法》第9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上述规定确立了公民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基本原则。受教育机会平等，是指公民在受教育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具有平等法律地位，不因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或者差别而受到不平等地对待。该原则主要有以下三层含义：第一，我国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一方面受教育是每个公民的法定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手段非法限制和剥夺公民的这项权利；另一方面受教育也是每个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第二，在义务教育阶段，公民的就学机会、教育条件和教育质量平等。第三，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公民的入学机会、竞争机会和成功机会平等。

在现实中，不少的教师为了提高自己的业绩成果，有时会对缺点较多、学习困难和有特殊情况的学生，产生偏见，态度冷漠，没有耐心，甚至恶语中伤。久而久之，这类学生的个性就会朝着越来越不健康的方向发展，并形成恶性循环，会极大地影响教育教学活动。不得歧视学生，是教师尊重学生受教育权的一个具体体现。教育应该使每一个学生都有可能受到同等的尊重和关注，作为教师和学校从根本上应该为他们提供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不应因某一方面的不足或缺陷而受到他们不平等的对待，甚至冷落。

二、侵犯学生参加考试的权利

《教育法》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的权利。这是学生在学校中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考试，是学校安排和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的方式之一。学校和教师不得以任何借口非法剥夺或限制学生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包括考试在内的各种活动。

三、侵犯学生上课学习的权利

停止违反纪律的学生上课，应符合教育活动的价值要求，与对学生的教育相一致，和学生的违纪程度相适应，有充分客观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带有任何个人偏见和感情因素。具体说，确定停止学生上课是否合理恰当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学生的年龄状况、学生在校以前的表现、该违法乱纪行为的严重程度、频率及再发的可能性、认错悔改态度等。如果学生的违纪行为，频频发生，严重影响了课堂秩序，为维护绝大多数学生的受教育权，可以将违纪学生与其它学生隔离，对其进行教育。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行为。否则，不应停止学生上课，可通过其它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以保障学生上课学习的权利。停课作为一种惩戒形式，必须限制使用。学校不能放弃教育职责，大量使用停课。停课只能对那些其行为严重扰乱了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采取，在实施中要遵循相应的程序性限制，如对告知、听证和申诉权利的保障。学校做出的停课决定必须尽快通知家长，并确保实质公正；学生不应因停课而失去学期期末考试或国家统一考试的机会。实践中教师仅因为学生未完成作业而将其撵回家做作业、或动辄让违反纪律的学生回家“闭门思过”，或禁止差生上观摩课等做法，就侵犯了学生上课学习的权利。

四、侵犯学生受教育的选择权

学生志愿必须由本人填写，这是国家赋予考生的一项权利和义务。学校和教师未经本人同意，不能改动；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填报志愿，但不得擅自更改或强制学生填报志愿，否则就是侵权。

五、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

公民的受教育权是一项宪法性权利，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体现为民法上的人格利益。任何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限制、妨碍、剥夺他人受教育机会的行为，都是对公民受教育权利的侵犯，因此造成损失、损害的，都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相关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如何保障高校学生的受教育权呢，我认为：

（一）树立法治之精神，做到依法治教，以人为本。

由于受我国传统的师道尊严的教育伦理的影响，认为学生必须服从学校和老师，对学生严是爱，松是害，因此需要严管重罚。加之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管理思维尚未改变，学校往往将学生当成受教育的客体，而忽视其权利主体的地位，在这种前提下，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容易被视为管理与服从、教育与被教育、给予与获取的关系，学校居于主要地位，学生处于从属地位，学生的权益被忽视弱化也就成了必然。现代法治精神要求学校管理要尊重和注意保护学生权利，为此就要求对学校管理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法治的要求使得学校不能像过去非法治状态下那么自由和随意，这或许正是学校管理适应法治社会而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或反映。17能否切实保障和维护与受教育权相联系的各种权益已成为当前高校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高校应转变观念，树立法治精神和维权意识，真正做到依法治教，以人为本，确保学生的受教育权落到实处。

（二）加强教育立法，建立起完整统一的教育法制体系。

近几年来，我国的教育立法虽然有明显的进展，但整体上来看，还有诸多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我国目前为止，仅有六部教育方面的法律，十几部行政法规，其余则是大量的行政规章和其他的规范性文件。首先教育立法缺位、跟不上时代的滞后的现象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难，致使学生受教育权得不到良好的保护，因此应加强教育立法及相关的配套法规、行政司法解释的建设。其次，应根据《立法法》对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进行清理。我国现行的教育立法明显存在层次过低的现象。如在对学生进行开除、勒令退学等改变学生受教育者身份的处分行为仅

仅是由教育部颁布的行政规章来规定，明显是不够的，受教育权是宪法、教育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仅通过一个在立法上属于最低层次的部门规章就可以剥夺，未免过于草率，本末倒置。此外，教育部的诸多行政规章规定的内容也与作为上位法的法律相冲突，如禁止学生结婚条款。再次，要规范对学校权力的授予、运行、制约和责任承担等问题。如前所述及，作为学生管理的主体，现行管理学生的规定大多是由各个学校自行制定的，对学生的影响也最大，与学生权益紧密相关。但由于缺乏对被授权主体的制约，各高校制定的管理规定往往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违背上位法。

（三）完善惩戒程序性规则，做到符合正当程序原则。

学校管理不仅要实体上合法，而且要程序合法，要严格按照正当程序规则的要求。学校对违规学生做出处罚时，缺乏符合法治精神的正当程序是目前高校诉讼案反映出来的一个较普遍的问题。在学校的管理工作中坚持正当程序原则，是使学校的管理行为公开、公正、公平的基本保证，通过正当程序管理过程，规范权力的运行秩序，使权力的行使遵循符合法治精神的规范步骤和方式，避免管理运行的无序性、偶然性和随意性，保证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和高效性。没有正当程序，受教育者在学校中的机会平等是难以实现的，其合理的请求权、正当的选择权和合法的知情权就难以得到保障和维护。为此，要改变过去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明文规定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严格程序，如原告的申诉、举报程序，调查程序；专门委员会听证并做出处罚前建议的程序，被告辩解和申诉的程序；具体实施处罚的程序等；要规定有效证据的范围，包括有关物证、证人签名的证言，有关单位的综合材料，违纪学生的检查书等；要引入事前的正式听证程序，尤其是涉及学生重大权益的处理决定做出前要给学生自我辩护的机会和对有关事实和证据的质认、确认权；要明确处罚通知送达的期限和送达回证期限。

（四）完善救济渠道机制

1.完善学生申诉制度。现有的申诉制度过于简略、粗要，缺乏可操作性。因此要对现有法规进行细化，明确受惩戒学生的申诉期限、时效和学校受理申诉的机构、申诉条件及学校行政决定的合理期间，保护学生的申诉权落到实处。此外，为了确保申诉的公正性，应考虑建立独立的中介机构来处理申诉，这个可以借鉴国外的非行政性中介仲裁咨询性组织，其作用在于对惩戒权的行使的有关纠

纷予以调解或仲裁，这一组织的任务是对惩戒权予以区分和定性，在能调解时予以必要的调解，无法调解时或调解不成时进行初步的仲裁，判定双方是非。

2.把惩戒行为完整纳入行政诉讼救济范围。司法救济是规制学校权力，实现学生权利救济的最有力之手段，是最核心、最后的疏导手段，因此为了最充分的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必须将惩戒行为纳入行政诉讼中。首先，应该明确申诉为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通过申诉途径而没有得到救济时，才能提起行政诉讼，一来尊重学校的自治性；二来避免司法不必要、不合时宜、过度地介入到高校纠纷中，浪费司法资源。其次，将惩戒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范围。对于因受纪律惩戒而被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的，法律应明文规定学生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给予司法审查以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对于受学籍惩戒的，由于涉及大学教学与学术问题，故凡关于重修、留降级、休学、停学的惩戒，不得提起行政诉讼而应通过行政救济予以解决。但取消入学资格这一学籍惩戒已改变学生的受教育者身份，故应允许学生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对因学术标准而不授予毕业证和学位证的，基于学术自治及其专业性，学生也不得提起行政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