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意义

第一篇：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意义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意义

【内容提要】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他关于市民社会是“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论断，是对市民社会本质的深刻揭示，是对市场经济社会中全部物质交往关系的总体把握。在马克思那里，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交往关系只是全部社会物质关系的本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却遭到不同立场研究者们的误解。只有消除这些误解，才能发现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中蕴含的巨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 键 词】马克思/市民社会/物质交往关系/市场经济

【 正 文 】

近20年来，市民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纷纷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表达着不尽相同的理论诉求和现实关切。有西方学者认为，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已经在当代的政治哲学中形成了一个所谓“市民社会的话语体系”。鉴于这场讨论的复杂性，这个话语体系是声音混杂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混杂的“话语体系”中，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格外响亮。一些自称为马克思继承者的思想家，例如哈贝马斯、柯亨和阿拉托等人，着眼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将市民社会视为存在于政治国家之外的文化批判领域，认为只有通过对这一“公共领域”的建设，才能抵抗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对人和社会所实施的新异化。他们的观点在西方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

“市民社会”是一个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出现频率相当高的概念。那么，这一概念与当今人们所使用的同一概念是一致的吗？哈贝马斯等人的观点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性拓展吗？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实的社会实践所迫切需要的。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和深化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市民社会是指由相互需要的契约关系而将人们联系起来的市场交往体系及其保障机制。黑格尔认为，这是一个区别于家庭和国家的社会领域。它虽然独立但是却不自足、不完善，需要通过国家的强制统合才能达到人与人真正的联合。因此，黑格尔认为，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为市民社会提供最终的伦理根据。

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考察，在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早期的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就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完成的。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概念及其全部理论。因此，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最大特点：一方面，它继承并深化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定；另一方面，他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颠倒了过来。

首先，马克思继承并深化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黑格尔之前的思想家，如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已经看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必然趋势，但是，他们却主要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来论证这一趋势的。他们认为，社会之所以独立于国家，是由人的自然本性决定的。人在本性上是自由的，这种自由的权利是“天赋的”，国家只是人们对自己天赋的自然权利让渡的结果，是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根据这种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而阐述的社会政治理论，社会是人类联合的本然状态，政治国家只是为它服务的工具。与传统的君权神授论相比，这种社会政治理论的结论是革命性的，直至今天它仍然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之一。但是，这种社会政治哲学的论证方法却是非历史的、抽象的，近代以后一直遭到各方面的批判。黑格尔的巨大历史功绩就在于批判了这种非历史的和抽象的社会政治 哲学的基础，从历史本身出发说明了历史的发展，说明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首先在于他对黑格尔这一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继承。当代美国学者赛里格曼指出：“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反对任何18世纪思想家关于市民社会起源的„神秘的和幻想的‟理论。”（注：亚当·赛里格曼：《市民社会的观念》，纽约，1992年，第52页。）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将历史的发展归于精神的自我运动，而是从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说明。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这样一来，马克思就不仅将黑格尔的“伦理关系”转换为“社会物质关系”，摒弃了他的神秘主义，而且将黑格尔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深化为“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的本质（经济关系）上说明了社会关系。

比之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的这一理解是对市民社会本质更为深刻的把握。第一，由于马克思是从现实的历史运动出发，而不是从理念的自我运动出发考察市民社会与国家及其附属物的关系，因而，就避免了黑格尔为市民社会设立一个伦理指向的目的论的结局。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被看做自我完善的精神运动，在马克思这里被看做是人们自己活动的过程，因此，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在马克思那里是指国家的消亡和未来的“自由人的联合”）只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人自己不断活动的结果。第二，作为对市场经济社会的把握，马克思把市民社会规定为“物质交往”的关系（其本质是经济交往关系），不仅比黑格尔将其规定为“需要的体系”更为深刻，也比它更为全面。一方面，“物质交往”关系概念，不仅把握了“需要的体系”的本质，而且也揭示了人们在“需要的体系”中实现需要的方式——即通过物质的交往实现需要；另一方面，“物质交往”关系概念，更为全面地把握了市民社会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指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包含了那些直接由物质需要决定的关系，也包含了那些不是直接由物质需要决定的关系。这就避免了将市民社会看做仅仅由经济交往的“需要的体系”而构成的弊端。

其次，马克思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黑格尔的社会历史哲学曾对马克思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之前，马克思还只是依据黑格尔的发展学说，认识到普鲁士王国并非绝对理性的体现，而是有待于发展和完善的。但是，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逐步看清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看到经济利益、等级地位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并从这里出发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期间，在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辩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莱茵省议会辩论中诸侯等级、贵族等级、城市等级和农民等级的代表对待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对妨碍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专制国家制度的反动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说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人们在思想观点、政治态度上的对立是同等级地位的对立分不开的。在就林木盗伐案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生活的状况同官方进行辩论的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把等级地位的对立与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级在物质利益上的对立联系起来，这说明他已经开始用物质利益关系解释社会生活。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从市民社会本身解释社会历史，而这正是他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最初确立。从学理上看，这一重要原则的确立是通过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批判完成的。马克思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252页。）又说：“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恩格斯也曾指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7页。）马克思早期所确立的这一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它确立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关系，是理解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的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观念。在他看来，所谓的市民社会就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以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如同业工会等）为形式，以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为内容，体现着人们特定的物质交往关系，独立于并决定着建立在其上的政治国家及其附属物的社会生 活的领域，特别是经济活动的领域。

二、需要澄清的两个问题

在我国学界存在着两种极为流行的观点，妨碍人们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正确理解，是必须加以澄清的。

第一种需要澄清的观点是：“市民社会”一词是马克思早期从黑格尔哲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在他的思想走向成熟之后，他就用“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代替了早期这一模糊的说法。依照这一观点，一个合理的逻辑推论是：在马克思那里，只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没有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理论。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观点。自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当做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纲领性文献以来，这一观点就一直内含于一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体系之中。最近，我国已有学者指出，“市民社会”并不仅仅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使用的概念，而是见于他各个时期的著作。在他晚期的《资本论》等著作中，他还经常将“市民社会”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并列使用。这说明“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被马克思在晚期发现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范畴之后弃而不用的“不成熟”的概念（注：参见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王兆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新思考》，载《哲学动态》1998年第7期。）。当然，我们关注的是更为深入的问题，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为什么会忽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究竟具有怎样的地位？其实，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中，“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理论的被忽视具有必然性。因为在这种解释模式中，社会历史的发展被高度地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因而，马克思所说的“全部的物质关系”也就被简化为“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政治关系”也就被简化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样一来，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复杂内容就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同时，很自然地，市民社会也就被它的抽象本质——经济基础所替代，政治国家也就被它的抽象本质——上层建筑所替代。

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是指整个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私人生活，而“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只是这一私人生活的本质形式。马克思认为，作为“一切物质交往”的私人生活及其领域是与公共权力及其领域相对的，前者是市民社会，后者是政治国家；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所构成的领域，只是指私人生活中的市场交往活动及其所构成的经济领域，尽管它是全部物质交往关系的基础性领域。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剥削本质时，当然会侧重于对私人生活本质关系的剖析，但是，私人生活的本质和基础并不是它的全部，经济交往关系并不是全部的物质交往关系。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私人生活的领域，固然以经济交往活动为基本内容，但同时也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其他社会交往活动；政治国家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固然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但同样也是维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的活动领域。只有全面地理解市民社会这一私人生活领域及其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才能避免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学说解释为他坚决反对的纯粹的经济决定论。

第二种需要澄清的观点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普适的分析性概念，它不只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人生活领域，而是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内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私人生活领域。这是近些年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出现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曾多次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来论述前市场经济社会，如：“中世纪的市民社会”、“旧日的市民社会”、“先前的市民社会”、“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因此，马克思是认为市民社会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的。这种观点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历史观，自从国家产生以后，社会就分裂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市民社会就已经存在，只是完全被淹没在政治国家之中而未能独立。那时的市民社会并不是现实的，而只是一种逻辑的存在。只有到了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市民社会才与政治国家真正分离，才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注：参见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的确，马克思常常用“市民社会”一词指涉欧洲中世纪的私人领域和私人交往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也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无差别地运用于所有社会的社会关系之中。

在理解这一问题时，必须注意市民社会在西方最初出现的历史条件，正是由于对这一历史条件的忽视或不了解，才使人们误解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欧洲的商品经济最初是在晚期中世纪独立的自治城市中发展起来 的，这些自治城市产生了最早的市民社会。欧洲中世纪的晚期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条件，在当时，诸侯纷争、群雄割据，整个社会处于极度分裂的局面。城市市民阶层受到领主权的极大压迫和盘剥。他们除了有服劳役或军役的义务外，还要向领主交纳实物、货币和各种苛捐杂税。因此城市在兴起以后，市民们往往以公开的或隐蔽的形式与领主进行斗争。在市民阶层与领主的斗争中，有的城市通过向领主缴纳赎买金的方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形成了欧洲中世纪独有的“自治城市”。有些自治城市甚至被允许拥有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和选举市政官员的权利。一般地说，城市的自治权是经过教俗领主和国王特许的，后者还要向前者颁发特权证书，这种自治权是总体的专制社会中特许的自治。也正是在这时，西欧的城市里形成了最早的同业工会。这种手工业行会和商人公会（基尔特）在11至12世纪的西欧极为兴盛。它们便是黑格尔所谓既非家庭又非国家的自由人的联合组织——市民社会的最初形式。这种形式的市民社会无疑是后来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雏形和前身。这种形式的市民社会不仅不可能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也不可能再现于其他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同样发展水平上，而只能是一种特有的西欧现象。以马克思对这种市民社会的肯定为依据，断定封建社会乃至奴隶社会中也存在着市民社会显然是失当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种形式的市民社会不是市民社会。我们所要强调的只是：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市民社会”只能是商品经济关系高度发展的产物，而不可能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市民社会可以是非商品经济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无论它是逻辑上的还是现实中的。在中世纪，尽管商品经济关系在整个社会中还不够发达，在自治城市中却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因而形成特定形式的市民社会是非常自然的。应当说，马克思将它们称做“先前的”、“旧日的”、“中世纪的”市民社会，这本身就表明马克思对它们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民社会的区别是十分清楚的，表明马克思只是把它们看做一种特殊的市民社会。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会说：“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关键的问题在于，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黑格尔都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由市场经济“需要的体系”的形成所导致的。它只能建立在“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因而，它也只能是一种现代现象。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过很多非常明确的论述，如马克思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5页。）他又说：“在古代国家中，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其他的领域都不包含在内，而现代的国家则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相适应。”（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3页。）所谓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相适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4页。）。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是与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紧密相联的，不可能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会像有些人那样从“乡村自治”的传统中去寻求所谓的市民社会，这也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市民社会问题所包含的巨大的现代价值。

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意义

在西方市民社会观念的演变中，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重要的地位，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当代西方思想家们对这一点都是公认的。例如，当代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著名学者查尔斯·泰勒认为，马克思从经济关系上规定市民社会的本质，为他之后所有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确立了基本的坐标。他说：“马克思援用了黑格尔的概念，并把它几乎完全地化约为经济领域；而且，从某种角度讲，正是由于马克思这种化约观点的影响，„市民社会‟才一直被人们从纯粹经济的层面加以界定。”（注：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见邓正来等编译《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再如，赛里格曼在考察了近代市民社会观念的演变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是古典市民社会观念的终结者和当代市民社会观念的开启者。又说：“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证明了以往各种市民社会模式在19世纪中的延续。”他说：在马克思那里，“古典的市民社会观念走向了终结。不过，它仍然存在于20世纪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之中。”（注：赛里格曼：《市民社会的观念》，第56、57页。）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 思想，把市民社会看做是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这一观点切入了市民社会的本质，从而深化了黑格尔所确立的市民社会的基本观念。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这一概括，可以说是近代以降这一问题讨论的总结。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他从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入手，剖析了市场经济社会的本质，这才使他的理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疑，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今的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民社会理论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些发展都是在业已确立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基础上的发展。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做是特定社会“一切物质关系”的观点，为后来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确立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和认识路径。不过，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从市场经济中人们“全部的物质交往关系”出发把握市民社会，并将它的本质规定为“经济交往关系”，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将现实的市民社会等同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交换领域，等同于黑格尔所谓“需要的体系”。

马克思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市民社会，把它规定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经济交换关系及其所构成的经济交往领域，这无疑抓住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因为正是由于市场交往关系体系的形成，才使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形成了一个因契约关系而联结的整体社会，才使人类社会的活动以现代的交往方式进行。市场交往中的契约活动是市民社会中个人最基本的活动，是人们进行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因而制约着其他一切活动的进行；在市场交往中形成的契约关系也因而成为塑造市民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如果离开了市场中的经济交往和契约关系，就不可能有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现代分离，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民社会。但是，单纯的、不受制约的经济交往领域，只是最原始的私人自律领域，它是建立在私人财产所有权之上的“孤立的”商品交换领域，是绝对原子化的市场关系。这一领域的确是整个市民社会的基础，可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它的纯粹形态只存在于商品经济发育的早期。这种典型的“经济市民社会”只是市民社会的一种过去时态，它只存在于普遍的民主和个人平等极为缺乏的特定历史时期。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市民社会的私人自律单纯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私人自律的市民社会仅仅由有产的资产阶级来代表。这种市民社会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即使是对在现代社会中刚刚开始建立市场经济的社会来说，也已经不再可能，因为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已经消失，不可能再现。换言之，那种纯粹的“经济市民社会”是一种原发性的市民社会，只能存在于原发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里，国家对经济的渗透能力尚未形成；它也只存在于民主制度尚未充分确立的时期，因为只有在这一时期，自由的经济交往才由对私人财产进行保护的私法而不是由民主而获得保障。马克思是坚决反对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理解社会历史的，他也绝没有这样理解市民社会及其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虽然他并没有像后来的哈贝马斯等人那样明确强调文化批判领域在市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也不意味着他就否定它可以成为市民社会的一个部分。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反对将他们的社会历史理论“化约为”单纯的经济决定论，还是遭到了继承者和反对者们的双重误解。泰勒所谓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几乎完全化约为经济领域”的说法代表了当代西方思想家们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基本看法，但这却是一种深刻的误解。这种误解并非毫无缘由，如前所述，它是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体系所导致的。这种解释体系同样是一种误解，而且是一种系统的误解，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不能等同于“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而且，正是由于它包含了比后者更为丰富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内容，才成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范畴。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来说，市民社会理论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长期以来，正是由于对这一问题的忽视和回避，才使得我们无法有力地回应所谓“非经济决定论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攻击。当代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人，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将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文化批判领域看做是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的新形式，并试图以此拓展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这些努力虽然还有待深入，却无疑表明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一种具有巨大活力和理论合理性的社会历史理论。当然，当代的市场经济社会已经极大地区别于马克思时代的市场经济社会，如何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研究市民社会的新发展，无疑是当前理论工作者新的历史任务。

这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市民社会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而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虽然有不少学者对此持有异议或怀疑的态度，但是，只要我们看一看那些不具有西方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取向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之后社会关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注意到 在它们的社会中迅速崛起的非政府力量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就不会再局限于文化主义的立场而看不到经济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既然“市民社会”并非只是某种文化的“特殊语式”，那么，当我们今天也取向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时，我们就必须正确地面对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正确地把握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以便在变化了的经济关系和全部生活关系上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这也许就是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所具有的最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篇：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讨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讨

李佃来

在国内学者从不同方面积极讨论哈贝马斯思想的同时，市民社会问题却没有完全进入学者的 视野。这并不意味着该问题之于哈贝马斯思想来说无关紧要。实际情况恰恰是，它构成我们打

通哈贝马斯前期和后期理论、从而系统把握其思想体系的中心概念。对于当下全球范围内方兴

未艾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来说，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思想也不可绕开，它已成为一些西方市民

社会论者据以引证的理论资源和他们加以论述与评判的重要对象。因此，对哈贝马斯的市民社

会理论作出辨析梳理与准确定位，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总体上看，哈贝马斯对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着重 从历史角度分析市民社会特别是公共领域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后果，其思想集中体现在《公共

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7年）、《合法化 危机》（1973年）等较早著作中；第二个阶段则主要是从“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这个规

范的角度规约市民社会，从而强调对“理想的生活世界”的建构，这个阶段的思想重点集中在

《交往行为理论》（1981年）以及《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年）等后期的著作中。一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我们把握哈贝马斯第一阶段市民社会思想的最重要作品。在这部 著作中，哈贝马斯主要是通过理想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结构以及功能问题而讨论市民

社会问题。哈贝马斯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 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

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

权力机关展开讨论。”（哈贝马斯,1999年，第32页）公共领域产生于公共管理与私人自律的 紧张关系地带，它一开始就针对王权，与之展开讨论甚至加以批判，目的在于捍卫商品交换和

社会劳动领域的私人化。因此，它与公共权力领域相分离、相对立，本质上与市场领域一样，属于私人的自主领域。这样，整个社会结构就被区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包括市场领域和公共领

域在内的私人自主领域，一是以政治国家的身份而存在的公共权力领域。在该书的整个语境中，前一部分便是哈贝马斯所认定的市民社会。于是，我们便获得了哈贝马斯第一阶段市民社会

概念的完整理解：它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主领

域。它本身又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二是由私人所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共领域，它

是一个社会文化体系，“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哈贝马斯，1999年，第29页）。其中，第一部分的内容构成了第二部分内容的基础，即“对

于这种‘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来说，其社会前提条件在于市场不断获得自由，尽力使社

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为私人相互之间的事务，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同上，第8 4页）易言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无论就其产生还是就其存在来说，都必须以商品交换和社会

劳动领域的自主化，即不受政治权威的干涉为基本条件。但第二部分的内容即公共领域却又构

成了市民社会的主体，它“实际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

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功能”（同上，第59-60页）。具体来说，私人构成公众以组建公共领域，“不仅意味着公共机构失去权力，变得威信扫地，同时也意味着经济依赖关系在原则上不容

许继续存在”（同上，第41页）。亦即通过反对公共机关，公共领域承担起巩固资产阶级私人 的经济地位、使之免受政治权力任意干预的重要角色。就此而言，公共领域实际上是市民社会

中与政治国家发生关系的部分，亦即公共参与的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从而得以与之展开讨论、辩论乃至批判，因此公共领域成了市民社会派出的“全权代表”。这不仅丝毫不减损它的私人属性和批判力度，而且是对此的维护。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市民社会之公共领域的搭建，还为资产阶级政治提供合法性基础和依据。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法律、民主还是议会活动，要获得广泛的认可或同意即合法性支持，不能

以某种先定的观念为基点，而是必须在自由沟通和相互交涉的制度机制下，引入公共领域之公

众讨论，通过公众舆论的方式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主要是通过约束

资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定、民主的建制以及议会和政党的活动，“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理性的

’权力”（哈贝马斯，1998年，第129页），从而使市民社会之商品自由交换的一般利益——

这是用以评估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准——得到保障。在哈贝马斯这种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传统的影响。其一 为由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开创的、强调经济意义的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其二为由葛兰西所开

创的、强调文化意义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就前者而言，市民社会主要被界定为区别于政

治国家的、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领域，它“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黑格尔，第197页），实质上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条件下个人的社会生活，因此“市民社会” 在这里和“资本主义社会”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涵义；就后者而言，市民社会主要被界定为实施

“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的各种民间组织的总和，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 会以及新闻机构等，它以文化的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力量统合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与行使强制

性权力的政治社会相呼应，构成了统治阶级强大的在野帮手。实际上，哈贝马斯所指市民社会 的第一部分基本上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所指涉的范围相重合，而第二部分则是沿着

葛兰西所开创的市民社会考察路向加以讨论的内容。

哈贝马斯的这种市民社会概念，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的基础之上的，即他所说的“ 对于我们的讨论来说，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它同样也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

别了开来”（哈贝马斯，1999年，第35页）。可是，这种情况只存在于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因为只有在这个时期，私人才能以独立于公共权力机关的身份从事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

内的一切事务（这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根本表现）。到了晚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种情况发

生了根本改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垄断政策和福利政策的大规模推行，过去是私人的事务现在

成了国家的事务，反过来，过去是国家的事务现在亦成了私人的事务，由此出现了“国家的社

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过程。如此一来，国家与社会就由分离走向了融合，市民社会结构

由此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公共领域也由此走向了崩溃，这使得表面上繁荣的资本主义隐藏

了重重危机，最突出的就是合法化危机，即资本主义国家再也不可能获得维持其生存所必不可

少的来自于公共领域的理性力量和来自于群众的忠心。基于这种认识，哈贝马斯不得不改变自

己的理论建构，转而将公共领域概念植根于一种新的范式之中，市民社会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

变，从而过渡到第二阶段。二

在第二阶段的市民社会讨论中，哈贝马斯通过普遍语用学的改造和交往范式的引入，将“公 共领域”概念与“生活世界”概念联系起来，由此向我们呈示出一个新的市民社会概念。在后

期重要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哈贝马斯明确指出：“今天称为'市民社会的，不再像 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那里包括根据私法构成的、通过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之导控 的经济。相反，构成其建制核心的，是一些非政府的、非经济的联系和自愿联合，它们使公共

领域的交往结构扎根于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之中。组成市民社会的是那些或多或少自发地出现 的社团、组织和运动，它们对私人生活领域中形成共鸣的那些问题加以感受、选择、浓缩，并

经过放大以后引入公共领域。旨在讨论并解决公众普遍关切之问题的那些商谈，需要在有组织

公共领域的框架中加以建制化，而实现这种建制化的那些联合体，就构成了市民社会的核心。”（哈贝马斯，2003年，第453-454页）很显然，哈贝马斯在这里将第一阶段中包含的私人经

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剔除出去，使市民社会成为既独立于政治体系又独立于经济体系的纯粹社

会文化体系，即生活世界的组织与机制。作为理性的领域和由话语交往织构的空间，市民社会

以非政治和非经济的规则进行自我调整和再生产，从而“维系并重新界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 限”（参见哈贝马斯，1999年，“1999年版序言”第29－30页）。与早期分析不同，哈贝马斯现在认为，整个社会体系看上去由三个子体系所构成，即政治体 系、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其中，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走向了融合，并结为一体，构成了

力量强大的系统（system）；而社会文化体系则作为系统的对立与批判力量而构成了生活世界

（lifeworld），即市民社会的部分。

因此，如果说第一阶段架构的是一种政治国家（公共权力领域）-市民社会（经济领域＋公共

领域）的分析模式，那么，第二阶段则架构的是一种系统（政治＋经济）-市民社会（生活世

界）的分析模式。根据第二种分析模式，社会整体结构实际被区分为两大领域：一是以权力和

货币为媒介的政治、经济领域，二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化交往领域。前者植根于科层制的官僚

机构和经济组织中，后者则扎根于人们日常的以理解、沟通和价值获取为目标的活动中；前者

对应着目的–工具理性行为，而后者则对应着交往行为；前者发挥着系统整合（系统一体化）的功能，而后者则发挥着社会整合（社会一体化）的功能。

以系统-生活世界的市民社会分析模式来判断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哈贝马斯发现其危机

主要表现为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交往理性的侵蚀和吞噬，以及由此而造成的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因此，抵御政治和经济体系的

工具理性，重建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就成为修复或重构理想市民社会结构的必要前提。当然，以“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形式出现的危机，同时亦体现为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这些危机征候

在哈贝马斯看来，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语境中生成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错位，是那些

深受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浸润的思想家所一再批判的现代极权主义对公共空间的毁灭，它压抑了

人们对内心自由的向往和对生存价值的渴求。因此，它实际上是一些现代性的危机，人们对它 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如此一来，市民社会问题又在哈贝马斯这里过渡为一个现

代性问题，对市民社会结构的修复与重构又体现为对现代性之理性的重建。这是哈贝马斯第二

阶段市民社会理论所衍生的新含义。三

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虽然明显存在这样两个阶段，但并不表明前后阶段截然分开、毫无 干系。恰恰相反，前一阶段蕴含了后一阶段的核心观点，后一阶段的观点则构成了对前一阶段

遗留问题的解决和对前一阶段思想的发展。并且，在市民社会的合法性功能论证上，它们之间

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第二阶段的市民社会概念将第一阶段市民社会概念中的

经济部分剔除出去，并将它归属于市民社会的对立力量之列。

这一区别同时表明，在第一阶段，除了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的影响之外，哈贝马斯还明显受 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影响，因而不单在文化维度上规约市民社会，同时也在经济

维度上界定市民社会。而在第二阶段，则明显看不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即完全在葛兰西

市民社会概念脉络中把握市民社会问题，所以只是在文化的一维向度内定义市民社会。从中，我们又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哈贝马斯总体上是在葛兰西所开创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中讨

论市民社会问题，从而十分注重挖掘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

但是，哈贝马斯与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一，葛兰西把市民社 会界定为国家的组成部分，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部分，它构成了政治国家实施文化和意识形

态统治的重要力量；而哈贝马斯则认为市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国家的领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

构成了后者的对立与批判力量。其二，哈贝马斯与葛兰西都把市民社会看作是政治国家获取合

法性依据的主要基地，但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对于政治国家来说，其合法性的获致表现为

一个主动的过程，即政治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取得人们的同意；而哈贝马斯由于把市民

社会视为某种程度上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力量，因此政治国家之合法性的获致表现为一个被动 的过程，即政治国家根据公众舆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而建立统治原则，以维护其合法性。其三，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是立足于对现有制度的破坏和改造，并寄希

望于重新建立一个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相和谐统一的未来社会制度；而哈贝马斯则是立足于对

现有制度的批判，并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建来一方面提升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另

一方面为人们提供更加合理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四

市民社会概念何以会在哈贝马斯那里发生前后变化，从而被区分为两个阶段？这一问题又涉 及到另一个涵盖面更广的问题，即市民社会理论在思想史上为什么会有不同规定？对这两个问

题的准确回答，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特质。其实，两个问题的答案是相通 的。这就是，人们对市民社会的思考总是基于自己所面对的现实历史，因而，每一时代思想家 的市民社会概念都是对其所面对的时代之现实的理论抽象。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西塞罗以及中世纪的理论家，在政治意义上将市民社会界定 为城邦国家或政治共同体，根本原因是，在欧洲的古代社会和中世纪，政治国家和社会没有发

生分离，社会本质上依附于国家，政治领域之外不存在独立自治的私人空间，因而人们就很难

在政治意义之外定义市民社会。

黑格尔和马克思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市民社会，把它规定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进行经济交往 的领域，这是对近代历史即自由资本主义历史的反映。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育和市场交

换体系的形成，使得因商品交换关系而联结起来的私人领域成为一个整体，它要求摆脱封建独

裁统治，划定它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界限，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鸣锣开道。这里，新生的资产阶

级无疑是把私人财产权作为最重要的一项权利，把建立在私人财产所有权基础之上的商品生产 和商品交换体系的发育程度看作是衡量资产阶级摆脱封建权威和与之相对抗程度的基本标准。这样，能够在政治国家之外获得独立生命品格和自身发展逻辑的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产生了，它自然指的是不受政治权威管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个一个的私人

自主领域。因而，如何保证这样的私人自主领域不受政治权力的干预就成为市民社会能否获得

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黑格尔和马克思才得以将市民社会与政治

国家在学理上进行分野，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才得以形成。这也正是哈贝马斯第一阶段

市民社会概念形成的现实背景。讨论的出发点恰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时代。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思想家所谓完全自由的市场交换领域，绝非完全真实的历史存在，它只是一种思想 的抽象物，是早期资产阶级为摆脱封建特权控制而提出的一种理想性的集体要求；即使在自由

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市场交换的私人自主领域也未曾获致其纯粹形态。而早期资产阶级所极

为看重的、寄予希望极高的私人财产所有权制度，对私人自主领域也只能发挥极为有限的保护 作用。私人财产所有权虽然被普遍认定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政治国家仍然可以经常地

干预私人的经济生活领域。因而，对于私人自主领域来说，需要组建一个代表自己利益的“公 共领域”，使它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出使”政治国家，以此抵制与消解政治国家的干 预活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哈贝马斯又将公共领域这一文化活动的部分指认为市民社会的部 分。

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垄断的形成和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一方面政治权力覆盖到私 人经济领域之上，形成国家的社会化；另一方面私人经济活动亦要求获得政治权力，形成社会 的国家化和私人经济活动的“再政治化”。这使市场社会的总体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了重大变

化：一方面，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已经基本结束，经济领域中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消沉，而

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各种问题日渐突出；另一方面，社会的总体结构也发

生了根本性改变，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使政治权力领域与私人经济领域由分离走向了

融合，并开始结为一体，构成了目的-工具理性的双重体系，共同侵损着社会的文化领域，特

别是生活世界的交往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社会就不再是一个主要由商品交换关系而构成 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经济交往领域，而成为一个主要由人们的文化交往而构成的社会文化领域

。也就是说，随着平等公民权的扩展，原来仅仅由有产者的私人所构成的市民社会，逐渐被由

平等的大众所构成的市民社会所取代，这种市民社会的私人自律基础发生了根本改变，即私人

自律的基础由私人财产所有权变成了平等个人在公共领域中的文化交往权利。易言之，保障市

民社会独立性的力量已经主要不是建立在商品交换基础上的私人财产所有权，而是建立在人们 的文化交往基础上的文化创生与抵制能力。因而，各种文化组织及其活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

市民社会的主要内容。这也便是哈贝马斯第一阶段市民社会概念发生变化并过渡到第二阶段市

民社会概念的真实原因，因为，与第一阶段市民社会概念不同，第二阶段市民社会概念直接面

对的是社会结构发生改变了的晚期资本主义，是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理论把握，同时也是包

括葛兰西、帕森斯（当然也有哈贝马斯）等在内的一大批当代市民社会论者在文化意义上界定

市民社会的真实背景。因此可知，人们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现实社会结构的总体

把握：当人们认识到原有的市民社会概念不能概括新的社会结构时，必然作出新的界定，以适

应变化了的情况。这使市民社会概念成为一个始终随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化的概念，也使它获

得了广阔的理论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哈贝马斯，1998年：《公共领域》，载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9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 等译，学林出版社。2003年：《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 译，三联书店。黑格尔，1982年：《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 译，商务印书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系)责任编辑：刘奔

编后语这篇文章根据哈贝马斯的原著，将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来研究，并 注意到理论的发展变化与现实的联系。这种研究可能有助于完整准确地把握哈氏的市民社会理

论。不过，文章似乎也留下某种疑点。例如，按照文中所述，哈氏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市民社会 的独立性已经主要不是建立在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私人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以人

们的文化交往为基础的文化创生与抵制能力的基础上。这其中自然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商品交

换被“剔除”出市民社会，不再是文化交往的基础，那么作为市民社会独立性基础的文化交往

又以什么为基础呢？在这一点上哈氏的理论是否无懈可击呢？这也许是应该从对当代资本主义

现实的准确把握出发加以探究的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

第三篇：马克思土地所有权理论

马克思的土地所有权理论

马克思的土地所有权理论蕴含在他对土地所有权关系演变历史的分析中。因此，必须结合马克思对土地所有权关系演变历史的考察来讨论马克思的土地所有权理论。

一、从共同“占有”到“个人所有”——古代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１．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制度——共同体占有土地

“占有”的含义：事实上的控制。

“土地占有权”即事实上控制土地的权利。控制土地的主体拥有土地使用权，排斥他人的使用权。

土地占有权是土地所有权中的一种具体权利。一般说来，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必然拥有土地的占有权，而拥有土地占有权，则不必然拥有土地所有权。

原始共同体的土地所有制关系表现为土地占有权，而不表现为土地所有权。原始共同体土地制度的特点：

（１）占有的主体：共同体；

（２）占有的普遍性：凡共同体都有权占有一份土地；

（３）土地不能转让，不能买卖。

２．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占有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一般说来，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占有关系是自然形成的。所谓“自然形成”，是相对以下几种情况来说的：

第一，暴力占有；

第二，通过法权关系占有；

第三，通过经济手段占有（买卖、交换）。

自然形成的土地占有关系，是借助习俗形成的，即某一共同体最先耕种了某一块土地，最先在某一块土地上放牧，这一共同体便有权占有这块土地，并且这种占有得到其他共同体的认可。

３．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制度向个人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转变

这种转变形成于罗马时期，并由《罗马法》给予了法律意义的确认，个人的土地所有权由此演变为法权。

《罗马法》对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规定：凡是罗马人都有权拥有一份罗马土地；凡是拥有一份罗马土地的人都是罗马人。

《罗马法》第一次将人格权、人权与土地所有权统一起来，从而肯定了个人占有土地的合法性。按照这种法律规定，土地所有权是最基本的人格权，也是最基本的人权。

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充分肯定了《罗马法》这一规定。他写道：人格权表现为物权。这里的“物”首先指的就是土地。

《罗马法》瓦解了原始的土地占有权关系，形成了罗马时代的私人土地权关系。这便是最典型的土地私有制。

这一事实说明，土地私有制并不像卢梭所说那样形成于原始时代，而是形成于罗马时代。

罗马时代土地私有制关系的特点：

（１）所有权主体：个人；

（２所有权的普遍性：凡是自由人都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个人。

（３）部分公有地属于所有共同体成员。

罗马形式的土地制一直延续至封建社会末期。

如英国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二、从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到资本所有权——资本主义时代的土地所有制关系

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特点：

（１）主体：资本所有者；

（２）土地资本化，即土地变成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

（3）土地的集中：少部分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大部分人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的集中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的集中。土地的集中是资本主义“恶”的根源。

２．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关系形成的途径

（１）对中小土地者土地所有权的剥夺（原始积累）；

（２）租借、购买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

（３）国家的相关法律承认、维护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所有制关系的合法性。

三、古代土地所有权关系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关系的比较

古代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所有制形式：前者劳动、劳动者与土地相统一的制度，后者是劳动、劳动者与土地相分离的制度。这是两种土地所有制的根本区别。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区别又导致如下区别：

前者是劳动与剩余产品的统一，后者是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分离。

由这种区别，马克思对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做出了下述评价：

１．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是“幼稚”的，但却是“崇高”的。

“幼稚”：不成熟的、落后的；

“崇高”：以使用价值为目的，不以交换价值为目的；以满足个人需要为目的，不以利润为目的。

２．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关系是成熟，但却是“卑鄙 ”的。

“卑鄙 ”：

（１）主要通过暴力手段形成；

（２）以交换价值为目的，不以使用价值为目的；不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以利润为目的。

四、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1．“消灭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权”

“消灭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权”也许基于如下逻辑：凡是人所创造的物、财富，人对拥有所有权；凡不是人所创造的，人对其不拥有所有权。这就是所谓的“欧洲常识性理论”。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可以看出，马克思也是从这种“欧洲常识性理论”出发的，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剩余价值，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理应归劳动者所有，资本所有者占有剩余价值，是对劳动者的剥削。

从这种“欧洲常识性理论”出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土地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因此任何人都不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如他说：自由的小农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虽然“必要”，但也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

第二，土地不是资本创造出来的，因此资本同样不能拥有土地所有权。

这说意味着，未来社会既要消灭私人土地所有制，更要消灭资本土地所有制，乃至消灭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制。

2．未来社会消灭了国家，因此，不存在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

3．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1）主体：人类共同体。

（2）土地由资本转变为单纯的生产资料。

从形式上看，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是向原始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复归。

4．关于国家土地所有制

马克思未曾论述过渡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因此未曾谈到国家所有制问题，更未曾谈到国家所有制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

从逻辑上讲，国家土地所有制只能存在于过渡时期；过渡时期有必有自己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这一过渡时期，是将土地归还给劳动者个人，还是由国家占有，在马克思那里都找不到根据。

马克思的土地所有权理论

一、从共同“占有”到“个人所有”——古代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１．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制度——共同体占有土地

2．原始共同体土地制度的特点：

（１）占有的主体：共同体；

（２）占有的普遍性：凡共同体都有权占有一份土地；

（３）土地不能转让，不能买卖。

3．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占有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一般说来，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占有关系是自然形成的。所谓“自然形成”，是相对以下几种情况来说的：

第一，暴力占有；

第二，通过法权关系占有；

第三，通过经济手段占有（买卖、交换）。

自然形成的土地占有关系，是借助习俗形成的，即某一共同体最先耕种了某一块土地，最先在某一块土地上放牧，这一共同体便有权占有这块土地，并且这种占有得到其他共同体的认可。

4．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制度向个人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转变

这种转变形成于罗马时期。

（1）《罗马法》对个人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确认

（2）罗马时代土地私有权关系的特点

第一，所有权主体：个人；

第二，所有权的普遍性：凡是自由人都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个人。

第三，部分公有地属于所有共同体成员。

二、从个人所有权到资本所有权——资本主义时代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特点：

（１）主体：资本所有者；

（２）土地资本化，即土地变成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

（3）土地的集中：少部分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大部分人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的集中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的集中。土地的集中是资本主义“恶”的根源。

２．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关系形成的途径

（１）对中小土地者土地所有权的剥夺（原始积累）；

（２）租借、购买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

（３）国家的相关法律承认、维护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所有制关系的合法性。

三、古代土地所有权关系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关系的比较

1．两种土地所有权关系的根本区别

2．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区别又导致如下区别：

古代土地所有权关系条件下劳动与剩余产品的统一，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关系条件下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分离。

3．马克思对两种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评价：

（１）古代的土地所有权关系是“幼稚”的，但却是“崇高”的。

（２）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关系是成熟，但却是“卑鄙”的。

四、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1．“消灭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权”

第一，土地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因此任何人都不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 第二，土地不是资本创造出来的，因此资本同样不能拥有土地所有权。这说意味着，未来社会既要消灭私人土地所有制，更要消灭资本土地所有制，乃至消灭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制。

2．未来社会消灭了国家，因此，不存在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

3．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关系

（1）主体：人类共同体。

（2）土地由资本转变为单纯的生产资料。

从形式上看，未来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是向原始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复归。

4．关于国家土地所有制

第四篇：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角度入手研究妇女解放问题，提出关于女权思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研究呈现热潮，其中尤以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为代表，男女平等、性别意识观念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中国妇女解放理论伴随着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而创建和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丰富和补充。

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作品与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研究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妇女解放既要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入手，在解放被压迫阶级的过程中，求得妇女的解放，又要从性别分析的角度切入，改变不利于女性发展的思想文化观念和社会环境，为妇女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好的主观条件和客观环境。

马克思认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586页.)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妇女运动就成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②（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610页.）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不仅在于它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一条光辉的道路，而且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的时代，依据当时所能提供的思想材料，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对历史上所形成的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和妇女解放问题作了十分有意义的探索。当我们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去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时，我们会得到两位伟人很多的女权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妇女理论文本考证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和考察妇女问题，确认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起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内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二者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神圣家族》、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书信中。其中恩格斯写于 1884 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可以说是一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代表作。通过梳理文本，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妇女解放思想始终是建立在人类解放的远大目标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关注和对妇女的关 1 注是一致的，这也符合其思维发展从一般到特殊的规律。两位伟人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妇女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妇女解放的无产阶级解放是不完整的。马克思脍炙人口的名句:“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第7页.）

马克思青年时代的高远理想是他后来思想发展的基点，其“人类解放”的情怀决定了他必然把自己的视野定位在“千百万的人民大众”身上，也决定了他的目光必然会关注到妇女解放问题。在马克思毕业离开学校，走向社会，面对广阔的政治、经济现实问题时，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②（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第258 页.），这也为他思考妇女解放的途径提供了启示。

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关于女权问题的一些观点:“„„家庭的灵魂只能体现为爱情„„”；③（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第255 页.）“„„女性和男性也相互吸引，而且也只有男女两性的极的差别相结合，才会产生人”；“„„男性和女性构成同一个类、同一种本质——人的本质„„”。④（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第355 页.）在《神圣家族》第八章《揭露妇女解放的秘密，或路易莎·莫莱尔》中，马克思论述了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并使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名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传遍世界。

马克思还创造性地谈论了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1868 年 12 月 12 日)中，马克思说:“美国‘劳工同盟’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完全平等，„„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 2 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①（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第571页.）这是马克思对于“妇女解放”的经典论述。在马克思的意识里，妇女解放始终是和人类解放密切相关的，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隐含了“两个基本关系”：妇女与全人类(当然也包括男性)解放的关系；妇女与人类文明(主要是男性)进化程度的关系。马克思的妇女解放思想至此正式成形，妇女解放与男子解放、人类解放的关系确立起来。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全新社会历史观的过程中涉及到对女权问题的思考。他们第一次提出“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理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②(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32 页)马克思初步地批判了父权制。在论述决定各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因素——分工时，马克思提到:“这些种种细致的分工的相互关系是由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决定的。”③（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 25 页.）这里，他只是提到了“父权制”这个概念。“分工起初只是性交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④（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35页.）马克思认为家庭中的性别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分工和同时出现的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的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早的所有制。”⑤（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 36－37 页.）“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酋长、他们所管辖的部落成员以及奴隶。”⑥（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 25页.）在这里，马克思揭露了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奴隶”地位，初步形成了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根源的思想。当然，这里的女权思想仍然是不系统的，但在创建了新的社会历史观后，马克思、恩格斯就把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①（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 3 卷.北京：人民 3 出版社, 1957.第42 页.）妇女的解放同人类的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妇女的解放、男性的解放同人类解放是一致的：“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②（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 84页.）“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是女性、男性、乃至整个人类获得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矛盾，是必然要灭亡的，必然要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对“家庭”、“家庭关系”精辟的论述。他们认为，不能一般地谈家庭本身，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他们这样描述资产阶级家庭，“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③（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第469页.）马克思、恩格斯极力主张“消灭家庭”。与极端激进派对共产党人的歪曲理解完全不同，他们主张消灭的家庭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消灭家庭成员之间关系严重“异化”了的家庭。“资产阶级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现象的消逝而消逝，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灭而消灭”④（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第486页.），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代之以消除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家庭的共产主义社会。“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间已经被消灭了。”⑤（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第477页.）“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⑥（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第491页.）。女性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女性解放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不完整的。有学者这样评价《宣言》，说它虽然是具有“先进思想”和“代表社会进步”的男性知识精英的“宣言”，但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和以男性为主体的权力机制中开妇女解放‘主流化’之先河。”①（转引自.李小江.重读宗师遗产[J].读书, 2003,(08): 第 27－28页.）这样的评价是积极的、中肯的。

从女权主义思想阐发的角度来看，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可以说是女权思想系统化的代表作，被誉为经久不衰的女权主义理论篇章。

《起源》的组织结构除两个序言外，正文共有九章组成，说明了史前各个文化阶段的社会经济概况，分析家庭的形成与发展，揭示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家庭形 4 式的特点，考查了氏族制度、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分析了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度，并对文明时代作了一般的理论说明。从各章表明的恩格斯对女权思想的研究和思考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承认母权制存在过，更重要的在于恩格斯分析了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形成、根源和实质，进而为妇女解放提供了方案。这些思想典型地体现在第二章对“家庭”的分析中。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本的探析，我们可以看出两位革命导师对妇女问题、妇女命运的关注，他们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探索和对妇女解放的期望都是站在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的；妇女解放的思想正是在他们的人类解放情怀的“摇篮”中孕育、成长的。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女权思想的实际的运思，决定了笔者选择的文本。至此，可以明确地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蕴藏着丰富的女权主义思想。

二、马克思、恩格斯女权思想主要观点的诠释

在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女权思想发展后，我们从内在逻辑来考察其女权思想的内容演进。

（一）妇女社会地位同经济发展的关系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②一些学者认为“性别压迫”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妇女受压迫现象的出现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关联的，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原始社会男女是平等的，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那种认为妇女在最初的社会里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 18 世纪启蒙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

家庭作为婚姻关系的体现，是随着两性间关系禁例的出现、扩大而发生变化的。恩格斯指出，从杂乱的性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发展出了几种家庭形式。即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婚。但是，原始社会初期母权制的氏族组织是以生产极不发达为前提的。因而，随着生产的发展，氏族组织就逐渐不适应了，它是必然要灭亡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妇女受压迫、被奴役的现象，是伴随着原始公社的解体，私有财产的出现和私有制的确立而同时出现的。男女两性关系不仅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而且是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 5 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320-321页.）可见，两性关系是经济关系的直接反映。女性受压迫地位的形成，是同男女两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改变密切关联的。私有财产的发展，男女两性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变化，乃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社会根源。男性凭借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最终把女性挤到了第二位。当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对偶婚制家庭转变成为“一夫一妻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成为私有制社会的细胞，男女两性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女性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形成了。这种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父权制家庭成为男性压迫、奴役女性的工具。私有制、阶级确立的同时，也就是女性被压迫地位的形成过程。

（二）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实质

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实质，历来是女权主义理论者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众多的西方女权主义者都试图给这个问题以解答，马克思、思格斯在分析了女性地位的演变后，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所在，并指出了妇女受压迫的实质。

1、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大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乃至私有制的确立，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历史自然形成的家庭分工对女性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妇女原来从事的家务劳动，日益失去了在原始社会条件下的公共性质，而变成一种辅助性、私人性的家务劳动。由于女性专事家务劳动，因而她们日益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从属的地位。男性则因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生活资料的主要获得者，而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家庭内财产的分配随着家庭内性别分工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男女两性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进而造成了两者在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上的不平等。女性在经济上的从属地位，是其在家庭和社会上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根本原因。可以这样说，历史上的性别压迫是同阶级压迫同时出现的。

男性基于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和私人财富的逐步积累，要求由父系嫡系来继承私有财产的愿望越来越迫切。为了把自己的财产留给纯血统的后代，对偶婚制家庭发展到“一夫一妻制”家庭。可以说，一夫一妻制是与私有制同时产生的，它是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产物，是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

可见，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具有同步性，男女两性关系的对抗冲突，妇女被压迫、奴役地位的形成，应该说是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私有财产的出现乃至私有制的确立是决定性的因素。因而，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

2、妇女受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

社会大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乃至私有制的确立，使得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制度产生，男性作为剥削阶级实质上成为统治者，女性则成为男性剥削和压榨的对象。他们掌握了社会上的一切权力，建立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男性之所以能够统治女性，原因正在于他们是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掌握了可以说是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是男性统治女性的经济基础，也是他们统治自己妻女的经济基础。

恩格斯指出，私有财产使“丈夫占据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70页.）

因此，男性的统治意味着女性的被统治，男性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女性的从属地位。在阶级社会中，女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男性统治者利用手中掌控的国家机器来实行对女性的压榨，女性不仅经济活动被贬低，与政治无缘，而且，精神上受到奴役和压制，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实质上是一种阶级统治。

（三）关于妇女解放道路的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了妇女地位的演变，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实质之后，对妇女解放的途径作了探讨。在他们看来，妇女解放包括经济、政治、家庭和性爱等各个方面的解放。

1、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私有制的确立，便开始了阶级剥削和压迫，也就开始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奴役。因此，妇女要从根本上摆脱历史上形成的这种受歧视、受奴役的地位，只有在消除了产生这种压迫根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因而，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消灭私有制。

私有制是一系列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根源。对私有制的批判，从私有制在人类社会中确立时就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考察了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 7 一切矛盾的根源。他们对私有制的批判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并准备在条件成熟时，付诸革命的实践。

在《起源》中，恩格斯提出，妇女要获得解放，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在这里，恩格斯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思想，妇女要摆脱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求得解放，就必须铲除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消灭人剥削人的经济根源，彻底铲除妇女受压迫，男女不平等的根基。进而，他指出，私有制的消失，将使“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73—74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妇女解放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才能实现。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保留资本的权力，那么，男子就会有特权。因此，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消灭私有制。

2、妇女解放的两个基本条件

（1）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

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乃至私有制的确立，父权制最终代替了母权制。至此，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家庭内自然形成的劳动分工进一步加剧，男性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女性则因从事私人性质的家务劳动，被排斥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所有权，沦为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的奴隶，丧失了人身自由和独立的经济地位。由于女性的家务劳动被看作是不能赚钱的，因而，女性的家务劳动被看作是低下的，微不足道的。恩格斯指出:“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己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②（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162页.）

女性在经济上独立地位的丧失导致了她们在社会中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丧失了人身自由，也失去了政治参与、受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权利。恩格斯进而主张，“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③（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72 页.）他认为没有妇女的就业，就不会有妇女的解放和发展。“只要妇女仍然被排斥于社会的生 8 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的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162页.）

参加社会劳动使得妇女在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子，而只有女性对男性经济上依赖的消失，才允许两性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而这只有依靠现代的大工业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女性劳动，而且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2）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妇女解放的另一条件

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即“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有条件的。现代大工业，不仅大规模地使个体家庭解体，同时吸纳了大量的女性劳动，并且为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提供物质的、技术的基础。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大生产为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所创造的有利条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妇女始终都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更没有机会参加社会的生产劳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实际上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也就是说，家务劳动的私人性质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消失的时候，家务劳动和其它的社会劳动只有分工不同的时候，妇女解放才有可能。可见，妇女解放不仅仅取决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还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

总之，对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的探讨要辩证地看：一方面，广大女性响应号召，冲破各种阻力，勇于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和各项活动，确实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解放，妇女获得了一定的独立的经济地位，同时使马克思、恩格斯的方案设计得以在实践中验证；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程度对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制约。可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实现和妇女的解放既是相互联系又是相互作用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为妇女提供的解决方案，即女性能否顺利地、广泛地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现代大工业生产为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所提供的条件，是否能进一步转换成为现实，还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家务劳动作为一种私人劳动，至今还难以得到社会的完全承认，这有比现代工业化进程更为复杂的原因。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第五篇：市民的马克思信仰和其他宗教信仰情况

市民的马克思信仰和其他宗教信仰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四年来，始终关注社会生活热点研究的重大时代问题，该中心以多种形式广泛发展社会实践和调研活动，鼓励青年学者深入实践，了解国情社情，体察民意民情，在为领导机关决策提供依据的同时，科研四年来共完成50多个社科调研问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近日，在青年人文科学研究所召开的课题总结会上，我们了解到该中心青年学生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状况调研课题组，2004年以问卷以及个别话谈等形式对广州、山东、北京、吉林和四川等地方的一些高校大学生的马克思信仰状况进行调研，在对问卷调查结果访谈以及搜集的其他资料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该课题组认为当前大学生的马克思信仰状况是好的，并不存在大范围信仰的危机，但也要清醒的看到部分学生也存在马克思信仰淡漠理论淡化思想多元化倾向，高校马克思思想教育和工作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问题，大学生马克思信仰的主流是积极的，在课题组的调研中，共发放问卷272份，收回269份，从数据比例也看到大学生对马克思信仰的积极性，多数学生的马克思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较为坚定，有8﹒8﹪的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有说服力，有84·2%的学生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数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及中国化马克思理论感兴趣，有57·4%的学生认为通过近年的政治理论学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道路等问题越来越明白了，多数学生拥护现在的路线、方针，有74·2%的学生坚持现在的四项基本原则，有94·3%的学生认为国企改革是要让国有企业增强实力，多数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存在问题的原因，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学生存在着共产主义思想淡化信仰多元化饿的倾向，例如在对马克思足已完全没有说服力，还有同学说不清楚，又比如存在着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和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倾向。

在宗教信仰方面，严格的讲只有基督教和佛教才是真正的宗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虽然也是宗教，但由于过多的用行政干涉了，世俗事物，所以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就不算是宗教，我们首先看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宗教，出现之初，教师们坚定的认为自己的宗教是唯一永恒的真理教，其余的都是邪教，都是异端邪说，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尤其是科学的进步，那些宗教不得不一个一个的退出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