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涉华形象的形成机制与利益驱动

第一篇：西方媒体涉华形象的形成机制与利益驱动

西方媒体涉华形象的形成机制与利益驱动

2012年11月5日 来源：《当代世界》

作者：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苏晓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李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西方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日益增多。总体看，西方媒体在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和历史文化底蕴的同时，更加激烈地抨击中国政治制度、军力建设、社会矛盾、国民素质等，并就中国的货币汇率、环境排放、稀土管控等问题肆意炒作，为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责任论”等反华论调提供素材，使中国的外部舆论环境更为复杂和严峻。［1］

在当今世界，西方四大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全球新闻总量的80％，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西方垄断，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电视节目60—80％来自西方主流媒体。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单美国就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2］以非洲为例，几乎所有国家的首都都能收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调频节目，西方媒体的触角甚至已经延伸到很多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中小城市。［3］ 因此，外国民众主要是从西方主流媒体获得对中国的看法。

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从网络、手机等媒介上获取新闻，但传统媒体仍是重要的新闻来源。在国际舆论中，媒体是中国“国家形象”的直接塑造者，国外公众主要通过主流媒体的报道形成对中国的基本看法。除媒体外，西方国家政府、利益集团、公关公司、智库和学者等亦构成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本文根据西方主流民调机构提供的数据，结合本课题组对外国驻京记者的问卷采访结果，就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形成机制进行研究，分析西方媒体、政府、财团、智库的行为方式和利益链条，以加深对国际舆论中中国国家形象形成过程的了解，为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公共外交提供参考。

西方通讯社前后方互动“塑造”中国形象 西方媒体“塑造”中国形象有四个重要环节。

首先是记者的选派。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西方主流媒体越来越重视驻华记者的选派。选派的标准首先是“政治正确”，即记者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自由、民主、人权等方面必须与西方主流价值观吻合，不能有“为中国说话”的主观倾向。因此，对中国政治制度有认同感的人基本都被排除在了候选范围之外。已被聘用的记者若在报道活动中被怀疑有亲华倾向，亦有可能被制裁或解聘［4］。只有在“政治正确”的大前提下，记者的从业资历、业务能力、在华学习经历、汉语水平等指标才能进入考量范畴。西方驻华记者包括自由撰稿人和派驻记者两类。前者的报酬由发稿量、受关注程度等标准决定，因此很容易为“吸引眼球”而捏造新闻或歪曲报道。后者职业道德相对强一些，会注意避免因不实报道损害自己在业界的声誉。相对说来，记者对中国了解的程度越深，其报道就越容易接近客观平衡。在华学习、工作经历和汉语能力已经成为记者、尤其是年轻记者被派往中国的重要因素。目前在华的几百名记者中，几乎半数都懂中文，不懂中文者很大比例是摄像记者。

第二个环节是选题的确定。驻华记者根据其媒体受众的兴趣点确定选题。由于西方公众最关心的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如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气候变化、非法移民、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等，或与自己基本价值观冲突的事件如所谓“侵犯人权”、“迫害宗教”、“镇压少数民族”等，所以驻华记者在发掘这类新闻方面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而对中国人心目中的“大事”，如建党9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共全国党代会等，西方普通公众并不特别关心，因此驻华记者对此也没有太大的报道热情。中国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使西方国家感到了被“后来居上”者超越的恐慌，容易产生妒忌、质疑、抵触的心态。因此部分西方民众更愿意看到中国出现问题、遭遇挑战的新闻，或更容易接受中国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为代价的说法，对“为中国说好话”的新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西方媒体注意到了这种心态，便努力提供中国的负面新闻以迎合受众，在中国形象问题上与国内那些民众感受形成恶性循环，其描绘的中国形象便离现实越来越远。例如，2008年3月拉萨发生暴力事件后，尽管西方媒体很快就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完全不是**集团所描述的那样，意识到**集团向全世界散布了谎言，但由于西方在西藏问题上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式，几乎没有西方媒体敢于或愿意在这个问题上“逆民意而动”地说明真相。

前方记者在选题方面具有相对独立性。根据本课题组对外国驻京记者的问卷及访谈，完全受总部控制的外国记者所占比例并不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内宣和外宣界线逐渐模糊，驻京记者越来越多地从中国国内媒体报道中选取素材，而不采用外宣部门提供的材料。他们通常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媒体中了解中国政府方针政策和官方统计数据，而从《新京报》、《南方周末》等报纸中寻找社会新闻。外国记者还特别注重从各国同行的报道中寻找“有吸引力”的话题，往往是一家外媒“披露”了中国的某项负面新闻，其他媒体就蜂拥跟进采访报道，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涉华负面新闻报道小高潮。

第三个环节是前线记者的工作方式。中国政府官员很难与外国记者建立起互信关系。记者认为与中国官方沟通渠道不畅，导致他们对官方信息的信任度和采用率较低。因此，外国记者往往通过自己的方式搜集信息。记者的情绪对其报道的观点有一定影响。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西方媒体最初关注的是中国政府如何应对灾难，有些媒体甚至已计划把中国政府对汶川地震的态度与当时缅甸飓风灾害后缅甸政府拒绝国际救援的态度相提并论，制造负面新闻。但中国政府救灾迅捷，且对西方记者赴灾区采访不但没有任何阻碍，而且还提供了很多便利，西方某些媒体的负面策划未能成功。

驻华记者比较注重与中国的研究机构、智库和大学合作。部分驻华记者称，由于在很多问题上不易获得官方表态，记者经常选择与官方关系密切的学者进行交流，以获得尽可能“反映官方关切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反华非政府组织经常主动联系外国驻华记者，向其提供反华材料。因此外国记者在报道中较容易采用其观点和材料。例如，在“3·14”当天，伦敦“自由西藏运动”即向各驻华记者群发新闻简报。有记者收到信息后随即电话采访该组织负责人，随即发表了反映**集团立场的谈话内容。

第四个环节是媒体后方总部的把握。后方责任编辑主要通过以下手段掌控涉华宣传效果。一是重点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的深度报道安排。例如，每年在一些特殊时间节点上，后方编辑部都会对前方记者提出深度报道的要求。二是掌握拟定标题的权利。媒体总部有专门编辑负责拟定报道标题，这些编辑总是选择最“抓眼球”的措辞，经常过于夸张，甚至与报道内容不符，但前方记者无法干涉。三是通过配发图片、设计版面等方式影响报道效果。当前方记者是“大腕”、后方编辑不便直接修改其观点时，往往在同版面中加入就同一专题对另一知名专家的采访，提出一种不同的“权威意见”，用以“冲淡”或“平衡”前方记者的观点。

西方政府软硬两手巧妙掌控媒体

在“中国形象”问题上，西方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十分复杂。西方政治制度中，反对党与政府之间是一种“零和”关系，反对党的希望和前途寓于执政党的失败之中。反对党为给政府增加执政难度，往往会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持强硬立场，迫使政府在对华事务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政府在国内政治和外交需求的双重压力下，既不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让反对党“抓住把柄”而流失选票，又不能不考虑对华关系的实际利益。因此，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政府总是在犹豫和摇摆之中，政府向媒体发出的涉华信息经常是含混和矛盾的。表面看，西方国家的媒体独立于政府，并自诩为“民主的看门狗”，媒体与政府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实际上，政府通过一系列软硬措施对媒体巧加控制，特别是在涉及国家整体利益的外交问题上，媒体对政府相当配合。

政府能够通过司法、行政等硬性措施强化舆论管理。政府可以通过设置舆论宣传机构传达政府政策信息。“9·11”事件后，美国白宫于2002年7月设立了“全球信息办公室”，直接负责并具体组织和实施舆论战；2003年2月成立了白宫“全球宣传办公室”，负责推动与国外电台、电视台的合作，向外界传递美方信息。法国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立法和视听领域最高权力机构——最高视听委员会来实施。政府还可以通过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对媒体加以限制。西方国家对传媒业立法繁多。例如，在英国《1990年广播电视法》、《1981年藐视法庭法案》、《2003年司法法案》、BBC“许可协议书”、“BBC经营委员会决议书”等许多法律法规中，都有对媒体行为进行规范的内容。政府还通过严格限制下属部门的传播行为来达到控制媒体的目的。布莱尔执政时期，政府对下属职能部门严格规定，政府官员在参加所有重要媒体访谈前，都应得到唐宁街10号新闻办公室的许可；所有主要发言、政府通稿和新政策动议中的政策性内容，都应及时得到新闻办公室的明确表态；声明的时间和形式应得到办公室的批准。另外，在非常时期出台媒体特别管制措施也是政府管理舆论的重要手段。“9·11”事件后，美国公布了《全国紧急状态法》、《反恐怖主义法》等，为在突发性情况下进行传媒管制提供法律依据。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和新闻界官员对媒体制定了七项规则和限制，参加采访伊拉克战争的所有媒体都必须严格遵守这些特别限制。

除硬性手段外，政府能够实施非强制性的软性调控措施来左右舆论。首先，政府利用新闻发言人制度巧妙控制舆论。除通过新闻发布会发布权威信息外，政府还常采取“私下吹风”形式，以不公开、不具名方式向记者提供信息。记者都希望参加这种形式的吹风会，以获取“内部”消息。同时，政府还以剥夺记者参加内部吹风会或获得政府内部信息资格为手段，迫使与政府唱反调的媒体就范。此外，政府也常从媒体吸纳人才到其新闻部门服务，达到“以媒制媒”。

其次，政府通过大量提供“信息补贴”（information subsidy）来影响舆情。以英国中央信息办公室为例，该机构在2000年免费为媒体传送“补白”（Fillers）70。8万次，资助广播时间合计长达1。18万小时。信息补贴的内容常常被媒体全文播报，政府得以有效操控新闻议程。记者对政府“信息补贴”依赖源于竞争压力的增加。媒体为在规定时间内填满栏目和版面，被迫抛弃费力耗时的调查性报道，转而追求打包式新闻快餐，无暇对政府的举动进行探究质疑式的监督，反而急需政府为其提供新闻素材缓解其竞争压力。［5］

第三，政治人物能够直接设置媒体议题。政府通过重要人物向媒体传递信息，引导公众关注某一话题。在英国，经常接触政界人物的“议会记者”享有许多其他记者所不能享有的特权，例如能在下院休息厅与议员交谈，可以参加首相、议会首脑人物、反对党领袖定期举行的记者“吹风会”，甚至能比普通议员更早得到禁止复制的官方文件。这些记者发表的文章、专论更能引起公众关注，因此他们成为政府为媒体设置议程的重要工具。美国总统经常与媒体互动，其他重要官员也会在政策出台前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与媒体人员交谈，商议新闻策略。［6］ 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问题上，欧美领导人集体向中国发难，将矛盾焦点引向中国。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记者会上说，“在全球第二大排放国——现在可能是第一大排放国透明度缺乏的情况下，达成有法律效力或有资金承诺的国际协议是很难想象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声称“中国阻碍气候谈判进程”。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长爱德华·米利班德在《卫报》上撰文称中国“劫持”了哥本哈根协议。上述言论对国际舆论把此次会议定性为“失败”，并把原因归咎于中国起了导向性作用。

第四，通过经济杠杆操纵传媒。表面上，传媒是私营产业，经济上独立在政党和政府之外。但传媒实际上都被财团控制，而财团与政府关系盘根错节，政府允许财团垄断传媒，再通过笼络财团来操纵传媒。目前，美国传媒基本被五大财团垄断：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通用电器集团、沃特·迪士尼集团、新闻集团和维亚康姆集团。政府还对部分传媒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持，如英国政府对BBC、美国政府对VOC、法国政府对法新社（AFP）的财政资助。法国电视的一、二、三台基本垄断了法国的电视资讯，而一台的所有者是法国最大的电信公司布依格集团，二台和三台的资金则主要来源于政府。第五，在各大机构中安置为政府效力的特别顾问。在日本，政府往往将重大传播任务分派给对其言听计从的特别顾问来执行，而政治上不偏不倚的新闻官员只能做日常事务。部分新闻官员为了改变境遇，最终不得不改变中立立场，转而成为政府特别顾问阵营中的一员。曾获普利策奖的美国知名记者大卫·巴斯托（David Barstow）在其题为《电视评论员的背后，五角大楼的幕后黑手》的文章中披露，美国政府开始反恐战争以来，美国国防部通过精心策划和巧妙安排，将大量军事分析家安排到各大电视网担任电视节目评论员，为美国政府虐待战俘、维持伊战辩护，同时充当军火商代言人。［7］

利益集团出于利益驱动抹黑中国

在“中国形象”问题上，西方主流媒体直接描绘，西方国家政府通过软硬两手间接掌控，而两者背后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则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

军工集团热衷于渲染“中国威胁论”。冷战结束后，美国原来的战略对手消失，军工集团重要性下降。它们需要重新塑造一个战略对手，以促使国会批准增加军费拨款，扩大军备生产。中国是它们“最理想”的“战略对手”，因此军工集团一直试图把中国塑造为“美国的敌人”，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军工集团已经和媒体形成了“军工—媒体联合体”。几乎每个重要传媒公司的董事会里，都有国防承包商的代表。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拥有者通用电气公司就是美国最大的军需承包商之一。军工集团利用媒体深化中国的负面形象。例如，2006年年底，右翼的《华盛顿时报》别有用心地报道“中国潜艇跟踪美国航母„小鹰‟号”之后，全美广播公司等其他媒体立即播报或转载了这一所谓“新闻”，煽动反华情绪。

部分商业集团和劳工组织惯于针对中国出口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发难。美国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的主要商业集团包括全美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美中贸易企业界联合会等，劳工组织主要是劳联—产联等。上述利益集团利用媒体炒作，将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和美国结构性贸易逆差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劳联—产联与媒体都有良好的合作，两个组织通过公布研究报告等形式，让媒体广泛报道其主张。

部分人权、环保、气候利益集团依靠营造中国的负面形象生存。西方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生存基础是对所谓的“违反人权”、破坏环境的国家进行揭露和批评，从而获得项目资助。“国际西藏行动”自1994年开始就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得到大量资金支持。据该组织自己披露，2006年，美国对其直接援助达735万美元。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09年综合拨款法案”中规定，对从事中国生态环境与相关法治项目的非政府组织与教育机构的拨款不得少于1100万美元。［8］

“藏独”、“疆独”、“台独”、法轮功等敌对势力则利用西方主流媒体及影视、图书等大众传媒来实现其矮化、诋毁中国政府形象的目的。“3·14”事件发生前，美“自由亚洲广播电台”藏语广播时间和“美国之音”播出时间都明显增加。有证据表明，“美国之音”藏语广播播音员的选定与节目设置都与**集团商定。“3·14”事件前后，法轮功也通过多家媒体进行大肆歪曲报道。公关公司和智库通过专业手段影响媒体涉华报道

敌对势力会利用公关公司与媒体的紧密关系来抹黑中国形象。某些公关公司的特点是“有奶便是娘”。为了经济利益，这些公关公司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达到其目的。2008年，**集团为利用奥运宣扬藏独观点，就通过国际著名公关公司进行专门策划，雇用著名运动员，拍摄了系列反华广告短片，在欧洲主流电视台和互联网上广泛传播。还雇用著名演员，制作平面媒体广告，在欧洲报纸上连续刊登直至北京奥运会结束。

这些公关公司常用以下手段扩大传播效果，一是用“轰炸式”传播手段影响新闻舆论，用“撒网”的方式向数量众多媒体提供大量精心准备的“消息材料”，即使只有较小比例的媒体采用其信息，也能达到一定的宣传效果；二是与记者形成利益链条，“利诱”记者在公开媒体上发表貌似“客观”但实际服务于公司业务的文章，或为记者提供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信息源来取代某条新闻；三是以较为隐蔽的方式影响媒体。在民意调查中，公关公司可通过刻意选择受调对象而获得其希望的结果，再将结果提供给媒体；四是发挥中介作用，联系“合适”的媒体进行采访。因此，西方利益集团往往选择与最具影响力的公关机构合作来达到“推销”政策的效果。

一些智库和学者在“中国形象”问题上日益扮演舆论领袖的角色。媒体对某些专业性很强的政策问题并不具有独立分析的能力，因此，媒体在向公众进行新闻报道或评论时，需要借助智库和学者的观点及研究成果来增强报道的权威性。权威学者或知名智库通常被大众认为是“可信的信息来源”，因此当他们开始谈论一个议题时，这个议题的影响会加速扩大。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是攻击中国汇率政策的领军人物。在2010年3月25日国会举行的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听证会上，伯格斯滕提出了中国操纵汇率使人民币对美元低估40％的观点。该观点被《经济学家》等各家媒体广泛报道，进而成为美国政府指控中国操纵汇率的“理论依据”。克鲁格曼在媒体上发表多篇文章并在不同场合发表言论，指责人民币被低估。他在2010年1月发表的“中国的新年”一文宣称，由于人民币被低估，美国损失了140万个工作岗位。3月发表的《中国的绝笔》一文建议美国财政部公开指控中国操纵汇率。当月，他还在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中国取消管制人民币汇率并消除贸易顺差，那么全球的经济增长将会比现在高出1。5个百分点。［9］克鲁格曼的观点被多家权威媒体转载，以讹传讹，影响甚广。

与此同时，智库也利用媒体平台，将其“研究结果”以舆论形式进行传播。双方是一种双向依赖的互利关系，智库“借船出海”，媒体则“借力而行”。美国社会学者迈克尔·多尔尼（Michael Dolny）通过统计Neix数据库中主要报纸和广播电视等媒体对各智库研究成果的引用情况得出结论：近年来媒体对思想库观点的引用数量呈上升趋势。近年来，很多知名学者与主流媒体长期合作，成为媒体撰稿人、评论人甚至编辑。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推出的“中国模式说”、哈佛教授尼尔·弗格森创立的“中美国”（Chinamerica）概念、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管伯格斯滕发明的G2概念等，均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结 语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西方媒体涉华舆论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西方媒体控制着国际资讯主流，是中国“国家形象”主要和直接的“塑造”者，西方政府在国内政治和外交需求的两重压力下左支右绌、与媒体在“中国形象”问题上消极互动，利益集团在利益驱动下抹黑中国获取实惠，一些公关公司与智库学者相互借力炒作成名。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环节是中国难以改变的，如难以消除西方政客的意识形态偏见，也无法改变利益集团的利益驱动，更不可能转变敌对势力的反华立场。但在另一些环节，则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工作，如增加与外国驻华记者的接触与互动，强化与国际公关公司的务实合作，加强与智库学者的沟通与交流等，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中国建立客观友善舆论环境的外部阻力和障碍。

［1］ 关于中国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详见本课题组发表于《当代世界》2012年第4期的《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一文。

［2］ 刘长乐。争夺话语权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前提——在“第11届上海国际电视节”论坛上的讲话。中华传媒网，2005年11月28日，URL。

［3］ 丁刚。非洲听不到“中国声音”。东方早报，2010－6－2。URLspan 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 month＝“6“ year＝“2010“＞2010／6／2／179121。shtml＞。

［4］ 2008年，“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遭到无限期停职反省的处罚是一个典型案例。张被处理的理由是没有维护该媒体一贯坚持的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实际原因是张在西藏“3·14”暴力事件发生后在德国国内研讨会、电视节目等活动中替中国说了公道话。

［5］ 陈佑荣，吕鹏。政府公关与媒体控制——以英国为例看西方政府的媒体操控策略。海外新闻界，2010，3。

［6］ 张艳梅，安平。论西方国家舆论宣传“软控制”。兰州学刊，2009，7。［7］ David Barstow。“Behind TV Analysts，Pentagon‟s Hidden Hand”，The New York Times，20 April 2008，URLspan 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0“ month＝“4“ year＝“2008“＞2008／04／20／us／20generals。html？pagewanted＝all ＞。

［8］ 曾正德。中国生态环境威胁论”的缘起、特征与对策研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4（2）。［9］ Paul Krugman。“China‟s Swan Song”，The New York Times，11 March 2010，URLspan 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1“ month＝“3“ year＝“2010“＞2010／03／11／chinas－swan－song／＞。

第二篇：企业文化的形成机制与如何建设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作为社会大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客观地存在于每一个企业之中。优秀的企业文化，将极大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反之则将削弱企业的组织功能。正如《财富》杂志评论员文章所指出，世界500强胜出其他公司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公司善于给他们的企业文化注入活力。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科特教授和詹姆斯.赫斯克特教授深入研究了企业文化与企业长期经营业绩之间的相关性。他们在《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中指出：“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的作用。我们发现具有重视所有关键管理要素（消费者要素、股东要素、企业员工要素），重视各级管理人员领导艺术的公司，其经营业绩远远胜于那些没有这些企业文化特征的公司。在11年的考察期中，前者总收入平均增长682%，后者则仅达166%；前者公司股票价格增长为901%，而后者为74%；前者公司净收入增长为756%，而后者仅为1%[1]。”

企业文化总是随着企业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企业文化的建设是企业的永恒主题。那么究竟什么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内涵是什么？企业文化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学者和企业家们在讨论企业文化建设时十分关注并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这些基本问题，然后提出建设企业文化应抓好的几个重要环节。

一、企业文化的概念

企业文化又称公司文化。这个词的出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一种新的思想和理论在形成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众说纷纭的现象，企业文化也不例外。纵观国内外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大体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 五因素说

美国的迪尔和肯尼迪在《公司文化》一书中指出，企业文化是由五个因素组成的系统，其中，价值观、英雄人物、习俗仪式和文化网络，是它的四个必要的因素，而企业环境则是形成企业文化的又一最大的影响因素[2]。

2.两种文化总和说

这种学说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中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物质文化是显形的文化，主要指企业中的设施、工具、机器、材料、技术、设计、产品、包装和商标等；精神文化是隐形文化，主要指企业的价值观、信念、作风、习俗、传统等。

3.群体意识说

这种学说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员工群体在长期的实践中所形成的群体意识及行为方式。所谓群体意识，是指员工所共有的认识、情绪情感、意志及性格风貌。

4.精神现象说

这种观点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运转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包含企业最高目标、共同价值观、作风和传统习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在内的有机整体，是以物质为载体的各种精神现象，是企业的“意识形态”。

究竟什么是企业文化？我们不妨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认识。从广义上讲，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个子系统，是一种亚文化。企业文化通过企业生产经营的物质基础和生产经营的产品及服务，不仅反映出企业的生产经营特色、组织特色和管理特色等，更反映出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战略目标、群体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它既是了解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窗口，又是社会当代文化的生长点。从狭义上讲，企业文化体现为人本管理理论的最高层次。企业文化重视人的因素，强调精神文化的力量，希望用一种无形的文化力量形成一种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凝聚企业员工的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企业员工为企业和社会的发展而努力，并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产生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企业文化作如下定义：企业文化是以企业管理哲学和企业精神为核心，凝聚企业员工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人本管理理论，同时，它又是受社会文化影响和制约的，以企业规章制度和物质现象为载体的一种经济文化[3]。

二、企业文化的内涵

企业文化通常是由企业的精神文化、企业的制度文化、企业的行为文化和企业的物质文化等四个层次构成的。

1、企业的精神文化

企业的精神文化是用以指导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种行为规范、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是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企业精神是企业价值观的核心。企业精神是企业广大员工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并经过企业家有意识的概括、总结、提炼而得到确立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它是企业优良传统的结晶，是维系企业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本来只有人才具有精神。企业精神这一概念的自身就是把企业人格化了，它是由企业的传统、经历、文化和企业领导人的管理哲学共同孕育的，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独特的、鲜明的经营思想和个性风格，反映着企业的信念和追求，也是企业群体意识的集中体现。企业精神具有号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个企业最宝贵的经营优势和精神财富，它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正如美国IBM的董事长小托马斯.沃森所说:一个组织与其他组织相比较取得何等成就，主要决定于它的基本哲学、精神和内在动力，这些比技术水平、经济资源及组织机构、革新和选择时机等重要得多。例如，株洲时代集团公司的企业精神为“团结和谐、求实创新、拼搏奉献”。这十二个字是株洲时代集团公司老一辈创业者和新一代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共同铸就的。它的含义是：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创大业；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知难而上、敢打硬仗、勇于奉献。株洲时代集团公司精神成为其全体员工的基本价值观。

2、企业制度文化

企业的制度文化是由企业的法律形态、组织形态和管理形态构成的外显文化，它是企业文化的中坚和桥梁，把企业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企业的制度文化一般包括企业法规、企业的经营制度和企业的管理制度。

在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与企业有关的法律和法规、企业的经营体制和企业的管理制度等问题。企业的法律形态体现了社会大文化对企业的制约和影响，反映了企业制度文化的共性。企业的组织形态和管理形态则体现了企业各自的经营管理特色，反映了企业制度文化的个性。

(1)企业法规。企业法规是调整国家与企业，以及企业在生产经营或服务性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不同国家的企业法规，都是以国家的性质、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为基础制定的，对本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企业法规作为制度文化的法律形态，为企业确定了明确的行为规范，是依法管理企业的重要依据和保障。

(2)企业的经营制度。企业的经营制度是指通过划分生产权和经营权，在不改变所有权的情况下，强化企业的经营责任，促进竞争，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一种经营责任制度，是企业制度文化的组织形态。

（3)企业的管理制度和经营观念。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一般来说，企业法规和企业经营制度影响和制约着企业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同时也促使不同企业的企业文化朝着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但真正制约和影响企业文化个异性的原因，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和经营观念。企业的制度与企业的经营观念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用。合理的制度必然会促进正确的企业经营观念和员工价值观念的形成；而正确的经营观念和价值观念又会促进制度的正确贯彻，使职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3、企业行为文化

企业行为文化是指企业员工在生产经营、学习娱乐中产生的活动文化。它包括企业经营、教育宣传、人际关系活动、文娱体育活动中产生的文化现象。它是企业经营作风、精神面貌、人际关系的动态体现，也是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折射。

从人员结构上划分，企业行为中又包括企业家的行为，企业模范人物的行为，企业员工的行为等。企业的经营决策方式和决策行为主要来自企业家，企业家是企业经营的主角。在具有优秀企业文化的企业中，最受人敬重的是那些集中体现了企业价值观的企业模范人物。这些模范人物使企业的价值观“人格化”，他们是企业员工学习的榜样，他们的行为常常被企业员工作为仿效的行为规范。企业员工是企业的主体，企业员工的群体行为决定企业整体的精神风貌和企业文明的程度[4]。

4、企业物质文化

企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显著的特点是以物质为载体，物质文化是它的外部表现形式。优秀的企业文化是通过重视产品的开发、服务的质量、产品的信誉和企业生产环境、生活环境、文化设施等物质现象来体现的。

企业文化不仅体现在产品服务以及技术进步这些物质载体上，还通过厂区建设，包括生产环境的改造，生活设施、文化设施等诸多方面来体现企业的物质文化。

（1）生产环境的改造。生产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员工的情绪与心理。企业如果绿化好、厂容美、环境清洁整齐，不仅可以激发员工的自豪感和凝聚力，而且可以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因此，优秀的企业特别注重为员工创造优美的工作环境，并把它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调动员工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2)文化设施建设。人有多种需要，不仅仅是物质需要，更重要的是精神需要。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人们对精神需要的追求愈加强烈，求知、求美、求乐等心理迅速发展，构成企业文化建设中不可忽略的课题。建立和完善员工的文化设施，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是许多优秀企业的重要物质文化内容[。1．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环境中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形成的

存在决定意识，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在企业图生存、求发展的环境中形成的。例如用户等一，顾客至上的经营观念，是在商品经济出现买方市场，企业间激烈竞争的条件下形成的。大庆的为国分忧、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面临国外封锁、国内经济困难，石油生产又具分散及一定危险性等环境下形成的。企业作为社会有机体，要生存、要发展，但是客观条件又存在某些制约和困难，为了适应和改变客观环境，就必然产生相应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同时，也只有反映企业生存发展需要的文化，才能被多数员工所接受，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2．企业文化发端于少数人的倡导与示范

文化是人们意识的能动产物，不是客观环境的消极反映。在客观上出现对某种文化需要往往交织在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之中，羁绊与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之内，因而一开始总是只有少数人首先觉悟，他们提出反映客观需要的文化主张，倡导改变旧的观念及行为方式，成为企业文化的先驱者。正是由于少数领袖人物和先进分子的示范，启发和带动了企业的其他人，形成了企业新的文化模式。

3．企业文化是坚持宣传、不断实践和规范管理的结果

企业文化实质上是一个以新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战胜旧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的过程，因此，新的思想观念必须经过广泛宣传，反复灌输才能逐步被员工所接受。例如日本经过几十年的宣传灌输，终于形成了企业员工乃至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拼命竞争的精神。

企业文化一般都要经历一个逐步完善、定型和深化的过程。一种新的思想观念需要不断实践，在长期实践中，通过吸收集体的智慧，不断补充、修正，逐步趋向明确和完善。

文化的自然演进是相当缓慢的，因此，企业文化一般都是规范管理的结果。企业领导者一旦确认新文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宣传教育的同时，便应制定相应的行为规范和管理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努力转变员工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模式，建立起新的企业文化[6]。

四、企业文化的建设

根据企业文化的形成机制及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应抓好以下主要环节：

1、科学地确定企业文化的内容

在确定企业文化内容的过程中，应考虑以下几点：

（1）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文化的渐进性，结合国家、企业的未来目标和任务考虑文化模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和进步，必然导致人们心理及行为模式的发展和变异。文化的渐进是一条客观规律，也是实现民族的、企业的新目标、新任务的必然要求。

（2）根据企业的外部客观环境和内部现实条件，形成企业的共性文化和个性文化。例如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协作精神、严格的纪律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商品经济要求与用户搞好关系，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这些都是不以民族和企业特点为转移的。但各企业在自然资源、经济基础、人员构成等方面存在差异，客观上会产生和要求不同的文化特点。例如投资大、见效慢、风险性较大的企业，一般需要远见卓识、深思熟虑、严谨的态度和作风，而生产生活消费品的企业则要求灵活、机敏的作风。

（3）对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和现有的企业文化采取批判与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采取辩证分析的方法，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特别要善于发扬本企业的优良传统。

（4）博采众长，借鉴吸收其他民族和企业的优秀文化。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就十分注重荟萃世界优秀企业文化。它规定在国外的子公司有研究各国企业文化的使命，子公司领导人回国述职或参加培训，首先要报告所在国家和地区企业文化的特点。对于外来的企业文化，也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而应持认真鉴别，分析研究，有选择吸收的态度。要搞清楚哪些是优秀的，哪些是适用于自己的。同时，采借别人的长处、精华，还必须进行一番改造，才能适用于自己的企业。如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人给日本企业家传授产品质量管理的考评和测量技术，很快被改造成世界著名的QC小组活动。

（5）重视个性发展。一个企业的文化个性，是这个企业在文化上与其他企业不同的特性。它只为这个企业所有，只适用这个企业，是这个企业生存、发展条件及其历史延续的反映。国内外的优秀企业，都是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的企业。同是美国文化区内的企业，惠普公司文化便表现出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它倡导团体主义，主张建立轻松、信赖、和谐的人际关系。公司宗旨明确写着：“组织成就乃系每位同仁共同努力之结果。”我国企业自觉的文化建设刚刚开始，一般企业还不具备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更需要重视企业文化个性的发展。首先要认清自己的特点，发挥本企业及其文化素质的某种优势，在自己经验基础上发展本企业的文化个性。

（6）着眼企业发展战略，注重培育企业精神。企业文化要配合企业发展战略的需要，为促进企业发展服务。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精神支柱。企业精神的内容要与企业发展战略相适应。例如，40年来，株洲时代集团公司员工辛勤耕耘，铸就了“团结和谐，求实创新，拼搏奉献”的企业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株洲时代集团公司事业的发展才有了不竭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2、宣传倡导，贯彻落实

（1）广泛宣传，形成共识。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是“铁人”王进喜生前领导的钻井队，以后虽换过不少届领导班子，员工也不断更新，但由于坚持对工人进行艰苦创业传统的宣传，“铁人精神”一直保持并发扬光大。

（2）领导带头，身体力行。企业领导者是企业文化的龙头，企业领导者的模范行为是一种无声的号召，对员工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因此，要塑造和维护企业的共同价值观，领导者本身应成为这种价值观的化身，并通过自己的行动向全体成员灌输企业的价值观。首先，领导者要注重对企业文化的总结塑造、宣传倡导。其次，要表率示范，在每一项具体工作中都体现企业的价值观。

（3）完善制度，体制保证。企业文化是软硬结合的管理技巧。在建设企业文化时应“软硬”兼施，相辅相成。在培育企业职工整体价值观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完善必要的规章制度，使员工既有价值观的导向，又有制度化的规范。同时，在建设企业文化时，要调整好企业内部的组织机构，建立和形成文化建设所要求的组织体系。

（4）树立榜样，典型引导。发挥榜样的作用是建设企业文化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法。把那些最能体现价值观念的个人和集体树为典型，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表彰，并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激励方法，有利于优秀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迪尔和肯尼迪在其合著的《公司文化》一书中，把英雄楷模人物作为企业文化五大构成要素之一，认为没有英雄人物的企业文化是不完备的文化，是难以传播和传递的文化。

（5）加强培训，提高素质。一个企业若员工的基本素质不高或缺乏良好的职业道德，生产力的健康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企业文化建设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加强培训，不断提高企业员工基本素质，是建设企业文化的基础保证。在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每一个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都必须首先接受职业道德、经营思想、集体意识、自我修养的集训，进行语言、待人接物的礼节教育，考试合格后才被录用。原创文章，尽在文秘知音www.xiexiebang.com网。

3、积极强化，持之以恒

企业员工的价值观、信条、口号、作风、习俗、礼仪等文化要素，是不断进行积极强化的产物。强化指的是人们的某种行为因受到一定刺激而获得继续或中断的过程。获得行为继续下去的结果的强化，叫做正强化或积极强化；使行为中断或中止的强化，叫做负强化或消极强化。积极强化的刺激使人们获得奖赏性情绪体验，而消极强化的刺激带给人们惩罚性情绪体验。趋乐避苦，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的基本法则，在建设企业文化时也应遵循这些法则，对员工行为给以积极强化。

企业文化建设应是企业的长期行为，靠短期突击不能奏效，而且是有害的。由组织的少数人创造、倡导的某种文化质，传播到组织的每个团体，再由一个个团体传播给每一个人，使之在企业的每个角落里生根、开花、结果，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改变企业文化的模式，不仅要长期积累新文化质，而且要同旧文化质的“惰性”作反复较量、长期斗争。学习、采借别的文化质，不仅要经过鉴别，以决定取舍，而且要经过长时间的加工制作、消化领会，才能把它吸收进自己的文化里。因此，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必须长期努力，持之以恒。

第三篇：包华石中国举贤任能与西方选举制度

包华石中国举贤任能与西方选举制度

作者：[包华石] 来源：[作者惠寄] 浏览：[302]2009-03-2

4编者按：为什么中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在今天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变得一文不值呢？他们宁可去不顾中国传统和现实地去捞西方政治制度之月！是什么将他们退化为衣冠楚楚的猴子呢？希望美国包华石教授的这篇文章能使太多顽固坚持西方中心论的知识分子有所开悟。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国古典法治、共治和自治的政府组织原则一直远离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之外，而其中复杂的政治技术正是当代中国所急需的；本文原题《让我们设想 》，发表于《读书》杂志 2008年第10期。

据说，科学家喜欢做思考试验，譬如，设想：假如重力的物理作用并非我们在现实中所感受的那样，那对宇宙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使用物理学的方法可以推测出结果，譬如，如果重力更为轻弱的话，星系就会分散，而如果更强的话，星系则会收缩等等。笔者认为，这样一种思考方式也同样有益于历史学。譬如，让我们设想，假如一个社会有选举制度，但却缺乏任期的概念，后果将会如何？使用历史学的方法可以进行一下推测。任期本来应该是很基本的行政制衡措施。官职没有任期，也就等于是说，一个从政的人一旦被选举或委任以后，就能终身任用。假如官员平庸或其行为腐败，那么，在他去世以前，都将无法使他免职从而改革行政（当然可以试图劝诫他，但因为无法对其实施强制性的要求，因此该官员自行改过的可能性并不大）。同时，即使有更适合于此官职的人才，他也无法取代已经占据这位置的现任官员。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任期制度的话，对官员自身也就没有制衡了。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即使有选举制，在没有同时设立任期制的情况下，最终仍会形成广泛的贪污或者腐败现象。

让我们再一次设想，假如一个社会虽然有选举制度，但是却缺乏官员与职能（即私与公）的区别，那么后果将会如何？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家早已重视了这一区分，称之为“形名”。《韩非子》中对此的理解即极为简明：“上以名举之,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名”就是官职的名称和任务，而“形”是指官员的表现。将二者进行区分，其实意义颇深，因为在根本上它也牵涉到分权制衡的问题，“分权”的基础原则恰恰在于官与职的区别。没有这种辨别，根本无法分权。无法分权也就意味着无法制衡。因此，在发达的社会中，职能必定附属于官位，即国家，是与官员的社会身份无关的。所谓“法制”的意义不外于这个道理。由于职能附属于国家，于是官员就不能轻易地将公与私相混淆。即使官员使用权力谋求私人利益，因为职能附属于官位而不属于他自身，所以，国家仍可免去他的这一职位。《慎子》中所说“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即是此意。相反，假如这一区别不存在，那么法权必定归属私人的身份或私人的特权。因而，只有两种可能：法权要么附属于国家，要么附属于私人。在后一种的政治情势之

下，一旦官员使用自己的特权谋求私人利益，国家则无从加以约束。后果也就必然是贪污盛行、行政效率低下，最终会引发民众的愤恨情绪而导致社会不稳定。让我们再一次设想，假如一个社会有选举制度，但是同时却缺乏举贤任能（即平等主义）的措施，那么后果将会如何？平等主义的基本道理早在《墨子》里就已经说明：“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显然“贤”即“有才能之人”，而举贤任能与平等主义是同一个道理。假如这一措施得不到实行呢？唐代的柳宗元曾对封建制度进行批判，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圣人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

他的意思是，封建制度会催生拥有特权而昏庸的官员，同时有资质的人才却时常无法加官晋级。众所周知，宋代政府已经实行了举贤任能的政策，但是，在十九世纪以前，欧洲各国仍然一直维持世袭政权的制度因此，任人唯亲既合法而又普遍，结果便是，即使国家建立了议会之类的制度，议员的资格仍是依赖于血统，而不是基于学问。十七世纪晚期来自于此种文化背景的传教士勒康特（Louis LeComte）曾经写了多封信件给国内要人，阐释中国的政治制度。在陈述举贤任能的道理之后，他也进行了一次思考试验，设想假如欧洲人像中国人一样执行举贤任能的政策的可能后果：

我们（欧洲人）当然也应该处罚每一位犯法的（做官的）人；可是（以我们来看），容忍一位忽略任务的满大人是合乎常情的，（因为他虽然）缺乏知识或缺乏勤奋，他太温和，或太严厉，但是他的家人可能投资所有家产来获得此地位。如果除去他的任务，将毁坏他的家族。

从他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推知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

一、举贤任能（平等主义）的道理是十分陌生的概念。

二、他们无从理解官与职的辨别。

三、人治（家庭的财产）胜于法制（国家的公议）。

关于官与职的辨别，最有意思的就是“满大人”（mandarin）这个词。既然勒康特是在讨论欧洲的政府行政，为什么他要使用“满大人”来代指欧洲的官员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根本没有可以被免职的官员的概念，当然也就没有相应的词语来指明这样的东西，因此，勒康特只得借用指代中国官员的词语，以之来表明他所设想的那种可以被免职的官员。

同样的概念，在中国，却是很久以来即已不足为奇。以上所提到的政治措施，包括任期、分权、举贤任能等等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道理，譬如《管子》

中云：

明主者,明于术数而不可欺也，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查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竟内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谓治国。

“术数”是附属于国家的行政措施；“贵臣不得蔽贱”就是举贤任能的道理，也即平等主义；“竟内明辨”是指官职分明，因此官员“不相逾越”。然而，这些措施与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制度的实践均相违背。怪不得勒康特在进行了思考试验之后，不禁推测：在欧洲的诸侯领土，这种政府措施（即免职平庸的官员）将会产生怨恨与内讧；在中国如此进行，却无任何的丝毫骚乱，只要是为了公益，而不是出自私人的愤恨。

当然，不能否定，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的欧洲人已经有了“议会”的制度，即所谓的“共和国”的政治形式。今天，颇多人以为，近代早期的西方共和国就是民主制度的起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彼时所谓的共和国并不像我们现在的民主性的共和国。孟德斯鸠的崇拜者卡塔纽（Count de Cattaneo）在《法律的来源、力量和真实精神》（The Source the Strength,and the True Spirit of the Laws，1753)中无意识地揭示了当时共和国的真实含义：“贵族统治果然可以视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好政体特别是当它建立在英明的威尼斯（共和国）基础之上。最古老的共和国可以说没有一个比得上它（即威尼斯共和国）。”显然,卡塔纽以为,他的读者都认同，“贵族统治”与“共和国”在根本上如出一辙。当时的“共和国”虽然有议会，但议会只是代表贵族或寡头财团的利益，与老百姓无关。因为在政权中任职的资格依靠于出身，于是，议会的代表以及其他施政的官员经常缺乏从事政务的资格。难怪在一七七○年富兰克林的朋友瑞纳神父指出，在当时的欧洲，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领域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都缺乏资格施政： 在欧洲的所有国家，有某一个阶层的人，无论他们的道德品质如何，从幼年开始就注定比他人优越。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毕恭毕敬地对待，并且从幼年起就浸淫在绝对权威的意念中„„这个带给我们无数的平庸大臣、无知的地方长官和糟糕的将军的制度，在中国并不存在，在那里，贵族地位并不能够通过继承的权利而世代相传。

从这段文字中恰恰可以见出，即使瑞纳也尚未体会到，中国的官员并不是贵族。不过，他还是明白到，在原则上，当时的中国官员大致是经过科举制度而得以为官，而不是靠出身就任官位的。到现在为止，提倡西方民主的人一般都以为，选举就是民主的同义语。当然，在某些情况下，选举确实是一种颇有效的制衡。不过，我们的思考试验揭示了，选举只是现代民主的特点之一。即使有选举制度，如果缺乏举贤任能的规范、任期的原则以及官与职的区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民主”仍不可能落实。不过，通过勒康特所进行的思考试验，可以见出，近代早期的欧洲虽然有议会，偶尔也会举行有局限性的选举，但还是完全缺乏这一套行政措施以及有关的基本原则（法制、平等主义等等）。换句话说，现代民主的演变原本是错综复杂的事情。据此，现代性的民主乃是西方文化精神之体现一说，便很难维持。

那么，为什么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大家都将选举与民主混为一谈呢？笔者在《读书》发表的上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克拉克（Kenneth Clark）坚持山水画的特点为定点透视法的说法。对这一论点加以逆读之后则发现，它原来只是一种西方优越论的诡辩而已，因为“山水画”作为历史现象，绝对不能限于定点透视法的领域。克拉克之所以重视定点透视法，乃是因为其为西方独特的方法。选举制度同样的也是欧洲所特有的传统，因此，也就难怪十九世纪时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要将“民主”限于选举制度的领域，而忽视了有关行政措施的国际来源。

实际上，所有发达的社会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系统。从某种角度看，民主只不过是适应治理国家的一系列根本挑战的一种办法。要追求公平和稳定的社会，就更是必须促进专业的、赢得民众信任的行政，并压制贪污的行为。大概，如果民众能够亲自参与施政，则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就会提高。举贤任能的政策是让公民参与施政的一个办法，选举制度也是——各有所长。因此，当代知识分子在对未来进行思考的时候，大可不必担忧“那是西方的概念！”也不用得意于“这是中国的传统！”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尚无惧于使用各种传统的概念或措施，当代人更有何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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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导游与游客矛盾形成机制与对策研究

1.部门地区出现一些黑导游。黑导指的是没有正规导游证，没有旅行社安排带团者为黑导

对策：①导游自身接团的前提要有正规的旅行社签合同，由旅行社计调安排出团，导游按旅行社接待标准操作旅游团，与客人签合同，对客人有所保证．最好有稳定客户与旅游团的操作能力，最好的挂一家旅行社，这样有正规的合同与旅游公司。

②消费者自身要有维权意识。自觉不找黑导游。对于一些黑导游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

③政府部门加强查证的措施。城管部门应该加强管制。

2导游自身工作不负责任，没有工作的热心。讲述的内容空洞，无聊。

对策：导游者自身①要永远有积极的求知欲，取得了导游证，并不代表你就永远是一个合格的导游员，而是要不断的的学习、充实、提高。在旅游者的眼中，导游员应该是无所不知的“万事通”。导游服务是知识密集型的高智能的服务工作，丰富的知识、广博的见闻是做好导游服务工的前提。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内涵在不断地丰富、知识更新的节奏在不断的加快，作为一个导游员就要“与时俱进”，永远保持积极的求知欲，以适应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要切记“学海无涯”、“学无止境”，“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三人行，必有我师”。

②要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要时刻牢记导游的职责，认真学习《导游人员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导游服务质量》，努力的实施好旅游计划，作好联系、协调、讲解等服务工作。坚持“宾客至上、服务至上、为大家服务、合理而可能”的四大服务原则细致、热心、周到的作好导游服务工作。也就是一切工作以旅游者为出发点，以服务为出发点，时刻考虑旅游者的利益和要求，绝不能拒绝游客的合理合法要求。服务过程中要坚持“为大家服务”的原则，不能有亲疏之分，厚此薄彼，而应对每个游客都热情、周到、友好、尊重，不偏不倚、一视同仁；要坚持“合理而可能”的原则，在旅游服务过程中，要时刻关注游客的情绪变化，耐心倾听旅游者的意见、要求，冷静分析、仔细甄别，合理又能实现的，就努力的去做，如果没有作好或是已经错过机会，就想办法及时弥补，以求最大限度的达到游客的满意。不游客提出的不合理的、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和意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耐心细致、不急不躁的态度，给游客作出解释和说明，得到游客的理解、信任，使游客心悦诚服。

③要有良好的精神面貌。也就是说导游员要时刻保持自己良好的仪容、仪表、神态、风度。首先着装要整洁得体，不能衣冠不整，邋里邋遢；装饰要得体适宜，不能过分注重修饰，要符合自己的身份特征；其次，待人自然大方，彬彬有礼；办事果断利落，不拖泥带水；要精神饱满，站有站像，坐有座姿，行走有度。在讲解中口齿清楚、语调和谐、快慢相宜、亲切自然、风趣幽默，给人以美的享受。在与游客交流的过程中要热情周到而不阿谀奉承，活泼有趣而不轻佻讨厌、自尊自爱而不狂妄自大。总之，作为导游员，时刻以饱满精神，乐观自信的态度站立在游客面前，以热忱工作、诚恳的心态服务与游客，就一定能够获得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就可能带好旅游团队，并且取得满意的效果。

④要准确、清楚、生动的作好讲解服务。导游讲解服务是整个旅游服务活动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包括途中讲解、景点讲解、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文物、民俗风情、城市市容，还包括参观访问、工农业考察、商务考察、经验交流、座谈会、咨询等等内容。在导游讲解过程中，我认为“准确、清楚、生动”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首先“准确”是首当其冲，至关重要的，在讲解过程中牢记“一伪灭千真”的教训，切忌胡编乱造、张冠李戴、信口开河，这样会使游客有被蒙蔽、愚弄的感觉，会引起游客的反感、责备、投诉，甚至否定一切，严重的影响旅游计划的实施。要知道，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求知”是重要的内容之一，而我们导游就起着传播知识信息、传递审美观念、播洒中华文明的重任，因此导游语言必须科学、规范，传递的信息必须正确无误，这样更能够吸引游客的注意，满足游客的“求知”愿望，我们才会得到游客的尊重和敬佩，这是顺利完成旅游计划的重要前提。其次，“清楚”是关键，在导游讲解中，清楚、简洁流利的语言表达，是导游语言科学性的又一体现。口齿清楚、言简意赅、措词恰当、组合相宜、层次分明、逻辑性强，避免使用生僻的词汇和滥造词汇，这是导游讲解基本的要求；另外在讲文物古迹、人文景观时，其历史背景、艺术价值、包涵的寓意、文化内涵都要讲清说明。另外，“生动”是调和剂，是创造旅游团队和谐气氛的重要手段。如果讲解过程中，语言平淡无奇，象和尚念经似的单调、呆板，会是旅游者感到索然无味，在心里上产生不耐烦或厌恶的情绪；而生动形象、幽默风趣、妙趣横生的讲解能够创造出美的意境，可调整旅游者乐观的心态、欢乐的情绪、浓郁的游兴，创造的是一种和谐、欢乐、积极、高昂团队气氛，给人的是一种美的享受。当然，“幽默”要建立在“品位”上，列宁说过“幽默是一种优美的、健康的品质。”幽默应是有礼的、高雅的、不冒犯他人的健康的语言和表现。

⑤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正确的判断力。旅游是一种社会群体活动，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含“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而其活动的主体是人，我们业内常说，自己是“合法的人贩子”，常言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在，世界大了，什么人都有。”旅游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文化层次高低不等，性别年龄各不相同，兴趣爱好因人而异，身体状况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导游员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每带一个团队，就要迅速的观察团队人员的年龄结构、性别比例、身体状况等；很快的和游客进行沟通，从游客的言谈举止中判断出客人的文化层次、兴趣爱好，找到和游客相容的交汇点，以便找准自己导游服务的切入点，是自己能很快和游客融为一体，打成一片，是游客对自己有初步的好感。在旅游服务过程中，也要处处留心，在吃、住、行、游、购、娱各个环节上观察游客的情绪变化，并且要和游客进行积极的沟通，了解游客的心里状态，根据游客对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的不同喜好，在游览时间、游览顺序上，在讲解方式、讲解风格上做出相应的变化；根据游客的年龄层次、性别、兴趣爱好的不同适当的调整旅游的节奏、劳逸的强度，适度的进行娱乐活动。总之，时刻掌握游客的情绪和状态，作出正确的判断，随时进行调整和纠偏，时刻保持旅游团队的和谐有序，这是顺利实施旅游计划的重要方法。⑥要有良好的合作精神。导游工作内容繁多，一次团队旅游活动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导游来全部完成的，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持。作为一个全陪导游来说，需要和团队负责人，地接导游、景点导游、饭店、宾馆、司机等组成一个工作集体，来完成一次旅游活动。这就要求全陪导游必须要有良好的协作精神。首先是主动配合，本着平等真诚的原则，沟通信息、交流思想、团结互

助，与各方建立起良好的理性的人情关系；其次是相互协作，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统筹兼顾各方的利益，切忌无理干扰对方的活动，侵害他方的利益，同时坚决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再其次，要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尊重彼此的隐私权，处理好各方的关系，同行之间、同事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最后要勇于承担责任，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出现问题，引发矛盾是常有的，当矛盾出现时，应该以“君子”的态度来对待它，要沉着冷静，果断处置，更要有包容的态度，学会换位思考，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位置进行思考，包容谅解别人的错误或过失；是自己的责任要勇于承担，绝不能相互推诿，更不能以诋毁他人的手段来逃避或推卸责任。总之，良好的合作精神是组织好旅游活动，高质量的完成导游服务的前提，只有全陪、地陪、司机等各方密切协作，共同努力，旅游活动就会顺利和谐的进行，我们所做的各项旅游服务也会让旅游者获得物质上、精神上的最大享受，获得心里上的最大满足，从而赢得游客的信赖，为旅游业赢得信誉，最终为旅行社争取到忠诚的客户群体。

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导游员的考核要求。

3民族文化的差异。

对策：导游应该尊重游客的宗教信仰，以及游客民族的习俗传统等等。游客也不能在旅行的过程中宣传自己信仰的宗教

4导游员挖空心思拉游客购物赚回扣，强制性的购物

对策：一方面导游业将逐渐步入一个非常规范的阶段。广告将与游程绝对相符，安全保障将会上一个台阶，合同与行程及待遇应该无偏差，旅游中突发情况大为减少。这样就可降低导游的工作量和心理负担，也免去了导游对挑剔游客的百般解释之苦。另一方面，旅游蛋糕做大做好后，导游工资会提高，也就不用导游员挖空心思拉游客购物赚回扣，减少了游客与导游之间的矛盾。

第五篇：极端犯罪的形成机制及其预防与应对

极端犯罪的形成机制及其预防与应对

周朝英

2013-06-02 08:21:00来源：《犯罪研究》2012年第1期

关键词: 极端犯罪；心理机制；犯罪预防；犯罪应对

内容提要: 极端犯罪的共同心理现象是行为性质极其严重；诱发因素与行为及结果相比明显缺乏逻辑联系；犯罪人经历过早期的挫折及心理创伤有严重情绪积累。极端犯罪行为人心理有共同本质即需要获得对生命、财产的控制权。其形成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极端犯罪行为的预防与应对包括社会和警察两个方面：即全社会需要对极端犯罪行为加强预防；警察对极端犯罪行为也要有特别的应对。

所谓极端是指事物发展的一种极其超常的状态。极端犯罪行为则是一种以极端的方式侵害他人生命或社会财产安全的行为。如以极其残暴的方式杀人或一次杀死多人的犯罪、以极其恶劣的手段侵害社会财产或侵吞社会财产数额极大的犯罪。无论从中国历史来看还是从世界范围来考察，这些犯罪都是一些极端行为。

一、极端犯罪人心理和行为的共同特征

极端犯罪，无论是侵害他人生命的，还是侵害巨额社会财产，都有共同的心理和行为特征：

（一）行为性质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端恶劣

近几年，连续发生的以极其残暴的方式杀人或一次杀害多人的犯罪、以极其恶劣的手段侵吞社会巨额财产犯罪，不但惨绝人寰、社会公平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而且给整个社会人民群众的心理带来极大的恐慌或强烈心理震荡。杨兴海连续杀人侵害了67条人命、很多时候还杀人奸尸 [1]，黄勇连续残害了17名青少年

[2]，邱兴华在道观里一次就残杀无辜香客及道长10人、在逃跑过程中又残杀一人 [3]，杨佳在20分钟内杀害警察6人，伤警察3人及保安1人、其中有4人是在7秒钟内被刺死 [4]，郑明生一次就杀害8个孩子重伤5个、瞬间13个家庭陷入了黑暗 [5]；赖昌星集团走私案涉及金额达数百亿元、“红楼”成了他和性问题绑在一起的罪证 [6]，许迈永个人贪腐案涉案金额超过2亿、玩弄女性几十名 [7]„„这些案件的制造者们要么是视生命如草芥、要么肆意侵吞国家财产的同时也把众多的女人当成自己的玩物，其行为无不罪大恶极、对整个中国社会造成极端恶劣的影响。

（二）诱发因素与行为及结果相比明显缺乏逻辑联系

在上述列举的案件中，每一个杀人犯罪人都是在遇到一定挫折刺激以后开始杀人的，但杀人案件的被害人都是那些和犯罪人没有关系的无辜者，并且和他们

所受到的刺激相比其结果的严重程度则根本无法比拟。每一个经济犯罪人所受过的苦难都已成为过去，他们所敛积的财富和生存所需相比已是天文数字，特别是许迈永这样的政府高级领导干部，即使这些数字化归为零，他也不会有饥寒之虞，他父亲给他留下的财产也足以让他的后人生活得很好。

（三）经历过早期的挫折及心理创伤有严重的情绪积累

杨兴海曾因得不到家庭及时提供食物贫穷无助、打工被克扣工钱心理受挫加上因偷窃一次次被处罚、女友的背叛而开始杀人的，他对社会和他人形成了强烈的不满，因此他在作案中特别心狠手辣，不留活口 [8]。黄勇受到的孤独与冷漠、生活乏味与挫折使他对影视中的英雄暴力行为有畸形的偏爱；邱兴华在人生中一次次失败，铁瓦店的道长对她妻子的一个小小的侵犯成为他情绪即将漫溢的最后一滴刺激；杨佳在二十多年的母亲不断上访、父亲很少给予关爱的氛围下长大，对社会和他人的仇恨早就在他心中塞满，并且不可名状，警察的不当处置恰好让他的攻击心理有了方向；

这些心理创伤所致的情绪积累使杀人犯罪者对社会和他人极端仇恨，进而形成攻击心理；使经济犯罪人在未来需要不断囤积财富来缓解内在的焦虑并不断地寻求不同的女人对自己的安抚与认可。

（四）以获得对生命和财产的控制权为目标

极端犯罪有的是以剥夺他人生命为目标，有的以侵吞巨额财富为目标，但只要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心理本质：即获得对生命、财产的控制权。

二、极端犯罪人心理和行为形成的影响因素

犯罪人强烈的控制欲望，往往是心理上的极端匮乏感所造成的，而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匮乏。心理上的匮乏感和实际是否匮乏不一致时，往往预示着当事人的心理因各种因素发生了扭曲。这些心理和行为的形成既有内在的早期心理因素的影响，也包括当前外在刺激因素的影响。

（一）早期内在心理因素使他们心理和行为开始走向极端

1．边缘性人格特征是极端犯罪行为的心理基础

边缘性人格特征是指在人格特征方面具有与边缘性人格障碍者相似的特征。所谓边缘性人格障碍是指人在表面上似乎很正常，但常因人际关系、婚恋矛盾、情绪问题困扰而出现的心理极端异常。这类人在内心层面有严重的身份认同紊乱、不能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情绪极端不稳定、挫折耐受性差、有真实的或想象的被抛弃恐惧、有强烈控制欲望等特点。

极端犯罪人之所以行为如此极端，与他们有着病态的人格特征有关。杀人可以让他们的内心矛盾困扰得到暂时的宣泄；敛财可以让他们找到一种安全感，寻

找女人并制服她们可以体验到控制和自我价值。杀人犯罪者，就是典型的边缘性心理障碍者。经济犯罪人在表面上看不出来，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较强，他们可以通过获得对生活的成功驾驭来掩盖他们的内心的紊乱和焦虑。

2．早期的客体关系不良是极端犯罪行为形成的心理根源

早期的客体关系 [9]一般是指孩子和父母亲或其他重要的抚养人之间的关系。客体关系对孩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父母或其他抚养人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对孩子是否有足够的爱心，在孩子因心理或生理的需要而渴望父母或其他抚养人的关怀和照顾时，对方是否能及时出现并给孩子足够的爱抚和必要的物质帮助。对方如果高兴时给孩子畸形的温存，不高兴时心不在焉或懈怠，或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孩子体验到的是被抛弃和拒绝感，这种被抛弃和拒绝感又进一步演化为孩子的自我价值被忽视或贬低，最终形成的是愤怒的情绪，或对生活的无名的焦虑情绪。愤怒的情绪会被孩子移情到周围的人和事物上去，成为一股破坏或毁灭的动力。对生活的焦虑情绪会让孩子拼命努力累积财富到畸形的地步，以避免未来陷入困境。他们还会把与父母的关系投射到自己的情人或配偶身上，带着对父母的不满去与对方相处，常常把对方激怒后重新演绎父母与自己的互动模式，这种模式又再次使当事人经历客体关系的心理创伤，从而得出结论：最亲的人都会如此地伤害自己，其他人会更糟。或自己根本没有价值，没有人会看重自己。于是他们要么用暴力控制女性或其他人、要么用金钱和地位来控制女性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心理地位。

3．寻求病态控制感是极端犯罪行为主要心理表现

由于对他人的极端不信任或自己的无价值感，这类人的内心是脆弱、空虚的，他们会把他人想象得很卑微，所以他们无视别人生命的价值。或是通过剥夺他人生命或是通过性的征服来验证别人的卑微。他们投射到别人眼中的影像（即自我心像）也是极其卑微的，为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需要寻求一份对周围世界的控制感觉，这种控制的感觉驱使他们使尽浑身解数出人头地。由于自身能力的强弱不同，他们这种控制欲的表现方式也不同。当他们的能力不能从主流社会中拿到所谓的那份自尊时，他们就会对生命开始无休止的杀戮和对异性的变态残害；当他们的能力足以让他们在主流社会往上爬时，他们则会对财富进行无止境的暴敛、以及对异性的变态的占有。

（二）当前外部环境因素强化了他们的极端心理

1．外在归因模式强化了扭曲的价值观念

极端犯罪人往往被人们想象成十恶不赦的恶魔。可是只要对他们每个人的人生成长史进行细致分析，都会发现，他们原本都不是恶人，他们自己也不承认自己是恶人。杨兴海在等不到父亲为自己送食物时开始选择的是出去打工。邱兴华会为起诉书中说他从小就有小偷小摸行为而上诉，会为乡亲解决五十人吃水问题而感到自豪，觉得人生做了一件大事。郑明生给邻居的印象也是非常和善的。那些经济大案的当事人更是有一些突出的特质，才有机会走到可以操控巨额资金的舞台上的。这些人之所以会成为犯罪人，人们在分析时都会提到社会因素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依然是外因，是非决定因素。极端犯罪人忽视了自身的一些本质问题，在遇到社会压力和刺激因素影响自己时，选择的是对社会和他人的归责，而不是自我的检视。这与他们成长过程中接受的外部归因模式影响有关。

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急剧转型，社会成员心理上经历着历史变迁所带来的压力，这种压力会以各种方式折射到家庭中，使家庭成员投入更多精力以应对外部世界所带来的压力。在这同时由于个人素质不同，所感受到的压力强度不同。那些个人心理或生理素质较差的成员所感受到的压力会更强，会对社会有更多的抱怨，这种抱怨会在无形中传导给孩子，使孩子学会遇事总是寻找外部归因。邱兴华说：“我杀他们就像我在执行死刑，他们闯了我的法场。人格代价比10条生命重要，就是人要有名才能活、树要没有皮就不能活的道理。”所以十一条人命和他自己在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指使下都遭到了毁灭。许迈永提到自己经历时写到：“记得1989年，第一次去深圳、珠海，是随几个搞经济工作的领导一起去的。我们当时住的是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吃的都是饭店里最好的，一顿饭就要四五千元。„„我一年的工资还抵不上一顿饭钱。”所以他心态失衡了，不择手段捞钱，不断地从不同女人那里寻找自我。

无论是极端暴力犯罪人还是极端经济犯罪人，他们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极端的扭曲：自我高于一切，包括他人的生命。

2．转型期社会焦虑加剧他们的心理冲突的张力

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

[10]。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治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的明显的不平衡，公权力的扩张、官员的腐败、民众对生活进一步期待，都会形成一股心理张力并与个人过去心理冲突张力发生叠加，使他们的心理张力进一步增强，即使遇到微小的不良刺激都会成为非理性行为的导火索。这就是为什么在二十多年前整个中国一年都不会发生几起杀人案件，而今天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恶性程度上杀人案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二十多年前经济案件涉案金额数百万、数千万即引起社会强烈震荡，而今天动辄数亿元金额却如此常见的原因。

三、极端犯罪行为的预防与应对

对极端犯罪心理机制的分析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并做好已发生此类犯罪的应对工作。

（一）社会对极端犯罪行为的预防

1．政府部门加强社会环境治理，减低社会成员的焦虑水平

在社会飞速发展之前，边缘性人格障碍者也会有很多存在的，但社会发展节奏低、差异小、刺激少，他们崩溃爆发的机会就少。当然社会发展是国家富强的必然要求，但为减少社会的问题成员爆发的机会，政府部门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管理层的公平公正，以减少社会成员相对被剥夺感。同时，增加弱势人群的社会

福利，最终减少社会成员的焦虑水平，以防止有内在心理冲突的社会成员的心理张力的增强。

2．文化宣传部门加强心理健康宣传的深度，提高社会成员的认知水平文化宣传部门要加强对边缘性人格障碍、反社会心理障碍等的病理性特征的宣传，提高社会成员的自省意识，减少外在归因，使社会成员自动调整欲望水平，主动寻求心理创伤修复，寻求积极的自信提升途径。

3．学校加强问题应对教育，培养危机处理能力

学校不仅是要进行文化、科技知识的学习，还要通过培训教育，帮助社会个体正确认识并恰当处理当前或未来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以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

4．社会组织及大众传媒加强爱心教育与培养，提高社会成员爱的能力社会组织和大众传媒要倡导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保持适度和平常心理，保持稳定的情绪状态，充分表达、传递对孩子的接纳和关爱，帮助孩子学习细心地体验爱的情感、对他人的同情、对社会的责任。

（二）警察对极端犯罪行为的应对

1．普及犯罪心理学知识宣传，增加人际之间的理解和接纳

公安学领域有义务进行更多的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和宣传，增加警察个体及其他社会成员对回到社会的违法犯罪者的理解、接纳和包容，创造更加和谐的氛围，让他们来到社会上少一些排斥和歧视，以促使违法犯罪者的人性的回归。同时帮助一些有不良情绪的个体、身居财物控制岗位又有强烈焦虑的官员增加对自己心理状态的认识，以避免心理的进一步畸形发展。

2．善用共情技术，减少办案中出现的主客体之间的对抗

“共情”技术是人本心理治疗的治疗技术之一，其具体方法是治疗师充分体验来访者的内心困扰，并用非常体贴的方式反馈给对方，让对方感觉到自己被得到了充分的理解，从而帮助当事人化解掉内心的冲突和困扰。警察在和办案对象互动时恰当地运用心理治疗技术，如语言中有这样的模式：“我能体验到你的困难和不便，因为这样你就会有～结果。可是你如果不遵守法律或不按规定行为，又将有另外的～结果。你能否想想别的办法可以做到既解决问题又不会给自己带来涉法方面的麻烦？”相信即使是有心理障碍的偏执认死理的人，听到这样诚恳的语言也会被感动的。

3．掌握一定心理治疗技能，预防特殊社会成员心理的恶性发展

外在归因的人对他人的信任非常有限，此类人由于特殊的人格特点又容易在与他人发生冲突时成为警察工作的对象，如果警察具备一些心理治疗的技术与技

巧，则可以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对他们产生一些影响，以使他们的心理不至朝着恶性的方向发展。

总之，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中，由于各种因素的不断发展变化，社会矛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得到缓解，引起极端犯罪的各种因素还会持续地发生着作用，所以应对极端犯罪的分析、研究和应对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孙展，韩复东杀人狂魔小时候不敢杀鸡何以成嗜血的杀人魔鬼[EB/OL].http://.cn2003年12月08日11:37京华时报

[2]刘晓燕等．平舆特大杀人案犯黄勇自述一个杀手的心路历程[EB/OL].http://.cn2003年12月29日11:01新华网

[3]丁静、聂晓阳．《新华网》对话邱兴华实录

[EB/OL]．http://news.huash.com/2006-12/08/comlent_5953279.htm

[4]陈和华．犯罪：环境诱因与人格缺路的结合一杨佳案件心理分析[J]．犯罪研究2009年第2期

[5]禹海君．“杀人狂魔”郑明生为何疯狂行凶[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0-03/24/content_13236625.htm

[6]上等流．涉案人员600多涉案金额数百亿一厦门远华走私案[EB/OL]．慧眼识天下精彩视频论坛http://news.xilu.com/2009/0807/news_112 7939.htm1出处：2009-08-07 11:02:30

[7]新华网[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i/2011-07/19/c_121687423.htm

[8]中国《新闻周刊》，杨新海何以成嗜血成性杀人狂[EB/OL]

http://.cn2003年12月05日13:26东方网。

[9]林万贵：《精神分析视野下的边缘性人格障碍：克恩伯格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版。

[10]聂北茵：《访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透视社会焦虑症》，中国青年报，2011年08月01日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