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读后感——知识浪漫主义的终结

第一篇：学术与政治》读后感——知识浪漫主义的终结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知识浪漫主义的终结

(2008-09-26 09: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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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 政治 杂谈

研究韦伯的人都知道在韦伯研究中存在着两个韦伯：一个是“二战后的美国韦伯”，一个是“一战前后的德国韦伯”。这两者都是后人在研究韦伯时对韦伯的思想作出的学理诠释，不同的是对于同一个韦伯，两者的释解却大相径庭：“美国韦伯”主要由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学者所制造，这个“韦伯”创造了一套普遍适用的“现代化理论”，是“现代社会学之父”。但这个“韦伯”在七十年代以后越来越遭到另一个“韦伯”——韦伯故乡的“德国韦伯”的挑战，“德国韦伯”认为韦伯终其一生都反对所谓“历史普遍规律”，反对把社会科学系统化，因为韦伯本人就说过：“一种系统化的文化社会科学这一观念本身就不知所云”，而追求普遍化和系统化的努力将使学术研究落入“黑格尔泛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一元论”的窠臼。从目前来看，“解构美国韦伯，重构德国韦伯”已成韦伯研究大势，相比之下后者显得更加理由充足，因为前者最大的毛病，是没有从韦伯著作的文本脉络和韦伯本人的思想历史脉络出发来研究韦伯，其先验的成分明显多于实证，以致离真实的韦伯相去甚远，但这却为后者所避免。

假如“德国韦伯”更靠近真实的韦伯的话，我们有理由说韦伯是当代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思想先驱之一。事实上这一点已经被人所指证，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后现代主义虽然产生于本世纪的后半期，但本世纪初时其问题就已经毕露无遗，这给一些心智上的早熟者引发了思想上的困顿，而韦伯就位居其中。读韦伯在1919年的著名演说《以学术为业》(与另一演说《以政治为业》合编成《学术与政治》一书)，不难感受到“德国韦伯”分明更有说服力，我们发现了一个在地狱中备受煎熬的韦伯，对现代性给人造成的痛苦，韦伯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早具有意识的先觉者，他在这篇演说里所做的工作因此便是解构，是对以往的学术(科学)和价值系统的剥离。在一战刚刚结束，二战正处于酝酿之中的那个时候，韦伯以其无比的睿智实际宣告了知识浪漫主义的终结，虽然这一切也很无奈。

在《以学术为业》里，韦伯正在建立起一种新的知识观，这种新知识观告诉人们必须以另外的方式来重新认识世界和人自身。

韦伯的新知识观来源于他对人类学术和科学活动的再认识，其中心问题是知识与价值的二元对立。首先，他指出：随着科学(广义地说，是学术，在德语中，科学和学术是同一个词)的发展，人类拥有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已经分裂。缠绕于晚年韦伯的始终是托尔斯泰的那个重大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惟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怎样生活?”这个问题换句话来说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命还有终极意义吗?试图寻找终极意义的韦伯在此陷入了大悲哀：用来为人类生活提供确定性的科学知识已失去往日的光辉，科学知识不仅无法证明自身的价值，对于“科学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是否值得存在——它有某种‘意义’，就更难以证明了。”而这一切都来源于科学的“除魅”——这种“在西方文化中已持续数千年”的“科学既隶属于其中，又是其动力”的无限“进步”和理智化过程，已使人类生活就“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不可能有个终结”。韦伯在此已毫不留情将价值从知识中剥开，这无疑颠覆了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对知识的认识。在韦伯之前，对知识的探求一直构成了西方人求证价值确定性的基本方式，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观影”之喻，那个在洞穴中转过身去的人是哲人，他所看到的阳光代表着的是科学真理，唯有这样的真理，人才不会为幻觉和影子所惑，努力达到真正的实在即“知识”。而对于近代西方人来说，科学则是“通向上帝之路”，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是“通向艺术的真实之路”，无论是奥古斯丁和斯宾诺沙的宗教理性还是培根和笛卡尔的科学理性，都在作着相同的努力，那就是用知识(神的或世俗的)来寻找意义。在既 往的西方文化史上，知识与价值、意义基本上是同义词，然而韦伯对此却摇了摇头，“科学思维的过程构造了一个以人为方式抽象出来的非现实的世界，这种人为的抽象根本没有能力把握真正的生活”，科学知识中的两个伟大工具：观念和理性实验，已丧失其“通向真正的实在”的原初预设。科学和学术的发展使科学变成了卡尔·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的”一种东西，科学于是与真理不再关联而仅仅是一些事实知识。“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它也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世界意义所做沉思的一部分”。韦伯如是说。

与解构知识相伴而生的是解构价值。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价值的统一性来自于知识的统一性，在柏拉图眼里，知识是真正的实在，而真正的实在当然只会是一元，是知识与价值、意义的同构，既然知识的统一性已不存在、价值已无法从知识中得到证明，那么价值和意义便没有了标准化的参照可供验证，价值便只有从普遍转向独特。韦伯因之主张起价值“多神论”，他说：“世界上不同的价值体系有着相互冲突的立场。我不打算赞同詹姆斯·穆勒的哲学，但他在晚年就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却是正确的：如果从纯粹经验出发，必入多神论的领地”，“对于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价值，我也不知道如何去‘科学地’做出判定。”这种价值“多神论”意味着对单一化信仰的诉求已完全丧失合法性，如一些现代性理论者所主张的普适性价值，也便构成信仰的僭妄。

知识的“除魅”，知识中神性和诗意浪漫的退隐，使寻求知识的过程由“天职”变为了“职业”，人类学术活动因此不再具有神圣性，套在知识发掘者身上的光环随之一起消失。韦伯在解构完知识和价值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解构起那些“以学术为业”者，他说：学术界应排斥“先知”，学术应与政治分离。韦伯主张，知识人不应继续充当新时代“先知”的丑角，而应该保持“头脑的清明”，实行价值中立，因为，“一名科学(学术)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学术界的先知所能创造的，只会是狂热的宗派，而绝对不会是真正的共同体。”

韦伯对知识浪漫主义的解构，上承尼采的“上帝死了”，下启福柯的“人死了”，他所发出的声音是“知识死了”。韦伯对知识的这种观念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其一，它使我们看到了知识和理性的限度。“知识就是力量”、“我思故我在”的知识万能、理性万能信念已变得有些可笑，知识和理性所能解决的问题是极其有限的，它对人类价值领域的事情基本上已无能为力，今天，任何包含了价值判断、宣称可以对人类的问题予以根本解决的知识系统一旦产生，都将成为乌托邦工程式的宏伟叙事，其前途的不确定性将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风险。其二，它使我们看到了价值和意义本身的限度。既然在价值上已不存在普遍性，那么寻求价值统一性便已毫无必要，而必须奉行起多元主义立场，尊重相对和差异。其三，它使我们看到了知识者的限度，知识者同样已遭到理性的“除魅”，已经不宜像以往一样仍然充当价值和意义的代言人，学术就是学术，与价值判断需要拉开距离。传统知识者的精英意识、引路人心态，开始变得有些不合时宜，“摩西”式的知识者已过时于这个时代。

韦伯对知识的颠覆破坏了人类对知识的美好预期，但却能够使人警醒。他实际上使人类看到了自身的限度，人类的智慧在价值和意义的领域已越来越缺乏力量。既如此，人类又该如何使用知识和智慧呢?韦伯从反方向给人类指出一种可能性，他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去做些什么，而告诉了我们应该不去做些什么，但“不做”却又构成了“做”的前提。也许是巧合，韦伯的声音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几成大音，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者所倡导的“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禀承着的无疑就是韦伯的思路，“不做”“先知”和预言家的明智大概正是来源于“头脑的清明”，但这一切又是以反复了几次的“做”为铺垫的，未免又带浓浓的悲剧味。当现时的所谓“自由主义”的、“新左派”的种种言路都大张旗鼓争取话语权力的时候，我想他们不能不去体验体验本世纪初的韦伯，这应当可以使我们避免一些无聊和偏执，也可以使我们避免一些重复和无谓，毕竟，在这方面我们拥有的教训已经够多了。

第二篇：《浪漫主义》读后感

品味完一本名著后，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需要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你想好怎么写了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浪漫主义》读后感，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浪漫主义》读后感1

浪漫主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探索情感关系的问题时，倾向于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重要的但明显有限的范围内。文学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作家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叙述不顺的爱情。伟大的俄国世人亚历山大·希普金在《叶普盖尼·奥涅金》描述了单相思的爱情，古斯塔夫·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研究了无聊和不忠，以及意大利十九世纪最受欢迎的小说《约婚夫妇》中讨论了政治腐败和重大历史事件可能会压倒一段关系。这些作家都对可能导致一段关系难以顺利进行深感兴趣。然而，他们的名单上却有一些重大遗漏。在我们所谓的“家庭琐事”的领域里，从来没有人对于其中的任何挑战感兴趣。“家庭琐事”这个词抓住了共同生活的所有实用性，同时涵盖了一些列微小却重要的问题，包括周末应该去看望谁，什么时间睡觉，以及朋友多久回来拜访、共聚一次。

浪漫主义的角度看，上述事情不可能是严肃或重要的。感情关系的建立或破裂都是基于一些宏大且戏剧性的事情，如忠实和背叛，以自己的方式面对社会的勇气，又或是被传统的要求所压制的悲剧。相比之下，家庭生活的日常琐事，微小到令人羞于启齿，也根本不会令人有任何深刻的印象。也正是如此，浪漫主义的人对于这类琐事视而不见，他们对于情感问题的真正导火索并没有充分的认识，这些都是潜在的导火索。

这些问题如果能引人大众的重视，也将有益于社会的和谐，琐碎小事看似生活中的小问题，其实是个大问题。

“浪漫主义”在《辞海》中的解释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和风格，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史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乍一看，这一解释似乎很完美、很完善，但事实上，只要我们开始试图给“浪漫主义”下定义的时候，就已经走入了误区。之所以决定阅读《浪漫主义的根源》这本书是因为书名的吸引，而初次翻开书页的时候我最的急迫的也是去寻找“浪漫主义”的定义。人们的思维惯式便是研究一个字、一个词，一个词的时候，首先要给它一个纯粹的界定以便其他人能够获得清楚明确地认识，比如马克思关于人的属性的研究明确告诉我们人具有社会性和自然性，自燃性表明人的作为一个拥有个体特性的生物体，而社会性表明人从属与芸芸众生之中，又没特性。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样的定义，我们将寸步难行。它标明或者说强调了“人”的理想的类型倾向，为研究“人”的方方面面的学说提供了参考。

但是，作者以赛亚·伯林反复强调了，纯粹的定义并不适合于“浪漫主义”，如果硬要给“浪漫主义”下个定义，那只会让其变得苍白和狭隘。拿《辞海》的解释来说，按照伯林的给我的启发，这里至少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文学艺术的……”，浪漫主义起源于18-19世纪欧洲意识领域的突变，确是一种文艺思潮，但它并非仅仅存在于文学艺术领域；事实上，对早起浪漫主义的变革影响最大的当数政治，它是长期处于专治统治之下的一部分有志之士对人性自由解放和社会理想的追求。卢梭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其极具影响力的著作《社会契约论》是一部关于政治制度的论述，与其说是一本文学著作，更像是一本社会律法。可以说，浪漫主义发源于政治，也深深根植于政治之中。此外，道德、宗教、科学等的艺术领域都有浪漫主义的`身影。这里，伯林不明确的界定却显得更加准确了，伯林说，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有高于它跟其他一切领域的紧密关系，而不再只是“文学领域”了。

伯林说：“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要比浪漫主义文学本身庞大，而关于浪漫主义的界定的著述要比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更加庞大。”当一个人意欲从事对浪漫主义的归纳时，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如同在黑暗洞穴中，下一步是对是错永远无从确定。伯林对浪漫主义探索秉承一种如履薄冰的态度，谨慎、谦恭，浅尝辄止才是真正把握了深度。浪漫主义的研究不应该纠结于定义，而是放眼于他变幻莫测、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伯林穷尽毕生的研究发现，不论你对浪漫主义的定义多么完美，他人都可以从浪漫主义先驱——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著作中找到反例。

同时，我们要避免一个狭隘的认识：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次艺术运动，还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政治、道德等其他方面的运动，即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大概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了。至于浪漫主义的意义，不单单具有历史学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名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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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

你越功利，世界对你越神秘

——读《学术与政治》有感

读完马克思·韦伯的《学术与政治》让我对韦伯的生平以及其思想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在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众多领域都颇有建树的伟大学者，也被他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所深深折服

我认为在如今这个人人都汲汲追求名利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及权利感的时代，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两篇演讲无疑就是当头一棒，向那些热衷于追名逐利者泼了一盆刺骨的冷水，韦伯的这两个演讲，都是旨在辅导学生认识“精神工作作为一种志业”的一系列演讲的一部分。当时的主办者挑选了这位“未来有可能担任教职”的有名学者和评论家，因为当时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狭义的职业问题，也包括在这个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时期，精神工作的意义。不过，似乎是故意的，韦伯让他们的期待落空。举个例子来说，他关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一开始便说明，大家不要期待他会对时下的问题有所评论。尤有甚者，两个演讲的形式与内容似乎都显示讲者意在贬低时下问题的重要性。韦伯没有做戏剧化的表演，而是谨慎的陈述出长篇的分析。他没有对时下问题做诊断，而是跳过这些问题，在思想史及社会史的领域中，进行牵涉多方的探讨，他不鼓励政治上的积极行为，而是在自己的身边，布下一片消极不可为的气氛。

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说道：学术乃是一条疯狂的冒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若想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不仅需要天赋，灵感，热情，还需要机运。韦伯说：“当年轻的学者要我对他们进大学教书做些建议是，我几乎没有办法负起鼓励之责。如果他是犹太人，我们自然可以说：放弃一切希望。但是对其他的人，无论基于感情或良心，我们都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能够年复一年的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不怨怼亦无创痛吗？自然，我们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我们活着只是为了我们的“志业””然而，我发现只有少数人能够忍受这种情形，而不觉得这对他们的内在生命是一种伤害。”在这里韦伯提到一种在大学校园中“凡才当道”的现象。让我们害怕的但是有不可否认的就是无论大学的构成方式如何变化，唯一不曾消失，并且有可能变本加厉的就是机遇在大学学术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有名无实的讲师，乃至于一名辅导员，是否有朝一日能够升为正教授，甚至当上学术机构的主持人，纯粹靠运气。这一点非人为的因素无疑给了那些试图以学术作为志业的年轻人神秘感，当然，我认为虽然机运确实在学术研究之路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绝对不是唯一的绝对因素。在我看来，要想走学术研究的道路，热情一定是坚决条件，这种热情乃是超越一切功利与名誉的让圈外人嗤之以鼻的陶醉感，若是没有这种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那么你将永远没有学术工作的召唤，那么你就最好放弃学术研究，去做别的事，因为凡事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在学问的领域中，只有那些怀着一腔热血肯为学术献身的人，才有可能，当然只是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韦伯早就指出官僚化体制化的学术系统可能带来的伤害，也指出了此路的风险和困难

当然，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韦伯认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和职业政治家绝不会比以学术为业更轻松，如果说学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那么作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在如今这样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脱魅，已没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的时代，只能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这意味着一个人必须时时刻刻克服自己身上的虚荣心，其实虚荣心在学术界和知识界甚至是一种职业病，但是就一个学者而言，无论虚荣心表现的是多么让人讨厌，多么的强烈，但是这都不干扰他的学术工作，但是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选择以政治作为一生的志业的人一旦被虚荣心所左右，就会疯狂的追求权利所带来的快感，并且像一个暴发户似的炫耀自己的权利，虚荣的陶醉在权利感中，变得“飘飘然而不知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韦伯说“崇拜纯粹的权力本身乃是扭曲政治动力的最严重的方式”我们想想在当代中国，有多少立志从政的年轻人不是带着一颗功利的心去追求权利所带来的快感？如若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参与政治生活，那么我们最后成为的不是职业政治家而是权力政治家。总而言之，从事政治的人，追求的是权利，这权利或者是手段，为了其他目的服务，不论这些目的是高贵的或者是自私的；或则，这权利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目的是享受权利带来的声望感。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篇演讲的最后写道

“政治是一件并施热情与判断力，去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强迫自己的心肠坚硬，是自己能泰然面对一切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不然的话，连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没有机会去完成。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世界，而仍然屹立不溃，谁能面对这个局面而淡然的说：“即使如此，但是没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否则的话，他其实应该首先去培育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一种单纯，直接的博爱。至于其他，他们应该踏实的去进行他们的日常活动。”

不得不说韦伯怀疑主义的论调确实让人沮丧，但是又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确实有恶的存在的事实。神议论中有一个古老的难题所要问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据说无所不能而有慈爱的力量，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创造出了一个这样子的无理性的世界，充满着无辜的苦难，没有报应的不公。无法补救的愚蠢？所以说全能与仁慈两者中必定缺一；要不然就是我们的生命中必定还存在完全另外的一套补偿和报应的原则，甚至一套始终不容许我们解释近身的原则。这原则究竟是什么，我们无法解释，当我们意识到前路坎坷时，我们还能够一口咬定当初的自己真的不是因为满足那颗功利心而走上学术与政治的道路吗？当我们知道这恶的存在的事实时，我们扪心自问，自己究竟还可以继续坚持自己所谓的志业吗？当我们看清这个世界后我们还可以坦然的拥抱这个世界吗？我想激发读者与听众去思考这些问题应该就是韦伯”泼冷水“的目的之一。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世界是残缺而且神秘的，那么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正如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篇演讲的最后说的那样“只凭等待与企盼，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们应该坦然走向另一条路；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眼下的要求”不论在人间事务方面还是在成全神之召命的志业方面。只要每一个人都找到了那掌握了他的生命之弦的魔神，并且对他服从，这个教训，其实是平实而单纯的。”

人类的行动是发乎意志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完全局限在物质条件的控制下，人并不单纯的只因物质的刺激而行动，所以，你若是越功利，那么世界就对你越神秘；你若是越平实，世界就对你越温柔。所以无论我们将来是从事学术工作还是从事政治事业，或是从事任何一种严肃的事业，我认为韦伯所提出的这些个人品质都是至关重要的——激情，责任感，恰如其分的判断力，清醒，眼光等，一直很喜欢一句话“那些把世界变成地狱的人，恰好就是那些一直以来都真诚并且勤恳的想要将其变成天堂的人”如果我们内心真正的信念是为了得到权利感或虚荣心而改变世界，而不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俯瞰世界，那么我想我们最后得到的大概就只会是世界打在我们脸上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王娇林

2017年12月24号

第四篇：《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

《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闫心语

以学术为业

在今天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作为社会中的个体的人在不断丰富的知识、思想和问题冲击中，变得忙碌，变得焦躁不安，人类再也不会达到古代社会的人所掌握知识的程度和对自身生存条件的了解，人们越是力图了解得更多的同时，也发现了更大的未知的领域，太多的未知总是令人恐慌。中国有句古话，“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在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地正确，比起这句我更欣赏的是在《庄子﹒养生主》中的一句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从人类的整个历史长河来说，人类是有着掌握这些知识的能力的，但就具体的某一个时代来说，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在自然科学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后，人们的理性不断地膨胀，就像哈耶克笔下的自负，认为没有理性所不能及的，总是力图追逐掌握知识的宽度，而不是知识的深度，不过在现代社会这也实属正常，时间都放在了解新的知识，新的领域，还有多少人满怀热情，十年如一日地思考着一个为之着迷的问题？这是我看完“以学术为业”之后，对现在生活的一个思考。韦伯的这本书恰恰可以给处于狂热的迷恋于理性的人们一记警示，至少对于我是这样，是时候停下来歇歇了。上了大学之后，一直很疑惑为什么老师给我们推荐的书都是以前的人，姑且说成古人写的，并且也不太支持我们去看现代人所写的书，现在我明白了，其实并不是现代人的智力不及前人，而是现代做学问的人太“忙”了。韦伯在演讲中提到，“最佳想法的光临，如伊赫林所描述的，是发生在沙发上燃一支雪茄之时，或像赫尔姆霍兹以科学的精确性谈论自己的情况那样，是出现在一条缓缓上行的街道的漫步之期而至的”，想法不会出现在匆忙之间。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以前，毫不夸张地可以说是看《学术与政治》之前，我都认为科学与宗教总是如水与火般，是相互对立的。但在看过《学术与政治》后，却对其产生了很多的疑惑：科学就是理性，宗教就是非理性，由于两者性质的不同，就把两者放在对峙的位置，这种习惯使然的结果，我们应不应该去追问其原由，去思考有何不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科学，科学之于我们到底是什么？

在此之前看过丹·布朗写的《天使与魔鬼》，看完之后，科学在我心里的神圣印象开始了瓦解。科学创造了很多的奇迹，但它也可以带来无法估计的灾难，“自鸿蒙之处，教会就与上帝的敌人进行着斗争。但我们都无一例外地挺了过来。但是，过去的魔鬼，只是指责与憎恶„„这些是我们能对付得了的敌人。可是，撒旦是狡猾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抛弃了凶暴的面具，重新换了衣服面孔„„一副理性的面容。你倒是说呀，科勒先生！教会如何才能宣布那些培养了我们的逻辑思维的事物的罪过！我们如何才能反对那已成为我们社会根基的事物！每次教会提高嗓门做出提醒，你们就反过来大叫，说我们无知、偏执、专制！你们把科技创造的奇迹神圣化。让我们明白科学的到来是要把我们从疾病、饥饿与痛苦中解救出来！看看科学——看看这位不断床在出奇迹、无所不能且乐善好施的新上帝吧！它无视武器制造与混乱局势！不管人们严重的孤独感和没完没了的危机。这就是科学。1”这段话很是让我震惊，这让我想起了曾经在笔记本上写过这样一段话：“祛魅时代下的中国人的信仰该何处安放？„„科学在否定并试图摧毁人类长期以来所依赖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它本身是否考虑过重新建立一个人类的心灵的栖息场所。”，“在西方文化中已持续数千年的除魅过程，科学既隶属于其中，又是其动力的进步„„文明人的生活已被嵌入进步的无限之中”，在现在的社会，所有以前的固定的意义和价值已面目全非，人们只能在不断的知识的刷新中追求这种意义和价值，但这个过程又是没有终结的，因此人们的这种追求也就变得没有意义。

近些年来，在国内出现了许多的邪教组织，如最近出现的“全能神”，又名“东方闪电”，相关部门理所当然的打击了这些邪教组织，但每当此类的邪教出现的时候，仅仅这样做就行了吗？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公众、媒体，仅仅停留在打击或者报道案件本身，而对频繁出现邪教组织的原因却置若罔闻，我认为这是极其不正确的。就上边“全能神”例子而言，为什么在国家如此大的力度不断宣传邪教组织的特征以及危害的现实下，还是会有那么多的人去信仰？我想，信仰的危机是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在看“以学术为业”第三小节和第四小节的时候，突然就蹦发出了这个问题。

现在让我们仍然回到前边那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科学，科学之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韦伯的回答是：“科学是不涉及终极关怀的。”他在书中举一个医学科学的例子，“医学事业的一般预设是这样一个说明：医学科学有责任维持生命本身，有责任尽可能减少痛苦„„这条生命是否还有价值，什么时候便失去价值，这不是医生所要问的问题。所有的自然科学给我提供的回答，只针对这样的问题：假定我们希望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我们该如何做？至于我们是否应当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或是否应当有这样的愿望，这样做是否 1 选自《天使与魔鬼》 丹·布朗 第十八章 有终极意义，都不是科学所要涉足的问题，或它只有些处于自身目的的偏见。”科学所告诉的只是怎样做，告诉的是方法，至于我们是否应当这样做，科学给不出这样的答案，它也不能这样做。科学的意义是在实践和技术层面的意义。科学是人类不断追求终极关怀的道路上的工具，而它本身并不是终极关怀，“科学是通向自然之路”。所以我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给科学与宗教贴的互相对立的标签是不合适的，宗教是涉及人的终极关怀的，而科学则不是。韦伯在这一部分引用了斯瓦姆默丹一句话：“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我不敢想哪位科学家会这样说一句：“我通过计算光速，向你证明上帝的存在”，对于大众来说科学可能是和上帝同样的存在，而对于科学家来说我就不能以我的角度去贸然揣测科学家们本人对其事业的定位。我认为现今用科学去否定宗教是不对的，因为二者是不同的，它们所指向的是不同的。并且在教育中，科学也不能先入为主，它只要做好对自己学科的诚实就好。学术就是学术，需要与价值判断拉开距离。教师不应是领袖

这是使我最受触动的一点，因为我是一名师范生。

读完这一部分，我把这段文字的很多语句都摘抄在了我的日记本上，因为我感觉这是现在很多教师所缺少的，也是每位教师应该努力靠拢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未来我站在讲台上我能始终秉持这一点。

“教授感到他有做年轻人顾问的职责，并享有他们的信任，他可以由此证明自己同年轻人私交不错。如果他感到，他的职责是介入世界观和政治意见的斗争，他大可以到外面去，到生活的市场上去这样做，在报章上，集会上，或无论他喜欢的什么地方。但是，在听众可能有不同看法，却被责令保持沉默的地方，让他来炫耀自己信仰的勇气，这未免太容易些了。”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是小学和中学的教师必须秉持的。人在小的时候最容易接受一种价值观，因此，这时教师就更加应该做到这一点。美国中学的生物课本上在引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时，就在引文的后边注了这样一句话：仅供参考。这样的话，就给了学生继续充分了解知识的机会，而不是塞给他们现成的一个观点。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可以避免千人一面的社会出现，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是发展得很快，但文学、思想等却没有什么新的贡献，由国家统一施行的义务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一个个相似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中，文化最灿烂的时候，大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分裂的时候，只有在这种时候，大家才能各持己见，不会担心被同化掉。

以政治为业

在这篇演讲中，韦伯首先为我们明晰了几个概念——政治：从广义上来说，指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从狭义上说，以政治团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为例，政治就是指争取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国家：以政治为目标组织起来的团体，它所特有的手段是暴力的使用，并且享有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接着，说明了支配权的三种类型：传统型、魅力型和法制型。韦伯认为在这三种类型中，只有魅力型是以“天职”为追求的，人们对他所表现出的效忠，也是因为他的个人素质。

“对支配的经营要有持续的行政管理，这要求人的行为服从那些声称拥有正当权力的主人。另一方面，支配的经营需要通过这种服从，控制一些在既定情况下行使暴力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因此，支配的经营需要控制一批幕僚和物质的行政工具。”在这儿，我想说一下，韦伯在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幕僚和行政工具。以政治为业的方式

以政治为业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这项事业使得生命更加具有意义；靠政治生存的人，仅仅是把他当作是收入的来源。显然，对于前者而言，要想从内心出发，把政治作为事业，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前提条件的，这就导致了“财阀统治”的出现；而后者把政治当作收入的来源，导致了政党政治的出现，它把国家作为一个面包篮子，通过控制从而获得对官职的分配权。官吏和职业政治家

在这里，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在中国，很多人都认为做官了，就是从事政治了，但韦伯告诉我们官吏只是官吏，他并不是立场鲜明的政治家。

“政治发展成为一种经营，要求在由近代政党发展出来的斗争方式方面，做到训练有素。政治的这一发展，决定了公共官员分为两类„„一方是行政官吏，一方是政治官吏。”官吏是政治经营的工具。真正的官吏，无论是行政官吏，还是政治官吏，从职责（从事无党派立场的行政管理）方面来看，是不能投身于政治的，韦伯认为这一点是维系统治秩序的内在要求，“他应当（无示好恶）地领导他的部门。因此，他应明确地不去做政治家——即领袖及其追随者——总要做和必须做的事，即从事战斗。”我认为，这一点是很值得现代人思考的。如果每个官吏都渴望着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渗入自己的想法，那么这将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先不论“政治领袖”所下达的这个任务的对与错，如果一个国家中这种官吏数量很多的话，那么其统治秩序便会岌岌可危。这让我想起了刚刚淡出人们视线的“***事件”。***在仕途呼风唤雨的过程中，始终不忘打造、包装个人的形象，对于一些时事他也总是采取鲜明的立场，如他曾在记者的采访中这样说过：“现在有些人，一讲党的优良传统，一讲社会主义，就说‘左’了。”、“不要在乎那些闲言碎语，该干的事就要干，该坚持的就要坚持”、“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不仅不过时，而且正当时，重庆正处在发展建设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他这样立场鲜明、充满激情的话语，使得他作为官员的职责，转换成了人格的魅力，在很多时候，重庆人对他的崇拜是基于他的人格魅力，而不是他作为官员应有的专业素质。用韦伯的话说，的这些所作所为已然超出了一个官吏的职责范围。当一个政治家对一件事情采取立场的时候，他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承担个人责任，他无法、也不可以转嫁这一责任。而一名官员，如果渴望着政治家那样的个人魅力，那么就如韦伯所言，只会是个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因为对官员的内在约束只有他本身的道德素质。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在韦伯看来是典型的“靠”政治吃饭的人，这里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这儿所说的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工作者指的是政党政治所直接牵涉的那一部分。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工作者，对于政治家来说，尤其是现在，是政治家们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职业政治活动的一条重要途径。

新闻工作的道路，是充满着艰辛的。“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他所面对的特殊困难，是他内心向他发出的要求。”和政治相关的媒体，他们更多的时候扮演的是一个传声筒的角色，或者他必须迅速而令人信服地就这事或那事发表“意见”，在这儿，我认为他们所发表的“意见”更多的时候不是出自他们本人自己的意愿，如此一来的话，新闻工作者是经常要忍受内心挣扎的痛苦的，要么顺从自己的意愿而失去工作，要么发表“令人”满意的意见，就像前一句所提到的“所面对的特殊的困难”。

在我国，据我所知，没有一家私营的出版社，它们都是“靠”政治吃饭，这样一来它们就很难做到不受政党的影响，甚至成为政党的喉舌。因此，在未来我希望新闻机构可以出现由私人承办的。在这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只有允许各种价值判断的存在，使人们去了解、能够接受不同的观点、思想，从而保持头脑的清明的是很重要的。相反，如果屏蔽掉其他价值判断，仅仅塞给人们某一种价值是不妥当的，是逃避这种价值多样化现实的怯弱的表现。在现代多样化的时代，有些事情尽管不美但却神圣，而且正是因为它不美且只就它不美而言，才变得神圣，面对这些现象，我们不能就已被我们所接受的价值或者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价值去否定，这也就是韦伯的“价值无涉”，同时我认为，也是价值的宽容。

第五篇：读《学术与政治》的心得体会

读《学术与政治》的心得体会

马克斯·韦伯在写作《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时都用到了对比的方法，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文章开篇，关于年轻学者学术生涯的开始，韦伯对比了德国与美国的不同，之后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国家资本主义化”、年轻人对于教师的态度等部分都出现了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对比；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了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官僚机构的运作方式。

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先是对学者这一行业的外在条件进行分析。韦伯先从经济方面对比了德国和美国的学术发展方式。他对比了年轻学者在美国和德国的不同经济待遇，韦伯传递出的是美国的年轻学者获得的工资更稳定；在学术研究机构方面，美国和德国都存在“国家资本主义形态”企业的现象，学术研究机构的存在与否和发展情况受到国家经费的影响；而学术机构在人才的选拔制度方面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韦伯说：“造成凡才当道的原因，要到人类协作的法则中去找，尤其是好几组人的协作的法则。在这里，这是指负责推荐的教授与教育官员之间的协调合作„„唯有当国会（如在某些国家）或君主（德国到目前为止）------二者结果相同------或取得权力的革命者（如德国当前），因政治原因干预学术界的用人时，我们才能确定有人和的平庸之辈及一心上爬的人会垄断贤路。”这里，学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的控制，当然，“机运”因素在选拔过程中也占有非常高的比重。然后，韦伯讨论了学者与教师难以兼得的问题，并稍微涉及了法国和德国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接下来，韦伯对学者这一行业的内在条件进行分析。韦伯指出了学术专业化的必要性；灵感、热情、工作三者相结合的重要性；“纯粹向具体工作献身的人”的“人格”的真实；学术工作和艺术工作的相同和不同之处，韦伯认为艺术领域的进步不同于学术领域的进步：在艺术领域，“一件真正‘完满’的作品，永远不会被别的作品超越，它永远不会过时”，但是“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学术工作和一个进步的过程不可分离”；学术工作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韦伯分别给出了前人和近代人的理解：

1、随着人类理知化过程的推进和对于“进步与死亡意义”问题的探讨，柏拉图的观点是“惟有在这真理中，我们才不以幻觉和影像为足，而是追求到真实的存在”，“由这些，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发现美、善或者例如勇气、灵魂，或任何事物的正确概念，就等于把握到这件事物的真实存在。而这些知识，似乎又使人得以知道并教导人在世上应如何正当行事，最主要的，作为城邦的公民应该如何正当行事。对于心中思考彻头彻尾以政治为依归的希腊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一切。人努力从事学问，便是为了这个理由”。

2、随着理性实验的兴起，近代人有了新的理解“:达·芬奇这类艺术实验者”认为“学术是通往真实艺术的道路，所谓到真实艺术，意思就是到真实的自然”，“在新教与清教的（间接）影响之下，学术工作者眼中自己的任务乃是：指出通往神的道路”，“现在的年轻人要从学术的理知主义中解放出来，以回复人的自然本性，由此回归自然”、“以一种天真的乐观，歌颂科学------也就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支配生活的技术------是到幸福之路”；学术工作为价值的预设服务。接着韦伯谈到了政治、宗教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年轻人对教师的不同态度，以及教师应有的行为。最后，韦伯对《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所提出的种种观点进行了总结，并对“眼下的要求”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先是解说“政治”的定义和类型，然后介绍两种政治支配的方式，接着是这两种支配方式在行政管理组织中的体现，韦伯又分析了行政工具与君主之间关系的变化，新型职业政治家的出现，政治家类型的划分，西方政党组织的运行制度，志业政治家应具备的道德、伦理条件，政治作为志业的要求。这篇演讲的结构是环环相扣的，由“政治”的定义而展开，客观分析了政治的不同类型以及背景，又提出了政治作为志业的要求。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贯穿在韦伯的两篇演讲中，有几处是非常明显的。

一、“政治不属于课堂”。韦伯认为大学教授应明确自己的职责，“事实的确定、数学或逻辑上的关系的确定或文化理想之内在结构的确定，是一回事；回答有关文化的价值及其具体内容，以及人在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团体中应如何行动的问题，是另一回事”。“学生为了前途必须上课，在课堂上也并没有教授来向教授提出批评。如果有教授利用这种局面，用自己个人的政治见解来影响学生，而不是利用这种环境，本着自己的职责，让听课的人从自己的知识和学术经验中得益，是不负责任的”。

二、“教师不是领袖”。“没有美国年轻人，会让他的教师卖给他一套‘世界观’或者一套操持自己生命的标准法则。” 通过阅读《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我这样理解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学术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是学术的目的不应该是为政治服务。学术工作应该是纯粹的，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应该把学术研究作为一项志业，为了推动学术的发展而从事研究工作；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应该把促进国家发展作为目标，学术与政治之间应该互为补充，都得到发展。首先，我谈一谈政治对于学术的影响。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军阀的混乱统治、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新文化运动产生，虽然政治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仅仅是一方面，其他因素还包括经济、阶级、思想文化等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政治占了很大的比重，①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李大钊等一些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发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解放运动；在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战后的经济危机、冷战等等，使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西方价值观受到怀疑，人们陷入怀疑、迷惘之中，现代主义文学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在清朝时期，封建贵族制度的腐朽、官场的黑暗等等触动了曹雪芹的心灵，《红楼梦》应运而生，②《红楼梦》通过家族悲剧、女儿悲剧及主人公的人生悲剧，揭示出封建末世危机，与此类似的作品还有吴敬梓著的《儒林外史》，③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④“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是著名的谴责小说，开创了近代小说批判现实的风气。第二、学术对于政治的影响也很明显。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学术氛围相对较宽松，百家争鸣，法家的韩非子受到秦始皇的青睐，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春秋战国时期混乱的政治秩序催生了诸子百家争鸣，而诸子百家的学术又影响到了众多国君的治国之策。第三、许多有所成就的学者都是怀着纯粹的心从事学术研究，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钱钟书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文学研究家和翻译家，作家常风回忆钱钟书时写道，“钱钟书这个人性格很是孩子气。常常写个小纸条差工友给我送下来，有时塞进门缝里，内容多为戏谑性的，我也并不跟他较真”，季羡林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德国留学的岁月里，季羡林几乎把时间都用在了钻研学问上，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敢于说真话，季羡林有众多头衔，但是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钱钟书的孩子气，季羡林的淡泊名利都与他们对于学术的纯粹紧密相关，季羡林把学术工作作为一项志业，淡泊名利，在勤奋中实现了人生价值。第四、把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没有因为自己皇帝的身份而骄横跋扈、滥用权力，⑤李世民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李世民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李世民没有自恃位高权重，而是把政治作为志业，他从谏如流，完善制度，举贤任能等一系列行为促进了唐朝的繁荣。第五、学术与政治之间应该互为补充，都得到发展。当政治上出现新情况时，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应该紧随时代潮流，发展自身；而政治学、社会学等学术研究的发展，应给予政治领域适当的启发和借鉴。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复杂的，因为二者都在不断地变化；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又是简单的，因为二者可以互相借鉴，相互影响，所以又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