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郭沫若浪漫主义诗风比较（定稿）

第一篇：闻一多与郭沫若浪漫主义诗风比较（定稿）

闻一多与郭沫若浪漫主义诗风比较

闻一多与郭沫若是中国文学界不可忽略的两位文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巨大，他们的浪漫主义诗风有各自的不同，但同时又有相似之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闻一多原名家骅，湖北人，前期新月派的重要代表和新格律诗理论的奠基者。她的新诗创作主要集中在1920~1927年间，大部分收入诗集《红烛》和《死水》。1931年发表长诗《奇迹》后，便基本搁下了诗笔。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号尚武，沫若是她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是用的笔名，后以此为号。四川乐山人，从小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广泛涉猎。

闻一多处于抗战时期，曾在清华大学读了9年的书，后又去了美国留学，所接受的思想大部分都是来自外国，在留学期间，怀着对祖国的浓烈思念，写下了《太阳吟》、《秋菊》、《孤雁》等，更是写出了著名的《七子之歌》，留美的他在饱受思念之苦的同时，也慢慢生出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和悲愤，这是他诗风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郭沫若也去了日本留学数十年，在留学初期，深受王阳明思想影响，并接触到老庄哲学，孔子哲学，和印度哲学，感受到了清新恬淡的风味。后又喜欢德国诗人海涅、歌德等，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对于泛神论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他还喜欢过康德尼采，并接受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以及当时颇流行的新浪漫派和德国新起的表现主义影响。这些对郭沫若的早期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闻一多的诗歌有对爱情和青春的咏唱，对大自然的赞美，袒露他早期做一个“艺术的忠臣”的心曲。后期的闻一多却是从诗境步入尘境最后被反动势力的暗杀谱就了一首壮烈的歌。他的《红烛》《死水》很能体现他的诗风，红烛时期他推崇丁尼生，追求唯美的色彩颇浓，重幻想与联想，显示出济慈的影响。而他的死水，以宁静的调子处理激动的情感，虽然首首诗中都有动荡的激情和浪漫的感伤，体现的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对于20年代新诗情感泛滥之弊，尽了药石的作用。他诗的理论核心内容是讲究“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这些主张，红烛多为自由体，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也有唯美主义的印痕；死水则诗风明显变化，转向格律体，颇具新古典主义倾向，而现实主义精神也有增强。郭沫若就文艺思想而言，以浪漫主义为主，同时吸收了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主要特征是足尊崇自我，偏重主观，认为艺术史自我的表现，是艺术家一种内在冲动不得不发的表现，强调创作的天才、灵感和激情等等。他的《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杰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它的成功在于五四时代精神和诗人创作的高度融合统一，它最强烈而集中的体现了诗人呼唤新世界诞生的民主理想，充分表达了诗人对自我的崇尚和对自然的礼赞，显示了彻底破坏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夸张、激越的音调、华赡丰美的语言和浓烈瑰丽的色彩，赋予它浓郁的浪漫主义美学特征。女神中随处可见一个“开辟洪荒的大我”的抒情形象，他融着诗人的主观意志与美学理想，以突出的姿态和鲜明的色彩渗透在奇特优美的诗意诗境中，主要以直抒胸臆的姿态出现，在形式方面实践了诗人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资助的艺术主张，这是与他的让感情“自然流露”的诗歌主张相一致的。

闻一多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风形成，存在一些相同之处，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都曾外出留学，接触了较多的外国文学，接受了很多外国思想，又亲历了帝国主义对祖国的压迫与残害。可以说，他们的经历对他们的诗风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各种诗风的形成有很多影响因素，如时代背景，所处阶级，接触到的文学，接受到的思想，各自的经历等等。他们的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也受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思想和所接触到的东西都不同，造成了同是浪漫主义诗风但又存在很大的不同和一些相同的原因。

第二篇：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色彩

论郭沫若《女神》中的浪漫主义色彩

13汉语言文学1班

张炜

摘要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由于“五四”运动的浪潮，激起了远在日本人的郭沫若的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于1919年下半年起至1920年上半年，郭沫若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空前的高峰时期，收获了大量的诗篇。1921年8月，郭沫若将这一时期所做的154首诗歌结集出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诗歌集——《女神》。

关键字

郭沫若

《女神》

浪漫主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他也是一个主观性、抒情性很强的浪漫主义诗人。许多的原因都影响着他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当时的时代特性、从小喜欢的诗人以及远渡日本留学时又受到雪莱、歌德、海涅等人的影响。“五四”时期创作的《女神》是其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成就了中国现代白话诗歌的奠基之作。《女神》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充满了作者的自我表现；在情感方面，以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为主;形式上倡导自由，没有固定的字节、字数上的限制，一切以作家的自己的表现为主。

一、郭沫若浪漫主义形成的原因

从时代背景来说，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在维新变法的失败后，开始宣传启蒙主义。在20世纪初的留学学生群体中，出现了更激进的启蒙主义者，而在这股启蒙思潮中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开始萌芽。郭沫若正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民主自由所影响，因此他的浪漫天赋得以发展。

而且，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泰戈尔、雪莱、歌德、海涅等著作影响，倾向于泛神思想。这是他同西方浪漫主义作家思想沟通的重要桥梁。郭沫若不仅从国外许多浪漫主义作品中看到与泛神论的关系，还说过“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加上当时那种对祖国现状的担忧与失望，促使他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发展。郭沫若说：“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总之，郭沫若走上浪漫主义创作道路是和时代潮流分不开的。

从郭沫若喜好的文学倾向来看，他说过“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郭沫若《我的童年》1947年）而且从《李白与杜甫》一书中也不难看出他不喜欢杜甫这类风格诗人和对李白这类浪漫主义诗人的喜爱。还有一位被他视为家乡的诗人——苏轼那种豪放爽快、不拘形式的创作方式对他的影响也很大。看《女神》中那些豪迈奔放、不拘一格的形式的浪漫主义作品就能看出与苏轼作品的同源关系。国外诗人泰戈尔、惠特曼、雪莱、歌德等人的作品也对其影响很深。《女神》中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春愁》等诗作都是泰戈尔式的作品。但郭沫若认为是在惠特曼的影响下才创作出《女神》中的那些诗。郭沫若正是吸收了这些国外浪漫主义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的长处，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浪漫主义。

二、《女神》中浪漫主义特色

1.自我的表现。《凤凰涅槃》中的“凤歌”、“凰歌”其实都是作者自己在唱歌。《女神》是郭沫若“自我表现”这一文艺思想的体现。歌颂了对旧社会、旧传统的破坏和创新精神。《天狗》、《日初》、《晨安》等诗，都是自我张扬，歌颂自然，并把自我与自然相结合的典范之作这不仅是郭沫若对诗的基本观点也是“五四”时期文艺思想的核心。与同期诗人们相比，就张扬的个性、表现自我这一点来说，无论是谁都不能与之匹敌的。

2.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凤凰涅槃》等诗是《女神》中各种表现方式最典型的体现。《凤凰涅槃》以凤凰的传说，象征旧世界的自我毁灭和新世界新我的诞生，《女神》所体现的创新精神都体现在这首诗中。凤凰在欲火中重生正是“五四”运动中人们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象征，也是祖国和诗人自我觉醒的象征。充满了破旧立新，追求自由，创造理想的激情。凤鸟与凰鸟在临死前，低旋飞舞，它们诅咒现实的冷酷，黑暗，腥秽，一场漫天大火终于使旧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义同归于尽，燃烧而获得重生的不只是凤凰，也象征地包括了诗人自己。还有《天狗》那是郭沫若创作的高峰期所创作的诗篇，也是他诗歌情感最激烈的时期。诗人一开始便自称“天狗”，可以吞月，而“我便是我了”，表达作者强烈的自豪感。《天狗》强烈的体现“五四”精神对自我个性解放的赞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自我的评价。

3.形式自由。郭沫若的诗绝对倡导自由，诗的篇幅长短不一，句法多样，节奏鲜明，没有统一的规律，而且在白话诗中掺杂了不少的外语。如《蝉鸣》只有三行，但《凤凰涅槃》却有三百八十五行。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一行诗的字数都是不固定的，押韵没有统一的规律，但与诗中多次重复出现的排比与复沓形成了相对的和谐。

4.奇特的想象和夸张。强烈地显示了生活的本质，融入诗人感情色彩的真实性，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艺术抒情方式的创造。如作品中对于宇宙的夸张的描绘：“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宇宙，腥秽如血”，表达了诗人对黑中国的愤怒和诅咒的感情。

如从民间天狗吞月；想象为天狗把全宇宙都吞了。“如大海一样地狂叫”等，这种极度夸张的奇特想象最能表现强烈的个性解放要求和对旧世界的反抗，叛逆精神。

5.形象描绘的方式上。具有英雄主义的格调。《女神》中《凤凰涅槃》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作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郭沫若曾说《凤凰涅槃》是在一天之内分两次写成的，诗里倾泻式的感情和急湍似的旋律，充分地体现了诗人在创作上狂飚突进的精神。还有根据古书上女娲炼石补天的记载而写成的《女神之再生》，以神话题材而突出了“五四”革命现实的核心，揭示出反抗，破坏和创造的主题。虽然当时有许多写进步向往光明的是个，但如《凤凰涅槃》和《女神之再生》那样敢于同旧世界决裂的诗歌作品却很少见。

6.语言方面。具有华美丰富的特点。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一切描写自然语句中，染上诗人当时的主观感觉。

三、运用多种手法表现浪漫主义

1.运用神话传说使文章具有特点。凤凰，亦作“凤皇”，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常用来象征祥瑞，凤凰齐飞，是吉祥和谐的象征，自古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郭沫若对神话传说的再创造，构成了一个美好的象征。用凤凰涅槃的过程来象征中国现代社会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过程。具体来说，凤凰是“五四”时期精神的象征，火是革命烈火的象征，群鸟是反动者、封固者和无耻市侩文人的象征，诗人将自己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寄予到凤凰、火、群鸟这些意象上。

2.运用多种修辞手法。郭沫若在《女神》中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表达了诗人对旧中国的黑暗，使善与恶、美与丑形成了强烈又鲜明的对比。比喻的采用，《炉中煤》中诗人把自己比喻成“煤”，把祖国比喻成“年轻女郎”，通过这两个意象抒发了诗人对祖国的眷恋，使全诗增添不少色彩。排比的采用，《凤凰涅槃》中“当他们同声唱出‘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时”，一场漫天烈火，终于把旧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义同归于尽了。四个排比句有力的把他们极端愤怒与悲壮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

参考文献

[1] 吴玥，探究郭沫若《女神》的浪漫主义特色 [2] 张亚娟，《女神》表现方式

[3] 顾圣皓，泛神论与浪漫主义——试论郭沫若早期浪漫主义文艺观的形成

第三篇：论李白浪漫主义诗风与漫游的关系课件

论李白浪漫主义诗风与漫游的关系

【内容摘要】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天才诗人，他的诗歌境界广远，形象巨大，风格飘逸，极具浪漫主义精神，他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和他生活的时代、自身的思想、性格以及生活经历，特别是漫游分不开的，游历生活明显地促使了他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

【关键词】李白；浪漫主义；游历；儒家、道家、隐士、游侠思想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生于碎叶城(当时属安西都护府),后迁居四川。青年时代开始游历。天宝初年,进入长安,贺知章一见,称其为谪仙人,荐于唐玄宗,封为待诏翰林。后受同僚排挤，离开京城漫游江湖间。“安史之乱”时被永王李璘聘为幕僚。璘起兵,事败,白坐流放夜郎(在今贵州省)。中途遇赦,至当涂依李阳冰,未几卒。终年62岁，是唐代著名诗人,终其一生共留诗篇900余首，有《李太白集》。李白是我国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为“诗仙”。其诗豪迈瑰丽，诗里有超越现实的幻想，也有对当时民生疾苦的反映和对政治黑暗的抨击。他的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有机的统一和体现，而游历生活则是促使他浪漫主义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李白思想、性格形成的背景

李白豪放不羁，从小接受的就不是严格正统的儒家教育，又有习剑任侠、学道求仙的经历，所以他的思想极其驳杂矛盾：“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李白的儒家思想，经自身变形走样，已带有他鲜明的个性色彩。他对自己才能的自负自信，对不世之功的渴求及及他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游说干谒方式，都留有纵横家的印记。

李白的浪漫情怀是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分不开的。据《新唐书》记载其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皓）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实际上同宗。幼年时期，李白和他的父亲李客迁居到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

李白少时家境富裕，好任侠，且喜纵横，而他所生活的绵州地区自汉末以来一直是道教活跃的地方。因此，李白从少年时就经常去戴天山寻找道观的道士谈论道家经文。中年时期他还专程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紫极宫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 成为道士。这为他后来思想上的道家的无为奠定了基础。

另外，李白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正是唐王朝国力最为繁荣富强的时期，国家的富强，山河的壮阔更激发了他强烈自豪感，开阔了李白的胸怀，使他的作品具有超越他人的磅礴气势，是他诗歌浪漫风格和意境开阔的基础。

二、李白的生活历程与漫游 ㈠前期的游历

青年时代的李白爱好辞赋，剑术和豪饮，博览道家、诸子百家奇书，喜好纵横术，使他养成了思想上的狂放不羁，傲岸不群的游侠精神，这注定他一生不愿走科举正途，而要走隐士兼侠士而成名士的独

特之路。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24岁的李白自觉学有小成，于是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李白的游历第一站是六朝故都金陵，此地江山雄性, 虎踞龙盘, 六朝宫阙历历在目。这既引起了李白许多感慨，也引起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强烈自豪感（此时的大唐帝国正是鼎盛的开元盛世），他认为这六朝故都已呈一片衰颓之气，远不及今天的大唐盛世，天下一片太平景象。这是李白诗歌当中强烈的浪漫主义情感产生的物质基础也是感情根源。

在此期间李白身上的侠客情怀得到激发，怀抱满腔的报国志写下了著名的乐府诗《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閤下，白首太玄经。

诗人的游侠思想在这首乐府诗中得到的深刻的体现。尤其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两句深刻体现了李白功成身退的侠客和隐士思想。

金陵的帝王霸气虽已消亡，但金陵儿女的热情接待却给李白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李白告别金陵时，吴姬压酒, 金陵子弟殷勤相送，频频举杯劝饮，惜别之情如东流的江水, 流过了人们的心头, 使人难以忘却。李白的善饮和洒脱也让世人留下了深刻记忆，此时他的作品主

要有：

《登金陵凤凰台 》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金陵酒肆留别》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李白离开金陵后沿江前往扬州，扬州当时是一个国际性商业大都市。李白从没有看到过如此热闹的城市，在这里他充分领略了大唐盛世的繁荣强盛，这更激发了他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然而此时的李白仍然没有找到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在淮南病倒了。卧病他乡, 思绪很多，既感慨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渺茫, 又深深地思念家乡，唯一能给他带来点安慰的, 便是远地友人的书信。

病愈后李白又来到了姑苏。这里是当年吴王夫差与美女西施日夜酣歌醉舞的地方。李白怀古有感, 写了一首咏史诗《乌栖曲》。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

这首诗后来得到了贺知章的赞赏, 称其可以泣鬼神矣。李白由越西归, 回到了荆门。在荆门李白一待就是三个月，虽然思乡心切但是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任然没有实现。所以李白就继续游历。

首先他来到了洞庭湖，在江夏结识了僧行融。又从僧行融那里了

解到孟浩然的为人，于是便去襄阳拜见孟浩然, 由此写下了著名的五律诗

《赠孟浩然》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诗的风格自然飘逸，描绘了孟浩然风流儒雅的形象，同时也抒发了李白与他思想感情上的共鸣。

不久，李白到了安陆, 在小寿山中的道观住了下来。隐居于此并非长久之计，他仍然想寻找机会, 以求仕进。隐居时李白开始以干谒游说的方式结交官吏, 提高自己的声誉。很快他的文才得到了武后时宰相许圉师的赏识, 便将其招为女婿。李白与夫人许氏在离许家较近的白兆山的桃花岩下过了一段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李白的建功立业的意志并没因此而消磨，他以安州妻家为根据地, 又几次出游, 结识了一些官吏和贵公子。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 李白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忠，终于使他有机会接近统治阶级的上层。

第二年即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唐玄宗在长安郊外狩猎，李白正好游历到长安，他向唐玄宗进上《大猎赋》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赏识。

他的《大猎赋》希图以大道匡君, 示物周博, 而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 幅员辽阔, 境况与前代大不相同, 夸耀本朝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宣讲道教的玄埋, 以契合玄宗当时崇尚道教的兴趣。

李白这次在长安还结识了贺知章.李白有次去紫极宫，在那里遇见了贺知章，他早就拜读过贺老的诗, 这次相遇立刻上前拜见, 并呈上袖中的诗本.贺知章颇为欣赏《蜀道难》和《乌栖曲》，兴奋地解下衣带上的金龟叫人出去换酒与李白共饮，李白瑰丽的诗歌和潇洒出尘的风采令贺知章惊异万分竟说：“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间?”于是李白就此获得了“谪仙人”的称号。

李白原以为能借助贺知章的引荐就此得到重用，然而这次相遇并没有使他建功立业的理想得到落实，仍然没有机会出仕。他的心情有些失望并有点愤懑。往王公大人门前干谒求告, 也极不得意后来于是只有发出《行路难》的感慨。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诗人“停杯投箸”、“ 拔剑四顾”，诗人停止了倒酒，扔掉了筷子，拔出了长剑，四处不停地环顾。这些反常的行为贴切地写出了诗人在京城受挫后苦闷抑郁的内心状况。但我们的诗人，向来豪迈，他习惯用积极的眼光，坚定的信念，宏伟的抱负，去寻找他希望的所在。他坚信终有一天，他的横溢的才华定能得到尽情地舒展“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以姜尚的典故激励自己，也体现了李白豪迈的情怀，其浪漫主义风格初见端倪。

终于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贺知章和玉真公主的交口称赞，唐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 对其十分仰慕, 便召李白进宫。玄宗与李白畅谈，问到一些当世事务, 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得到玄宗的赏识，令李白供奉翰林, 职务是草拟文告，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从, 利用他敏捷的才思赋诗纪实。虽是赏识却沦为皇室宴请郊游饮酒作乐的工具，同时因受皇帝赏识也受到同僚的嫉妒和排挤。诗人希望得到任用为国一展抱负的理想并没实现。

㈡后期的游历

不久，诗人就离开了京都，继续他的游历生活。因而遭到朝廷的冷遇和打击。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愤世嫉俗，“一声好入名山游”足迹遍及蜀中、黄河、江淮、浙江流域的名山大川，到处寻访名山胜水，以“此行不为魲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的激情，和“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的气概，揭露黑暗，鞭挞时弊，写下了奇彩纷呈的山水诗作，李白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的夏天，到达东都洛阳遇到同样怀才不遇的杜甫，两人以平等的身份, 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并约好下次再会面于梁宋，一同访道求仙。

这年秋天两人如约来到梁宋，在这里李杜二人遇到了诗人高适, 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但三人都胸怀大志，志同道合，畅游甚欢, 评文论诗，谈论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在这年的秋冬之交，三人分道扬镳，李白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授

道簏，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 成为道士。后来李白又到德州安陵县, 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篆的盖寮, 为他造了真寰。求仙访道, 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

再后，李白又到吴越漫游了几年, 漂泊不定.这时国家混乱, 情况一年比一年差。在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心情引导下, 他决计去幽燕（今北京一带）以探虚实。到了幽燕之后, 李白亲眼看到安禄山秣马厉兵, 形势己经很是危急自己却无能为力.安史之乱前两三年, 李白漫游于宣城、南陵、当涂、秋浦一带, 仍然衣食依人, 经常赋诗投赠地方官,求得帮助。此时面对国家危难李白写下了《秋浦歌》十七首，以抒发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其浪漫主义风格完全形成。

《秋浦歌》其十五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策发, 李白避居庐山。此时诗人始终存在着退隐与济世两种矛盾的思想，适逢永王李璘东巡，李白应邀入幕。后来，唐肃宗借口永王谋反，杀了永王，李白受牵连李白被流放夜郎，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行至巫山, 朝廷因关中遭旱, 宣布大赦, 规定死者从流, 流以下完全赦免终于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朝发自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

《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上元二年, 己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 他的生活相当窘迫, 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公元762年), 李白病重, 在病塌上把手稿交李阳冰，赋 《临终歌》而与世长辞, 终年六十二岁。

《临路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三、李白的浪漫风格成因小结

终李白一生，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个出生于富贵家庭的天才诗人青年时代是满怀豪情壮志，既羡慕古代游侠、刺客们的侠义之举，想像自己也能像那些古代侠客一样功成身退，又能感受到当时国家的繁荣富强，所以他的诗歌首先抛开了生活上为生计的烦恼羁绊，而能将“济天下”这一理想体现出来；其次李白少年时代受生活地域崇尚道教的思想影响，使他对一切功名利禄看的很淡然对道家的清净无为思想理解深刻；再次李白生活的青壮年期间目睹的都是大唐盛世的繁荣富强，所以他才会有比别人更广阔的胸怀和气度，其诗风才能做到浪漫飘逸；最后，作为一个文人，李白骨子里的那种对陶渊明等的隐逸思想的推崇使他又具有隐士的品格。

综上所述，李白青年时代生活环境的浓郁的道家风俗，家庭教养和他豪饮任侠对古代侠客的功成身退的风范的倾慕以及效仿造就了李白不同于传统的人生轨迹，而游历生活则是他浪漫主义风格形成的

主要原因。李白以其天才的艺术创造力，丰富了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发展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和技巧，开拓了诗歌艺术的新境界，他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对后世的影响巨大。

【参考文献】 [1]王琦集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57年第一版。[2]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第一版。

[3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月北京第3版。

[4]袁行霈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5]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6]王许林.论李白山水诗的内在意蕴[J]，中国李白研究，1990，（下）.[7]龚自珍.最录李白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8]张家骐.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简论李白山水诗 齐鲁学刊，1992年 第05期.

第四篇：郭沫若_闻一多_艾青爱国思想比较论

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爱国思想比较论

在中国新诗史上 ,屹立着三位卓越的爱国主义诗人 ———郭沫若、闻一多、艾青。他们高大伟岸的身 影卓立在新诗王国里 ,熠熠生辉;他们热情洋溢的爱 国诗篇怒放在新诗艺苑里 ,瑰丽夺目。他们用笔 ,用 激情 ,用心血 ,甚至不惜用生命抒写了一曲曲深情的爱国主义壮丽诗篇 ,炳耀千古 ,永照山河!现代爱国三诗人由于出身、教养、经历不同 , 性 情、气质、禀赋各异 ,因而在为祖国、民族和人民而奋斗中显示了很不相同的、鲜明的爱国主义特点。郭沫若出身于峨眉山下一个地主兼营工商业的家庭。他在幼年生活优裕 ,无忧无虑 ,充满着自由而 浪漫的幻想。天府之国 ,自然景色壮丽 , 钟灵毓秀 ,他倘佯于山水名胜之间 ,从小便受到山水文化的熏 陶 ,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 ,孕育了他的爱国根苗。带 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方家庭教育开明 ,在家庭成员的影响下 ,他能得风气之先 ,在吸吮祖国丰富的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 ,也接受了新式启蒙教育和外国文 化的影响 ,心灵向世界洞开。在“天下未乱蜀先乱” 的四川社会大动荡中 ,少年郭沫若培植了他的叛逆性和反抗精神 ,他曾因不满封建教育反抗黑暗学政而两次遭到斥退 ,后来又参加了国会请愿的爱国风 潮 ,亲历了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他曾真诚地接受过 梁启超的思想与文字的洗礼 ,热烈地景仰伟大的革 命先行者孙中山 ,崇拜邹容、徐锡麟、秋瑾、温生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动荡的、变革的、新旧嬗替的时代把郭沫若引上了一条爱国的、反抗旧世界的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

怀着“富国强兵”“、实业救国”的爱国信念 ,郭沫 若东渡日本学医。“二十岁以后 ,他走出夔门 , 几乎 成为无 羁 绊 的 自 由 知 识 分 子 了。”1 急 遽 变 化 的 时代 ,救国图强的爱国主义浪潮 ,使郭沫若迅速充盈了他的爱国情怀;弱国子民所遭受的民族歧视使他产 生了强烈的反帝意识。1915 年 ,为抗拒北洋军阀政 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他 愤然回国抗争 ,并写下悲愤慷慨的诗篇 ,抒发了报国 壮志。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五四”前夜 ,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潜生滋长 ,爱国激情正蓄势待发。

伟大的十月革命风暴、“五四”运动的春雷振聋 发聩地唤醒了郭沫若积聚已久的爱国激情 ,如火山熔浆的奔突 ,他的爱国热情喷薄而出 , 民族的郁积、时代的郁积、个人的郁积都通过《女神》这个喷火口 爆发了出来。《女神》的产生标志着郭沫若的爱国主 义思想已进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轨 道 ,体现了他由旧民主主义者向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飞跃 ,是他以热烈的爱国诗人和暴烈的革命诗人步入社会、步入文学的辉耀的开端。

“五四”以后 ,郭沫若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爱国 主义思想进一步沉潜、升华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 经过深入实际革命斗争烽火的锻炼 : 宜 兴 调查、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 , 时代大潮中 , 郭 沫若急流勇进、刚毅坚韧 , 终于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 ,由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 ,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也一跃成为他正在形成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 ,达到了现代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自此以后 ,作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个

坚贞的爱国者 ,无论是在白色恐怖下首倡革命文学、在流亡异国时进行学术研究、在抗战烽火中转战南北、在国统区协助周恩来同志组织领导抗战文艺工作、在反共高潮中撰写爱国历史剧 ,他总是旗帜鲜明 地坚持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原则 ,把爱国主义思想和 共产主义思想有机结合 ,把爱国行为自觉纳入为阶 级、为民族、为人民而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 业 之 中 ,成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 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旗帜与导师。

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胚胎于山水文化、乡土 观念和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传统;萌芽于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动荡;滋长发荣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 《女神》就是他爱国思想感情怒放的绚丽的奇葩。大革命的洗礼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飞 跃到一个新的高度 ,花开更艳 ,到了抗战时期 , 他的 爱国主义思想蓬勃伸展 ,终于茁长成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

闻一多出身在古之楚地的一个“世家望族、书香 门第”的地主家庭。自幼受到正统的封建文化教育 和士大夫家庭的影响。因此 ,他虽比郭沫若小 7 岁 ,但他身上所负传统包袱、封建束缚比起郭沫若来要 沉重得多。士大夫阶级的根性、阶级意识的局限使 他在爱国主义道路上的跋涉显得举步维艰。闻一多 自小便以忠烈(文天祥)后裔自居 ,向往崇拜历史上 的爱国志士、民族英杰 ,有朴素的民族意识 , 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入了清华学校后 ,接受 了九年系统的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文化教育 , 他 一方面不满奴化教育 ,滋长了反帝爱国情绪 ,一方面 又沉溺于古代文化之中流连忘返。“五四”运动时 , 他热烈地接受爱国、民主思潮 , 勃发了爱国主 义 热忱 ,但他这时的爱国主义思想还未脱出古典爱国主 义的窠臼 ,手书岳飞的《满江红》可以看做是一个象征 ,较之郭沫若的新爱国主义的鲜明时代性 ,他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有着更深的渊源关系。

留美期间 ,闻一多身受帝国主义者的民族歧视 和侮辱 ,更加思念祖国 ,由于鄙视资本主义文明 , 他更加热爱祖国历史文化 ,并以振兴光大中华文化为己任。《红烛•孤雁篇》便倾吐了他怀念故国的深情，对祖国山川、历史、文化的赞美 ,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厌恶。基于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热爱 , 基于民族危机感 “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的忧虑 ,1925 年回国前后 ,闻一多开始提倡“中华文 化的国家主义”,并由此而误入歧途 ,一度参与了国 家主义派的一些活动。但闻一多的可贵之处在于 : 他有真诚的爱国心 ,他终身恪守“五四”爱国的、民主 的传统。“五卅爱国诗”向祖国袒露一个坚贞爱国者的赤子之心《死水》集中爱国之火埋得更深、底火更旺。这些都是他区别于国家主义派的伪爱国主义者 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地方 ,是他日后思想 进步的保证和动力。

大革命失败后 ,闻一多主要过着不问政治的书 斋生活。这种政治上的沉默正是不少“民主个人主 义者”通常所持的中间立场 ,不过对于闻一多则另有 深意 ,那就是在爱国主义立场支配下，怀揣火种，潜心整理民族文化遗产 ,是以新的方式继续探索爱国 救国之路。地火在地壳下奔突。书斋中 , 闻一多的思想在缓慢地前进。抗日战争的烽火恢复了闻一多的青春 ,他逐渐认识了人民 ,开始摆脱封建传统观念 的束缚和士大夫阶层的清高矜持。1943 年以后 ,在 抗战后期国统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中 ,闻一多积 极投身民主斗争 ,在斗争中迅速实现了由旧民主主 义爱国主义向革命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飞跃。他变得猛、变得快 ,经过长期艰辛的思想跋涉而终于 认识到的救国真理对他来说弥足珍贵。他以“朝闻 道 ,夕死可矣”的气概投入火热的斗争 ,并表现出向 无产阶级政党靠拢、向无产阶级爱国主义转化的意 向 ,可惜的是 ,他还未来得及完成这第二次的飞跃 , 就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献身了。他用自己的鲜血 和生命证明了他对祖国的解放事业及革命事业是忠诚不渝的。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与源远流长的古代爱 国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热爱、以忠 烈 后 裔 自 居 自 励 是 他 爱 国 主 义 思 想 的 基 础。“五四”时代 , 他 接 受 了 反 帝 反 封 建 的 爱 国、民 主 思潮 ,投入时代的洪流。但是“望族”子弟的根性、文化 爱国主义的倾向影响了他选择道路的鉴别力 ,在热烈地寻求救国真谛的艰辛跋涉中“曾不知路之曲直兮”误入歧途。后来在现实的教育、真理的感召和自 身爱国主义恒有的进步因素发展下 ,他清算了身上 残存的士大夫阶级意识和旧爱国主义的局限性 , 逐 步走向人民革命 ,在火热的民主斗争中迅速实现了 由一个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向革命民主主义 者的转变 ,达到了现代爱国主义的思想水平。“一颗茁壮的向日葵”开出了灿烂的花。

三诗人中 , 艾青出生最晚。与郭、闻不同 , 艾青 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全新的空气中长大的。他 广泛地摄取着“五四”以来的新思潮、新文化、新文艺 的思想营养 ,思想起点较高 ,在摆脱历史惰力方面绝少羁绊。

三诗人中 , 艾青幼年的经历最为奇特。他出身 于江南的一个地主家庭 ,却是由一个贫苦农妇哺养 长大的。他是“地主的弃子、农人的乳儿”,这使他很 早就背叛了他出身的阶级 ,把眼光投向大堰河们及其所属的劳苦阶级。留法三年贫困漂泊 , 令人屈辱 的种族歧视 ,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 ,使他认清了资本 主义的本质 ,激发了他强烈的反帝爱国意识 ,在巴黎 他加入了世界反帝大同盟。怀着报效祖国的壮志 , 他在“一•二八”的炮火中回国 ,而后毫不犹豫地投身左翼文艺运动 ,因宣传爱国救国而身陷囹圄。狱中 的生活磨炼了他的革命意志 ,玉成了他的爱国诗魂 , 他的诗在起点上就与我们民族的多灾多难的土地和 人民取得了血肉般的联系 ,爱国主义与爱民思想的 统一、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的紧密结合是艾青爱国主义思想体系中最突出的特点 ,这一特色使他一起 步就走上了与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相联系 的新爱国主义道路 ,也是他日后走向无产阶级爱国 主义的原动力。

当然 ,艾青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曾经过漫长的漂泊、“孤独的战斗”。童年失怙的精神 创伤 ,从小感染到的“农民的忧郁”,异国半流浪的生 活使他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了共鸣 ,形成了他 早期“时代浪子”的漂泊情愫和傲然独立的诗人观 , 这使他早期诗作中“偶而现出了格调的飘忽”(胡风语),在寻找回到“精神的故乡”———人民群众的路途 上也显得有所顾惜。但无疑 ,他是一个革命的、战斗 的爱国诗人 ,在抗战前的密云期 ,他“更英勇地投身 到革命生活中去 ,在时代的阴暗的底层与艰苦的斗 争中从事创作”，同时 ,又是一个独立不羁的行吟诗人 “悲哀的艾青”。

抗战爆 发 后 , 艾 青 辗 转 于 中 国 的 北 方 , 深 入 战 地、深入灾区。他贴紧大地的胸膛倾听着土地受蹂 躏的痛苦 ,感受着激动于地心的热气 ,胸中回荡着震 荡大地的风雷。他从古老土地的震颤、强韧民族精神的奋发、人民不屈的意志与野性战斗中汲取力量 , 激发起热情与信念。“从小感染的‘农民忧郁’遂升华到新的时代高度 ,时代浪子的漂泊情愫也找到了坚实的归宿。”艾青一跃而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歌手、时代的吹号者。他以高昂的爱国热情为复活的土地、为被凌辱与被欺压的人歌唱 ,为浴血奋战的抗 敌将士歌唱 ,奔驰着向着太阳。同时 ,在抗日战争的 炼狱中 ,艾青抛却了知识者那种悲凉、苦痛、孤独、寂 寞和心灵疲乏 ,变得单纯、坚实、顽强 ,真诚地表达了青年知识者走向人民、走向革命的决心。他的爱国 主义正长足地坚实地跨向新的高度。1941 年 ,艾青高擎《火把》来到延安。从此 ,他自 觉地把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汇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事业 , 把民族的解放与阶级的解放结合 起 来。

他热情地歌唱延安的革命 ,反映工农兵的生活 ,向远 方的 沉 浸 在 苦 难 里 的 城 市 和 村 庄 送 去《黎 明 的 通 知》,声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歌颂苏联社会主义建 设和反侵略的胜利 ,实现了由革命民主主义爱国主 义向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转变。

艾青的爱国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现代民族生活 的土壤 ,发源于“五四”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 义思潮为它提供了不竭的活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精神给了它充足的日照。艾 青可谓得天独厚 ,学生时代他就阅读了一些爱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获得了马克 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 ,在民族意识觉醒的同时就 获得了最初的阶级意识。他先是反叛了自己出身的 阶级 ,留法期间又反叛了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他 的爱国主义思想一开始就达到了与革命民主主义相结合的时代水准 ,并逐步走上与人民大众相结合、与 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道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 烽火为艾青的爱国主义思想举行了战斗的洗礼 , 使 之成为最新最高的爱国主义 ,绽开了美丽的花蕾 ,结 出了丰硕的果实。

综上所述 ,三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随着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深入进展而不断进步的 ,有着鲜明的 阶段性 ,各自反映了他们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面貌。现代爱国三诗人 ,由于他们事业发端的时代特 点和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生活经历不同 ,造就了他们不同的精神气质和风格 ,这决定了他们表现自己 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不同方式和特点。

郭沫若“一出手他已经就在‘五四’前后”,他“是 同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 ,他的事业的发端是从‘五 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1 :447 “五四”时 ,郭沫若是一个刚刚觉醒的热血青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敏锐地感受到“太阳的热和光”“五四”运动使他看到祖国新生的契机与希望。他说“时代的觉醒促进了我自己的觉醒 ,而同时也把我从苦闷中解放了。”他的郁积已久的爱国热情和报效祖国的壮志化作了一种狂热的磅礴的情感 “, 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都“找到了喷火口 ,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像火山 爆发一样倾泻而出。就在这“差不多是狂了”的炽热情感中《女神》诞生了。它吹响了“五四”时代激越雄壮的战斗号角 ,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郭沫若说 他“始终是感觉着只有在最高潮时候的生命感是最够味的” “五四”是他事业的开端和第一个高峰。《女神》便是他“最高潮时候的生命感”激荡的产物。为什么郭沫若能够在事业的发 端期便出手不凡、一鸣惊人呢 ? 这与他积郁已久的爱国激情的喷发分不开 ,也与他的气质、性格和才情以及思想情感方式有关。蜀中雄丽的自然山水陶冶了郭沫若阔大 不羁的浪漫情怀 ,辛亥前后的社会动荡培植了他的反抗精神和“一切彻底”易走极端的个性 ,中外英雄豪杰、志士仁人引发了他的英雄崇拜倾向。他感情 热烈奔放 ,胸襟开阔恢弘 ,性格坦率豪迈 , 精神视野 十分开阔 ,思想敏锐 ,加之才华过人、精力四溢。这 种艺术气质和个性与“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骤 然相撞 ,便爆出了“海涛的音响 ,雷霆的声音”,豪气 如虹 ,伟绝一世。由“五四”青春期所激发出的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创造精神和郭沫若的创作个性的契合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情感方式。这种独特思想情 感方式一直贯穿了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阶 段 ,如同《女神》中的“火凤凰”一样 ,在中国革命的各 个历史关头 ,郭沫若总是“弄潮儿向涛头立 ,手把红旗旗不湿”,勇猛搏击 ,呼啸而前。他不仅是浪漫的 诗人 , 而且还以诗性的、感情外溢的心灵去创 作 小 说、散文、戏剧;他又是坚贞不渝的革命家、著名的学 者、文化新军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他生气勃勃、充满活力 ,无论何时总是保持极大的革命热忱 “, 有笔的时候提笔 ,有枪的时候提枪”,具有文艺复兴时 期的巨人特征。

闻一多是“五四”落潮期以诗集《红烛》而步入社 会的。《红烛》反映了他“五四”开眼后的民族民主意识、青春的觉醒和对理想的憧憬 ,但与创作于同一时 期的郭沫若的《星空》一样 ,也反映了在时代的躁动 郁闷下的苦闷与求索的矛盾心情 ,带有浓厚的感伤 和迷惘。只是郭沫若很快告别了“低回的情趣”、“虚 无的幻美”,重振健翮 ,向黑暗现实搏击;闻一多则徘徊歧路、步履蹒跚。“五四”前后的闻一多基本是一个刚冲出旧垒还背负着沉重的传统包袱的旧民主主义爱国主义者。封建士大夫家庭清流拒俗、讲风骨重气节的家风养成了他清高、狷介、劲节、刚烈的性格;以忠烈后裔自居与自励赋予他以天下为己任舍生取义的品格;正统的封建文化 的 教 育 也 给 他 套 上 了 无 形 的 精 神 桎 梏。对祖国文化的自豪感、对古国文明灿烂历史的追往是他走向爱国的起点 ,同时又限制了他的视野 , 成了他 爱 国 主 义 思 想 进 一 步 发 展 的 障 碍。生 于 楚 地 ,继承了楚骚浪漫主义的流风遗韵 ,有罗曼蒂克的气质、热烈丰富的感情和奇丽弘伟的想像 ,然而儒家文化的教育及以“中和”为理想、以“含蓄”为正宗的 古典审美规范又折服了他 ,使他总是和于纵情与抑 情的冲突之中。这种种矛盾集于他一身 , 使他在很 长 一 段 时 期 内 “矛 盾!冲 突!”“一 误 再 误”。

在政治上 ,他爱国 ,但保守 ,有热情 ,却天真。在伦理 方面 ,他接受了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等现代观念 , 但行为方式仍不脱传统 “发乎情而止乎礼”, 所谓“浪漫‘性’我诚有的 ,浪漫‘力’却不是我有的”。艺术上 ,性情热烈丰富、想像狂放不羁 ,但却总是刻意追 求冷静、理性规范。生活上 ,他天性慷慨 ,爽直磊落 , 以意行事 ,不顾利害 ,但却偏要学做“老成懂事”的风 度。这种充满矛盾的思想情感方式体现了过渡时期 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矛盾 ,在很长时间内影响着闻一多的创作和学术。如他自己所说 “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 ,火烧得我痛 ,却始终没有能力(就 是 技 巧)炸 开 那 禁 锢 我 的 地 壳 , 放 出 光 和 热 来。”5 :316 他把这种矛盾归结为没有技巧是不确的 , 究其实则是因为缺乏有力的思想武器炸开那禁锢的 地壳 ———阶级立场的限制。不过 , 闻一多的忧国忧 民献身救世的情操、忠贞不渝的爱国心常常冲破禁 锢的地壳夺路而出 ,发出耀眼的光和灼人的火。因 而 ,他在爱国路上的跋涉虽举步维艰 , 却也遒劲非凡。他虽然很长时间游离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航道 ,但却以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而名世 ,比同时代的 另一些诗人带有更鲜明的爱国色彩。

艾青热情敏感、善于感受、耽于思索、性格内倾、思想深沉早熟。童年时代感染了“农民的忧郁”,异国流浪生活形成了他的“漂泊的情愫”, 铁窗生涯炼 就了他 从 黑 暗 中 窥 见 光 明 的 眼 睛。在 生 活 的 炼 狱 里 ,他对现实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 ,造就了他忠实于 生活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 ,铸造了他对光明和理 想强烈渴望和追求的人生信念。反抗黑暗和歌颂光明是他 诗 歌 的 两 大 母 题。由 于 对 人 民 苦 难 感 同 身 受 ,对社会现实有深切了解 ,艾青的反抗在略带忧郁 的音调中渗透着深沉的野性的战斗激情 ,不浮泛 ,不空喊 ,而是逼视现实生活的冰层 ,揭示生活的真谛。同时 ,艾青对理想的呼唤、对光明的歌颂 , 也不是一味天真、热烈 ,用“过于殷切的期望去装扮黎明”, 而 是强调光明的来之不易 ,要靠牺牲和奋斗去换取 ,在 昂扬乐观的音调中也流露出感怀、奋发与壮烈。

艾青的这种感受世界的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艺术气质与中国革命的炼狱历程 ,尤其是抗日战争的 持久性、艰苦性十分吻合。因而 , 在抗战时期 , 艾青 才成为“那个时代的领唱歌手”。在民族革命战争的 血与火的洗礼下 ,艾青的这种思想情感方式也更顽 强、深沉和成熟 ,在运用新诗以传达恢宏深沉的民族感情和时代精神方面 ,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艾青的 诗思扎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 ,艾青的情感充满了思 想的力量和哲理的深意。

概括地说 , 郭沫若的思想情感方式是爱国 ——— 革命创造型。其特征为 : 政治热情高 , 思想敏锐 , 富于探索和创造精神 ,善于接受新思潮的影响 ,勇于站 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搏击。其理想色彩浓厚 , 着眼 于民族新生的辉煌前景 ,热切地呼唤和追求新的社 会 ,奋不顾身地寻求光明、创造光明。由此引发出一 种理想化的激昂 ,富有爆发力、感染力和号召力 , 具有理想光辉照耀下的激情性特点 ,带着“五四”青春 期的乐观、昂奋、光明、温暖与锐气英风。其爱国表 现是宏观的、多方位的。我们可以把时代的弄潮儿、革命的急先锋、英雄浪漫诗人、“五四”巨人等称号加 之于郭沫若的名字之上。

闻 一 多 的 思 想 情 感 方 式 是 爱 国 ———文 化 建 设 型。其特征为 : 文化意识、文化色彩浓厚。在 20 世 纪东西文化大撞击中 ,出于对民族文化精英的酷爱 和创造民族新文学的强烈愿望 ,着眼于弘扬民族历 史文化 ,激发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 ,着重点在新诗的建设及文学遗产之整理。其爱国表现主要集中于文化文艺领域 ,有文化爱国主义之倾向。由于游离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航道 ,且缺少开阔的文 化选择意识 ,故爱国境界略嫌狭窄、充满矛盾 , 时而 热切呼唤 ,苦苦追寻;时而披荒大叫 ,悲愤填膺;时而 行动飘忽 ,独善其身 ,有如戴着镣铐的跳舞 , 虽竭尽心力然力不从心 ,显得悲壮莫名 ,具有文化精神笼罩 下的抑情性特点 ,表现了过渡时期深爱传统文化的 知识分子特有的矛盾、迷惘、焦灼和深沉的郁愤。

艾青的思想情感方式是爱国 ———人民解放型。其特征为 :以爱民思想为核心的民族解放观 ,爱民思想深厚、现实感强。其爱国是具体的 : 爱国就是爱人 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国;其目标明确 : 驱逐日寇 , 推翻 腐朽反动的专制制度 ,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其行动切实 :以诗歌为武器投入民族革命战争 ,反对侵略 ,暴露黑暗 ,揭示苦难 , 号召战斗 , 尽一 个民族诗人、时代号兵的天职。忠实于时代和人民 , 坚持诗歌的人民性、现实性和战斗性。既着眼于民 族解放的辉煌前景 ,又正视民族灵魂再造的艰巨任 务 ,既讴歌民族的奋起、战斗的豪情 ,又抒写现实的苦难、战争的严峻 ,由此而交织出既悲愤、忧郁 ,又壮 丽、昂扬的情感旋律 ,具有基于生活的理想思考与炽 热激情相结合的情智特点 ,显示了在空前的民族灾 难和空前的民族奋战中我们民族的成熟。我们如果 用人民诗人、民族解放战争的歌手和时代的吹号者来称之于艾青 ,他是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的。

第五篇：论郭沫若《女神》中的积极浪漫主义

论郭沫若《女神》中的积极浪漫主义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郭沫若就是凭借这本诗集震撼了整个诗坛乃至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

无论就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质量上来说，《女神》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诗集，不仅充分显示了诗歌革命的实绩，而且开创了一代诗风。

《女神》的基本内容，是对旧世界的深刻诅咒和对新世界的热烈向往，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眷恋，对生我养我的地球于劳动人民真挚由衷的赞美讴歌，对古往今来一切革命者与先贤烈士的无比崇敬，是对自然，对科学，对近代文明，对“人”包括自我的热烈赞颂。《女神》中诗歌的形式多为打破束缚、不拘一格的自由体，而其艺术风格则是狂飚突进、火山爆发式的革命浪漫主义。气势恢弘，格调雄浑、昂扬，不仅富有感染力，而且具有强大的震撼力。

我们不妨把积极浪漫主义拆分为时代精神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一．时代精神

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有着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女神》的内容和形式与“五四精神”正相合拍。郭沫若感受到了在20世纪初，伟大的五四运动中，祖国的新生和中华民族的觉醒。

毫无疑问，诗人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女神之再生》是象征着中国当时的战争的状况，“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表明了“光明同黑暗底战争”，发出了“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的热情呼唤，并且坚信通过斗争，一定能使“光明更生”、“宇宙更生”。在《炉中煤》中，诗人把拥有一颗火热爱国心的自己，比成炉中烧黑了的炉中煤，深爱着“年轻的女郎”——祖国。这种爱国的热情在《凤凰涅磐》中也有集中体现。它宣告着在五四开辟的新时代里，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华民族（凤凰）正经历着伟大的涅磐，终将在“死灰中复生”。诗中“凤歌”“凰歌”以低昂悲壮的葬歌结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凤凰更生歌”以热诚和谐的欢唱预示着“光明”“新鲜”“华美”“芬芳”的新时期的到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郭沫若通过《女神》喊出了当时时代变革的最强音。

《天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那时，正是他情感最炙热的时候。这首诗的艺术风格是强悍，狂暴，紧张的。一开始诗人便自称是“天狗”，可以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则是自我表现所带来的自豪感。《天狗》是诗人在五四精神下对自我个性解放的赞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得到承认。

《女神》在表现自由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十分的反抗精神，比如《匪徒颂》中异常激进地把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中有杰出贡献的进步人士称为匪徒来赞美，正体现了这种激进的反抗精神。

诗人极力推崇的创造精神，也是五四时期鲜明的时代精神。“创造哟！创造哟！努力创造哟！人们创造力的权威，可于神祇比伍！不信请看我，看我这雄伟的巨制吧！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呀！”这里，人的创造力被诗人无限地夸大赞美。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不断地毁坏！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努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品哟！”这里，一句句的力量，全都是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的，雄强的民族精神。

二．浪漫主义

尽管郭沫若当时在理论上没有提倡浪漫主义，但是，他所提倡的“自我表现”和表现主义有一致的方面，而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又有某些共同之处。因此，《女神》就成为一部艺术个性非常突出的浪漫主义诗集。

郭沫若在《女神》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浪漫主义有以下一些特征。1．表现自我。《凤凰涅磐》中的“凤歌”“凰歌”实际上都是诗人自己在歌唱。《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我崇拜一切，而我又“崇拜我”“我又是偶像破坏者”，歌颂了对旧社会，旧传统的破坏和革新、创造精神。特别是在《天狗》中，诗人把自己比作“天狗”，他把日、月、星球、全宇宙都吞了，“我”便成了“月底光”“日底光”“一切星球底光”“全宇宙Energy的总量”！这个“自我”，就是宇宙的化身了。“自我表现”，不仅是郭沫若对诗的基本观点，也是他“五四”时期文艺思想的核心。《女神》是郭沫若“自我表现”这一文艺思想的体现。《天狗》、《日出》、《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太阳礼赞》等，都是张扬自我，讴歌自然，并把自然界和本体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与同一时期的诗人们相比较，就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这一点来说，无论是谁都不能与郭沫若相匹敌的。

2．歌颂自然。诗人把整个大自然都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宇宙地球，日月星辰，山岳海洋，风云雷雨，草木飞禽，大自然被充分人化，地球成了母体。在《地球，我的母亲》中，他把地球说成是自己的母亲，表达了对地球无限的敬爱，并且他还说“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多么淳朴的对地球之爱、对劳动人民之爱啊！《晨安》向地球上的一切，山河、海洋和人类文明建设，一口气问了28个“晨安”，表达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地球，热爱世界的丰富情感，显示了其无比伟大的气概。自然和人类物质文明本来是对立的，但是诗人却以自己强烈的主观精神把它们统一了起来。

3．形式自由。这是一方面的观点，认为郭诗的形式倡导绝对自由。诗篇长短不一。如《蝉鸣》只有三行，而《凤凰涅磐》则有三百八十五行。句法十分多样，节奏鲜明，在白话文中夹杂不少外语。这些都表明诗人在形式上不受任何束缚，只要求最大限度抒发自己的激情。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一诗行的字数都不固定，压韵没有统一的规律，但在每一首诗中，却要求格律的某种统一。诗的形式确实做到了极端的自由，但是诗中多次出现的排比与复沓，以及每节不规则压韵，又形成了相对的和谐。总之，对于《女神》中诗歌形式自由这一点，论谁都是没有疑义的。

三．积极浪漫主义

郭沫若作品《女神》中突出的时代精神和浪漫主义，可以归纳为积极浪漫主义或者说是革命浪漫主义。

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代表，被公认是创作社的领袖人物，不仅创造力旺盛，作品众多，而且率先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他曾写过《革命与文学》一文中就说：“文学是革命的先驱，在革命的时代必然有一个文学上的黄金时代。文学和革命是一致的，并不是两立的。”浪漫主义思潮便是以郭沫若和创造社为代表的，前期创作社旗帜鲜明地提倡浪漫主义。他们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对于感情的强调。他们认为，感情是文学的本质。郭沫若说：“文艺本是苦闷的象征，无论表现个人也好，描写社会也好，替全人类代白也好，主要的眼目，总要在苦闷的重围中由灵魂深处流泻出来的悲哀，然后才能震撼读者的魂魄。文学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灵明的清髓所吐放的光辉。”他又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说道：有人说：“一切艺术是完全无用的。”这话我也不承认。我承认一切艺术，虽然貌似无用，然而大有用焉，它是唤醒社会的警钟，它是招返迷羊的省箓，它是澄清河浊的阿胶，它是鼓舞革命的醍醐，它的大用，说不尽，说不尽。

郭沫若还指明了浪漫主义的一个根本内容：自我表现。这也就是《女神》这部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他是这样解释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理论的。“20世纪是理想主义复活的时候，我们受现实的苦痛太深了。现实的一切我们不唯不能全盘肯定，我们要准依我们最高的理想去否定它，再造它，以增进我们全人类的幸福。半冷不热，不著我相，只徒看病不开方的自然主义已经老早过去了。”这里把“理想主义”和“自然主义”相对立，显然这“理想主义”指的是浪漫主义。在他的《自然与艺术——对于表现派的共感》一文中他就说道：“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做自然的老子！”他反对自然主义的“只徒看病不开方”，正是提倡浪漫主义要向人们预示未来的走向，也即从作家“最高的理想”出发，从“增进我们全人类的幸福”出发，去“再造”现实。至于“否定”现实，那当然是指反抗现实的一切压迫与束缚。反抗精神和理想主义，向来是积极浪漫主义的必具内容。这样，在郭沫若的举起的积极浪漫主义旗帜上，我们看到了“自我表现，反抗黑暗，追求理想”十二个大字。

郭沫若是一个偏于主观而又外向的抒情诗人，热情奔放，才思敏捷，幻想丰富而又奇特，对外在事物（无论是社会还是自然）的感受特别强烈，且易受刺激与拨动。他自己就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说道：“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号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更借了诗歌这支芦苗。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了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在《女神》里，郭沫若就是以这样高昂的火焰般的激情，色彩浓烈、音调铿锵有力的诗的语言，将“五四精神”作了最好最充分的诠释，同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诗人自身的艺术个性。

桑逢康在《郭沫若精选集》的序《新文学的一面旗帜》中就这样评论到：

他是涅磐的凤凰，他是飞奔狂叫燃烧的天狗，他是破坏一切偶像的偶像崇拜者。他是炉中的煤胸中的心灯。

他的血和海浪同潮，他的心和日火同烧。地球是他的母亲，劳者是他的爹他的恩人。

他要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他全身心要化为光明流去。

他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创造日月星辰，驰骋风云雷雨。他努力地诅咒着旧世界，热烈地向往着新世界。他歌颂真正的“匪徒”，赞颂胜利的死。鞭笞游闲的尸和淫嚣的肉。

他的诗魂在地球边上放号，在梅花树下醉歌，在笔立山头展望，在夜步十里松原，在电火光中，在演奏会上。

总而言之，他效法造化底精神，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自己。

这样的诗作无疑会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样的诗人无疑会受到人们的称赞。闻一多先生在他的《女神之时代精神》中曾这样评价道：“《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它的价值也在于，它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性。而《女神》中体现的积极浪漫主义，也确实为以后的新诗发展乃至文学发展提供更多选择的道路。

外汉1班 赵淼淼 10082710126 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