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生年及卒葬地考辨

第一篇：柳永生年及卒葬地考辨

柳永生年及卒葬地考辨

（0701402002 杨娟 汉语言文秘 苏州大学文学院）

【摘要】 柳永为北宋词坛一大家，然其生平事迹鲜为人知。其生年及卒葬地至今仍无定论，本文对此进行重新考证，分辨各家之说，得出了柳永生于985至987年间，卒于润州、葬于真州的结论。

【关键词】 柳永 生年 卒葬地 考证

柳永，北宋词人，开起了一代词风，是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词人之一。柳永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对于当时和后世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人们对于他的家世及生平却不甚了解。因为，在《宋史》中没有柳永传，他的生平事迹只有杂史及宋人笔记中有一些零星的记录，而且这些多是传闻，有的还相互矛盾。对此，后世的许多学者不断得进行考证和探索，最终对柳永的生平形成了一个较清晰的轮廓，对于一些基本问题也有了一定共识。但是直到如今关于柳永的生平还是存在许多的疑问及争论，比如他的家世、生年、早年事迹、及第时间、所任官职、宦游踪迹及卒葬地等都存在着较多的歧说，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就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柳永的出生时间和卒葬地，进行重新考证，分辨各家之说，希望可以更加接近史实。

一、生年

关于柳永的生年，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储皖峰“至道元年(995)”、唐圭璋“雍熙四年（公元987）”、李国庭“太平兴国五年(980)”和李思永“开宝四年(971)”说。其中，储皖峰的“至道元年”说主要建立在张舜民《画馒录》所载之晏殊称柳永为“贤俊”与宋翔凤《乐府乐论》谓柳永“及第已老”两点的基础上；唐圭璋的“雍熙四年”说与李国庭的“太平兴国五年”说主要建立在杨提《古今词话》谓柳永作《望海潮》词渴孙何一事的基础上；而李思永的“开宝四年”说则是主要建立在李国庭“到柳永的家乡调查，当地乡老至今还传说着柳永少年时期的故事”因而确认有“柳永少年时期生活在福建这个事实”的基础上。○1比较四说，笔者认为还是唐圭璋先生之说较为可信。

唐先生的根据见《柳永事迹新证》，他说:“柳永的生年与张先是差不多的(李易安并说张先是继柳永而起的)。按《鹤林玉露》卷十三说，孙何帅钱塘时，柳永曾作《望海潮》词送他。词中有‘千骑拥高衙，语，正指的是孙何，在这以前，杨 是《古今词话》也说，柳永与孙何为布衣交，孙何知杭州门禁很严，柳永不得进见，因作《望海潮》，掩名妓楚楚歌于孙何座前，孙何听了，才迎永入座。《古今词话》所记，出于市井传闻，或不可信。但《鹤林玉露》记此事竟引起金主南侵，恐不是无因的。查《宋史》卷三百六孙何本传，知道孙何是宋太宗淳化三年进士，做过两浙转运使。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就死了，年四十四岁。由此上推，孙何应生于宋太宗建隆二年(961)。柳永就在孙何死的一年，作《望海潮》词送他，至少也应是冠年了。由此可证，柳永约生于太宗雍熙四年(987)，比张先大三岁，比晏殊大四岁”。○2

唐先生的这个看法，是从与张先、孙何等人的对比、推测中得出的，用的多是旁证材料，明显的证据不足。后人主要以为柳永二十岁于杭州作《望海潮》不可信为由，质疑此说。对此，刘天文先生在《柳永年谱稿》作了以下论证：“柳永写《望海潮》词赠孙何，不仅《古今词话》有记述。且柳永少年时确曾在家乡崇安读过书，举业习成之后，亦当近弱冠之年，自然要赴京应考，由水路取道钱塘，杭州便是他必经之地，对具有音乐天赋和浪漫性格的风流才子柳永，滞留杭州与歌女厮混是很可能的。当其时，孙何正以两浙转运使驻杭州.孙本人又是“勤接士类”与柳永父辈有世谊的人，而柳永献词晋谒，也是情理中事。这样把时间.地点、人物三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说柳永二十岁时在杭州写《望海潮》赠孙何当是比较可信的。”○3

此外，还有其他材料可佐以证明，比如柳永其他的词作以及其父、其子的已知事实就有迹可循。林新樵先生在《永生生年小议》中，以《乐章集》的《玉楼春》第四首为据来推算。

星闹上纷金章贵，重委外台疏近侍。

百常天阁旧通班，九岁国储新上计。

太仓日富中邦最，宣室夜思前夕对。归心怡悦酒肠宽，不泛千钟应不醉。

“此词当写于真宗天禧三年，据毕沉《续资治通鉴》载，是年(宋真宗夭禧二年—1018)秋八月真宗立第六子受益为皇太子更名祯(即仁宗)。过四年(1022)真宗崩，太子祯即位年 十三。则立储之时，仁宗始九岁，词中‘九岁国储新上计’正是写建储大事。《续资治通 鉴》又载，天禧三年(1019)夏六月王钦若有罪罢，以寇准同平章事，且前此在大中祥符八 年(1015)五月曾废内侍省，故有‘重委外台疏近侍’之句。根据此词所写的史实，最早是 在天禧三年的下半年写的，必定在王钦若罢职又以寇准同平章事之后。宋翔凤《乐府余论》 4 柳永景稻元年(1034)及第，因是‘已老’说:‘者卿搓跄于仁宗朝及第已老。’”○，暂计为五十岁，那么他在天禧三年作此词时为三十五岁。而他写《望海潮》送孙何(同唐先生说，孙何死的一年作)刚好二十岁，二十岁能填出这样的词是比较合理的。据此，柳永应该生于雍熙二年(985)左右。

另外，王禹偁《小畜外集》卷10《柳赞善写真赞并序》中：“谓宋太宗至道二年(996)永之父宜已年五十有八矣，”的记载，○5可推出柳永之父柳宜生于五代石晋天福四年、闽王曦永隆元年(939)，又知永上尚有兄三接与三复，遂柳永生时柳宜已47或49岁。另一方面，柳永之子柳 兑登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贾黯榜进士，即便是他弱冠登科，那他出生时柳也永已经41或43岁。这样前后算起来，可以得知柳永应当生于985到967之间。

薛瑞生先生在《柳永生卒年与交游宦踪新考》中，又用柳永之父、之子已知之行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观点。“ 柳宜自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至淳化元年(990)，先后为山东雷泽、费县、任城县令，若永早生十许年，以永之词才，何以《乐章集》毫无咏山东之迹?自990年起，柳宜通判全州(今广西全州)何时离任，不得而知。然至道二年(996)王禹俱为柳宜写(柳赞善写真赞并序》，其时已为赞善无疑。赞善为太子官属，自当在京。其后宜仕履无考。清乾隆年间修《福建通志》，谓“崇安县柳宜，工部侍郎。”民国修《崇安县新龄谓“柳宜，五夫人，户部侍郎。”部虽不同而侍郎无异。然侍郎为显官，与宰相已相差无几，宋神宗元丰改官制前不轻授，授则人相或入相后授之。何以柳宜居官如此显要而《宋史》无传，且寂寞无闻于后世？若宜果曾官至侍郎，由赞善至此官，决非三五年所能达，设若十年，宜已68岁，而永亦20至22岁矣，何以柳永青少年时期不随父在京师，却在故乡福建崇安度过？永究竟何时回乡，无从考稽，然清厉鹦等所辑《宋诗纪事》卷13录其诗三首，其中之一是咏崇安名胜中峰寺的(中峰寺)，知其青少年时期曾在崇安无疑。据此，知宜官至侍郎之说决不可信。樱情度理，柳永盖生放山东，随父至全州，旋又至京师洋梁，至道二年(996)已为10至12岁之少年矣。其父柳宜为赞善大夫之后不久即离世，少年柳永生计无着，才回到故乡投靠继祖母虞氏或其叔柳案与柳察。王禹俱(小畜集》卷三十(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府君墓褐并序》谓柳永祖父柳崇先夫人丁氏生宜、宣，继夫人虞氏生置、宏，举进士，又生案、察，并以词学自立。崇死放太平兴国五年(980)，至柳永返乡时，其叔置、宏盖作官在外，家中可能唯继祖母虞氏与叔案、察而已。”○6

综上所述，柳永约生于985至987年间，误差不会太大。不然，就与其父、其子和他自己已知的史实不相符了。

二、卒葬地

关于柳永的卒葬地，历来文学史家均语焉不详，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

1、卒葬襄阳说。宋祝穆持此说，他在《方舆胜览》中记载：“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月上冢，谓之吊柳七”。

对此，成书于理宗(赵昀)时的《方舆胜览》，是南宋地理总志，但考订较疏，谬误自所难免，因此此说不甚可信。

2、葬枣阳花山说。宋曾达臣、杨氵是、、元陈元靓持此说。曾在《独醒杂志》中记载：“柳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多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杨在《古今词话》、陈在《岁时广记》中均有记载。《岁时广记》卷十七引《古今词话》：柳耆卿“掩骸僧舍，京西妓者鸠钱葬于枣阳县花山。其后遇清明日，游人多狎饮坟墓之侧，谓之吊柳七”。

对此，《独醒杂志》为随笔杂记，多述两宋轶闻，不可全信。而且作者曾达臣虽与胡铨、杨万里、谢谔等名流相友善，“惜乎年甫二十即夭折，由其子三聘编次成书，此说恐7而《岁时广记》虽罗列若干典故，但属于小说杂书，多所证引，不足为训。不可考”。○

3、卒润州、葬北固山下说。宋葛胜仲持此说。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称柳永墓在丹徒境土山(即北固山)下，并附说明：“永字耆卿，始名三变，好为淫冶之曲。仁宗临轩放榜，特绌之，后易名永登第。文康葛胜仲《丹阳集·陈朝请墓志》云：“王安礼守润，欲葬之，藁殡久无归者。朝请市高燥地，亲为处葬具，三变始就窀穸。近岁水军统制羊滋命军兵凿土，得柳墓志铭并一玉篦。及搜访摩本，铭乃其侄所作，篆额曰:‘宋故郎中柳公墓志’。铭文皆磨灭，止百余字可读云:‘叔父讳永，博学，善属文，尤精于音律。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阙下，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为太常博士’。又云:‘归殡不复有日矣，叔父之卒，殆二十余年云’。”光绪五年重修《丹徒县志》卷八称“屯田郎中柳永墓”“在土山下”。

这里，对于葬北固之说，仅靠地方志记载孤证令人难以信服。何况《镇江府志》所称转引柳永侄为柳永作的墓志，铭文“皆磨灭，止百余字可读”。其文字既皆磨灭，这可读的百余字里面恐怕也就很难免有个别因剥蚀而误读的现象，因此不足为据。即便没有磨灭，按其现有内容也有诸多疑点。对此谢桃坊先生在《柳永事迹考述》中指出：“篆额称柳永为‘郎中’，而柳永屯田员外郎终，未仕至郎中，也未被追赠。南宋后期俞文豹《吹剑录》引东坡幕士语，称柳永为‘郎中’，当属一时偶误。铭文所述柳永仕历为泗州判官、著作郎、灵台令、太常博士，这些完全与宋人记载不符，且竟不言柳永为睦州推官及屯田员外郎之事；而年谓‘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更与其事实不符。他是数见黜于仁宗,弄到改名后才得以转官的”。除了，谢先生指出的几点之外，这篇墓志铭还有几个矛盾之处：（1）、“高燥地”是何地？原文并未作具体说明，何以得知它就是土山下，亦即北固山下？（2）、“近岁水军凿土”当在万历时，柳墓既有墓志石刻，又已出土，《丹徒县志·艺文》就该8（3）有墓志铭全文，不会只有残缺不全的摹本传世。摹本是谁寻访？又属何人所藏有？○、墓既在“高燥地”，在篆盖完好、字迹清晰的情况下，志铭部又怎么会“铭文皆磨灭”？（4）、案墓志一般要述及其人世系、名字、爵里、治行、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勒石加盖埋于圹前三尺之地，以为异日陵谷变迁之防。而从连贯可读的一百多字看似缺少“景元年登进士第”这一重要事迹。至于何人篆盖、何人书丹、撰文的侄儿叫什么名字，9（5）均告阙如，这又大大减少了可信程度。○、墓志最后说：“归殡不复有日矣，叔父之卒，殆二十年云”。也就是说柳永死后二十多年才由自己的侄儿比较体面地埋葬了。这显然不合理。

由于铭文漏洞百出，而且所述内容与柳永生世有异，因而此墓志铭不可信，北固之说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否定了。

4、卒京口、葬真州说。宋叶梦得、清王士祯(王渔洋)、沈德潜持此说。叶在《避署录话》中记载：“柳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王和甫究竟葬柳永于何处？叶梦得未提及，而五百五十多年后的王士祯在《分甘余话》中却提到了：“相传柳耆卿卒于京口，王和甫葬之，今仪征西地名仙人掌有柳墓，则是葬于真州，非润州也。”仪征古名真州，柳墓在仪征人掌。王士祯在《真州绝句》中还又一次提到：“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王士祯还在《真州绝句》“残月”二句下自注：“柳耆卿墓在城西仙人掌。”诗文相互印证,当不致有误。但有一点存疑，仪征四郊无仙人掌这个地方，不知王士祯以柳墓在仙人掌者何据？柳墓在真州，不仅见诸王士祯之诗文，稍后于王士祯的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在《七律·过真州》中也写过：“晓风残月屯田墓。”王诗、沈诗不谋而合，可见，柳墓在真州已为清代大多数学者所认定。也许有人会问，柳永既已殡在润州，王和甫要葬他，又何必舍近求远，葬于真州？关于这一点，王渔洋早就作出解释。《池北偶谈·谈异·柳耆卿墓》云：“仪征县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按《避暑录话》：‘柳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出钱葬之。’真、润地相接，或即和甫所卜兆也。予真州诗云:“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嗣后在《带经堂诗话》里也说：“柳七葬真州仙人掌，仆尝有诗云：‘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王渔洋博学，交游甚广，曾在扬州任推官五年，多次行役白下、京口、真州之间，对这一地区的文史掌故知之甚详。他一直认定柳墓在真，绝非臆造，何况府、县志均有记载。明《隆庆仪真县志·名迹考》载:“柳耆卿墓在县西七里近胥浦。”清《嘉庆扬州府志·冢墓》亦载：“屯田员外郎耆卿墓在仪征县西七里近胥浦桥。”

这里，因为叶梦得所撰之《避暑录话》，素为学者所推崇。此书为笔记，多记宋代掌故及评论作家作品，间亦考证名物。《宋史本传》赞誉他“嗜学早成，多识前言往行，谈论不穷。此公学问博洽，精熟掌故，曾于北宋绍圣四年任丹徒尉，三十八年后，于南宋绍兴五年又重来镇江，他对柳永的记载，当然是比较可信的，所以连王士祯在谈到柳耆卿墓时，都引录他的记载。

综上所述，相较于其他三种说法，“卒润州、葬真州说”，漏洞较少，最为完善和可信。

关于柳永的生平还有很多问题至今尚无定论，笔者能力有限，仅就其中最基本的生年及卒葬地问题进行了简单考辨，皆是循着前人的足迹，查找线索，不求有所新建，但求无甚谬误。

注释：

1刘尊明《唐宋词综论—柳永生平事迹考证》 ○2唐圭璋 《柳永事迹新证》 ○3刘天文《柳永年谱稿》 ○4林新樵《柳永生生年小议》 ○5王禹偁《小畜外集》卷10《柳赞善写真赞并序》 ○6薛瑞生《柳永生卒年与交游宦踪新考》 ○

7、○

8、○9 陈麟德《柳永卒葬地之争述评》

○ 参考文献: [1] 李思永.柳永家世生平新考[J].文学遗产，1986（1）:23-38.[2] 刘尊明.唐宋词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24-330.[3] 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J].文学研究,1957(3).[4] 薛瑞生.柳永生卒年与交游宦踪新考[J].书国韵文学刊，1994（2）:27-33.[5] 林新樵.柳永生生年小议[J].福建师大学报，1981（4）.[6] 刘天文.柳永年谱稿[J]成都大学学报，1992（1）：65-76.[7] 陈麟德.柳永卒葬地之争述评[J].盐城师专学报，1998（4）：93-98.[8] 詹亚园.柳永事迹补证[J].淮北煤师院学报，1987（1).[9](清)高得贵.镇江府志[J].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28).

第二篇：《民族英雄孙开华末葬考》

民族英雄孙开华末葬考

民族英雄孙开华墓葬考

19世纪后半期，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些强权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83年和1894年，先后爆发了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而在这段中华民族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峥嵘岁月里，湘籍民族英雄孙开华屡次立下显赫功勋，写下了光辉而不朽的一页。

孙开华（1840-1893），湖南慈利人，是中国近代史上100位民族英雄之一。中法战争时，驻守台湾沪尾，大败法国侵略军，这场战争也是清代晚期惟一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海战，对台湾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事迹至今在台湾地区广泛流传。孙开华1856年加入湘军，转战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广东诸省间，作战骁勇，累立战功，被朝廷赐号“擢勇巴图鲁”，官至提督，外一品大员。

1893年，五十有四的孙开华卒于福建泉州提督任所，按理说应该是葬于泉州，可事实并非如此，关于孙开华最后安葬的地方：泉州、台湾、长沙、慈利、厦门„„各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长沙孙家大屋，孙开华预备养老之地

孙开华先祖在明朝洪武年间迁居湖南常德府之桃源县、慈利县，要查孙家子孙的情况，我们唯一能够依据的史料恐怕就是《孙氏族谱》了。通过查询民国22年（1933年）和1999年编修的这两种《孙氏族谱》，笔者得知孙开华有多个妻妾，生有道元、道仁、道智、道礼、道义、道信六个儿子（道元在有关史料记载为其子，但《孙氏族谱》中没有记载，有学者认为是孙开华兄长的儿子）。他们中有的跟随在父亲任上，有的则回到慈利老家打理祖业、照看祖坟，有的则迁到长沙新居经营产业。

据孙开华第三个儿子孙道礼的孙子孙家柚介绍，孙开华在台湾任上时，在长沙县购得大财主王家培的豪宅，即安沙镇白塔村的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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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孙开华末葬考

家大屋，孙开华直系后裔大都住在这里，孙家柚目前住在长沙县星沙街道松雅小区。

那么长沙的孙家大屋与慈利县的孙家故居有什么承递关系？当时孙开华为何要在长沙购置新居呢？

孙开华幼子孙道信之女孙克俊，现已九十高龄，定居长沙雨花区。据孙克俊老人回忆，“慈利柳林铺的房子是清朝皇帝所赐予的，当时祖父在福建当官，家属全部在福建及台湾”。

长沙县安沙镇白塔村的孙家大屋已毁，成了一块平地。可笔者从孙家后人口里得知，当年这屋可是气派非凡，有房160多间，四进，前头是三字墙，中间二字墙；有观音堂、练功房、乐器房、书房；有花园、果园，极为豪华。如此看来，孙开华在功成之后也求田问舍，以备将来养老。

以此可以得知，孙家老屋没有孙家的直系后人居住，反倒是长沙的孙家大屋成为孙家后人所居之地，说明孙开华当时已经举家迁居长沙，把长沙的孙家大屋作为他的落叶归根所在地。

二、孙开华的两幅传家宝藏于长沙孙家后裔家中

现在可资查找的与孙开华有关的实物，只有被后人视作传家宝的两件物品：一件是“还我河山”四字的绣品，一件是“福”字金匾。这两样传家宝中绣品的字迹内容和金匾的落款时间与署名，是客观、真实存在的。

在长沙县安沙镇毛塘铺村孙国利家中，有一幅绣着岳飞“还我河山”四字的绣品，被家族视为传家宝。孙国利何许人也？据考证，孙国利的曾祖父为孙道义，孙道义是孙开华其中的一个儿子。孙国利说，这幅绣品是孙开华在台湾抗击法军时，激励将士用的。抗法战争胜利后，孙开华将这一绣品传给他的儿子——孙国利的曾祖父孙道义，以教育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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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孙开华末葬考

(孙家传家宝——湘绣“还我河山”)

同样，在长沙县星沙街道松雅小区的孙家柚家里，我们见到了主人保存的另一传家宝——“福”字金匾。孙家柚告诉笔者，这是其曾祖父孙开华抗法保台取得胜利后，进京觐见光绪皇帝，光绪赐给孙开华这匾以示嘉奖。匾中间一个金色的“福”字，上边是一个“赐”字，右、左分别有“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八”、“帮办台湾军务福建陆路提督臣孙开华”字样。该匾原挂在长沙县安沙镇白塔村孙家大屋堂屋中。

(光绪皇帝所赐“福”字金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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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孙开华末葬考

两样传家宝，是孙开华抗法保台英雄事迹的见证。这两样传家宝最终流传在长沙孙家后人中，至少可以证明孙开华对长沙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结，死后安葬于此，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退庵纪事》，指引孙开华墓葬所在

孙道仁，孙开华长子，民国福建第一任都督，晚年旅居厦门鼓浪屿，著有回忆录《退庵纪事》。关于其父亲孙开华墓葬亦有交代，据《退庵纪事》记载:”问讣奔丧至泉州提署，将先壮武公领兵多年之交代料理清楚，乃率诸弟秉承先生母曾太夫人暨诸位庶母恭奉先灵回长沙，遵遗命安葬先壮武公于长沙张家嘴之庄山。”

四、墓碑证实，孙开华最后安葬地为湖南长沙县白沙镇 《清史稿》中并没有提及孙开华墓葬之事。可我们在《慈利县志》中却看到，有关于孙开华“归葬于慈利柳林铺故里”的记载。据慈利县文物局领导介绍，位于柳林铺石马村的孙开华墓，在文革期间已毁，但地下部分未发现被盗，亦未发掘，附近还有其长子孙道元之墓，具体情况他们也不清楚。可据长沙县委统战部副部长黄柏强研究考证，孙道元抗日牺牲于台湾，遗体归葬故里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孙开华及其后人的柳林铺墓葬或为衣冠冢。

孙开华第三个儿子孙道礼的孙子孙家柚非常肯定的告诉笔者，其曾祖父孙开华墓就在长沙县白沙镇。可至于具体地方，他也未去过。他父亲去扫过墓，只是墓被盗后便再未去过。

根据孙家柚的描述，几经周折，笔者在长沙县白沙镇白沙村张家嘴组找到了大家认为的孙开华墓址。这里已被一块晒谷坪、一块荒草地及村民的杂屋所代替。草坪中横七竖八的条石，还能让人看出当年“墓”的痕迹。翻开一块残缺的石碑，擦去上面的泥垢，“甲午六月初九日 男道仁义礼智信 孙克修义立石”的石刻赫然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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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孙开华末葬考

据墓址南侧住户张佩其老人回忆：“这墓原有‘清孙壮武公墓’等刻字，也有孙开华儿子‘仁义礼智信元’的名字。我小时候看牛常在这墓旁玩耍，墓地有几亩地大，很壮观，墓基地全部由石砖石条砌成，坟堆用石头围得圆溜溜的，坟前是八字形的石墙，全刻古画，周围是石栏杆、石门，有一对6米高的华表，还有石马、石虎、石羊等，我还在石马上坐过。这些石料后来大都被用于修白沙坝了。”

张佩其还介绍：“孙墓1949年第一次被盗，时间是九月初七（或初八）的晚上。第二天，我看见了被盗后的情景：黄泥新土散落在盗洞外，尸体头部露出一节，很新鲜，一顶帽子盗后丢在外面，帽上的猫儿眼珠子被盗走，守墓的张玉华将墓进行了恢复”。据了解，这次盗墓，还有一户朱姓人家的祖墓一同被盗，也就是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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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家族的祖墓。

张佩其说“第二次算是‘偷掘’，时间在1956年。那时集资办金沙社，说要‘让死钱变活钱’，当地社员将孙墓挖开，从尸体手上取了一个金戒指，卖了1000元，还从手上取了个玉圈，从脚上取了一对银锭子，五十两一只的，还有一只墨猴，连金戒指共卖了1800元。当时我在金沙社任会计，虽没参加掘墓，却清楚这件事。”

张佩其的长子张西华回忆说：“1976年建晒谷坪时，我与戴荣贵将孙开华遗骨用一只瓮坛装了迁葬到附近的石子岭上，当时还给他烧了香。”在张西华的带领下，我们来到石子岭孙开华“墓”地，这里没有任何的标志，只有一片不知名的灌木默默地与忠魂为伴。

民族英雄孙开华与长沙县存在可以实物和史料佐证的历史渊源，尤其是他留给后人的传家宝，以及墓葬地的旧貌、历史见证人口述实录，可以得出结论，孙开华的墓藏在长沙县白沙镇白沙村无疑。作为中华民族的抗敌英雄，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恢复其历史遗存，以尊重历史，颐养良知，激励来者。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 孙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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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再生缘》杂剧作者考辨论文

【内容提要】《盛明杂剧》所收《李夫人再生缘杂剧》，因题“蘅芜室编”，从《重订曲海目》改题“蘅芜室主人编”以来，诸家书目和研究者都认为蘅芜室主人是王衡的别署，因此，《再生缘》为王氏所作。本文通过确凿的材料，考辨今存本《再生缘》为吴大山（仁仲）所作，并对其生平事迹作了简要的概述。

【关键词】《再生缘》 王衡 吴仁仲 考辨

《李夫人再生缘》杂剧，简称《再生缘》，四折。写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病死，用武帝所赐玉钩殉葬。十五年后，转生为河间陈姓女子，以手握玉钩为凭，与武帝再续前缘。今存《名家杂剧》（即《环翠堂精订五种曲》）和《盛明杂剧》本，均题“蘅芜室编”。《今乐考证》、《曲录》等著录，都沿用《盛明杂剧》的题署;而《重订曲海目》则改题“蘅芜室主人编”。傅惜华为《明代杂剧全目》所写的王衡小传，索性把“蘅芜室主人”当作他的别署，《李夫人再生缘》杂剧自然也就成了王氏的作品。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也支持此说。由于这两种剧目工具书的影响比较大，后来的各种有关的戏曲著作和工具书，几乎都倾向于《再生缘》杂剧是蘅芜室主人所作。

徐朔方先生在《王衡年谱》的“引论”中虽然不赞成蘅芜室是王衡的斋名（见《晚明曲家年谱》第一卷），但是他认为《再生缘》“以内容和风格而言，说它是王衡的作品倒没有什么不合，当然还有待进一步查证。它如果是王衡的作品，当和悼亡有关。可能在万历二十一年他三十三岁冯夫人去世时所作”，并以王氏给妻叔冯时可的书信 ① 作为他考证的证据:

“盖室人之不长世，八年前已预卜之。中道摧割，尚在人意中……妻亡以来，彷徨不知所寄，欲以玄理遣之而不能，欲以书卷笔札遣之而又不能。昨亡榇出时，作哀词数首，辄数日作恶……拙记二册奉览。”

冯夫人多病同剧中李夫人相似。如果允许我们想象，创作《再生缘》可能就是他“欲以书卷笔札遣之”的一种方式，而“拙记二册”可能就是《再生缘》和另外杂剧的手抄本。除小说戏曲外，很少有作品可以简称为“记”，而他没有写过小说。②

尽管他认为此说“还有待进一步查证”，在表述时也用了不肯定的语气，但他又把《再生缘》系于王谱“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三十三岁，丧妻冯氏及次儿赓虞”之下，注曰:“《再生缘》杂剧或为悼亡作于今年。”在《王衡年谱·引论》的结尾，他还是明确地写道:“王衡今存四种杂剧都以剧中人物影射他本人或他的近亲，兼有自叙和咏怀性质，这是他杂剧创作的一大特色。”而且强调《再生缘》将“李夫人和钩弋夫人合二为一”，同《郁轮袍》和《真傀儡》一样在构思上都很巧妙。显然，他又非常肯定《再生缘》就是王衡今存四种杂剧之一。

总之，上述诸家的说法都根据不足，难以让人信服。“蘅芜室”是否就是王衡的斋名，《再生缘》究竟是不是王衡的作品，都必须作进一步探索考辨，才能得到明确答复。

首先，《拾遗记》卷五载:“汉武帝思怀往者李夫人，不可复得……帝息于延凉室，卧梦李夫人授帝蘅芜之香。帝惊起，而香气犹着衣枕，历月不歇。帝弥思求，终不复见，涕泣洽席，遂改延凉室为遗芳梦室。”《再生缘》作者将此事写入该剧第三折:“好苦人也!前者梦见夫人把蘅芜之草献与寡人，因而醒觉，遂名其处曰‘遗芳梦室’。”《再生缘》用蘅芜室作为题署由此而来，可能作者既要怀念亡故的妻子，又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便作了这样隐姓埋名的处理。可是王衡《缑山先生集》及其友人陈继儒所撰的《太史缑山王公传》（《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三十九）、唐时升的《太史缑山王公墓志铭》（《三易集》卷十七）中，以及其他明人的著作里，都未提到王衡有“蘅芜室”这个斋名，更不见用过“蘅芜室主人”的别署。王衡自己常用“缑山”这个外号，至于“绿野堂”的题署，只在题《杜祁公藏身真傀儡》杂剧时偶一用之。孟称舜《酹江集》本《真傀儡》的眉栏上批注云:“相传王荆石相公寿日，辰玉作此为尊人寿。”陈继儒《太史缑山王公传》明确指出，这个剧是王衡为其父亲王锡爵祝寿所作，云:“乙巳，文肃公七十，公撰《杜祁公杂剧》以佐觞。访求同硬家玛染桑延之上座，与文肃公雁行班席，为竟日欢，见者诧为胜事。”文肃公，即王锡爵的谥号;乙巳，指万历三十三年（1605），剧应撰写于这一年。而徐朔方先生认为“此剧当作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王锡爵被召而辞免之后不久”，恐不确。“绿野堂是唐朝名相裴度的别墅，作者借以表明自己的门第”（见《王衡年谱》），当然，也可能是为了避嫌才用它来署名自己的剧作。至于蘅芜室作为王衡的斋名则缺乏根据，《盛明杂剧》本《再生缘》的作者当是另一人。

其次，我们不妨看一看王衡的剧作究竟有几种?陈继儒非常推崇王衡的杂剧，在《太平清话》中将他与徐渭并举:“近代杂剧，惟天池徐渭、辰玉王衡。”他又在《太史缑山王公传》里说:“游戏而为乐府，多开拓元人三昧。”所谓“乐府”是指杂剧创作，进一步指出王衡的杂剧可以企及元杂剧。但究竟写了几种杂剧，则语焉不详。此传又云:“赖有尚宝君，积学操行，大振箕裘，……又刻文肃、缑山集。”按:“尚宝君”，指王衡之子王时敏（1592—1680），曾官尚宝卿，故称。据此，《缑山先生集》由王时敏所编刻，集前有冯时可、陈继儒、娄坚诸人的序，都写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显然这个集子是在王衡死后才编刊的。今存明刊本虽有六册、八册、十二册、十六册和二十四册等不同的装订形式，但内容和版刻皆一样，均为二十七卷。我所见到的一种卷首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苏松备兵使者高出序的八册本，在二十七卷目录后“附北剧三种”，可见王衡只存北杂剧三种。这三种杂剧既无剧目名，剧本也不载于集中，到底是哪三种呢?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记载，这三种杂剧是《郁轮袍》、《没奈何》和《真傀儡》。上个世纪30年代，傅芸子先生在日本东京访书时，发现内阁文库藏有《明人杂剧三种》，即《新刊葫芦先生杂剧》（《没奈何》的又名）、《新刊杜祁公看傀儡杂剧》和《新刊郁轮袍杂剧》。虽然俱未题作者姓名，但后两种已知为王衡所撰，他又考出《没奈何》也是王衡作品。因“黄文佟肚海目》复载王有《长安街》、《没奈何》各一种，姚梅伯《今乐考证》、王静安《曲录》均因之，世遂以为王于《没奈何》外又有《长安街》一种，因未见传本，后之治戏曲史者亦皆沿袭之。此次余在内阁文库得观斯书，始悉历来相传之误。盖此剧之正名乃‘没奈何哭倒长安街，弥勒佛跳入葫芦里’，可知《曲海目》之大误也”，并指出《看傀儡》的题名较《真傀儡》为佳 ③。徐朔方先生认为《明人杂剧三种》应是《缑山先生集》所要附刻的北杂剧三种，此说甚是。《明代杂剧全目》据清人王士祯《香祖笔记》称:“鹤尹大父缑山先生作《郁轮袍》及《裴湛和合》二曲，词家称为本色当行。”又著录《裴湛和合》一种。因此，王衡所作杂剧共四种，现有存本者实为三种，散佚一种。在这四种中，惟独没有署名蘅芜室的《再生缘》杂剧。

再次，所谓“‘拙记二册’可能就是《再生缘》和另外杂剧的手抄本”。此种推测也很难成立，因为王衡的妻叔冯时可道学气很重，他对盛宴和观剧很不感兴趣，曾在《与徐上舍》的信中说:“生平最苦享盛宴，观优剧，斯二者一殄天物，一乱天君，令人神扰气塞。”（见明刊本《冯时可选集》卷三十七）王衡当然不会将自己的杂剧剧本寄给冯时可，招惹他不愉快。然而，冯时可倒喜欢游山玩水，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官浙江按察使时，在处州任所刊刻的《超然楼集》，除十二卷为杂著《雨航杂录》外，剩下十一卷中就有两卷是游记。而王衡所说的“拙记二册”，可能指《纪游稿》，《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八“地理类存目七”云:“《纪游稿》一卷，是编乃所作游记，凡泰山一首，香山三首，盘山一首，马鞍、潭柘一首，杂记三首，盖随时摭拾付梓者。”《纪游稿》今不存，但所写游记均见《缑山先生文集》卷十，《重九后二日登泰山记》写于万历十四年秋，而游盘山则在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它们是“随时摭拾付梓”，先以单册刊印，最后才编为一集。王衡寄给其妻叔的二册游记，很可能就是新刻成的《纪游稿》中的两个单册，因而自称为“拙记”。

最后，自从1952年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剧品》在上海发现，经黄裳先生整理校录刊行后，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明代曲家和剧目 ④。在《剧品》“能品”中就著录有《再生缘》杂剧，题吴仁仲作。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大东书局本校订重印《曲海总目提要》时，曾请杜颖陶先生对该书各剧目的作者加注更定或考订说明，将原先未署名的《再生缘》杂剧题为吴仁仲作。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为了使它与所谓王衡的《再生缘》区别开来，便将吴作《再生缘》另列为一个剧目。虽然持有怀疑态度:“王衡有《再生缘》杂剧，未知与此究是一本否?”但是后来的戏曲工具书，如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等皆将《再生缘》分成两个剧目著录，而且都认为吴仁仲所撰《再生缘》已佚。既然《远山堂剧品》只著录一种《再生缘》，又非常肯定它的作者就是吴仁仲，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一定会有所根据。二十年前，我查阅黄汝亨《寓林集》时，曾在该书卷三十发现有《题李夫人再生缘杂剧》一文，它对考察《再生缘》的归属会大有裨益，今照录于下:

汉武英略迈世，有蓬海三神山之想，而《传》记西王母，以为非仙才意有情闭耶，然天下岂有无情仙人哉!夫情消意歇，海枯石烂，即神仙无投足所矣。李夫人之绸缪生死，去而复来，而少君能魂致之，姗姗乎响答色援（按:应为“授”字之误）于瞻睇之间，盖情节也。腐生谓少君幻术乌有是事，则梁武帝不因宝公见地狱相，而三生石畔无牧笛乎?予故感友生杂剧而题之，以愧天下浅情人，而且以悲世有美人，不及遇汉武而尘土者遇矣。或世无少君，一死不可复作，而兰摧玉折，沉泉下之痛者可悼也。

这个“题词”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此剧也是写汉武帝和李夫人再生缘事，剧名也叫《再生缘》，它很可能和《盛明杂剧》本《再生缘》是同一剧;二是，黄汝亨并未点明此剧的作者，只是说“感友生杂剧而题之”。《诗·小雅·棠棣》:“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友生”，指朋友，那么这个撰写《再生缘》杂剧的友人是谁呢?今存本《寓林集》和《缑山先生集》中虽然找不到黄汝亨和王衡互相赠答酬唱的文字，但黄氏和王衡的挚友陈继儒交往频繁，黄集中致陈氏的书信就有五通，其中有两封信提到王衡，他在一封《与陈仲醇》的信中说:“《人镜编》甚欲得之，足下不付之伯畏，当托辰玉兄见寄。” ⑤ 由此可见，黄汝亨和王衡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再生缘》确系王衡（字辰玉）所作，按照道理说，受朋友之请托写序跋或题词，应当在行文中交代出请托者的姓名或别署。可是这篇题词中只字不提剧作者的姓名，甚至连蘅芜室也不愿涉及，因此，很难说《再生缘》就是王衡所作，我对此一直心存疑问，苦于对吴仁仲的名号、籍里、生平一无所知，无从考察，也只好作罢。

最近，再读《寓林集》，终于在卷二十五《与吴伯霖》信中有惊喜的发现，信云:

近奴子归，奏记足下，自陈治钟陵状略具。……仲初竟尔泉下，生平豪举何在?二十余年事，弹指一息，含毫作状，更自耿耿不已。生平文不佳，然不能为臾言，以重不安。又于案牍旁午中，偷忙作闲，状成草草，似与仲初气魄不远。今录一过送足下，或生志不忘之感。……仁仲《再生缘》并寄去（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一涉情境，便自有黯然处，直须付之川上。

黄汝亨（1558—1626），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进贤（即钟陵）县令，官至江西布政司参议 ⑥。此信写于任江西进贤县令时。收信人吴伯霖，名之鲸，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举人，屡上春官不第，后谒选浮梁县令，甫六月卒 ⑦。黄汝亨与吴伯霖为莫逆之交，这封信对考察《再生缘》杂剧的作者非常有价值:一是，可以证实《远山堂剧品》所著录的《再生缘》杂剧，确为吴仁仲所作，黄汝亨为《再生缘》杂剧的题词，是受剧作者吴仁仲本人或友人吴伯霖之请托所撰写的。二是，有利于考订黄氏为《再生缘》杂剧题词和杂剧的写作时间。万历二十六年，黄汝亨进士及第后，次年五月出任进贤令，《寓林诗集》卷一有《五月授进贤令出都辞诸游好作》诗可作证。《与吴伯霖》这封信既然写于钟陵令任上，具体时间究竟是哪一年呢?信中说到为仲初撰行状事，此仲初是谁?查《寓林集》卷十八，确有《亡友张仲初夫妇行状》，文章一开头就交代了撰写行状的缘由:

予自弱冠弄笔墨，游于文学先生，即交仲初，迨今二十余年交好。而仲初竟郁郁死，死之夕，会有天假予从计吏还钟陵，犹得抚其床而哭。无何，其长子尧元走一介，涉江逾山千余里，草其生平来请状。……鞅掌案牍，无能修辞为仲初重，以知仲初深，即草草庶其似之。

此“行状”与信中所说情况完全一致。仲初名文辉，为人伟岸而有奇气，六试不第，郁郁而死。他卒于万历辛丑（二十九年，1601）四月初九日。明制:外官三年进京一朝觐，接受考核，谓之外察，也叫计吏。辛丑正是黄汝亨上计之年，所以信中说“天假予从计吏还钟陵”，可能由北京先回杭州探亲，然后再赴钟陵，这样才有机会见张仲初最后一面。为张氏夫妇所撰写的“行状”以及《与吴伯霖》的信，都应写于万历二十九年黄氏回任所之后。信中既然说道将《再生缘》与行状一并捎回，因此，《题李夫人再生缘杂剧》也可能在此时写成，而剧本很可能创作于写“题词”前不久。

《寓林集》中有与吴仁仲酬答之诗四首，卷三《读吴仁仲年兄所志内行诗以悼之》云:

与汝怜同病，瑶编不忍看。悲风下木叶，残月坠栏杆。案远惟青史，帏虚只黝冠。鼓盆宁是达，政苦有情难。同卷还有《答吴仁仲》:

痼疾君无问，烟霞意独偏。前鱼宁有泣，飞鸟自堪怜。璧以连城重，花因并蒂妍。情重还我辈，相眎每嫣然。

从这两首五律来看，吴仁仲有鼓盆之丧，心情非常悲痛，借诗以抒发，并寄给友人黄汝亨，黄答诗以慰之。黄氏也有过悼亡之痛，他在《亡儿茂梧圹志》中说:“茂梧余长子，原配赠孺人沈氏出也。生十月而母沈见背。”（《寓林集》卷十五）从这篇“圹志”，可知他的结发妻沈氏，卒于万历十七年。《寓林集》卷一有《悼内十首》，其序说:“忽焉中弃，垂白在堂，啼孤在膝，块然独处，能无伤怀?深愧太上无情之达，不胜古人忘寐之惨。”正因为黄氏也遭遇过丧妻的痛楚，所以读完同年吴仁仲的诗后，才能感同身受，发出“与汝怜同病，瑶编不忍看”的感叹。“案远惟青史，帏虚只黝冠。鼓盆宁是达，政苦有情难”四句诗，写吴仁仲伏案面对青史时，可能用汉武帝和李夫人再生缘的动人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悲哀和钟情，这是否也在暗示他想写或者正在创作《再生缘》杂剧呢?吴仁仲的妻子死于何年，虽然难以确切考订，但从黄汝亨《读吴仁仲所志内行诗以悼之》来看，当在万历十九年吴氏中举之后，万历二十八年冬，北上参加明年春的会试之前，这样，杂剧有可能写于题词前的两三年内，即万历二十六七年间。他和黄汝亨既然有着相同的命运，所以吴仁仲又将自己为悼亡而作的《再生缘》，送给好友黄氏，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并请他撰写题词。《盛明杂剧》本《再生缘》的眉批说:“一字一思，一字一泪，不堪多读”;“说道堪怜处，令人凄绝”;“情语，非深情人不能道”，很能体会作者在剧中对亡妻的深切怀念和悲痛之情。而黄汝亨也被剧中的真情所感动，“一涉情境，便自有黯然处，直须付之川上”。

上文所引的前一首诗，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黄汝亨称吴仁仲为“年兄”，他们可能同年中乡试，或者同年考上进士。经查《乾隆杭州府志》卷六十九“选举”，与黄汝亨同时中万历十六年戊子科的吴姓举人有多人，逐一排除后，剩下“吴大山”，最有可能是吴仁仲的姓名，他是“钱塘人，顺天中式”。再检《康熙钱塘县志》卷十“选举”，果然在万历十九年辛卯科毛凤起榜下发现:

吴大山 顺天中式

黄汝亨 贯仁和，见进士 卷二十“人物政事”有吴氏小传:

吴大山，万历时随父任京师，召试楷书，授内阁中书。辛卯中顺天乡试，以孝廉为部郎，历任滇南参政。

由于小传过于简单，又未载其字号，况且中式时间为万历十九年，与府志所记十六年有出入，不能不让人产生疑窦。后来终于在《乾隆杭州府志》卷八十八“循吏”、《浙江通志》卷一百九十“介节上”查到吴大山的小传，记载比较详细。今录后一篇小传于下:

吴大山，字仁仲，居凤凰山之燕窝。江西副使吴源之孙，光禄寺卿果之子。万历时随父任京师，召试楷书，授内阁中书。万历辛卯，中顺天乡试，为部郎，历云南参政。有富商为盗所诬，家破而冤不雪，大山至，一谳而出。州牧有以宝玉精锨笞⑸峡颊撸大山曰:“暮夜之金可畏也。”其人怀愧而去。未几，乞休，归于西湖，筑别业，植老桂修篁，颜曰“辋川”。

从上述记载来看，仁仲确系吴大山的表字，为万历十九年举人，《乾隆杭州府志》却误成万历十六年中乡试。然而，此传结尾与县志、通志稍有不同:

天启时，魏忠贤窃政滇南，为立生祠，求大山记，大山毅然不可，遂告归。可以看出吴大山不巴结权衔褐蚁停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

大山的至交骆从宇撰有《澹然斋存稿》，卷五有《吴公墓志铭》。其书国内仅存孤本，庋藏于外地，此稿草就后才获见 ⑧。“墓志”记载生平较详，可对其生卒年、科第及宦历作如下补充:（一）据墓志所载:“长宪州来吴公，余同年友，年少于我，才谞倍我，以丁卯六月卒。”可知大山号“州来”;丁卯，即天启七年（1627），他卒于这一年。他辞职归来时，“年仅及艾”，《荀子·致士》:“耆艾而信，可以为师。”杨倞注云:“五十曰艾，六十曰耆。”天启二年，大山年届五十，顺此上推，他当生于万历元年（1573）。因此，他的生卒年为1573—1622。（二）大山九岁丧母，弱冠游太学，为大司成田钟台所赏识，声誉鹊起，会修《宝训实录》，被征召参与其事。《实录》成，授中书舍人，未就。于是发愤读书，万历十九年中顺天乡试。万历二十八年（1600），北上参加会试，因父病重急驰南还。从此就再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三）万历三十二年（1604），史馆乏人被延之入，除诰敕房办事，次年改制敕房。万历三十八年（1610），实授中书舍人，因擅长制词，为当政相国叶向高所欣赏称善，恐他离去而难以觅人替代，故屡不予以迁升。由于前相国朱赓竭力推荐，直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才擢工部虞衡司主事。万历四十年（1612），署屯田司员外郎。这年冬，升都水司郎中，会河工告急，奉旨督理淮、徐、中河，修筑三山口决堤。万历四十六年（1618），论治河功，晋升云南参政兼佥事，整饬曲靖等府兵备。天启二年（1622），擢云南按察使，未莅任，以病辞，归于西湖终老。

综上所述，一位湮没了四百多年的剧作家的形象及其家世，已经浮现在我们的面前。吴大山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吴培为松江府同知，曾叔祖吴玭和吴扁，不是官至参政就是当过御史;祖父吴源终官江西按察副使 ⑨;父亲吴果通过召试书法，授中书舍人，累迁至光禄寺卿。他自己也是步其父的后尘，由中书舍人而官至云南按察使，一个正三品的地方大员，这在仅中过举人的士子中非常罕见。在明代戏曲家中只有汪道昆官至兵部侍郎（正三品），与他的品级相当。他很善于为官，但廉洁自律，尤其不巴结权衔褐蚁停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大山笃于情爱，为悼念亡妻创作了《再生缘》杂剧。可能由于出身和地位的显赫，或者为了避嫌疑，不愿在剧作上署真名，以蘅芜室作为题署。版本学家魏隐如在《古籍版本鉴赏》一书中，曾提到汪廷讷刻有《环翠堂精订五种曲》，收《真傀儡》、《再生缘》、《男王后》、《一文钱》、《齐东绝倒》五个杂剧。此书尚未获见，但北京大学古籍善本部所藏明刊《名家杂剧》，就收有这五种杂剧，也题作《环翠堂精订五种曲》，它们应当是一部书。其中《再生缘》题“蘅芜室编，西湖季黄沈士伸、仕乔黄士佳阅”，并有眉批。因此，崇祯时，沈泰所编《盛明杂剧》，将这五个剧收录集中，而《再生缘》则完全沿用《名家杂剧》的题署和眉批。至于吴大山与祁承杏形蘖系，由于资料的缺乏尚不得知，但是黄汝亨《寓林集》中有与祁氏唱和之作，他们之间往来密切。《再生缘》有可能通过黄氏而为澹生堂所收藏，故祁彪佳《远山堂剧品》著录《再生缘》，题吴仁仲著。而此剧又收入其子祁理孙所编《名剧汇》 ⑩中;这是一个大型戏曲集，共七十二本，收录杂剧二百七十种，惜其已经散佚。由于《名家杂剧》（《环翠堂精订五种曲》）极为罕见，《再生缘》以《盛明杂剧》所收本广为流传。吴大山与吴之鲸被时人目为“江皋二俊”，他不仅会写剧，而且也能诗，据“墓志”，所著有《大云编》、《傲素轩》（徐□《红雨楼书目》著录，为《傲素轩诗》二卷）和《秋柳》诸稿，已不见传本;他与当时著名文人谢曰可、屠隆、沈孔真等共结诗社，诸家均为其诗集作过序。同冯梦桢、虞淳熙也交往甚密。他任中书舍人时，还和张萱等校理纂辑过《内阁藏书目录》八卷11。

注释

①此信题为《冯文所妻叔翁》，见《缑山先生集》卷二十二，冯时可当时正在桂林任广西按察副使（见《嘉庆广西通志》卷三十四“职官十九”）。

②见《晚明曲家年谱》第一卷《王衡年谱·引论》。

③见《东京观书记》，收入《白川集》，东京文求堂1943年版。

④《远山堂曲品剧品校录》，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版。

⑤《寓林集》卷二十六，明天启四年刻本。伯畏，丘民贵字，号仲鹤，嘉兴人。曾官福建长汀知县。

⑥传见《启祯野乘》卷七。

⑦传见《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八“文苑一”。

⑧这篇墓志铭承北京大学图书馆张玉范教授所提供，在此仅致以谢意。

⑨以上均见茅瓒《江西按察副使吴公墓志铭》，载焦摺豆朝献征录》卷八十六。

⑩见祁理孙《奕庆楼藏书目》。

11见述古堂抄本《内阁藏书目》卷末题署。张萱，字孟奇，号九岳、西园，广东博罗人。万历十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历户部郎中，官至平越知府。著有《西园全集》、《苏子瞻春梦记》杂剧等。

第四篇：《广东新语》成书时间考辨论文

【内容提要】

明清之际人屈大均著有《广东新语》一书，其成书年代史无明文，近人有推测为康熙十七年者。此说实不准确，该书卷28《怪语》部分，记有康熙十九年发生的事情，可见其成书的时间应不早于康熙十九年，【关键词】 屈大均；《广东新语》；成书时间

汪宗衍先生是研究屈大均的专家，其大著《屈大均年谱》将头绪纷繁的屈大均事迹梳理得相当清晰，为后人继续进行有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仍有个别叙述不清、甚至失误之处。这是大醇小疵、难于避免的事情。对此不可指责，而为了推动屈大均研究的深入，将之纠正过来却是必要的。其关于屈大均的名著《广东新语》撰写成书时间的叙述，即是应予辨正的一例。

汪先生著《屈大均年谱》将《广东新语》撰写成书的时间记在康熙十七年，在这一年的记事部分称：“撰《广东新语》二十八卷成。”汪先生作出这一处理的主要根据是屈大均《渎李耕客龚天石新词有作》一诗，称：“《诗外》三《读李耕客龚天石新词有作》诗，为庚申（康熙十九年）客金陵之作，有‘交广春秋我亦成，南方异物多经营’句，乃指《广东新语》，盖成于未北上之前。这里的“北上”，指康熙十八年“秋，（屈大均）从东莞携妻子避地，与郭青霞偕，自番禺越大庾，下彭蠡，至于汉阳，又溯江历大小孤、马当、天门，至南京。”汪先生称“盖成于未北上之前”，用语留有余地，表现出其治学态度之谨慎，但即使这样，从总体上看汪先生的这一处理不能不说是错误的。

肯定汪先生失误的根据是《广东新语》中的一条记事。该书卷二八《怪语》部分，有一条题为“黄宾臣”的记事，其全文为：

有黄宾臣者，字敬而，琼山诸生也。庚申七月至高州，值天大旱，有司祈祷不应，宾臣曰：“凡求雨必得奇门真传，”或异其言，亟报有司往请之。宾臣使取竹片十二为令牌，及大锅一、黑雄鸡一、鹿脯五器以待，明日，于观山寺为坛，宾臣服道衣，被发仗剑，于坛上布罡捻诀，以目视日，竟日不下一睫。明日申刻，果雨，不甚大，观者称其术之神，曰：“未也，俟明日观之。”明日烈日如故，宾臣曰：“此劫数，非独高凉一郡为然，奈何！”有司以其左道讥之，宾臣愧甚。于是至发祥寺，登浮图，居第四重，上下左右，悉以符篆封之。越三日，谓观者曰：“明午雨必至，但从东南来，可保无事。否则当有性命之忧。”因作书与家人诀，明日未时，烈日中狂风大作，宾臣谓其仆曰：“雨从西北方起，不祥，尔当速去。”其仆甫下塔，霹雳一声，雨如注，有老人见一麻鹰，口含火丸，从塔第一重飞入，势甚可怖，须臾霹雳再震，远近闻硫磺扑鼻。驰视之，宾臣僵仆塔外，口存微息，鼻旁与右臂微破，一孔如铖，血流不止。以沸水饮之，不受矣。高州人以宾臣为百姓而死，立庙祀之。

文中所讲之事属于神仙怪异之类，不足重视，但其中所说的年份“庚申”在这里则是应予特别提出的。

屈大均在其著作中，凡遇纪年，关于明朝及明朝以前者，为令读者能得到明确的时间观念，或称某皇帝年间（如《广东新语》卷七《人语·高固》有“周显王时”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200页），或某皇帝的庙号与年号并用（如《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宝剑》有“唐明宗天成中”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396页），或只称年号（如《广东新语》卷八《女语·割股妇》有“宋咸淳十年”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248页；又如《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诸番贡物》有“永乐三年”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388页），或将年号与干支并用（如《广东新语》卷六《神语·罗浮山神》有“淳熙甲午”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184页；又如《广东新语》卷一，《天语·星聚》有“成化丙戌”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7页）。而绝不单独使用干支（《广东新语》卷二五《木语·榕》中有一例单独使用“乙亥”、“壬午”来表示崇祯八年和十五年的情况，那是由于与下文关于清朝的纪年相连这一特殊环境造成的，应视为特例，不应视为在一般情况下对明朝的纪年屈大均可以单独使用干支来表示，参见《全集》第四册第567—568页）；但关于清朝，则仅仅使用干支，而不使用皇帝的庙号和年号等（如《广东新语》卷十八《舟语。大洲龙船》中即以“辛丑之岁”表示顺治十八年，见《全集》第四册第442页；再如《广东新语》卷二《地语·迁海》中即以“岁壬寅”表示康熙元年，以“癸卯”表示康熙二年，见《全集》第四册第51—52页）。屈大均在其著作中，如此处理纪年之事，这是其坚持明朝遗民立场的表现。而在这里，读者们即可由此而得知《广东新语》卷二八《怪语·黄宾臣》中“庚申”之年，当属清朝的某一年。

细读上引《广东新语》卷二八《怪语·黄宾臣》中的全文，可知其所述之事乃为屈大均写作此篇时已经发生之事（这里不论其事因属荒诞而不可能发生，而只是从其文辞叙述所表达的情况而言），换言之，文中所叙事情发生的庚申年，除了属于清朝外，还应属于屈大均所能经历或其以前已经存在过的年份。查屈大均死于康熙三十五年丙午，他所能经历或其以前已经存在过的干支为庚申的清朝年份只有康熙十九年，由此看来《广东新语》卷二八《怪语·黄宾臣》中的“庚申”之年，应当是康熙十九年。

能证明此“庚申”年为康熙十九年的还有地方志的记载。道光丁亥年黄安涛等总修《高州府志》卷12第48页上至49页上《方技》称：

王宾臣，琼州府琼山县学生员也。康熙十九年应贡赴考，侯文宗于高凉。夏秋之交，久苦亢旱，人心如焚，宾臣自称得祈雨秘诀，邑人请祷。七月十二日建坛于观山寺。是日西郊微雨，独不及城。宾臣以为“风过多腥，此妖氛，非所以应我也，得毋与事诸公未必先期斋戒乎！”或戏之曰：“技穷耳，何归咎于他人为？”宾臣取杯水，以片纸画符投之，曰：“饮此则果否斋戒立辨。”卒无敢饮者。当事憾焉。宾臣遂屏人，于二十三日自诣宝先塔第三层，布罡密咒，语住僧曰：“今日必雨，且雷从南来，吾固无恙，若从北来，吾无死所矣。”言未竟，黑云冉冉起自西北，雷声雨势并集。俄顷，塔中烟出，宾臣仰卧以僵。人疑其为雷击死，然绝无雷击痕也。是年，督学道陈肇昌临高考校，闻之，遣官致祭，还额贡以慰之。三十七年，旱，复行祈雨之事，有叙述宾臣始末者，知县钱以塭慨然曰：“为吾民而殒其身，身虽没，其魂魄应留于此也。”因拜於宾臣死所，为文以祭之。随大雨四日。嗣后凡祈雨必请祷焉。

咸丰七年重镌郑文彩等纂修《琼山县志》卷22第21页下至22页上《人物》10《方技·国朝》称： 王宾臣，字敬而，廪生，东岸人。康熙庚辰（《通志》作庚申——原注）七月，赴高州考贡，值大早，有司求祷不应。宾臣言求雨必得奇门真传。人异其言，闻之有司，敦请之。披发仗剑立坛上，以目视日，竟日不下睫。已而果雨，观者称其术之神。宾臣曰：“雨未足，当再祷之。”明日烈日如故，曰：“此劫数也，奈何！”有司士民恳之不已，乃至发祥寺，登浮图四级，土下左右悉以符篆封之，且曰：“明年必大雨。但从东南来，可保无虞，若从西北，则吾命休矣。”因作书与家人诀。次日未刻，烈日中忽狂风大作，霹雳环绕，滂沱如注，有老人见大鹰口含火丸，旋塔左右，势甚可怖，须臾天气晴明，意为无事。及仰视宾臣，已僵立于轰震中矣。州人以宾臣为百姓死，立庙祀焉。有祷辄应，督学陈公为文祭之。以上两个方志所记情节与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记稍有不同，但大体相同，应视为所记实为一事。方志中作“王宾臣”与《广东新语》作“黄宾臣”也稍有差异，但南方人读“王”与“黄”发音无大区别，“王宾臣”与“黄宾臣”也应视为同为一人。两个方志皆把此事发生时间记为康熙庚申十九年（其中一个记作“庚辰”应系误刻，而且原书也作了校注，因而其应可视为记作庚申），无疑为《广东新语》卷二八《怪语·黄宾臣》中的“庚申”之年应是康熙十九年这一判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论说至此，再返观本节开头所提出的汪宗衍先生撰《屈大均年谱》将《广东新语》成书时间记为康熙十七年一事，就可非常肯定地称其为误记。成书于康熙十七年的《广东新语》怎能将康熙十九年发生的事当作已发生过的事情记录下来！看来，《广东新语》一书的撰成，应至早为康熙十九年。至于其时间下限，当为康熙二十六年。确定康熙二十六年为其下限的原因，是根据屈大均给汪栗亭的一封回信。此信载《翁山佚文》。关于此，汪先生的《屈大均年谱》已有极为准确的记载，兹不再赘。

第五篇：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转岗聘用问题考辨

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转岗聘用问题考辨

李卫国

较长时间以来，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转岗聘用问题，不同单位做法不一。本文试图解析政策内涵，分析现实困境，通盘统筹考虑，系统性、整体性地构建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职业发展通道：30岁以下人员，根据职业规划进行资格预备；离退休不到10年人员，实行技术等级（职务）聘任；其余人员，在岗位需要前提下，按照一定条件和程序实行转岗聘用。

本文研究对象为：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或称工人）转换岗位序列聘用（从工勤岗位受聘到专业技术或管理岗位）政策及操作问题。

一、当前现状

较长时间以来，这一问题在实践中有两种认识和做法：

其一，部分单位以国家早已明文停止“转干”、“聘干”，也没有出台新文件规定转岗聘用的条件、程序为依据，不再为任何工勤人员办理转岗聘用手续。

其二，部分单位实行个案解决，只要有工勤人员实际已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工作，就对其实施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或干部级别确认，并兑现工资。

我们认为：从和谐社会建设角度、从人力资源开发角度、从社会公平正义角度，为减少“弱者的抵抗”，应在透彻研究政策轨迹、深入剖析现实困境的基础上，立足于构建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职业发展通道的层面，推出可持续操作的转岗聘用操作办法。

二、政策轨迹

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转岗聘用政策大致经历以下五个发展阶段：

1、建国前后至1956年为第一个阶段

此时，政权初建，百废待兴，大量从工人中吸纳干部成为政策共识。1949年1月，负责干部人事工作的安子文同志报告毛泽东主席：当前首要问题是“数量不足”，提出“工人加以短期训练后，准备当作干部使用”。这一建议得到中央认同。1951年4月，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从工人中选拔干部”被视为“当前干部工作中的重要题课”。1952年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胆放手提拔干部》，可视为这一阶段政策基调。

2、1956年开始，政策开始大幅调整

1956年8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处理取消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保留工资问题的通知》，规定：“今后提拔工人到国家机关或者事业单位工作，必须十分慎重，应该尽量少调”。半年后，1957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今后干部工作的方法的通知》又明确提出：“我们今后的干部工作的方法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就是要从过去大批地迅速地提升干部职务的方法改变为稳定干部职务、提高干部能力的方法”，该通知还第一次规范了工勤人员转岗聘用审批程序：“工矿企业、事业机关如果需要提拔工人当干部，须经市委批准。”

3、“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

这一阶段，未经任何正规程序，事业单位管理、专业技术岗位使用了大批工勤人员，这也就是后来所说“以工代干”，情况复杂而混乱。

4、八十年代初开始，进行整顿、梳理

这一时期颁布的《关于吸收录用干部问题的若干规定》（劳人干[1982]147号）、《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中组发[1983]2号、劳人干[1983]7号）等，一方面允许部分“以工代干”人员正式转干；另一方面试图接续“文革”前政策基调，继续强化干部任用的审批程序。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细化了录用干部的资格条件，如政治思想合格、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具有一定知识或能力、身体健康、年龄二十五岁左右等。

5、1987年前后，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并逐步定型

1987年，党的十三大针对“现行干部人事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重大缺陷”，如“‘国家干部’这个概念过于笼统，缺乏科学分类”等，第一次系统提出制度建构思路：“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对于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笔者注：十三大报告在此处没有使用“干部”概念），提出“原则上由所在组织或单位依照各自的章程或条例进行管理。”

此后，随着《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中办发[2000]15号）等文件颁布，单位自主用人、人员自主择业、公务员公开招考、事业单位人员聘用等体制机制改革逐步落实到位。“工人”、“干部”作为语词的所指失去了身份意味。《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严肃干部人事工作纪律有关问题的通知》（人发[2001]88号）最终规定：不再进行“以工代干”、“转干”审批工作，而是按照规定条件，通过公务员公开招考或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竞争上岗。

2006年，《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国人部发[2006]70号）、《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实施意见》（国人部发[2006]87号）出台，制度改革全面推行，为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彻底转变提供了政策依据。

三、基本结论

回望前述政策轨迹，可以得出四点基本结论：

1、从来没有一个条文禁止工勤人员转岗聘用

这里要破除两种误解：其一，国家明令停止代干、转干、聘干，就是不允许工勤人员转岗聘用；其二，岗位设置与管理制度是重新按行政级别、专技职务确定工资待遇，没有职务、职称，就只能执行工人工资。从上述政策轨迹看，即使第二个阶段国家对工人转干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其初衷也并非禁止，而是为了避免混乱。1987年以来的政策目的也绝非固化人员身份，恰恰是要破除身份管理，把这项工作纳入事业单位自主用人、实行岗位管理的范畴。

2、工勤人员转岗聘用必须规范程序，公开公平

建国初期，工人聘用干部政策的遴选标准与程序付之阙如。到了第二个阶段，就多了严格使用，上级审批的程序。在《关于吸收录用干部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更详细规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或同等学历”等四项条件。新近政策不再明文规定程序，这并非忽视，而是因为自主用人权授予单位后，程序规范、资格条件等已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3、工勤人员转岗聘用最终归结点在于岗位聘用制度

梳理工勤人员转岗聘用政策轨迹时，我们暂时“遗漏”了聘用制干部政策。聘用制干部政策因其一方面具有岗位聘用特征，但另一方面又强化了身份属性，所以聘干本质上是过渡性政策。正因此，人员聘用政策开展较早的上海、福建、江西等地2001年就停止执行，其他地方，如北京、安徽等，到2007年也都停止了聘干。这正是国家出台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岗位管理制度的时间。

4、退休、社保等配套政策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全跟上

根据《关于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有关工资待遇等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国人部发[2004]63号），“对由工勤岗位受聘到专业技术或管理岗位的人员，在专业技术岗位或管理岗位聘用满10年且在所聘岗位退休(退职)的，可按所聘岗位国家规定的条件办理退休(退职)，并享受相应的退休(退职)待遇。”满10年的说法，似乎还脱胎于聘用制干部退休待遇的规定。据此，对那些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工勤人员，一般不宜再实施转岗聘用。否则，人员退休（退职）时将面临待遇调整、女职工退休（退职）年龄确定等棘手问题。

四、现实困境

虽然工勤人员转岗聘用在国家政策层面已基本没有阻碍，但只有具体相关管理部门破解下列思维，才能顺利推进政策：

（1）片面理解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不能以科学发展观从全局考虑，以稳定求稳定，无所作为。搁置、漠视部分工勤人员实际已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岗

位工作但仍按工人身份兑现待遇的客观现实，不回应群众关切，群众观点淡薄。经常用“国家已经停止聘干、转干”敷衍了事，不了解、不执行岗位聘用政策。

（2）简单思维，按照所谓“惯例”，以学历、经历认定人员身份，比如将大中专以上毕业生视为干部，高中及以下毕业则作为工人。但事实上，我们查阅文件发现，国家政策对此并没有强制性统一规定。《关于吸收录用干部问题的若干规定》对学历的要求仅为高中以上或同等学历，或具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而根据《关于实施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劳人薪[1985]19号），初中毕业也可能在管理岗位并执行相应待遇。

（3）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执行强制性文件，忽视指导性文件。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指导性文件一般用“关于某工作的意见”为标题，对于需要假以时日完成的一般用“逐步完成某工作”来布置。部分单位看到“意见”就拖延，凡是“逐步”就踏步。

此外，我们也应看到，部分职工的心理感受，也影响了转岗聘用政策的推行。例如，有的工勤人员本人仍然具有比较浓厚的身份观念，甚至认为能够转岗聘用就是高人一等，没有转岗聘用就是低人一等，这就不能从实际出发，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

五、操作难点

1、（管理和专业技术）岗位甄别

哪些岗位属于管理岗位？哪些岗位属于专业技术岗位？单位水电维修、施工由社会力量承担后，原水电科工勤人员不再直接从事具体操作，转而承担监督指导、设计规划职责，他们是否属管理或专业技术岗位了？

现有政策条文在具体施行中还是有些模糊、两可。以管理岗位为例。《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规定：“管理岗位指担负领导职责或管理任务的工作岗位。”但显然，前述水电科工勤人员等工作人员似乎难以定为管理人员。另外，也不能把党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都视为管理岗位，其中文件印制、收发内勤等还是列入工勤岗位为宜。

2、社会化后勤单位工勤人员是否纳入改革范围

事业单位已实行社会化改革的后勤、产业等单位，部分“老职工”仍为事业编制，其养老金计算方法目前与企业单位不同。由此：

一方面，原则上，这些单位不宜再划入事业单位转岗聘用政策范围，应当自主实施岗位聘用并兑现岗位待遇。但这样做，可能影响其职工退休待遇；

另一反面，具体操作中，为保障相关员工切身利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将其纳入政策范围也不为过。但如此一来，工作复杂程度必将大增。

3、政策衔接与配套

至少包括：工勤人员转岗聘用与本单位人力资源规划、人员招聘、管理职务晋升、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基本工资层级套定等政策的衔接；以及工勤人员职业发展规划、社保变更、退休退职、档案管理等政策的配套。

六、政策建议

为稳妥推进改革，有必要立足实际情况，通盘统筹考虑，系统性、整体性建立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职业发展通道。

以转岗聘用政策为中心，我们可以划两条“线”：首先，根据两项现行（今后较长时间尚不会改变）政策：其一，退休（退职）年龄标准；其二，工勤转岗聘用满10年且在所聘岗位退休（退职）才可以享受相应的退休（退职）待遇，建议：以距离退休年龄满10年划一条线。其次，从职业规划的角度，建议：以年满30岁再划一条线。

这样，工勤人员群体可分三“段”，区别对待：

1、“设闸蓄水段”： 30岁以下工勤人员，建立个人职业规划，并进行相应培养和资格预备

包括：鼓励其提高岗位工作能力，并在业余时间进修学历、参加职业技能鉴定等。

2、“分流泄洪段”：男50岁(女40岁)以上，实行技术等级(职务)聘任

为此：（1）根据国家关于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设置的结构比例，合理确定本单位各层级岗位数量、基本条件、破格条件等；（2）建立、规范相应岗位聘任程序，其中，一至三级可实行“集中申报——专家会议评审——结果单位公示”；（3）对在岗位工作中取得突出业绩的工勤技能人员，组织评选服务之星、技术能手等，并给予奖励。

这个办法，为年纪较大（一般学历也较低）人员畅通了发展通道，更为推出转岗聘用政策起到分类泄洪作用。

按照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技术工一级的岗位工资标准，高于专业技术岗位八级而低于七级，高于管理岗位六级而高于七级。易言之，高级技师的岗位工资，处于专业技术岗位中级职务较高水平；处于管理岗位处级副职和科级正职之间。而往年转干、聘干人员，其专业技术职务一般为中、初级，管理职务一般到科级。所以，基于理性判断，事业单位距离退休不到10年的工勤人员，应该能够认同更具可行性、且工资收入并未受损的技术等级（职务）聘任这一职业发展愿景。

3、“导引治理段”：30岁以上，男50岁(女40岁)以下，岗位需要前提下，按照一定条件和程序转岗聘用

为此：（1）进行相关岗位性质分析，必要时，制定岗位说明书，清晰描绘各岗位职责、任务、性质等，涵盖所有相关职工，同时杜绝因人设岗；（2）盘活人力资源存量，把工人转岗聘用纳入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体系通盘考虑；（3）确定转岗聘用基本准入条件，如学历以大专为宜，略低于新进人员录用条件；同时更侧重能力，要求应聘人员提供证明本人管理或专业技术水平的材料，如起草的制度文件、参与的学术课题或研究论文等；岗位表现，参照过去三年考核结果及当前综合表现；（4）具备以上基本准入条件人员，纳入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管理职务聘任既定政策执行。

这个办法，若在前述技术等级（职务）聘任制度施行半年后再行推出，能够确保政策推进更加稳妥。

这里，各单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权衡决定的问题尚有：是否允许原有“工人”身份的新录用人员直接聘用到管理或专业技术岗位、是否设定转岗聘用的数量或比例限制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