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的研究

第一篇：民间文学的研究

民间文学的研究

作为学科的民间文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人民大众的口头文学创作，如神话、传说、故事、史诗、叙事长诗、歌谣、谚语、谜语、歇后语、民间说唱、民间小戏等，这决定了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必然是田野调查和文本研究的结合。

田野作业，又称野外作业，或田野调查，是与案头作业相对应的到被调查对象所在地搜集实际资料的方法，是一种直接进入自然生态环境或社会文化环境进行观察、了解、记录、调查的方法。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和展演性的特点决定了民间文学的研究必须有田野调查的参与。田野作业要求研究者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努力和当地人融为一体，尤其要参与观察当地民间文学演述的全过程，使自己能够真正地感受和体会其中的精彩和美妙。通过田野调查，研究者可以切身感受到鲜活的民间文学形态，了解某种民间文学形式和作品诞生的自然环境、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从而进一步认识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变迁及其继承与发展的过程。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案头的文本研究同样是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除了可以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查阅和学习，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为进一步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打下基础外，通过对前人整理的民间文学采风资料的研究，可以对研究对象有较为系统和整体的把握，从而帮助研究者确定研究的中心问题和基本的研究方向，从而为后续的田野调查工作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此外，对于大部分研究者来说，田野调查的时间和可调查的地区都是有限的，往往只能关注某一种或几种特定的民间文学形式和作品，在研究的覆盖面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配合调查所进行的文本研究就是对此必不可少的补充，它可以使研究者利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在空间跨度上，能够将研究对象进行跨地区甚至跨国度的对比，在时间跨度上，能够了解研究对象的历史沿革从而对其发展过程和原因进行分析。目前民间文学的研究基本可以划分为搜集整理和研究评论两大板块，在研究和学习民间文学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学会基本的民间文学的评论鉴赏方法，也要了解如何进行民间文学的整理和保护工作，对于一个合格的民间文学研究者来说，二者缺一不可。当前，民间文学的研究有几个较为热门的领域。第一，是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者能够更好地发现民间文学的从性质和特点，以及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民间文学的联系，找出它们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对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既可以是跨国、跨民族的文学比较，以探究世界各地区文化的共性和不同及其原因，揭示出其中包含的规律；也可以是跨学科的横向比较，综合宗教、民俗和文学的知识，考察它们的异同之处及其联系，以更好地揭示这几种民间文化事象的特质，探求文化演进的轨迹。第二，是历史地理学派的民间叙事文学研究，通过研究和整理某一故事的丰富异文，历史地理学派的研究者得以将它们解析归纳出若干亚型，并对其中包含的历史地理因素进行探析，从而还原一个个故事类型完整的生活史。第三，结合文化人类学进行的民间文学研究，通过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吸收其文化研究中积累的丰富成果，研究者可以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广阔视野来考察民间文学，从中探求具有普同性的文化要素。第四，即民间文学的评论研究，通过对相关民间文学作品和相关语境材料的收集整理，结合文献记述和田野调查成果，研究者得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与综合比较，从而从中引申出相应的科学结论来。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哪种民间文学研究，都需要文本研究和田野调查两种工作方法的综合，各研究领域对这两种研究方法只是侧重不同，而不能专门使用一种方法而摒弃另一种方法。在当代，一些学者认为过度重视田野调查使得民间文学从对象到方法皆与人类学、民族学等强势学科重合，无形中消解了民间文学的特点，被边缘化乃至于涵化，因此呼吁“告别田野”，然而，因为过度关注田野而彻底放弃田野，本身也是令一种极端。不可否认，在当代民间文学界的确存在一些研究者将民间文学在生活中的展演而不是民间文学本身看作本体的问题，而在研究方法上随之出现偏差，过于重视田野作业，忽视文本研究。但长期的民间文学研究实践经验都表明，由于民间文学这一艺术形式其本身的特点，田野调查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民间文学研究的是“活的”，口头的艺术，而非“死的”，以某种形式固定下来的艺术，因此，摒弃田野调查的主张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田野和文本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田野作业的特点是具体、直观和感性，关注的焦点常常是民间文学作品的语境而非作品本身；文本研究的长处是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共时、历时的比较，便于形式分析与抽象思维。可以说，文本是民间文学作品传承的本体,语境是民间文学作品文本的实现途径，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既要关注文本，也应考虑其实现的语境，因此，在研究中，田野工作和文本工作都是不能缺失的。

第二篇：西汉文学研究

西汉文学研究

摘要：西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而这一时期文学领域里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士不遇”文学主题的凸显。由于“不遇”文士身份的不同，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遇”之情绪也有差别。西汉“士不遇”文学主题的突出，既与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从而引起的士的地位变化有关，也与士人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意识和中国文学中的“风雅”精神有关。

关键词：西汉；士不遇；主题；风雅

“士不遇”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比较常见的一大主题。自从屈原《离骚》、宋玉《九辩》以来，在绵延的文学历史长河中，此类作品可以说是代不乏作，历久不衰，并且涉及到诸如赋、散文、诗歌、词乃至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统观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西汉时期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特别多，十分引人注目。西汉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强盛之世，却产生了如此多的“士不遇”作品，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下面我们试就这一问题加以简要分析和探讨。

一、西汉“士不遇”主题文学作品鸟瞰

西汉时期，去战国未远，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最终自沉汨罗江以明志的悲剧性命运，很容易引起西汉士人的同情与联想，因而汉代的“士不遇”文学作品往往是从吊屈原开始的。贾谊的《吊屈原赋》是汉代最早的凭吊屈原的文学作品。贾谊少年得志，受到文帝的赏识，擢为太中大夫，但因受到灌婴、周勃等人的谄害，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路过湘江时，很自然地想到了与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屈原，便创作了此赋。在赋中，贾谊对屈原的遭遇扼腕叹息，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圣贤逆曳兮，方正倒植。”“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极其强烈地抒发了志士不遇的悲愤，谴责了黑白颠倒、小人得志、俊才遭弃的社会现实。这篇赋名为吊屈原，实则自吊。在贾谊《吊屈原赋》的影响下，西汉文人纷纷以凭吊屈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士不遇”的情怀或对“士不遇”这种社会现实的认识与理解，如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以及扬雄的《反离骚》等等。东方朔在《七谏》中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对于屈原选择以死来抗争的方式并不认同。篇中曾提到“怀计谋而不见用兮，岩穴处而隐藏”，“经浊世而不得志兮，愿侧身岩穴而托”，这就表明东方朔思想中有着较为浓重的归隐意识。无独有偶，扬雄《反离骚》篇末云：“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溷渔父之餔歠兮，洁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遗。”同样对屈原自杀明志的行为颇有微词。在汉初，黄老思想大盛，即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道家思想并未销声匿迹，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汉士人。因此西汉士人除了受到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思想影响之外，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还有一些作品，是通过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现“士不遇”这一主题的，作者的愤懑之情充斥其间，使作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汉代这类作品的肇始。此赋大约作于作者晚年居家之时，赋中的“不出户庭，庶无过矣”正是其待家避罪的心灵写照。汉武帝时，董仲舒与公孙弘同治《公羊春秋》，公孙弘的学问不如董仲舒，但由于善于奉承，而至公卿之位。董仲舒心里不服，认为他是阿谀得宠，公孙弘怀恨在心，建议汉武帝使其相胶西王，妄图借胶西王之手加害董仲舒。虽然胶西王善待董仲舒，但董仲舒恐时久获罪，便称病辞官，居家至死。董仲舒在此赋的开始，“首先高扬了‘士’之独立存在的价值”[1]，认为“士”之所以“不遇”，是因为既“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又不“屈意从人”，此后对黑白混淆、世道幽昧的社会现实作了批判。鲁迅先生曾评价此赋说：“虽为纯粹儒者之言，而牢愁狷狭之意尽矣。”[2]在中国文学史上，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第一次以“士不遇”为题目，并把它作为独立的重要主题来论述的文学作品，尽管其文学价值不算很高，但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篇赋的直接影响下，司马迁创作了《悲士不遇赋》。这篇赋并“没有对‘个人’的不遇表示什么悲切的看法，只是对‘士不遇’类于概念化的表述”[3]。而司马迁直接表达自己的愤懑不平之气与不遇情怀的则是其《报任安书》。在这封给任安的信中，司马迁声泪俱下地叙述了自己忠而获罪以至遭宫刑的悲惨遭遇，以及无法“推贤进士”以尽职责的尴尬处境。

此外，汉代还有一些“士不遇”主题作品是通过主客对答的方式来表现的，如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等。《答客难》中，客人向东方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战国时期的张仪、苏秦之流，凭借自己的纵横之术而践将相之位，而东方先生学富五车，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东方朔以时迁事异来回答：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为了生存与壮大而礼贤下士；现如今，“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由以上观之，在西汉盛世的文学作品中，抒发怀才不遇之感与不平之气并非个别现象，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士不遇”文学主题的凸显。“这充分说明悲士不遇已成为西汉文士对自身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的否定性情感体验。反映了‘盛世’对人的压抑情况。”[3]

二、汉代“不遇”文士的身份探析

东汉班固曾在《两都赋序》中说：

故言语侍从之士，若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文选》卷一）

由此可见，在班固看来，西汉擅长文章的作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侍从之士，另一类是公卿大夫。这两类人都创作过“士不遇”的作品，而这一文学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西汉以经术取士，很多通一经或数经的士人地位显赫。“如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为汉武丞相。倪宽为廷尉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遂见重。以议封禅贡谀，为汉武御史大夫。张汤为廷尉，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武帝又使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治淮南狱，以《春秋》断于外，不报，天子皆以为是。”[5]精通经学者，都被统治者视为栋梁之材，并给予一定的职位以尽其材，但宦海**险恶，总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重用。这些未得到重用的公卿大夫所写的这类“士不遇”作品，有着浓烈的愤懑之气。像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主要宣泄的就是那种无法施展自我才华的抑郁不平之气和对于小人得志的愤慨。因为他们有经天纬地之材，也有大施宏图的心志，但总是受到别人的排挤与陷害，于是只能“不平则鸣”，通过文章来宣泄自己的不平之气。然而对于东方朔、王褒等这些侍从之士来说，他们在统治者眼中只是视如俳倡。他们被“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司马迁《报任安书》），在皇帝身边，只供“诙啁而已”。时人称东方朔“口谐倡辩”、“应谐以优”（《汉书》卷65《东方朔传》）。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緤黩贵幸”，自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汉书》卷51《枚皋传》）；又《汉书》卷64上《严助传》称“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在汉代帝王中，大约数汉宣帝对辞赋的评价最高。他不仅视辞赋为娱乐的工具，还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既有“仁义讽谕”的作用，又能帮助人增长有关“鸟兽虫鱼”等博物的知识（《汉书·王褒传》）。尽管如此，当有人批评汉宣帝爱好辞赋时，汉宣帝称赋家“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实质上他看待赋家依然等同倡优。因而西汉那些不通经术的文学之士，在政治上毫无前途可言，根本没有一展“治平”宏图的机会，而他们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这些人所创作的“士不遇”作品，抒发的是“时不我遇”的无奈之情，而不是遭受别人排挤与陷害的愤懑之情。

三、“士不遇”文学主题凸显的文化成因 西汉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在文学领域“士不遇”主题却如此明显，这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它既与封建专制制度确立、皇权膨胀从而引起的士的地位变化有关，也与文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大多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有关。

西周时期，“士”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中最低的一个等级。进入战国以后，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局中，西周以来严格的等级制度逐渐被打破。作为介于贵族与庶人之间的士阶层，便成了庶人上升与贵族下降的中间地带，因而士集团不断扩大。并且在等级制度崩坏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士人所拥有的知识与职守分离，从而使士阶层从统治集团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智能阶层。士阶层作为智能阶层崛起之后，便形成了与以各国诸侯为代表的权势阶层相对立的政治局面。智能阶层代表着道统，而权势阶层把持着政统。智能阶层以自己的思想为思想，以自己的立场为立场，从“道”不从君，自觉地把道统凌驾于政统之上；而权势阶层也需要道统的支持来加强其权力的合法性。因此，“战国时期的知识阶层自重有加，争取和王侯之间保持一种师友而不是君臣的关系”。如从《史记·魏世家》所记载的田子方与文候太子击的对话，就可以见出当时主与客是一种比较民主的关系。太子击在朝歌遇到魏文候的老师，引车回避并下车拜见，而田子方却不以适当的礼节应对。太子感到不高兴，便问：“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田子方答道：“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履然，奈何其同之哉？”类似的例子在战国时期可以说不胜枚举，如《淮南子·修务训》、《吕氏春秋·期贤》中记载的魏文候过段干木闾，未尝不轼，以及《战国策·齐策四》所记载的齐宣王与颜斶的辩论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战国士人在直面世君时，有相当的主体性，敢于与其争辩。当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一国不能实现时，士人便另投他国。“合则留，不合则去”，“士无常君，国无定臣”，此时的士人不存在遇不遇的问题，此处不遇可以遇于彼处。当然，士人这种主体选择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士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依靠某一位“知己明君”。因而，“先秦的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和现实政权已有相当的依附性，正是这种依附性，对他们的人格气质、文化心理及精神生产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7]。由于这种依附性，孟子理想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存在。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士人对政权的依附性逐渐增强，甚至产生了某种奴性。

士阶层的黄金时代——战国逝去之后，随着秦汉中央专制制度的建立，皇权的膨胀，士人阶层所受到的束缚日益加重，尽管在汉初的一段时间内，诸侯王拥城自治，罗致人才，形成了士人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当时的文士司马相如、枚皋等都有客游诸侯国的经历。汉景帝削平七国之乱后，藩国势力大大削弱，尤其是汉武帝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中央专制，大一统形态逐步强化。汉武帝也注意招徕各诸侯国的士人为己所用，司马相如等人逐渐聚集到皇帝身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士人无论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还是为实现对现实的干预，只能入仕为中央朝廷服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而先秦士人已具有的对王权的依附性，在此时空前加强。原来的主客或师友关系变为纯粹的君臣关系，皇帝高高在上，而臣下只能匍匐在君威之下，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力。司马迁只因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便不得不面临遭受宫刑的惩罚。在这种情势下，汉代士人对专制政治普遍感到一种压力，汉文帝时贾山《至言》中说：“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断者；万钧之所在，无不靡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君对臣“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东方朔《答客难》）惶恐隐忍，便成为西汉士人普遍的情感心理状态。西汉文士对战国士人优游于诸侯之间，甚至弄诸侯于股掌之上的风采，何其钦佩与羡慕。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于是对比之下西汉士人心里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并且汉代的士人与先秦诸子一样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精神，梦想位至将相之尊，然而西汉士人若想实现自己的价值，途径只有一条即得到皇帝的赏识。但要得到皇帝的赏识何其难，皇帝也是一个凡人，他对周围人事的看法受到种种的局限，况且还有官僚重臣的弄权，就像贾谊被周勃等人谄害一样。所以西汉的士人要想“遇”，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不容易的。战国时代一去不复返，士人又在现实中常常遭到种种不平，他们便通过文学创作来宣泄这种对美好时代逝去的失望与自己

[6]的牢愁。这样，西汉时期的“士不遇”文学作品便应运而生。

“士不遇”文学主题，战国时屈原的《离骚》、宋玉的《九辩》已肇其端。但到了西汉文士手中，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才蔚为大观。其实西汉的“士不遇”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继承了《诗经》的“风雅”精神，因为西汉的文士有关注现实的热情与强烈的政治意识，他们通过文学作品来抒愤，也委婉曲折地批判现实的不公正。西汉的“士不遇”作品同汉乐主悲一样，弥漫着一股感伤的情绪，对后世的“士不遇”主题文学有着不小的影响。学而优则仕。入仕参政几乎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而由于时代环境、用人制度以及个人才能等诸多因素，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是众多士人的共同遭际。在“不遇”感的驱使之下，他们发愤以抒情，不断创作出“士不遇”主题的文学作品，乃至形成了中国古代千百年来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学传统。

参考文献：

[1]徐国荣.中古感伤文学原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A]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徐国荣.中古感伤文学原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池万兴．从西汉“士不遇”赋看西汉文士的“不遇”现象[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5，（4）． [5]钱穆．秦汉史．北京：三联书店，2004．

[6]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万光治．汉赋通论[M]．成都：巴蜀书社，1989．

第三篇：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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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读后感

前言

时间不是没有重量的。——王岳川在前言中这样郑重的抛出了一句时间决定后现代文学的始由。不可否能作为研究学者，研究历史延续的渊源就来至于那不可停息的时间的脚步声中，文学跨度了几个世纪。在历史浪潮的汹涌下，以及在整个世界糟粕了战争的洗礼，文学经历了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以及现代主义的演化，最终走向了一期强烈纷争的时代——后现代主义时期。

是的，时间不是没有重量的。随着她悄然或惊世骇俗的分秒流转间，人的意思形态、文化观念、价值体系都在我们无法逐戈的潮流中，用着文化这一广泛的视野告示后现代主义的推进，忙碌的人们已在这种思潮的涌动里，麻木的行进短暂的人生。

高瞻远瞩的学者们在世界的论坛上开演了一幕幕舌唇之战，好吧，让我们随着王岳川敏锐清醒的头脑步入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研究殿堂，领略这生生息息的文化思潮横扫整个文化领域时，裹挟着的浸渍了人类精神领域的虚无主义，感受这20世纪思想舞台上愈演愈烈的真实与虚妄的冲突。

或许我们从中得取不到什么，也因生活的忙碌来不及感受什么，或许在匆匆碌碌的行走间，后现代主义就消散在我们步伐后滚滚的红尘，可我们无可否认它的存在和对这个世界最深切的印记，在你闲暇之余，可否品读王岳川引领你走进的怪诞却又真实存在于我们四周的后现代主义？！

正文

我无法清晰的表达是文学表现了哲学，还是哲学指引文学的路途。就像谁也说不清是鸡蛋先于母鸡，还是母鸡先于鸡蛋，谁也道不清，谁也讲不明。

时代的推进，精神意思形态的转化，主义的演化，价值体系的更迭，生于后工业社会的我们，在历史潮流沉淀基石上，我们不得不有自己真实的面目展现我们别于先人的遗留的遗迹。

因此，后现代主义随着历史脚步拖延到20世纪50年代末超越现代主义文化，走向了以文化断裂的方式获得了对现代文化反动的哲学话语，并宣告人类数千年来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正在和将要经历重大的历史变迁的时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时代。

这个题目很大，对于王岳川将近三十余万字的演说，我无地自容，就于几千字的读后感来涵盖他的内容，我也无力磊述，只能就着自己思绪的澎湃，写些他对后现代研究总体的一种概括，以及我一点点小小的感悟，在电脑前准备写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无任何的感念可言，这是我性格致命的弱点。

在由头不稳的叙述间，请见谅我文字的紊乱，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共同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对于后现代主义无法抑制的浓厚的探究精神，这就足够了，不是么？

翻阅开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目录，十四章大大的黑色标题就赤焰得令我头脑炫目，且让我在细细浏览一番，此刻的我实在没有这样的底气去叙述这么沉重的时间凝集后的文学，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其实要继续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呵呵，先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不亚于大学毕业时的论文，或者还盛于其所涵盖的纲要。

在看过《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而后，回过头来细细品读它的目录，我惨痛的得出一个结论：

在一路细细的看过之后，竟然还不如此刻从整体看概括的目录来的清晰明了，这是我读文学之论等书籍时的个性所在。

对我并不清晰了解的事物总是大头大脑的先从高深的事物着手，而后就好在别人面前大大咧咧的说着文论的言语，好了先不说我读书个性的使然，且该说说中心——有关该书的整个框架和我能说的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一切。

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就我的思维逻辑，整个十四章可以分解为三部分来读（呵呵，感觉像议论文的架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第一部分展示了后现代主义总体的时代背景和整个精神脉络的对抗；

第二部分则通过后现代的各个集成部分（包括知识境况、哲学文化、文学理论、审美思维、诗学代表及写作模式）来充分详细地与读者分解后现代的意思形态及现状；

第三部分就是处在后现代主义引导的后工业社会里的我们对后现代主义深深地反思、分析及对思潮的走向的概括。

全书以一种平静的思维方式来书写，有点类似教科书，却在我看来更是以一种对话的口吻引领着我走进奇妙的后现代主义时代的世界里，自自然然的就走了进去，或许因为好奇，更多的是王岳川精密思维的讲解，才能让我一步步的走进。

汗颜！我并不具备王岳川如此强烈的逻辑思维能力，面对这一时代凝集后沉淀淀的厚重的文化现象，没有清醒、坚毅和准确的思维逻辑是无法洋洋洒洒的写上三十余万的研究论书的。

所以我也只能在自己理解的思维情况下，尽力简单明了的态度来展现后现代主义的概况。

许多体系（无论是物理、化学、数学、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一旦以一种教学态度来构造的时候，就无法摆脱正常洗礼的模式范畴。

因为制定一个标准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在习以为常的标准模式下却接受陌生的事物，虽然这些事物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却总是要通过正统的体系展现，才能让人们看清了解和接受。

无一例外的，王岳川也是以非常系统严谨的态度来探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虽然后现代主义本身总是以常人无法理解的文学形式来展现它别于以前任何时代的文学，以中国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先锋文学为例。

这种文学现象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我们所面对的历史符象的多元性以各自的方式强调了历史终结的普泛化和启蒙观念的衰微。

很显然，那个时代的文学先驱们走的历史前沿的边缘，直至无力后来者的接纳，就消失在滚滚红尘泛起的迷雾间。

或许是他们在文革时期成长起来那种对创伤性敏锐地把握与触动，使得他们在这种记忆痕迹的无意识深处留存了恐怖的原话语的袭击。

悲哀的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大多弃文从商，风风火火的经济浪潮席卷了人们感性的认识，麻木的在金钱面前颓然的度过了年华，这是一个文化漂泊的时代，世人的不解大大刺激了本已伤痕累累的心灵，和着那个时代的摇滚悄然的隐退了。

王岳川并没有在他的研究中加入中国的文学现状，只是一种遗憾吧。不可否认，或许中国的先锋文学正在悄然的迎来她的第二个春天。

后现代主义是信息时代的产物，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曙光的感召下，膨胀化的信息时代也预知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大地的扎根。

我本人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意思形态里，开始接触了这个时代追逐先锋文学的人儿，从而对后现代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也幸运的那么恰巧有机会接触到王岳川在九十年代初撰写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这是一种命运的使然，我无从解答，就如随着时代的召唤而形成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景观一样。

后现代主义是风靡着整个欧美的文化思潮，它裹挟着各种先锋性、多元性的哲学观念、美学理论和艺术流派，使得清晰描述变得如此的困难，但我们澎湃的心灵无法阻隔的要透过它那“耗尽”般的喧嚣和骚动，去窥视其主要的理论特征。

它的整个理论特征由于它所呈现爆破的文学状态一样，疯狂的反对现阶段历史陈迹下的各种理论立场。它强烈的某种内在逻辑或内在动力所主宰而形成的分歧在基于反中心型、反元话语、反二元论、反体系性的思维向度里，以反认识论、反本体论的立场，呈现了后现代这一反体系的时代，构成了它独特鲜明的理论特征。

一种灵魂裸露的逻辑意识形态成为了后现代人“耗尽”之后的准确的写照，也正是它在表面上同现代主义相对立的境况下，却无意在实质上承接了同现代主义相类似的当代西方“焦虑”、“无言”痛苦的畸形表达，光怪陆离的展现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到来，及渗透在每一个后现代人的心灵而后堕落一地的丕痫的惊恐中。这个时代已经来临，向走向现代化的华夏提出了挑战，现代的我们是否做好准备迎接这一新历史交界的可

能呢？

期待......时间不是没有重量的。我依旧情不自禁的想起这句话，对我来说，这是全书中最有分量的话了。我说不清自己是带着怎样的情感投入到王岳川漫长的叙述。

路崎岖而蜿蜒，或许是由于路的每一个端口都是极其美丽渲染的风景线吧，每一个端口上矛盾冲突的较量所喷发出的激昂与漩涡都让我迷醉而又混沌，我现在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为何要研究这些了，意义呢？ 谁也没法把握，就像后现代主义呈现出的状态一样，在纷争中我们得到是一个又一个的纷争，有时候真想偃旗息鼓，让他们吵，让他们闹去吧。哇，这话说得大了，毕竟他们是万人仰慕的哲学家丫。也说得远了。还是回来继续说说让我着迷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后现代主义能如此出现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有人批判，有人响应，也有人无奈面对它的真实存在。这一切都归根人的本性吧和历史不可扭转的进程。

哎呀，思想忽然乱了，或许我从就没有平静过，面对这么庞大的解说，我总是一语还休的矛盾着、解释着、解构着我混乱的思绪。或许我也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不像以正统的形而上学的构架去展现后现代主义在我内心的样子，有一个准确的模样么？我不太明了。

好了，该说的还是要说，我解脱不了这样的束缚——自我的捆绑——自我述说的欲望。

任何一种主义的存在都是以某种学说呈现出来了，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命脉的起始应归结于解释学说。在经历了几代哲学精神运动的奔波，我无从得知这一历程过后，为何就以解释学说为起源掀开了后现代主义的序幕。历史的长河久远漫长，而个人生命历程的短暂，还有现实社会的迷乱，都让我们无法追根逐源的忙乱回溯，只能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靠着他给予的高度，去接触我们脚底深厚脊梁、去展望我们未知的可能。

而此刻的我，品读过后的静静思索或许是对巨人坚实的臂膀最亲昵的抚慰吧，从中我得到是更大更强有力的震撼，因为我真切地接触这臂腕的伟岸。

完了，一到夜晚，我的思路就容易走进一种形象的思维，无法正确的投入到理论解说的轨道。嗯，尽力吧，因为我还想说。

解释学直译中我们就可得到是从解释角度来重新审视我们的目的文学。哲学解释学（以伽达默尔1960年发表的《真理与方法》为其标志）剔除了对原有对象简单一元中心论的客观再现，而更多的是从多方位的解释以对话形式体现意义的不确定性，是一种作者与读者交融的互助解释。

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从整体性到多维性，从客体性到主体性，从空间性（本质）到时间性（历史）的转折，划出了现代精神与后现代精神的界限。

读者在面对对象的时候，解读的过程各自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循环往复的和个人语言游戏、主观偏见及审美观的差异，都带了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广泛性。从这我感觉到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离我们盛远的哲学家、文人，更多的是我们读者自己本身。

我们通过内在的思索分化，对本源存在多元互动的感悟，及我们自身语言的不统一，成就了我们对自身与对象的解释以及对不解结论的循环理解，太多的不解又造就了更多的理解，从而这一矛盾的现象就体现在是读者本身的作者的语言游戏中了。

解释学混沌的告诉我们这一现象的真实存在，也展示着后现代主义启蒙的到来，但却无法用无穷变化的解说回答来打破对理解是何物的一种描述性的内在循环。

尔后读者颓然的放弃了解释的立场，以接受者的姿态去面对文学对象。读者在接受活动过程中，重获了一种清新自然的求新求变的快感，以及与文学交流中一种再接受后自己与作者交流的再创造，因此新思路不断地涌现，呈现出了以读者为中心论的接受美学。

审美经验也再一次展现了读者在审美愉悦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解放并自我确证，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经

验方式，使人性从日常生活的麻痹猥琐和习惯偏见中解放出来。

然而，解释—接受理论依旧是以罗各斯中心主义从现实的角度去理解过去和把握未来的理解历史性，无法摆脱人类以一种终极价值认同感去展现真实的愿望。似乎有赶不上后现代主义快速步伐的进程，于是一种新的后现代图景出现——解构策略，在与之不断批判的过程中浮出水面，占据了后现代前进的方向。解构理论（代表人物德里达）摆脱了单一狭隘的思想背景所无法展现一个哲人全部思想轨迹以及向传统挑战的真实动机。是的，我们总是批判，总是想摆脱旧有的束缚，找寻到一种全新真实的理性的言说去解释历史进程中的我们。

然而，历史的淘汰并非单纯的取消。好吧，就让我们在解构的过程中，感受这已构成后现代精神的底蕴和基色的解构理论。

其实面对解构理论，我真不知道从何下笔，解构理论的涣散及解构他者即自我解构的统一性，还有主体隐退而结构凸现的表征，以及它肆无忌惮的对整体神话的破灭和对语言中心论的消解，和它自身瓦解在场的解构策略，都让我迷失中心方向去进行论述。我极易沉静在别人呈现的意思形态中而无法自拔。

好吧，或许你已经在我简短陈述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什么，我无力解述，只好在王岳川的一句结论性的区别话语里，结束今天我个人的思索吧。

立足于对本文的解释，并为了交流而重设理解的历史性，这就是伽达默尔。

立足于对本文解释的重新解释，并为了本文而放逐历史，这就是德里达。

历史与当下，本文与届时，中心与边缘，秩序与无序，同一与差异，共识与中断，解读与误读，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使当今世界这一大本文充满了困惑、矛盾与焦虑。“

晚了，世界本文再怎么变动，也改变不了人们正常的时物钟的运转。嗯，我真的该睡了！

我开始陷入一种意识混沌的状态中了，面对众多哲人的磊述，我不如王岳川那样清晰明了地将他们分数清楚，这依旧是个庞大的工程，是要在一种思想沉积积淀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如建筑工程图纸那样明晰干练的构造图纸。

而此刻的我，只能在肤浅概念及混乱的平静心态里，继续我未完的旅程。是的，有份责任催促着我疲乏的头颅迎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风浪前行、再前行......当我们堕入意志漩涡的时候，总是想抓住一根救命草，希望它能把沉溺中的我们解救。后现代主义的异军突起，让哲人们殚思竭虑，这一文化现象出现的根源及背景呢？人类意识演化都逃脱不了历史进程的步伐中经济、科技、政治体系冲突、变化的大背景。

因此，一位美洲大陆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从现代主义喧嚣中听到了一个异样的声音。正是这样一种声音的传递，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后现代主义呈现的文化大背景的社会正是后工业时代的社会。这一社会形态表现为大工业生产的高效高能，成为了一个以信息为工艺对象、以科技产业为主要职业的崭新的信息时代。

首先，我们来体味一下这一”后“冠名的概念。世界瞬息万变，一不小心科技迅猛的发展，经济稳步的迈开它大步坚定的脚印，席卷这个社会的经济浪潮，冲昏了人们还未清醒的意识，麻麻混乱中接受这个潮流，拜金的混沌造成了这一”后“的呈现。

这是一种过渡性的时代，这是一种对未来先进工业社会到来的迷茫的”生活于间隙时代的感受“，我们无法确切地判断这种意识形态的超前与进步，只能无奈的选择一个”后“表达我们所有在间隙的狭缝里黑暗摸索的困惑。至此以往的进程中，我们总是能够总结出一个时代跨越另一个时代的时候，终要经历一种迷茫、一种无奈、一种连我们自己都无法辨清方向进行。

错还是对，我们无从判断，只能接受的姿态面对它，就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在我们经历那么漫长的演化后，才真正认清了我们演化的始源及一条我们祖先迷乱中走过的路线。

我们在这种次序紊乱、意念冲突的矛盾里，以文化领域惯有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的”个性化“、”自由化“及”反体制化“精神与后工业社会的经济、政治的非人性化和类型化一步欲趋的组合成三足鼎立的社会冲突

及机制断裂的一个世界层面。我们将它截取开来，细细言述，细细评论。

世界是矛盾的，面对”矛盾“这个耳熟能详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状态词，我不能清楚自己到底对它了解多少，或者在现实社会里运用了多少，只是在这矛盾冲突的文化后工业时代里，这词无法规避。

它拓延出了太多指引性的标杆，例如在这个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里体现了文化沉淀性和扬弃性与科学的革命性和创新取代性的矛盾；体现了资本主义速食文化的庸俗和放荡与宗教道德文化的严谨和保守的矛盾；体现了文化本身光电影等不断翻新寻求刺激的盲目与崇尚文化艺术习俗真实的经验渴求的矛盾；体现了文化信奉自我、一种”距离消蚀“的审美观念与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碌碌有为的先进科学历程的矛盾......都造就了现代主义文化的断层不可抹灭的痛楚及沉重的代价的现实状态。

从而这种文化的矛盾也暴露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内在矛盾，凸现了现代主义失掉的文学一致性、颠覆文化秩序时对文化标准本身的影响、艺术和生活间界限的模糊及消融。矛盾的理论让我们无从叙述错与对，只是在这种矛盾意识状态里，还未对现代文化有个清醒地认识，悄然间我们就已经走入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中了。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性，显现在后现代主义在文化价值方面进行的一场”反文化“运动，它以个性解放、本能释放、冲动自由等为旗号，以一种特久不衰的激进态势，猛烈冲击一切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和生活模式，撞击着文明的历史戒律和心灵禁忌。是的，在日新月异的社会意识形态里，众多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论作者们都被喻为”超出意识范围的冒险家“。

他们得冒险创作令人们意志观念抽空，在欣喜若狂的吟诵中又再一次的达到困惑焦虑的终端，后现代主义文学并没有指引方向去解脱我们现实状态里那张杨跋扈的个性中脱离超验观念而堕入的那种虚无，在一种涣散力的勃发中我们感觉到了那种绝于世外的极端分离的迷茫与痛苦。这是后工业社会话语断层的产物——后现代主义文学。

这种张扬非理性以及完全依赖本能呈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张显了后工业社会里的现代的我们反叛、宜化、退隐、冷漠的文化性格。艺术成为了一场游戏，我们玩弄文字的同时，也是在玩弄我们自身不成体系的意志理念。用这反文化的气息、视觉的冲击、艺术的支离破碎、反释义的报复和对理性的抗击呈现了这个时代意义的匮乏，我们不用寻根，仅仅只要回归最原始的状态去满足人的物欲，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象征？！

我深感痛心！在这生命意义匮乏的空白荒地的边缘，我们迷茫思索与”崇拜“，在这从未有过的外部世界迅速变化的体验力，我们产生了某种空间感和时间感的错乱，忙乱的积极寻找长久以来支撑我们精神家园的救命草，一种”新宗教“渴求的呼声高涨，却无奈在丧失信念里丢弃了所有，招致了我们必须面对的生命中那无法承受的”轻“！

痛！

在一种相对论的意识形态面前，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下是否敢对抗后现代性了，因为它太让人心痛。我们开始对它提出质疑了，后现代真的可以成为可能么？还是在转轨的意识形态里，它只是昙花一现，我们终究要归入到另一个能正确引导我们精神家园的文化领域里呢？我没有答案。只能简单重述一下王岳川所呈现的走中间道路的哲人的一点点思想光辉。

现代性成了问题、出了问题了，哲人们用批判的理论尽数这一事实的存在。人在现代科技中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控制了人（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网络），人异化了。现代问题显现：理性走向了自身的反面——非理性；从而人们在这种理性疯狂扩散而导演出的人类毁灭性的悲剧。

人们只用重新拿起批判的眼光去面对现代性的问题。世界似乎只有呈现三足鼎立的状态才能造就下一片安

详宁静的天地，在批判路上也呈现了这种状态，左、中、右的批判家各抒己见，划出了”批判理论“步步后退的轨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其最终解决只能是打碎旧的生产关系，改革这个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马尔库塞认为，必须首先改革经济和科学技术，将人变为单维人的单维社会；哈贝马斯认为，必须改革的是上层建筑中的文化结构；福克认为，应改变的是现代文化中的语言结构。

而这种由制度→科技→文化→语言的后退势态，却更让人进入了一种迷惑状态，因为文化的存在无法脱离社会制度及经济形态。然而他们还在继续追问，想从中获取某种解决现代问题的答案、向”现代性“发起进攻的武器及批判后现代存在的可能性，进的而推出纠正原设计的错误和实践的偏差，重新构建和修复去建立一个新的理性图式——交流理性。

这一理性图式是惯于人们习性交流及相互理解批判的产生的。抛开迷茫困惑的意识，人们透过互动与交往，通过言语在概念滑动中增进相互的理解与信任。从而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获得精神领域的依托与互解。即以一种理论建设性的视界，是我们可以将交往活动作为媒介，使整个生活世界能再创造其自身。

这是一种近乎理想化的理论构架，真的能在现实生活中呈现么？我期待，却也茫然的困惑它的到来？真地会么，或许我们只能期待了。

好了，今天就写到这吧。阳光好好！难得假日，我要去海边好好玩耍一番啦！这个困惑就明天再思考吧。生命短暂，大自然赋予的美妙，我们都不该错过，不是么？

结束语

我忽然想结束这个旅程了，再接下去翻阅王岳川其他篇幅的论述更多的是一种重新磊述，只不是通过了”知识“、”文化观“、”策略“、”审美“、”诗学“及”写作模式"几个方面又一次阐述。尔后以旧式的文学研究模式，将后现代主义新思潮趋势作为结束篇章。

而我这拖沓了许久了读后感又应该以什么作为结束曲呢？

本来想以对一位诗人的诗的解说来作为我这漫长旅程的最后一站，可惜我不敢乱用他人的文字，毕竟我没挣得他同意，而且我也很害怕自己的评论不够到位。好吧，就以自己的诗为结束曲，随便找个机会对自己的文字做一个评论。

第四篇：新时期文学研究提纲

新时期文学研究

一、方法：以作品带思潮

二、主要研究对象：80年代文学思潮；90年代文学现象；新世纪文学冲突

三、具体内容：

80年代

1、“重返80年代”

2、复出作家的历史记忆 王蒙：《布礼》、《蝴蝶》、《杂色》

张贤亮：《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 从维熙：《雪落黄河静无声》、《风泪眼》

3、知青文学 郑义：《枫》

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

张承志：《黑骏马》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孔捷生：《大林莽》、《南方的岸》 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

4、文化寻根小说

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遍地风流》 韩少功：《爸爸爸》 王安忆：《小鲍庄》

5、朦胧诗

食指、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芒克、多多、严力、梁小斌、王小妮

6、新生代诗

于坚、韩东、王寅、王小龙、陈东东、孟浪、默默、陆忆敏、丁当、周伦佑、李亚伟、廖一武、欧阳江河、黑大春、牛波、海子、骆一禾、西川、梁晓明、吕德安

7、小说新形式

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 王蒙：《海的梦》 何立伟：《白色鸟》

8、现代派文学 王蒙：《春之声》

宗璞：《我是谁》、《泥沼中的头颅》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 徐星：《无主题变奏》 陈村：《一天》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 残雪：《苍老的浮云》、《山上的小屋》 洪峰：《奔丧》

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9、先锋小说

马原：《冈底斯的诱惑》、《虚构》、《错误》、《上下都很平坦》 洪峰：《瀚海》、《极地之侧》 格非：《迷舟》、《褐色鸟群》 苏童：《妻妾成群》

余华：《河边的错误》、《往事与刑罚》《世事如烟》、《难逃劫数》、《现实一种》 叶兆言：《枣树的故事》

孙甘露：《访问梦境》、《信使之函》

10、新写实小说 池莉：《烦恼人生》 方方：《风景》

刘震云：《一地鸡毛》、《单位》、《官人》 刘恒：《伏羲伏羲》、《白涡》 李晓：《继续操练》

11、女性文学

翟永明：《女人》、《黑夜的意识》 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 唐亚平：《黑色沙漠》 林珂：《黑女人》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 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

王安忆：《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 铁凝：《麦秸垛》、《玫瑰门》

12、重要长篇 张炜：《古船》 王蒙：《活动变人形》 张承志：《金牧场》 莫言：《红高粱家族》

90年代

1、大众文化与王朔现象

《顽主》、《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

2、人文精神讨论

3、“自由知识分子”研究

4、个人化写作

5、“长篇热”与“新历史主义” 贾平凹：《废都》 陈忠实：《白鹿原》 莫言：《丰乳肥臀》 韩少功：《马桥词典》 李锐：《旧址》 张炜：《九月寓言》 张承志：《心灵史》 北村：《施洗的河》 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阿来：《尘埃落定》

6、女性写作 铁凝：《玫瑰门》 陈染：《私人生活》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 王安忆：《长恨歌》 卫慧：《上海宝贝》

7、文化散文、学者散文、老生代散文 余秋雨、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

8、诗歌：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

9、主旋律小说

新世纪

1、纯文学论争

2、文学的文化研究

3、“新左派”与“底层叙事”

4、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化

5、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代表作家作品 莫言：《檀香刑》 毕飞宇：《玉米》 阎真：《沧浪之水》 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 杨显慧：《夹边沟记事》 董立勃：《白豆》 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 林白：《万物花开》 巴桥：《阿瑶》 李洱：《龙凤呈翔》 盛可以：《手术》 魏微：《化妆》、《姊妹》 迟子建：《一匹马两个人》 麦家：《两位富阳姑娘》 莫言：《月光斩》 陈希我：《我疼》 潘向黎：《白水青菜》 葛水平：《地气》、《连翘》 格非：《人面桃花》 张平：《国家干部》

乔叶：《我真的热爱你》、《锈锄头》 刘醒龙：《圣天门口》 贾平凹：《秦腔》 毕飞宇：《平原》 王瑞芸：《姑父》

方格子：《锦衣玉食的生活》 黄咏梅：《负一层》 王松：《双驴记》

罗伟章：《我们能够拯救谁》 叶弥：《小男人》 郭文斌：《吉祥如意》 王手：《软肋》

范小青：《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 苏童：《拾婴记》 莫言：《生死疲劳》 格非：《人面桃花》 铁凝：《笨花》 6、2007小说佳作 格非：《山河入梦》 盛可以：《道德颂》 鲁敏：《时间的恩泽》 王安忆：《启蒙时代》 池莉：《所以》 孙惠芬：《吉宽的马车》 贾平凹：《高兴》 刘震云：《我叫刘跃进》 阎真：《因为女人》 林白：《致一九五七》 麦家：《风声》 李师江：《福寿春》 叶广芩：《青木川》 李锐、蒋韵：《人间》 何世华：《陈大毛偷了一支笔》 许春樵：《男人立正》 曹征路：《豆选事件》 钟晶晶：《哭泣的箱子》 陈忠实：《李十三推磨》 毕飞宇；《相爱的日子》 艾伟：《游戏房》 王棵：《暗自芬芳》 裘山山：《野菜疯长》 薛忆沩：《同居者》 薛荣：《扫盲班》 张学东：《工地上的女人》

7、诗歌 中间代诗歌 70后诗歌 80后诗歌 打工者诗歌

第五篇：现代文学研究综述

作为传统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的开局之年虽然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巨变，却在持续地稳步前进。寻觅过去一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印迹，我们从其持续性的步履中，还是见到了与过往可比较的新的生长点。梳理一年来集中的或散见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感受最深：

一

因纪念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诞生120周年和逝世65周年，鲁迅研究也成为2001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突出的亮点。一年中，在北京、江苏、浙江绍兴、广东、新疆等地，陆续举行了大型的鲁迅学术研讨会和鲁迅纪念会；国内许多出版社出版了鲁迅作品或各类鲁迅研究著作；多家杂志、报纸辟专栏、专号发表了鲁迅研究论文。这一系列活动，较为集中地推出了一大批鲁迅研究的成果。上世纪末有关鲁迅研究的论争，在这一年中是引人注目的话题。陈漱渝的《由〈收获〉**引发的思考——谈谈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1)和《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2)两篇长文，对上世纪末乃至整个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的几次重大论争的来龙去脉，做了清晰的勾勒，并直率地表示了自己的见解和判断。葛涛、谷红梅编的《聚焦“鲁迅事件”》(3)和高旭东编的《世纪末的鲁迅论争》(4)，以及陈漱渝编的《鲁迅**》(5)三部论争文集，较为详细地整理搜集了有关近年来鲁迅研究论争的40余篇文章，客观地反映了论争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如高旭东将选编文章分为：作家挑战、学人挑战、挑战者的回应——七嘴八舌话鲁迅、鲁迅与鲁学的未来等10个方面。既呈示了史料，又有理性的归纳。总结世纪之交鲁迅研究的种种论争，一方面“可以看到新儒学、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解构主义者眼中的鲁迅，这对新世纪的鲁迅研究不无鸟瞰的意义”(6)，另一方面“这标志着‘鲁迅研究’真正从‘政治问题’变成了‘学术问题’”；“从此，鲁迅研究将进入一个自由争鸣的新阶段”(7)。葛涛选编的《网络鲁迅》(8)，是第一本有关网上评论鲁迅的书，该书向人们呈现了“一个虚拟世界中的鲁迅、一个70年代出生的‘新新人类’或80年代出生的‘飘族’视阈的另类鲁迅，同时也是一个多彩而又变形了的鲁迅”(9)。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重估，是鲁迅研究在当代意识观照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关于鲁迅与现代思想史、文学史进程的关系的重新反思，有一个调整视角的问题。王乾坤认为，“‘回到鲁迅’(或‘走近鲁迅’)的口号在学术上需要推敲，在人学价值上则不能令人放心”，因为“鲁迅非常清楚，现实中的人是一个‘中间物’，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善的范本”。所以，“回到自己，独特的生命领会与生命创造，是‘解释鲁迅’或者‘继承鲁迅’的定义与存在方式”(10)。他的《怀疑：科学之问与人生之问》(11)一文，对胡适与鲁迅“怀疑”精神品质的比较，就是试图立足鲁迅的经验世界，去发现“一个充满张力的互补结构的启蒙时代特征”。李新宇的《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12)、《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13)，薛毅的《论鲁迅的文化论战》(14)和温儒敏的《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15)，及房向东的《鲁迅：最受诬蔑的人——鲁迅去世后，非议鲁迅现象面面观》(16)等文章，也都力求从鲁迅自身、鲁迅走过的路中，去理解体验鲁迅对于新文化新文学的艰难守护，重新阐释鲁迅对于相关人与事批判的必要性和深刻性。对此，许多学者撰文呼应，认为应回到鲁迅的话语现场，“必须有平视或俯视的眼光和心态，努力回到历史的原点”，注意“鲁迅的过去时与现代时”(17)，从而充分感受鲁迅精神与人格“穿越时间隧道的光芒”(18)。我们今天研究鲁迅“不应该将鲁迅混同于一般精神现象主体，而必须将鲁迅定位为中国现代文化重要的精神资源”(19)。把鲁迅研究纳入整体的文化关系中来考察，势必更加注重鲁迅的精神世界及其精神价值。王富仁的《鲁迅与中国文化》(20)的系列论文，以丰富的文化历史知识储备，系统而详尽地论述了中国文化历史自身的内容，及鲁迅思想产生的意义和价值。作者认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鲁迅“并不绝对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但同时也失望于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鲁迅“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毅然地反叛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王富仁对中国文化与鲁迅思想联系的分析，是细致而又给人以启发的。哈迎飞的长文《鲁迅与佛教文化关系论》(21)，以“鲁迅、尼采与佛教”、“以一身来担人间苦”、“谈鬼物正像人间”三组标题，从佛教文化的本质及其传播接受的过程，探讨了鲁迅文化思想的有关内容。杨洪承的《鲁迅世界的体验与认知》(22)，从鲁迅研究现状的评述中，对如何深入鲁迅研究作了思考，强调了文化研究必须与鲁迅世界切实联系的问题。刘增人的《论鲁迅的人格范型》(23)，从人格学的角度，研究了鲁迅的文化人格，其对作家精神人格范型的归纳和比较有一定新意。黄健的《意义的探寻——鲁迅意识结构的多维透视》(24)，王富仁、赵卓合著的《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25)、张永泉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从周树人到鲁迅》(26)等著作，也多是从新的视角，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与鲁迅个性、思想发展的联系来昭示鲁迅丰富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意识的。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在2001年的鲁迅研究中也是一个亮点。首先引人注意的是鲁迅亲属的有关鲁迅的回忆。由周建人口述，其女周晔(鲁迅的侄女)整理的《鲁迅故家的败落》(27)和《伯父的最后岁月——鲁迅在上海(1927—1936)》(28)，作为亲近的当事人的回忆，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鲁迅之子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29)，从鲁迅直系亲属的角度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与史料。尤其许多章节先于报刊发表，出书后又多有转载，迅速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并产生了争议。王元化在“序言”中认为，作者“顾虑少，真实性较强。书中有不少地方显示了海婴敢讲实话的勇气，不为尊者讳，也不为亲者讳的，把很多事都写了出来”。但针对书中有关鲁迅之死、鲁迅之孙周令飞婚事和稿费纷争等事件，许多鲁迅研究者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说法，认为一些是是非非已很难说清。但不管怎么说，鲁迅亲属积极参与鲁迅史料的抢救，这对鲁迅研究是有益的。年中在北京召开的《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座谈会，也是鲁迅研究界的一件大事。专家们就修订方针、体例和工作方案，以及鲁迅作品“校勘、注释、增补”等问题，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30)。许多专家还就上述问题陆续发表专文，如徐斯年的《〈中国小说史略〉注释补正》(31)、裘士雄的《〈鲁迅全集〉注释补正》(32)、刘运峰《浅谈鲁迅全集〉的修订》(33)、张小鼎的《鲁迅致许广平书简和〈两地书〉》(34)等。应该说，《鲁迅全集》的修订以及鲁迅作品资料的搜集和史料辨析工作，是“一项利在当代、泽被后世的重大文化工程，将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发挥永恒的的价值”(35)。此外从朱正的《鲁迅论集》(36)、彭定安的《鲁迅学导论》(37)、张梦阳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宏观反思卷》(38)等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学者对建立鲁迅学的探索。2001年在鲁迅小说研究方面的成果尤为厚重。严家炎的《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39)，代表了鲁迅文本研究的最新收获。文章通过作品的细读，从鲁迅小说多声部的复调形式中，寻求作品基调、意蕴等复杂现象的结构关系和生成原因，从而成功地提供了鲁迅小说独特艺术与永恒魅力的最新阐释。郑家建的著作《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40)，摆脱了仅仅从破译历史与现实的隐喻去解读《故事新编》的做法，突出了“多重文化视野中的小说文本”这一主旨，既注意细致解读作品的戏拟、隐喻、文体、现代技巧等形式意味，又注重在多元文化视阈里对其进行综合辨析，其具有独创性的阐释，使该著成为本众多鲁迅研究专著中有一定份量的成果。胡尹强的著作《破毁铁屋子的希望——〈呐喊〉〈彷徨〉新论》(41)，努力写出了研究者自己的阅读感受和新的发现，对鲁迅现实主义艺术观的认识、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理解、对《伤逝》等作品解读等等，多能给人以启发。此外，叶世祥的《鲁迅〈呐喊〉自序细读》(42)、朱寿桐的《〈呐喊〉：叙事的变焦》(43)、张用蓬的《鲁迅小说的“生活世界”的思考》(44)、赵卓的《鲁迅心理小说综论》(45)等论文，也分别对鲁迅小说的不同叙事方式、作家的自序与文本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彭博的专著《鲁迅小说绝望与希望的对比结构》(46)，以及张箭飞的《鲁迅小说的音乐式分析》(47)、皇甫积庆的《“呐喊”的声音与关怀——〈呐喊〉的传记学批评》(48)、周怡的《鲁迅作品中的色彩意象》(49)等论文，则以新的方法、多元的视角深入探讨了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本的鲁迅小说研究成果中，还有大量对鲁迅小说名篇进行解读的文章。例如马丽蓉的《在空间维度上叙述》(50)、张文初的《〈伤逝〉：一个悖论》(51)、刘俊的《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狂人日记〉新论》(52)、金彦河的《论〈狂人日记〉：寻找“父亲”》(53)、郑萍、张靖的《〈孔乙己〉的叙述的空间形式》(54)、李林荣的《〈孤独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55)、李书生、毕绪龙的《故乡情怀与生命哲学的诗意阐释：鲁迅〈故乡〉的再认识》(56)等论文，都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鲁迅的小说名篇做出了或多或少的新的解释。本在鲁迅散文诗集《野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提及的有孙玉石的专著《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57)和冷霜的论文《表达即挣扎——论〈野草〉》(58)。前者是作者逐篇细读重释的结集，许多篇什的解读有新颖独到之处；后者从“爱情散文诗”和“现代性表达”的角度对《野草》所做的解释，亦有一定的新意。其他，诸如“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鲁迅与世界现代主义作家作品”、“鲁迅的自我小说与日本近代文学”、“鲁迅的‘狂人’与尼采的‘超人’”等论题，也分别从史料的搜集和新视角的采用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鲁迅作品的研究。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诸多论述所道出的鲁迅文学创作所具有的价值与特质、深刻思考与独特造诣、丰富内涵与巨大魅力，反映了人们认识鲁迅这个人和认识鲁迅作品的不断深化的动态过程，同时也赋予了鲁迅著作研究一种鲜明的时代需要和个人体验的色彩”。“人们逐渐深化的多元的认识走向，被真实而又丰富地呈现在鲁迅作品研究的整体认知之中”。(59)二

上述鲁迅研究的长足发展，是与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进步密切相联的。世纪之交，许多期刊杂志报纸都开设了诸如“20世纪文学研究回顾”、“百年视野”、“20世纪中国文艺纵横”之类的栏目，这反映了人们对过去百年中国文学作宏观反省的极大热情。2001年作为新世纪的开局之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显著的变化，是由单一的反思回顾，逐渐转向对学科自身建设中具体问题的探讨。过去那种重在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宏观讨论，被诸如“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等具体话题所取代；围绕诸如“分期”、“传统”、“世界性因素”、“当代性”等问题进行的具体研究，也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这些，成为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向纵深推进的较显著的标志。年初，《复旦大学学报》开辟了“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专栏，讨论一直延续到年底。其中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讨论的文章占有较大比重。章培恒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中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在20世纪初至1917年文学革命以前，因为这时“已经出现了与新文学的主要特征相通的因素”。严家炎在《文学史分期之我见》中指出，文学史的分期应以文学自身的演化为依据，不必与历史分期强求一致。“20世纪中国文学虽有曲折，‘现代性’(‘人的觉醒’、‘文的觉醒’)仍是主要标志。”范伯群在《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中也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滥觞期应以“文学观念更新”为启动发力点。他认为是小说革命以及“市民大众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文学的现代化。《海上花列传》是现代都市通俗小说开山之作，而所谓谴责小说实际就是现代通俗社会小说。上述各家观点表明，关于现代文学起迄期的讨论，中心点已不在具体的时间界定上，大家关注的重心转向了文学史交替中(分期里)新因素的增长。主持这次讨论的章培恒、陈思和明确指出，“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拓今天与未来”；“我们传统的20世纪文学的空间必须有一次大爆炸和大整合，当新的文学空间和文学元素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范畴以后，我们的文学史的时间与空间观念，将会有一次彻底的调整”。讨论中郜元宝的《尚未完成的“现代”》、刘志荣的《抗战爆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沈永宝的《试论政论文学为新文学之起源》、刘登翰的《台港澳文学与文学史的写作》等文章，也都提出了对传统的现代文学史框架和内容进行调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