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叙事理论指南

第一篇：当代叙事理论指南

当代叙事理论

《当代叙事理论指南》

Jame Phelan Peter j Rabinowitz 主编

申丹 马海良 宁一中 乔国强 陈永国 周靖波

译

叙事理论本身可分为两种引人如胜、富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一种方法探求稳固的理论基岩，即叙事之根本、不变的理论原则。另一种方法则犹如急速旋转的漩涡。叙事理论家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评是造成这一漩涡的原因之一，还来自于所谓“叙事转向”。

“理论实践”，这种研究将理论假设用于阐释实践，又通过实践来检验和重新审视这些理论假设。

在《作为叙事特征和叙事能动力的自我意识：在文类设计中讲述着与信息提供者的关系》中，迈尔·斯滕伯格将注意力转向了一个以往被忽略的叙事表达特征，即叙述者以及人物的自我意识。他提出关键的三点:(1)应该沿着从“充分具有”到“完全没有”这样一条渐进的线条来区分自我意识的不同种类；这也是从他所说的“讲述者”逐渐走向“信息提供者”的连续统一体；（2）自我意识总是有中介介入——作者介入叙述者的自我意识，叙述者和模仿情景介入人物的自我意识；（3）自我意识对于叙事形式和叙事功能的重要意义迄今没有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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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叙事理论的历史（上）：早期发展的谱系

戴维·赫尔曼

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语言”高于“言语”，关注重点是语言符号系统的结构元素和组合原则；叙事学家们也将一般叙事置于具体叙事之上，主要关注点是基本结构单位（人物、状态、事件，等等）在组合、排列、转换成具体叙事文本时所依照的跨文本符号系统原则。

谱系是一种调查方式，试图发掘被忘却的内在关联性，重新建立已经模糊的了的或不被承认的宗代关系，揭示可能被视为各不相同、互不相关的各种体制建构、信念系统、话语或分析方式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谱系研究力求打破“自然性”，表明“我们将偶发的体制建构的、话语的或其他的结构误认为既定的、坚实的、毫无变化地向未来和过去延伸的自然之物”。

20世纪初期的叙事诗学：德国和俄国的“形态学”模式 卢勃米尔·道勒齐尔将形态研究范式上溯至歌德，并且参照了维克多·厄里希的和彼得·斯泰纳的前期著作，将浪漫主义时期出现的形态诗学看作更大范围内的一场认识论转移，其核心是理解世界结构是用有机模式取代机械模式。道勒齐尔指出“解剖学和形态学都假设一个有机体是一组部件······不过，解剖学满足于对各个部件的分离和认定，而形态学则告诉我们，各个部件组合成一个更高级别的有结构

当代叙事理论 的整体。形态学是关于诸多单个部件结合为复杂结构的理论。”

在叙事诗学领域里，形态学方法始于20世纪初期的德国，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们作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布拉格结构主义者后来的工作基础。叙事形态学的奠基性著作包括德国语文学家奥托玛·席瑟尔·冯·弗莱申堡发表于1912年的纲领性宣言和日耳曼语专家贝拉德·索伊福特所作的研究；弗莱申堡把更高级别的叙事结构作为“修辞的艺术手法”来分析，而索伊福特则将他眼中的文学叙事的框架性建筑板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德国学者对叙事里的结构成分作了“分布”与“合成”的区分，前者指逻辑安排，后者指艺术安排。“合成”的两个方面即行动模型和行动角色模型。迪勃琉斯在其出版于1910年的英国小说研究专著中，把“角色”定义为“在整体中执行某种功能的人物”，启发了普洛普后来对俄国民间故事形态的研究。普洛普像迪勃疏斯一样，让人物从属于情节，关注焦点不在个别化的行动者，而在反复出现的 个体得到展，（参见下文）。索伊福特把人物系统当作叙事合成中的一种成分来研究，预示了格雷马斯后来在普洛普的基础上生成“行动素”概念。相比之下，席瑟尔的关注焦点是行动的合成，而不事各种人物；他将叙事结构分解成按一定模型分布的场景和情景，认为“环形”和“框形”是最基本的合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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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叙事学研究影响了布雷蒙和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者，他后来又借鉴普洛普的“功能”概念，对“神话素”或“基本构成单位”作了深层结构分析，建立了俄狄浦斯神话的结构。格雷马斯从普洛普的“行动范围”推绎出人物角色的一般布局，叙事中的所有具体行动者差不多都可以还原为那些一般角色功能。

形态学二：有机形式、英美形式主义及其后 亨利·詹姆斯提出的模式中有三个内在相关的方面：小说是有机整体，采用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叙事分析方法，对小说文本的生产守则或法则持怀疑态度。

在詹姆斯看来，虚构叙事是更高级的语言结构，大于各部分之和。也认为虚构元素的功能属性来自它们与完整形态的介入关系。不过，他将文学作品比作活的有机体，这比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说法更为清晰明确。他对事件与描写、描写与对话这类标准的对立关系模式提出质疑，认为“一部小说是一个活的东西，它像任何其他有机体一样，是一整个连续体；我觉得，只要它是一个活体，就会发现它的每一部分里都包含着其他部分的某些东西”在这一语境下，提出著名的两截式反问句“人物不就是事件的产物？事件不就是人物的展示”。詹姆斯也拒绝将小说的形式与内容分开。詹姆斯坚持让小说的内容决定形式，也让小说的形式决定内容，所以他坚决反对规定性。他指出，虚构叙事的成功之处是不可能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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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指定的；相反“健康的艺术能够贴近并复制生活，这就要求它是十分自由的。艺术离不开练习，而练习的意义就是获得自由。”

卢伯克赞成小说有机整提论，不过，卢伯克的论证基石是“视点”，并不一定能得到詹姆斯方法的有力支持，卢伯克以这种方式占用詹姆斯的观点，搭起一个规定性很强的理论架构，他的基本想法是设定“显示”（将事件“戏剧化”）与“讲述”（对事件作“描写”或“描绘”）的区分，认为描写低于戏剧化，描绘低于场景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戏剧化程度越高越好。这是一种间接的方法，但是它将事情显示出来，而不是回忆、反映或描绘出来” 具体技巧或程序是小说技艺的核心

结构主义提喻：俄国形式主义之后的叙事学 叙事即语言的观点

巴特将语言学放在“基础模式”的重要位置，他为叙事学家规定的研究对象与费迪南·德·索绪尔尽的叙事为语言学家规定的任务是一样的：系统（语言），从它衍生出无穷无信息（言语）；只有通过语言系统，才能把那些叙事信息理解成故事。

借助于语言学范式，巴特提出了“描述层”这一他认为是“决定性”的概念。这个来自理论的概念表明，一个叙事不只是“若干命题的简单集合”而且更是可以分析成各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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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一个复杂结构，正如自然语言可以在句法、形态和语音等不同层面上进行分析。托多洛夫受到俄国形式主义启发，将叙事分为故事层和话语层，这一做法也启发巴特将描述分为三个层次；处在最细小一层的是“功能”(与普洛普和布雷蒙所用的“功能”同义)，然后是“行动”（与格雷马斯的“功能素”概念相当），最后是“叙事（“叙述”）

从根本上来说，叙事学的目的就是做分类和描述工作。故事结构分析关注的对象本来就不是按照叙事原则组织的符号系统表示什么意义，而是如何表达意义；再具体点说，关注符号系统是如何以叙事方式表达意义的。

叙事理论的历史（下）：从结构主义到现在

莫妮卡·弗卢德尼克

经典叙事学

精神分析叙事研究

女性主义叙事学

从后殖民主义

结构主义叙事学：二项对立狂热、范畴建构和类型学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这就为早期的文学结构主义设定了基本参数，而叙事学便是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产物。向索绪尔和语言学模仿的结果是，二项对立结构成了叙事学大厦最基本的建筑材料。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形式分类把一套二项对立招式玩的让人眼花缭乱：同叙述叙事与异叙述叙事（叙述者是或不是故事中的人物）；外叙述叙事与内叙述叙事（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发生在故事之外或之内）；内聚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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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聚焦等等。热奈特实际划分的聚焦有三类，零聚焦虽然不受任何限制，但它是与视角限制（进一步分为外聚焦和内聚焦）相对照而提出来的。

对二项制和分类法的重视凸显出叙事学的两个普遍特征：对科学性（通过“准”语言学的形式主义和经验性）和描述性的终极追求。叙事学的“几何学想象”投射出一种幻觉，以为叙事是可知的和可描述的，因此叙事机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叙事学承诺要提供一些不受传统文学批评的主观随意性污染的阐释指南，它把文本设想成稳定的实体，认为读者对文本的反应方式是可以预知的。与此对照，近年来趋向语用论和后结构主义的叙事理论家们对文本的稳定性提出质疑，认为阐释分析离不开文本与读者的互动。

然而，叙事学在其早期的结构主义和分类阶段的主要问题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困难关系。一方面，叙事学要推出一套文本分析工具；另一方面，叙事学关注原因和缘由、叙事符号和叙事语法。换句话说，叙事学既是关于叙事文本的一门应用科学，也是一种理论。

叙事学分析不像后殖民主义或女性主义文学阐释那样，依靠自身就能对一个文本做出全新的解读，而是往往突出文本时如何取得某些效果的，对产生这些效果的原因做出解释，为已有的文本阐释提供论证。

经典阶段的叙事学研究最突出者显然是热拉尔·热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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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奈特叙事学著作的价值首先在于深入研究了叙事的时间问题，突出表现在他对顺序、时长和频率的区分。热奈特的模式还为叙事研究建立了“聚焦概念”，这个术语基本上取代了“视角”和“视点”概念。他对“谁说”（叙述者）与“谁看”（巴尔称之为“聚焦者”）的著名区分推动了叙事学在分类工作上最大限度的明细化和精确化，这就使他与此前F·K·斯坦泽尔关于叙事原型情境的整体论模式区别开来。

斯坦泽尔的巨著《叙事理论》。他在书中对自己原来的模式作了修正，沿着结构主义路线，在二项对立基础上建立起三条轴线，每条轴线的一极构成一种叙事情境，然后根据“类型循环”模式来安排三种叙事情境。斯坦泽尔与热奈特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有机论和整体论框架、对原型性的强调、历史论以及对文本动态性的关注。斯坦泽尔三件套式的叙事情境，它们对应于历史影响巨大的三种原型性小说类型。作者叙事情境将无所不能谈的出现于并高于小说世界的叙述者（零聚焦的外叙述和异叙述）与一种俯瞰小说世界并能随时出入于人物的思想和情感的全景视野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插入式叙述，叙述者经常进行元叙事评论。与此对照的是人物叙事情境，这种原型性叙事情境给人的感觉是仿佛能直接进入主人公的心灵，不需要叙述者人物的中介。最后是第一人称叙述情境，叙述者回顾自己以前的经历，一边叙述一边对自身经历做出评价，但是往往是自己和读者沉迷于那个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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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中的自我。

斯坦泽尔于1979年对他原来的分类进行修正时，将三种叙事情境放在三条轴线上。人称范畴（同|异叙述）的依据是，叙述者和虚构世界是否与位于同一极的原型性第一人称叙事情境同一；视角范畴（外视角与内视角）将作者叙事情境看作受外视角控制的原型；方式范畴（讲述或反映方式）是由反射极构成的人物叙事情境。

杰拉尔德·普林斯为读者提供了第一部叙事学术语词典《小说百科词典》。对热奈特模式作了两处重要完善，一是提出受述者概念——叙述者面对的文本内的某个人物，二是拓展了“叙事”的含义（叙事的构成元素）和叙事程度（叙事的充分组织性）。第一个创新引发了一批注重交际的理论模式。普林斯尝试为叙事文本设定基本条件的努力启发了许多人对“叙事性”这一术语和概念进行重新建构。

批评家荷兰学者米克·巴尔，她对热奈特聚集理论的扩展当初引起很大争议，现在却相当流行。根据巴尔的研究“聚焦”理应有一个聚焦体和聚焦对象。因此，她对谁进行聚焦（一个外叙述者，一个人物）与聚焦于什么（一个人物的外部行为或人物的内心，与热奈特的外聚焦和内聚焦相对应）作了区分。巴尔就这样把以视角限制（无限制的零聚焦与有限制的内部或外部聚焦）为基础的热奈特模式改写成简洁的聚焦体和聚焦点两相，结果便有了叙述者聚焦体，亦即“看”

当代叙事理论 的叙述者。巴尔的第二项重大革新是把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电影、芭蕾舞以及戏剧。巴尔尽管对叙事的意识形态功能很感兴趣，但是她反对目前盛行的将叙述者人物人类化的做法，她只用中性带词“它”标注叙述片段的功能性质。在近来的后叙事学研究中，巴尔开始研究绘画的叙事性和意识形态，尤其是圣经题材的作品，所用方法为女性主义，预示了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发展。

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查特曼把叙事巧妙的分为“故事”（所序之事）和“话语”（文本）两个基本层面，拓展了叙事的定义，将各种叙事媒介都包括进来，尤其是电影，重新表述了何以构成叙事的问题。《故事与话语》对叙事性的定义注重故事（情节）与话语（媒介再现）两个层面之间的动态关系。他的第二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取得一致》对叙事性概念做了重大扩展，把叙事与其他文本类型统合一体，开辟了跨文类和语言学的叙事特性研究。查特曼不仅最早提出隐性叙述者与显性叙述者的有用区分，而且在说明视角限制时，还细分出叙述者的“倾斜”与人物方面的“过滤”，丰富了专业术语。他尝试将意识形态与建立在感觉基础上的各类视点分开，这一做法在聚焦和不可靠性研究中影响甚大。此外，查特曼也是最早将电影当做叙事文类来分析的批评家之一，可以说，他开辟了一条把电影作为叙事来研究的路线。查特曼还为电影研究提出“电影叙述者”概念，试图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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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提供一个与文字叙事里的叙述者相等的功能项，这一做法引起了较大的争议。

经典叙事学创造了一套描述文本多样性的术语，为叙事语法和叙事诗学建立起一批重要范畴，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其次，把叙事看作交际形式，其结果是扩大了叙事参与者的范围，除了作者和叙述者之外，又有了受述者、隐含作者以及隐含读者。与此同时，叙事的代词、事件以及表现特征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叙事学家们思考的一项重要一题是：叙事中的意识呈现，尤其是通过自由间接话语形式的意识呈现。

沃尔夫等人的研究还是推动了叙事学从描述陌生化手法转而分析虚构性架构和审美幻想中的元小说策略。

形式之外：语用、性别和意识形态 语境叙事学

早期的语言学模式催生出文本语法和符号学，而这些模式现在又被文本语言学、言语行为理论、社会语言学以及会话分析等模式所置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应用性很强的方法论和概念。尤其是语言的语用研究，它以功能问题为重点，揭示出形式与功能之间存在着众多关系。

叙事学研究的第二个重要领域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语境下产生的。苏珊·兰瑟与尼利·迭恩高特就叙事学忽视性别问题一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兰瑟一直倡导叙事学应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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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别问题，她主要关注叙述者的性别化。于是，叙述者的特征问题（隐性叙述|显性叙述、同叙述|异叙述，等）扩展到性别领域，叙述者人物的具体命名、描述或行动都应该看作通过衣着代码、行为模式和文化程式来进行的含蓄的性别化过程。按照语言学里的本义来说，这样的“语用”分析离不开读者的阐释策略、思辨和推测。罗宾·沃霍尔提出“迷人的叙述者”通过这一概念来讨论男性和女性作者文本中叙述者话语的不同类型。这样一来，也触及了受述者和实际读者的问题。在叙述者的性别问题之外，“女性的”与“男性的”情节结构以及从女性视角对叙事史的修改成为另一个焦点。

后殖民和女性主义理论或性别研究经常联手分析东方主义、异域观和殖民话语，因为文学文本、游记或历史书写中的父权制和（新）殖民制是显而易见的。后殖民叙事学批评试图描述具体的叙事技巧是如何协助传播东方主义或父权结构的，而叙事又是如何通过对聚焦、情节结构的选择或自由间接话语的使用，优势抵抗这些结构，有时破坏或摧毁这些结构。最后，后殖民叙事学也关注迎合文化杂交或属下阶层的象征性解放的叙事实验技巧。

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以及意识形态批评内部总体上表现出越来越侧重文本的“症候阅读”趋向。对文本和文类的批评讨论就像以前的精神分析研究一样，试图通过批评家对文本“抵制性”的解读，找出能够反映无意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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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抑的心理或意识形态“驱动力”。通过揭示这种连作者本人也可能浑然不知的文本中的秘密动机，也会对叙事技巧的阐释模式做出改变。作者使用叙事和修辞技巧表达意义，但是这些技巧分裂为表面的表意功能和秘而不宣的意识形态用意。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经常从一些蛛丝马迹看出，文本看似传导意识形态，实则消弱或质疑着那种意识形态，譬如看似赞美父权制，实则露出批评的迹象。

“叙事转向”与媒介

精神分析研究，它的叙事学鼎盛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罗斯·钱伯斯和彼得·布鲁克斯出版了运用精神分析框架所作的重要的研究专著。研究叙事时，精神分析概念主要有三种用法：分析作者，分析人物，从精神分析角度阐释读者与文本的关系。这种分析以各种范式为基础，例如弗洛伊德、拉康和克莱恩等人的理论框架。一些重要的精神分析文学研究还注意到压抑、转移或歇斯底里等具体概念，许多文学批评家特别关注妇女在文本中的地位，对往往属于阳物中心主义的精神分析框架进行抵制性的解读。

“法律与文学”的新的研究领域。

除了“叙事”术语的扩展之外，叙事研究中的新途径还包括可能世界理论以及近年来叙事学分析向超文本和传播学的转移。叙事学研究中最早使用“可能世界”概念（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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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里，指代不再是一个问题）的人是托马斯·帕维尔和卢伯米尔·道勒齐尔。可能世界理论近年来提出的一些观点，对于阐明情节结构、读者对情节发展的替代选择或人物对行动系列的替代计划或想象等问题，具有尤其重要的作用。该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是“跨世界同一性”概念。

现在：认知论转向和语言学模式的复苏 “认知论转向”

叙事理论开始逐步转向结构主义和形态学传统中已经扎下的认识论本根，并且吸收了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经验研究的观点。

叙事研究中的认知论转向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是从认知角度研究人对行动和事件的感知，二是分析叙事结构（进入文本的结构）及其依据的基本认知框架。与此同时，认知论范式转移产生了两条重要的方法论路线，第一条路线专注于会话分析，将口头语言视为文学和书面叙事的原型；第二条路线是从认知论角度设想读者与文本的关系。

戴维·赫尔曼《故事逻辑》基本上把会话叙事当作一般的叙事范式来研究。他从认知论角度提出的优先原则是以文类范畴为基础的，也可以作历史的扩展。赫尔曼主编的《新叙事学》对世纪之交的叙事学批评进行了及时的考察和总结，后来的巨著《故事逻辑》穿梭于哲学、语言学、会话分析以及认知理论之间，提出了系统的控制故事逻辑的微观设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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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设计。这部著作受到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诸多理论方法的影响，将情节、视角、人称和受述者等传统的叙事学范畴整合为一个更大的架构。

认知论转向的另一位倡导者是安斯加·纽宁，他明确宣布自己的叙事学著作属于建构主义。“隐含作者”。

第三章

鬼魂和妖怪：论讲述叙事理论史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布莱恩·麦克黑尔

关于叙事理论的历史，有两个角度可以任选其一来处理。一是从构成叙事理论的思想体系着手，此外也可以从体制化存在的角度来研究叙事理论的历史。

体制化它不仅包括科研结构、合作研究、学科结构、出版和传播条件以及就业方向，也包括非正式的学术网络，甚至包括学术门派、导师制度、角色模式等个人关系，简言之，包括思想的全部社会生活。按照这个广义来理解，体制史不仅关注思想单位及其血统关系，它关注的问题还包括：谁了解谁，谁教育谁，谁出版了什么和何时出版，谁阅读什么，何时阅读，在什么环境下阅读等等。赫尔曼认为这种历史写法“试图发现被忘却的内在关联性，重新建立已经模糊了的或不被承认的宗代关系，揭示可能被视为各不相同、互不相关的各种体制建构、信念系统、话语或分析方式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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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采用思想史的方式，巴赫金的地位似乎就是稳定 但换成体制化方式，就谈不上稳定了。从体制化角度来看，巴赫金是个游牧民，是漂泊的犹太人或饿鬼，注定要在学术界里四处流浪，居无定所。

巴赫金批评形式主义者把社会经验完全排除在外，在说明语言艺术机制时脱离社会语境，实际上也就是排除了语言的历史存在。使语言脱离了历史。

形式主义者的同代人变成了所有人的同代人，失去了时空中的停泊点，能融入任何人的思想体系之中。巴赫金正是由于坚持语言的历史化，坚持将语言放回到历史的社会语境里，才能与我们时代的各种历史主义模式和语境理论相融合。

第四章

隐含作者的复活：为何要操心？

韦恩·C 布思

隐含的作者，无人宣称那有血有肉的作者根本不存在。批评家可以说作者在文本之外所表达的意图，可能会与作品所最终实现的意图大相径庭。努力维护“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动机：

（1）：对当时普遍追求小说的所谓“客观性”而感到苦恼。很多批评家提出，小说家若要站得住，就必须“展示”而不是“讲述”故事，以便让作者做出所有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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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令人赞赏的小说只是艺术性的展示故事，清除了表达作者观点的所有文字。令人称道的小说必须客观表达，作者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不是仅仅被遮掩，而是完全被清除。对学生的误读感到烦恼。不了解叙述者与隐含作者 隐含作者与有血有肉的作者之间的差异。不可靠的叙述声音。

3为批评家忽略修辞伦理效果（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纽带）的价值而感到“道德上的”苦恼。

假如每一个人都发誓要每时每刻都“诚心诚意”，我们的生活就整个会变得非常糟糕。

第二篇：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范文）

后殖民主义入翻译策略探究

文学翻译并不单纯地只是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还会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传统的翻译研究只是停留在语言内部，忽视了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权力话语。在后殖民语境下，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导致了强势文化（宗主国）与弱势文化（殖民地）之间的权利差异，翻译文本根本无法实现人们预期的平等对话和转换。因此21世纪的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必须从各个角度考虑翻译策论的选择与使用。

一、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主要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支是以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赛义德、印度裔美国学者盖娅里特·斯皮瓦克和波斯裔美国学者霍米·巴巴为代表的“三剑客”。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后殖民主义在翻译研究中的一种应用形态与研究范式。它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反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延续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其独有的研究路径“权力关系的透视”介入到对翻译活动和翻译文本的研究。他们围绕“权力关系”、“翻译的政治”和“归化与异化”等核心问题，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翻译与文化政治问题。后殖民主义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认为翻译是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的工具。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基础，专注于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的价值取向和翻译策略的使用情况，探讨译者因意识形态、权力等文本外部因素的制约而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

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基础，借助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和策略选择。用它的相关理论对归化、异化、杂合化翻译策略进行分析。后殖民主义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在翻译研究上实现各种理论方法共融、互补的有效整合，从

而推动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归化的翻译策略

归化的翻译策略的使用是殖民者利用自身的权力话语，实施文化侵吞，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归化的翻译总是根据强势语言的规范和文化来进行自我调整，不仅帮助帝国国家主义散播话语权力，通过翻译文本巩固了他们的霸权，而且被殖民一方的读者无视本土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强化他们他者身份的认同。这里以霍克斯译《红楼梦》的一段为例：

宝玉心中想着：“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叹道“若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不但不为新奇，且更讨厌了。”

“This is „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 he thought, “If that is really what she is doing.Not merely unoriginal, but downright disgusting!”

成语是汉语的精髓，承载着丰厚的中国文化。对成语的掌握程度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他的汉语水平。作为一位汉学家，霍克斯不可能不知道东施效颦的典故及涵义，但是他仍将其译为 “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原文中成语所特有的文化内涵被抹杀了，实现了文化的侵吞，翻译成为了描述不同语言和文化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一个场所。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军舰，造成在宗教文化的巨大差异。儒家，道教和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和中国文化有很深的影响。而英国人信奉基督教，神是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的主要文化形象。在红楼梦翻译实例中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差异从以下例子中可以看出：

刘姥姥道：“阿弥陀佛！这全仗嫂子方便了！”

Yang‟s version: “Buddha be praised!I‟m most grateful for your help, sister.” Hawkes version: “Bless you, my dear, for being such a help!”said Grannie Liu.“阿弥陀佛”是一个典型的佛教词，是经常被中国人用来表达感谢和解脱的词语。虽然它不可译的准确，但它一定与佛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中国的主要宗教。显然，杨尝试引入佛教的读者而霍克斯避免两个宗教的差异与翻译成西方宗教的用语。

（二）异化策略的运用

理查德·亚克蒙指出，在强势文化的市场中，只有很少的文本是从弱势文化

中翻译过来的；而在弱势文化市场中，从强势文化市场中翻译过来的文本占所有翻译文本的绝大部分。异化的翻译思想认为,翻译应该表现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并提供实现和研究差异的场所。同时，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基于归化的翻译传播英美文化和英美意识形态，体现了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对话。异化的翻译实践就是要通过保留外国文本中异的成分，故意用不通顺、不流畅、不透明的非惯用表达方式，破坏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让我们看一个例子：

贾芸笑道：“巧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

Yang‟s version: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Hawkes‟ version: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米”和“粥”是两种中国常见的食品，其中“粥”是中国特色。水稻是中国与西方共有的食物，但不像中国人那样用来做稀饭，西方人用燕麦作稀饭。因此，英语单词“porridge”是不确切的对应的汉语“粥”。在这个例子中，杨和霍克斯以不同的方式翻译中国食物。在杨的版本，他把“米”这个词用“饭”代替“粥”，这部分保持了中国风味。而霍克斯取代“米”和“粥”，用“面包”和“面粉”等对英国人熟悉的词汇。采用这样的策略，能引起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极大兴趣也能使中国传统文化进入西方文化。

再例如中国地铁站、街道、饺子、粽子、功夫和太极等词语的翻译都极大的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极大地保留中国的特色。

（三）杂合策略的运用

在翻译界，归化和异化一直被认为是两种翻译策略。从后殖民主义翻译的研究视角来看，翻译是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采用归化策略的译文基本上没有翻译的痕迹。“译文读者在面对翻译过来的弱势文化的文本时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他们仿佛在译作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使他们感到熟悉、亲切，阅读起来轻松、自如，无需做出过多的努力。但与此同时，弱势文化所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特征也都被归化的手法抹去了。”然而，异化的翻译策略则体现出两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上的差异，通过向强势文化输入弱势文化的异质性，形成了对强势文化的挑战。

事实上，没有哪个译文是绝对的归化或者绝对的异化，所有的译文都是杂合的，是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相互交融的产物。蔡平先生说，“事实上，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对抗性概念，而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杨译《红楼梦》为例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Yang‟s version: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Hawkes‟ version: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宗教是在翻译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众所周知，佛教是中国的主要宗教。中国人认为“天”是控制一切的最强大的力量。天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有最高的地位。天与人的关系是非常敏感的。在中国古代，皇帝宣布自己为“天堂”的儿子，他必须按照天意和回应人民的需要来稳定自己的统治。天似乎是所有的法律规则的总称。杨保留图像的“天”在源文本中的方式将中国独特的信念转化为一个等价的英语说通过改变“上帝”为“天”，告知中国的佛教信仰和目标读者。传递信息的方式，包含地道英语的组合，和中国独特的文化导杂交致的翻译。相反，霍克斯从第一世界国家的学者，不做任何改变，只需要相当于英国说，他认为西方读者相信基督教会更容易接受。当然，它更加自然在英语世界所接受，但他把佛教信徒在基督教。

不可否认，无论译者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只要异域文本进入本土文化,其译文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程度的杂合。归化和异化的差别只是杂合程度的不同而已。无论这种杂合的程度有多低，都会将异族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引入目标文化,而无论杂合程度多高，也难以彻底摧毁目标文化的民族身份。一种文化,如果不想与世隔绝，那就必须要进行文化交流。既然要交流,就要坦然面对杂合。不间断而有度的杂合可以提高文化机体的免疫力，降低排异性。一种文化如果想要在日渐开放的形式下免于被殖民统治的厄运，有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抵制文化侵略。

三、结尾 各种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使翻译的必要。但是翻译不只是反映了从一种语言到另一个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它是文化交流活动。通过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反映了他们的文化身份。然而，在翻译实践中，归化和异化是不可分的绝对；这

两种策略都是混合。文化的异质性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决定了翻译的必然性杂交 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中，杂合的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很强的文化。从红楼梦杨译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异质文化的可翻译文本中的兼容。杂合可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的一个好方法。

参考文献

[1] Hawks David.The Story of Stone [M].London: Penguin Group,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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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2012,07:132-133.

第三篇：当代商务谈判需求理论

当代商务谈判需求理论

谈判时人类独有的活动，把握商务谈判的技巧就必须以人的问题为主,尤其在心理、行为、文化、信仰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才能使得谈判者处理好在谈判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制定出有利、有效的谈判方案。

商务谈判需要理论就必须掌握，需要是人类一切人类一切行动的原动力。成功谈判需要满足对方三个方面需要：满足对方逻辑上的需求、情感上的需求和想要赢得需求。这三种谈判需求就像三条腿的板凳缺一不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认识与理解需要、美的需要）可以作为指导的基础理论。而尼尔伦伯格的“谈判需要理论”，由于人类的每一种有目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但就“需要”本身而言，有些是潜意识的或隐藏的。不论谈判主体在表达需要时以什么方式描述，如果不存在某种未满足的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可能性，人们就不会走到一起进行谈判了。“谈判的需要理论”认为：谈判的前提是，谈判各方都希望从谈判中得到某些东西，所以各方才有必要进行谈判。“谈判的需要理论”最大的重要在于它能促进谈判者主动地去发现与谈判各方相联系的需要；引导谈判者对驱动着对方的需求加以重视，以便于选择不同的方法去顺势、改变或对抗对方的动机；在此的基础上去估计没之中谈判方法的相应的效果，为谈判者在谈判中获得有利的局面和广阔的选择空间。

研究对手的谈判需求，在保证自己利益上的前提下尽量满足他的谈判需求这才能获得更好的成功。

第四篇：《当代教育理论专题》学习体会

《当代教育理论专题》学习体会

井都镇神山小学郑泽华

时代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融合东西方教育模式，培养既具有西方人才模式特点，又具有东方人才模式特点的新型人才。过去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培养出了相当一部分的高分低能的所谓“人才”。经过对中西方人才的比较，我们发现，应吸收传统和西方教育理论中的精华。既要肯定原有传统理念中的优秀的部分，又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既要认识到西方教育理念中的精髓，又能去芜存菁，运用“拿来主义”。这样才能培养教育出21世纪的未来的强者，使我们的民族更豪迈地屹立于世界。在新形势下，为适应社会教育发展的新需要，必须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是教师与学生在人格上平等，在相互的生活中民主，在相处的氛围上和谐的一种对话关系，是一种师生心灵相互接纳的至爱的情感关系。这就决定了教师在这种师生关系中，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者，而有了新的角色，新的定位。

一、教师是学生的引导者。与教师相比，学生是不成熟的，处于发展中的人。因此，他的成长有待于教师的帮助、指导，教师应是学生自我发展的促进者，理想探求的指路人，心理困扰的排忧者。学生的人生发展、精神状态、成长以及智慧审美价值的生存方面，更需要教师用自己全部的热情、聪明才智和人格魅力去感染、激励和唤醒。而在传授知识方面，教师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激发学生

1的创造潜能，变学生的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创造。

二、教师是学生的协助者。师生交往的学习是一种民主性学习，教师不再是控制者，知识的权威；学生不再是服从者，被动的接受者。双方都处于平等地位，拥有完整生命的人。在交往中，教师与学生相互尊重彼此的个性，自由交换意见。“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对学生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应加以鼓励”，教师将“越来越少地传授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个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与这，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的，而不是拿出现实真理的人„„”支持学生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成为学生的合作者、支持者。

三、教师是学生的倾听者。由于现代社会发展迅速，每个人的生存压力也逐渐增大，特别是青少年，他们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更是迷茫，无所适从。这就更需要教师拥有一颗善于倾听的心，有一双善于倾听的耳朵。所以说“教育的过程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倾听和应答的过程„„倾听受教育者的述说是教师的责任。”倾听学生的想法，洞察这些想法的由来，鼓励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和质疑，了解彼此的想法后再引导学生彼此丰富和调整自己的理解，这是倾听的艺术。这种倾听不只是关注学生的学习，更可以关注学生健康的人格的成长。通过倾听，了解学生内心的世界，适时调整教育手段，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作为一个真正倾听着的教师必定是这样的：他怀着深深的谦虚和忍耐，以一颗充满柔情的心，张开他的耳朵，满怀信心和期待地迎接那些稚嫩的生命之音。这样的倾听，植根于生命的活力，潜藏着创造的活力，它的全部目的无非在于：为了在空中绽放花朵，凝结果实。”

四、教师是终身的学习者。师生交往中的学习是终身性的学习。教师与学生都是终身学习者。对于教师来说，一方面随着网络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大众传媒的扩大、流行，社会文化层次大幅度提高，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扩大，学习已不再是唯一的知识来源；而知识却是教师行使权力的基础、依据。因而，教师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必须不断地学习、充电，更新知识，实现知识的传递。另一方面，教师面对的是极富变化，不断发展的学生，教师只有把自己视为一名持续学习者，才能不断反思自己的观念、态度、策略、行为等方面，并加以改进，完善自我，才能促进学生的发展。在师生交往中，只有当老师把自己当作终身学习者，不断成长中的人，他才不会将师生关系只作为一种教学关系，而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才能与学生一起共享交往中蕴藏的巨大财富，汲取生存的力量，从而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

五、教师是爱的传播者。无论是在教学过程中，还是创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教师的情感投入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人的先天潜能是无比优秀的，后天教育就是创造一种适宜的环境与条件使之行以实现。这种环境与其说是物质的，不如说是情感的，尤其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在现实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学生对老师天生有一种依恋和信赖心理。当他们感受到老师对他们的爱与关怀，得到老师的尊重与理解时，他们便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产生了对老师的崇敬、信任和亲近的心理。这创设了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缩短了师生的心理距离，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学生人格的塑造。列尼·托尔斯泰曾说过：“如果教师只是对事业的爱，那么，他是一个好教师；如果把对

教育带来的爱和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他就是个完美的教师。”因而，无论古今中外，都没人能否认教育是一种“爱的施与”的活动。教育的成功源自于对学生最大的热情。

当今社会赋予未来的教育、教师更多的责任和权利，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只有以先进的、代表我们时代的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才能使我们在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认清改革的方向，才能与时俱进。当然，任何改革都必须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不能生搬硬套，否则会变味。新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中的一个环节，只有完善各项教育制度，新课标下的师生关系才能真正确立并提高教育教学效果。

第五篇：《理论导刊》2009 选题指南

《理论导刊》2011选题指南

2011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创立九十周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意义重大。本刊将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秉承“倡行求真务实，推进理论创新”的办刊理念，突显作为中国政治类核心期刊的特色和优势，着重围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组织、编发优秀文稿。力求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使理论研究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指导性。主要参考选题如下：

1、中国共产党创立90年来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2、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与现实路径

4、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对策

5、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创新策略

6、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历史经验、现实任务和实践方略

7、健全完善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体制、机制研究

8、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主要问题、难点和对策方略

9、新形势下健全完善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建设问题研究

10、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的建设新格局问题研究

1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

12、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13、新形势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任务、制度安排和实践路径

14、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5、西部大开发与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

16、统筹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方略

17、新形势下完善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

18、推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点任务和实施方略

19、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

20、推进文化创新、繁荣文化事业、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理论与实践

21、科学发展观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22、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23、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理论和实践模式研究

24、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及深刻启示

25、创新我国社会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建设

26、健全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模式研究

27、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应对机制和方略

28、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实践

29、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

30、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路径、方略研究

31、新形势下改进和加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研究

32、党校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

注：上述选题只是主要研究方向，作者可在选题参考范围内自拟具体题目研究、撰文。

《理论导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