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域使用权市场化机制构建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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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宁波海域使用权市场化机制构建与对策研究

摘要:随着宁波的海域开发被提上日程,海域的开发与建设成为宁波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举措。宁波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条件与历史文化内涵,海洋经济快速发展,为本土海域使用权市场化机制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文章从规范资源配置、构建市场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等几个方面提出宁波海域使用权机制构建的对策。

关键词:宁波;海域使用权;市场化

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而海洋蕴含巨大经济效益,发展海洋经济成为各国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海域使用权市场化是对所有权的一种分配,在这种分配条件下,可以达到海洋资源效益最大化与可持续利用的实现,以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实现。海域使用权市场化能够推动社会资本广泛地参与海洋经济建设,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构建海洋经济市场化机制,以市场化收到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成为各国发展海洋经济的核心问题。自2011年《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正式通过国务院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也从浙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明确提出“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海洋经济大平台的建设目标。宁波作为规划的主要的核心区城市,结合宁波城区区域特点,重新规划区域海洋经济建设目标,明确提出港口经济圈战略。在此背景下,大量原有的海域使用权发生变更,而现有海域使用权市场化机制的缺失势必影响海洋经济战略的实施。因此,加快推进宁波海域使用权市场化机制建设,规范海域使用权的出让、出租、转让等流程,是推动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更好地发展宁波海洋经济极具现实意义。

一、宁波海域资源概况

宁波地处长三角南翼,东有舟山群岛,南有三门湾,西接绍兴市,北临杭州湾。根据浙江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宁波海域海岸线北至宁波绍兴交界、南至宁波三门交界,主要包括“五洋三港湾”。其中,“五洋”指磨盘洋、大目洋、横水洋、峙头洋、猫头洋,“三港湾”指杭州湾、象山港和三门湾,海岸线南北相连,海岛多,海域资源丰富。根据统计数据,宁波海域面积为8232.92km2(其中内海4475.94 km2、领海2142.23 km2)。海岸线总长1594.4km,其中大陆岸线为835.80km,海岛岸线758.6km。根据最新普查成果,宁波市共有海岛659个,约占全省的1/5,总面积266.3km2,岸线长752.7km,面积500km2以上的海岛为538个。其中乡级以上有居民海岛4个(大榭岛、梅山岛、南田岛和高塘岛),乡级以下有居民海岛15个,无居民海岛640个(已开发154个,未开发的为486个)。全市的海域资源极为丰富,“港、渔、景、涂、能” 是最主要五大资源,区域分布广泛。

1.东北部、南部的港口资源。北仑港区位于宁波东北部,港口航道条件优越,深水港资源丰富,15万吨级船舶可自由进出,是宁波海洋经济的重要基础。北仑港域内水道口多,沿岸陡,具有峡道型港口特有的地质、水文动力特点,同时拥有其他港口所少有的口多、腹大、水深、深水岸线紧靠岸边的优点。因此,北仑港是宁波最具优势的港口资源,为宁波进一步发展海洋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海港条件,有利于形成港口优势。除北仑港外,海洋南部的象山港、石浦港。象山港与北仑港区位特点接近,可承载万吨级船舶出入,具有近海运输深水港的优越条件,与北仑港一样是宁波发展远洋经济的重要区域。此外,石浦港国内四大渔港之一,目前仍有部分岸线可供开发利用。

2.西北部、南部的滩涂资源。宁波西北部拥有宁波最重要的滩涂资源,主要分布慈溪(杭州湾南岸)、象山(象山港)、三门湾北部和大目洋沿岸。其中慈溪所在的杭州湾南岸是最具开发利用价值的滩涂区域。慈溪位于长江沿岸,长江径流每年挟裹约5亿吨泥沙入海,大量泥沙在慈溪沉淀,海沙堆积,形成了丰富的滩涂资源。因此,慈溪海域成为宁波开发利用滩涂资源的重点区域。此外,宁波象山港内、大目洋沿岸和三门湾北岸等也具有丰富的滩涂资源,其中象山港和三门湾是重要的海水养殖场所。

3.南部海洋渔业、岛屿及海洋能资源。象山港属于半封闭港湾,集聚了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岛屿资源和海洋能资源。港湾条件适宜内海洋鱼类索饵和洄游繁殖,同时又有大量稳定居住和栖息的鱼类和滩涂贝类生物。湾内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渔业资源丰富,是浙江省乃至全国的重要的经济水产资源的集中分布区和海水增养殖区。同时,象山也是岛屿资源的集聚带,主要分布在东部近岸岛屿、宁海强蛟群岛等。岛屿周边植被保护良好,海洋气候适宜,适宜疗养治病和避暑避寒,因此,广泛开发用作旅游。此外,象山也是宁波海洋能资源最为突出的是象山的潮汐能资源和南部海域的波浪能资源。三门湾也拥有丰富潮汐能,仅次于象山。韭山、渔山则是闻名的波浪能重点海域,都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

二、宁波海域使用权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宁波海域管理现状

1.海域管理机构逐步健全

宁波市海域管理分为市县两级,市级管理主要由海洋与渔业局海域管理处、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海域使用动态监管中心、海洋与渔业咨询服务中心、海洋产权交易中心、海洋资源综合管理中心部门构成。此外,还有海洋环境监测中心(海域论证乙级、海洋测绘丙级)、海洋与渔业研究院(海域论证丙级)、海洋开发研究院(国家海洋局海洋二所宁波分院)、海南省海洋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宁波分院等四家技术支撑单位。县级海域管理主要通过各县(市)海洋与渔业局海洋科进行管辖,覆盖象山、宁海、北仑、鄞州、慈溪、镇海、大榭及梅山保税港区。

2.海域出让供应管理和海域价值评估机制日趋成熟

2012年9月17日宁波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宁波市人民政府凭海域使用手续办理用海项目规划建设审批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对海域出让供应管理和海域价值评估体系建设提出明确的具体要求。一是由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围填海,规划用于建设的海域供应参照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办法执行;二是根据《浙江省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海域使用权管理办法》文件,处理经营性用海的使用权出让;三是建设用海域级别和基准价格原则上由县级以上政府确定并进行定期发布,海域级别和基准价格体系未建立前,参照邻近土地基准价格一定比例测算海域使用权基准价格;四是由海洋与渔业局及相关部门共同制订和完善建设用海域使用权定价体系,具体措施借鉴建设用地使用权定价方法。3.海洋环境综合管理体制已建设完成

海洋环境保护是推进海域使用权市场化,发展海洋经济的基础保障。近年来,宁波不断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在建立防灾减灾综合管理基础上,完善健全了海洋环境保护与体制。一方面,确立多部门一体化的环境保护执法体制,由海洋、环保、农林、经委等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执法。以国家环保基本政策法规为依据,严格执行新建、扩建项目的环评审议制度,同时重点开展排污源头管理、排污控制及关停严重污染企业等系列管理。另一方面,由海洋局牵头,联合环保、海防等部门,先后建立了海洋灾害预警预报及防御决策体系和海洋污损应急处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了宁波的海洋防灾减灾管理体制,应对突发性海难和重大海洋污损事件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4.跨区域海域开发与保护管理体制基本形成

随着宁波海域使用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跨区域海域开发与保护管理问题日益凸显。结合宁波海域使用管理及海域使用市场化的特点,借鉴其他省份海域管理经验,成立了海洋经济领导小组,探索建立宁波海域协调机制,为解决跨区域海域问题提供了政策法规依据。例如象山出台《象山港区域保护和利用规划纲要》,成为港区保护和利用参考和依据。同时由象山港区域综合协调管理领导机构,统筹区域海域重大事项的任务部署、制定决策及负责部门和区域间的协调,破解海域管理地方保护、管理部门职能交叉下的管理真空或执法不统一等问题,改善海域管理及服务能力,提高海域资源的跨区域使用。

5.海域市场配置机制逐步规范

目前,宁波除公共基础设施用海和其他公共公益用海等不适宜公开出让的外,经营性用海由县级人民政府和海洋部门组织海域使用收回储备整理后,均可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市场配置和公开出让。县级(含)以上重大重点项目用海、或者其他不适宜公开出让的,凭县级(含)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投资主管部门相关书面意见,可以采取行政审批出让或者协议出让。

(二)宁波海域使用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1.出租、发包海域使用权不规范现象普遍存在。这不仅是宁波存在的问题,还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海域实行中央、地方两级管理模式,中央负责统一管理,地方政府在中央授权下负责管理的落实与执行,地方政府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为活跃海域使用市场环境,长时间制定执行的海域使用金标准较低。一次性付出较低的使用成本,保障了长期稳定的使用收益,使用者缺乏提高海域资源使用效率的动力,致使海域资源难以高效利用,造成了海域资源的浪费。

2.宁波整体的海域使用效率不高较为突出。虽然宁波拥有丰富的海域资源,各区域海域具有明显的海域资源特色,但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指导和先进的开发方式,现有各地各类的海域资源使用呈现低增长、低收益,整体经营水平偏低。目前宁波的海域使用市场化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的海域资源大都通过行政安排进行配置,缺乏市场引导,大大降低了海域使用效率的使用效率。

3.海域使用权市场化的基础性工作不完善。海域使用权市场化离不开基层海洋管理机构的监督、技术信息服务及基础研究指导,基础性工作直接影响海域使用权市场化的进程。从基础管理能力看,宁波市县两级的海洋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基础管理机构成立不久,相关部门装备投入不足,具有海洋管理专业基础的基础工作人员严重短缺。此外,由于基层海洋事务的多头管理,各部门掌握不同信息资源,缺乏统一的海洋资源信息数据,基层海域使用管理问题的研究更是接近空白,基层机构的专业技术和信息服务能力难以满足发展需要。

4.海域资源市场化处于较低发展层次。目前,宁波海域资源市场化运作处于初级阶段,基于资源配置市场的发展,进一步衍生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由于二级市场起步较晚,解决海域资源的转让、流通等问题,仍然面临方式单

一、参与主体较少以及市场分工不够明确,海域使用权市场化依然面临低层次运作。

三、进一步推进宁波海域使用权市场化的对策建议

(一)科学划分海域资源,提高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能力

依据宁波市海域资源现状,科学划分资源类型,结合各区域的特点及资源分布实际情况,制定宁波海域资源市场化规划和目标。一是基于系统调查和统计,全面充分了解海域资源市场化需求及困境,相应制订出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实施方案;二是动态监测海域资源使用权一级和二级市场活动,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档案管理体系;三是依据科学的资源分类,构建多层次的海域资源市场化机制,为海域资源市场化转化提供更多的途径。

(二)健全海域使用权市场化机制,优化海域使用权的配置

借鉴国内其他省份做法,在一级海域市场,采用差异化市场化机制。一是对难以形成竞争的经营性项目以及养殖用海、公益项目等基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特殊用海项目,可采用行政审批出让方式;二是可能形成市场竞争、各地在同一海域具有两个以上意向用海单位或个人的经营性项目,可通过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解决上述项目的出让。此外,可通过完善出资、转让、出租、抵押、继承等海域资源转让机制,建设一个有全面的信息交互以便使交易更为便捷的二级市场。

(三)建立相关的制度原则,为海域使用市场化提供制度保障

按照物权公示原则,建立海域使用权确权登记和流转登记制度,明确登记的目的以及海域使用权登记的公示作用和使权利发生变动的效力。借鉴土地价值评估经验,建立海域使用权价值评估制度,参考国际海域资源划分标准,确定海域资源的科学分类和等级依据;同时,还需明确补偿主体和计算标准,建立海域使用权征用补偿制度,明确补偿主体以及补偿的项目和计算标准。

(四)搭建海域使用权交易平台,为海域使用市场化提供平台服务

基于国内其他省份海域使用权交易平台建设的探索实践,归纳整理相关经验作法,应尽快搭建海域使用权交易平台,进而推动宁波海域使用市场化进程。例如可以在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海域使用权流转管理中心指导下,设立市县级的海域使用权交易中心。作为市县海域使用权转让、流通的交易平台,同时在此平台上开展区域内符合条件的海域使用权出让的招标、拍卖及挂牌交易,为市场提供海域使用权出让的相关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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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海域使用权问题研究(关 涛)

海域使用权问题研究

烟台大学教授 上传时间:2004-7-17

一、现代海域使用权已具有私法性质

海洋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用,并一直为人所利用,但海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非私法上财产权利的标的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人们对海洋通常不能进行排他性的使用。人类对海洋的传统利用方式是船舶航行和捕捞渔业,这两种利用方式均不能构成对海洋排他性的支配。一物可被排他性支配的前提,是该物能被特定化,即“物权法上的物必须具有可以被特别认定的性质,难以被特定化的物难以为物权所支配,因而无法成为物权法中的物”[1]。在现代测绘技术进入日常生活之前,由于日常生活中用通常测量定位方法不能将海洋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明确区分,即不能将海域特定化。由于海域不能特定化,尤其是海域不能作为不动产登记的标的物,因而在传统民法上海域不能成为财产权利客体。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在规定所有权制度时,没有明确将海域列为所有权客体的范畴,《民法通则》及《土地管理法》等也没有明确将海洋列为土地之一种形态。

但是在近年,海洋的部分海域也开始成为私法规范的对象,其变化的动因在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海洋利用技术的提高以及对海洋利用方式的变化。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人类愈加注重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人们利用海洋资源方式的更新和范围的扩大,特别是海洋养殖业和海洋采矿业的迅速发展,导致人们对海洋的一部分即海域的排他性使用逐渐普遍化。从事海洋养殖业,诸如养殖鱼类、藻类、虾蟹类、贝类等,需要长期稳定占有使用特定的海域;从事海洋采矿业,诸如海上开采石油天然气,需要在采矿区建筑钻井平台或采油平台,这也要长期稳定占有使用特定的海域;另外,在离开海岸的水中修筑建筑物或游乐设施,划出一定海域作为旅游业者经营的游览观光区或休闲游乐区等等,也需要长期稳定占有使用特定的海域。人类对海洋利用方式的变化,提出了许多必须以法律回应的问题。(1)从事海洋养殖业或海洋采矿业等,需要对特定海域进行长期的稳定的占有使用,而且这些特定海域可以利用现代测绘技术简便确定。因而这些特定海域具有可利用性和可特定性,完全可以作为民法上的物。(2)为了有效利用海洋资源,特定海域利用者的经营活动必须得到法律保护,必须不受他人干涉。因此,不仅要通过公法维护国家对海洋的支配,也要通过私法维护海域利用者对特定海域的支配。(3)从事海洋养殖业或采矿业的经营者因此对特定海域存有特别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首先应当得到民法的确认和保护。(4)对特定海域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关系中,包括海域使用者与海域所有者即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仅仅通过行政法来调整,也要通过民法来调整[2]。

传统民法上物的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行的,但并未考虑到海域、水流等这类具有流动性、不宜从同一性的角度把握的物。海水本身是无法特定的,但将海水放到一定的空间上来理解则是可以特定的。就我国法律的规定来看,海域的特定性强调其空间性,对海域的理解应该是特定范围内的海水体(而非海水量)及其海床、底土。

对于特定海域的利用是由众多权利主体进行的,这就是对海域资源的共享性,一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利用行为一般均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用,例如,海域处在不断的运动中,某一海 1 域的海水流到另一某片海域中,同时另一片海域的海水又补充进来,海水就是在这样的运动中存在着,也正是由于海水的这种流动性,使得海洋污染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一个地区的海洋事故会迅速波及其他地区,迅速形成规模性的灾难。海域的共享性不仅指不同海域使用权人之间的共享,还应包括不同时期对同一海域的共享,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此,必须对各种利用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

海洋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之一种,同样须以不动产登记作为权利公示方式。但是在传统的不动产登记中,海域不属于登记范围。建立海域使用权制度,必须解决有关海域使用权登记的主管机关、登记方式等问题。海域虽然广大,用现行测绘技术完全可以对特定海域予以准确定位,确定其四至边界。对于具体海域使用权的标的物范围,可以根据其面积大小、离岸远近,分别采取设置浮标定位、根据沿岸测量标志相对定位或者地理经纬坐标定位的方法予以确定,并记载于登记主管机关的登记簿上。由于海域使用权具有特殊性,其登记上具有技术性,而且对于海域应当统一管理,因此海域使用权的登记应当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由此以来,中国的不动产登记部门可采取两套体系,土地上不动产登记由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海域使用权的登记由海洋管理部门负责。

二、海域使用权的客体范围问题

我国新颁布的《海域使用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海域所有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海域。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我国《海域使用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海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本法所称内水,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向陆地一侧至海岸线的海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持续使用特定海域三个月以上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适用本法。”从这一定义来看,海域的范围很广,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一定范围内的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组成的,但实际上,所有水体、水面、海床、底土是不可分离的整体,缺少其中任一要素均不能称其为海域。所以,从事海上捕捞、海水养殖、海底石油开采、海上旅游航运等,均属于海域使用的范畴;就同一地段的海域使用而言,同样适用传统民法中“一物一权”的规定。

滩涂属于海域还是土地,决定在滩涂上是否可以根据现行法律设定土地权利,即滩涂作为一种自然形态,可否作为法律上的财产权利客体;进一步地说,如果可以作为财产权利客体,应是何种财产权利的客体。其次,在法律上滩涂与土地或海洋的界线在何处,由此决定滩涂作为某种财产权利客体范畴的边界,也决定了有关法律的适用范围。

值得研究的是滩涂是否属于海域使用权的客体,从自然属性来看,滩涂的范围主要在低潮线和高潮线之间的地带即潮间带,以及向海和岸两侧自然延伸的部分,如高潮线以上的滩地以及低潮线以下浅水中的海滩。

如果滩涂属于海域,会产生以下法律效果:(1)滩涂所有权只能属于国家,因为海域属于国家所有;(2)利用滩涂的单位或个人可拥有的权利,限于对滩涂的使用权;(3)滩涂使用权的设立、移转、消灭等,须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作产权登记;(4)滩涂按海洋功能区划予以管制;(5)对滩涂使用的行政管理等,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如果滩涂属于土地,则产生以下法律效果:(1)滩涂所有权既可以属于国家,也可以属于农民集体;(2)滩涂利用者可拥有的权利,既可以是所有权(如利用者为农民集体),也可以是使用权;(3)滩涂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归属,以及滩涂 2 使用权的设立、移转、消灭等,均须在土地管理部门作不动产登记;(4)滩涂按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划分实行用途管制;(5)对滩涂使用的行政管理等,应由土地管理部门负责。

在传统民法上,滩涂属于海洋的一部分而不属于土地。在罗马法上,“海岸延伸到冬季最高潮所达到的极限”,而且“依据自然法而为众所共有的物,有空气、水流、海洋,因而也包括海岸”[3]。这种传统民法对海洋与土地的划分标准,在当代亦无多少变化,例如:“在日本,社会上通常的观点是,根据海水表面涨到最高潮时达到的水边线为基准划分海和陆地。并且现在一般认为海面以下的地盘不是土地。”[4]因滩涂在最高潮时被海水淹没,因而应为海洋的一部分。可见,凡是以海水高潮线作为海域与土地界线的国家,滩涂在其法律上应属于海域的一部分而不属于土地。

在我国的情形却有所不同。在我国制定《民法通则》时,对滩涂的利用(主要是海洋养殖)已经十分普遍,滩涂已经被视为可以进行排他性使用的自然资源,已经属于民法上财产权利的客体范畴。依据《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包括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依法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他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可见,在我国民法以及土地管理法,已经把滩涂作为土地的一种形态。所以在我国,海水高潮线没有划分海域与土地边界的意义。

关于《海域使用管理法》适用空间的界定上,国土资源部和财政部联合上报国务院的《海域使用管理法送审稿》和国务院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海域使用管理法草案》,都是沿用《海域使用管理暂行规定》的定义。也就是说,没有对海陆分界线作出明确的规定。全国人大就《海域使用管理法草案》征求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意见时,几乎所有地方政府都提出了要求修改该条款,明确海陆分界线的要求。全国人大认真研究了反馈意见和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关于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中的表述(省、市以往作出海域使用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大多采用海岸线或平均大潮高潮线到领海外部界线),全国人大认为法律文本中明确海岸线为海陆管理的分界线是切合实际,并且可以使法律更具有可操作性。决定在第二条增加一款,即第二款“本法所称内水,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向陆一侧至海岸线的海域”。由于领海基线是指低潮线,所以这里的海岸线应该是指平均大潮的高潮线。

三、海域使用权是民法物权中的上位概念

同一海域的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资源(生物的和非生物的)共生、共存,既有生物资源、海水化学资源、海洋能(如潮汐、波浪发电),也有港口与交通资源、油气或其他矿产资源,有的还有旅游资源、土地资源等,所以海域是多种复合资源的载体。海域中的每一种资源都是海洋的开发对象,并最终能形成一个产业,这种情况在实践中是屡见不鲜的。为此,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海洋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正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使用海域的矛盾和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对海域的使用也有为农业目的而使用如养殖,也有为建造建筑物或构筑物目的而使用如建造钻井平台,还有以旅游为目的而使用如设置潜水观光区,但是对海域使用权作统一规定的必要的。

海域使用权都是为经营目的而设立,取得海域使用权的,都是从事经营活动的法人或个人即经营主体。尽管海域使用者或从事养殖业或从事采矿业等,但使用者之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能力并不会因此而产生一般性差别;与一般农业不同,海洋养殖业属于工厂化经营方式的 3 高效农业,其投资收益的周期较短;在农地使用过程中,类似维持地力和防止将农地违法转为他用等,一直是既普遍又严峻的问题,但这类问题在海域使用方面基本不存在,因为海域广大,不存在陆地上建设用地紧张的情形;除非特定海域之下有矿藏等特殊资源,否则将养殖用海域转为建设用海域,没有经济上的意义。因此,不论具体的海域使用权是为何种用途而设立,均可统一称之为海域使用权。对于不同用途的海域使用权,可以根据其他特别法如渔业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实行用途管制;另外,也可以根据海域使用权设立合同的约定实行用途约束。不论简单海域,还是复杂海域,就其自然面貌,它们与陆地相比都大为不同。茫茫大海除了一望无际、起伏不平的海面外,其他我们很难再看到别的什么。在任何一个海域之中、之下,其环境特性、资源状况和社会功能价值,我们无法直观了解并进行判断。具体到海域使用管理法,也将无法开展管理活动。通过反复调研,最终选择了海洋功能区划作为管理海域使用法的科学基础和依据。只有通过功能区划的成果,才能为海域使用管理机关提供审批的科学标准,保证海域使用审批的合理性。根据海洋功能区划,海域使用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包括渔业权、海底矿藏开采权、养殖权、海上航行权等,势必与《渔业法》、《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发生交叉适用。

海域使用权与渔业权是有区别的。渔业权是指权利人根据渔业法的规定所取得的从事渔业的权利。海洋渔业包括捕捞渔业和养殖渔业,因而海洋渔业权可划分为捕捞权和养殖权。捕捞权是指对自然状态的海洋生物资源予以获取和收益的权利,属于自然资源使用权的一种。在一般情况下,行使捕捞权不需要也不能对特定海域进行排他性的使用,属于传统民法中人役权的概念,这种人役权与地役权非常相似,只是并不以需役地的存在为前提[5]。这种权利虽然没有排他性,但也属于对一定海域的持续利用,有人甚至一生都在固定的海域捕鱼,因而也是一种海域使用权。养殖权是利用特定海域养殖海洋生物并予以获取和收益的权利,行使养殖权需要对特定海域进行排他性的使用。因此,海域使用权与渔业权属于交叉概念,海洋渔业权中的养殖权包括在于海域使用权之中,而海域使用权不限于养殖权。

海水虽然具有自净能力,一定限度内的污染可以被净化掉,但一旦形成规模,其危害后果就会相当严重,如海上开采原油泄露,受到影响的可能是临近海域的所有水面。因而,对海底石油开采各国均有专门的规定,我国也是如此。一旦发生海上原油泄露的危险,其他海域使用权人均可以基于相邻关系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该种危害的发生。相邻养殖海域之间,若一方养殖密度过大而引发海水缺氧或养殖有传染疾病的海产品,则很可能会迅速波及临近的其他海域,造成邻人的经济损失。此外,陆源污染也会损害养殖海域使用权人的利益,但是,如果排污人众多,是否达标排放也不清楚,那么因果关系很难认定,受害人的权益也很难得到保护。综上,从事海上航行、海底石油开采、海上养殖、捕捞等行为,均须取得海域使用权,于是海域使用权就成为一种基础性,在我国民法典中。海域使用权是与土地使用权并列的上位概念。在适用《海域使用管理法》时,应该与《渔业法》、《矿产资源法》与《海上交通安全法》协调一致。

参考文献: [1]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2]陈甦:.中国海域使用权制度及其对物权法的新发展[A].制定科学的民法典——中德民法典立法研讨会文集[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26.4 [3][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M].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48.[4][日]北川善太郎.日本民法体系[M].李毅多,仇京春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17.[5]关涛.大陆法系民法中的人役权——兼论我国民法中的用益物权体系[J].法学论坛,2003,(6).(原载于《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第三篇:长期战略眼光与市场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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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战略眼光与市场化机制(上)

在实施科教兴国和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有关中国在“核高基”领域(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事实不断被提及。

比如,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已达3200亿美元,其中54%的芯片出口到中国,而国产芯片的市场份额只占10%。全球77%的手机由中国制造,但不到3%的手机芯片是国产的。中国每年进口芯片需要2000多亿美元外汇,芯片超过石油和大宗商品成为第一大进口商品。因为长期“无芯”,中国只能位于产业链的下层。在一些基础性的关键领域,为什么我们总在困境之中?

是没有长期眼光吗?不全是。虽然中国也有短期行为和“任期思维”,喜欢近功速效,但还是有着眼长远的战略规划,从1986年的“863计划”到《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对科技的投入也逐年在提高,2012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0298.4亿元,比上年增长18.5%;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GDP之比)为1.98%,比上年提高0.14个百分点;按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支出为31.7万元,比上年增加

1.6万元。中国对研发的投入增速快于GDP增速。

而近年来,不少欧美的政治家、学者也都开始认可中国注重长期决策的价值。麦肯锡公司董事长鲍达民在反省资本主义的短期性(他称之为“季度资本主义”)时说:“东方和西方之间最显著的区别是领导做出重大决定考虑的时限的不同,亚洲人通常认为至少10到15年不等。在美国和欧洲,近视是家常便饭。”

如果说问题不在眼光,肯定是落实长期战略的体制机制出了问题。用习近平的话,要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他指出,多年来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就像接力赛一样,第一棒跑到了,下一棒没有人接,或者接了不知道往哪儿跑。

要解决这个问题,出路在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性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如果科技不和市场、企业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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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关于构建新形势下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的几点思考

关于构建新形势下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的几点思考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在治安防范方面推行了多种尝试,诸如有偿护款业务、实行治安承包制、保安服务业市场化等,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是指把治安防范从行政管理体系中剥离出来,将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则移植到治安防范中来,让市场机制调节治安防范的供

求与资源配置,建立起以市场为依托、以产业为载体、以防范为核心的治安防范工作系统。这是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公安工作优良传统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主要就新形势下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特征、重要意义及其建设谈些粗浅的认识。

一、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的基本特征

(一)治安防范运作市场化。一是责、权、利关系的市场化。即通过治安防范责、权、利的有机统一,促进社会治安防范工作走向契约化、职业化、货币化、市场化,形成以经济杠杆调节社会治安防范能力的新格局。二是遵循市场经济法则。用市场的法则去思考问题,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规律,加强对安全服务行业的管理与引导,让市场机制调节治安防范管理的部分供求和资源配置。三是讲究“双赢”原则。实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和“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能满足人们“出钱买平安”的心理企求,达到“双赢”的目的。

(二)治安防范管理企业化。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采取企业化管理,强调以最少的投入、最低的成本、最优的服务去获得最大的效益。一是实行目标管理。首先确定明确的工作目标,并制订具体的工作计划,计划一经批准后,做到严格按计划去执行,从而避免了实践中存在的“拍脑袋决策”和想当然的做法。二是实行成本管理。开展治安防范的每一项工作,在资金成本上事先都要精打细算,把人、财、物、时间、精力的投入与工作目标和工作效果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力争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效益。三是实行质量管理。每一项治安防范工作都建立质量标准,细化质量指标,形成考核体系,进行严格考核。达到质量标准的,给予肯定评价和相应报酬;达不到质量标准的,或“返工”再做,或给予必要的惩罚。四是实行全程管理。把治安防范工作实行全程管理,从决策、计划、实施到结果,都进行有效监督。

(三)治安防范服务社会化。一是防范经费筹措于社会。经费是保障防范工作正常运作的基础,除了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由政府将综合治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补贴外,其主要的经费还是通过社会筹集。二是从业人员来源于社会。主要通过招聘的方式向社会吸收从业人员。三是防范服务于社会。防范受益主体涉及各个层面、涵盖各个领域,治安防范的面不仅涉及机关企事业单位,而且涉及个人住宅,同时以群众是否需要、是否满意为工作目标。

(四)治安防范发展产业化。一是从治安防范主体从业人员来看,按照行业化、职业化组建,他们是全职工作者而非业余或义务劳动者,要求从中获取报酬。二是从治安防范领域来看,由于公众对安全的不断需求,因而存在治安防范的大市场。三是从治安防范组建方式来看,按照公司制建制,是流通和服务产业中的一个产业。

(五)治安防范形式多样化。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组织对安全需求的多样性,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要讲求防范形式的灵活性和多样化。一是推行“人防、物防、技防”三结合的防范模式,扩大了防范空间,巩固了防范格局。二是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根据不同情况,有的实行有偿护款业务,有的实行“治安承包制”,有的实行实施治安保险,有的实行出租房集中管理和委托管理,有的推行户管员制度,有的在出租车上安装gps卫星定位报警系统,有的实行区域联网报警系统等等。

二、建立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的重大意义

(一)建立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是认真贯彻落实“二十公”精神的具体体现。“二十公”对做好新形势下治安防范工作的根本要求是:综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构建灵活多样的群防群治网络,积极探索在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多种现实形式。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治安形势越来越严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治安防范体系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过去的“干部带班、义务巡逻”中没人管事、没钱办事的弊端愈来愈凸显,原有的保安联防体制也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治安防范工作必须走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产业化发展之路。只有遵循市场规律的防范工作才能具有生命力。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体现了责、权、利的有机统一,促进了社会治安防范工作走向契约化、职业化、货币化、市场化,形成了以经济杠杆调节社会治安防范能力的新格局。

(二)建立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是满足公众对安全理想化的需求的必然选择。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生存需求为第一位,安全需求为第二位。随着经

济的快速发展,人财物的大流通,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的生活理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维护治安,确保安全,作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前提,既是一种巨大的社会需求,又是人们的共同愿望,这种愿望还会随社会治安的复杂程度而变化或提升。走市场化治安防范发展道路,实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和“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能满足人们“出钱买平安”的心理企求,达

到“双赢”的目的。

(三)建立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是缓解政府压力和警力不足矛盾的现实举措。长期以来,安全防范一直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政府为之投入了相当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但是,由于政府投入安全防范的资源毕竟有限、警力普遍不足等因素,收效甚微。因此,以建立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对治安防范模式进行创新和改革,是缓解政府压力和警力不足矛盾的现实举措。社会治安防范走市场化之路,能够盘活、整合社会上现有的联防队、巡逻队、治安队等民间综治组织,既为国家节约大量的财力、物力和警力,又能促进政府部分职能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实现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管理与服务相统一。比如,保安队伍可以在治安巡逻、企事业单位保卫、物业管理、大型文娱商贸活动保卫、区域防范、个私服务领域等提供专业化、市场化的保安服务,既缓解了警力不足问题,又有效地推动防范工作。

(四)建立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是提高民间闲置资本和人力利用率的有效途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各项改革政策的出台、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下岗职工、城镇失业人员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增多等现象。与此同时,社会上大量民间闲置资本没有用武之地。如果将这些可贵的人力、财力资源,吸纳到市场化治安防范主体(如保安公司、物业管理企业等),既可以促进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又可减轻企业负担、解决下岗职工和社会闲散人员后顾之忧,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五)建立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有益探索。应该说,集中开展严打整治,只是社会治安非常时期的特殊手段,在短时期可以产生明显成效,但难以保障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因此,必须把治安防范作为长期性、战略性、根本性任务来抓,牢固树立“防范是治本之策、是主动出击”的观念,不断加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由市场运作、专业操作、规模经营防范业务,能集中所有人力、财力和物力,挖掘所有潜力和资源用于治安防范,从而实现防范工作的全天候、专业化和经常化,有利于提高社会治安防控能力。

三、建立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需把握好“四个环节”

(一)依靠党委政府,形成整体合力。治安防范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必须紧紧依靠各级党委、政府,与有关部门密切协作,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发挥整体合力。政府要确立市场化治安防范的理念,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确立治安防范的市场化定位和经营规范,并运用政府的权威和影响力促进社会大众的认同。公安、工商、税务、劳动保障、物价等部门要把市场化治安防范行业纳入管理内容,并切实负起责任。由于案件有偶发性和不确定性,各种社会组织普遍有侥幸心理,对“亡羊补牢”看得重,对“防患于未然”看得轻。所以,政策对配备治安防范主体的规定必须明确、量化、严格,一方面促使社会组织加强自我防范,另一方面也为治安防范主体拓开一片市场。

(二)把握角色定位,发挥职能作用。公安机关在市场化治安防范过程中,必须有正确的定位,在履行好自身职责的同时,还要利用各种手段,有效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因素,做好社会治安防范。一是要当好主力军,做好打击与防范的本职工作。公安机关在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的建设中,必须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具体实施指导、协调、督促等工作。同时,要克服“为防而防、为控而控”的被动局面,立足于打,着眼于打,以打促防,充分发挥“打击”这一特殊和有效的防范手段,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二是要当好宣传员,确立人民群众在防范中的骨干地位。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公安机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一方面,公安机关要充分依靠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开展宣传发动,通过阐述市场化治安防范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宣传推广成功防范的典型事例等,激发群众参与社会治安防范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公安机关要立足自身阵地宣传,充分发挥社区民警扎根基层,经文保部门、派出所负有监督内保单位创安的工作优势,通过加强宣传,使群众、企业明白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财富,增强“花钱买平安”意识,加大治安防范投入,共同做好社会治安防范工作。三是要当好引导员,加强对防范主体的全面指导。治安防范主体不同于一般的工商企业,因其具有社会约束功能,所以必须置于公安机关的绝对领导之下,不能放任发展。特别要做到:第一要把好人员素质关,定好从业人员的基本底线;第二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业务、法律和政治培训;第三要严格管理、严格控制从业人员,防止其成为黑保安、黑打手,或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第四要监督其从业行为,明确防范主体只有管理权、没有执法权,主要侧重于预防犯罪;第五要负责对防范主体业绩的考核。四是要当好监督员,实行对防范主体的适度制约。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公安机关的适度干预和相对制约。一方面是总量控制,合理布局。要确保治安防范主体成熟一个走入市场一个,防止因极度膨胀而超出社会实际需要。另一方面是实行民事赔偿制度。凡因管理、技术、服务等问题造成的损害或达不到承诺的防范服务标准等,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三)引入竞争机制,讲究效益优先。治安防范机制的市场化,意味要按市场化思路去维护社会治安。一个地区应该有数个治安防范主体(股份制的),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培养其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以尽可能少的防范投入,在防范效益及社会效益方面谋取最大或尽可能多的效果,实现社会治安良性化发展。

(四)坚持因地制宜,尊重客观规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社会情况都在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同时,城市和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即使同在城市或乡村,其经济基础、民情民风、治安特点也都有许多不同之处,搞千篇一律、照抄照搬别处经验是绝对行不通的。实行治安防范机制市场化,必须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市场化治安防范机制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根据不同情况,有的实行有偿承包,有的实行联户联防,但核心都是落实责任。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物质利益原则,运用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来达到落实责任的目的。

第五篇:核电电价机制改革与应对对策研究

泥南轩 奉上

核电电价机制改革与应对对策研究

王世鑫

核电定价机制回顾

还本付息电价是以电力项目的实际造价为基础,测算各项成本费用,在保证补偿成本、缴纳税金和一定赢利的前提下测算出上网电价。还本付息电价能从财务核算上保证企业的赢利水平。

具体测算方法是:先计算发电成本,包括折旧、运行成本、摊销、财务费用等因素,同时计算销电税金,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等。而销售收入是总成本费用、销售税金、销售利润之和,电价是销电收入和上网电量之比。实际测算中,采用多种试算,最终测定一个能满足还贷要求的电价以进行比较分析。

这种测算方法的依据为:利用贷款资金建设的电站,其电价应当保证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清本息,并满足还贷期间维持正常生产、应纳税款、合理利润等要求。

在计算中,首先假定一个上网电价,做还贷计算,当计算的偿还年限大于允许偿还年限,说明假定的上网电价低了,应提高电价,反之则降低电价,直至等于或略小于允许还贷偿还年限,这个电价即为

泥南轩 奉上

求得的电网电价。秦山一期核电站作为我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其定价思路就是采用了还本付息方法。

而中外合资大亚湾核电站则是特有模式电价。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电价收入主要用于还贷和滚动发展。其上网电价的基本模式不同于其他核电项目,借鉴了国外对公用事业定价模式,采用了本-利浮动电价模式,其利润也不是按一般电厂的电价-成本=利税的方式,而是由董事会根据《合营合同》的规定予以确定。

大亚湾核电站的发电成本除退役费用、乏燃料后处理费用等核专项费用外,其他成本项目与一般电厂基本相同。

净利润P(当年税后利润),用下列方法计算出来 P=■×K 公式中:K代表利润因子。股东基金亦即股东权益,年初股东基金即为上年末股东权益,年末股东基金即上年末股东权益加上本年内未分配利润(含公益金、公积金等)。

也就是说,该模式中每年税后利润按股东权益的某一百分比(K由董事会决定,实际上相当于净资产收益率)计算得出。而如何确定每年K的水平,不是单纯地仅看当年净资产收益率,而是以股东投入资本金之时为起点,以电站投运产生利润并分派红利给股东为现金

泥南轩 奉上

流入,计算在一定时期内股东所能获得的内部收益率FIRR,并以该FIRR的水平来调控每年的K值。

在每一个会计结束后30天内,董事会审批该实际的总发电成本与利润总额,确定分售结算电价等。会计实际的总发电成本与董事会确定的税后利润、应缴纳的所得税之和除以总分售电量之商,即为该的分售电价。

上网电价公式=(发电成本+净利润+所得税)/总分售电量 S■=■(C■+D■+F■+■)其中:E■为全年上网电量,千瓦时;

C■为电厂运行成本,包括燃料费、乏燃料费、退役基金、运行维修、大修、人工、行政等费用;D■为年折旧费;F■为全年财务费用,包括贷款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汇兑损益、银行费用等;g■为所得税率;P为净利润。

公式表明,大亚湾核电站上网电价是一个不确定值,由合营双方协商平衡后确定。由于利润不是由电价-成本=利税的方式确定,在一般情况下由董事会决定的利润不会因成本的变化而变化,国家的税收有保障。

大亚湾核电站的电价模式,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有其特殊的背景。这种模式发挥了特定的作用,其“引进外资、借贷建设、售电还钱”

泥南轩 奉上

经营方针对广东核电的滚动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今后这种模式可能不再广泛使用。

经营期上网电价

现阶段应用最多的是经营期电价。所谓经营期电价就是在综合考虑电力项目经济寿命周期内各的成本和还贷变化情况的基础上,通过计算电力项目每年的现金流量,按照使项目在经济寿命周期内各的净现金流量,能够满足按项目资本金计算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条件测算电价。其计算公式:

■(Ci-Co)■(1+FIRR)■=0 FIRR为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n为经营期限,i为经营期的年序数。Ci为现金流入,Co为现金流出。

经营期电价出台,主要是2001年原国家计委以《国家计委关于规范电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2001] 701号)为依据,针对过去还本付息电价存在的问题,对上网电价进行了清理。同时因燃料、利率、部分还贷结束、折旧提完的电厂相应降低了上网电价,将按照还贷期定价的方法改为按电力项目经营期定价,将个别成本定价改为按社会平均成本定价。

经营期电价计算主要考虑的因素:

●确定经营期限。经营期一般为20~30年;

泥南轩 奉上

●确定收益率水平即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FIRR。一般与国债收益率挂钩并略高出一定的百分点,如8%。

●计算成本费用。以设备容量、年利用小时、厂用电率等确定发电量,据此按各种参数计算成本费用。包括各种原材料的耗用、综合折旧、大修理费等,运行成本一般参照社会平均成本。

●依据贷款合同、贷款利率等计算还贷本息。

●计算经营期各年现金流。最终满足现金净流量符合财务内部收益率要求。

经营期电价计算为投资者对项目投资的获利能力提供了判断基础。同时,经营期电价按社会平均成本定价,并明确规定项目投资回报,一方面摆脱了以往以项目个别财务成本为基础的定价方法,有利于鼓励企业降低成本。目前运行的核电站如秦山二、三期,江苏,岭澳等,均采用此方法测算。

核电电价机制的改革

当前实行的经营期电价,对促进电力企业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经营期电价仍然是在高度集中的电价管理体制下,以个别成本为基础的定价机制,不能与今后的电力市场化改革相适应。因此,出台与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进程配套的新的上网电价机制势在必行。特别是在电力市场化改革后,逐步引入双边协商

泥南轩 奉上

定价和市场竞价的机制,以逐步替代电力市场化改革前采取政府定价的方式。

两部制电价

两部制上网电价是指将电价分为两部分,即容量电价(也称基本电价)和电量电价。其中容量电价主要反映发电厂的固定成本,电量电价主要反映发电厂的变动成本。在采取两部制上网电价的电力市场中,发电成本要通过容量电费和电量电费回收。其中:固定成本主要通过(按可用容量计算)容量电费回收,运行成本主要通过电量电费回收。采用两部制上网电价,可以保障发电企业一定的固定收入,对促进电力工业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

核电不能像火电一样,必须满负荷运行,因此,难以适用此机制。但在核电财务管理上给我们以启发。对核电企业而言,尽管不适用两部制电价,但降低固定成本是有必要的。一方面是实实在在降低投资,降低固定成本;另一方面从重新认识和划分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改变传统的固定成本定义,将更多的固定成本与产量挂钩,从财务上改为变动成本,主动适应电价改革来讲意义重大。

标杆电价

国家中长期核电发展规划已出台,但与新的核电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核电价格机制尚未形成。因此,在核电规模建设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加紧研究适应核电大发展的电价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参照目前火电

泥南轩 奉上

标杆电价思路,可以尝试建立核电的标杆电价制度。核电标杆电价主要有以下作用:

一是促进核电投资增强成本意识,降低造价,提高效率。核电标杆电价的确立从目标管理的角度看,等于为企业设立了一个标准,设置了价格上限。价格不再取决于核电本身的成本。按照经济学原理,即价格既定的前提下,追求成本最小化,必然促使企业加强成本管理(特别是工程造价的管理),提高效率。

二是引导核电合理的布局。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并非所有地区都能适应核电的进入,会存在一个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核电的经济性会存在较大的差异。通过标杆电价的设定,可以使政府、企业、公众对本地区是否适合发展核电做出更加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做出科学的决策,从而促进核电建设形成合理的布局。避免地区盲目争取核电项目,但从电价和电量的消化角度又存在难以解决的困难。

因此,核电作为电力产品,必须考虑电力行业的社会平均成本和社会平均收益。对新投产的机组,执行国家统一制定、事先公布的标杆上网电价,改变了过去以个别成本定价的做法,有利于促进核电企业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提高电价管理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如何设立核电标杆电价,现阶段应结合当前实际着重考虑如下因素:

泥南轩 奉上

——不同的堆型差异。目前我国实际运行和在建的核电站主要有二代及二代加压水堆、重水堆及三代压水堆等堆型。不同的堆型对造价、运行成本的影响是不同的,即使同样的堆型,也有进口和国产化的不同。核电标杆电价,首先要考虑堆型及技术路线的因素。特别是在当前核电的引进并非完全追求经济性的前提下,更应考虑不同的堆型和技术路线带来的投资差别。

——不同的区域差别。从目前已有核电或正在有核电的省份看,区域差别是较大的,沿海较内陆,华南较东北,即使华东地区不同的省份,如浙江较安徽等,电价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因此,即使同一堆型的核电,在不同的省份,采用标杆电价,也要考虑所在不同的区域差别对待。

——参考脱硫(脱硝)火电电价。从核电的清洁性与环境友好性来说,核电电价至少应与脱硫火电标杆电价相当,特别是再考虑到火电脱硝问题,各地的脱硫加脱硝标杆电价会更高。我国一次能源以煤炭为主,在各类能源中,以在建煤机的全要素成本为基础核定的各省煤电标杆价,基本上体现了当地电能力供求长期均衡的要求,从而也成了各地区核电的机会成本的最合适标志。具体说,就是参照各地的脱硫火电标杆电价,考虑核电的个别因素来确定核电价格。

核电企业如何应对标杆电价

泥南轩 奉上

核电不管如何定位,有两点是普遍共识,即因“核”而突出安全性,因“电”而强调经济性,安全和经济是核电发展的根本方针。核电的发展必须要适应国家整个产业的发展,同时核电也要积极应对电价机制的改革,特别是要重点思考以下因素:

——转变观念,从源头控制建造成本。前几年,由于国家采用对核电支持的电价模式,核电电价不论是在机组利用小时,还是内部收益率,都体现了政策支持.今后采用标杆电价,要求我们在设计之初就要考虑成本,考虑未来的收益水平,因此在设计上、建造上,包括融资模式上都要在收入既定的前提下,事先思考如何降低造价,降低成本,增加盈利空间。

——专业经营,降低电站运行成本。核电的成本构成中,相当一部分如折旧、财务费用,还有按国家法规提取的乏燃料后处理费等专项费用,是相对固定的,扣除部分成本,唯一可控的就是运行成本。过去核电站基本上是大业主,大而全的管理模式,在核电规模化发展后,实施专业化经营,是降低运行成本的有效途径。

——平滑效益,建立长远的财务模型。核电在运营期内必须安全稳定地发电,在此基础上考虑未来上市的战略发展,应当建立一个长期平稳的财务模型。如何建立适合核电长远发展的财务成本模型?

成本费用尽可能与发电量联动挂钩。固定资产折旧,其在上网电价中约占20%的比重,如按年限法提取,则作为固定费用体现,不

泥南轩 奉上

管年发电多少,都固定金额提取,一旦出现计划外长期停堆,发电量剧减,势必造成利润的大幅波动。因此,成本费用应尽可能与发电量挂钩。

除固定资产折旧按产量法提取外,乏燃料后处理费、退役费、中低放废物处置费等,均可改变按量价固定提取的方式,而采用根据应提取总额折算到每千万时发电提取标准,在经营期内按发电量提取。

贷款偿还及财务费用力争等额偿还。核电投资大、负债高,因此财务费用即利息支出是相当大的,一般约占电价比重的10~15%。根据贷款协议规定核电在运行前期是还贷期,大多数是经营期前15年本金等额还款,利息逐年递减,个别项目也可通过协议适当延长还款期限。为建立长期平稳的财务模型,贷款偿还期限应在经营期通过新的协议或搭桥尽量延长,尽量争取本金及利息均等额还付最好。

——适当考虑核电站寿命期与经济计算期的关系。核电运行的潜力巨大,核电站经济寿命期现均按25年考虑,但实际上核电站的设计寿命一般为40年,如通过技术改造延寿至60年也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核电站的经济计算期与实际运行期相差悬殊,如果按经济计算期理论计算,一切成本费用均在25年内得到补偿,似乎不太合理。因此,为降低核电在经济计算期的发电成本,提高核电的竞争力,部分成本费用如折旧、退役、乏燃料后处理费、中低放废物处置费等,可考虑在经济计算期降低提取总额,适当延长至电站寿期内补偿。

泥南轩 奉上

随着核电机组运行的稳定和成熟,随着对核电经济研究的拓宽和深入,有理由相信核电的上网电价是有竞争力。(作者为中核集团公司财会部主任 王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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