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中的理想人格[大全5篇]

第一篇：论周易中的理想人格

谈周易中的理想人格及其后世影响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王大刚

【摘要】《易经》一书以高度抽象的六十四卦的形式表征普遍存在的双边关系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亦是儒家君子观的思想之源。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作《十翼》为《易》作注与《易经》并称广义上的《周易》，王弼作《周易注》、《周易略例》从哲学思想层面援道入儒阐述其义理，朱熹作《周易本义》从原初的卜筮角度出发进一步对儒家思想进行诠释，由此可见《周易》的君子人格思想对儒家文化影响深远，而当今社会文化仍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习近平指出要“发挥儒家思想积极作用”更是对弘扬儒家文化的一种肯定，由此可见本文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周易》中君子人格思想的分析讨论对《周易》中的理想人格进行诠释，讨论主流儒家文化的君子观对其的继承，并联系现实社会扬弃的讨论其当代启示。

【关键词】理想人格君子儒学影响现世影响

一、所谓君子

周易中主要有“君子”、“小人”、“大人”等概念，其中尤以“君子”的论述为多。“君子”一词本义为“君之子”，在周期为贵族之统称，因其受到良好教育修养水平较高到了春秋时期“君子”一词才作为道德评判的标准，在《周易》成书时期的“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完成了从政治意义上的对立到道德上的意义上的对立的转换。例如革卦上六“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其中的君子与小人的对立是政治上统治者与庶民的对立，又如否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亦然，再如观卦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在上述提到的“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均无道德层面的概念。而随着历史发展“君子”的含义转变为品德高尚，而“小人”则指品德低劣，钱穆《论语新解》将君子的概念细分为三类，即“有专以德言者”、“有兼德与位言之者”、“又有专以人君言者”，从中可以看出西周时期与春秋时期的君子发生了概念迁移，权力与德行两个概念不在一体，究其原因是因为东周末期礼崩乐坏周礼不复，因而出现了德行与权位的二元化，特别地，《论语·卫灵公》载“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从中可以看出君子的概念道德意向十分明显，而道德与贫富则不再发生关联，有位者也有可能是小人，如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现代意义的君子也因此而出。

在西周时期君子与大人的概念也不相同，如前所述“大人虎变，君子豹变”便说明了二者的区别，周文王周武王创建周朝的举义如虎之彪炳可谓“虎变”，而之后的几代帝王如成王康王守业润色如豹纹之细密则只能称之为“豹变”。“君子”与“大人”虽同为统治阶级但大人却开创千秋伟业，乾卦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很好的说明了这点，一切帝王都可称之为“君子”，但只有给予人民以“利”方能成为“大人”，“大人”一词蕴含于“君子”之中，是“君子”的真子集。

明确了君子的概念之后，我们在讨论《周易》中的理想人格将不会产生概念上的理解偏差，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深入研究。

二、君子人格的具体规范

“君子”与“圣人”是《周易》塑造的理想人格的典范形象，君子的特征是“元亨利贞”，《乾·文言》释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千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又道“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也就是说君子的特质即是我们今天说的仁义礼智，君子需要博学广纳，明辨是非，宽容待世，以仁义之道行事，这是君子人格的最基本要求。

而对君子这一理想人格的具体规定体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君子要自强，《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乾即是勤勉努力，意思是君子白天应自强不息，到了晚上也要保持警惕，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见自强不息应该是君子应具备的一种内心信念，在忧患时面对挫折不消极气馁，而是应不断勤奋努力，完善自己，超越自己，这便是自强。

君子观之二是谦虚，《谦》卦爻辞写道：“谦:亨，君子有终。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鸣谦，贞吉。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无不利，携谦.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谦卦在《周易》中是极为特殊的一卦，在周易的六十四卦中爻辞皆吉的卦例几乎是没有的，而《谦》卦“吉”、“贞吉”、“吉”、“无不利”、“无不利”、“利”却是无一不吉，究其原因，是君子这一理想人格应具备谦虚的美德，只要谦虚则会亨通，谦虚行事就会有好结果，正是“谦谦君子，自谦而善始有终”，而对“谦”在卦中还有这具体要求，盛名之下要谦，有功劳要谦，只要谦，那就“无不利”，可见谦在君子这一理想人格之中的重要性。

第三点是中正，所谓“中”,在《周易》中又称“居中”、“得中”、“处中”等,一般是指一卦卦体中的第二爻与第五爻。这二爻分别是内卦与外卦的中位。古人认为“得中”吉利，所以君子须把握中正，不偏不倚，坚守正道，力避过与不及的行为。

第四点是诚信，君子要“言有物行有恒”。中者，心也，忠也;孚者，信也。因此，中孚，即忠诚之谓也。其卦辞曰:“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需》卦:“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只要有信用，就能光明亨通。《比》卦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击，终来有它，吉。”相辅要有诚信，自然不会有灾祸，如果诚信象水注满盆一样，一定会得到吉利。《小畜》九五:“有孚挛如”人要有信而挛然一贯。《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以诚信相交自然就有威信，吉利。《随》九四:“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如果有诚信，在办事情时光明磊落，又能有什么灾祸呢?《坎》卦:“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在面对险难时，只要有诚信，一定用亨通，出行将得赏。《解》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君子即使面对小人也要讲诚信。《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牧往。”只要有诚信就能吉祥，无灾，纯正，利于行动。《萃》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如果诚信不能坚持到底，中途食言，则结果不利。《开》九二:“孚乃利用礼，无咎。”以诚信来祭祀神鬼，无灾。《未既》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君子的光荣在于言行有信，所以得吉。凡此等等，在《周易》卦父辞中有多处，其主要在劝诫人们无论面对什么事情，即使困难重重，无论面对什么人即使是小人也要讲诚信。在《周易》中所提及诚孚处，大都得吉。也就是说，只要有诚信，就会顺利，就会得吉。但是《周易》要求君子讲诚信一以贯之，如果中途食言，结果就会不利。君子的光辉形象，君子的威严，就在于他的言行有言上。如果没有诚信，那么君子形象无从谈起。因此，君子值得将此奉为终生之德。

最后，是君子须知几。《屯》卦六三艾辞说:“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咎。”意思是说，在无向导时入于密林去追鹿，君子应知几而动，当舍则舍；如果坚持追下去，就会困于林中，必有灾咎。因此，知几是君子的避难之法，它归于智域。而君子知几，也是君子应该秉持的一种修养。

上文对“君子”概念进行了更为明确的剖析，“君子人格” 不是所谓的象牙之塔, 他只需我们以 “仁, 义,礼,智”为核心，按照自己的本性作为行事，谨言慎行，防邪存诚，居安思危，变易革新，反身修德，通过德行的修炼，便能达到《周易》中的理想人格境界。

三、周易的君子观对后世儒学（以《论语》为例）的影响

《周易》中的理想人格最直接影响了儒家学派的“君子观”。类比《周易》与《论语》，我们发现其人格结构基本相同。《论语》分为圣贤、君子、小人而《周易》人格层次分为“大人”、“君子”、“小人”。“圣贤”作为《论语》中的最高道德境界的人格形象对于孔子来说“不得而见”，也远非人所能及，只有尧舜可匹及，而“大人”一词在《周易》中亦是一个地位极高的形象。“君子”的概念中在《论语》虽经孔子转化为道德高尚的代名词但在《论语》与《周易》中主张基本相同，君子无论是在“敬德保民”的殷末周初，还是“礼坏乐崩”的春秋时代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道德方面，《周易》和《论语》中的君子都是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是理想人格的代表。《象·同人》中就谈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表明与一般老百姓接触的，可以为一般人的道德模范的是君子。《论语》中关于这一点有恰当的比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堰。”君子的模范作用可以象风一样，吹遍所有人。在君子人格修养方面，《周易》与《论语》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都从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伦理实践两方面做出了要求。它们都关注的是人际交往的规范和原则，最终落脚点在于在现实世界的人伦秩序中建立一个和谐社会。

对于“君子“这一人格的思想主张，《周易》与《论语》依然有许多共通点，具体表现在：

其一，在《周易》和《论语》两作中都主张君子在生活中要遵循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如两作都强调诚信，在《周易》中《中孚》一卦就是讲诚信之德的专卦;在《论语》中关于君子诚信也有不少的论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已者。过，则勿惮改。”，由此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无论是个人的修身养性、自我完善还是待人接物、朋友相交；无论是做学问、教学生还是治理国家，诚实守信是一个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一，又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对于孔子而言，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诚信，如同大车少了輗，小车少了軏，将无法做人。

其二，在两作中都要求要有自强不息、积极向上、服务国家、回报社会的态度。《周易》要求君子要“终日乾乾”一刻也不能懈怠，要居安思危，忧国忧民。同时要“豹变”，当社会发展需要时君子要及时改革推动社会进步。《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宇宙是处于永远的运行之中，一分一秒也不止息。“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要求我们效法宇宙的规律而把握自己的生命，不断前进，不断更新。也就是《大学》引汤之盘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见新。”或者用我们今天的通俗说法，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或“生命不止，冲锋不止。”所有这些．都是自强不息的意思。《论语》也有同样的表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业。”“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社会中的重大事件都可以由君子来完成。“修己以安民”“修己以安百姓”君子要时刻心系天下，忧天下之忧。而且要不畏挫折“造次必放是，颠沛必焚是。”，又如“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孔子谈到颜渊，说：“可惜啊！我只看见他进取，从来没有见他停止过。”生命历程如此．一切的进德修业，功课学问都莫不如此。所谓“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是进步，就要退步；没有进步停留在原地，其实也是退步，没有中间环节可停留。颜渊正是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只知进取不知停留，成为自强不息的楷模。孔子也正是深知这一点，所以对颜渊大加赞赏，感叹不已。其三，两作的君子均重义轻利。《周易》中有曰:“硕果不食”。利益在前而不取，君子之德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论语》的表述，孔子在其中还说“君子义以为上”。“义”是行为准则，也是判断标准。然而，它本身也是抽象的价值。正因为它以社会运行的基本的普遍规则和自认的永恒正义为己任，从儒家观念来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理解并遵循“义”，只有少数君子才能认识到，这也是儒家深刻的精英文化的特性。

其四，两作都注重自身修养，以自身修养为出发点。《论语》中记录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其中还有多处“修己”记录，修己就是内省、反思、整伤自己的言行。《周易》中的“无妄”也是表达的同样的意思，经常要提醒保证自己不要有不纯正的思想意识和不端正的行为.两作都主张君子要养成“谦”的习惯，《周易》中就有专门的《谦》卦，《论语》中也说“君子泰而不骄”“君子和而不争”。“谦”体现了自我的人格自觉以及对他人人格的尊重，另一方面体现了君子对人生环境的深刻洞察，是理想君子人格的表征与综合状态，是不卑不亢、文质彬彬的君子情操，是君子外圆内方、外柔内刚的处世态度。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文化扬起的继承了《周易》中的理想人格，将“君子”概念由贵族平民化，以道德标准作为“君子”的权衡准则，是一种更加入世的继承。

四、现世影响

《周易》中提出的“君子”这一理想人格，在当下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都是由宇宙品性衍生而来，它能够直接服务于主体的能动性活动，保证人格不致失落，鉴于道德对人格的“守位”作用，《周易》又强调“进德修业”的重要性。告诫人们应该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言行，进行道德修养。并且提供了一套提高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就是不断体察自然品性并以其为言行的最高参照，在社会中建功立业，使人格得以显现;不断提高道德修养，为人格提供社会保证。不言而喻，《周易》作为穷理尽性之书，它用古朴的语言对宇宙玄理进行了形象直观的描述，以严肃的态度由“天人关系”引申出对人格的界定，且以诚挚的热忱对人格的社会道德条件进行了解说，这种融天道和人道于一体的人格理论，锻造了中华民族既尊崇自然又注重品德修养的人格风范，它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其精湛的人格义理，对当代社会的人格重建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的文化和人格传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能否弘扬《周易》人格精神，排除多方面人格干扰，重建天人关系和人的内心世界，是21世纪中华民族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关键之所在。

【参考资料】

《周易大传今注》高亨齐鲁书社 《周易古经今译》高亨中华书局 《周易全译》徐子宏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典哲学范畴要论》张岱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语》孔子中华书局

《论语新解》钱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易学哲学史》朱伯昆昆仑出版社

《易学基础教程》朱伯昆 九州出版社

第二篇：《周易》与人格修养

《周易》与人格修养

《易经》包括伏羲八卦、周文王父子八八重叠生六十四卦、孔子作传三部分组成。《易经》在夏朝时期产生了《连山易》，在商朝时期产生了《归藏易》，在周朝时产生了《周易》。《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其并非仅仅为占卜之书，乃是借占卜学修身，其中有许多是关于人格修养方面的内容。

象曰：困龙得水好运交，不由喜气上眉梢，一切谋望皆如意，向后时运渐渐高。这就让人不由得想起了周文王早期的不幸遭遇，西伯侯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贤明诸侯，他为了领地民众的幸福生活，不断发展农耕经济，勤于政务，同时对周边的隐患进行了平定，实力不断增强，政治影响也日渐浩大，引起了商朝统治阶层的担忧，崇侯虎在纣王面前进谗言，纣王为以防万一，将西伯侯囚于羑里。西伯侯在狱中受到了严加看管，失去了人身自由，就像困龙一般。西伯侯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调整了心态，在狱中研究起了“占卜之术”，这实质上是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有最初的辩证唯物思想。这次他懂得了“树大招风”的恶果，他表现得尤为镇定，对殷商表现出了臣服的诚意，他的泰然处之也表现出了他并无二心，这让他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西伯侯在狱中并未浪费这宝贵的七年，相反，他的心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他对世事有了更深刻的洞察，他对人世间的尔虞我诈认识的更清了，这对他今后的清明执政起到了奠基作用，也让他下定决心要做一位明君，他知道一位昏君对臣民的伤害有多大。在西伯侯返岐后，他更是励精图治，在治国理政方面比任何时候都勤勉，他懂得去珍惜所有。这一卦象就是要告诉我们每个人去珍惜所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事业，人人都成为社会的脊梁。

象曰：风刮乱丝不见头，颠三倒四犯忧愁，慢从款来左顺遂，急促反惹不自由。公刘时期，为了避开夏朝的战乱，让族人有一个安静的生活，公刘决定放弃中原富庶的邰地，带领族人跋山涉水、远途奔波，到达了豳地，一切都将从零开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与豪情呀！我想只有像公刘这样杰出的人物才能做出这样的壮举。到古公亶父时期，豳地发展的很迅速，人民安居乐业，物阜民丰，戎族面对繁荣的周人便起了歹念，向周人索要财物，面对贪心不足而又强大的戎族，古公亶父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为了让周人免受战争的涂炭，保护所有的族人，古公亶父率族人迁徙到了乔山脚下的岐地，大山成了天然的屏障，气候温润，是一个绝佳的风水宝地。公刘、古公亶父能审时度势，遇事慎重抉择，是一个智慧型的领袖，我们遇事也应像他那样谨慎决策。

象曰：明珠土埋日久深，无光无亮到如今，忽然大风吹土去，自然显露有重新。西伯侯勤于政务，经常深入人民中间了解生产生活情况，了解人民疾苦，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加强个人修养，严于律己的作风起到了教化的目的，为周人作了一个好的表率。通过自我修炼，西伯侯的领导水平得以提升，周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繁荣。这昭示我们要厚积薄发，只有像周文王那样内炼素质，全面提升自我，才能展现出蓬勃的力量。象曰：心中有事犯猜疑，谋望从前不着实，幸遇明人来指引，诸般忧闷自消之。西伯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他感到单凭个人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便产生了寻访贤臣的想法。西伯侯礼贤下士，到处寻访，他因思贤而夜梦飞熊，解梦得知渭水之滨有大贤，西伯侯立即登程前往，一路上他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多次催促车夫快马加鞭。在渭水之滨见到了一个直钩钓鱼的老者，见他相貌不凡，西伯侯便躬身施礼，用谦虚诚恳的态度感动了隐者（姜子牙）。西伯侯为了表示诚心，自己竟用车将子牙拉了八十步，作为当权者这是何等的求才之心呀！姜子牙也不负众望，帮助文王、武王最后完成了兴周灭商的大计。我们要常怀一颗谦虚的心，向周围的任何人请教，学习他们的长处，即“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谦卑的心还可以让我们拥有一颗不断上进的心态，时时走在奋进的征程上。

象曰：泥里步踏这几年，推车靠崖在眼前，目下就该再使力，扒上崖去发财源。西伯侯自出生就受到了厄运的威胁，有几次在险境中幸免于难，这大概是吉人自有天相吧！在他继承爵位初期，他殚精竭虑，心系百姓，将封地治理的井井有条。他一心教化民众，重视德化教育，使当地民众心地淳朴，关系和睦，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但好景不长，纣王听信奸佞的谗言，嫉贤妒能，将西伯侯囚禁在羑里，在监狱里一呆就是七年，其间所受的苦难是难以想象的。对这位特殊的囚犯，纣王还给予了“特殊的待遇”，看守的更严，不准任何人探视，为防逃跑，监狱只有一个很小的天窗，这些不利的环境更是磨炼出了西伯侯无比坚毅的性格，他能容常人难容之事，在明知是用儿子伯邑考的肉做的包子面前，他还是强装无所谓地吃下了，这是何其悲痛之事，此事过后，纣王打消了对西伯侯的猜忌，将其释放。西伯侯回到封地，情感是五味杂陈的，从此他勤于政务，励精图治，让西岐的百姓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西伯侯也得到了封地全体民众的拥戴和崇敬，真所谓“苦尽甘来”。让我们都以苦为乐，用苦的付出来兑换甜美的人生，要想幸福的人，首先要懂得吃苦付出，做到乐在苦中。

其实《周易》的博大精深，在于他对任何一件事情的辩证分析上，由已知情况科学地推断出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是有根有据的，具有科学性的。《周易》是人生的百科全书，我们从它的卦象中可以探寻到许多人生观的正确指引，诸如珍惜所有、谨慎决策、厚积薄发、不耻下问、苦尽甘来等人生哲理，无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些深沉的个人修养让我们的人生不断出彩，在有限的生命长河中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第三篇：《教师人格论》读后感

读了《教师人格论》这部学术专著，感触颇多，湖州师范学院王荣德教授的《教师人格论》这部学术专著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的学术专著，这部学术专著紧紧抓住了教师教学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即教师的人格修养，教师的人格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学生，良好的师德，高尚的人格是做一名优秀教师的必备素质，王教授在《教师人格论》这部学术专著中阐述了教师的人格对教学的重要影响和作用，深刻的揭示了教师优秀的品格，高尚的人格对学生产生的积极影响。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是很关键的，教师不但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而且还承担着对学生的灵魂的培养，即教会学生怎样做人，而在教育学生怎样做人的过程中，一名合格的优秀教师就必须具备良好的人格修养，试想如果一名思想品质恶劣，行为举止轻浮，衣着凌乱不堪，出口脏话连篇的教师怎么可能教育好学生，这样的教师不会赢得学生的认同和尊重，也绝难以得到学生家长及社会的认可和好评，面临他们的只有被开除教师资格的命运，教育事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良好的人格修养无疑是一名优秀教师必备的基本素质。

王教授在《教师人格论》这部学术专著中揭示了教师师德，教师人格修养的重要作用，对现实中教师以及有心成为教师的人都起到了一种良好的引导作用，教师面对的是一群可塑性很强的学生，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质，良好的习惯是至关重要的，优秀的品格和良好的习惯会对学生的学习及及生活甚至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而教师则肩负培养学生优秀的品格和良好的习惯的重要使命，教师除了需要过硬的专业素质做好教学活动外，好必须拥有良好的人格，即师德。

教师的人格修养包括了很多方面，一名优秀的教师必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高尚的情操，只有这样，在教育学生时，学生才会向着正确的大方向发展，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名优秀的教师还必须注重仪表，身为人师，穿着要得体，不讲粗话脏话，衣容整洁干净朴素大方，无形之中会使得学生学会在穿着方面注重得体，注重整洁干净，在思想上会使得学生养成一种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一名优秀的教师还必须心胸宽广，充满爱心，热爱教育事业，对学生充满无私的爱，一名只会用体罚，用恐吓来教育学生的教师很难成功，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体罚恐吓不但难以达到教学目的，还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和家长的愤怒，只有心胸宽广，教育得法，时刻对学生倾注满腔的爱意，才会赢得学生的尊敬，赢得家长与社会的称赞，良好的教师人格是做一名成功教师的必备条件。

历代的教育家提出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躬行实践”等，既是师德的规范，又是教师良好人格的品格特征的体现。在学生心目中，教师是社会的楷模，学生很容易模仿并学习教师的一言一行，而良好的教师品质人格修养将会对学生产生积极有利的正面影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学习。

王教授的《教师人格论》是一本难得的优秀学术专著，一本优秀的学术专著可以影响和改变一个人，王教授的《教师人格论》是一本优秀的学术专著，我读了这部学术专著受益匪浅，养成良好的人格势在必行，尤其是对一名有志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师范毕业生。

第四篇：《周易》忧患意识论析

《周易》忧患意识论析 论文关键词：忧患意识；《周易》；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天命观

论文摘要：中国文化中洋溢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惠意识的源头在《周易》。《易经》卦爻辞中包含着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以教导人们防患于未然，通过自身的努力化险为夷。经过《易传》的系统阐发，忧患意识始成体系，构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体现了先民的人生哲学和生存智慧，影响极其深远。《周易》中的忧患意识，和殷周之际天命观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中华民族人生哲学和生存智慧的体现。正因为有浓厚的忧患意识，才使中华民族虽屡经磨难，仍绵延数千年未曾中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周易》有着直接的关系，《周易》是中国文化中忧患意识的源头之一。

一

《周易》本经中虽然没有出现忧患的概念，但其卦爻辞中却包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处处提醒人们在身处顺境时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在身处逆境时要谨慎戒惧、自强不息，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困境，化险为夷。

《周易》认为事物总是处于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之中，正如《泰》卦九三爻辞所言：“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否极泰来，泰极则否，事物发展到顶点就要转向反面。所以在身处顺境时，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方能保证长治久安，如《否》卦九五爻辞日：“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休，犹怵也，即恐惧。休否，即恐惧否塞之来也。苞，草木丰茂之意。苞桑，深根而固柢者也。此条爻辞劝诫人们要居安思危，时时戒惧，常恐否运之将来，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其人及国家的命运像系在坚韧的桑树根上一样安固，无有倾覆之危险。《系辞传》解释此条爻辞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日：‘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可谓得其居安思危之真谛。又《家人》卦初九爻辞日：“闲有家，悔亡。”《说文解字》：“闲，阑也，从门中有木。”闲的本意即关门上拴，引申为防止此条爻辞意谓治理家事要有忧患意识，时时防止不轨行为的发生，才能保证家庭的兴旺发达，不至于因家庭的败亡而后悔。《周易》卦爻辞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都是强调人要有居安思危的戒惧之心，有备方能无患。

居安思危，防止走向反面，就要“知几”。关于“几”，《系辞传》解释说：“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几”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苗头，是吉凶祸福的前兆，“知几”就是善于发现事物发展变化的苗头，以防微杜渐，趋吉避凶。《坤》卦初六爻辞日：“履霜，坚冰至。”霜降乃是天气要变冷的先兆，走路踩到霜，预示着严寒的冬天即将到来，快要结冰了，这时就应该玎始为御寒做准备，以免将来遭受严寒之苦。《文言传》解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日：‘腥霸，坚冰至。’盖言顺也”也是强涮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积小成大，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求人们知几早辨，防微杜渐，避免大的祸殃发生。又《屯》卦六三爻辞日：“即鹿无虞，惟入于杯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即鹿，即逐鹿虞，谓虞人，掌禽兽者。古人狩猎，先由熟悉Il_的虞人负责把禽兽驱赶出来，再行射捕。如粜没有旗人的帮助，蚁身追逐野鹿进入林。不仍j!能有收获，而且还有迷路的危险。狩猎之人如果“知几”，在这种情形下就应该舍弃，因为继缎避赶F点只能陷人困境，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周易》正是用这些形象的比喻强调“知几”的重要：，省城人们要善于发现事物的苗头，见机而作，或防微杜渐，或知止而止，以趋利避寄，防止陷入利的境地。

当身处逆境时，更应该心存戒惧，通过反省改过以求摆脱困境。《乾》卦九二爻辞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是说君子身处险恶之境，要终口不懈怠，至傍晚犹怀警惕之心，如此方可保证不犯过错，争取改变现状以化险为夷。《履》卦九四爻辞日：“履虎尾。翘恕，终吉。”恕想，恐惧也。踩到老虎尾巴上，比喻处境十分险恶。但只要心存戒惧，小心对，最终会化凶为吉。义《困》卦上六爻辞曰：“困于葛蕊，于脆脆。臼动悔。有悔，征吉。”髋碗，危而不安。遭遇葛藤缠绕，比喻身处阑境，居而不安，行无通路。然处困之地，正用谋之日时也，这时如果能保持警惕，反身自省．就能找出摆脱困境的正确途径。

不仅以上所举数例，《周易》中的占断之辞本身就包含着浓厚的忧患意，籼殿墟卜辞相比，《周易》的占断之辞除了吉、凶，还增加了悔、吝、无咎、悔亡等。关于这些占断之辞的含义，《系辞传》解释说：“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吉凶是指人行事有得有失的结果；悔吝是指人在行事有小的过失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措施而得到的结果：如果有忧患意识，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改正，就能使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悔；如果没有忧患意识，有了小的错误而不及时改正，就会使事物向不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吝。悔和吝处于吉凶中问，二者的界限非常细小，只要能存心存忧患恐惧，不越过这个界限，就可趋吉避凶，否则就得凶。所谓无咎，就是指人能心存诫慎，及时发现过错并加以改正，使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周易》使刷悔、吝、无咎这些占断之辞，目的就是告减人们要有忧患意识，从细微处做起，善于补过，以趋利避害，化凶为吉。

《易》卦多危辞，在64条卦辞和386条爻辞中，悔、吝、闪等负面占断之辞占丁绝大多数。这并不说作《易》是个悲观主义者，而是要提醒人们要有忧患意识。正如《系辞传》所说的：“《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危词、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电。”电就是说，《易》卦中多危之辞，是要人们了解常怀戒惧危亡之心则能安乐、常怀安乐享受之心则会危亡的道理，提醒人们要始终心忧患，保持警惕，不至于因自身的过失而导致不好的结果。《系辞传》又晓：“《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膳，同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义明于忧患之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一办‘，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劂易》是讲变化的书，用卦爻和卦爻辞把事物变化的规律浅履地告诉人们。顺着卦爻辞而思度其指引的方向，人们就可以体察到在事物无常的变化中有不变的常法可供遵循，即事物总是处于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之中，从而也就明白了忧患的理由和重要性，就可以趋吉避凶。学习《周易》，明白了忧患的道理，虽然没有师长的教诲，也能时时告诫自己要保持警惕，就如同有父母在身边保护一样，不至于有倾覆的危险。

总之，《周易》在仰观俯察中体悟到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进而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告诫人们在平泰之时要保有警惕戒惧之心，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防止由泰转否；在身处逆境或困境时反身自省，小心应对，以便摆脱困境，化险为夷。《周易》之所以被称为“寡过之书”，就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浓厚的忧患意识，处处告诫人们要保持警惕，见几而作，防止因本身的过错而导致不好的结果。

二

《周易》提醒人要有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趋吉避凶，但同时强调处忧患要不失操守，趋吉避凶当以修德为本，切不可因个人的一时安危而放弃做人的原则，从而由忧患意识引出重德的思想。

《周易》的吉凶占断，并不仅仅指个人的安危祸福，而是和道德直接相关联。如《益》卦九五爻辞日：“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就是说只要怀着真诚的惠人之心对待别人，则别人也会以真诚之心惠及于我，这样不用卜筮，就知道结果一定是大吉大利。这里的吉凶就是直接从个人的德行推导出来的。《系辞传》解释说：“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即吉凶是得道顺理和失道逆理的结果。关于“道”，《说卦传》日：“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可见《周易》所谓的吉凶，是根据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仁义等道德原则来定夺的，是善于不善、义与不义的判断。正如王夫之所说，《易》“于其善决其吉，于其不善决其凶。无不自己求之者，示人自反，而无侥幸，无怨尤也。”孔子针对《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苟子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都是认为人的吉凶祸福和其德行直接相关，观其德行义与不义、善与不善，不用占筮就可知吉凶结果。孔子和苟子的“不占”正确导出了《周易》吉凶观的真谛。既然《周易》的吉凶是善与不善、义与不义的结果，那么其所忧患者也就是对道之不明、德之不修的忧虑与戒惧，其趋吉避凶的关键也就在于反身自省以提高道德修养。

《系辞传》说：“《易》之兴也，其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惰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游义。巽，以行权。”选取了九卦分三次陈述，即所谓“三陈九卦”，以见其处忧患而不失操守进德修业以脱困之意。履者，礼也。礼是道德修养的基础，行为遵守社会规范，以礼待人处事就能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和谐则能得到别人的帮助，无往而不利。谦，即态度谦恭。态度谦恭是道德修养的把柄，越谦恭谨慎则越能得到别人的尊敬，事业自然会顺利。《周易》六十四卦中，只有《谦》卦六爻皆吉而无凶、利而无害，由此可见谦恭之重要。复，即复归人性之本善。如果能觉复归人性之本善，然后才能善待一切人和物，反过来也能得到别人的善待。恒，是说不管是处于安泰的境遇中，还是处于危厉的境况下，都要坚持道德操守，不失其信念，才能终得善果，损，即减损私欲和恶念，能减损私欲和恶念则会远离祸害。益，即增益善念和美行，能增益善念美行则利兴。困，即身处困境，这时可以考验其德是否充实，如果能处困而不失操守，不怨天，不尤人，就一定能由穷转通。井，取养之意。身处穷困而能涵养其德，进而施及于人，如同井以水养万民一样，公而无私。巽，入也，即能深入了解事物之理，遇事据中行权，裁断无所不宜，结果自然是大吉大利。其实不止这九卦，《周易》六十四卦都在告诫人们处忧患之时要以修德为本，正如孔颖达所说：“以为忧患兴德为本也。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

当人处于困境时，为了摆脱困境，最容易丧失德行和操守，故《周易》特别提醒人们即使身处困境，也要守节不移，临危不乱才是摆脱困境的正道。如《泰》卦九三爻辞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是说事物总是处于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之中，否极必然泰来，人处困境之中，一定要不失其信念，坚持道德操守，进德修业，见几而作，才能终得善果。反之，如果不能坚持道德操守，为了摆脱困境不择手段，就不能有好的结果，此即《恒》卦九三爻辞所谓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象传》也屡屡提醒人们在困境中要注意提高道德境界，如《蒙·象》日：“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否·象》日：“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蛊·象》日：“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坎·象》日：“水涛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蹇·象》日：“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惰德。’’《蒙》、《否》、《蛊》、《坎》、《蹇》的“卦时”都是险、难，《象传》告诫人们在此境况下千万不要受客观环境的搅扰而放弃做人的原则，而是心怀戒惧，守道行义，通过提高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来摆脱困境、转危为安。

《周易》讲尽人事而听天命，当身处困境之时，要心存戒惧，不因危难而放弃操守，努力去改善客观环境，以求摆脱困境。但这样做仍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时，就要泰然处之。《困·象》日：“君子致命遂志。”程颐解释说：“君子当穷困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而不得免，则命也。当惟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寒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②当个人无法改变困厄的处境时，要坚持操守，不因祸患而动摇其志，一心行义，切不可为了摆脱困境而丧失做人的原则。

正如北宋大儒张载所言：“《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正蒙·大易》)，圣人作《易》的目是教人极深研几，明白吉凶祸福的道理，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以趋吉避凶，坚持操守、修德进业以转危为安。《周易》是君子修德寡过之书，而不是小人追逐名利的工具。

三

《周易》浓厚的忧患意识及重德思想和殷周之际天命观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周初统治集团对殷商天命观改造成果的集中体现。

殷王朝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是上帝之子。《诗经·商颂·长发》说：“有贼方将，帝立子生商。”因为相信和上帝有血缘关系，所以殷人认为上帝会永远保佑自己，使其统治天下的权力一直延续下去。《尚书·西伯戡黎》载，当周文王既戡灭黎，“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殷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时，殷纣王还坚信“有命在天”，相信上帝会保佑殷商王朝平安无事。然而，相信“有命在天”的“大邦殷”却最终被“小邦周”消灭。

从殷周之兴亡的历史经验中，周初的统治者认识到天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可能常保一家，而是可以变易，从而对殷人的天命观进行了改造。周人对殷人天命观的改造，并不是要彻底否定殷人的天帝信仰。《诗经·大雅·文王》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又：“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大雅·生民》说：“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尚书·大诰》载周公说：“天降割与我家。”《召诰》载周太保召公日“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说明周初的统治者对天命深信不疑，认为天帝对人既能“保右命之”，又能“降割(害)”，主宰着人世界的吉凶祸福，人必须“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周人对殷人天命观的改造主要是认识到“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惟命不于常”(《尚书·无逸》)的道理，并赋予天帝以伦理屙I生。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思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一方面否定了殷人“有命在天”的观念，使皇天上帝由殷王的保护神变成了普天下之人的保护神；另一方面，和殷人信仰的“帝”相比较，周人的信仰的“天”不再是恣情任意、喜怒无常的主宰之神，而是能赏善罚恶的具有伦理属性的理智之神。吕大吉先生指出：“对于这种神灵的内心世界、神灵的道德属性和理智特征，有些宗教神学家是用富于情欲和意志的色彩塑造和描绘出来的，而有些宗教神学家则使用富于智慧和理智的笔调去精心雕琢。这样一来，就使不同宗教的不同天命观，在内容和性质上有不同的形态和色调：或者发自于神灵的恣情任意，表现为注重情欲的天命观；或者出自于神灵的伦理和理性的思考，使其天命观具有某些伦理性和理智性的特征。前一种天命常常是反复多变、不可捉摸，神灵喜怒无常，天命亦不可测。后一种天命则往往表现为有常的天道和整然有序的世界结构。”殷商和西周的天命观正好和吕先生所论述的两种天命观相符合。殷人信仰的“帝”具有恣情任意、注重情欲的特征，而周人信仰的“天”则具有伦理性和理智性的特征。和殷人的“帝”相比，周人的“天”在“命哲，命吉凶，命历年”时不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道德上的标准。《尚书·大诰》说：“我不敢知日，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康诰》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在周初的统治者看来，殷王因不能敬德，结果被上天剥夺了统治天下的权命；而周文王因能明德，得到了皇天上帝的赞赏和辅佑，让其“恭行天之罚”(《尚书·牧誓》)，以武力剿灭殷商，接替殷王来统治下民：

周人在用“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来为“小邦周”代替“大邦殷”而有天下提供合法性证明的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既然“天命靡常”，是可以转移的，能由保佑殷商转向保佑周人，那么也就难保天命再次转移，从而使周人失去统治天下的权力。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的导引下，周初的统治者一再告诫子民要居安思危、敬德以保天命永驻，从而由忧患意识又引出了重德的思想如《尚书·召浩》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命。”《诗经·大雅·文王》说：“无念尔祖，聿惰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小雅·节南山》说：“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正如王国维所说：“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

《周易》是西周初年王室成员所做的卜筮之书，作《易》者把其从殷周兴亡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道理，融人到《周易》的吉凶占断中，从而使《周易》卦爻辞中处处充斥着浓厚的忧患意识和重德思想，目的是要教育当政者时刻牢记创业之艰难、守业之不易，要居安思危，常怀警惕戒惧之心，敬德保民以求基业长存。

第五篇：论屈原的人格美

论屈原的人格美

【摘要】屈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和英雄，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用不同的方式纪念着这位历史臣子，并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受到历史的赞扬，被人们爱戴，久久传唱不已。这其实与屈原的人格是分不开的，屈原的人格可与“日月争光”，这种人格光照千古。[关键词]屈原；人格美；月亮情节；伊甸园情节

对于屈原的形象历代有不同的说法。两汉人心目中是悲剧的屈原，宋代以后屈原被塑造成忠君爱国的圣贤，明清之际的遗民学者笔下的屈原是富有民族气节、满怀孤愤的爱国志士，20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整合与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则被分别描写为一个纵横家、巫官、有洁癖的殉情节、法家诗人，还有人以为屈原是一个“病态狂人”。

虽然对屈原的形象有很多的说法，但是他的美丽人格永照光彩。屈原的人格中充满着悲剧美、忠诚美，他的作品是鉴证屈原人格的最好证明。诗如其人，本文将结合作品分析屈原的人格之美，将读者带入一个美丽的精神世界。

一、月亮情节

“月亮”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一种是象征思念家乡或亲人，一种是象征孤独寂寞，还有一种是象征理性。屈原生活在战国后期，七雄并峙，秦和楚势力最为强大，楚的统治者（先是楚怀王，后是顷襄王）不能正确认识形式，当时楚把持政权的贵族阶层并不致力于国家的富强，而是追逐个人的利益，朋彼为奸。《离骚》中说：“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眛以险隘。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手求索。羗内恕之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屈原生活在一个是非混淆、政治黑暗的时代，那时谗邪的小人得势横行，忠贞之士却遭受迫害。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这样描写屈原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葺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钰。„„斡弃周鼎，宝康飘兮。腾驾罢车，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贾谊笔下屈原生活的时代一切都是颠倒的：猫头鹰在天上飞翔，鸾凤却深藏起来；小人得志显尊，君子却不得其用；正直廉洁的人受到诬蔑，强横残暴的人（像盗跖、庄）却得到称誉；宝剑被贬为钝口，铅刀却被说成锋利；国之重宝周鼎被抛弃，空瓦镶却被当成宝物；疲牛跛驴骖驾着马车，千里马却拉着沉重的牛车；帽子本应戴在头上，现在却被垫在脚下，被汗水湿透。诗人在《离骚》里说当时楚国现实是“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幽昧以眩耀”，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正是当时楚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这就是楚国的时局，在“变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的荒谬现实中，寂寞与孤独伴随着屈原。的确“史家不幸，诗家幸”，“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易卜生《人民公敌》）。屈原把自己的“美政”“离骚”都写入了作品之中，他的诗不是一汪清泉，而是充满着愤怒与渴望，反映现实的“史诗”。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屈子感自己之惑，言自己之言者也”“无高尚伟大的人格，而有高尚伟大的文学者，殆未之有也”。（王国维《文学小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子一路走来，他是孤独，是寂寞的，而在孤独寂寞之下支持他走下去的正是他一腔忠诚爱国、忧国忧民的人格美。

《渔父》这首诗多数学者认为不是屈原所作，但渔父与屈原的问答却是实有其事，屈原的答话可作为了解屈原思想的可靠材料。渔父问屈原何以被放逐，他答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又问他：“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歠其醨？”他答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安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屈原为了保持自己的清高和清醒，不肯和奸仕小人同流合污，这当然会陷入孤立，但他不怕孤立，决不为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其它诗中“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屈原对于正直的追求和维护是执著的，绝不回头、毫不妥协的，他还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绝对意志。屈原“正道直行”将全部生命都奉献给楚国，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在漫漫历史长廊之中留下了屈原孤单寂寞的背影，更留下他独立不迁、刚直不厄的人格之美。

屈原一生追求“美政”，而在那个时代小人当道，楚国的组统治者是不会采纳。“兼济天下”的思想使他不断求索他的“美政”、“德政”。屈原孤身一人担当起君臣伦理的道德责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使他不得不固执坚持在原地。虽然小人当道，屈原见疏之后被两次流放。一次是被楚怀王流放的，地点在汉北一带；另一次是被顷襄王流放的，地点在江南沅、湘一带。而他的作品大都是在流放时所作。这期间虽是流放，但对楚国的思念之情更加强烈。寂寞是出成果的重要条件，在他孤身被流放之时，为中国留下了伟大的《离骚》。屈子的诗作就像天上的明月永远照在楚国的大地之上。

屈原带着对楚国人民的热爱把自己与楚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为了理想不断地上下求索，终而伤心欲绝。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孟子主张“取生取义”，“仁”“义”的境界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诗人最后自沉汩罗是因为实现美政的希望之绝。“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待的人。”（《等待戈多》），屈子带着满怀的孤独、寂寞和对国家的深深思念走完了人生之路。

屈子离我们已渐远、渐远，而他的人格之美就像月亮一样永恒地挂在天际，虽然那个有圆有缺的月亮是孤寂的，但他永远在我们心中是明亮发光的。

二、伊甸园情节 《圣经》中的伊甸园不仅是亚当和夏娃的温暖家园，而且也是他们心灵的归宿。屈原一生是寻找“家”的过程，这里的“家”不仅是指家园、家国、故乡，更是指心灵的归宿。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对屈原来说，不仅楚国的人民和土地值得他热爱和留恋，对楚国的历史、文化和语言，诗人也倾注了无限的感情。他以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而自豪。对楚国人民“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的风俗习惯，屈原在《九歌》中进行了热情的描绘，生动地再现了楚国人民的文化传统。在语言上，屈原的作品保留着大量的楚地方言。楚地方言在当时是被北方人士轻视的，孟子就称楚国人为“南蛮？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而屈原则把一些所谓“？舌”之语应用到自己的作品中。《离骚》中大量运用了楚地方言，如“汩”、“搴”、“宿莽”、“凭”、“羌”、“诼”、“侘”、“阊阖”等都是。屈原的作品打破当时《诗经》的诗体，而用当时南方民歌形式创造成一种独特的“楚辞”体，体现了他对楚地传统文化的热爱，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人“家”的观念，更说明了屈原对国家、故乡的热爱。

“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妮娜》）屈原寻找心中的家园的过程是不幸的。《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曾做过楚怀王的“左徒”，“左徒”在楚国的地位仅次于“令尹”。所以屈原在担任“左徒”时，颇受怀王信任，他“入则与王图仪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参与着国家内政外交的决策活动。但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触犯了楚国的腐朽贵族集团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屈原在做“左徒”期间，他的主要精力是用在国家的内政和外交的大计上。本传说怀王曾“使屈原造为宪令”，其内容从《离骚》中可看出，主要是变法图强和举贤受能。如《离骚》中可写到“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汤禹俨而袛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指责贵族统治者们的不循法度。他有“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才能，他曾经出使齐国，当也是进行“联齐”的外交活动。正是因他有这样的内政外交主张，才触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他们在楚怀王面前谗毁屈原，于是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叹道：“众女嫉余之娥眉兮，终不察夫民心”。屈原的见疏换来的是“失乐园”的代价，他见疏被两次流放。屈原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希望楚统治者能采纳他的政治主张，建立起自己心灵的家园。但处处是蛇蝎小人，楚王听信小人，终而疏远屈原，屈原心中构建的理想家园落空了，他也因此不得不离开他热爱的那片土地。

屈子忧国忧民的“美政”、“德政”被统治者不采纳时，他选择了利用文学符号把他的政治主张以及他的忧愤，心中的怨气抒发出来。《楚辞》中的他佩戴着香草，他开创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香草美人”传统，而“香草美人”成为了一种喻示着忠贞、纯洁、高雅的文学符号，烘托成一片氤氲芬芳的意境，他心中找到了“家”的味道。屈原把自己此作服侍君王的美人，“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宛如一首《诗经》中的弃妇在默默掩泣。屈原一生所追求的精神家园就是“美”，而“美人”、“香草”正是“美”的一种象征。屈原的文学家园是环绕着芳草香花构建起来的，它象征对道德理想、高洁品质的追求。他“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揽木根以结苣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纟纟鹿”“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皆是在追求美，在屈原构筑的想象世界里，他所使用的一切都必须是美好高洁的，搀不得丝毫的丑陋与肮脏，他饮的是“木兰之坠露”，餐的是“秋菊之落英”，就连周游四方的车驾仪从都新美伦美奂、备极奢华，一如天神出巡。然而，这只是屈子在历经疲惫和艰辛，仕途的困惑和无奈，失意和悲伤之后，不是归隐山林，而是作诗来抒发他的情怀。在优美的文本背后永恒的藏着历史的真实：《离骚》中仅有的一句“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美政”是诗人追求的最终目的。丑恶的现实将他的理想击的粉碎，他没有独善其身，也没有出走别国，因为“他对这土地爱的深沉”，他虽不能兼济天下，但他永远爱着他的家。他是被家抛弃的弃儿，而他却不抛弃自己的家。诗人是一位伤心人、断肠人。“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他带着对家的担忧愤而投入汩罗江。落叶也要归根，人何以堪？诗人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去，但他对“家”的热爱的人格之美感染和影响着一代代炎黄子孙。

屈原已远去了，他的人格美一直激励着楚国人民反抗强秦。秦未，首揭起义大旗的是楚国人民，陈涉建国号“张楚”（张大楚国之意）。继陈涉而起的项羽、刘邦也是楚人，楚国人民终于覆灭了秦朝的残暴统治，实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历史的 尘烟散尽，曾经上演的剧目已经谢幕。屈原受到历史的赞扬，受人们的爱戴，并久久传唱不已。这种人格可与“日月争光“。这种人格光照千古。

[参考文献]【1】贾谊《贾谊集》

【2】李中华《屈原形象历史诠释及其演变》

【3】邓绍基、周秀才、侯光复主编《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楚辞》

【4】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