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语言哲学中的哥白尼式转折
1994年,布兰顿发表了正文厚达741页的代表作《清晰阐释》(MakingitExplicit);2000年,哈贝马斯发表长篇评论“从康德到黑格尔:罗伯特·布兰顿的语用学语言哲学”[1],高度评价了布兰顿的贡献,称这部著作为“理论哲学中的里程碑,正如《正义论》在1970年代早期成为实践哲学的里程碑一样”。如今,布兰顿关于推论实践的推理主义观点(theinferentialistviewofourdiscursivepractice),常被誉为当代语言哲学中的哥白尼式转折。[2]在人才济济的匹兹堡大学哲学系,这位美髯公与麦克道尔(JohnMcDowell)一道堪称最杰出的代表,而后者同样于1994年出版的《心灵与世界》(MindandWorld),亦被誉为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罗伯特·布兰顿(RobertBrandom)生于1950年。1977年在理查德·罗蒂的指导下,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实践与对象》(PracticeandObject)。1976年之后,布兰顿一直任教于匹兹堡大学,从助理教授一直升至杰出教授(1998),其间曾担任哲学系主任(1993-1997),并于2000年当选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院院士(Fellowof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此外,他还担任多家哲学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也是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执行委员会成员。2003年,布兰顿荣获梅隆杰出成就大奖,奖金150万美元,以表彰他“对人文学术的典范性贡献”。
布兰顿的第一部著作是与尼古拉·里彻合著的《矛盾的逻辑》(1980)[3],但真正为他赢得声誉的还是14年后发表的《清晰阐释:推理、表象与推论性承诺》[4]。就语言哲学而言,此书试图提出一种将语义学奠基于语用学的意义理论。这种意义理论基于两个主要思想:(1)意义是不可还原的规范性意义;(2)意义由用法确定和说明。在这两个基本思想的历史发展线索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黑格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等人的踪迹,但在布兰顿手中,它们发展为全面而有力的意义理论,可以取代现在广泛接受的自然主义的和因果论的意义解释。
此后,他编辑了塞拉斯的《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1997)和著名文选《罗蒂及其批评者》(2000)[5]。也许是因为《清晰阐释》篇幅太大,内容过于艰涩,2000年他又将其改写为一部较为简明的《清晰地说出理由:推理主义导论》[6]。但此书与其说是《清晰阐释》的导论,不如说是一部指南,集中而简明地阐发了他的几个重要论题。布兰顿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逝去的巨人的故事:关于意向性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史论文集》[7]。该书收集了布兰顿自1977-2000年的论文,考察了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弗雷格、海德格尔和塞拉斯等“逝去的巨人”的著作中隐含的意向性概念。早在《清晰阐释》中,布兰顿就从“表象主义的”与“推理主义的”语言观出发,透视近代哲学的紧张关系,而这一紧张关系远比通常理解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纠葛更为基础。他试图表明,那些逝去的伟大哲学家都有一项共同的事业,这就是主要由推理主义所刻画的特定的哲学传统;这一传统中的哲学家都坚信,语言的表象性能力服从如下事实:语言是“以推理的方式而被清晰地说出的”。这部历史性散论可以视为他的推理主义构架在哲学史中的应用,因此也为《清晰阐释》所构造的框架提供了思想史的维度。[!--empirenews.page--] 理解布兰顿的主要困难在于,除了文笔和表述方式的独特性之外,无论在方法、思路和风格上,他都深受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双重影响。按照他的导师罗蒂的说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学从休谟阶段推进到康德阶段,而布兰顿则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将分析哲学从康德推进到黑格尔阶段。倘若真是如此,倒像是近代哲学的一次轮回,不啻为分析哲学百年历史的一种反讽。[8]实际上,布兰顿的思想语境相当复杂:康德的批判哲学、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概念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塞拉斯的心灵哲学,甚至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都构成了布兰顿的思想要素和对话者。按照布兰顿自己的说法,他的立场异于那些塑造和推动20世纪英美哲学的许多、甚至是绝大多数理论的、解释的和策略性的承诺。他赞同理性主义而反对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赞同推理主义而反对表象主义,赞同整体论而反对语义学原子主义,赞同对逻辑的表达主义的解释而反对形式主义解释。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义,而推理主义与整体论密不可分,因为如果传递意义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义就预设了在特定推理构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这一整体论会导致功能主义;如果我们把实用主义理解为实践对理论具有优先性,那么,这又与实用主义密切联系起来,因为推理就是做事。这一思想与经验主义的核心主张背道而驰,就此而言,布兰顿又将其视为理性主义的当代形态。因此,有人把这些彼此相连的立场统称为“IHFPR传统”(inferentialist-holist-functionalist-pragmatist-rationalisttradition)。[9] 基于以上立场,我们可以把布兰顿的基本主张概括为三个论题:(1)能思想的生物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东西,是因为他们是推论性实践、因而也是语言实践的参与者(理性主义论题)。(2)因此,推论性实践,即塞拉斯所说的“给出和寻求理由的游戏”,就提供了语境,使我们能够在其中理解语义学的和与意向性相关联的概念。状态、言说和表达都通过在一套实践活动中扮演特定的角色,才得以具有命题性内容,而这些实践活动就是给出和寻求理由的游戏(实用主义论题)。(3)赋予内容(content-conferring)的实际功能正是由发挥这些功能的各个对象的推理关系清晰地说出来的,因此命题性内容是由推理性功能构成的(推理主义论题)。[10] 布兰顿是一位不满足于在既定范式中展开探讨的哲学家,他不想停留在解决“哲学难题”上,而是渴望全盘革新。而且,他也具有相当罕见的才能,能够在人及其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上展现出大气磅礴的全新图景。因此,他的著作,特别是《清晰阐释》,乃是哲学中当之无愧的里程碑。这里选录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布兰顿为《何谓哲学》一书撰写的主题论文,他在文章中较为浅近地概述了他的基本思想,以及他对哲学活动的独特界定,其内容这里就不再赘述。另一篇是在开头提到的哈贝马斯论文的第一部分。布兰顿和哈贝马斯的目标惊人地相似,他们都强调交往活动的社会性的和主体间的诸多方面,都致力于形成关于交往能力的理论,坚持规范性的不可还原性。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使对正当性的证明,即给出理由的实践,成为各自的思想核心之一。相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布兰顿阐发的是基于语用学的语义学,其中包含的指称理论是哈贝马斯所缺乏或只是被预设的;而哈贝马斯则批评布兰顿未能提供足够有力的客观性概念,对交往的构想也不够充分。[11][!--empirenews.page--] [1]Habermas,Jürgen(2000)FromKanttoHegel:OnRobertBrandom’sPragmaticPhilosophyofLanguage.EuropeanJournalofPhilosophy8(3),322-355.[2]Andjelkovi,Miroslava(2004),ArticulatingReasons.PhilosophicalBooks45(2),140-148.[3]TheLogicofInconsistency,withNicholasRescher,BasilBlackwell,Oxford1980.[4]MakingIt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andDiscursiveCommit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94.此书于2000年译为德文,法文译本和西班牙文译本正在翻译中。[5]EmpiricismandthePhilosophyofMind(ed.),byWilfridSellar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7.RortyandHisCritics(ed.),Blackwell’sPublishers,Oxford,2000.[6]ArticulatingReasons:AnIntroductiontoInferentialism,HarvardUniversityPress,May2000.此书的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译本已经出版,法文、日文译本正在翻译中。
第二篇:探析康德哲学之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
探析康德哲学之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1-08-26 11:45:00 ] 作者:晁传振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关键词:先验 超验 验前
论文摘 要:在康德之前,西方形而上学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往的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现象,而认识则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这就要求人的认识能力必须符合客体。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是我们无法完成的证明。受哥白尼的“地心说”的启发,康德将认识论的方向转变为,对象符合认识,客体符合主体。这一转变取得了重大成就,它既使形而上学的危机消于无形,又为未来形而上学指明了方向。
一、康德哲学的背景
在西方哲学关于认识论的研究中,经验论与唯理论关于真理问题的争论,已经走入了死路,人类理性陷入了危机,高贵的形而上学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曾经有个时候,形而上学号称为一切科学的女王,„„而现在因为时间的变更,她就只为人所鄙视了;她成了一个孤苦伶仃、流离失所的妇人。”①(P3,Aviii)
康德系统地分析了近代西方哲学之后,他说道:“人类的理性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就是在它的某种知识里为一些问题所苦恼,而这些问题既然是理性的本性所规定的,它就不能置之不理,可是这些问题有超出了它的各种能力的范围,所以它就不能解答它们。”①(P3,Avii)也就是说,一方面,人类理性为它在认识中所规定的问题所困扰,因而必须得到解决。然而,另一方面,这些问题有都超出了理性的能力,理性又不能给以解决。究其原因所在:人类理性在经验的运用中,虽然为经验充分证明了其正当性,但是沿着经验,人类理性必然要追溯到“更高更遥远的条件上”。“不久,它就觉得这样一来问题永无止境,他的工作就绝不能完成了。”以至于,“它不能不使用超出一切可能的经验的范围以外的那些原理”。这样就使得人类理性陷入了两难之境地:一方面,如果在人类经验中使用人类理性,那样,便会形成一个无穷的追溯;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超越经验,“人类理性就陷入黑暗中,陷入种种矛盾之中。”具体说来,之前的怀疑论从经验出发,不考虑理性,就会形成一个无穷的追问,而独断论只从理性出发,不考虑任何经验,其结果往往与人的常识不符。所以,为人类理性寻找一条合理的出路,是康德所面临的问题。
二、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
在哥白尼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太阳为绕地球旋转”,而且,这一假定被当作理所当然的真理,因为它与人们的常识完全吻合。而到哥白尼时代,这一假定的局限已暴露无疑,天文学方面,亟待新的理论来解决这次危机。经过长期的思索和分析,哥白尼提出这样三种假定:天体运动,可以假定为观察者不动,而天体在动;也可以假定为观察者在动,而天体不动;还可以假定为二者同时在运动,但速度不同。并最终从“天体不动,观察者在动”这一假定中,得出了著名的“地心学说”。到康德时期,这一假定被当时科学家的观察和实验充分证明了其正确性。而康德的伟大在于,他从中发现了其哲学意义:这一学说已经完全超出了人们的经验之范围,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如果一味要求主体的认识必须符合客观事物,最终必定会否定人类理性在人类认识中的积极作用,继而完全否定认识的可能性。受哥白尼“地心说”的启发,康德认为,如果将认识论的方向转变为,对象符合认识、客观符合主观这一新的原则,由人的认识能力去检验人的认识,也许,我们就可以给予认识的可能性以更为充分而雄辩的说明。他曾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中说道:“人们一向假定,我们的一切知识必须符合与对象,可是,使用概念,在验前建立关于对象的某种东西以扩大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这一切企图,按照上述的假定,都归于失败了„„因此,我们必须尝试一下,如果我们认定对象必须符合于我们的知识我们就恰恰在哥白尼最初的想法(gendanken德文)这条路线上前进。”①(P17,Bxvi)这种思路,被康德自誉为“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康德认为哥白尼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符合于对象这一假设已经被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是错误的,更为重要的是,哥白尼学说指示出了人类知识奠基的崭新的基础。揭示了理性在人的认识中的核心地位。所以,康德的认识论转向最为重要的哲学意义就在于,他为哲学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三、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
这一重大哲学革命,所探讨的主要是对象与知识的关系问题,而其实质归根到底就是普遍必然性的来源问题。经过为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已经说明它不能来源于经验,而只能是先验的(transcendental)。先验的含义是指不源于经验但是又适用于经验。康德认为,之所以以往的哲学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它们的思路出了问题。以往的哲学认为,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是客观的,要求知识普遍地复合对象的客观性。但是,这样的客观性是不可能反映到我们的主观认识能力之中来的,即使我们承认了其可能性,我们也无法先天的(apriori)认识到。康德颠倒了传统的认识原则,明确指出,经验不仅与对象有关,而且还同人的理性能力相连。知识确实来源于经验,但是经验只有通过理性的认识形式才有可能。人类只能认识那些我们先天放入到事物里的东西。科学只能在经验之中才有可能。因此,这一革命不仅消除了经验论对认识的怀疑,而且还批判了唯理论的缺陷,并为人的认识划出了边界。于是,哲学便被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部分。“康德认为,一切认识只能是经验认识,认识只限于人的经验范围之内,绝不能超越这个范围。在经验之外,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②(P23)理论哲学是关于经验的哲学,而实践哲学则是超验的(transcendent)哲学。认识和实践这对古老的问题,第一次在哲学上,被康德明确的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领域。
更为重要的是,康德这一革命,将认识的对象划分为现象(phanomen︱phenomenon)和“物之在其本身”(或译为“自在之物”“物自体”,dinge an sich selbst)两个方面。由于认识只能是对象符合知识,因此我们获得的关于事物的认识只能是“如其所现”(wie sie erscheinen)而不是“如其所是”(wie sie sind)。这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以主观的形式来认识事物,而这些主观的形式又必然同经验材料相结合,才能形成知识,那么,我们所认识的事物只能是事物的表现,而不是“事物本身”。所以,一切认识都只能是经验中的认识,绝不能超越经验。然而,由于“事物本身”已经超出了经验的范围,是不可知的,理性就不能把它作为认识的验前条件。但是,“事物本身”又是事物表现的根据,不可或缺。这就彻底终结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因为传统的形而上学一直在认识中追求超验性的对象,一直试图去认识“事物本身”这类终极本体或终极的原因,但是,又完全没有认识到这类本体或原因在认识论上的不可知性,强行使人类理性超越了其职责和能力。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康德的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命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并指示了未来哲学的发展方向。
参考书目
[1]纯粹理性批判[德]康德著 韦卓民 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道德王国的重建 李蜀人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康德 著 李秋零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三篇:语言哲学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pring 2011, Cheng Lian
Description:
This introductory course will have two parts in conten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proper and its relevance to other areas of philosophical inquiry.The central challenge that will occupy us in this course is to give a philosophical account of how language works.We will deal with such topics as proper names, definite descriptions, natural kind terms,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speech acts, implicatures, metaphors, and various issues concerning meaning.Requirements:
(1)You must finish the weekly reading assignments prior to each of our class meeting.(2)There are homework assignments on a bi-weekly basis.(3)Each student is required to do a no-less-than 15 minute class presentation.(4)Midterm exam consists of a short paper(1000 words, double spaced)due on the day of our
week 10 meeting.Final exam will be in classroom.Grading Policy:
Your grade for this course will depend on your performance with respect to class presentation(10%), homework(20%), midterm paper(30%), and final exam(40%).Texts:
(1)William Lyc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2nd Edition), Routledge,2000
(2)Michael Morr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3)Copies of original works listed below in the schedule to be distributed.Schedule(subject to adjustment):
Week 1 Introduction
Lycan 1;some preliminaries(metalanguage and object language, use and mention, types and tokens)
Locke’s conception of language: Morris 1
Week 2 Definite descriptions
Lycan 2, Russell, “On Denoting”
Week 3 Proper names I: The Description Theory
Lycan 3, Searle, “Proper Names”
Week 4 Proper names II
Lycan 4;Kripke, “Name and Necessity”
Week 5 Natural Kind terms
Morris 5
Week 6 de re and de dicto modality
Morris 6
Week 7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Morris 7
Week 8Theories of meaning I
Lycan 5, 6
Week 9 Theories of meaning II
Lycan 7,8
Week 10 Theories of meaning III
Lycan 9;Davidson, “Truth and Meaning”
Week 11 Theories of meaning IV
Lycan 10
Week 12 Speech acts
Lycan 11, 12;Morris 12
Week 13 Implicatures
Lycan 13
Week 14 Metaphors
Lycan 14;Davidson, “What Metaphors Mean”
Week 15 Private Language
Kripke, “On Rules and Private Language”;Morris 14
Week 16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Morris 10, 11
Week 17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if possible)Chalmers
Week 18 Mind, Language, and World
Miller 9
第四篇:语言哲学课学习心得
第一学期笔者选修了 赵教授的语言哲学课,这门课程在笔者看来对语言学专业的学生至关重要,恰好这学期有幸选修赵教授所讲的这门课。虽然只上了一学期语言哲学课,但笔者觉得从中受益匪浅,无论是此课本身还是赵教授其人都给笔者很大的心智启迪。笔者想从以下方面谈谈自己的学习感悟:
1.赵教授在第一次课上从语言的奥秘及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开篇。语言学与哲学是密不可分的,当思考语言的起源与作用时,不可避免地涉及人类自身乃至宇宙的起源等哲学问题。只有了解了相关的哲学问题,我们才有可能比较透彻地理解语言学的各种理论,赵教授也明确给我们点出语言学的研究归根结蒂还要回归哲学,这也是学科本质及属性使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向来是人类思想的枢纽,这既是哲学的也是语言的,同时也是语言学的。以上所讲是笔者明确领会学习语言哲学这门课之必要。
2.从第一次课上赵教授就给我们列出了A=A A=-A的式子,而且该问题一直贯穿了我们这门课的始终。比如,以爸爸永远是爸爸这句话为例,我的爸爸对于我来讲是爸爸,但对于我的爷爷来说他就是儿子。这使我们知道对于世间万物我们都需要辩证的看待,尽可能多角度的思考问题这不仅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态度,而且对与作研究也很重要。貌似简单的式子却涵盖了人类与世界关系的巨大奥秘。赵教授也明确告诉我们对此问题把握好的话,许多语言的相关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从笔者最初对此问题的轻视(这也是笔者学识浅薄之处),到对此问题的重视与认真思考这个过程不由使笔者想到赵教授课上给我们讲授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以上的智慧之语也冼练了笔者的头脑。
3.赵教授的正式第一讲首先引入了Sophia,希腊语即智慧,而哲学就是智慧之学。赵教授讲到语言的哲学研究是从essence开始的,可以来探讨一下essence的构词:esse是be的意思,essence就是being, 意为本质、存在。西方的哲学家认为:语言表征了存在,或着说语言就是存在的家园。在东方的中国,老子的道体论就是语言的本体论。在老子看来,道为世界之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老子曾把道比作一种器官,他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道德经》第六章); 而在《圣经》中 道英文为就是Word,本义是男性生殖器,是生命力的象征,是创造世界万物的力量。《约翰福音》在开头讲到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藉着他造的(‘他’指前文的‘道’),这与《道德经》中的道是世界的本源的理念不谋而合;而道在希腊语圣经中,就是Logos。万物又可以统归为一物,即 逻各斯(Logos)。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未使用逻格斯这个概念,但是古希腊哲学中潜藏的认为宇宙万物混乱的外表下有一个理性的秩序、有个必然的规则和本质的观念却和逻格斯概念是潜在相通的。古希腊的逻各斯本义表舌头,指代语言,逻辑,所包含的意思也与道不谋而合。对于这方面的学习也让笔者更加沉迷于语言隐藏的的巨大奥秘,也初步体会了探索语言智慧的无穷乐趣。笔者也不禁沉思:很久以前的东西方,为什么在思考以上问题的时候能有相通之处呢?
4.在聆听了赵教授Lecture 2的人择原理的讲解后,感悟也颇多。首先关于人择原理的概念笔者结合赵教授的讲解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因为内容较多这里不多做赘述,就简略概括来说,人择原理可以释义作:我们看到的宇宙之所以这个样子,乃是因为我们的存在。这进而又联系到表征存在的人类语言。笔者结合赵教授的讲解也进行了思考:人类语言到底是先验的还是经验性的?是结构的还是功能的?是层级投射的还是的线形序列的?是递归的,还是封闭的?从《易经 系辞上》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和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人与义。(说卦)等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二元互斥的世界,用式子表示为:Either A or B。开始笔者感觉不少事物符合Both A and B。比如赵教授给我们提到的西红柿、两性人和驴子的例子。西红柿(笔者原来一直以为西红柿只是蔬菜不是水果,这也不由得使笔者考虑以前认为想当然的事物不一定就是那样)是蔬菜和水果,这难道不是符合A和B吗?还有两性人难道不是既是男人又是女人吗?还有驴子,因为是马和骡子的结晶,又该怎么解释呢?听完赵教授的讲解后,对以上问题便觉得豁然开朗了。Both A and B不是本体论的问题,只不过是人或物所具有的一个特征,或者说一种功能。西红柿还是西红柿,既是蔬菜又是水果并没有否定其中任何一种所指。事物还是要是其所是,分其所分。
5.关于赵教授学术论文的阅读感悟。笔者除了课上及每周四学坛受益于赵教授之外,也经常阅读赵教授的著作及论文等。除了阅读赵教授向我们推荐的《道德经》等书,笔者也认真阅读了赵教授的不少论文及网上学坛思辨之语,如:构式语法的理论取向与局限。通过对学坛的关注也让笔者明白许多以前模棱两可的东西。譬如对于词位这个概念的理解,赵教授就给的非常明白、易懂:词位即义项(acceptance)一个词可以包括多个词位,一个词位可以有多个形式。吃饭中的吃是一个词位,吃软不吃硬中的吃是另一个词位,吃了、吃过可以看作吃的屈折变化,为吃的不同形式。以前笔者觉得很容易搞混的词位、词等的概念经过赵教授的点拨发现竟然不再混淆了。
除了对赵教授的语言哲学课感兴趣之外,笔者也阅读了赵教授的翻译类型问题的的归结、语义合成原则的有效性论Taylor证伪的证伪、评构式语法的理论取向与局限等文章。赵教授的文章不仅帮助了笔者来了解当今学术的最新问题,而且赵教授思辨力极强的语言成为笔者乃至我们所有学生做学术研究的的非常好的榜样。
6.赵教授本人不仅博学睿智、才思敏捷,而且工作严谨而负责。一学期的语言哲学课使笔者深刻领会到赵教授渊博的知识和极高的文化涵养,而且赵教授非常善于思辨,这方面也使笔者受益匪浅对于问题要辩证的看待,不是急于寻求答案,而是知其所以然。还有每周四晚上的赵教授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创办的川外学坛,它不仅使笔者而且使我们大家从中大获收益,笔者除遇特殊事情一般均无一遗漏的去聆听。笔者觉得从赵教授身上学到的不仅有直接的知识,还有做研究的方法,要批判性的看问题这对于我们这些研究生是至关重要的, 之前笔者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养成的习惯都是一味的苟同:无论是对书还是对人,经常觉得书中或人说的很有道理,而自己则思考的少。听了赵教授的讲课后才明白自己要多思考、要有自己的观点、要善于批判;还有做人方面,赵教授对笔者的影响也很大。赵教授不仅学识渊博、勤于思考、成果丰硕,而且在学术上的严谨也对笔者产生很大影响,他对于所有的学生都非常耐心,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业余时间创办学坛,提供给学生们一个非常好的学术交流、提高的平台。大学的教授能对学生这样无私付出在当今社会真的是很难能可贵。笔者也很珍惜有这样的机会学习、提高。
参考文献:
司马哲编著.道德经(老子原著)[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赵彦春.语言的哲学批判[M].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4.赵彦春.翻译类型问题的归结[J].天津外国语学院院报,2005.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赵彦春.语义合成原则的有效性[J].外国语.,2008.赵彦春.评构式语法的理论取向与局限[J].中国外语.,2008.
第五篇:【语言哲学】德里达的语言哲学
德里达的语言哲学
德里达,1930年出生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郊区埃尔比哈一个被同化的小资产阶级犹太家庭。德里达1949年到法国读书,1952年入巴黎高师攻读哲学,1953—54年访学卢万的胡塞尔档案馆,撰写《胡塞尔哲学中的起源问题》一书(此书1990年才在法国出版)。1960—64年,德里达在巴黎索邦大学任教,讲“一般哲学与逻辑学”,担任著名哲学家巴什拉尔、冈奎莱姆、保罗·利科和让·华尔的助手,1962年正式发表第一部作品《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翻译与引论》。1965—84年任教于巴黎高师,这段时间是德里达的鼎盛期,值得注意的事件有:60年代中后期与激进的太凯尔帮关系密切,太凯尔帮索莱尔斯、克莉斯蒂娃、罗兰·巴特等人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思想与德里达的思想有相互促进和影响的地方;1966年,年轻的德里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举行的入文科学讨论会上发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一文,这次会议本来是以结构主义为主题的,德里达却在这篇文章中向美国知识界宣告了结构主义之不可能性,德里达由此在国际论坛上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形象,这篇文章被誉为解构主义的宣言书;接下来的1967年可以说是德里达一生最辉煌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出版了三部重要之作:《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文字与差异》(L'ecriture et la difference)和《声音与现象》(La voix et le pbenomene),它们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真正确立。
德里达在为解构主义提供理论基础时,批判了海德格尔等哲学家思想的不彻底性,其中特别论述了语言问题。不难看出,语言哲学构成了他整个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里达要来“重写”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理解,因为海德格尔只是重述而不是摧毁“逻各斯”和存在的真理。他为存在找到了一个家——语言。为了把自己和海德格尔区别开来,他发明了一套词汇,诸如“Trace,diffrance”,等等,用来讥笑和替代海德格尔的术语。海德格尔的术语表达了他对不可说的东西,沉默的东西,持存的东西的尊敬;而德里达的术语表达了他对繁衍的东西,难于琢磨的东西,隐喻的东西和不断自我再造的东西的充满深情的赞美。德里达试图达到海德格尔暗自想达到的地位:第一个后形而上学思想家,一个新时代的预言家。
德里达认为自己的哲学真正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支配。他认为,形而上学是一种“„逻各斯‟中心论”或“语音中心论”,它是西方哲学的传统。从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都未彻底脱离“逻各斯”的统治,哲学总是以“逻各斯”或人为中心寻找真理。这种“逻各斯”中心论集中体现在西方语言的“拼音性”上面,拼音语言是形而上学的真正秘密,“„逻各斯‟中心论”的背后是“语音中心论”。“语音中心论”与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难解难分,而朝向一种意义秩序的哲学方向:思想,真理,理性,逻辑,“道”等等,被认为是自生自在的,是基础。德里达反对语音与观念对象的结合,反对“语音中心论”,他称此为“呈现(在场presence)的形而上学”。他认为,不论何种呈现,诸如客体的呈现,作为物质,本质,存在的呈现,现时的瞬间的时间的呈现,意识和主体性的呈现,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呈现的具体体现。“逻各斯”中心主义无处不在,呈现的形而上学无处不在。呈现的权威性,它的稳定的力量,构筑了我们全部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就是以“逻各斯”或语音或在场为中心形成说对写,在场对不在场,同一对差别,存在对无的统治。在他看来,如果消解了说对写的统治,也就消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他反对“说”与“写”遵循逻辑同一性或直线性原则,直线论是与“„逻各斯‟中心论”相联系的,也是形而上学传统延续的秘密。这条直线从来就是断裂的,“写”天生有叛逆性格,它可以记录理念,也可以歪曲理念。它总要远离开“说”,最后毒死记忆,开启自己的空间,把“说”即是“逻各斯”“悬搁”起来,为自己做主。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与在场的观念之间存在本源性的意指关系:特别是对真理的意指,对真理的一切形而上学规定,直接与“逻各斯”的理性思想的要求密不可分……语音的本质直接靠近作为逻格斯思想之内的,与意义联系的本质……。语音的意指对象都是“在场”而文字却不再场,它既不是声音也不是对象。语音的原则,在场的原则,是我们理解事物的原则,我们不能离开“逻各斯”,不能离开语音。根据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方法论,代表观念的概念要打上“引号”,把它们仅仅当作符号,将符号所代表的思想含义“悬搁”出去。这样一来,思想意味着虚无,它是名词化的虚空,是无派生物的自我同一,是力的“延异”(“difference”)的效果,一种话语或思想的虚幻的王国,它的基础会被解构。词的意指对象是虚幻的,它源于“逻格斯”的虚幻,“逻各斯”是虚幻的源头,也是形而上学的源头,它应该被“悬搁”起来。在德里达看来,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对起源的摧毁,也是人的终结。人的终结也是书的终结。在“逻各斯”统治下,全世界只有一本书:解释“逻各斯”的书;只有一个作者:大写的人;书的世界只有“逻各斯”的世界。离开书,世界便什么也不是。书的出现不是对写的肯定和赞扬,书和写不是一回事,从柏拉图时代开始,书就被看作一种沉默的对话,对话与思想是一回事,书是心灵的对话。解构主义就是要消解这个书的世界解构——以“逻各斯”为中心的世界解构,消除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对立。随着“中心”的解体,能指与所指对立界线的解体,整个形而上学的基础也就崩溃了。
德里达认为,哲学具有隐喻的性质,哲学是隐喻,形而上学就是来自隐喻。他转述了柏拉图《理想国》中讲的关于洞穴的寓言:人在洞穴中背着光源,只是看到被照明的东西,他能从被照明的东西知道光源,光源指引他从黑暗走向光明。德里达接过柏拉图的话题说,哲学就是起原始作用的太阳,就是隐喻,柏拉图所作的隐喻。但是长期以来形而上学却把隐喻从真理驱逐到诗和文学,哲学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文学的基础。哲学的隐喻植根于形而上学语言使用方法的隐喻性质,柏拉图的向日隐喻具有普遍性质。其实每个抽象概念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感性具体的比喻,都是隐喻“肖像”的(“u sure”)。德里达使用的这个单词有两层引申含义:其一是擦掉,涂改;其二是老本(底线)的增补性结果,以替换老本。形而上学使用语言时,就像用磨石把把硬币上的图案或肖像抹掉,使人在表面上什么也看不见,从而丧失了交换价值。但惟其如此,这个不是硬币的硬币(形而上学语言)才具有至高的价值。消磨活动使可感知的“具象”语言进入形而上学语言,感性形象的原始价值被概念抹掉了,概念代替了形象,并且自我繁殖,这就是形而上学语言的发展历程。解构形而上学的重要工作就是破译这个隐喻,恢复事物的感性形象,回复原意,显示自然语言的隐喻性质。原意不是理念,而是可感知的自然语言,自然语言之所以被哲学视为隐喻,是因为哲学把自己视为原意。事实上,哲学概念充满了隐喻,哲学是一种隐喻性语言,或自然语言的引申。从自然语言到逻辑语言过渡,从隐喻到哲学的过渡,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退步。从起源看,自然先于逻辑且比逻辑要真实,理性语言的虚伪扼杀了活生生的生命和创造力。德里达认为,揭露哲学的隐喻性质和来源,就是对哲学的解构,就是宣布哲学的终结。“逻各斯”也是隐喻,它是太阳,光源,唯一的说话者,理性,家园等等。离开隐喻就没有“逻各斯”,离开“逻各斯”形而上学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基于上述观点,他打破了传统阅读方式的限制。传统的阅读总是试图理解文本的意义,使其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中介。“解构”式阅读突出读者的地位和作用,目的是破坏文本的意义(在场)。阅读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一种积极的新的写作方式。在这里“读与写”,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统一起来了。德里达的《文字学》论述的就是这种阅读哲学,他的文字不是作为符号的文字,而是一种阅读方式,一种解构方式。文字学不是关于文字的语言理论,而是一种哲学理论。以往的哲学家写作,不认为哲学应当是文字。他们视文字为一种手段,与表达的思想无关,甚至是那一思想的障碍。哲学家需要的不是文字,真正所要的是显示,说明和展现(在场)。哲学站在真理一边,而非文字一边,哲学本身不能是文字,必须反对以文字来界定自身。哲学的陈述结构是由逻辑,理性构成的,而不是表达它们的修辞手段构成的。哲学是超越了文字的东西,它必须从文字中解脱出来。在德里达看来,文字总是导向更多,更多,乃至更多的文字。德里达的解构式阅读理论具体体现在他的阅读实践中。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对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进行了解构式阅读。在德里达看来,《教程》激发了解构主义和符号学,一方面它堪称是对呈现的形而上学的有利批判,另一方面它又肯定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是索绪尔的话语而不是别人的话语解构了他的语言学。索绪尔的出发点是将语言界定为一种符号系统。声音只有当它应用时方算是语言,所以对他来说,符号的性质成了中心问题。符号反复无常,是约定俗成的,符号是由符号间的差异所界定的,语言是差异的系统。声音本身并不属于语言系统,它只是在语言行为中使系统的要素得以显现。语言系统唯有差异,没有定项。符号不是实体,是差异系统的产物。德里达认为,这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个有力的批判,因为它阻碍了呈现实体建构语言理论的企图。然而,索绪尔的理论同时又肯定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作为索绪尔出发点的符号概念本身,是立足于感性和智性的区分之上的。能指的存在是为了引导人们接近所指,并从属于它所传达的概念或意义。语言学家必须假定他们能够把握所指,并把它作为出发点,于是符号的概念难解难分的交织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本概念。德里达认为,索绪尔关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索绪尔坚持说,“语言分析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与口说的词之综合;口说的词独自构成对象。”这样,他把文字降到了第二性的地位,文字不过是再现语言的一种手段,一种技巧。索绪尔忧虑文
字的危险作用,它会威胁到语言系统的纯洁性。然而,索绪尔反过来又求助于文字来阐明语言单元的性质,使得语言机制能够被理解。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翻了个个,言语变成了文字的一种形式。这里,德里达的弦外之音是不是在说,索绪尔还是在维护语音中心主义,也即是维护“逻各斯”中心主义。我想是的。
再来看看德里达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解读,会得到同样的感受:他对现象学的解构就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批判。实际上,他对现象学是怀有好感的,他曾说过,如果没有胡塞尔的现象学,没有本质和先验还原的实践以及对现象学意义的关注,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然而,最终他还是批判了现象学,在他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赋予意识和声音(说话)以特权,声音和意识与“逻各斯”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关于胡塞尔的语言理论可以从“说话”和符号两方面来分析:(1)现象学的声音。胡塞尔认为,语言在表达中,意向性是绝对的表达,它赋予声音以生命,声音完全是内在的,被表达的是意义,是世界上不存在的观念。这是一种现象学的独白,它可以还原为意识。(2)书写。胡塞尔承认,精神的独白不能起到交流的作用,真正的交流要以文字符号为中介,通过书写被保留和传达,并理解意义。语言要有意义必须合乎语法,这与是否存在意义的所指无关。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的语言学仍然坚持“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德里达指出,现象学书写不出“观念意义”,所谓书写的意义只是人为的设定,意义从来没有真正实现,他永远存在于彼岸。现象学式的书写是狭义的,书写始终停留在有限和书写本身,达不到书写之外的观念。现象学还原不是意识的还原,只是书写的差异活动。书写活动是前逻辑的,不遵守逻辑语法规则的。胡塞尔认为没有意义的句子“green is or”,德里达认为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把符号从语法和观念专制制度中解放出来,给符号以自由逍遥。由此可见,德里达的文字是自由的文字,它不遵守固定的位置,不受逻辑语法规则的制约,它不会导致新的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