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与文明演进

第一篇：中国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与文明演进

中国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与文明演进

摘要：论述了中国5000年来气候变迁和中华民族文明演进之间的关系。在中华文明诞生与发展的5000年中，中国的气候经历了许多次冷暖交替变化，而且每次的寒冷期在逐渐变长，温暖期逐渐变暖。伴随着气候的冷暖变化，中华文明的发展也表现出动荡与繁荣交替的周期变化。具体表现为：寒冷期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中原政权不稳，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温暖期中原王朝实力强大，能够抵御少数民族入侵，国家统一。所以，中华文明的演进，和几千年来气候的变动，有着一定的联系。

关键词：中国气候变迁；文明演进；游牧民族；中原政权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文明虽饱经风霜，但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不断发展。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朝时代，甲骨文已经是中国比较成熟的文字。根据1996年5月国家开始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中国可追溯到的确切历史年代可以达到约4000年的夏朝初期[1]。自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中国社会正式进入了奴隶制时期，国家开始正式形成，中华民族由相对分散的部落逐渐走向统一。

研究表明，在中国历史上，温暖期常常伴随着气候的湿润期，寒冷期则常常伴随着气候的干燥期，表现出暖湿与冷干之间的搭配。而温暖期气温较高，降水较多，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与进步，寒冷期气象灾害频繁，气候冷干，农业发展受到限制，这就使得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华文明发展受到气候变化的强烈影响。明确认识中华文明5000年来经历的气候变化，对解释中华文明的演进有着重要意义。

1中国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5000年来的气候不仅表现出冷暖交替的规律，而且总的规律表现出温湿期越来越短，冷干期则越来越长，温暖程度越来越低，寒冷程度则越来越强[2]。这样的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到地区农牧业的发展状况，在工业文明之前则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中国农业中心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的整体趋势。由于农业是中原国家的经济命脉，关乎整个国家的稳定，而牧业北方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当气候寒冷时，不仅中原政权无法稳固，而且北方游牧民族由于生存环境恶化而向中原地区发起进攻，是的北方黄河流域甚至整个国家的动荡，而气候温暖时，中原地区农业繁荣，国力强盛，足/ 7

以抵御少数民族入侵，而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生存压力减小，对中原地区的入侵较少，使得整个国家进入大一统的繁荣时代。根据竺可桢等人的研究，将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分为以下几个交替出现的温湿期和干冷期[2-3]。

从公元前3000年到前1100年，也就是从仰韶文化到商朝后期，是我国近5000年来的第一个温暖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院在1954-1957年对半坡遗址的考古中，曾发现麞（又名河麂）和竹鼠的化石，而这两种动物是亚热带动物，现在在西安已经不存在，表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而关于安阳殷甲骨的考古中，表明安阳人当时种稻，下种的时间为阳历3月份，比现在的要到4月份大约早1个月。在武丁时代（元前1365？-1324？）的一个甲骨上的刻文说，捕猎时获得一象，表明当时大象还存在于安阳地区，而现在中国大象仅分布在热带的西双版纳地区。1930-1931年，在山东历城县两城镇(北纬35°25′,东经119°25′)发掘龙山文化遗址，一个灰坑中找到一块炭化的竹节，有些陶器器形的外表也似竹节。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的分布在黄河流域是直到东部沿海地区的。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推断，从仰韶文化到商朝后期，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的平均气温，正月大约比现在高3-5℃，年平均温度约高2℃，属于亚热带气候。这一时期，农业得到发展，并已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国家诞生并逐渐发展，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兴起。

从公元前1100年到前850年，是继第一温暖期之后的第一个寒冷期。这一时期的气候记录,主要是从流传下来的文字记录中推测出来的物候记录。《竹书纪年》上记载周孝王时，长江支流汉水，有两次结冰，分别发生于公元前903和897年。《纪年》又提到结冰之后，紧接着就是大早。这就表示公元前十世纪时期的寒冷。《诗经》也可证实这点，相传《诗经·豳风》是周初成王时代的作品，可能在成王后不久写成。豳（邠)的地点约在西安附近，海拔500米高的地区，《豳风》中的下列有着这样的诗句:“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陵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韮，九月肃霜，”而《豳风》八月等于阳历的九月。当时气候明显较之前变冷，被称为西周寒冷期。不过，这次的寒冷期持续较短。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也就是从春秋时期到西汉末年的700年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温暖期。铁制农具的使用与推广，耕作技术的改进与提高，配以温暖湿润的优越自然气候，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都获得长足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这个时期，国家处在四分五裂的局面，但各国的经济都比前代繁荣，争霸战争从未间断，而战争需要以经济来支撑，这在侧面也体现了当时有利的农业发展条件。

从公元初年开始的长达600年的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寒冷期，当时黄河流域的年均气温比现在低2℃左右。史书曾记载到在公元225年/ 7

曹操的儿子曹丕到淮河广陵(今淮阴)视察十多万士兵演习，由于严寒，淮河忽然冻结，演习不得不停止，这是现知的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这一时期，国家陷入了长达400年大分裂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侵，占据黄河流域，中原政权南迁，只能统治南方地区，北方地区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而南方地区则随着中原人进口南迁、耕作技术改进和气候湿热度减小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文化进入相对繁荣时期。

从600年到100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被称为唐宋温暖。在这个时期，国家重新出现大一统局面，经济空前繁荣，出现了“开元盛世”的局面，黄河流域的经济重新得到发展。中期变得和暖，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雪无冰.史书记载，在唐玄宗李隆基时(公元712-756年)，妃子江采苹因其所居种满梅花，所以称为梅妃，9世纪初期，西安南郊的曲江池还种有梅花。与此同时，柑桔也种植于长安，诗人杜甫(公元712-770年)在《病桔》诗，提到李隆基种桔于蓬莱殿，当时关中地区有梅和柑橘种植，表明气候比较温暖的。但是，在这一阶段后期，气候开始变冷变干，北方游牧民族再次兴起，中原政权势力减弱。

从1000年到1200年的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寒冷期。在十一世纪初期，华北已没有梅树，情况与现代相似，梅树只能在西安和洛阳皇家花园中及富家的私人培养园中生存。著名诗人苏轼(公元1037-1101年)在他的诗中，哀叹梅在关中消失，苏轼咏杏花诗有“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之句。同时代的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嘲笑北方人常误认梅为杏，他的咏红梅诗有“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之句。从这种物候中，就可以看出北宋时气候已经变冷。在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冷。公元1110年和公元1178年,福州(北纬26°42′,东经119°20′)的荔枝曾经全部冻死,表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还要寒冷。

在12世纪以后的800年间，中国的气候表现为冷暖交替，出现过一些短暂的温暖时期，但总体以寒冷期为主。明清两朝几百年间，气候学上俗称为小冰期时期，气温很低，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土地的沙漠化、荒漠化进一步向南推进，所受的旱灾也比其他时期多而且重,特别是在1629-1643年间，竟发生了连续14年、赤地几千里的严重干旱。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禾草俱枯，农业萧条,各地农民起义频发。这时,南方地区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2气候变化与政治变动之间的关系

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的地理环境演变的历史密切相关，但对这一关系的认识迄今仍存在许多未知问题。特别是对环境决定论的批判,往往将将二者的关系一笔抹煞[4]。但是,气候变动对于中国古代赖以生存的农业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分析可知,在气候温暖时期，雨量丰沛,充足的热量和水分有利于农业发展,/ 7

农业丰收，经济繁荣,中原地区政局稳定,中国历史局面的繁荣局面。而寒冷时期，由于农业发展受到限制,北方游牧民族生存条件又恶化,是的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之间冲突不断,中原政局不稳,国家陷入分裂的动荡时代。王会昌将数千年来气候的冷暖波动、干湿变化与中国北方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以东经115°为准)变化三者用一个时间坐标绘制在同一图上(图1)，从图中可以发现，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及其南迁的幅度，都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及其变化程度存在着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5]。在这里，仅对中国5000年来气候变化与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以获得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暖湿期（从公元前3000年到前1100年）被称作仰韶暖期，（第四纪研究中属于大西洋期），在这一时期，中华文明逐渐形成，松散的原始社会逐渐过渡到传说中的炎黄时期和尧舜禹时期，继而出现了完整的国家—夏朝。由于这一时期气候温和，是的定居农业逐渐形成，北方的半坡文化、大汶口文化，南方的河姆渡、良渚文化都是典型的农业文化，伴随着农业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中华民族逐渐形成。商朝时，青铜文明发展到顶峰。在商朝后期，气候/ 7

开始变冷，中国气候进入第一个寒冷期。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各路诸侯，灭掉了殷商，结束了其500多年的统治历史。在随后的近5000年来的第一个寒冷期中，周为了有效统治全国，采用在各地分封诸侯，由诸侯统治本地的办法，以弥补中央政权统治力量的不足。由于周王室王权力量相对不足以及对人民的压迫，公元前841年在都城镐京发生了**，史称“国人暴动”，而这一年也正是中国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这一时期，由于气候寒冷，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他们南迁到关中地区甚至渭水流域，并直接威胁到都城镐京的安全。到西周末年的公元前771年，西北的犬戎族攻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灭亡，周平王只好于第二年将国都东迁到气候相对温和的洛邑，东周开始。

在随后到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温暖时期，国家进入分裂局面，但是各诸侯国的经济都得到快速发展，各种存进农业发展的政策得到推行，商业、手工业空前繁荣，在长时间的战乱中，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秦国在公元前221年灭掉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中国第一次进入大一统时代。西汉时，仅用六七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休养生息的经济恢复过程，迅速发展为经济军事实力强大的王朝，其政治经济中心，就在黄河流域。汉武帝时，汉朝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沉重地打击了匈奴，获得了北部边疆长期的稳定。

从公元初开始到南北朝结束的约6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寒冷期。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占据中原地区，北方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例如，从魏开始，汉族政权便失去了对河套地区的控制，西晋虽然在280年灭吴实现短暂统一，但在不久之后就陷入了八王之乱，最终丢掉了北方地区而灭亡，黄河流域被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另一方面，北方战乱，加上寒冷的气候破坏了农业的发展，使得大量人口南迁，加速了南方地区的开发，但是气候的变冷加快了南方土地向适于农业耕作的转化，使得南方地区经济得以发展。南北朝时期，南方虽然经历了东晋、宋、齐、梁、陈五个朝代的更替，但相比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昙花一现般的转换，政治还是比较稳定的。

南北朝结束以后，中国进入了第三个温暖期。在这一时期，国家结束南北长期分裂局面，重新实现统一。唐朝前期，温暖的气候使得黄河流域的农业重新获得了发展，国家政权中心又回到了北方地区，唐朝的国力也进入了最盛期，疆域扩展到中亚、蒙古高原，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加强，少数民族纷纷臣服，出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局面。不过，这一时期南方地区的经济地位已经显现出来，关中地区人口稠密，农业生产已不足以满足需要，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将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从唐朝安史之乱（755-763）后，气候开始转冷，唐朝的国力逐渐衰弱，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唐朝最终于907年灭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7

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地区饱受战乱之苦。从1000到12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寒冷期。在这个时期，赵匡胤建立宋朝，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局面，实现了全国的基本统一，经济文化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是，在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已发了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政权之间长期的战争。宋朝虽然很快取得了对南方政权战争的胜利，但对北方辽和西夏的战争却持续不断，在战争中一直处于防守地位。12世纪初，东北女真族崛起，灭掉辽之后又大举功宋，在1127年灭亡北宋，并在后续战争中夺得黄河流域的统治。到13世纪中期，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领域，大多人口稀少，经济凋敝，没有恢复到北宋末年的水平，这是以前历次少数民族政权南进过程中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女真金朝大规模地掠夺农业耕地，建立牧场，推行落后的奴隶制，严重破坏了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后来，在蒙古骑兵的长期入侵中，南宋也于1279年在广东崖山灭亡。

宋元之后的明清两朝近600年时间，是中国气候的“小冰期”。北方黄河流域的气候进一步恶化，农业生产不断受到气象灾害的打击，经济无法得到恢复，经济中心这时已经完全转移到南方地区，“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都表明了这一点。元朝时将大运河裁弯取直，直接将江南地区和大都连接起来，表明当时中原地区的农业地位已大大下降。这一时期，由于气候寒冷干燥，北方地区连年大旱，农业破坏严重，导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农民起义不断。明初著名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就是由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使得人口大量减少引起的。明末时，气候达到最冷，农民起义更是遍及全国，最终明朝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攻击下灭亡，东北女真族趁机入关，入主中原，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不过，由于明清两朝采取灵活的统治政策和相对平等的民族政策，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使得这个时期没有出现长期的分裂。

3气候变迁影响文明演进的讨论

分析中国5000年历史文明发展进程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可知，中国历史时期重大事件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气候变化作为诱发因素，可以决定其发展的方式、方向、速度和进程。在历史过程中，应该承认气候变化对于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在中华文明形成至今的几千年中，历代王朝的兴衰、游牧民族政权疆域范围的变化、农民起义的爆发等等，都与气候上冷暖干湿波动变化之间呈现出大体同步的相关或共振关系。气候温暖期，北方游牧民族北撤，与中原王朝和平共处，多为太平盛世时期；气候寒冷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迁，战乱频繁朝代更替，民不聊生。因此，中国历史时期重大事件的发生与气候变化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6]。

中华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文明的发展源于生产力的进步，但是文明不可能脱离自然而存在，他的每一个阶段都会被打上当时环境的烙印，环境变/ 7

迁对文明演进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环境变化时刻都在发生，但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能对文明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只有超过某一临界值的重大环境演变事件才会把环境演变对人类的影响扩展到社会政治经济的层次，影响到社会发展进程[7]。因此，研究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气候变化事件，是我们认识环境演变对中华文明影响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杨育彬.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夏商考古学的发展[J].中原文物,2007,(6):39-45 [2]王嘉川.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J].学术研究,2007,(12):101-105 [3]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中国科学,1973,(02):2-23 [4]方修琦,葛全胜,郑景云.环境演变对中华文明影响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古地理学报,2004,6(1):85-94 [5]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J].地理科学,1996,16(3):274-279 [6]张允锋,赵学娟,赵迁远,田旺军.近2000a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J].气象研究与应用,2008,29(1):20-22 [7]方修琦,葛全胜,郑景云.环境演变对中华文明影响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古地理学报,2004,6(1):85-94 / 7

第二篇：论中国合同法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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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合同法的演进

陈小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 易军 中国政法

大学 副教授

肇端于清末法制改革的中国法律现代化历程迄今已有一个世纪,今日中国所进行的声势浩大的立法活动依然是这场运动的延续,除非中国法制实现全面的现代化,这场运动将无停息之日。在对中国合同法历史变迁的考察中,我们可以体味百年来法制变革所经历的困境与艰辛,并为我们苦难的中国逐步摸索到步入康庄大道的路径以及在近20 年的法制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进步深感庆幸。一部合同法史,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法制变革史与经济社会变迁史。

一、中国合同立法的回眸

我国古代合同法的表现形式为礼制中的有关规定及民事习惯,现代意义上的合同法始于1911 年第一次民法草案,从1911 年到1929 年国民党民法典通过并公布,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主要时期。此期间我国合同法完成了由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过渡。中华民国民法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民法及债法的特点,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经济需要。(1)但在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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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作为旧法统在祖国大陆被废止,现在仅在台湾地区有效。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合同立法史崭新的一页。半个世纪来我国合同法的发展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与经济发展的进程相适应,合同法的发展呈现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建国初至70 年代末,是合同法艰难徘徊的时期,合同法表现为法规性或规章性文件,效力层次低下,其发展陷入“前进—停滞”的怪圈。第二个阶段从80 年代初开始至90 年代初,是合同法取得实质进展的时期,整个80 年代我国合同立法蔚为壮观。《民法通则》及三大合同法以及有关规章、司法解释相继颁布,中国合同法体系初具规模。第三个阶段从党的十四大召开一直持续到现在,并包括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此间发生了两件对合同法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即十四大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以及十五大依法治国方略的实行。市场经济要求统一市场活动的法律规则,重新构建合同立法的基本内容;依法治国方略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合同法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及树立合同法权威的迫切性。可以说进入90 年代以后,摆在立法机关和民商法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制定一部集科学性、统一性、现代性为一体且系统明确的合同法。围绕着合同法的制定,学者和司法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而使合同法成为民商法各具体制度中理论研究最为成熟的领域。经过长期的酝酿、探讨与论证,在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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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的第7 年即1999 年的3 月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终于诞生。

年来合同立法的实践充分表明:包括合同法在内的民商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一国社会生活诸条件互动作用的结果,其中以经济生活条件的影响最为深远。合同法是涉及财产或劳务的私人转让的法律。(2)合同法调整动态财产关系,本质上是交易法,而交易关系只是在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才会发生,因此合同法与商品(市场)经济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合同法与商品(市场)经济同命运共兴衰,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商品(市场)经济的基本关系。人类文明史已经充分昭示:一部合同法史即一部商品经济发展史。商品(市场)经济经历了由古代→近代→现代的发展,合同法也随之实现了从古代→近代→现代的过渡。从制度角度而言,合同法的规范只是商品交换关系的内在要求在制度上的反映;从观念层面论之,契约精神只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本质要求在观念上的体现。我国古代私法制度的粗陋、私法观念的淡薄与商品经济的缺失关系甚大。建国后实行排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20 多年基本上未有变化。虽因社会分工的存在时有物资让渡关系的发生,但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关系;虽然仍采用合同的形式,但合同并非当事人追求利润的手段,没有丝毫的平等、自由、权利的色彩。合同法经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近20 年的改革,实质上是一个对市场重要性的认识逐步深化从而对商品市场经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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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承认到无限承认的过程。市场体制的确立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关系是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合同法从而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法。市场制度的确立与实行,使合同法的繁荣不可避免。以至于当我们在展望下一世纪中国合同法前景的时候,能够满怀信心与希望。

二、统一合同法的进步性

我们认为,统一合同法是中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与现行民法的其它组成单元相比,它最具进步性。甚至可以断言,这部合同法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未来民法典的某些面貌。合同法的进步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立法模式上的进步。计划经济体制下财产流转关系实际上被分割为两部分,即纳入计划范围的财产流转关系和与计划无关的财产流转关系;与之相适应,在立法上实行经济合同法与民事合同法分开立法的二元立法模式。各具体合同实际上被分割为两部分,分别受不同法律调整。统一合同法的出台废止了此种立法模式,取消了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的划分,实现了对各种具体合同统一的规范和调整。

2.立法体系上的进步。改革开放后,我国先后制定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部合同法律适用于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合同关系,相互独立并行不悖,在立法层次上是同一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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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行法,除受宪法统率外,谁也不统率谁,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与80 年代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分不开的,其根本原因是经济起飞时期发展不平衡所致。三足鼎立的弊害可谓众人皆知,统一合同法的出台使得三足鼎立的格局不复存在,实现了合同立法天下一统的局面。

3.立法技术上的进步。广义的立法技术包括立法体制技术、立法程序技术与立法表达技术。在这几个方面,统一合同法较过去均有很大改进。以往的三部合同法均由国务院所属部委起草,这些机关往往不可能从全局考虑,而是较多考虑本部门利益,导致法律规范互不协调、相互抵触、规定重复。统一合同法的立法工作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承担,从而克服了上述弊端。并且此次立法系由学者提出立法方案并拟定建议草案,学者参与此次立法所受到的重视远非以往所能比。值得一提的是,1998 年9 月,《法制日报》及《人民日报》分别刊登了合同法草案第五稿全文,公布法律草案进行“全民公决”并非我国立法必经程序,将一个尚未生效的法律草案公诸报端,给公众提供一个实实在在地参与立法的机会,这一举措本身即蕴涵着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合同法在立法体例上沿袭了传统民法的样式,从而具有科学性;在立法语言上,通俗而不失规范,易懂而不失严谨,用语准确清晰,文字流畅;立法内容的归纳分布和条目的排列基本上依从了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顺序。特别是在起草学者建议草案时,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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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方面较严格地依循了立法方案的要求,条文规整、条理清晰、逻辑线索明确,另一方面,每个条文都撰拟了相应的立法理由,为后来的立法在技术的操作上提供了较大便利,也肯定会对今后合同法适用、解释等实务活动提供若干依据,显示了立法的较高水准。

4.法律规范内容上的进步。在具体制度上,合同法的进步性表现在以下方面:(1)吸收、借鉴、移植国外的先进制度,力求完备。合同法大量采纳了反映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从而基本上能适应建立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后对法律调整的需要。合同法构筑了许多崭新的制度,其数量之巨,不胜枚举。如仅就合同履行而言,即创设了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负担合同、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代位权、撤销权等制度。并且合同法在继受具体制度时不拘于严格区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而是兼容并蓄,凡实用优越的制度通通拿来为我所用。此点在总则中表现尤为明显,如根本违约、预期违约等均为英美法系的固有制度,合同解除中引入了根本违约,严格限制法定解除权的滥用;将预期违约纳入违约行为形态,使非违约方获得了即时寻求法律救济措施的权利;不安抗辩权的适用要件及法律效力上吸收了默示毁约制度的合理内核,从而使我国法上的不安抗辩权制度成为世界各国相应制度中最为完善的制度。即使是分则,也采纳了英美法系的某些制度,如委托合同中规定的委托人的介入权与第三人的选择权系英美代理法中的特有制度。(2)对于过于原则、简略的规范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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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体化,增强其可操作性。如合同转让中,明确规定了债权转让、债务转让、债权债务概括转让三种形式,就债权转让而言,详细规定了其成立要件及对内对外效力等内容。(3)废止过时、错误、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规范。如以往立法对无效合同的规定极为宽泛,合同法明确地将欠缺有效要件的合同分为三类,与传统民法趋于一致,并且扩大了可撤销合同、效力未定合同的范围。这既避免了财产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又有利于尊重当事人意志、保护当事人利益,并且有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鼓励交易目标的实现。(4)对于发生矛盾、冲突的规范予以整合协调。如对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表述互不相同。(3)诚如王泽鉴先生所言,合同的基本原则是否是因其为一般合同、经济合同、涉外经济合同或技术合同而异? 上述规定的不同,究竟仅是文字上的差异,强调的不同,抑或具有实质的意义? 经济合同是否不受诚实信用的规范?(4)在具体制度的构建上,合同法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尽享后发利益。如合同法对格式合同的规制是较为先进的,在日本,至今还没有制定出有关约款的一般性质的法律,就是说,日本不存在类似德国法约款规制法这样的法律,只是在证券交易法、分期付款销售法、住宅房屋交易业法等特别法中,对约款进行一定的规制。(5)再如合同法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附随义务、后契约义务、融资租赁合同等制度,这些规定都是20 世纪民法实务和理论的较新成果,迄今只有很少几个国家将之纳入民法典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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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立法精神上的进步。旧法过多的反映计划经济要求,计划色彩浓厚,如1981 年经济合同法明确将“保障国家计划执行”作为立法的基本目标之一,该法的诸多制度、规定都体现了这一要求,(7)合同只是执行国家计划的形式。当然1993 年修改经济合同法,删除了大部分有关计划的条文,使之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此次修改仅触及皮毛,还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合同法以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为使命,因此市场经济社会所应倡导、弘扬的鼓励交易、维护合同自由、注重兼顾交易便捷与安全等价值在合同法中均有其体现。这里着重探讨合同自由原则。因为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生命和精髓,正是由于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我国合同法才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决定合同法基本原则的重要因素是经济体制。(8)与上述“保障国家计划执行”的立法目的相适应,计划体制下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为计划原则。市场经济体制则要求实行合同自由原则,因为合同自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契约自由的概念包含了两层紧密联系但却又有区别的意思。首先,它表明契约是建立在相互意见一致的基础之上;其次,它强调契约的产生是不受诸如政府或立法干涉等外来因素影响的自由选择的结果。(9)契约自由在19 世纪以来,随个人主义及市场经济的兴起,成为私法理念,使个人从身分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发挥其聪明才智,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对社会进步,具有重大贡献。(10)中国合同法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这是无可置疑的。合同法领域的最大思想解放就是合同自由成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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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规则的基本精神以及诚信原则及制度对信用危机的制约。(11)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契约法出现了一种反自由主义倾向的同时,在契约自由的衰落被认为是现代契约法相对于古典契约法最重大发展的时候,我国合同法却毅然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似乎是不趋潮流的。然而,这个原则的确立对我国这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并有深厚底蕴的传统文化背景从而极端缺乏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的国度将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当然,合同法不能无视现代的社会生活条件而不得不对当前契约法领域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有所反映,如对格式合同的规制、承运人强制缔结义务的确立、扩张性的合同义务的认可等。因此,合同法所确立的合同自由是建立在具体人格基础上的实质的自由,而不是建立在抽象人格基础上的绝对的自由;(12)是从社会本位出发受有一定限制的自由,而不是从个人本位出发的绝对的自由。由是观之,中国合同法一方面在补上已经拉下的近代合同法的课程,另一方面又肩负着迎头赶上现代合同法的使命。一部合同法,却要完成西方合同法近两个世纪走完的路程,似乎承受了太多太多的重负,饱含了太多太多的期冀。

三、合同法当前所面临的任务

法制的现代化,不仅指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还应是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是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化。这部合同法虽然并非尽善尽美,未能实现预期的“领导21 世纪合同法发展潮流”的目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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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成为一部“21 世纪序曲而非20 世纪尾声”的法律,但是将它定位为一部现代化的合同法,从而认为中国合同法在制度层面上已实现了现代化却并不为过。因此,如何实现契约法观念和意识的现代化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为此必须大力弘扬契约观念和契约精神。弘扬契约观念不仅应在经济生活领域进行,在政治生活中弘扬契约观念意义更为重大。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社会合意,因而应以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为其存在的根本,以服务于人民的权利为其宗旨。此有助于摆正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实即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从而确保权力平稳运行。只有实现政治生活的契约化,充分发挥人民主权对政府权力的监督约束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和遏制腐败,保护和巩固经济契约化的成果。(13)

契约与合同的内涵不同,以契约取代合同更有利于平等、自由、独立人格、协作和权利的观念与精神的传播。契约或合同在西方语言中的对应词为Contract ,其用法极为广泛,既可表示关于商品交换的协议,也可表示关于变动身份关系的协议,还可指关于政治安排的协议。从使用领域来看,它广泛运用于经济法律、政治学、宗教神学、道德哲学等领域。Contract 一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内在价值与理念,它的广泛使用意味着它所承载的平等自由诸精神的普及与更大范围的传播。西方社会素有法治传统,民主、人权观念深入人心,这与Contract 的普及有莫大关系。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无论合同还是契约，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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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用范围均极为狭窄,主要是一个经济法律术语,是关于商品交换的协议,不曾有其它方面的涵义。在政治生活方面,契约思想未曾萌芽,并且契约也从未踏入神学、哲学的殿堂。当然,严格探究起来,合同与契约是有差别的,合同是能将“同”字合起来的契约,只是契约的一种类型,其使用范围比契约更为狭窄。(14)如果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契约与合同的区别无足轻重,两者在适用范围的狭窄上具有一致性的话,则最近百余年来,契约与合同的差异已经加剧。自近代以来,或者更确切一点说,从翻译卢梭的《The Contract of society》一书开始,契约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在该书中,Contract 一词意为“数人通过达成协议以建立国家和政府”,但在中国的汉字库里竟找不出一个术语来表达它,因为此种含义为中国人闻所未闻,只有表示“数人达成协议进行商品交换”涵义的契约一词与之稍为接近,因此万般无奈只得用“契约”来表示“Contract”,从而使之获得了崭新的内涵,成为一个政治学术语。相继的,契约的使用领域逐步扩展到其它领域,如圣经中描写以色列国重建时说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们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而不是合同),学者们用“契约”来表示康德、黑格尔、罗尔斯等人著作中作为道德哲学概念的“Contract”,因此,时至今日,契约与合同的差异已十分明显。合同仅表示商品交换的协议,其含义一直未曾变化,是不折不扣的经济术语,而契约一语,运用广泛,除具备有合同的涵义外,还可表示关于“政治安排的协议”等意义,其使用范围已扩展至政治、神学、哲学等领域。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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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至今已耳熟能详的术语命题“社会契约论”、“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从未见被表述为“社会合同论”、“从身分到合同的运动。”只有“契约精神、观念”、“契约神圣”的称呼,并无“合同精神、观念”、“合同神圣”的提法。合同蕴涵的信息没有契约丰富,合同未进入上述领域,其使用范围的局限性限制了其所承载的价值产生的影响,不利于平等自由诸观念的普遍弘扬,因此,以契约取代合同,意味着契约在更多领域得到运用,从而表明契约观念和精神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弘扬与传播。

四、中国合同法之最近的未来

中国合同立法以及理论研究业已取得的成就,为合同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尤为关键的是,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已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社 会生活诸因素所形成的强大合力必然推动合同法走向新的辉煌。

当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去展望下一个世纪合同法发展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本世纪以来中国合同法发展的延续,置身于世界性发展潮流中的中国合同法必然会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国际化、开放化趋势。合同法本身有国际性,这主要是由于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则,受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以及所有制形式的影响远远不及其他部门法及民法中物权、亲属等制度那样突出,具有天然的共通性。随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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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流的日趋频繁、科技发展的全球化及经济一体化,使各国合同法融合、统一趋势更为明显。科桑蒂尼教授已提出了一个“世界债法草案”,(15)世界范围内合同法的统一虽不是指日可待,但也不再是天方夜谭。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生活的百科全书,总是密切关注经济发展实践,注重对新型经济关系及时确认,极富时代气息。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许多亟须合同法调整的新课题和领域;其它学科如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对合同法的渗透也会全面展开,合同法会出现许多新的术语、规则和制度,合同法开放化趋势进一步增强。

这里着重探讨几个与合同法未来有关的更现实的问题,即合同法与物权法的关系、合同判例作用之发挥以及合同法的归宿。

物权法的制定工作已被立法机关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物权法学者建议草案业已拟定,最近,李鹏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法制讲座时明确指出,要抓紧起草物权法。(16)由此完全可以乐观地估计,一部完善的物权法的出台已为时不远。由于物权制度与债权制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物权法的创制必然会对合同法产生相当的影响。虽然物权法尚未出台,中国物权制度到底如何设计尚难预料,暂时还无法对这种影响作出确切、具体地描述,但物权法制订中某些重要制度的选择取舍将会对合同法的适用甚至某些制度的构建产生影响应是毫无疑问的。聊举数例以作说明。第一,所有权变动的标准不同,直接影响合同的效力。关于所有权之变动,向来有不同立法例及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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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有人主张,种类物所有权自交付时移转,特定物所有权自合同成立时移转。若立法采纳此种观点,出现特定物双重买卖的情形时,因物之所有权已移转于第一买受人,则第二个买卖合同无效。但是在不区分特定物与种类物而统一适用交付主义时,在上述情形下,第二个买卖合同亦属有效,应依债权平等性原则予以解决。第二,是否采纳物权行为之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影响到合同法第58 条之适用。依尚未采纳该理论的现行法之规定,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已发生之物权变动也归于无效,债权人对其已交付标的物享有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如采纳上述理论,则即便债权合同无效,债务人仍依物权合同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债权人仅得依不当得利制度请求返还标的物。第三,合同法第51 条确立了无权处分制度,但存在疏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缺陷。当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建立后,无权处分制度应与善意取得制度配合使用,使真权利人与善意第三人之利益得以兼顾。

判例虽然是英美法系法律的主要渊源并因此而号称判例法被作为法系划分的一个标准,但绝非英美法系所独有。20 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在借鉴并活用英美判例法的基础上形成了风格独具的“判例法”。这些判例虽然不具备法律的拘束力,从而与英美判例大异其趣,但是大多数法官在实际上是尊重先例的,特别是对上诉法院的判例,因此判例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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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法系有些国家的某些法律领域,司法判例地位和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与英美法系国家并无二致。判例作为成文法的辅助与补充,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德国司法判例发展的诸如‘情势不变条款’、‘交易基础消灭’、‘滥用权利’、‘与事实真象不符’、‘失效’等概念,就不难理解法官是如何修正民法典中僵化的契约法条文了。”(18)作为一个深受大陆法系法律传统影响的国家,我国自然无法抗拒此种法律渊源方面的国际趋势。日本学者后藤武秀在考察了判例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后认为,即使正从人治走向法治之转换时期的中国现阶段虽说不承认判例的法源性,但重视判例的时代即将到来。(19)

事实上,判例的巨大作用在我国已有所显现,如合同法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免责条款无效,就是采纳了天津法院关于工伤概不负责案判决所确立的裁判规则。此即为判决促进法律发展的明证。就合同法而言,通过判例来弥补合同法的漏洞或许是目前最急迫并最具现实意义的事情。法律漏洞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在所难免,合同法也不例外,统一合同法虽十分详备,但诸如情事变更原则、第三人侵害债权等重要制度尚付阙如,特别是情事变更原则,由于合同法对显失公平合同制度作出了修改,即只有在订立合同时就存在显失公平的,才能适用第54 条第1 款第2 项规定的显失公平规则,使得原来通过对显失公平规则进行扩张解释以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尝试成为不可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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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留下了更难以弥补的法律漏洞。并且,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合同法施行中必然会产生诸多新型的难以受合同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法律漏洞不可能完全消除。作为一种重要的漏洞补救方法,充分发挥合同判例的漏洞补救作用将有利于克服由于频频修法所造成的打断法律发展连续性使社会发生震荡的弊端。如德国法院创设的附随义务、后契约义务、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等制度已历数十载迄今尚未在法典上作出规定,但已为德国国民意识所支持,具有习惯法上之效力,并被认为是契约理论上判例促进法律进步之一项重大成就。(20)因此,在短期内不可能修改合同法增补新制度的情况下,实有必要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或收集并公布有关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第三人侵害债权、附获奖机会合同,损益相抵等制度的典型判例,使各级法院裁判案件时有所依循。最高人民法院自1985 年开始即定期公布典型案例,但该制度尚待规范与完善,其效力还有待提升,其作用还有待加强。

关于合同法的归宿,实际上是指合同法与民法典的关系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

自清末变法修律运动以来,中国对素有法典化传统的大陆法系表现出了更多的亲睐。建国以前出现的三部民法典是德国民法典的翻版;建国后,新中国第一次民法起草工作的成果即1956 年民法草案虽直接继受了1922 年苏俄民法典,但苏俄民法典本身乃是参考德国民法典,这就决定了新中国第一个民法典草案及此后民事立法及民法理论，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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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旧与大陆法系民法一脉相通,并有着相同的立法体例、基本概念、基本制度。(21)因此,如同法、德、日等诸国编纂出一部民法典从而实现民商法现代化以至法制现代化一直是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目前新中国第四次民法典起草工作已经启动,中国民法典之梦即将成为现实。作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同法之融入民法典终究不可避免。不难想象,在民法典出台后,中国社会将不会存在直接冠以“合同法”名称的法律。法典化后的中国,只有“实质意义的合同法”。可以这样说,消灭“形式意义上的合同法”是最近一段时期内中国学者与立法者所要完成的任务。• 在两大法典编制体系中,学说汇纂式较法学阶梯式对中国影响更为深远,中国已出现的数个民法典全部或部分采纳学说汇纂式即为明证。中国未来民法典采纳何种模式,虽有激烈争论,但学者在偏重德意式的倾向上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22)法律行为、债是从合同关系中被抽象出来的制度,对法律行为、债的规定实际上是对合同的规定,如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实际上是对合同有效要件的规定。在民法典体系中,既要保存法律行为、债等作为人类抽象思维结晶的概念,又要使合同法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存在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虽然合同法在现存的法律关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把所有的合同问题作为一体归纳成的体系,在学说汇纂体系中却没有存在,(23)因此,保存合同法在民法典中的相对独立性,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存在有相当的难度。在现在的大陆法系各国,合同法并不一定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在法律秩序内确定了它的地位，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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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遗憾的。(24)由于合同法在学说汇纂体系中特殊的地位,现实中发生的合同现象作为全体来掌握,就不一定容易了,有时虽然是重要的合同现象,但在学说汇纂的抽象体系下,就可能被无视或被轻视。(25)看来采纳学说汇纂体系的民法典的出台,是以牺牲合同法体系的完整性为代价的。因此,在民法典的框架中,如何兼顾民法典的体系价值与合同法的体系价值是值得深思的。

合同概念的界定与合同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国内学者对合同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合同是变动债的关系的协议,二是认为合同是变动民事关系的协议。如果采纳第一种观点,合同作为变动债的手段之一,属债的下位概念,从而在未来民法典中将关于合同的规定置于债的体系之内为理所当然。但是,我们认为合同应采纳比变动债的关系的协议更为广泛的概念。实际上,我国合同法已采纳了此种观点,合同法将合同界定为变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而非变动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已扩张合同的运用领域。(26)合同的本质是合意,合同是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普遍的联系形式与最经常的行为方式,是当事人利用自己的创造热情形成法律关系的有效手段,当事人不仅利用合同创设债权,而且利用它取得物权、人格权、身份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此种意义上的合同具有极大普遍性与广泛性,类似于“双方民事法律行为”,采纳此种观点后,将合同法完全置入债法是不妥当的,鉴于合同的普遍性与重要性,我们认为，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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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借鉴德国民法的作法将合同置于双方民事法律行为的地位从而在民法典法律行为制度中为合同留出一席之地。(27)

注释:

(1)参见王家福:《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 年版,第20 页。

(2)参见[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314页。

(3)参见民法通则第3 条、经济合同法第5 条、涉外经济合同法第3 条、技术合同法第4 条的有关规定。

(4)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7 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20 页。

(5)参见王晨:《日本契约法的现状与课题》, 《外国法译评》1995 年第2期。

(6)参见谢怀木式:《合同法的统一是我国民事立法工作的一个重大进步》,《中国法学》1999 年第3 期。

(7)参见1981 年经济合同法第1、4、7、27 条的有关规定。

(8)参见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4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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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英]伊特扬:《现代契约法的发展》。

(10)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7 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22 页。

(11)参见杨振山:《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民商法学获得向前发展的进军令》,《政法论坛》1998 年第5 期。

(12)参见傅静坤:《二十世纪契约法》,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259 页。

(13)参见蒋先福:《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化及社会条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1995 年第1 期。

(14)参见贺卫方:《法边馀墨》,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1 页。

(15)参见[法]勒内·罗迪埃文:《比较法概论》,陈春龙译,李泽锐校,法律出版社1987 年版,第115 页。

(16)参见《法制日报》1999 年9 月1 日第1 版。

(17)美国法学家梅利曼认为,大陆法系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待判例的态度同英国的法院没有多大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法官深受先前法院判例的权威的影响;第二,法官懒于独立思考;第三，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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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冒自己所作判决被上诉审撤销的风险。参见[美]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等译,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第53 页。

(18)任强:《判例法与判定法的运作与未来》,《判例与研究》1996年第2 期。

(19)参见[日]后藤武秀:《判例在日本法律近代化中的作用》,《比较法研究》1997 年第1 期。

(20)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第2 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35 页。

(21)参见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63 页。

(22)就目前已掌握的资料来看,反对学说汇纂式最有力者是徐国栋先生,但在徐先生所提出的中南政法学院民法典立法方案中,分编在结构上仍采纳了德国民法模式,并保留了德国民法最优秀成果——法律行为制度。

(23)参见[日]北川善太郎:《中国的合同法与模范合同法》，王辰译,《国外法学》1986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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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参见[日]北川善太郎:《中国的合同法与模范合同法》,王辰译,《国外法学》1986 年第3 期。

(25)参见[日]北川善太郎:《中国的合同法与模范合同法》,王辰译,《国外法学》1986 年第3 期。

(2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 条的规定。

(27)德国民法典将关于契约的普遍规定纳入总则编,即德国民法典第一编第三章三节,在第二编即债的关系编仅规定债务契约的特殊情形及各种债务契约。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视合同为债权合同,在民法典体系上将合同法的规定纳入债编。有学者已对此种立法提出异议,如梅仲协先生在其著作中将台湾民法债编第153～156 条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放入法律行为制度中加以阐述,参见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21 页。

出处:《法商研究》199906

第三篇：二元性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

二元性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理论模型与计量检验

摘 要: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解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的最重要因素,二者成反方向变化。中国巨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其合理性,它是国民收入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初次分配的结果。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是转变二元经济结构,提高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攀升。就全国而言, 1978年的基尼系数在0.3左右1988年是0.382, 1995年达到0.452①。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20世纪90年代基尼系数除了比撒哈拉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稍低外,高于高收入发达国家、中欧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南亚以及中东和北部非洲[1]86。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因此,报告明确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而全国总体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四个部分。坎布尔和张晓波[3]87-106(Kanbur anZhang)利用广义熵指数(GE Index)分解,得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虽然由1978年的78.57%降低到2000年的56.05%,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仍然达50%以上①。

因此,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进及其成因和未来走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一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一

目前,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主要有如下几种解释: 第一,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内生了城市偏向政策,而正是这种政策导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第二,要素市场的扭曲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第三,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关键性作用。第四,从经济开放角度研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进。

第五,金融发展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其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第六,强调人力资本、生育率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内在关系,如郭剑雄所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终消除,从根本上来说,依赖于城乡之间生育率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及其积累率的趋同。” 但是,目前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存在几点不足。

首先,从价值判断来看,现有很多研究更多地是从结果公平角度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 现状和演进趋势进行批判,忽视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既包括合理成分,又包括不合理成 分。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而是当代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它源于经济结构转变中不同部门发展的不均衡,是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1885年,日本非农户家庭和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比率为1.32, 1930年这一比率达到最高的3.13，从1930年开始一直降低, 2000年左右这一比率基本为1。因此,研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能从纯粹的道义、道德角度做出判断,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当前过高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其扩大的趋势,科学地研究其内在根源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其次,从政策建议看,现有文献更多地建议从城乡再分配政策的调整角度来缩小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这种调整,仅仅能够在短时期内缓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上,开源比节流更重要。农业革命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革命或结构转变的前提,这一结论已经成为共识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社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的必然结果,加速结构转变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终解决的根本途径。因此,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组合应该以建立现代农业为中心,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而在传统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整个经济结构转变速度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从二元经济结构变迁角度研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文献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比较多,之后并不多见,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很大,因此,从经济的二元性角度研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就具

有重要实际意义,同时,也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按照布吉尼翁和莫里森[24]233-257的做法,使用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①作为衡量经济二元性的指标,研究经济的二元性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关键作用。二

假设经济存在两个部门: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非农业部门。农村农业部门的产出取决于所投入的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由于农村家庭承包土地采取30年不变政策,因此,中国农村家庭土地数量基本是不变的,我们在农业生产函数中可以把土地作为一种固定的投入要素,从而农村农业部门产出水平仅仅取决于所投入的劳动和资本。同时,我们假设农村农业部门生产函数具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因此,农村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形式如(1.1)式所示: 

假设城市非农业部门的产出也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而且,城市非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也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如(1.2)式所示:

又假设无论是农村农业部门还是城市非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都符合以下条件:

假设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非农业部门的居民收入仅仅来自各自劳动力工资收入,且每个居民都拥有一单位劳动力要素。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要素的收入等于其边际产出,为此,农村农业部门居民收入就等于其工资收入,而工资等于农产品价格与农业的边际产出的乘积,即式(1.3):

同理,城市非农业部门居民收入也来自其工资收入,等于工业品价格乘以工业的边际产出, 即式(1.4):

由于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非农业部门的人均产出为:

门人均产出比,即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表示工农产品价格比;表示工农部门劳动产出弹性比。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由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非农产品与农产品的比价和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劳动的产出弹性比共同决定的。在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劳动的产出弹性比相同情况下,从式(1.7)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成反方向变化,即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越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反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由此可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进是经济结构转变中城市非农业与农村农业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反应,即二元性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的根本决定因素。三

(一)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设立了如下模型来实证检验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

式中,yt是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xit是一系列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包括:农业对非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RRLP)、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APPI)、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API)、乡镇企业就业增长率(TVESEM)、增量资本产出比(ICO)、第二、三产业就业增长率(SE & THEM)、城市人口比例(URBAN)、工业部门资本劳动比(RCL)、人均GDP(AGDP)等变量。其中α、βit为待估计系数,μ残差项。同时,除工业部门资本劳动比之外,我们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工业部门资本劳动比中资本存量的数据来自蒋云赟和任若恩(2004),劳动力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二)模型结果

表1是回归结果,模型1和2是以1978-2006年城乡居民名义收入和名义消费差距为被解释变量的估算结果;模型3和4是以1985-2006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和消费差距为被解释变量的估算结果。

根据回归模型的结果,我们得出如下结论:1·农业对非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无论是名义量还是实际量,农业对非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都将缩小城乡差距。这也证实我们的观点:研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点要从初次分配层面展开分析。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是城市收入或消费水平太高,而是农村收入或消费水平太低所致。而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部门相对于非农业部门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因此,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核心是消解城乡二元性。2·结合中国工业部门资本-劳动比和增量资本产出比可以认为,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不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一是直接降低了农民工资性收入;二是通过降低农业对非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这一间接途径。3·乡镇企业就业的增长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是很明显。这可能主要因为20世纪90年中后期乡镇企业的城市化,降低了其就业吸纳能力和增加农民收入作用。4·人均GDP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意味着中国仍然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5·城市化有利于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为城市化将降低农业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从而提高农业对非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反方向变化。

本文通过建构一个包括农村农业和城市非农业的两部门经济模型,考察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过程中二元性的作用。分析表明,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解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的最重要因素,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越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反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

这一结论有两点政策含义:第一,中国巨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其合理性,它是国民收入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初次分配的结果。第二,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是转变二元经济结构,提高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由于不能通过降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来提高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因此,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

努力寻求投资与消费的最佳结合点

从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处境和发展趋势看，如何平衡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寻找到最佳结合点，将是能否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长久之策和立足之本。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大背景下，坚持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方针在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增强消费对内需的拉动作用，作了更具体的要求。强调重点是要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条件、培育新的消费热点。那么，在未来，消费与投资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从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处境和发展趋势看，如何平衡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寻找到最佳结合点，将是能否保持经济又好后快发展的关键。

我国经济增长不能长期依靠投资拉动

多年来，我国投资率明显偏高，消费率明显偏低。1978-2009年，我国的年均投资率为37.9%，不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比较，都明显偏高。目前世界各国的投资率一般都在20%左右，这说明各国的投资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关系不大。从消费率来看，2009年消费率为48%，与其他国家相比，明显偏低，消费并没有发挥对经济应有的作用力。

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看，我国目前的投资贡献率高于国外，消费贡献率低于国外。1979-2005年，全球的投资贡献率为23.5%，消费贡献率为77.4%；与之相比，2009年我国的投资贡献率为95.2%，消费贡献率为45.4%，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大于其他各国，而消费的贡献明显小于其他国家。

众所周知，高投资支撑了近三年(2008-20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为减少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和不利影响，国家实施了应对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进行了大手笔投资，加大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通过政府资金投入，带动大量社会资本的进入，从而使经济和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这些政策效果当然是显著的，为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总体来看，这三年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主要利益于投资对经济的巨大贡献，投资充当了第一引擎的驱动力。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8年，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贡献率为47.5%，不仅高于消费贡献率4个百分点，也均高于在人均GNI3000美元时其他国家的水平。当时最低的美国资本形成率只有19.2%，比我国低24.3个百分点。巴西、俄罗斯也基本在20%左右，均远远低于我国的水平。2009 年，国内投资对中国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95.2%，上拉GDP8.7 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4.1个百分点，而消费为45.4%，上拉GDP4.1 个百分点，比上年降低0.1个百分点。2010年，投资增长虽有所放缓，但仍然高位运行，一至三季度，投资对GDP贡献率达58.8%，消费为34.4%，净出口为6.8%，分别上拉GDP6.2个、3.7个和0.7个百分点。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我国经济增长不能长期依靠投资拉动。消费跟不上，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投资增长会造成新的供给，而新的供给要靠新的消费消化掉。如果没有消费提供支撑，投资有可能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相应带来产能闲置、产品积压、效益下降，最终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控制投资过快增长，防止通货膨胀；另一方面要培育和巩固消费热点，提倡和鼓励扩大消费需求。

尽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当务之急，但我们更要看到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还离不开投资的强力拉动。当前中国的经济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投资对经济起的作用比较大。政府投资的作用在于“四两拨千斤”，从而带动引导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投向。就投资结构来看，政府投资和央企投资依然会占较大比例，不过投资重点可能会从“铁公机”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适当倾斜，这样也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如果投资大幅降温，同样会对经济产生大的冲击，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

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一个长期过程

从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看，要让消费充当经济增长第一引擎的条件还不具备。扩大消费需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者权益、产品供给、市场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等诸多方面。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目前制约我国居民未来消费扩张的因素仍然较多，既有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也有发展战略因素；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体制和机制因素；既有购买力水平不高，也有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因素。虽然在当前世界经济低迷、外需萎缩、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的形势下，扩大居民消费对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具有十分迫切的重要意义，但要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不是一日能够做到的，绝非一气呵成，还

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因此，从中长期看，经济发展离不开消费，同样也少不了投资的支撑。就当前情况来看，消费与投资仍将是“三驾马车”中未来主导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缺一不可的两种动力。

初步测算，通过对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1979-2009年间，我国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促进消费增长1.72个百分点；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0.21个百分点。在国内需求中，消费需求每增长1个百分点，相当于投资增长1.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拉动作用。要实现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双拉动”，需要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手段，需要政府围绕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供相应的政策服务。

因此，今后我国应当在大力促进消费的同时，努力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投资，把扩大投资和增就业、惠民生有机融合，创造更多的国内需求，从而最终形成我国经济结构实现以内生性增长为主导的良好发展局面。

要使消费尽快替代投资，成为经济的第一推动力，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真正从制度和机制上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基本条件。我国消费需求长期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能力不强。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源主要是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较慢，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工薪阶层和城乡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能力有限。同时，我国现阶段中等收入者规模偏小，其消费主力军作用发挥不充分。因此，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关键是要以提高收入为手段来增强广大居民的消费能力。

二是要形成良好消费预期。消费能力反映的是消费主体的现实购买力，消费潜力反映的是消费主体的潜在购买力。当前，我国消费需求具有巨大潜力。但消费潜力转换为消费能力，还受到消费预期影响。应该说，我国消费需求长期不足的原因不仅仅是消费主体无钱消费，还在于部分消费主体不敢消费。很多居民考虑到未来教育、医疗、养老等负担沉重，后顾之忧较多，消费信心不足，消费预期较差。因此，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需要建立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

三是要继续创造一个宽松的消费环境。消费需求的扩大需要有良好的消费环境。当前，我国在消费环境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城乡商业和服务网点布局不够合理、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诚信理念有待加强、消费者权益还难以得到充分保护等。正视并不断改善消费环境，也是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

总体来看，“十二五”期间国家扩大消费的基本思路和方针应该是：继续以扩大汽车、住房消费为重点，促进汽车、住房消费热点不断扩散，逐步形成从大中城市到中小城市直至城镇汽车、商品房的波浪式消费热潮，切实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将着力培育和扩大服务性消费，包括旅游、交通通讯、休闲、健身、社区服务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尤其要重点发展旅游和社区服务，把扩大服务性消费作为“十二五”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新的消费增长点，以满足不同层次消费群体和个性化消费需求的需要。将适度鼓励投资型消费，把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和股票市场联动作为扩大投资型消费的重点，发挥财富效应对扩大消费需求的积极作用。

培育和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以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在继续普及家用电器、交通通讯、摩托车等一般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基础上，把汽车、住宅、电脑等信息产品以及休闲旅游等作为“十二五”扩大农村消费的着力点，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普遍由生存型逐步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发展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促进和谐消费、绿色消费。

宏观经济政策应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围绕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改善消费环境，加快改革和制度创新，清除制约消费增长的体制性障碍，为促进消费、实行内需主导的发展战略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应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消费政策，尽快形成与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环境，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第四篇：史记》与中国文明

史记》与中国文明

文章作者：陈强

历史上的华夏民族很可能来自遥远的西亚——“四海之内”最早当指两河流域或阿拉伯半岛的地理状况，而象“神州”、“天子”、“神明华胄”一类的观念亦与希伯来文化若合符节。这支神秘的民族将太阴历、青铜器制作工艺以及一种杂糅祖先崇拜的原始一神教带到了东亚，其迁徙路线由上古寻根文学《穆天子传》可以推知大概。周人集华夏文化之大成，与犹太人相比一重礼法一重律法，儒象拉比，庠

序国学则有类犹太学校。而周文作为民族宗教也和犹太教一样在其子代异变为泯灭种族界限的世界宗教。华夏族应与苏美尔人有很深的渊源，而犹太人的祖先则为苏美尔化的闪族部落——儒和拉比大约即是苏美尔教师之变种，这两类人使各自文化的基因恒久不变，从而成为远古两河文明的活化石。华夏文化与本土文化就象青白尼罗河在喀土穆交流融汇，流衍为古典中国文明——予人印象似乎一出世便成熟有如白胡子老人。“华夷之辨”本意盖指华夏族与土著居民之种族区隔，这一界限随着二者融合逐渐消失于无形。司马氏世典周史——当大一统国家崛起之时，太史公以如椽巨笔将华夏族的历史记忆延伸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史部之籍只是副本而已——若将《史记》视同六艺一般的经典，便翻开了此书之名山藏正本。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丛。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尢。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五帝本纪》)。从《史记》的记载看，华夏族似以游牧为生，和苏美尔人一样有高山崇拜的习俗。三皇乃原住民首领，五帝则是华夏族首领——“帝”在世之时位格为天子，崩殂后亡灵即与昊天上帝相互混同，有如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本纪提到的涿鹿之战影响历史既深且巨——华夏族经此一役反客为主，开始作为征服氏族君临土著居民。唐虞三代皆是贵族共和，仿佛两河之苏美尔时代；至战国之世，随着本土民族自我意识的苏醒，中国文明才姗姗迈入阿卡德时代。“世家”主要折射前期的贵族社会，“列传”则更多反映后期的平民社会。当“始皇帝”之名号出现时，征服氏族与土著居民终于融合为统一的民族。三代贵族每以古帝血胤自矜，到汉高祖那里就无从得见高贵的出身。华夏族与后世华人的关系略类希腊人之于希腊化民族。华人每将自己混同于历史上的华夏族，故以黄帝子孙自居——像朝鲜人同是华化民族，因为没有生活在华夏族的历史记忆中，只将始祖上推檀君。檀君当为血缘始祖，黄帝则更多是文化始祖。他的陵寝就象以色列的锡安山一样成为民族意识的图腾，而王船山在亡国之后以黄帝为认同符记阐发的民族主义思想亦与近代的犹太复国主义依稀相似。从人种上说，河洛一带的居民与古华夏族最为相似——向以衣冠之族著称。当其将居处命名“中原”时，或许仍在怀念原始故乡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五胡乱华之后衣冠南渡，中国文明的重心才逐渐移到了长江以南。

近东是人类文明发祥地，犹如高峻的分水岭——岭西降水会聚于欧洲，岭东降水会聚于中国。在亚伯拉罕从两河流域的乌尔迁往迦南之前几百年，东迁的华夏族就在万里之遥的华北寻到了他们的神州。《史记》和《旧约》皆由民族历史的叙述阐发天人相与之际独到的宗教理念，顺流上溯源头或是苏美尔文化孕育的以天或安神为至上神的信仰。泰山封禅之柴祭和“以撒的燔祭”如出一辙；《伯夷列传》对天道的慨叹与《约伯记》对神明的怨诽理无二致；武乙僇辱天神为暴雷震死，以色列人亦因触怒上帝而遭惩罚；商纣无道，武王克殷革命——相似的是扫罗失德，大卫受膏继位。《史记》属于理性时代，《旧约》则属于信仰时代，更像《诗经》和《尚书》。《诗》、《书》之国命天授观即带有浓厚的一神信仰色彩——因其仅涉王者，不像犹太教与全民发生关系，故而可与社会上多神信仰并行不悖。商纣以为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人则相信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史记》在天命论上与《诗》、《书》颇有渊源，但更多受到《易传》、《春秋》所发明的新经学的影响。“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则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高祖本纪》)。太史公的“上帝”隐于历史运动之中而不在其外，仿佛黑格尔之理性——不同的是前者的历史观是循环的，后者的则是上升的。在司马迁看来，汉高祖所以得到天命并非由于德行纯粹，而是因为性情作为顺应了历史循环之势。天人之际悠关国本。辕固和黄生曾争论汤武受命于景帝前，景帝以为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争论使之聚焦，一旦息诤便不成问题。后来正史仅由叙述史实交代天命的传承与政权的转移——当其将造反者贬为盗贼时，就已暗示谁是真正的业主——手法略同佛家遮诠。

涿鹿之战和牧野之战的结局使中国文化演变为天坛祈年殿那样坛庙相连的复合结构——下层是光怪陆离的本土多神信仰，上层则为某种洁静精微的外来一神教。从子不语怪力乱神可以一窥二者间的紧张关系。作为古华夏族之精神后裔，儒在文化昌盛的承平时代始终掌握着中国之权柄——而到了唯力是尚的乱世便被内外蛮人所篡。他们诵习礼乐，以学显于当世，犹如拉比之于犹太社会。文言或司马迁所说古文乃其专用语文，推究原始大约是某种语法结构与本土口语截然不同之语文的直译——所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和希腊文拉丁文一样代表着一个已在历史上消失的文明民族遗留的教化典型——《太史公书》本身便是古文之范本。利马窦来华之初身着僧服，为士大夫所轻，后来改穿儒服、诵习五经，才融入中国的上流社会。儒在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战争中站在洪杨的对面，却在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倒向朱毛的阵营。一位犹太先知显示了神通，他所散发的似曾相识的精神气息不知不觉地催眠了华夏的传人——欲知所以然就要从《史记》开篇《五帝本纪》慢慢道来。四诗之中《雅》、《颂》庄重肃穆，体现华夏风貌；《国风》纯真自然，象征本土精神——周孔和庄周分别是两种气质的人格典范。“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书自序》）。《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继二圣之业再度结集华夏文化——至若《历书》、《天官书》则远绍两河之苏美尔文化。比较之下史迁对庄周可说略无敬意——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径以“猾稽乱俗”讥之。魏晋名士则相反，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其人心思敏锐，已然觉察华夏文化与东亚民族人种气质之不谐。这就好像尼采厌憎基督教之犹太气质，转而青睐希腊悲剧、印度佛教以及查拉图斯特拉。在儒家内部，朱子为代表的保守派近于华夏气质，阳明为代表的自由派近于本土气质。晚明之时，保守派与基督徒缔交，自由派则与佛教徒结盟——二者阵线分明有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制礼作乐的周公便是标帜三代历史的伟大人物。“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周本纪》)。宋乃文化保护区，像“桃花源”般延续了有殷一代的文物制度——涉足其间仿佛沿着历史长河溯流而上，回到了前朝。使无文章著述，由其政治举措也可想见周公的思想深度和文化修养。道理上说宋国诸侯并非周天子臣属，而是前任，于其封地享受退休待遇——先有《殷本纪》才有《周本纪》。“本纪”彰显天命传承，项羽立为本纪即言汉家合法性自楚继承，改称“列传”则表示政权承自赢秦。存亡国的周公视人为文化人，而灭六国的始皇只视人为生理人，以为收天下兵便可传位于万世——素质高下判若云泥。若将周公拟于摩西，孔子就有些像耶稣，周文在他那里流衍为有教无类的世界宗教。今文经学将孔子尊为受命改制的救世主，略类基督教；古文经学则视之为绍述古典的伟大教师，有如犹太教——前者之文化华夷观完全泯灭了种族的界线，而后者之历史记忆又使华人混同于史上的古华夏族。《史记》即熔今古文经学于一炉。《孔子世家》讲孔氏年轻时因出身微贱遭人歧视，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终于成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至圣。内圣之学即大人之学，千千万万的人只是生理上的大人，而儒家所言大人则是精神上的大人。赵括谈兵辩才无碍，以为天下莫能当——其父赵奢知道他很不成熟，将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视若儿戏。如何才是大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蔺相如是大人；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弗取的鲁仲连是大人；致富有方而僮仆赖以为生的古代资本家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大人；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的孔子更是大人中的大人。

“世家”象征贵族时代，古乐为其时之声文；“列传”代表平民时代，新乐为其时之声文——前者像古典音乐，后者则像流行音乐。魏文侯听古乐唯恐卧而听新乐则不知倦，当此之际，《左传》里面隐于幕后的小人已随心智成长走上了前台。原始生命的爆发终于塑造出前所未有的超级利维坦——秦汉帝国相当两河之古巴比伦王国。帝国的兴起使政治家的视野超出《禹贡》九州的范围，开始关注最具威胁的战略对手。“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匈奴列传》）。此类文字为政策制订提供参考，极具实用价值，可以说与今日之地区研究一般无二。列传由汉匈交往的历史了解对手性情思路，检讨己方政策得失，有些像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从记载上看匈奴的民情风俗异常适应自然界的生存竞争，而中国之礼乐文明则以反自然抑本能为特征——今文家以及诸子百家针对周文之敝阐发的损文用忠的观念肯定受益于周边原始社会之考察。匈奴王族亦出华夏系统——南至蜀越，北到匈奴，黄帝子孙每藉政治实力与文化专长成为土著民族首领。华夏族携带苏美尔文化，又在吸收东方各族文化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创新，终于造成风靡东亚的华化运动。中原为华夏文化辐射中心——最近在二里头宫殿区发现贵族墓，葬俗即与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相似。匈奴举事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此和金文所见生霸死霸一样皆乌尔月神崇拜之流衍。“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甚至玛雅文明也有可能濡染华夏之风——美洲金字塔就像两河塔庙而与埃及金字塔相去甚远。今日考古学者惟于本土忣忣探察文明之源，而当日汉人却在西域展开寻根之旅。张骞在报告中说安息长老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不知是否将西王母混同于西亚传说中的示巴女王。穆天子与西王母之艳遇简直就是所罗门与示巴女王之情事的东方版本——前者男方拜访女方，后者则女方拜访男方。汉武帝富于幻想，对神话传说充满好奇——太史公则极为理智，一向不语怪力乱神。《大宛列传》开创了中国的西方学传统，唐人《大唐西域记》以及清人西北史地之学皆可视为这一传统的延伸。泰西东方学的兴起亦与欧洲人的寻根意识不无关系——比如，亚述学有助了解《圣经》背景，印度学则有助了解雅利安人种和文化。

自禹铸鼎象物以来，九鼎就成为华夏王权的象征。“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子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楚世家》）。楚掌握硬权力而周则掌握软权力——资历和威望同样是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楚庄王观兵周郊，炫耀有形的实力；王孙满则侃侃而谈，展示无形的实力。管仲所以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因为巧妙地融合了两种权力——桓公与其他诸侯伯仲之间，假借王室的威望才能使已意畅行无阻。三家分晋及田氏代齐皆因周天子之认可获得了合法性。而至五国相王之时，东周垄断的软权力已然销蚀殆尽。按照周人的观念，王生前是天子，死后依然为子，在帝之左右——秦齐称帝连横，从此确立了帝尊于诸侯王的地位。七雄之中赢秦与山东六国大不相同，秦像一往无前的青少年，山东则如瞻前顾后的老成人——吕不韦曾尝试将后者的记忆嫁接于前者的躯体，惜乎功败垂成。至秦并六国，外部的敌人潜入腹心而函谷关顿失屏障——青少年只看见权力带来的荣耀，却低估了其所隐涵的风险。这支强悍的民族依照丛林法则削平群雄，终因无法化敌为友以出丛林走到了自己的末路。秦之驟亡与君主个人性格上的弱点亦密切相关。始皇帝专制集权，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至以衡石量书，不中呈不得休息——偌大疆域只一头脑，反应迟钝可想而知。汉高祖就比他豁达，封建诸侯，将大公司拆成若干分公司管理——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回顾前史，周室譬若父母，诸侯则如儿辈——幽厉以降，前者日益衰老而后者逐渐长大，相互间龙争虎斗、四海沸腾。自汉兴天下一统，父母换了身体、健壮如昨；自立门户的儿子则又回复童稚、受到监护。

汉继周业，所不同的是贵族时代蒙昧的小人已然成年，需要集体的记忆。太史公便将华夏各分支的历史融会贯通，编织了一张珠珠交辉、影影重叠的因陀罗网。《秦本纪》有个“我”，《赵世家》有个“我”，《魏世家》有个“我”，《韩世家》有个“我”，《楚世家》有个“我”，《燕召公世家》有个“我”，《田敬仲完世家》有个“我”——诸多小我在因陀罗网里泯灭了是非恩怨，化成兼容并包的大我。和这个大我融为一体的人则获得新的身份认同，成为“华人”。（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第五篇：中国近现代主流思想的演进

中国近现代主流思想的演进

一、总特征：日趋理性化、科学化；由向西方学习（器物→制度→思想文化），到向苏俄（苏联）学习（革命→建设），再到走自己的路（革命→建设）；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由照搬别国模式，到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

1、向西方学习（西学东渐局面的形成发展）：向西方学习器物（地主阶级抵抗派、洋务派）→制度（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思想文化（资产阶级激进派）。（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主要涉及西方近代宗教、科技、艺术）

2、向苏俄（苏联）学习：新文化运动后期宣传十月革命、中共初期的城市斗争革命道路、建国初期的建设道路（大多照搬苏联模式）。

3、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56年后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二、演进概况

（一）地主阶级富国强兵的救国（自救）思想

1、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抵抗派萌发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

（1）背景；战前思想界死气沉沉；民族、统治危机加深，经世致用思想重新提倡；鸦片战争的震动。

（2）概况：林则徐开眼看世界（设译馆译夷书，如《各国律例》、《四洲志》）；学习西方（仿制西方战船；主张建设近代海军）。魏源据《四洲志》等成《海国图志》（西方史地），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姚莹《康輶纪行》注重研究西藏，并建议清朝提防英国侵略西藏。徐继畬《瀛环志略》介绍世界各国史地。

（3）特点（评价）：有鲜明时代变化印记，核心是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器物）；有浓厚封建纲常色彩；开阔人们眼界，引导人们挣脱闭关锁国牢笼，面对现实，注目世界，探索救国之路；基本未实践。

（4）特点的原因：当时对东西方差距认识有限；属地主阶级，出发点是维护中国封建“天朝”体制。

2、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中体西用）主张

（1）背景目的：清朝面临内忧外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级分化出洋务派；洋务派有实力，且得列强赏识慈禧暂时支持；总理衙门的建立、推动；中外出现暂时“和好”局面；为了解决内忧（为主）外患。

（2）指导思想：中体西用。

（3）代表：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4）实践：办近代（机器生产之意）军事工业、民用工业（辅助军事工业；分洋商之利）、海防、教育（办新式学堂、留学教育，以培养洋务实用人才）。

（5）败因：中体西用（只学技术，不学制度），舍本逐末（根本）；缺乏健全有力领导核心；列强为难；顽固派破坏。

（6）评价：进步：指导了洋务运动，促成了中国国防（军事、海防）、经济、教育近代化开端。引进了西方先进科技，培养了一些实用人才；冲击了封建教育制度；促进了思想解放；分化出早期维新派；促进了西学传播。

局限：目的具有反动性；舍本逐末，结局注定失败。

（二）农民阶级的救国救民思想

1、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理论

（1）目的：发动群众，推翻清朝，建立平等平均的人间天国（实质为绝对

平均的封建小农社会）。

（2）特点：把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等平均主义相结合（把农民要求平等平均的愿望，通过宗教理论形式表达出来）。

（3）内容：一神论；平等论；灭清论。

（4）评价：对劳动人民产生巨大号召力，调动其革命积极性；不科学，是其失败原因之一。

2、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平等平均思想

（1）背景：定都天京，建立与清朝对峙的政权。

（2）内容：废封土均分并占有土地；均分产品（圣库制，留足口粮余归圣库）；人人平等。

（3）目标：建四有二无社会。

（4）评价：性质（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革命性（反映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愿望）；落后性（维护小农经济，违背历史潮流）；空想性（平均分配土地特别是产品，会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无安定环境）。

（5）根源；农民小生产者地位决定其阶级局限性。

3、洪仁玕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

（1）背景：天国正遇危机，急需振兴（目的）；洪仁玕个人特殊经历。

（2）内容：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来改革内政建设国家。政治上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法治国、听取舆论、投票选举官吏，未涉及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政体）；经济上发展工商业、保险业；文教上办新式学校、医院、慈善机构，除旧习，奖发明；外交上与外国平等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3）评价：特点、地位（中国最早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近代化纲领）；革命性（发展资本主义）；空想性（超越现实条件；未反映农民愿望；无安定环境）。

4、义和团运动的“扶清灭洋”口号

（1）背景：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民族危机严重；洋教遍布山东，官府袒教抑民；德国强占胶州湾。

（2）评价：爱国性（触及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只反映一对矛盾）；利发动群众、争取官军反帝）。落后性（将中国与清朝混淆，对清有幻想，主观上不反清反封，易放松对清警惕；笼统排外——排斥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感性认识，不科学，是其失败原因之一。

（三）民族资产阶级的救国救民（救亡图存）思想

1、早期维新思想

（1）产生时间：19世纪60、70年代。

（2）代表；王韬、郑观应。

（3）条件：中国资本主义产生；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传入传播；洋务运动中体西用使洋务派分化。

（4）内容；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列强商战（后来被资产阶级立宪派发展为实业救国）；文化上，办近代学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

评价：反映资阶愿望，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为康梁维新思想奠基；未成完整理论体系，未实践。

2、康梁资产阶级维新思想

（1）背景；列强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机严重；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壮大；早期维新思想奠基，西方启蒙、进化论思想传入传播。

（2）特点：康有为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给孔子披上西装”；“跪着造反”。

（3）特点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中国受传统影响深刻，封建顽固势力强大，为减少改革阻力；康有为自身特点。

（4）著作、报刊、组织、学堂：康《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变法通议》；北京《中外纪闻》（《万国公报》）、上海《时务报》、天津《国闻报》；北京强学会、保国会；广州万木草堂、长沙时务学堂。

（5）内容：目的上，救亡图存，摆脱民族危机（未明提反帝），独立富强；政治上，废封建专制，兴民权，行君主立宪（百日维新未涉及此内容）；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军事上，增强军力；文教上，学习传播西学。（与早期维新思想大致相似）

注：在文教上，百日维新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中小学堂，习中西学科；废八股试策论；开经济特科；准设译书局、报馆、学会；派人留学、游历。（1905年废科举制）

（6）评价：具有进步性、爱国性；推动了戊戌变法；促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了思想启蒙。

3、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三民主义；民主共和思想）

（1）背景：清朝完全成为列强工具，两大矛盾趋于合流并进一步激化；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壮大；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进一步传播。

（2）内容：孙中山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启蒙思想）结合中国国情，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分别阐发为民族、民权（核心）、民生主义，即三民主义。

（3）评价；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反映资阶、人民要求；指导了辛亥革命，推动了革命发展，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局限（未明提反帝；将灭帝制等于灭封制；土地纲领不彻底），注定失败。

4、大革命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1）条件：孙中山对革命屡败教训的总结；中共、共产国际对孙的帮助。

（2）内容：明提反帝（联俄）；民权为一般平民共有（联共）；节制资本（扶助农工）。实际上确立了三大政策。

（3）性质：四个革命阶级联合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4）意义：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因其与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若干原则一致）；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指导、推动了大革命的兴起、发展。

5、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实业救国主张

（1）背景：民资发展，资阶壮大，信心增强；民族危机仍重；辛革扫除一些障碍，提高资阶地位，激发爱国心；早期维新派商战思想影响。

（2）代表：张謇。

（3）评价：爱国性，利增强民族自尊自信；促进民资发展；空想性。

6、资产阶级激进派（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前期新文化运动

（1）背景：政治上，袁世凯黑暗统治，列强侵华加剧；经济上，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壮大，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思想文化上，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而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逆流。

（2）开始标志：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第一卷称《青年杂志》，后迁到北京）。

（3）代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

（4）主要阵地、活动基地：《新青年》，北大。

（5）内容：提倡民主、科学（“两位先生”，指导思想、口号）、新道德、新文学，反对专制、愚昧迷信、旧道德、旧文学。民主，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科学，指近代自然科学和科学的精神；新道德、新文学，指资产阶级道德、文学；旧道德、旧文学，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儒家传统道德、封建文学。

（6）评价：性质（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斗争）；进步（动摇封建思想统治地位，大解人们思想；弘扬民主、科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条件；推动自然科学发展、文化普及繁荣；为五四运动爆发奠基。局限（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偏激；仅限于知识分子中（或文化领域），未与当时政治斗争、群众斗争相结合）；

（四）无产阶级（中共）的救国救民、富国强国思想

1、马克思主义（中共的指导思想）的传入传播

（1）新文化运动后期（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章，号召以俄为师，第一次举起社会主义大旗。

（2）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随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共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2、照搬马克思主义

如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奋斗目标是用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共产主义；确定党以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实为城市斗争道路）。

3、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1）1922年中共二大较正确分析中国国情（社会性质，革命对象、性质、动力），制定出民主革命纲领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国家）。

总结第一次工人运动的失败教训，认识到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要进行武装斗争。

（2）1923年中共三大确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合作方式是党内合作。局限（未提出党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3）1927年八七会议（纠右倾；总方针是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秋收起义；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局限（滋生左倾；仍走城市斗争道路）。

4、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运用

（1）原因：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

（2）主要内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3）形成过程与运用：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形成。背景：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决定放弃夺取长沙计划，改向井冈山进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扩大；毛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内容：国情决定一条革命道路；一个前提（中共领导）；三个结合（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相结合）。意义：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中共走向成就的里程碑；指导了

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运用：井冈山等根据地、红军的建立发展；土地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开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5年1月，遵义会议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妥善解决自己问题（纠正军事、组织上左倾错误，肯定毛泽东正确军事主张），标志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长征的胜利和陕北等根据地的建立、巩固。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暂时放弃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和巩固。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对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共的斗争策略；根据地的三三制原则，双减双交土地政策。

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战略；大生产运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再度运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解放区的土改；解放战争期间的战略战术；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

1949年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工作重心的转移，总任务，两个务必和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论人民民主专政》；建国初期巩固政权的斗争和经济恢复发展措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及三大改造；《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的决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八字方针；七千人大会上的自我批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政策、制度；外交战略；武力统一祖国战略；民主法制建设等。

（4）意义；指导中国革命取胜，建立了新中国；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建设的巨大成就。

5、邓小平理论的形成（1）原因：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第二代领导集体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建设实际）相结合，总结建国来特别是文革的经济教训，并借鉴他国经济教训，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2）主要内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含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体有：根据国情走自己特色的社义道路；社义初级阶段理论（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市场经济体制）；社义的本质（根本任务）；社义的发展动力（改革开放）；社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我国外交政策）；社建的政治保证（四项基本原则；民主法制）；社建战略步骤（三步走部署；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战略）；社义领导、依靠力量（中共、工农知识分子）；祖国统一（一国两制）；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民族工作、国防工作、教科文卫工作等。

（3）意义：是整个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使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6、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涉及党的建设。

三、中国近现代主流思想演进的启示

1、要与时俱进，积极汲取外国先进的思想理念，但不能照搬，要结合国情进行创新。

2、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国情相结合。

3、对传统、外来思想文化，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和发展；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