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电子政务的外生性制度压力与价值取向[合集5篇]

第一篇：浅谈我国电子政务的外生性制度压力与价值取向

浅谈我国电子政务的外生性制度压力与价值取向

[论文摘要]电子政务具有能增强信息透明、提高效率、打击腐败和促进法治的比较优势，已成共识。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我们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受到现行体制和观念的钳制。透明度原则是WTO成员方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对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构成外生性制度压力。WTO透明度原则与成员方电子政务在价值取向上具有竞合与整合的关系，我国可以以此消除电子政务深度拓展的内在阻力，以透明、友好、便利和廉价为价值取向，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发展。

[论文关键词]电子政务 透明度原则 外生性 制度压力 价值取向

在政府事务中逐步全面使用电子系统，是当今世界各国处理政务的一个趋势和潮流。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市场主体，由于所处制度文化和政治价值观不同，关于政府权力和职能的理论和实践存在差异，对基于政务而发展起来的电子政务的理解和运用也各有不同。而这种差异不仅影响了电子政府的价值取向与选择，限制了电子政务的开发和利用，而且最终还决定着政府的清廉与效率。与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相比，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明显滞后。2012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在 “全球电子政务排名”中，2010年我国位列第72名，2012年位列第78名。从“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来看，2010年世界平均值为0.4406，我国为0.4700；2012年世界平均值为0.4882，中国为0.5359。造成差距的根本原因，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缺乏，而是落后观念与陈旧体制的钳制。电子政务的核心价值之一便是信息公开与透明，这与WTO的透明度原则高度吻合。虽然WTO透明度原则仅仅适用于成员方域内由WTO规则调整范围内的政府信息，但对成员方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和电子政务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外生性制度压力。我国作为WTO的成员方，在履行这一个条约义务时，应当将这一规则全面纳入到域内的行政管理规范中，并借助这一外生压力，以透明、友好、便利和廉价作为电子政务发展的价值取向，藉此推动政府转变职能，促进国家民主与法治进程。

一、电子政务的本源与本质究辨

（一）电子政务的本源

《现代汉语词典》将“政务”解释为“关于政治方面的事务，也指国家的管理工作。”百度百科将“电子政务”解释为“运用电子化手段所实施的国家管理工作。”又说“是指各级政府机构的政务处理电子化，包括内部核心政务电子化、信息公布与发布电子化、信息传递与交换电子化、公众服务电子化等。”美国学者莎朗·道斯认为，“许多人认为电子政务仅仅是在互联网上提供政府服务，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想当然的想法。”世界银行认为，“电子政务是指政府机构对信息技术（如广域网、互联网和移动计算机）的运用，并有能力通过这些技术改变其与公民、企业、政府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好处是可以减少腐败，提高透明度，促进服务更加便利化，增加收益或减少运行成本。”上述解释非常符合当代发达国家电子政务的发展现状，也表明了当代国际电子政务的发展方向。

（二）电子政务的本质

传统的观点认为，电子政务的本质是政务的电子化。在电子政务关系中，政府与其他政府部门、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还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西方国家普遍认为，电子政务是政府借助电子和信息技术，在政府间、政府与私人用户之间通过信息流动与共享，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国家管理，以及由此发生的交流与互动，电子政务的本质是电子化的政府，是无人值守的政府服务中心。在电子政务关系中，政府与其他政府部门、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工作上的伙伴关系，强调平等和互动，注重用户体验与便捷。中西方在电子政务本质认识上存在的差异，将直接导致他们对于电子政务价值的取向与选择出现重大分野，从而决定了各自电子政务的功能与实效。

二、WTO透明度原则对电子政务的外生性制度压力

透明度原则是WTO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是WTO成员方必须遵守的义务性国际规范，已经构成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外生性制度压力，必将影响和推动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

（一）WTO透明度原则及其约束机制

1.WTO透明度原则的基本内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第10条关于“贸易规章的公布与执行”中规定，“在任何成员方内普遍使用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决，有关海关对产品的分类或估值、税率、税费和其他费用，或关于进出口商品的要求、限制或禁止或者支付的转移，或影响其销售、分销、运输、保险、仓储检验、展览、加工、混合或其他用途的，都应当及时地以一种能使政府和贸易商相互熟悉的方式公布。任何成员方的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其他成员方的政府或政府机构之间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协议也应当公布。本款规定不得要求任何缔约方披露会妨碍执法或其他违背公共利益或损害公共的或私人的特定企业的合法利益”。此外，WTO多边协定中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3条、《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第6条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第63条，都对“透明度”有专门规定。

2.WTO透明度原则的约束机制。WTO透明度原则的精华在于它有一整套约束机制与运行体系，WTO框架下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与《争议解决程序》是支撑这套体系良好运行的两个基石。前者确立了“贸易政策通知义务”与“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后者规定了“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通知义务要求成员方向世界贸易组织的常设机构报告其域内由WTO规则调整范围内的一切法律、法规、规章与制度的颁布和实施情况；审议机制则是指由WTO的贸易政策评审委员会对各成员方通知给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的合法性进行审议与评估。与主权国家法律生效的条件相类似，按照WTO的规定，凡是未通知给WTO的法律或者政策，均不得作为成员方域内执法或者司法的依据。通知和评审制度试图消除成员方谋求或者尝试推行神秘法律以及暗箱操作的灰色地带，监督了各成员方对WTO规则的遵守，最大限度地保证了WTO规则在各成员方的统一与实施。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可以概括为外交和司法“软硬两手”。磋商即为软手，指运用外交手段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端；专家组“裁决”即为硬手，指当磋商不能解决争端时，提请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裁决。裁决对成员方有法律约束力。一旦败诉，即应纠正自己的政策。否则，会招致对方的贸易报复。这对任何一个成员方来讲，无论是在政治上、道义上或者法律上，都是一局输不起的棋。这就是WTO透明度原则的约束力与权威性。

（二）WTO透明度原则对电子政务价值取向的影响

1.WTO透明度原则约束机制的域内扩展与延伸

所谓域内扩展与延伸，是指WTO的透明度原则及其约束机制，会在客观上影响到该原则适用范围之外的成员方域内所有其他领域。要知道，WTO透明度原则所规定的与贸易政策有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对各成员方而言，是一个最低的强制性的国际标准。对一些法制比较完善，民主政治发展充分、成熟的国家，政府信息公开原本就不是一个问题。相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这并非是一项轻易而举、一蹴而就的工程。政府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就像一面镜子，它从根本上反映了政府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愿意与民众分享信息、资源与权力，接受公民和社会的监督。当前中国电子政务及其信息公开所暴露出的种种现象，究其根本，是我国现行体制和机制铸就的束缚，是政府自身的思想和观念造成的阻碍。

2.WTO透明度原则对电子政务信息公开制度的促进与钳制

WTO透明度原则对成员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直接约束即为钳制。一是WTO协议本身关于透明度原则的规定；二是我国在入世时专门就透明度作出的承诺。它们都直接构成了我国的条约义务，是必须遵守的国际规则。

WTO透明度原则对成员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间接约束即为促进。WTO透明度原则对国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明确了政府公开信息的法定义务，强化了公民、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享有的知情权、监督权，促使成员方完善法制，确保透明度原则的实施。从这个角度来讲，原本仅仅适用于成员方贸易政策领域的WTO透明度原则，也对中国整体政府信息的公开构成了间接约束。

三、WTO透明度原则与电子政务价值取向的竞合与整合一般而言，价值取向是指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关系时所秉持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的突出作用是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对主体以及主体间的关系均有重大影响。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电子政务的发展进程和方向是受到其电子政务价值取向支配的，归根结底，它不仅受到电子政务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而且更受到一国现行体制及其政治价值观的制约。

（一）WTO透明度原则与电子政务价值取向的竞合

WTO透明度原则与电子政务的价值取向并非是完全一致的。相反，从行为主体的动机出发，它们往往可能是对立的。WTO透明度原则的核心是政府信息的公开与透明，这体现了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对各成员方的强制性要求。但p在WTO透明度原则下，各成员方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采用双重标准，实行“二元机构”的事实是存在的。众所周知，一国或者地区的透明度与其清廉指数成正相关性。“透明国际”每年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报告在反映世界各国政府清廉与透明上应当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也可作为WTO各成员方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存在“二元结构”的例证。根据2008年到2012年“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报告统计，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前10位的国家或者地区基本上都是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芬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冰岛、挪威、中国香港等，排名倒数的国家也基本上都是海地、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乍得、伊拉克、苏丹、缅甸、阿富汗、索马里及朝鲜。截止到2013年5月2日，WTO的成员方有159个。而从2008年到2012年五年间，被“透明国际”纳入调查的国家或者地区数量分别为180、180、176、183和176个。两者对比后可以发现，几乎所有WTO成员方都被纳入了“透明国际”的评价体系。成员方在清廉指数名次上存在的差异，也说明了它们在透明度上存在的差异，从而验证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存在“二元结构”的现实。

（二）WTO透明度原则与电子政务价值取向的整合

在以民主、法治作为治国目标的前提下，WTO透明度原则与电子政务在价值取向上是高度一致的，因而，二者之间的竞合关系是完全可以被整合的。成员方政府不应当人为地在域内就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设定两个不同的标准，采用两种不同的制度，而应当以履行WTO透明度原则为切入点，大胆借鉴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成熟的经验和做法，积极完善关联配套制度，全面推行政府信息公开与透明制度，真正落实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并将其作为电子政务发展的核心价值之一。

四、我国电子政务价值取向的重塑与矫正

中西方在电子政务方面存在明显差距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观念、思想上的差异，由此导致行为效果的差距。最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对中国电子政务的价值取向进行重塑与矫正。

（一）透明

透明的本质是公开，但完全公开是不可能的，故才有透明度之说。透明度原指物体透光的程度，后被引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主要指客观事实被公开的程度。电子政务透明度亦指政府通过电子政务网站披露和公开政府信息和关联信息的程度。政府信息的透明度直接关系到电子政务的效率，牵涉到对政府行为公正性和合法性的评判，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关系到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决定政府清廉、民主与法治的水平。我国自2008年就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立了“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政府信息公开原则，这表明我国并不反对政府信息公开价值理念。但这项工作的进展并不令人满意，其原因就在于我国还缺乏一整套法律体系为其提供制度保障，我国尚不具备全面推行透明度原则的法制架构。

（二）友好

在电子政务中推行友好价值理念，就是要求一些政府负责人改变观念，转变职能，将自己视为民众或者称为用户可信赖的合作伙伴，重视用户使用体验与信息反馈，强调政府与用户的互动，追求在互动中增进交流与互信。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电子政务在追求友好价值理念方面应当向电子商务学习。电子政务应当考虑如何让用户能够更加贴近其需要办理的业务，提高电子政务的效率，增进用户对电子政务的好感，从而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研究表明，民众对政府的态度和信任与电子政务的使用存在正相关性。电子政务可以通过改善与市民的互动和反应来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民主治理和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可以说，电子政务的友好理念，就是要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设一座交流的桥梁，构建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

（三）便利

便利的价值理念要求电子政务让普通用户使用起来不感觉困难，容易实现自己的政务目标。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具有借鉴意义。美国是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发源地，电子政务起步早，信息观念超前开放，发展水平一直位居世界前列。美国已从利用互联网实现信息共享的最初阶段，提供在线交易和服务的互动阶段，发展到多种政务应用的集成阶段，便民特色突出。在电子政务发展过程中，美国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逐步意识到，电子政务不光是一种提高行政效率，预防腐败的手段，更是一种能为民所用，实现为民服务的无人值守平台。电子政务改变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时间与空间概念，也颠覆了人们长久以来提供与获取政务服务的形式与内容。这一切都受益于电子政务的便利性。

（四）廉价

廉价就是指便宜的价格或价钱。电子政务廉价理念，是指电子政务的提供者应当保证，电子政务的用户可以通过尽可能低的成本投入，就可以获得必要的政务服务。其至少应当满足以下几个需求：浏览和获取信息应当尽可能的方便，使得用户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尽可能减少；尽可能将政务纳入电子系统，能在电子政务上办理的，尽可能通过电子政务完成；因办理电子政务需要交验的物证或者资料应当尽可能地通过电子审查的方式完成；应当发放或返还给用户的最终凭证或者物件，应当尽可能采用电子或者邮寄送达；相互电子认证、承认与链接。可以想象，这种便捷不仅为用户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也大大减少了对社会资源的占用与浪费，可谓一举多得。

上述价值取向是一个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有机整体，但其中，信息公开与透明是最核心的价值。在当下，我国电子政务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必须要消除阻碍政府信息公开与透明的观念、体制与机制。

第二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与价值取向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与价值取向

王敏勤

新课程理念下怎样才算一堂好课，这是目前讨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一般说来，评价一堂好课的标准除了要看教师的基本素质以外，主要有如下几点要求：1.在课程目标方面，师生是否明确并落实了三维的课程目标；2.在教学方式方面，教师是否转变了教的方式和学生是否转变了学的方式；3.在使用教材方面，教师是否能够做到用好教材并超出教材，能够开发课程资源；4.在教学效果方面，学生的收获是否大，课堂教学的效益是否高。实际上，在这四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看课堂教学效果。但课堂教学的效果主要是指什么，这就涉及到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和价值取向问题。

一、什么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现在我们都知道：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其实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20世纪以前，在西方的教育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教学观是“教学是艺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影响教学过程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每个教师的情况不同，每个班学生的情况不同，所以教学是无规律可循的，是难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教学只能是一种教师个性化的、没有“公共的方法”的行为，是一种“凭良心行事”的、“约定俗成”的行为。

但是，随着20世纪以来科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心理学特别是行为科学的发展，人们才逐步意识到，教学也是科学。也就是说，教学不仅有科学的基础，而且还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教学是一种有规律的行为，教学的结果是可以测量的。所以人们才提出：教学不尽是一种艺术，也是一门科学。有效教学（effective teaching）的理念正是源于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教学科学化运动，它是“教学是艺术还是科学”之争的产物。有效教学的核心问题就是教学的效益问题，即什么样的教学是有效的?是高效的、低效的还是无效的? 所谓“有效”，主要是指通过教师在一段时间的教学之后，学生所获得的具体的进步或发展。也就是说，学生有无进步或发展是教学有没有效益的唯一指标。比如，一个教师承担了一个班的数学教学任务，在期末考试和总结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班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进步幅度大还是幅度小，以此衡量教师教学效益的大小。

但在日常教学中，我们更多的是看一堂课的教学效果。具体到一节课，所谓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指：在规定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师生对既定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这个定义有两方面的规定性： 1.强调课堂教学时间的规定性

我们提出向课堂要质量是指向40分钟（小学）或45分钟（中学）要质量，就是说，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内教师要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学生要实现既定的学习目标，而不是随意的把时间前伸和后延，如果学生在课前预习占用太多的时间也是增加学生的负担，如果学生在课后布置很多作业更是增加学生的负担。我曾经提出评价教师教学水平的标准：高水平的教师向课堂要质量，低水平的教师向课下要质量。这几年我研究了许多名教师的案例，他们的教学质量高、升学率高，而学生的负担却很轻，其奥妙就是向课堂要质量，所有的问题都在课堂上解决，很少留课后作业甚至没有作业。如辽宁的魏书生、北京的孙维刚、马芯兰等。我们在日常教学中也经常发现这样的现象：对桌办公的两个老师教平行班，一个老师整天忙得晕头转向，不是批作业就是给学生个别辅导，工作非常敬业，但师生的负担都很重，是以牺牲师生的身心健康为代价取得成绩的。而另一个老师可能课后作业很少，也很少给学生个别辅导，课后主要是研究教法，师生都不累，教学成绩却很好。其关键就是抓住了课堂教学这个环节，力争所有的问题都在课堂解决，不把问题和作业推向课后。

2.强调教学目标的规定性

在课堂教学的开始，教师是否应该把课程目标告诉学生（书面的或口头的），这个问题争论了多少年没有定论。有的老师说：我在教案中有课程目标，但我不能告诉学生。为什么？因为我的课堂教学设计是很艺术的，事先学生不知道一堂课的教学目标，有一种神秘感，愿意听我的课。如果学生一开始就知道了一堂课的教学要求和目标，就不愿听课了。教学固然需要艺术性，但更要注重教学效果。在课程改革之前教师不告诉学生教学目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过去是先教后学、以教定学，学生围着教师转，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所以课前教师是否告诉学生教学目标并不重要，只要教师知道就行了。但课程改革提出要转变教与学的教学方式，要先学后教、以学定教，教师的教为学生的学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事先不知道一堂课的课程目标，就没法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就很难转变学习方式。另外如果一堂课没有具体的教学目标，很难评价这堂课效率的高低。美国的教育学家布卢姆说：“有效的教学始于知道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二、什么是课堂教学的价值取向

一堂课怎样才算是有效？有效的标准是什么？这里有一个价值取向问题。离开了价值取向讨论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很模糊的。所谓课堂教学的价值取向就是教学目标的方向性问题。也就说，在一节课上，在有限时间内，师生做什么最有价值。做有价值的事才是有效的，价值越大效益越大。比如，在数学课上，教师带着学生做游戏，虽然数学知识没有学到多少，但学生很开心，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但这节课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在有限的时间内师生做什么最有价值？这就是价值取向问题。

再比如：目前谈论比较时髦的课堂教学的“预设与生成”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过去就有：教师的备课就是预设，教师在课堂教学灵活变通就是生成，并不深奥。我听过这样一节课：有个老师正在上数学课，讲一元二次方程组的解法，突然教室里来了一只猫，老师话题一转，引导学生讨论起了对动物的保护问题。有人觉得这是一堂自然生成的好课，是创新，是一堂跨学科的综合课。我认为：什么时候讨论动物的保护问题都有价值，但具体到这一节数学课，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堂课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在这里讨论动物的保护问题虽然也有价值，但却脱离了教学目标，是无效的或低效的。

 再比如：在一节语文课上，老师让学生表演一个小品，虽然这个小品与课文的关系不大，但也能锻炼学生的表演能力和表达能力。对这样的课如何评价？特别在当前的课程改革中，有些教师只注重形式的活跃，堂堂都有分组讨论，堂堂都有表演和抢答。这就涉及到课堂教学的价值取向问题。师生一定要明确：一堂课的主要任务是干什么，在有限的时间内首先要完成主要任务，主要任务完成了，课堂教学的效率才能提高。

美国哈佛商学院经常给学生讲述一种很有效的做事方法：80对20的法则。即任何工作，如果按价值顺序排列，那么总价值的80％往往来源于20％的项目。简单地说，如果你把所有必须干的工作，按重要程度分为10项的话，那么只要把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干好，其余的8项工作也就自然能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课堂教学也是如此。在一堂数学课上，有价值的事很多，比如让学生唱歌，可以增加他的音乐素养；让学生表演，可以增强他的表演能力。但教师要清楚这节课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节课主要是围绕什么来开展活动，评价一堂课的标准不是看搞了什么活动，而是完成了什么任务。

三、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与长效和短效问题

新课程提出了三维的课程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有的老师一直感到困惑：这三维的课程目标在课堂教学中是什么关系，应以什么为主？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对于三维的课程目标，我认为应以知识和技能为主线，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都是以知识为载体来实现的。其关系图示如下：

所谓过程与方法，是学生在获得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运用了什么方法，是教师灌输获得的还是自主探究获得的，其价值不同；所谓情感态度价值观是指：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是以什么样的情感和态度来参与的，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是富有兴趣还是厌学乏味？通过一节课的学习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环保观等价值观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一些都以知识为载体。所以在课堂教学中不能淡化知识的教学。建国后我们进行了八次课程改革，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败的教训，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双基教学）是一条基本的经验，所以不能淡化。

一堂课的价值取向也有长效和短效的问题。具体到一节课，满堂灌的方法可能是最好的方法。有的老师说：如果让学生自学，可能十分钟还搞不明白，我给学生讲，三分钟学生就明白了。这就如同钻山洞，让学生自己钻，会在黑暗中探索很多时间，甚至会碰头磕腿，如果老师领着学生钻山洞，很快就出去了，因为老师“学道在先，术业有专攻”。具体到一节课来讲可能会如此。但从长远来讲，特别是从学生的终生发展来讲就不是如此。现在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概念，学生走向社会后还要不断的自学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而这种自学能力不是走向社会后才培养，而是在学校里，甚至从小学一年级就要培养。另外，学生在初始阶段，自学可能会花费很多时间，不如老师讲授学得快，但经过一个阶段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学生的自学能力一旦形成，会成倍的提高学习的效率。正是从这些意义上，新课程提出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为学生的一生发展奠基。所以课堂教学还有长效和短效的问题。我们在课堂教学中不能只图一时的效果而忽视学生终生发展的问题。

第三篇：当代礼仪与价值取向

 中华礼仪与当代价值取向

今日中国，惩治腐败，端正党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敬老崇文蔚然成风。衷心祝愿各位馆老坚持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笔耕不辍、丹青不断，岁增身益健，菊酒对晚霞，妙笔传往事，清韵颂中华。

第五届敬老崇文论坛以“中华礼仪与当代价值取向”为题，明示中华礼仪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阐释礼以载德、仪彰文明的渊源真谛。紧扣时代脉搏，意义深远。

总书记在北师大与师生共度教师节时，交谈中，对小学课本删除古诗词“很不赞成”，对“去中国化”感到“很悲哀”。他的直言卓见，彰显了对经典的爱，对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社会热议，群众拥护。对总书记的观点，我非常赞成。

实现中国梦，要坚持改革开放、转型发展，更要扎根铸魂、传承基因。传承中华文明，践行核心价值观，是全社会的责任，我们各位馆员更是义不容辞。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衷心期盼各位馆员，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场合，挥如椽笔，泼五彩墨，吟诗词歌赋，书经典文章，向孩子，向社会，传播中华文化精粹。祝论坛圆满成功！祝各位馆老、各位嘉宾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传统礼仪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

□燕爽（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自2010年至今，敬老崇文论坛已连续举办了五届。我们本次敬老崇文论坛的主题是“中华礼仪与当代价值取向”，就是从礼仪文化的角度探索思考，既有理论借鉴，又有实践意义。我在这里谈三点想法：

第一，传统礼仪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民族素以“礼义之邦”自豪，传统礼仪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不仅要在形式上延续传统礼仪礼节，更要在本质上传承礼法礼数的道德内涵。孔子所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就是既要博览经典，更要以德育人，以礼化人，使人遵德守礼，和谐相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在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攻坚阶段，在思潮多元、观念碰撞的今天，我们要挖掘优秀礼仪文化蕴含的思想道德资源，弘扬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处世智慧和道德准则，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

第二，传统礼仪文化要回归百姓家庭、融入日常生活。加强传统礼仪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的有效载体。今年以来，市文明办围绕培育和弘扬传统礼仪文化，与市妇联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在全市开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礼仪大赛和“征集好家训、评议好家风、寻找好家庭”主题宣传等系列活动，广泛开展媒体宣传、网络评议、微信互动、专家访谈、档案展览等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热烈反响。

第三，加强传统礼仪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仁、义、礼、智、信”，是一个以德治为核心的伦理性社会的基本准则。“礼”的内容十分庞杂，既包括国家典章制度，也包括宗教仪式、社会习俗、礼仪规范，对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协调人际关系和睦、倡导言谈举止礼貌具有重要的正面作用，影响到社会领域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不可否认，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以往礼仪规范中存在着一些繁文缛节和个别不合时宜的内容，需要在顺应民主政治、先进文化、技术革命等新形势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创造富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中华礼仪

□郝铁川（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

道德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要想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和权威性，主要靠四种东西来实现。一靠一个通俗易懂和较高权威的教义读本；二靠政府、制度的支撑；三靠社会化的礼节仪式；四靠一支体现价值观念的人格化示范队伍。今天，我们在去年举办弘扬中华民族尊老传统敬老崇文论坛之后，举办以“中华礼仪与当代价值取向”为主题的论坛，目的在于推进一些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念的礼节仪式化，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中。

我觉得，推进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念的礼节仪式化，需要把握三个问题：

第一，注意弘扬中华民族礼仪传统中的热情、责任、敬老精神。一要注意弘扬中华民族热情好客精神，正如孔子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二要弘扬中华民族社会责任心精神。三要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贤精神。

第二，注意借鉴现代西方礼节仪式中的科学、平等、人权精神。一要注意弘扬西方礼节仪式中的科学精神。二要注意弘扬西方礼节仪式中的平等精神。三要注意弘扬西方礼节仪式中尊重私权精神。

第三，融通古今中外，推出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中华礼仪。一是不要盲目崇拜西方，妄自菲薄。二是要注意兼取中西礼仪之长。

为了在促进中华礼仪民族性、时代性方面做深、做实、做细，上海文史馆成立礼仪研究中心，将对中华传统礼仪逐个研究，借鉴西方，推陈出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厦的建设增砖添瓦。

弘扬孝文化践行核心价值观

□唐国才（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副理事长）

我们的传统礼仪，本指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一种礼仪，同时也逐步成为规范和强化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我国古代推崇的礼治，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升华。礼仪就范围而言，包罗万千，纷繁复杂。从历史实践来看，最为核心的就是推崇“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梁濑溟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将忠孝原则推行发展到设身处世、推己及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改革开放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经济腾飞的伟大时代，互联网时代的大门开启，东西方各种新旧文化观念的碰撞出不仅仅是灿烂的火花，也带给我们各种意想不到的病源与隐忧，如信仰缺失、拜金主义、物欲横流、贪污腐败等等。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必须寻找振奋本民族的文化基因，牢固形成我们民族特有的信仰体系和精神价值观念，这是民族崛起的关键。

今天，面对全球人口老龄化以及我国特有的日趋严重的社会养老问题，我们应该意识到从传统“孝道”延伸出的“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老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关爱老人就是关爱自己”的敬老养老的道德理念，不仅易入人心，且切实可行。它集中体现了政府有责、社会有责、家庭有责的共识。这是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重要理念和保障。

我们上海市老年基金会要进一步动员广大爱心企业和公民，自觉履行社会公德和社会责任，关爱老人，奉献爱心，积极应对我国“未富先老”的问题。我们将引导和组织广大公民进一步弘扬和丰富中华民族的“孝文化”，牢固确立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逐步扩大老年基金的规模，并坚持公开透明、从严管理、合理分配、科学使用，更好地发挥“拾遗补缺，雪中送炭”的积极作用。配合政府，团结爱心企业，依靠民众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前提下，推进“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计划，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指数。近年来，我们和电视台合作的《精彩老朋友》栏目，以及“金色广场”、“九九关爱小剧场”、老年人大合唱和旗袍大赛、“心悦夕阳”网络等活动，因切合社会实际和老年人的具体需求，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得到了社会的好评。

第四篇：浅析我国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浅析我国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青健

【内容摘要】文章认为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相对狭小的生存空间，以及人口素质的相对低下和生产力尚不发达，使得解决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问题还比较困难。因而，从深层次审视我国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文章提出在明确持续的低生育率下降合理边界和适度空间，应在确立“适度生育”政策底线的基础上，应该采取法律、倡导、经济、行政等多种措施，坚持现时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连续性、趋同性和渐进性，必须消除城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二元性，才能进行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人口政策的认同感。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多层次的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体系，从而实行国家宏观调控、区域适度放开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结构优化、分布合理。关键词：价值取向人口发展计划生育政策

【作者简介】青 健，四川省成都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成都，610042

人口众多是我国国情最基本的特征，也是我们研究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首要考虑因素。人口问题的核心是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问题。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功地控制住了出生率,初步实现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目标①。但是，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相对 1

狭小的生存空间，以及人口素质的相对低下和生产力尚不发达，使得解决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问题比较困难。因而，从深层次审视我国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价值取向②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的突出作用是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因而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其它主体均有重大的影响。价值取向的合理化是进步人类的信念。改革30多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价值取向趋势上，主要体现了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最高价值取向。把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现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国家基本国策的强制性特征。于学军博士认为，30年间，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发展从工作思路、内容、方法等都服从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而发展变化。从工作思路的变化看，经过了以国家利益为主，到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有机结合，再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几个阶段的变化。从工作的内容的变化看，经历了从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到稳定低生育水平，再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三个阶段的变化。从工作方法的变化看，从主要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社会制约抓计划生育的阶段,到是主要依靠地方法规、行政手段和利益导向机制去抓计划生育工作,再到全面进入了依法行政、优质服务的的变化。可以说，20世纪70③

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生育革命虽然由政府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进，但是社会经济发展仍是这场革命的深层动因。特别是1992年以来的生育率下降更是体现了生育革命的本质④。实质上反映了中国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价值取向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我国仅用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生育率转变的人口增长轨迹证明，人口问题关乎到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可以说是最大的发展问题，涉及个人和家庭福利，关系到社会稳定、公平正义和国家安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调节人口再生产，使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相协调，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互促进⑤。可以说，解决人口问题，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就是在解决社会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各种人口问题相互交织，盘根错节的形式决定了中国面对的是世界最复杂的人口问题。面对这样的形式，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和计划生育政策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正是我国在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取向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有把经济本身作为价值取向的倾向。这给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中国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里的影响包括，一方面，价值取向由传统的比较一致性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当占主

导性的价值取向消失后，价值分化会导致那些曾经占过主导性的价值取向同当今的经济价值取向之间产生冲突和一致的可能性，需要进一步重视的问题是，无论价值上是冲突还是一致，都需要回到行为上来判断，由于中国人在评价自己和他人时具有价值评价标准上的两重性特征，进而导致中国人在价值冲突时仍然可能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倾向和价值一致时表现出行动上的不一致倾向。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人口问题是我国建设和发展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现时我国坚持不懈地在全国范围推行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是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应急政策。不可置疑，这种应急政策把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对稳定世界人口发展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与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也体现了我国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价值取向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一致性。

（三）穆光宗教授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缺乏对低生育率下降负面后果的中肯评价和政策规避，以致于地方上出现了一种“生育率越低越好”的价值取向⑥。他倡导以更替水平生育率为价值取向的“适度生育战

略”⑥。也有学者认为，“最多三五年应全面放开二胎政策”⑦。笔者认为，在明确持续的低生育率下降合理边界和适度空间，应在确立“适度生育”政策底线的基础上，应该采取法律、倡导、经济、行政等多种措施，逐步实现现时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连续性、趋同性和渐进性，必须消除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二元性，才能进行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人口政策的认同感。

应在国家进行大部制*改革中，强化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把工作重心放在统筹解决国家发展安全的人口复杂问题上，放在人口发展和事业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上。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重点考虑人口发展调控和计划生育政策制定，提出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将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本强国的人口发展战略思路，为科学制定国家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和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应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加快建设人口发展适度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编制人口发展规划时，必须将发展过程中的人均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人口和经济发展评价体系。

应坚持注重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人口增长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改变城乡人口政策的大部制即为大部门体制。按照业内专家的提法，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特点是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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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多层次的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体系,从而实行国家宏观调控、区域适度放开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结构优化、分布合理。

主要参考文献：

①杨连专、罗军，《浅谈农村养老立法的价值取向》，《人大建设》2001(8)。

②百度百科，价值取向，http://baike.baidu.com/view/1151623.htm。

③、⑤陈卫，《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人口研究》，第32卷第5期2008年9月。

④李建民，《中国的生育革命》，《人口研究》，第33卷第1期2009年1月。

⑥穆光宗，《论科学人口观》，《学习时报》，中国人口网。

⑦唐勇林，《“放开二胎刻不容缓”——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南方周末》，2009年4月9日C15。

第五篇：浅析我国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浅析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价值取向 人口众多是我国国情最基本的特征，也是我们研究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首要考虑因素。人口问题的核心是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问题。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功地控制住了出生率,初步实现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目标。但是，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相对狭小的生存空间，以及人口素质的相对低下和生产力尚不发达，使得解决人口政策调整问题比较困难。因而，从深层次审视我国人口政策的价值取向，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的突出作用是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因而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其它主体均有重大的影响。价值取向的合理化是进步人类的信念。改革30多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价值取向趋势上，主要体现了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最高价值取向。把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现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国家基本国策的强制性特征。30年间，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发展从工作思路、内容、方法等都服从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而发展变化。从工作思 路的变化看，经过了以国家利益为主，到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有机结合，再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几个阶段的变化。从工作的内容的变化看，经历了从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到稳定低生育水平，再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三个阶段的变化。从工作方法的变化看，从主要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社会制约抓计划生育的阶段,到是主要依靠地方法规、行政手段和利益导向机制去抓计划生育工作,再到全面进入了依法行政、优质服务的的变化。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生育革命虽然由政府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进，但是社会经济发展仍是这场革命的深层动因。特别是1992年以来的生育率下降更是体现了生育革命的本质。实质上反映了中国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价值取向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我国仅用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生育率转变的人口增长轨迹证明，人口问题关乎到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可以说是最大的发展问题，涉及个人和家庭福利，关系到社会稳定、公平正义和国家安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调节人口再生产，使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相协调，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互促进。可以说，解决人口问题，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就是在解决社会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各种人口问题相互交织，盘根错节的形式决定了中国面对的是世界最复杂的人口问题。面对这样的形式，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和计划生育政策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正是我国在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取向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有把经济本身作为价值取向的倾向。这给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中国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里的影响包括，一方面，价值取向由传统的比较一致性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当占主导性的价值取向消失后，价值分化会导致那些曾经占过主导性的价值取向同当今的经济价值取向之间产生冲突和一致的可能性，需要进一步重视的问题是，无论价值上是冲突还是一致，都需要回到行为上来判断，由于中国人在评价自己和他人时具有价值评价标准上的两重性特征，进而导致中国人在价值冲突时仍然可能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倾向和价值一致时表现出行动上的不一致倾向。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人口问题是我国建设和发展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现时我国坚持不懈地在全国范围推行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是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应急政策。不可置疑，这种应急政策把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对稳定世界人口发展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与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也体现了我国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价值取向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一致性。

（三）长期以来，我国缺乏对低生育率下降负面后果的中肯评价和政策规避，以致于地方上出现了一种“生育率越低越好”的价值取向。倡导以更替水平生育率为价值取向的“适度生育战略”。也有学者认为，“最多三五年应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笔者认为，在明确持续的低生育率下降合理边界和适度空间，应在确立“适度生育”政策底线的基础上，应该采取法律、倡导、经济、行政等多种措施，逐步实现现时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连续性、趋同性和渐进性，必须消除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二元性，才能进行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人口政策的认同感。

应在国家进行大部制*改革中，强化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把工作重心放在统筹解决国家发展安全的人口复杂问题上，放在人口发展和事业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上。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重点考虑人口发展调控和计划生育政策制定，提出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将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本强国的人口发展战略思路，为科学制定国家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和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应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加快建设人口发展适度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编制人口发展规划时，必须将发展过程中的人均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人口和经济发展评 价体系。

应坚持注重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人口增长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改变城乡人口政策的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多层次的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体系,从而实行国家宏观调控、区域适度放开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结构优化、分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