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国内主要错误思潮及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第一篇：论当前国内主要错误思潮及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论当前国内主要错误思潮及其对意识形态

安全的影响

最近，我们接受了每个学期一次的形势与政策课程，在课堂上，我

了解到了当今国内出现了某些错误的思潮，这些错误的思潮有可能错误地引导国人的思想走向，为此，我认为有必要对这种错误的思潮作出剖析以及评论。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既面临战略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要从根本上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原则；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领域的立论、驳论、攻辩、创新和引领工作，切实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之上。

早在19世纪上半叶，为了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对共产主义进行打压。现今，西方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财团不惜重金，打造自己的学者、智库和网站，培育自己的思想理论精英，以学者和思想家的面目传递政府和大财团的声音，掌控社会思潮的话语霸权。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赞美资本主义的思潮花样翻新，通过图书、杂志、报纸、网络、会议、电影等等，大量输入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指导权和支配地位。在哲学问题

上，马克思主义主张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则否定本质和规律的存在。以此来影响我国人民的思潮。

此外，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挑战，西方国家“试图通过继续巩固和扩大已在世界经济中获得的支配地位，并逐步将这种‘经济强势’地位转化成为‘政治强势’地位，促使作为其意识形态核心的价值观在更广泛的地区得到认可，进而建立起确保这种价值体系的政治制度系统，实质上构成了‘新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内部风险的持续释放、西方国家转嫁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再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还面临着一些内部的挑战，“新儒学”、“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淡化意识形态”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指导和支配地位。以新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国学”，认为它“高于党学”(指马克思主义)，可以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柱。.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肤浅，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的能力不足。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一切的。但是，目前有相当数量领导干部虽然也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在头脑中未生根，未转化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往往满足讲在嘴上、写在纸上，并没有建立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信仰。这一切

无一影响着我国当今的思想主流，甚至使我国思想主流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为此，我们应该明白到，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需要我国在不断的发展中，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更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体地位。

要从根本上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原则。必须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都有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考量，在实践中也有大量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机构和平台，这为明确制定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唯物主义原则，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脱离经济建设去抓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要围绕这个中心、指导这个中心。为主流意识形态构筑先进而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

通过以上举措以此来引导当今国内主要思潮，我认为，这无一不需要人民群众的努力，只有坚持维护发展正确意识形态，我们的国家才能强大，才能抵御一切外来敌对势力，让我们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民族之林！

第二篇：论当前国内主要错误思潮及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论当前国内主要错误思潮及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近些年来，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错误思潮主要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普世价值论”。这四种错误思潮相互联系、相互激荡，目标是一致的，都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关系到我国走什么道路。对这些错误思潮决不可等闲视之，掉以轻心。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20世纪末期起，在国际的经济政策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思潮倡导个人主义，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私有化。英美等发达国家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一度出台了颇有影响的“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曾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流行，结果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潮也逐渐渗透到我国学术界。我国一些学者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崇拜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极力鼓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鼓吹私有化，否定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为国际垄断资本无节制地进入我国鼓与呼。

历史虚无主义是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泛起的一种错误思潮。这种错误思潮突出地表现在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并以各种方式歪曲和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往往以“学术研究”面目出现，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义，违背历史客观实际，达到否定中国革命和建设、歪曲和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目的。在世界史研究中，则特别地表现在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上，夸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客观地总结苏联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而是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否定斯大林，甚至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

近年泛起的第三种错误思潮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欧洲的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违背的思潮，为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所提倡。民主社会主义在各国和各个不同时期表现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民主社会主义”从名称上有一定的欺骗性，它不是“民主”加“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受到批判后，另一种错误思潮“普世价值论”掀起了新的意识形态波澜。“普世价值论”就是鼓吹西方的价值观，认为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制”等观念是普世价值，对哪个国家都适合，中国不应该拒绝这些价值观念。由此，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是否存在“普世价值”的争论。这场争论实质上不是有没有普世价值的问题，不是

“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制”观念好与坏的问题，而是中国要不要照搬西方价值观念的问题。

以上四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潮近些年来接连兴起。除了这些错误思潮外，还有与之相联系的“民主宪政”思潮、“军队国家化”主张等。这类思潮政治目的都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

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潮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西方那些企图西化分化中国的势力，积极推动这些错误思潮在中国的传播。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快速发展和强大的人，千方百计阻止中国的发展，因此积极卷入中国内部意识形态斗争；一些宣扬错误思潮的人，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里暗里受到西方势力的支持。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是十分艰巨的，也是持久的。

邓小平同志曾经讲：“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要赢得这场艰巨的持久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除努力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外，关键的是要巩固和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近些年来，之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各种错误思潮，一个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私有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它们需要构建服务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

要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最重要的是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加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关键是加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同时，还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建立大量的新型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量，增强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提高国有经济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能力。

第三篇：意识形态对传媒业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传媒业的影响

一段历史，我们探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好的指导以后的道路。一个人的错误，一代人的浩劫，对祖国的“单恋”，大历史中小人物命运的体现，《苦恋》这部电影中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对祖国充满无限热爱的画家，一生却遭遇无数悲惨，他到死也不明白——“谁会想到爱祖国还犯错？”使他失望的应该不是这个国家，而是其意识形态。片中直面了很多大陆电影中无法触碰的话题，一些台词，一些画面，一些细节，一些诗句，充满了寓意。弘一法师一句“尘世间有许多事情的结果和善良的意愿是相反的”，几乎可以算作是“苦恋祖国”的总结，又或是对40至70年代中国历史的总结。白桦借助电影侧面表现当时意识形态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意识形态是一面反映时代的旗帜，检验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准。它滋生在土壤中，进而挣扎，成长，繁殖。不论是中国的过去，还是中国的未来，都在积极努力地开辟广阔的土壤。意识形态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重要的砝码，它在称量中历史的维度、深度、广度。意识形态贯穿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并影响着社会生活。在当今众声喧哗的网络传媒时代，对于以国有为主导的我国大众传媒业来说，意识形态无疑成为传媒制度、体制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执政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而意识形态问题有其深层次的经济、政治缘由，知其然，方能更好地知其所以然，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探讨，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在自由与规范、开放与秩序、多元与稳定之间取得更好的动态平衡，逐步实现建构自由人和理性人社会联合体的远景目标。那么意识形态概念又是怎样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含义内容及特征是什么？网络媒体时代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又有哪些？意识形态又是怎样影响传媒业的？下面本文将围绕这几个问题来进行探讨。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经历着不同的变化，任何意识形态的概念都必然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学术语境以及政治实践结合在一起。从“观念的科学”到“危险的政治情绪”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思考最早课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洞穴比喻”。他认为，人的感官所感知到的一切事物都不是真实的，就像是洞穴里的囚徒所面对的影像。人们应该使自己的灵魂从黑暗转向光明，从可见世界转向可知世界。然而，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柏拉图“灵魂转向”的理念并未实现，各种“虚假的意识”和“错误的观念”反而使人类的灵魂和精神深深陷入与现实世界脱离的幻象之中。直到1620年，英国哲学家培根才率先对中世纪神学和经验哲学的错误观念进行批判，并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即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直接催生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后来经过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洗礼，“意识形态”一词首先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在1796年和1798年间向巴黎法兰西研究院分期宣读的题为《关于思维能力的备忘录》的论文中提出。在特拉西看来，“意识形态”是一个由希腊语中的“理念”和“逻各斯”合成的新词，无涉“价值”的判断，而是一种先验的普遍精神。他把“意识形态”定义为观念的科学，并认为人类经验的所有领域，过去大多数是根据神学来加以考察的，现在应该用理性来进行考察。因此特拉西这种对于物质具有绝对优先性的“观念的科学”，在社会、政治和教育上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试图设计一种国民教育制度，把法国改造成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社会。

但是，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特拉西和其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不自觉地逐渐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在一起。这样，意识形态就成为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学说，而不是“观念的科学”了，这不仅威胁到了宗教学说，而且威胁到了世俗权威。尤其是拿破仑上台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把特拉西等意识形态理论家看做是企图削弱其政治权威并在头脑里改造世界的人，认为“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会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不幸的灾难。”这样，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就脱离了在特拉西那里单纯学术的含义，被带上贬义的色彩，表示“实践上的愚昧”以及“一种危险的政治情绪”，“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危险的政治情绪”的代名词。建立在于政治相关联的基础上，意识形态概念的批判性由此产生。在此后，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一用法，从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出发，辩证地阐释了这一理论。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发生了变化。为了革命理论的需要，“意识形态”概念从一个否定性和中性的概念演变成一个中性和肯定的概念。列宁第一个赋予意识形态以肯定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源泉和立论基础，中国最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意识形态来选择，并与中国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相结合，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真正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到一种意识形态的过渡。可见，意识形态是由政治、法律、哲学、道德、宗教等社会学和观点所构成的理论体系。

二、意识形态的含义内容及特征

具体何为意识形态的含义内容？意识形态是一定团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等。它是这个团体中每个成员对周围世界以及团体本身的认知体系，反映了该团体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为团体的集体行为提供了合理性辩护，同时也对个人行为提供一套约束。可以说，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中的任何团体，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有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体系。但是，在任何国家中，作为政治合法性论据的官方意识形态只有一种。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的意识形态是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另外，英国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也解释了作为行动起点的意识形态的不同含义：（1）意义、符号和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再生产过程；（2）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所特有的观念体系；（3）那些使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思想；（4）由社会利益驱动的各种思想形式；（5）话语和权利的结合；（6）自觉的社会行动者借以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媒介（7）由各组织信念所确定的行动；（8）个人借以把他们的生活与社会结构连接起来的不可缺少的媒介

其特征：

1、现实性：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但并不是纯粹空洞的东西，它有指向性，总是指向现实。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还是居非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要么是为了维护现存的政治制度，要么是为了批判现存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社会成员之所以接受意识形态的教化，认同流行的意识形态，也是出于现实的目的。

2、总体性：意识形态是由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成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教育、艺术、伦理、宗教、哲学等构成的右击的思想体系。

3、阶级性：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功能。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由于其利益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由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地位决定的。

4、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虽然为社会存在所决定，但它有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是相对独立的。

5、依赖性：意识形态不是人脑中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存在。

三、网络媒体时代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

把握网络时代特征，注重构建信息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课题，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方式的转型。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权威地位，充分发挥其在网络时代的引领作用，已成意识形态工作的当务之急。网络文化传播所具有的多元性、自由性、平等性、互动性和高技术性等新特征，呼唤着意识形态领导方式的转型。为

此，需要正确处理多元景观与一元指导的辩证关系，更加强调交往理性与沟通对话，更加强调审美中介的作用和“寓教于乐”，更加强调先进文化同前沿科技的交融，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权威地位更加稳固，焕发党的意识形态领导的凝聚力、感召力和亲和力。

1．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性是改进意识形态领导方式的前提。改进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方式要与时俱进，挺立潮头，而决不可随波逐流，放弃舆论高地。一些西方学者往往热衷谈论网络文化的“去中心化”特征，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结束语中就使用了“沙皇退位”的小标题，认为“分权心态正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马克·斯波特则在《信息方式》一书中声称“电子传播”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这显然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行的解构主义思潮一脉相承。作为一个纯粹的工具系统，可以说因特网没有一个绝对技术控制中心，但如果由此推论网络文化是一种彻底去中心文化，网络社会是一种彻底反权威社会,就大谬不然了。从根本上说，只要取消了中心性权威，社会就有可能发生信仰危机乃至分崩离析。美国学者丹·席勒的提醒也许并不多余：“电脑网络与现存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大大拓宽了市场的有效影响范围。事实上因特网恰恰构成跨国程度日益提高的市场体系的核心和控制工具。”“因特网正在带动经济政治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然而，这场时代的转变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吉祥。”席勒还把电脑网络空间比作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在那儿各种政治经济工程正在进行之中”，在输出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网络固然是中性的，但网络文化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性。思想自由与文化权威、多样化与统一性、多元性与一元性不应被看作抽象对立的两极。在网络世界中，多样性是到处可以直观到的基本事实，真正博大的统一性永远体现为对多样性的引导、吸纳和包容。一方面，要使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样式的多元网络文化产品争奇斗艳；另一方面，又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

2．网络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方式转型的基本方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地位不是自封的，也不能简单依靠行政强制手段来维系。历史地看，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方式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中萌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成型，在锐意进取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调整，但仍不可避免地带有单向强制灌输和直接宣传鼓动等旧的烙印，因此必须在新形势下尽快提高思想文化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网络媒介素养，尽快打开基于网络环境的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具体说来，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方式、工作方式要致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转型：由独白式转向对话式、由抽象式转向形象式、由单一式转向融合式。

四、意识形态对传媒业的影响

每一个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自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那么大众传媒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表达个人的言论与喜好。但是在特定范围内的意识形态里，传媒业的自由也是相对的，大众传媒业具有外部性与公共性，意识形态对传媒业的影响是深远的。意识形态主导型新闻业的雏型在在新闻业中历史上早已有之，斯特龙伯格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总结了从1815年到1848年在欧洲出现的几种主要的意识形态，他说：“从1815年至1848年，各种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成为欧洲各地思想界的主要关注：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一些地方的民族主义。”

（1）在斯特龙伯格看来，民主和各种政治经济学说也是西方社会早期的意识形态。但是从1815年以后经过整整一个多世纪的血腥洗礼，真正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学说寥寥无几，其中纳粹主义和由列宁而至斯大林时期发展起来的阶级专政学说成为最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希特勒纳粹意识形态实际上由两种看似不相关联的核心学说构成，其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极端专制主义，企图借此全部摧毁自由民主制度，迫使全体人民统一思想、服从领袖；其二是种族主义，（2）在这样一种极端意识形态理论的主导下，希特勒德国的传媒完全沦丧为鼓吹战争

侵略，叫嚣种族灭绝，无耻吹捧领袖的宣传工具。

（3）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极端意识形态都要借助于集权主义去强制推行和维持，而几乎所有极端意识形态都梦呓般地企图去制造一个所谓标准的新人类，纳粹意识形态的最深沉动力便是要依据生物学的优劣标准去炮制一个纯种的雅利安千年帝国，并为此不惜发动战争，屠杀异族，其谬见的本质正是人类种族的标准化。纳粹意识形态的建立、巩固和传播离不开其牢牢控制的新闻传媒业，这是一个包括报纸、广播、电影、出版、演讲、艺术、学术在内的庞大行业。纳粹从诞生之日起便将报刊等传媒作为推销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主导者传媒业。

意识形态下的新闻业与市场的内在关系，从总体上而言是游离于市场规则之外的。首先从媒介所有制来看，意识形态型新闻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其次，事实上意识形态下的新闻业不十分在意谋求效率以及利润的最大化，它最为强烈的动机在于通过宣传进行舆论操纵，它可以不计成本和代价，它与市场的联系在于它能够借助于权力体系去强制发行，通过这样一种机制，意识形态主导型新闻业反而可以获得市场利润和政治宣传方面的最大效益。但是意识形态新闻业与市场的关联仍然是存在的，作为宣传的新闻派送品数量总是有限的，只有在战争这样的特殊极端环境中，军方才可能完全不计成本把宣传品全部送给敌方，在非战争环境中，既使是作为宣传的新闻业也仍然存在一定的商业动机，也要谋求受众的自愿接受，但是此时市场所反映的却是一种虚假的供求关系，因为推销者是以欺骗的手段将自己的产品卖到客户手中，他们总是宣称自己的思想、观点是正确的，他们所报道的一切都是事实。公众其实很容易被蒙骗，尤其是他们在没有任何其他媒体来源和思想来源可供比较参考的情况下尤其容易被蒙骗。最后，意识形态中的新闻业往往也是垄断型新闻业，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的思想和判断都被置于黑夜之中，他们只接受来自一个方面的光点，于是他们都认为那就是事实，于是他们就会自愿出钱购买那些事实和所谓正确的观点。社会矛盾的加剧变以及人们天性的敏感和脆弱同样极易促成这桩买卖的发生。

总之，意识形态对传媒业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不仅仅是希特勒纳粹时期，我国的意识形态对传媒业也有很深的影响。作为当今喉舌的大众传媒业该如何在保证党和国家的利益、大众的利益和商业团体的利益中逐步发展壮大？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没有一种政治经济思潮层面的变革有谈何容易？而制度的变迁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演变过程，特别是在我国，基于长期计划经济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发生很深的冲突域消长。好在改革开放改革一项纵深处发展，大众传媒业的制度化、法制化也在不停变化。同时也希望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意识形态下的传媒业有更多的发言权与自由权。

第四篇：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定稿）

浅析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旅游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 105班 魏鹏 2010220872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以其对传统的反叛而对西方哲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形成强大冲击，甚至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也引起了强烈的文化震荡。多以否定性的形式展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文化矛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正在影响着中国社会，我们应本着批判和借鉴想结合的原则关注它、研究它，创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意识相结合的和谐社会。

【论文关键词】：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 传统文化； 现代文明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动，反传统文化的一元性、整体性、中心性、纵深性、必然性、明晰性、稳定性、超越性，后现代主义思潮标志着多元性、碎片性、边缘性、平面性、随机性、模糊性、差异性和世俗性。它于本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兴起，70、80年代在欧美达到巅峰。后现代主义思潮首先形成于建筑和文化领域，后来扩展到艺术、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虽然自命或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人并不很多，但其影响却相当深远。后现代主义自8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成为一种时髦的文化现象。《后现代的生存》中阐述：后现代是“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许多迹象表明，这种状态“正在以种种方式进入中国社会”。

由于后现代主义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进而它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后现代主义是不能模仿的，它属于复杂、特殊的传统，早已现代化的、发达的工业、后工业西方社会奠定了后现代想象的基础，而处在从前现代到现代过渡的中国社会对后现代主义的进入，则应本着批判与借鉴的原则，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上，创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意识相融合的和谐社会。

一、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如果从总体上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进行解释，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倾向。

1.批判理性主义，崇尚非理性。哈贝马斯认为非理性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而非理性主义则是以对传统理性的“非难”和批判为表征的，它反对任何人为设定的理论前提和结论，否认人能达到对事物总体本质的认识。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正是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泛滥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人类的灾难，因而批判、否定、解构理性主义，推崇非理性，成为后现代主义所致力的目标。

2.解构现代主体性。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对主体性采取解构策略。首先，后现代主义抨击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旨在赋予人与自然关系以浓厚的“生态意识”，以消除人对自然的统治欲和占有欲。其次，反对“自我中心主义”，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性中，个人主义是一切合理性的基础。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后现代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内在本质关系

3.反对“同一性”、“整体性”，崇尚差异性。在对“现代性”的审慎反思中，后现代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现代性的一套整体性、同一性的叙述，对现代性中许多不言自明的真理持怀疑态度。与反对“同一性”、“整体性”相适应，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化。对他们来说，异质的、矛盾的东西完全可以拼贴在一起，不需要统一与综合，差异不应该消除，而应保留，分析和表述问题应从微观入手，反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主张多元主义。由此派生的是后现代主义对于确定性的否定，强调不确定性。

总的来看，后现代主义实际上主要表现为思维方式的转换和变化。它并未向人们展示一幅完整的现代状态下的社会图像，而强调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解构。

二、后现代主义的正面影响

后现代主义思潮代表着后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特征。作为一种思潮，它也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比较和反思，对科学与文明的审视，对人生价值的重新评估。

1.倡导多元论，尊重差异性。后现代主义拒斥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的态度来张扬科学的怀疑精神。在知识领域里后现代主义拒绝对理性、本质和普遍绝对真理的信仰，反对直线进步的价值观，提倡多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在社会关系领域中拒绝一切普遍主义的社会方案，主张社会关系中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兼容性，拒绝任何囊括世界历史全部内容的理论，强调社会生活中的相对主义、特殊主义和情境主义，要求人们尊重差异，学会宽容。

后现代主义号召人们要像读一首诗、一部神话一样解读哲学原著和哲学书 本，其用意也在于倡导一种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力倡导差异性、多样性、多元性，其目的就在于对抗形而上学的同性总体化、极权化的僵化的理论模式。

2.倡导创造性。后现代思想家最推崇的活动是创造性活动，最推崇的人生是创造性的人生，最欣赏的人是从事创造活动的人。后现代主义取向的核心是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基于此，后现代主义思潮极力倡导人们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新的有价值的世界观，在社会生活领域内创建生活的价值意义，在社会关系领域内创造多样性、有差异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

3.力主平等。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个人主义已成为社会中各种问题的根源”。尤其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精神和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主义、二元论、男性中心主义进行文思和批判，指出：现代性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强调个人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二元论，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强调男性主义，实际是强调人与人的不平等，证明人对自然的优越性，男性对女性的优越性。后现代主义思潮更为关注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应该如何更好地适应正在极速变化的信息化和高品化的高科技社会。

在全球化的今天，处在跨国文化的语境中的中国，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提倡创造性和平等，从而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文明冲突，以创建和谐富足的社会。

三、后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

“后现代主义思潮表现了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对当代资本主义官僚政治秩序的强烈不满，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人的尊严的摧残的严历控拆，对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所带来的实际成就的深重优虑，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之可靠性的深刻怀疑。”①自八十年代末以来，国家政治危机相对缓和，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商品化逻辑无限扩张，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后现代已经包围着中国人。在娱乐文化方面，后现代氛围日渐浓厚。流行音乐、排行榜、卡拉OK、通俗文学、畅销书、电视小品、连续剧甚至肥皂剧、武打片、言情片等等，消费文化市场已经形成，文化工业初具规模，艺术、理想、品德、情操、权威、价值等崇高的意义已经悄然引退，高雅和通俗的界限正在打破，无论政治还是文化，诸多领域已经渗透着资本的逻辑，甚至理论也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播、大众文化的流行提供了温床。

首先，后现代主义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得一向被认为是崇高和高雅的艺术打上了当代商品经济的印记，因而失去了美的崇高和独立的价值。后现代艺术对古典艺术、现代艺术的冲击，导致崇高和理想的衰落。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等，在后现代主义的浸染下变得相当模糊、淡化，这就难免导致文化生态的平衡和社会大众文化素养的低俗化。

其次，文化传承的弱化，和文化自信的削弱。后现代主义的“复制性”导致“快餐文化”的泛滥，使千锤百炼、呕心沥血的文化力作、精品的出现，变得几乎没有可能。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子传媒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对物质的复制也是对精神的复制，的确，后现代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不仅是可以复制在胶片、磁带、激光唱盘上的批量生产的商品，而且它的类型、风格、模式，甚至语音也是复制出来的。人们当然会担心：在一个丧失了首创性和怀疑精神的社会中，我们的生存、发展，靠什么来得到保障？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几件力作、经典的文化产品推出，那么，它的文化建设无疑是很不成功的。虽然，后现代主义也追求“独创性”，但这类“独创”并非真正的创新，而是以时尚的胡闹来博取轰动的新闻效应。这在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后现代艺术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先进文化的先进性体现在它的正确性和真理性。也就是要求我们用真理去战胜谬误，而决不是听任或追随谬误去战胜真理。而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将导致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在中国目前面临精神危机和道德失落的情况下，这种消解主义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最后一点，国家、民族认同的弱化。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既有促使大众从全球的视野思考人的存在与价值的积极一面，也有影响到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民族价值观生成的消极一面。民族精神表现的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情感、信念与责任，而情感、信念与责任等都建立在对民族认同的基础上。西方文化思潮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生存方式，淡化了他们对国家、社会的情感，使他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弱化。

当代的社会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松，人们享有更充分的自主和更多元的选择。他们既希望得到国家和他人的帮助，又不希望受到国家和他人的干扰。在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时，由于对个性和个人价值的过分推崇，容易淡化对集体、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畅通无阻，渗透于宽松的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如果没有足够牢固的“精神屏障”，它将迅速地同化中国人，尤其是当代大学生。因此，在这多种观念相互激荡、多种思潮相互影响、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网络时代，大众的思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四、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她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对于推动形成团结互助、融洽相处的人际关系和平等友爱、温馨和谐的社会环境，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对于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尤其是对于不断推进“三个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无不具有重要意义。

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就要正确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我们既不能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要切忌把传统文化极端商业化、粗俗化。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当今现实生活中，应做到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紧密结合，从而推陈出新，不断创新。

因此，在中国国情下，正确理解和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建设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需要，是推动社会主义和谐建设的需要，是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时代需要。

【注释】

①张国清.《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7(4): 10,P65.【参考文献】

[1]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2]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 1982.[3] 刘放桐主编.《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 2000.[4] 江怡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5]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第五篇：当代国外职业教育思潮及对我国的影响

当代国外职业教育思潮及对我国的影响

随着２１世纪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教育的国际化竞争和跨国化渗透特点越发凸现出来。职业教育思潮是一种带有全球范围内影响的社会现象，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在人们思想中的折射反映，是推动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动力。因此，注意研究世界各国有代表性的职业教育思潮，并加以借鉴与吸收，就成为职教界的当务之急。

一、职业教育思潮的概念、特征及意义

（一）职业教育思潮的概念

教育思潮，是指某个时期流传广泛、影响较大的教育思想倾向。〔１〕教育思潮通常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使得某种教育思想或理论在人们的思想中一时引起广泛共鸣，并得以流传。职业教育思潮属于教育思潮的一部分，是教育思潮在职业教育领域内的表现与发展，它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针对某些职业教育热点问题所集中反映出来的一种社会意识、思想倾向，其中包括怎样看待职业教育，怎样发展职业教育，即对它的地位、功能、目的、结构、内容、办学体制、教学模式等方面的认识和期望。职业教育思潮受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制约，以一定的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为基础，体现着经济、社会进步的程度和相关学科的发展水平。

职业教育思潮与职业教育实践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职业教育思潮的现实目标是促成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或修正，推动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一般来讲，每一次职业教育思潮的兴起都会对职业教育的实践有所触动；而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也会刺激、催发职业教育思潮的形成，并对其检验和修正，推动职业教育思潮深入人心。

（二）职业教育思潮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职业教育思潮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１）意识的群体性。思潮是社会上某种心理的共鸣，它以某些社会群体为主体，表现他们的愿望、要求和思想倾向，能够比个别思想家的思想更深更广地反映一个时代思想的真正面貌。没有社会群体的认同就不具备思潮的形式。因此职业教育思潮的判定必须以其是否被社会群体认同为标准。

（２）内容的指向性。思潮的指向是社会热点问题，它总是以某一领域值得关注的问题为共同讨论的中心，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们对这一问题共同的思想和心理倾向。缺失共同讨论的中心，思潮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职业教育思潮自然也要针对职业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有的放矢，否则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３）影响的广泛性。思潮通过大众媒介广为传播，较之某些抽象的理论与思想派别影响的范围广，声势大。思潮是一把“双刃剑”，对社会既可以产生积极作用，又可以产生消极作用。职业教育思潮一旦流行于社会，不仅深刻地影响着职业教育的理论思辨与创新，而且还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实践走向和发展趋势，它既能左右行政部门对职业教育的决策方向，又能推动职业教育机构采用特定的操作手段。

（三）研究国外职业教育思潮的意义

（１）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完善。在我国，职业教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理论基础尚为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小。为了缩小差距，达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目标，借鉴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理论和经验，深入研究内涵丰富、影响广泛的国外职教思潮，结合我国国情充分加以吸收和利用，以提高我国职业教育的理论水平，就成为我们选取的重要捷径。

（２）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纵观国外职业教育改革，总是先造舆论，形成思潮，然后在其影响下，根据国情推出作为政府行为的改革措施。可以说，思潮是决策的诱因，是实践的先导。由于国外思潮的兴起常常是针对职业教育发展中出现的特定问题，而这些特定问题又往往带有很强的普遍性，在我国职教发展的某一阶段也会同样出现和存在，因此，研究国外职教思潮有助于探究职业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对指导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二、当代国外主要职业教育思潮及其评析

对于当代世界范围内纷繁复杂的职业教育思潮，有着不同的分类方法，本文试图按照其中的价值取向梳理出大致的发展脉络：

（一）社会本位职业教育思潮

社会本位思潮，是把职业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置于其发展中心地位的思想潮流〔２〕。社会本位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１８、１９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当时日益发展的工业生产对教育改革提出了要求，教育再也不能成为远离社会、脱离生产的象牙之塔，而应为社会、生产服务。应工业革命发展所需而产生和逐渐发展起来的职业教育，与传统的普通教育相比，一开始便崭露出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强烈意愿和历史革命。虽然此时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其中包括中国晚清的实业教育尚未形成独立的体系，但它的社会功能昭然若是，已经不可忽视。早期职业教育的实践已经为社会本位思潮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而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也为之提供了理论支持。

杜威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视角审视了教育，认为教育要与社会发展相结合，要适应现代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通过学校的社会化，达到教育为社会服务的目的。杜威虽然反对设置特别的学校实施职业教育，但他重视职业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主张以职业为轴心进行作业训练。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与社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职业教育的发展。

社会本位思潮在“二战”之后更加势不可挡。不仅由于德国、日本等国发展职业教育、增强经济竞争力的成功经验，更重要的是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诸如“现代化理论”、“人力资本论”和“人力规划说”等主流经济理论的大力鼓噪。这些理论指出了教育因素对经济和生产的决定作用，有着合理的内核；但是，社会本位职业教育思潮从此被引向了过分强调经济功能的方向，人被仅仅看做发展经济的工具，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事实上，职业教育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巩固政治关系，促进社会福利等各方面。当代职业教育在帮助失业人员，进行再就业培训等方面的社会功能正在日益为人所重视。

职业教育必须为社会的发展服务，这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长期坚持并且还要始终坚持的正确方向。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受到杜威的影响，黄炎培提出的兴办职业教育的目的之一即“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新中国成立后，从五十年代提出的教育要“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以至于今天提升到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３〕，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始终坚持职业教育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不断强化对职业教育功能的认识。

社会本位职业教育思潮从源头看，反映了手工生产向机器大生产过渡进程，即从１９世纪以前的学徒制转向依靠正规学校教育塑造合格社会劳动者的要求，促进了专门培养技术人才的职业学校的建立，提高了职业教育的地位。随着独立形态的职业教育上百年的发展，社会取向的价值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为社会服务的办学目标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可以说，公众关注的中心已经不再是要不要为社会服务，而是采用何种方式能够更有效地促进职业教育为社会服务。

（二）知识本位职业教育思潮

知识本位，亦称“学校本位”或“学科本位”，是以着重传授系统职业知识为目标取向的思想潮流。为达此目的，通常采用的手段是发展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从历史上看，由于学校形态职业教育的出现晚于普通教育，因此，前者必然受到后者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沿袭学术化的培养模式，反映在意识领域，即有知识本位思潮的流行。

在“二战”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力兴建职业学校被当作发展职业教育最为有效的办法，这一思潮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西方，战后人力资源供应不足的问题推动着各国政府努力扩大学校职业教育的规模；６０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巴洛夫主张的发展中国家重点投资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和在普通学校课程中渗入职教内容的观点又为知识本位提供理论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行动也在推波助澜，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银行把教育贷款资助的重点放在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上，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非洲资助了许多类似的“多样化的学校课程计划”。然而７０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衰退，大批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纷纷下岗待业，传统门类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日趋黯淡，各国政府先前对学校职业教育的高投入并未带来预期的高收益，于是知识本位思潮也就渐趋式微。

由于学校本位以人才供应为目标，比较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因而知识本位职业教育思潮的影响在实施计划经济的国家里根深蒂固，其中尤以原苏联为典型。学校本位职业教育实行公共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的三段式教学模式，以学校为中心组织教学，强调掌握较系统的知识，编订结构严谨的教材，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对职业学校的统一管理，在反映知识取向的同时，更体现出计划性和封闭性。虽然该模式也重视教学与生产实际的结合，强调现场生产实习，但是总体上并没有超出知识本位的范围。苏联模式给建国初期的中国职业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以中专为例，学校教学以学科为中心，强调理论的完整性，忽视或弱化职业能力的培养，虽然有培养专门人才的长处，但毕业生动手能力差，与职业岗位要求仍有较大距离。经济体制转轨后，这一缺陷越发暴露出来。

知识本位职业教育思潮伴随职业学校的兴起而兴起，促进了职业教育规模的发展，对如何办出职业教育的特色也曾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由于知识本位确实有利于按计划培养通晓某一领域知识的专门人才，能够适应技术要求比较单一的职业的需要，这对今日的中国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因而不可全盘否定。但是将注意力重点放在职业知识的取得上，战略上只关注正规职业学校教育的发展，容易使职业教育局限于正规的学历教育，升学观念强化而职业意识淡薄；容易导致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单一化，使教育囿于狭小的天地内，不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

（三）能力本位职业教育思潮

能力本位是以重视获得岗位操作能力为目标的思想潮流。该思潮主张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受教育者的从业能力，而不是知识水平，在发展职业教育的手段上更加强调企业的参与。重视能力获得的教育思想早已存在，如凯兴斯泰纳就强调要获得一种职业能力；又如重视能力获得的教育形式---“双元制”在二十世纪之前就已在德国开展。但是重点培养操作能力的思潮却发源于美国，时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转业训练的问题。

能力本位思潮流行的条件在于战后生产的日趋现代化，复合性岗位增多，要求劳动者具有更高的从事某一专业的能力，而知识本位影响下的学校职业教育课程内容脱离生产实际，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培训，未能摆脱学科教育的窠臼。对此，能力本位提出了一条旨在打破按学科组织教学，有针对性的加强岗位技能培训的改革道路。七十年代在美国出现了培养学生具有某一职业应备能力的能力本位职业教育形式，它要求首先分析作为一位成功的工作人员应具备的能力，然后根据这种分析所得“应备能力”设计课程，组织教学，培养职业人才。能力本位思潮又促进了“产学合作”办学形式的发展，提高了非正规在职培训的地位。影响所及，西方国家兴起多元化的职教发展模式，以企业为本的职业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从七十年代末起，世界银行对“多样化的学校课程计划”的资助逐渐停止，转而重点资助校外的职业培训。

目前，体现能力本位思潮的主要职业教育模式有德国“双元制”、北美的能力本位教育模式ＣＢＥ、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的模块技能培训模式ＭＥＳ以及澳大利亚职业与继续教育模式ＴＡＦＥ。能力本位教育较之知识本位具有明显的进步。在把学生培养成为成功的就业者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能有针对性地解决职工操作技能提高和失业人员技能培训等实际问题，有利于促进教育内容与工作内容的衔接，有利于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形成产学合作教育。在能力本位思潮影响下采用的一些方法的手段，如进行职业分析、按应备能力设计教学内容、发展产学合作的教育形式等也都有效地缩小了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距离。可以说能力本位的流行，是职业教育思潮演变中的重要阶段，尤其是在能力本位发展的后期在包含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等在内的职业能力以外，又提出?“关键能力”，这就更加突出了职业教育的特殊规律，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

能力本位思潮从八十年代开始引起我国的注意并影响我国。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改革知识本位职业教育的理论思考；同时一些城市和学校陆续引入了“双元制”、ＣＢＥ、ＭＥＳ、ＴＡＦＥ等职业教育模式，努力促成国外模式与我国实际情况的结合。

但是，能力本位思潮也有其局限性，在教育目的上不可避免地存在重视行为，忽视品德的倾向尤其是“能力”被按照行为主义的狭隘观念进行理解时；在教育方法上强调针对具体工作进行培训，也容易造成人的片面发展和继续接受教育的困难。这种思潮向前发展的障碍并不完全在于自身的缺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人们需要不断重新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活，于是到二十世纪末，社会关注的中心与其说是提高劳动者从事某一具体工作的能力，不如说是增加劳动者转换岗位、继续学习的可能。能力本位的教育模式虽然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能力本位思潮流行的基础开始削弱。

（四）素质本位职业教育思潮

素质本位是以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职业素质培养为宗旨的思想潮流。要实现这一目的就要将职业教育纳入到终身教育的体系之中，故而素质本位与终身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职业教育应摆脱纯粹的经济目的和功利主义，并使其促进人的和谐发展，这在众多教育家的著作中都曾有所论及。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受教育者进行综合职业技术教育，是塑造全面发展的人的必要途径，这与时下流行的素质本位职业教育思潮不谋而合。

“终身教育”的思想对于素质本位思潮的流行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一思想是在当代科学技术加速发展，产业结构、劳动就业形势剧烈变革的背景下提出的。六十年代法国学者保罗·朗格朗首倡终身教育的理念，继之１９７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终身教育加以肯定并使之广为流传。在终身教育中，职业的需要占有中心地位，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主要内容。人的素质、个性的全面发展从此成为进行职业教育的重要目标。

终身教育并不反对职业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原则，而是基于“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出接受职业教育是一种基本人权，教育应当服务于人的职业生涯。终身教育突破了学校本位的局限，要求职业教育由针对特定群体的封闭体系转向开放的体系，不仅为在校学生提供就业技能培训，更为社会上各种不同年龄阶段的所有人群，包括现实劳动者和潜在劳动者在提供技术培训和终身学习的机会。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职业教育逐渐面向各类人群，如１９９９年汉城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提出?“全民职业教育”；另一方面是职业培训愈发受到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此建议将传统的ＴＶＥ技术与职业教育改称为ＴＶＥＴ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终身教育反对单纯针对职业岗位的教育目的，强调为社会成员建立可持续学习的基础，既重视给予学生必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又重视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以利于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不断提高，持续发展。作为对这一要求的回应，９０年代美国兴起了考虑终身职业发展，实行普职结合的生计教育，７０年代又有创业教育的流行，近来又在实施ＡＯＩ职业课程与学术课程整合的职业教育改革。总之，终身教育在面向每一个受教育者整个职业生涯的前提下，纠正了为升学而过分普通化、学科化和为强调岗位针对性而过分专门化的偏向，实际上是用素质本位的价值取向对先前出现的各种思潮进行纠偏与扬弃。

我国虽然对终身教育反映较晚〔４〕，但是在职业教育中重视素质培养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原先培养社会大机器“螺丝钉”的职业教育观念受到了挑战，取而代之的是职业教育内容的基础化、综合化，为受教育者提供广阔的发展可能性；全力推进综合职业素质教育，重视受教育者全面素质提高；进?“终身学习”、“创业教育”等的讨论与实践，注意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职业教育的素质本位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

素质本位职业教育思潮反映了知识经济对劳动者提出的更高的要求，比较综合、全面地认识了职业教育的功能，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结合。现代生产既需要广泛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也需要足够的实践经验，因此在职业教育的目的上必须纠正以往只片面强调其中一个方面的偏向，使个体与社会、知识与能力达到平衡。素质本位思潮自二十世纪后期开始流行，至今方兴未艾，各国都在据此对职业教育进行调整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

纵观当代职教思潮的发展，大致可窥见这样的演变印迹：职业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功能首先被肯定下来，由此促进了这一独立教育形式同普通教育的分离。然而普通教育的影响依旧强大，它以知识本位思潮的形式继续发生着作用。能力本位开始突出职业教育自身的特色，在形式与内容方面都对传统学校职业教育做出较大的改革。但由于过于强调适应特定的岗位，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偏颇。最终，职业教育为人服务的功能在近些年中受到重视，人们认识到越个性化也就越社会化，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是社会进步的理想途径。上述发展过程的背后是战后科技进步促成的工作岗位性质的变化：由技术性的增加推动职教思潮从知识本位转到能力本位，又由流动性的增加推动职教思潮从能力本位转到素质本位。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的要求决定了各种职业教育思潮的兴替过程。

三、吸收国外职业教育思潮的几点建议

（一）要高度关注

对国外职业教育思潮给予积极关注、认真研究，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职业教育，通过制定法规政策充分肯定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予以推动与实施。但是，中国职业教育长期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下发展，与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少沟通和交流，未能及时、充分地吸收和借鉴当代国外职业教育思潮中的有益部分，因此，在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探索的过程中，不免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职业教育大起大落、屡受挫折，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直到七十年代末，国外的各种思潮才被源源不断地介绍进来，成为中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事实证明，重视研究国外职业教育思潮，是促进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教育接轨，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关键。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教育?“面向世界”，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职业教育思潮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其中自然不乏可资借鉴的成分。研究职教思潮必须首先端正态度，改变过去那种夜郎自大、闭目塞听、充耳不闻的思想状态；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和主动精神，通过“取经”使中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跟上时代步伐，融入世界大潮之中。如果只是被动地坐等思潮涌入国门再做反应，仍将会被不断涌起的国际潮流抛在后面。

（二）要合理吸收

合理的吸收和利用外来文化，已被实践证明是促进本国发展的一条普遍捷径。当代职业教育思潮一般都是首发于发达国家，反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社会群体的愿望，是与彼时、彼地的特定情况相符合的。我国在吸收和利用国外思潮时必须注意吸收的合理性，借鉴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之路，而不仅仅是机械地生搬硬套某些具体的观点和模式。今后我国的职业教育在广泛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必须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出发，体现出民族特色：第一、要深化对职业教育功能的认识，促进终身职业教育的观念深入人心，改变社会上实际存在的将职业教育定位?“失败者的教育”的倾向。第二、我国职业教育素有知识本位的传统，对能力本位和素质本位的吸收尚不充分，故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对能力本位与素质本位思潮兼收并蓄，确定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由于学校教育是系统传授职业知识和生产原理的最有效方法，并且已经形成了从低到高的比较完整的体系，故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是我国职业教育的主体。对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正在倡导的反对中职学校教育的思潮，我国需要认真抉择，不可盲目追随。同时也必须重视发展企业教育和培训的世界潮流，实行发展学校教育与扩大企业参与并重的战略，促进职业教育形式的多样化。第四、强化职业教育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及时调整为社会服务的重点。目前，为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服务和为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服务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职业教育理应在这些方面做出更多贡献。

（三）要加强研究

加强对国外职业教育思潮的研究工作，是我们迫切需要开展的行动。近些年来，思潮已经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独立问题，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在陆续出现。但从总体上看，从思潮这一相对“散”而“虚”的角度出发探讨职业教育问题的文章和专著却显得相当不足。研究数量偏少的重要原因在于资料搜集工作的滞后，先前的介绍往往被长期重复引用，可获取的有限新材料常常不足以刻画出国外同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全貌。因此，加强研究工作刻不容缓。第一、要广泛翻译?“广泛”不仅是指翻译资料的数量，而且要求涵盖不同的思想潮流。工作中容易出现的误区是只关注当前热点，或仅仅为了支持某项政策而有选择地翻译外来资料，使得人们对外来的思潮难见全貌。古语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因此，在翻译中必须注重全面性，让国内听到国外不同的声音。第二、要及时出版。对翻译后的材料，应当迅速进行整理、总结、提炼，尽快利用各种媒体传播出去，实现资源的共享。第三、要鼓励争鸣。有争论才有创新，如果权威意见早已确定，其后发表的文章必然千篇一律、众口一词，失去继续深入探讨的条件。对于职教思潮这类问题的研究，出现意见分歧是正常的，也是积极的，对此不应过早地做出是非判定，一切应由实践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