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二年历程

第一篇：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二年历程

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二年历程：“从字缝里看”到“从字面上看”

南京大学

鲁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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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明清官话研究中，基础方言问题是很为重要的课题。1983年《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出版，我即研读，1984年写成《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1985年发表，文中提出了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的假说，以“南京男孩”事件作为主要论据。后又得到杨福绵神甫的证明和李思敬总编的支持。本文叙述玩味悟解和逐步获得“书证”的过程。西班牙汉语学者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1703）的英译本、中译本于本世纪初相继问世，其中关于清初南京话的论述，是我的学术观点的又一铁证。官话的基础方言直至清末才转换成北京话，但其时南京话仍保持很大影响。关于近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近来我的学术观点退了一步，同时进了一步。

关键词

官话

基础方言

南京话

利玛窦

金尼阁

瓦罗

《华语官话语法》

一、“从字缝里看”《利玛窦中国札记》

通语的问题在很多语言中都存在，但是在汉语史上，却显得非常突出和重要。遗憾的是，在汉语的研究中，通语史的研究却显得很薄弱，历代通语的情况我们很不了解，一部《汉语通语史》不知何年能面世？原因是，由于外来模式的影响，某种语言研究范式取得支配地位，于是使得多年来汉语及其历史的研究范围凝固化。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近二十年来，众多学者投入了汉语明清时代通语“官话”的研究，使之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一个热点。

我以为，汉语通语史的一个特点是两千多年来其基础方言的多次变动。即以近代而论，明清的通语“官话”，起初是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改为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作为明代通语的“官话”，其情况如何？如明人何良俊（1506—1573年）《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史十一”：“（王）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于此可以推知“官话”与“乡语”相对。冯梦龙（1574－约1645）《笑府》卷九“闺风部”：“有好嫖者，妻谓之曰：‘我看妓家容貌，也只平常，你爱他有甚好处？’夫曰：‘我爱他官话好听耳。’妻即应云：‘这也何难？’”等等。就我浅闻，迄今语言学论著中引用的“官话”书证，出自明代中土文献中的，约二十例左右；而且中土文献缺乏我们所期盼的对“官话”的性质、使用范围、状况的叙述与描写。您已序叶的《明清官话音系》，是否要回应书中如下观点：“将某一地点方音提升为共同语标准音的想法不对”“共同语标准音不是建立在某个次方言和地点方言基础上的” “礼失而求诸野”，我们只得利用外国人士的著作。第一本当是利玛窦、金尼阁著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Matteo Ricci），意大利人，1552年生，1571年加入忠于罗马教皇的耶稣会，1582年来到澳门，翌年进入广东肇庆传教，此后逐步北上至南京，1601年入北京，并深入宫廷，1610年5月卒于北京。利玛窦在晚年即1608年开始用意大利文记叙他在中国近三十年的经历，临终时基本完成。1610年冬，另一位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来澳门，翌年至南京，跟从先来的耶稣会士郭居静、王丰肃学习汉语，又至杭州、北京，他奉中国传教区的特遣赴罗马汇报，他于1613年2月从澳门登舟，次年10月抵梵蒂冈。他在途中将利玛窦的手稿译为拉丁文，并颇有增补，1615年在德国出版，书名作《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此后各种欧洲文字的译本陆续出现，英译本书名作《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中国学者何高济等据以翻译，中译本由北京中华书局于1983年出版，书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关于著者，这个中译本题作“利玛窦、金尼阁著”。而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于1910年始在梵蒂冈耶稣会图书馆发现，1013年第一次刊布，据意大利文翻译的各种文本也有好几种，例如刘俊余、王玉川的中译本《利玛窦中国传教史》，1986年台湾光启出版社出版。要言之，利玛窦的书有两个版本系统，也有两个中译本。拙文的论述主要引据北京中译本。何高济等翻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于1983年3月出版，数月后书到南京的书店。我翻阅后，发现其中关于明代的语言、文字的记述颇多，于是购买，随即玩味精研，1984年写成《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一文，曾请李思敬、杨耐思二先生赐阅，1985年得以正式发表。

《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相当忠实而客观地反映了明末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利玛窦说：“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曾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北京中译本页3）

对中国人来说，此书是研究明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我们语言学人则重视它对当时中国语言文字论述的部分。该书说：“甚至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口语也大不相同，以致他们的话很少有共同之点。然而共同的书写却构成彼此接触的充分基础。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这种国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所有的行政长官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那个省份的人，为了使他们不必需学会那个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这种通用的语言来处理政府的事务。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是不说的，虽然有教养的人在他的本乡可能说方言以示亲热，或者在外省也因乡土观念而说乡音。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北京中译本页30）相形之下，利玛窦的叙述清楚、明确多了。大概是中国文士身在此中，司空见惯，习焉不察；而对外国来客而言，中国的通语和方言是他们首先接触，又是感到最为困难的事物，故详加记述。

明代存在“官话”，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利玛窦中国札记》也有令我们遗憾的地方，亦即利玛窦和金尼阁没有明确交代这个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什么。中土文献至今也还没有发现能对这个问题提供令人满意回答的史料。

通语必须有基础方言。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论现代汉语的通语时说道：“十亿人口的大国，标准语、标准音不用一个活方言——北京话做底子，是不可想象的。”[完全用北京话作底子更是难以想像的！用活方言作底子可能在很有限的层面上用！今天普通话的确定模式不一定与古代一样。当今世界的共同语基础口语的确定问题形式也是多样的。]我们也可以明确地说，明代官话必有其基础方言。利玛窦是这样叙述他所目睹的明帝国：“说到中国的版图，各个时代的作家们都在它的名字之前冠以一个大字，这实在是很有道理的。就其领土漫长的伸延和边界而言，它目前超过世界上所有的王国合在一起，并且就我所知，在以往所有的年代里，它都是超过它们的。”（北京中译本页6－7）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官话”必有基础方言，这是毫无疑义的。[基础方言是要有的，但基础方言也是个历时的概念，与一代一代的共同语的确定不会是完全对应的，可以有相当的延缓。/我的以上这些问题是某些人攻您的前提。] 明代通语的基础方言，学术界最初主张北京方言说，这自有其道理在，如果不考虑金代，那么从元代起，北京就作为全国的首都，直至明代和清代，绵延数百年之久。宋代大思想家张载说：“学则须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明代官话基础方言北京话说，可以“疑”吗？可以的，但是“疑”要有理由、要有证据。

我以为，研究明代官话最重要的问题，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它的基础方言是什么。拙文《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的重心即在于讨论这个问题。拙文说：“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什么？它与北京话有何关系？„„我们的看法是，未必以北京音为标准音。”“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

拙文说，支撑这一观点的主要的论据是：“《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述的太监赠送南京男孩教神父学南京话一事，可以作为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之一。” 二十二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以为，在没有发现更有力的证据或反证之前，“南京男孩”这一论据这仍然是强有力的证据，否定不了，忽视不得。这个“南京男孩”的证据是当年我“从字缝里看”出的，读书贵在反复玩味，方能得其中三昧。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澳门神学院院长）指派庞迪我（Diegeo de Pantoja）神父„„随同利玛窦神父到北京去。庞迪我神父来自托莱多（Toledo）省。”（北京中译本页378）“庞迪我神父和两位修士钟鸣仁和游文辉则要陪同利玛窦神父前往北京。”（页383）“正在这时，一位身居要职的太监率领六艘马船载着丝绸，正要动身去北京。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们在这样一艘船上分到了一个舒适的位置。”（页384）1600年5月18日从南京启程。在运河中航行逾月，至山东省西北境，“负责马船船队的太监在临清停下来，前往拜望这个收税官马堂。”（页388）“负责远航队的太监高高兴兴地乘船走了，并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这是关键词，应多作文章，它比“南京话”重要，因为南京话与北京话相差不会太大，学会了南京话也大致能算上是学会了中国话，学会了南京话哪怕在北京话的北京照样可以通吃！加上“纯粹的”就有价值判断，即这才是正宗的、值得老外学的！）另一个信息供参：明太祖的话就是我家乡的话，绝对与北方话相差无几。]南京话。”（页391）后来利玛窦、庞迪我及其同伴到达了北京，“作为利玛窦神父在北京伴侣的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中国话，还会读中国字并极为正确地写中国字。有这两个人在工作，基督教在都城获得了进展。”（页471－472）（尧按，请注意：该书没有说“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北京话”！）后来为了向万历皇帝请求赐给利玛窦墓地，连连奔走于官府，到众多的大官僚处走后门、拉关系，全靠庞迪我，如果他的中国话不娴熟怎能成功？可以再举一条史料：《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拉丁文翻译者兼增补者金尼阁，后来著《西儒耳目资》，这是汉语史上的名著，金尼阁在天启六年即1626年写的“自序”值得重视，他说：“然亦述而不作，敝会利西泰、郭仰凤、庞顺阳实始之，愚窃比于老朋而已。” 他按中国士人的习俗，称字表敬。他所推许的三位泰西学者即利玛窦、郭居静、庞迪我。利玛窦在广东肇庆时与另一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合编《葡汉辞典》（见杨福绵长篇论文《罗明坚、利马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后来利玛窦自己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著《西字奇迹》等，仰凤是郭居静字，郭居静精于音乐，曾于1598年与利玛窦一道编过《宾主问答辞义》和几套词表，创制了五种符号标示汉语官话的五种声调，利玛窦很推许、赞扬他的汉语研究生平（中译本页336）。而郭居静后来成了金尼阁在南京学汉语的老师。金尼阁将庞迪我与利玛窦、郭居静这两位研究汉语颇有成绩的学者相提并论，足见庞迪我说中国话的水平和研究汉语学的水平都已达到很高的地步，成了《西儒耳目资》的先驱者之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610年耶稣会中国教团监督利玛窦死于北京，庞迪我任代理监督，即向明神宗申请墓地，“呈给皇上的奏疏用的是庞迪我神父的名义”。（页618）奏疏中有这几句话：“我，庞迪我，是一个从极遥远的国家来的外国人，深慕贵国的声名和光荣，用了整整三年时间远涉重洋，行经六千多里路，历尽无穷的艰难险阻，终于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尧案，西元为1601年1月）和利玛窦以及另外三个同伴来到陛下的朝廷。”（页618－619）我们不禁要问：“庞迪我说的‘另外三个同伴’是谁？”，前面的引文中已经讲明两个了，从南京出发上船时即有两个修士钟鸣仁和游文辉。那么，一同晋京的还有谁呢？看来就是这个太监送给外国传教士的礼物，即“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在当时两个洋人中，尤其需要学习中国话的是新来的庞迪我，利玛窦已经会说中国话了，他必然也会主动地教教庞迪我中国话，可是若论做一个合格的中国话的教师，利玛窦无论如何是不能胜任的，他会有自知之明，应该由中国人担任教师！赴北京的途中起初只有两个中国人，让我们来看看钟鸣仁和游文辉何许人也，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里，钟鸣仁这个人物多次出现，例如第三卷第二章提到：“视察员神父把两个在澳门学校接受教育和培养的年轻人派给他们。其中的一个，钟鸣仁（Sebastiano Ferdnando）,在我们目前写作时仍然活着，勤勉努力。”（页243）再请读该书前面的叙述：“我们称他们为兄弟，是因为不久之后他们就加入了耶苏会作为修士。一个叫钟鸣仁，一个叫游文辉（Emanuele Pereira）,两个都是中国人但有葡萄牙的名字，都是澳门本地人。他们是信教的华人子弟，同时接受了葡萄牙的生活方式。当他们受洗时，就取了葡萄牙的名字，而在这时候他们似乎倒更像葡萄牙人而不像中国人。”（页317）于是我们可以作这样合理的推测：利玛窦、庞迪我和钟鸣仁、游文辉四人搭太监的马船从南京出发经运河北上到山东临清的漫长的旅途中，教庞迪我中国话的任务主要由钟鸣仁、游文辉承担，不过此二人是澳门人，而且是葡化的澳门人，这样的中国话教师显然也是不够格的，不得已而求其次也。太监当然是操的地道中国话，在与传教士结伴的长途旅行中自然对庞迪我学汉语的尴尬处境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先回北京，扔下了传教士们，为了表示歉意，投传教士之所好，知道传教士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这必然也就是最贵重的，于是太监送了个“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从临清以后，这男孩就成了传教士群体中的一员了。他“不负重托”，果然使“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中国话”。

泰西人到北京，目的就想在中国首都，在皇帝的身边长期居住、传教，他必得学中国话，而北京皇宫里的操地道中国话的太监却要洋人以南京的男孩为老师，学“纯粹的南京话”！这在今日，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

《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述的这一段史实实实在在太发人深省了！短短52字迫使人不能不提出南京话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的假说。我的旧文云：“如果在明代，南京话是有别于官话的一种方言，那庞迪我就没有必要，至少不值得花力气在一开始学中国话的时候就去学纯粹的南京话，因为《札记》讲过，懂得通用的语言即官话，‘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而且庞迪我此时是去北京，力图在北京打开局面，从事传教活动。事实上他此后一直住在北京，为什么要学纯粹的南京话呢？” 这是假说，这个渐悟得来的假说还需要证明的。

杨福绵教授《罗明坚、利马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长文述及太监将南京男孩送给庞迪我，让他学“纯粹的南京话”一事时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面这一段记事是译自由金尼阁改订出版的《利马窦中国传教史》而不是译自利氏意大利原文。这一段记事的原文是：‘太监刘步惜很高兴地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书童，送给神父们，当做礼物。因为这个男孩会讲地道的中国话（che parlava molto bene［la］ lingua cina），可以教正要学中国话的庞迪我神父。’金尼阁把利马窦原文的‘地道的中国话’改成了‘纯粹的南京话’，可见当时的南京话就是地道的中国话，换言之，就是当时官话的基础方言，是明末标准官话的代表，否则庞迪我就没有必要去学纯粹的南京话，而应该等到达北京后，学纯粹的北京话了。鲁国尧据何高济的中译本看出了这一点，今以利氏意大利文原本证明之。” 杨福绵教授本人是耶稣会士，到过梵蒂冈，他懂意大利文。杨福绵神甫长文中翻译的利玛窦原稿的一段话的根据是Pasquale M.D’Elia（德礼贤）所编的Fonti Ricciane（《利玛窦全集》），杨先生的译文当为可信，他的论断也当为可信。杨先生墓木已拱，他用利玛窦意大利文原稿证明我的假说，我得感谢他。[“地道的中国话”“纯粹的南京话”可以不指基础方言或标准语问题，而是一般地形容指对老外能学得更具体生动活泼的中国口语，如今天可以说：跟这个男孩可以学会地道的南京话或山东话或武汉话，也即学会地道的中国话。] 《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北京中译本是根据加莱格尔（Louis J.Gallagher）译自金尼阁的拉丁文本的英译本。“中译者序言”云：“（《利玛窦中国札记》）手稿是用利玛窦的本国语言意大利语写成的”，“1614年，金尼阁为了保存这份珍贵文献，便把它从澳门携回罗马。在漫长单调的旅途航行中，金尼阁着手把它从意大利文译为拉丁文，并增添了一些有关传教史和利玛窦本人的内容”。“利玛窦的原意大利文手稿并没有遗失，而是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发现了。当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1910年），汾屠立神父把它连同利玛窦的其它书稿一起刊布，题名为《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集》。这部著作集的上卷即本书原稿。”“1942年德礼贤神父再把它收进他编辑的《利玛窦全集》中。”“原意大利文稿的公布，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引起一些讨论。有的学者比较拉丁文本和意大利文本，认为拉丁文本除明显的增补而外，还有些不大显眼的修订和有系统地进行过改动的痕迹。”“金尼阁所增修的地方，有的是他本人的见闻，另一些则得自可靠的来源。作为一个和利玛窦同时代的来华传教士，金尼阁的增修本身也是富有历史价值的。”（中译者序言页2－4）日译本《利玛窦中国基督教传教史》译者指出，金尼阁的拉丁文本“有非常大的增补和删削，可以说是利用利玛窦的手稿的金尼阁的作品”《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译本的“附录：1978年法文版序言”：“至于拉丁文译本的长处，„„鲁尔以原稿和金尼阁文本进行了比较，他发现除了上文所提到的重要增补之外，还有‘许多细小的补充和修改’。”（页657－658）“不应该忽视金尼阁文本中所特有的而为利玛窦原文中所缺乏的某些特点。首先应该指出，在翻译和刊行利玛窦札记时，金尼阁明显地改进了原稿的文字质量。„„至于金尼阁，他被人认为是一位优秀的拉丁语学者，如果利玛窦札记在文学上是成功的话，那主要地应归功于他。”（页665－666）于此可见，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和金尼阁的拉丁文本的对勘有重要学术意义。

总之，《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本书，金尼阁的拉丁文本跟利玛窦意大利文本存在一定差异，有改动，有增补。在叙述太监送给耶稣会士南京男孩的目的时，金尼阁也许是不经意间的改动，但是不管无意、有意，这一更动却泄漏了“天机”。

李思敬先生极为重视《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的关于明代官话的珍贵资料。1996年他在为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文补写的“提要”里说：“本文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关明代官话的几种关键性材料，对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作了新的探索。这些关键性材料是：

一、当时除各地方言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Guonhoa）’。

二、‘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

三、利玛窦认为：‘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习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

四、在从南京去北京的中途，同行的刘太监把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送给神父们，‘因为这个男孩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据此，本文推断：到北京去工作的外国人，学习当时‘官方的国语’，要学习‘纯粹的南京话’，说明当时‘官方的国语’（即官话）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应该是代表着江淮方言的当时的南京话，而不是后来的北京话，这一推断反映着这些关键性材料的内在联系。好！本文所使用的材料是确定性的，根据这些材料所提出的推断也应该是确定性的。本文的推断成为近代汉语研究上一个新的视点。关于明代的汉语共同语，还有许多需要深入开掘的问题，而作为开掘的方向，本文所发现的新的路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至此，我们从《利玛窦中国札记》所叙述的“南京男孩”这一关键性史料，可以总结出下列“关键性”的要点：

甲、利玛窦意大利文原稿的“地道的中国话”＝金尼阁拉丁文本的“纯粹的南京话”。乙、让洋人向南京男孩学纯粹的南京话的是什么人？是北京宫殿里的太监。可是那太监却叫洋人向南京男孩学纯粹的南京话，即标准的中国话！。丙、《利玛窦中国札记》泄漏了有关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的“天机”。

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二十多年来，我念兹在兹。2004年春、夏我应邀到台湾授课，得以读到台湾光启出版社的中译本，时值老朋友日本京都大学木津佑子教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访学，我请她帮助，得到了意大利文本、日译本、英译本的有关段落的影印件，于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南京男孩”这关键性史实上述几种文本的措词情况。现在简述如下：

利玛窦因过劳而感到去日无多之时，着手用意大利文写他的经历，1608年开始，去世前基本完成。金尼阁在1613－1614年由澳门返罗马的途中携带了利玛窦手稿，在海船中把它翻译成拉丁文，并有若干增补和改动。1615年秋出版，并于1616、1617、1623、1684年各印一次，德文译本出版于1617年，西班牙文本出版于1621年，意大利文译本出版于1622年。1953年英译全本问世。以上各本皆以拉丁文本为底本。何高济等的中译本（1983）系据英译本。

在利玛窦逝世300年后，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在罗马发现，1613年出版，1942年德礼贤神父加以整理、注释，出版了《利玛窦全集》。以这个刊本为依据，有川名公平的日译本《利玛窦中国基督教传教史》（1982），译者序云：“直接译自意大利文，远比英文本正确，利用价值也高。”台湾光启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了《利玛窦全集》，第一、二卷为《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刘俊余、王玉川合译。此本据德礼贤编注的《利玛窦全集》，其序言中讲述利玛窦原稿和金尼阁本的异同甚详，可参看。

金尼阁译、补 拉丁文本 1615 英译本 1953 中译本 1983北京 加莱格尔 何高济等 我们现在绘制一张《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有关译本源流表：

利玛窦原稿 意大利文 1608-1610

刘俊余、王玉川

中译本 1986台北

意大利文 1942

日译本 1983 德礼贤《利玛窦全集》

川名公平

我们将几个本子里的关于“南京男孩”的这一句话抄录于下： 先录意大利文本及台湾中译本、日译本系统：

“L’eunuco Leupusie se ne fu molto allegto e diede in dono ai Padri, alla sua dipartenza, un putto che egli aveva comprato in Nanchino, che parlava molto bene [la] linqua cina, per insegnare al Padre Pantogia, che veniva imparando con esso.”(意大利文本)“刘婆惜非常高兴，在分手之前，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书童送给了神父，为教庞迪我神父学中文。这书童讲一口很好的官话。”（刘俊余、王玉川中译本，台北）“宦官レウプシエはそれをとても喜び、別れぎわに、彼がナンキ－ノで買い取った男の子を神父たちに贈物として与えた。少年はたいへんきれいなチ－ナ語を話したので、パント－ジャ[パント－ハ] 神父の教師にするためであった。神父は彼について言葉を習った。”（日文译本）

承自金尼阁拉丁文本的英译本和北京中译本系统：

“The eunuch who had been in charge of the expedition, sailed away joyfully, and as a present to the Fathers he left them a boy, whom he had bought at Nankin.He said he was giving them this boy because he spoke so distinctly, and he could teach Father Didaco the purity of the Nanchinese tongue.”（英译本）

“负责远航队的太监高高兴兴地乘船走了，并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何高济等中译本，北京）

意大利文的“linqua cina”，刘俊余、王玉川中译本翻译成“官话”，而日译本译作“チ－ナ語”，系直译。何高济等的“南京话”显然是根据的英译“Nanchinese tongue”。可惜我们没有掌握1615年（或其后）的金尼阁的拉丁文本。

在这里，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刘俊余、王玉川的中译本和川名公平的日译本都很强调利玛窦原意大利文本的纯洁性，认为其价值高。笔者之见：他们的说法自有其道理，但是也不必贬低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兼增补本的价值。金尼阁说明，他的增补“是我从每年的书信的真迹中搜集和提取出来的”。刘俊余、王玉川的中译本在讲到版本问题时说：“金尼阁所补加的资料，都是取自其他传教士之教务报告。”须知，金尼阁1610年来华，1613年初即为中国传教区监督龙华民特派去罗马教廷汇报，他随身带了大量重要文件，如利玛窦的手稿，游文辉于利玛窦逝世后绘制的利玛窦像，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其他史料、资料，金尼阁在舟中必然阅读、采择、利用它们。我们还应该想到，金尼阁本人两年多的所见所闻怎么会不融入写作中？他刚来中国，必然具有新鲜感，必然在努力观察和记录中国。所以何高济等的中译本将《利玛窦中国札记》题作“利玛窦、金尼阁著”，是十分正确的，既合于情又合于理。利玛窦原文本，当然价值高，但是金尼阁增补本另有其特有的价值，也值得重视。例如金尼阁在对“南京男孩”事件的叙述中，将“中国话”改作“南京话”，就有意大利文本无法具有的价值，使三百多年后的中国人如笔者得以认证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我以为很多学者没有注意到下面这一重要的事实：金尼阁1610年冬抵澳门，次年即赴南京跟从利玛窦所推服的郭居静神父学汉语。金尼阁刚从外国来华，头等难题就是语言不通，他必须学汉语，自然是如利玛窦所云，学习的是官话，他从粤方言区的澳门，很快到了南京，在南京学汉语，后来他到过杭州，又到北京，领取中国传教区监督龙华民的任务，再南下澳门，登舟返罗马。他在中国虽然只有两年多，但是他所经之处，除了粤方言区、吴方言区外，尤其在南京、北京都住过，他能不清楚汉语的情况吗？能不了解南京话在汉语中的标准音的地位吗？金尼阁的改动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的，是基于亲身经历的！这是我近期思考明代官话基础方言问题的收获。我认为，我这段话发前人所未发，很有力量！

我要着重声明：如今，即2005年，我的学术观点“退了一步”，但也“进了一步”。此话怎讲？ 二十二年前，我笼统地说南京话或许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可是明帝国长达二百七十七年（1368－1644年），明代早期、中期的通语及其基础方言的情况如何呢？我们还没有从中土文献或者非中土文献发现可靠的史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没有发言权，这是起码的学术要求。我应该将我的假设所指的时间段缩短。利玛窦1582年（万历十年）来澳门，翌年入广东，太监向利玛窦、庞迪我赠送南京男孩一事发生在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1601年到达北京，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卒。因此我们可以说句很谨慎小心的话：“利玛窦在华期间或其前或后一段时间，亦即明代末年汉语通语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这是我的“退一步”。

现在我的学术观点也“进了一步”。我在《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一文中说：“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二十二年过去了，我要删去以前过于谨慎小心的“或许”，大胆地说：“明末官话的基础方言就是南京话”。当年我说：“太监赠送南京男孩教神父学南京话一事，可以作为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之一。” 二十二年过去了，迄今为止反对“南京话”说的学者还没有一人对“南京男孩”事件作出另一种解读，这说明“南京男孩”是关键性史料，而一条关键性的史料，胜过千字万字的分析与说解，“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二、“从字面上看”《华语官话语法》

上面述及我们于1983年、1984年从“南京男孩”事件推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的思考过程。那是“从字缝里看”而得出的假设，有幸得到杨福绵先生的证明、李思敬先生的支持，此文又增添了若干“书证”。时光荏苒，二十多年后，我再次郑重地向学术界申明我的观点，“明末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因为我获得了更强有力的证据，可谓之铁证。这次不是“从字缝里看”出来的，是“从字面上看”出来的。

记述清初官话的有西班牙学者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该书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在广州出版。2000年由柯蔚南（W.South Coblin）和约瑟夫•列维（Joseph A Levif）翻译成英文出版，2003年由中国学者姚小平、马又清翻译成中文，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华语官话语法》1703年广州刻本，封面题“弗朗西斯科•瓦罗编著，佩德罗•德•拉•皮诺埃拉增订”。现在简要地介绍一下此书的编著者和增订者。弗朗西斯科•瓦罗（Francisco Varo），中文名万济国，西班牙人，生于1627年，1649年（顺治六年）到中国，此后一直在闽北和福州传教，卒于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瓦罗于1682年（康熙廿一年）写成《华语官话语法》，以手稿形式广泛流传，其书至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方在广州出版。佩德罗•德•拉•皮诺埃拉（Pedro de la Piñuela），中文名石铎琭，1650年生于墨西哥城。其父西班牙人，母为西班牙裔。1676年（康熙十五年）抵中国福建传教，后从瓦罗学习中文。1702年迁往南京，旋因病返广州，1703年在广州整理其师瓦罗的手稿，将其出版。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死于漳州（以上悉据柯蔚南教授等的“英译序”、“英译出版前言”和白珊博士的“导论”）。所以现在见到的《华语官话语法》是瓦罗身后由其弟子据手稿加以编辑整理，增订问世的，因此此书中必有皮诺埃拉的观点，只是后人无法辨认。瓦罗师弟二人于顺治、康熙时来华，瓦罗的汉语生平很高，皮诺埃拉到过南京，他们的著作中反映的必然是清初汉语，他们所议论的必然也是清初的汉语的真实状况。

请看瓦罗师弟对当时汉语官话的记述，“诫律之五”：“在此我们还应该指出，中华帝国除了通用的官话之外，各个城市或乡镇还有不同的方言，他们称之为‘乡谈’。这种话只有本地人才听得懂。”（英译本页31，中译本页18－19）该书附录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的文字则作：“此外还应指出，除了通用于各省市的官话外，还有一种特别的语言，中国人称为乡谈。这种土话只有本地人才听得懂。”（英译本页255，中译本页181）这两个本子大意相同，都是叙述大清帝国有一个通用于全国的官话，而“乡谈”是方言土语。令我们深感兴趣的是，1682年瓦罗的陈述跟1608年利玛窦的说法何其相似乃尔！

刚才说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那是什么本子？在此我们有必要叙述一下《华语官话语法》的版本问题，因为这对本文的论述有重要关系。《华语官话语法》书前有研究瓦罗的专家白珊博士的长篇导论，导论说：在瓦罗生前，此书以手稿形式广泛传播，“17世纪后期，大概至少有过两个手稿原本，一个是瓦罗完成于1682年的本子，用西班牙文写就；另一个是他在两年后用拉丁文写的本子。两个本子都有价值。”瓦罗去世后，西班牙文手稿由弟子皮诺埃拉整理，于1703年在广州出版。第二版印制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用的是原来的木版，„„这一版本极为罕见，有一个本子藏于纽约美洲图书馆的西班牙学社分馆。至于出版地、出版者，均不详。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另一部《华语官话语法》手稿，„„从内容上看，这一手稿在几个方面有别于1703年本，„„其上写明的再版时间是1793年。国会图书馆手稿与西班牙学社分馆本似有密切的联系，后者的出版年份很有可能是1793年，而不是1790年。关于这两个文本之间的联系，有两种可能，即，国会图书馆手稿要么是西班牙学社分馆本的手抄件，要么是这一版本所依据的原稿。第一个推测似乎更能成立，因为出版者手里看来有1703年原本的木版。况且还有一种可能：他可以重印1703年本，只须对少数几处加以修改。”（中译本F24－25）英译者柯蔚南教授在引述了白珊博士的话后说道：“不论怎么说，只有直接比较了手稿本和西班牙学社分馆本之后，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中译本F12）显然，英译者的谨慎值得推许。这两个本子，一在纽约，一在华盛顿，相距不算远，何不将两个本子做直接比较，给读者一个明确的结论？是所望于北美学者。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广州刊本（西班牙文原刊本影印本、英译本、中译本）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手稿本（英译本、中译本），这个手稿本的时间也并不迟，相当于清代乾隆末年，也应该认作关键性的历史文献，其中的话当然也反映了清代官话的历史状况，同样具有高度价值，这是不可忽视或贬低的。下面是拙文的又一关键所在。《华语官话语法》1703年本不仅讲到流行于大清帝国全境的官话，还对清初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有所讨论，自然首先讲到南京话，着墨不少，也提到了北京话，踏破铁鞋无觅处，这正是我们殷切企盼多年的珍贵文献资料。据柯蔚南教授说，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在三处与1703年刊本有实质区别”（F12）。而正是在叙述南京话等问题时，置于我们案前的该书的1703年广州刊本，跟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二者文字上有相当的出入，自然引来内容的一定歧异。

请读“诫律之五”的第2节，先看广州刊本的叙述：“为了把这件事做好，我们一定要懂得中国人读这些词的发音方法。但也并非任何一个中国人就能把音发好。只有那些资质好的说官话的人，例如南京地区的居民，以及来自其它操官话的省份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有些地区比如福建，那里的人们发音就很不准确，把h和f混淆在一起。其它省份也各有自己的语音毛病。一个中国人即使知识广博或学历很高，也并不意味着他就能说好官话；实际上有许多这样的人官话说得很糟。因此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只学那些以南京话或北京话为基础编纂的cabecillas或词汇表。”(中译本页18)因为这一段是关键性的话，所以我将英译文抄在下面：“And in order to do this well, one must understand the way in which such words are pronounced by the Chinese.Not just any Chinese, but only those who have the natural gift of speaking the Mandarin language well,such as those natives of the Province of Nân Kīng南京,and of other provinces where the Mandarin tongue is spoken well.For there are certain [regions],such as that of FǒKién福建,where they pronounce and speak with many imperfections,confusing the h with the f.And those of other provinces have other defects;and,even if a Chinese is a learned man or degree holder,this does not mean that he would necessarily speak Mandarin well,because there are many such who speak it badly.Therefore one should concentrate only on the cabecillas and grossaries based on the speech of Nân Kīng or pěKīng.”(英译本页31)英译文“those natives of the Province of Nân Kīng南京”，显然系据西班牙原刊本直译的,译成中文时，如果采直译法，当为“南京省的居民”。考清初并无“南京省”的建制。魏嵩山《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明太祖初即位都应天府，„„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顺天府，改北京为京师、京师为南京。清初改应天府为江宁府，废南京称号，但习惯上仍沿称南京。”“明永乐元年以原京师所辖地区为南京，相当今上海市和江苏、安徽两省以及江西婺源县地。清顺治二年改为江南省。”（页761）“江南省，清顺治二年以南京改置，治所在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市），„„康熙六年分置为江苏省和安徽省。”（页436）案，顺治二年为公元1645年，康熙六年为1667年。瓦罗于顺治六年来华，此时有江南省，瓦罗于1682年（康熙廿一年）写成《华语官话语法》，此时江苏省已设置多年。瓦罗写作“南京省”，是沿用旧称，其意实在于指江宁府及其周边地区。若论明之南京，清之江南省，所辖范围甚大，其方言复杂，主体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还有吴方言甚至徽方言等（清之江苏省无徽方言），吴、徽方言跟南京话区别明显，乃众所周知之事，瓦罗行文“those natives of the Province of Nân Kīng南京”,沿用习惯称呼，当指省城江宁府及其周边的说同一语言的当地人，自然不会把吴方言区的人包含进去的。我以为英译者依照西班牙原文直译为“南京省”，而中译者把“Province of Nân Kīng”意译为“南京地区”都是可以的。我们理解瓦罗的南京省，实即指江宁府（旧称“南京”），英译本在此“南京省”后，隔六行，又出现“南京”，这次没有加“省”（因西班牙原刊本无），亦可证明瓦罗所说的“南京省”所指即“南京”，其义无别。我们可以从这个 1703年本看出，“南京地区的居民”是“那些资质好的说官话的人”，福建和“其它省份也各有自己的语音毛病”，“只有那些资质好的说官话的人，例如南京地区的居民，以及来自其它操官话的省份的人，[举南京因其先熟悉南京，“其它操官话的省份”大大降低了南京话的独特地位！]”才能把音发好。这些话不就是表明南京话是官话标准音？末尾在告诫传教士时，谈到cabecillas或词汇表，将南京话置于首位，也提到了北京话，不居首，但也有一定的地位。

而该书附录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的“诫律之五”的第二节的叙述文字，我提议，读者诸君必须特别聚精会神来读：“要想说好汉语，我们必须观察中国人如何发音，说出每个词。当我在此说到中国人的时候，我指的是那些熟通南京话的人；南京话是官话，也是中国所有其它方言的始祖。然而，我们应该记住，会说南京话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读书人，而只是因为他们是南京人、赣州人或信丰人。而北京和山东的方言略有不同。我们的词表完全是根据南京话来编的。”（中译本页181）[证据如山！]关键所在，不能有丝毫含糊，所以更有必要将英译文移录于下：“And to speak correctly we should observe how the Chinese pronounce the words.When I speak here of the Chinese, I have in mind the people who are erudite in the language of Nan-kin南京，which is the Mandarin[language] and Mother of the other language of China.However we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the mere fact that they speak it well does not mean they are learned men, but is only because they are from Nan kin, from Kan cheu赣州，or from Sin fung信丰，which is where this language is spoken natively.The languages of Pe kin北京，and of Xan tung山东，however, differ a bit [from the standard].Our glossaries conform faithfully to the language of Nan kin.”（英译本页255）这个1793年（相当于乾隆五十八年）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承认南京话是官话，并将它抬高到其它方言始祖（Mother of the other language of China）的地步，而对北京话略有微辞。对这些话我们可以略加演绎：

1、南京人当然说南京话，但是非南京人如赣州人、信丰人也会说南京话，可见南京话的流播区域不限于地理上的南京地区。

2、在讨论到发音的时候，“熟通南京话的人”跟“中国人”两个概念所指相同。

3、传教士要学好汉语发音，必须观察中国人如何发音，亦即观察熟通南京话的人如何发音。那南京音不是标准音是什么？

4、这个手稿本斩钉截铁地提出了：“南京话是官话，也是中国所有其它方言的始祖。”这太重要了！

5、“该书的词表完全是根据南京话来编的”，再结合刚才提到的“南京话是官话”，那么南京话具有唯一权威性。

6、北京话和山东话皆与南京话“略有不同”。

如今我们可以知道，在明代末年利玛窦和金尼阁对他们当时的汉语官话做了一番记述之后，清代初年西班牙传教士瓦罗、皮诺埃拉也对他们当时的官话作了精彩的描述，利玛窦1608年至1610年写书，金尼阁1613年至1614年作了增补，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则成于1682年，二者在时间上大致相接。明末的官话和清初的官话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瓦罗书的1703年广州刊本，跟179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手稿本都说明了清初南京话的崇高地位，尤其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手稿本说“南京话是官话”，将南京话奉为“中国所有其它方言的始祖”，“当我在此说到中国人的时候，我指的是那些熟通南京话的人”，尤其令我们震撼，感到无比的兴奋：“铁证如山，可以定谳矣。”

这些推崇南京话的话，都是白纸黑字，谁读了，谁还会否认明末清初的官话不是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呢？谁还会否认南京话在那个时代的汉语中的崇高地位呢？

我的明末官话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学术观点，是二十二年前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从字缝里看”出的，得来不易，虽然是我自己玩味久之，苦思精研而得，但是我要感谢何高济等先生，是他们在1983年翻译出版了《利玛窦中国札记》。到了当下的2005年，我又明确提出清初官话肯定是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那是读《华语官话语法》，“从字面上看”出的，得来不难，这要多谢两国翻译家的劳动，在此我要表示对柯蔚南先生和约瑟夫•列维先生的感激之情，是他们在2000年出版了《华语官话语法》的英译本；我同样感谢姚小平先生和马又清先生，他们在2003年出版了中译本。我也要感谢这次“‘近代汉语官话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组织者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先生们，没有他们的盛情邀请、催促，我就不会认真研读《华语官话语法》，从而写出这篇论文。

三、余论

余论之一：研究语言史当然应该重视语言的本体研究，但是语言本体对语言史的研究未必能提供足够的信息，如自囿于一隅而倡言开拓，必然遭逢困难。而且，就汉语语言史而言，它是中国史的一部分，研究语言史的学者应该辛勤搜觅、充分利用确凿可靠的文史资料以研究汉语语言史，所以我们要大力提倡“文史语言学”（详见拙作《学思录》，载《南大语言学》第二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条关键性的史料其价值完全可以超过千字万字的对语言材料的分析。1600年太监赠送南京男孩给泰西传教士一事，利玛窦意大利文原稿和金尼阁拉丁文本的译本的对勘后发现的差异，对于研究明末汉语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有关键性的意义，回避不得，轻视不得。而《华语官话语法》的广州刊本，尤其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对清初华语官话的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学说不啻是提供了铁证。这都是关键性的史料，它具有超常的证明力量！

余论之二：瓦罗以后，清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情况如何？我提供几条资料如下：

甲、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云，明治四年（1871）日本外务省设立汉语学所，教的仍是“唐话时代的南京语”，而至明治九年（1876）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其前身为汉语学所），则将“南京语教育转换成了北京语教育，唐通事以来的南京语教育就此告终”。这一史实也有力地证明了此前的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乙、清光绪五年（1879），安徽休宁人戈鲲化在宁波应聘至美国哈佛大学教汉语，他是第一位赴美洲教汉语的中国人，他教的是南京音，即南方官话。张宏生编集的《戈鲲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引录了推荐戈鲲化的美国人杜维德(Edward Bangs Drew)的话：“戈鲲化先生平时讲的是南京官话，这与北京官话差别不是很大。北京官话虽然流行，但南京官话使用得很普遍。”(页292)丙、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还有外籍学者研究南京话。1898年德国人屈奈特（Franz Kühnert）博士在维也纳出版了研究南京话的著作《南京方言》（Syllabar des NankingDialectes oder der correcten Aussprache sammt Vocabular），孙华先博士著有研究屈奈特《南京方言》的专著。同时又有美国人何美灵(K.Hemeling)着《南京官话》（Nanking Kuan Hua）（上海，1902）。

丁、《语言自迩集》（威妥玛着，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译序”根据很多资料，对官话及基础方言问题作了详细的研究，最后结论说：“大约是1850年前后，北京音才获得官话正音的地位。”我同意张卫东教授的观点。

读完之后，豁然开朗！以上我的逐条评论都是未看全文随感而发，也可能某些人疑问的，故未删除，供您参考。您的文章丝丝入扣，逐步消解的我的疑问，最后完全把我制服，以雄浑的高潮完成诗史般的交响乐。小子作学问应学习先生的这种精神！参考文献

古屋昭弘 1998 万济国《官话语法》中的罗马字拼音，《语苑撷英——庆祝唐作藩教授七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计翔翔

1995 明末在华天主教士金尼阁事迹考，《世界历史杂志》，1期 李荣

1985 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第1期

利玛窦著，刘俊余、王玉川译

1986 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光启出版社

利玛窦著，川名公平译

1982 マッテ-ォ•リッチ中国キリスト教布教史，岩波书店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1983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 六角恒广

1992 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鲁国尧

1985 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南京大学学报》第四期

鲁国尧

2003 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鲁国尧

2005 学思录：“×语”“×方言”和“说‘文史语言学’”，《南大语言学》第二编，商务印书馆

瓦罗著，姚小平、马又清译

2003 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威妥玛著，张卫东译

2002 语言自迩集——十九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北京大学出版社 魏嵩山

1995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东教育出版社

杨福绵

1995 罗明坚、利马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中国语言学报》第五期，商务印书馆

姚小平

2001 现存最早的汉语语法著作——瓦罗着《华语官话语法》简介，《中国语文》第5期

张宏生 2000 戈鲲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

D’Elia,Pasquale M.,S.J.1942-1949:Fonti Ricciane.3 vols.Rome:La Libreria dello Stato.Ricci, Matteo,S.j.& Trigault, Nicolas,S.J.Tr.by Gallagher, Louis J., S.J.1953: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1583-1610.New York :Random Home.Varo,Francisco 2000[1703]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W.South Coblin.& Joseph A Levi.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第二篇：方言研究

浅析我国方言的保护与传承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如皋分院

中文与社会科学系

徐静静 【摘要】近几十年来，我国在各地大力推广普通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方言的发展。针对这种现象，社会上出现了若干观点，部分专家认为大力推广普通话可以完成民族语言统一，增强民族凝聚力；而另一部分专家呼吁保护方言这种历史文化的载体，在传承和保护方言的同时合理推广普通话。本文试图从以上几种角度出发，对方言的存在意义进行讨论，进而对如何保护传承方言提出一些见解。【关键词】方言；现状；保护与传承

一、引言

方言的起源应该就是语言的起源。最先的方言实际上就是语言，当然，最先的语言实际上也就是方言。语言刚刚产生，分化与统一都还谈不上，语言和方言就是一致的。语言的统一和分化，往往和社会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社会的变迁，语言就发展、变化，逐渐就产生了语言的分支———方言。

二、我国方言的现状

我国的汉语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由于历史与地理条件的影响，根据语言特点可分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有此可以看出，汉语的分布也存在相对分散的南北差异。

为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言——普通话。语言交流的障碍消除了，普通话成为我国正式的官方语言。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竟将其与保护方言对立起来，致使近年来中华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很多地方的方言都在逐渐消失，一些少数民族甚至发展到了只有几个年过古稀的老人还会说方言的情况，一旦这些老人百年之后，这些地方的方言也将彻底成为历史。

方言日渐衰微，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普通话的冲击：大力推力普通话是现代人交流的大趋势，而且讲普通话是从孩子抓起，这固然是件好事，但随之也会带来方言的萎缩。

2、部分人主动选择放弃方言：农民进城打工者遍布中国甚至世界，一些青壮年纷纷告别了故乡走进了城市，在家留守者大多数是老人。随着国家逐步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给这些打工者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于是这些打工者进入城市后更愿意在城市扎根下来，自然而然的就放弃了方言，从而讲起普通话。

3、以普通话为主流的交流日趋密切：我国的大交通已经建成立体便捷的交通体系，全国各地的县级以上城市都慢慢加入了这样便捷的交通网，交流联系上日益密切，民众迁移变得更加容易，各地都可以逐渐成为一个个不同大小的移民区，这更加速了方言的消亡速度。

4、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外语热潮兴起：近年我国的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必然会掀起一股又一股的外语热，讲外语及外语的翻译也是以普通话为基础，所以这也会加快方言的消亡。

5、对方言认识不足：现今仍有很多人认为方言会阻碍名民族社会交流，忽略了方言对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一味对方言抱有排斥态度，造成方言影响日渐减小。

三、方言的存与废

（一）方言灭亡说

方言的产生和保护主要是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地域隔绝等原因，随着现代社会交往发达、人口流动频繁、传媒日益渗透，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生活方式受到推崇，而对现代生活的模仿与向往加速了网络语言和大众流行语言的入侵。普及推广普通话，只能使孩子远离自己的母语——方言，很多年轻人不再熟悉本地方言土语，因而方言的话语空间越来越小，生存空间越来越局促，失去了方言的地域文化色彩。一部分人甚至断言因为普通话的盛行，方言在下一代会逐渐消失。

（二）方言过盛说

也有人说过，近些年虽然国家一再大力推广普通话，但是各地方言各自独立发展的势头仍然没有减退，很多地方尤其是南方各地自成一派，因为所说的方言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地域排斥，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有着极强烈的地理优越感，而不发达的地区又有着一定仇视排斥心理，在合作上难免心中存在隔阂，严重影响了各地区人民之间的团结与共同进步，大大分散了名族的凝聚力。

为了所谓的保护方言，影视传媒大张旗鼓地有了方言幽默——搞笑作品；有了网络中流行的读请方言；有了越是今天发达地区的方言，越不肯“屈服”于普通话的局面。曾经的十里洋场，如今的长江三角洲的老大——上海，派头十足，连外乡来了也得入乡随俗，赶时髦学说上海话。有着“东方之珠”美誉的珠江三角，借改革的东风，更是财大气粗腰杆硬，粤语白话不仅横行珠三角，横行演艺界，而且悄然进入北方，在追逐时髦的年轻人当中成了时尚、魅力、会做生意的代名词。诸如此类，无视方言作为现代交际工具之短，凭借着自己强大的经济优势，顽强地抵制着普通话的推广与普及。学说“方言”的声浪似有日趋扩大之势，这其实是极不正常的。各种方言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但我们不得不选定一种方言作为名族共同语，是在元明清六百年定都北京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是六百年“官话”的强势地位逐渐造成的。各地方言虽然重要，但是在保护的同时也应该尊重普通话的存在，这样才能够促进民众之间交流顺畅，增强名族凝聚力。

（三）方言与普通话并存说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多次强调，普及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具体而言，正式的场合和公众交际的场合要求人们讲普通话，但并不排除大家在非正式场合讲方言。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语研究室主任游汝杰认为，方言和普通话的社会功能不一样，不同场合用不同的语言，学会言语分工是交际能力增强的表现。沪语研究专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认为，经济能全球化，文化不能单一化，而应该多样化。“以前认为普通话好，方言不好，其实不尽然，方言的词汇十分丰富，来自生活，正是文化的载体和体现。”同时，普通话推广时，也应该有一些好的方言被吸引收到普通话。反之亦然，形成两者之间的互补、互动、双赢关系。“宽松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传承与保护方言的同时推广普通话，在教育教学、公务活动和公共交际中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并非歧视方言。更不是要消灭方言。

四、方言的存在意义

（一）方言传承是地域文化的直接标志

中国地域广阔，古文明遗存甚多，有的东西挖出后的鉴别可能只有用当地的方言才能进行说明解释，所以方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虽然方言的存在确实对各地的交流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不同方言区的人们在言语交流时甚至会出现阻隔和误会。比如：山西离石人说“办喜事”，外来人则会听为“办死尸”；广东人说“私有制”，外来人则会听为“四游记”；广西人说“开始”，外来人则会听为“该死”；更多方言区的人说“奶奶”，外来人则听为“来来”等等。难以听懂甚至无法沟通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但正是这些方言的存在才使中国的古老文明得以不断传承，不同的方言代表了这个地方的发展历史，象征了一种古老的悠久的文化，正因为有了这些各异的方言，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战争的岁月里，中国才不会被外界所轻易同化，不会被侵略者所左右，中华文化最终得以最好的保存与传播，方言在很大程度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方言有利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从民间文化的价值看，方言保护有利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其多样性反应了文化的丰富性。方言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类别，是地域文化的鲜明标志，文化往往体现在公民符号之中，社会成员通过这些符号交流思想，维系世代，而语言就是最典型的符号系统。方言不仅仅表现为语音、语法和词汇的不同，其形成有着悠久的自身动态历史，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起到了传承与反映文化的作用，并且它对于地域文化的反映是全方位的，也是经年不衰的。它既体现了一个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反映了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与风俗民情。通过对方言的了解，可以对当地社会演变、人民迁徙、地理阻隔、名族融合及语言接触等都有一个更为清晰和透彻的了解。此外，方言还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开发历史、聚落方式、行政区别、交通状况、地区风物、习俗、观念等情况。因此，操着不同方言口音的人往往就代表着不同地域文化，也给对话者带来了不尽相同的文化心理感受。

（三）方言是社会从属的重要标志，是历史文化认同的直接载体

方言是历史文化认同的直接载体，一个地区最突出、最直接的历史文化载体就是语言，语言是一个从属于某个社会群体的重要标志，是表现民族感情、体现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基本手段，是一个民族或群体的历史记忆工具，包含了现存社会群体对历代先辈相连的延续之感，是区分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名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就表达了一个五十多年离家在外的人对家乡强烈的情感。同样，身处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听到了熟悉的乡音，总会感到无比的亲切。

（四）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基础，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谁都知道，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中，用方言表达要比普通话自然流畅。方言作为普通话的地域分支，作为局部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交往的交际工具，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就具有涵养与传播地域文化的作用，地方戏曲、地方文艺和地方文学就带有许多方言的痕迹。

五、方言的传承与保护

由以上方言存在的重要意义可以看出，我国的方言不但要保护好，还要努力传承下去。在方言的传承与保护上有如下几点建议：

（一）正确处理好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给予方言合理宽容的文化生存空间

方言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或工具，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应得到精心保护和充分利用。我们要端正对方言的认识，当前出现的唯普通话是尊、杜绝公共传媒出现方言话语的态式则未免有失偏颇，虽然普通话的优势和作用无可厚非。但是普通话毕竟也有其不足，尤其是在某些文化情况下的表现力比起方言土语来要贫乏苍白的多。普通话代表着一个城市或地方与外界的交往程度、外来人口的规模、城市的宽容度等，方言则代表着一个地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及历史的悠久程度。作为语言使用的主体，每个人都有权利利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因此，对待二者不应厚此薄渡，而应采取公允的取长补短的态度。任方言自生自灭的做法是不负责的，而强迫使用或推广方言的做法也是不符合现代发展趋势的。对方言多一些尊重，这既意味着尊重说话人的话语权，又意味着对不同地域文化的尊重。

（二）有体系、有重点、有计划地保护方言

1、各级政府应对方言保护给予以关注，组织力量，深入挖掘当地方言，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如录制DVD光盘进行保护，在录制中一是选择文化素质高的人用当地方言土语对话，二是选择一批会当地土语的老年人进行对话录制。对方言的保护，要充分挖掘录制，并加以文字材料对照，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保护，这样才能准确了解方言的发音方式和音调。

2、组织专家对民族语言进行系统整理，并成立专门的博物馆进行这方便的保护。

3、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要加大对保护民族语言多样性宣传力度，避免出现方言逐渐消失的情况，让文化真正传承下去。

4、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挖掘、保护方言。

（三）学校、家庭教育应重视方言，积极鼓励青少年学习方言这种民间文化载体

学生时代是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如果在这个阶段不系统地学习母语方言，那么对方言的生存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教育机构不但应该提倡使用普通话，同时也要看到方言的重要性。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大学里我们在说好普通话与他人更好交流的同时，也要以各自的方言为特点发展家乡特色文化。

参考文献：1.《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袁家骅等著

语文出版社 200

12.、《汉语方言学》 李如龙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3.《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与实践》 钱曾怡 商务印书馆 2002

第三篇：方言研究

安庆古方言之历史研究------商南方言的探秘

在“商南同乡网”看到网友发的一个帖子讲述在陕西省的南部地区流行的一种方言与陕西大部分地区的语言大相径庭，如“569”意思是指“鹅卵石”、“瓜固儿”意思是“河蚌”、“孩（鞋）篮簸”意思指“针线篮子”、“夹肢窝”意思指“腋窝”、“开踢坡”意思指“膝盖”、“水鸡儿”意思指“田蛙”、“讲（读赶）奶奶” 意思指“谈对象、找老婆” 等等、，这些方言在陕西商南县尤为流行，被当地人称为“商南方言”。

在长江中下游北岸有一座城市安庆市，这里的方言与“商南方言”完全一致，其实两地的方言语系是同一种语系，即所谓的“商南方言”就是“安庆方言”。为什么相距千里的两个地方会说同一种语言，这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原因。

在清朝盛世时期，政府推行的是按户按丁纳税的税收政策，因此，地方人口的多少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数量。清朝初期，陕西南部地区人口稀少，其原因是因为明末李自成起义根据地在商洛地区，起义失败后，清军在当地实行清剿起义农民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当地人口损失极为严重，以至于在清政府成立后一段时间在陕西南部形成了地方上“有官可置、无民可治”的现象，地方政府税收寥寥无几。为改变这种现象，清政府借鉴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经验，便继续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向陕西南部山区实施强制性移民，这次移民始发地除了湖南湖北外，安徽省安庆地区的居民也成为这次移民的主力军。

安徽省安庆地区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的最大的地区，辖一市八个县，历史还曾管辖长江南岸的池洲市和至德县和东流县（东至）。安庆在清朝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是安徽省的省会城市，这里人口众多。当清政府从安庆向陕西实行移民初期，采取的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强制手段，移民在迁徙路线上，沿途各州县政府采取接应和监督措施以防移民私自回老家。（这个事实在《安徽潜阳王氏家谱》和《商南县志》上有所描述）此次移民的起始时间大概在乾隆前期，在安庆的一些家谱中描述于乾隆初年就有安庆人被迁徙到陕西（《安庆福六堂刘氏家谱》记载族人于乾隆初年迁居陕西），而且当时被迁徙的安庆居民相对来留在老家的兄弟们而言是一些强壮的劳力，因为当时陕西南部相对于安庆地区其生存条件要艰苦一些，可以说这些移民为家族作出了相当大的牺牲。这些移民达陕西后逐渐站稳脚跟，艰苦创业，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以至于在清乾隆后期当安庆地区遭遇大水和大旱而发生饥荒时，早期到达陕西的安庆移民已经有能力接纳了大批安庆的兄弟和老乡，为他们提供避难所。由此看来安庆人迁徙陕西的时间不是集中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而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至于在这次移民中安庆地区究竟有多少人去了陕西，由于历史记载很少，已经很难推断，安庆地区官方史志上已没有丝毫记载安庆人迁徙陕西的文字，这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只能从一些相关的信息中我们才能获知这次移民是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安庆市桐城县（现已经改制为桐城市）文史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曾在研究桐城人口变化时惊奇地发现清初期的桐城人口居然与现在的桐城人口相持平，按照中国人口发展规律，近三百年时间人口数量不变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如今看来，这种现象与安庆人移民陕西结合起来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复旦大学曹树基教授撰有专研《清代安庆移民迁往陕南资料汇编》，通过研究陕西南部一些地方志和文献得出结论，陕西商州、兴安州、汉中府在乾隆期间吸纳了来自于赣楚粤皖川等地的大量的移民，且移民前的人口数与移民后的人口数比例达一比十，来自于安徽省安庆地区的移民则集中在商州，其中商南县、山阳、镇安等县安庆人最为集中，《商南县志》记载“乾隆二十年后，江南安庆数县人襁负迁商、爰得我所，闻风兴起，接踵者日众，此商南有‘小太湖’之名也”，这说明迁入商南的安庆人在当时人口中已占大多数。这里的太湖是指安庆地区太湖县。这里再讲一个小插曲，上个世纪末，曾经有商南王姓人到江苏无锡太湖去寻根问祖毫无收获，后辗转到安庆太湖，一到太湖，此人就确定此处是其老祖宗的祖居地，因为这里的语言与商南话完全一致，后来果然不出所料在安庆太湖找到了祖居地。

曹教授通过对部分府志的研究得出一个移民人口的保守估计：陕西商州、兴安州、汉中府在乾隆期间移民人数在300万以上，其中兴安101万、汉中141万、商州68万，而根据商州数据推算，陕南（包括镇安等地）则有移民120万以上。我们通过对安庆一些家谱的研究表明，这次安庆人移民最终目的地不仅仅是陕西，而在湖北的郧西、河南的淅川也有大量的安庆移民，这说明发生在乾隆年间的移民数量要远远大于曹教授的保守估算。

虽然目前无法得知安庆人迁居商南县的有多少人，但从语言传承关系可以推断，现在商南人的大多数应该是安庆移民的后代，所谓的“商南方言”就是“安庆方言”。方言

普通话

解释

开踢坡

膝盖

坡在安庆话中有骨关节的意思，读音为bo，安庆话中B和P常混用。

板牙

门牙

旧安庆民居正门无墙，有一扇扇活动木板组合而成，称之门板。延用。

耳刀

耳朵

安庆话“朵”DUO读DO少了中间的“U”，“耳刀”为“耳朵儿”联读音。谬

没有

MIU，没有的连读音。夹肢窝

腋下

加读GA（嘎）。

下巴角

下巴

读HA4（哈）PA2（爬）GUO（国）。安庆语中常有XI=H、JI=G、B=P。

毛

发

头毛、狂毛（卷发）。

眼睛罩

眼镜

读EanEingZHao,其中E发音为鼻音，为现代汉语音标所没有。

拐子

瘸足人

安庆话中拐子也指拐卖儿童的人。

脚

足

安庆话中JIAO读JUO、GUO、GAO三种声，如嚼、角、觉。

沟积

垢

皮肤汗腺排泄物。鞋

鞋

XIE读HAI，同序2。光头

男孩

脖子

颈

淬子

烧水壶

淬字读音准确为CEI平声，安庆口语中UI发音多为EI 排刀

菜刀

569

鹅卵石

典型的安庆土语

吊子

罐

放在灶中煨汤的陶罐，又称吊罐。

靸 sā子

拖鞋

又称鞋踏子、踏子 舌条

舌头

口条

猪舌

水鸡儿

青蛙

又如：田鸡、石鸡（石蛙）等。手帖子

手帕

有发音为“手捏子”。水焐子

热水袋

菜秧儿

小白菜

六谷子

玉米

安庆人认为玉米为五谷杂粮之后的第六种粮食,“六”安庆话读LOU 癞头鼓子

癞蛤蟆

因其叫声和形象而称之 冻疱子

冻疮

BAO读成PAO疱 不好过

生病

背心

脊背

纷皮

皮屑

皮读第三声

侉饼

一种烧饼

与北方烧饼不同,侉饼油条为安庆特有的早点之一

板笏

同侉饼

桐城市将侉饼读成板笏，取其形状象过去大臣上朝时手捧的”笏”.之意。混子

青鱼

鲲鱼KUN读成HUN 手妈子

手套

妈指儿

手指

“拇指”的安庆音

手爪

手指

手爪在安庆口语中仅指人类的手指

烧锅的老婆

还有“屋里的”“家里的”，“的”音为DI，安庆人“的”、“地”音不分

老板

老板、老公

老板有“自己的男人”之意，同意思的还有“老的”。

爹爹

爷爷

与北方人对“爹”的理解不同 伯伯

父亲

读“北北” 大大

父亲

“大大”读第一声

家公

外公

家JIA读GA，又如家婆=外婆 佬

叔

佬佬为叔叔，与普通话“姥姥”为外婆同音

讲奶奶

讨亲

讲奶的们，托人找对象的意思。“讲”安庆话读“GANG” 到婆家去

女子出嫁

小伢

小孩

伢读A的鼻音 光头

男孩

草狗

男孩

泼皮

指小孩身体好能吃苦，好养活。“皮”为轻声。

上人

长辈

顺手

右手

古语中左为上右为下，到安庆话演变成顺和反。反手=左手

指嘎

手指甲

手拇虫儿 哪个

谁

个读GUO或GO 炆蛋

茶叶蛋

么落地

哪里

什么省去什，又如：么事、么话、么会等

麻石条

青石板路

安庆盛产花岗岩，其色白带黑斑，如芝麻。用花岗岩铺路，故称之。搭小锅

过家家

围颈

围巾

楼梯坡

台阶

条把

扫帚

条帚

茅厕

厕所

又有称：登缸、一号 告状

拉屎

角子

硬币

JIAO读成GUO=GO 挑子

调羹、勺

锅荫

厨房

堂荫指客厅、天井 房间里

卧室里面

间读成GAN 肫

禽类的胃

“肫”读Jun,四声，即为北方的“胗子”

蓠蒿芽

安庆的一种名菜，香脆可口，春季上市，与咸肉（安庆人称之腊肉）炒。落子

垃圾

擂

低头猛走

擂读第一声，同义的还有“驼” 高头

上面

头读兜 底下

下面

下读哈，四声。同时作动词，如：把货下下来

兜

兜在安庆话中为根部的意思，如树兜、菜兜等

包被

小被子

婴幼儿用的被子

背褡儿

背心

褡为古语常用字，安庆话中古用语常见

来事

好

事读SI，同英文nice义。掸水

抄水

把蔬菜等放在沸水里略煮捞出 囊[niang3] 洗

清洗

跳

炒

在旺火上略。[例]小菜秧~几哈兹就熟了，很炒还吵老了哎！

铺

做汤

汤铺了，漫了。炖肉汤漂起的杂质；漫溢。把~舀掉；汤~出来了。

逼

沥

把液体和固体分离，把汤逼出来。

堂灰

灰尘

同义的有：腾灰 落脚货

剩下的昼

白天

安庆话常用古语“昼”指白天，如上昼、下昼

炸肉

粉蒸肉

炸娘子

知了

炸读第一声 茶壶炉子

开水房

车

转、打眼

车，古语。例：把头车过去、在木头上车个洞。

小包车

小轿车

嘻

玩、戏

嘶的

雪子

几多

机司

强嘴

清儿八早

以小儿

义

一阵

于是

该

巷道

后着

朝儿=大后天，昨朝啊西

乖乖隆冬等 叫喊

冰雹

多少

司机

顶嘴狡辩

清晨

从小

一起

合适

欠

胡同

后天

=昨天、前朝 感叹词

古汉语，读XI，如：清嘶鬼叫

犟嘴，JIANG读QIANG

有古语“从×××时起”的含 我们~到迎江寺去玩

满意、顺当等意思

他还~我一顿饭呢！

明朝=明天、后朝=后天、大后=前天

与之同义的有：啊嗟、乖乖，上街

玩、戏

JIE读成GAI 裤兜裤头

短裤

电石

电池

痴（嗤）

滑

可能是“驰”或象声字“嗤”。如：哦绰着平底还，地哈滑，痴搭倒着

痛嘴

接吻

经典！听起来很过瘾。例：乖，两个痛着直炸地。

把

端

把屎、把尿 屙

拉

读窝WO 赖尿

尿床

啊介

语气助词

表示惊讶，很传神助词（啊嗟，“嗟”在安庆话中常单独使用）撑瞌子

打盹

撑读成岑 作兴

时兴

流行的意思

作

自作自受

一国人作嘛，要不然早考着大习哟（连读）（大习哟：大学。学读成XO）走时

走运

扎zā

缝

有“系、插、缝”等意思 老逼

厉害

BI指女阴部，安庆话常有用BI骂人的，有重男轻女之意思

轧钢

厉害

扎干，不知从何意引申而来 跎

猛

同义词有：骇（读黒HEI3），[例]：那个扒手看到公安局的，~起来跑。

海

很多

[例]该上有一~地人。街上有很多人

标

射出

液体从狭小的孔眼迅速射出。嗯窝尿，能标几米远？

翻膘

翻身

尺鱼

剖鱼

闹

毒

来不彻

来不及

唆

吮吸

困觉

睡觉

打平伙

AA制分摊

耷

摔倒、跌

躲猫

捉迷藏

渣

张开

搛

夹

溜骚

敏捷

（SUO4）有快的意思

撩俏

利索、爽快

回潮

返潮

巧

便宜，刚好

就多买。

嗯晚上困告，高低～。

如：老鼠药（读哟）~死人

读SUO1或SO 也含XX意，觉读GAO

跌古语中多音字也读DA

音，字不确定

用筷子搛菜

指人身手敏捷的意思!骚会办事

经典口语。如：菜卖巧一点，去掉多的划不来

损失更大

谬感头鸟

没有讲的，不要再提了。谬：没有，安庆话常用词，讲读成GAN 摸

磨蹭

烫饭

水煮饭

著

堵塞

读ZHU，气著着心 肘

转，拧

故意肘着搞

呕

郁闷

做动词、形容词。呕人的事情，心里呕着。读四声

暗了

天暗、迟到

古汉语“晏”---日之将落的意思。

鬼画婆

乱讲话

鬼画符

卡（KA1）夹

[例]牛肉气多了~牙齿 开先

开始

起先，开头，起头等 SAI3

打

同义气词有：揹 掼

摔

读KUANG4 捶

来回地砸

音夺 眡

眯看、斜视

音CI1 杪

尖梢

树杪子、菜杪子 孬子

傻子

兀

那

如：兀伢皮耶（那小孩调皮）渠

他

读KEI1 嚼蛆

嘴不干净

同义词有：著屎

第四篇：保德方言研究

1楼

一、“其” 字

保德土话中有一种古语现象，是值得研究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兴干部下乡。下乡干部到群众家中吃派饭，发现讲究点的人家三顿饭用桌子，盐醋辣椒筷子等都摆在桌子上，不甚讲究的用人家则盘子，什么都放在盘子中，这是不相同处。但有一点相同之处，是端上饭菜来，总要说一声“其吃”或“其喝”，开始下乡干部在听了“其吃”、“其喝”后总是静静地等候着，以为“其吃”、“其喝”是大家一齐吃的意思。但老乡家男女主人翁说“其吃”、“其喝”时，他们并不来吃喝。怎么回事呢？时间长了，下乡干部领会了“其吃”、“其喝”的真实含义。以后，男女主人端来饭菜，说了“其吃”后，下乡干部就开始吃喝起来，而男女主人看着下乡干部吃喝得很自然，也感到满意、欣慰！其实这是一种古老的语言用法，是一种几千年来一直承传下来的语言现象。与“其吃”、“其喝”同类型的还有“其跑”、“其跳”、“其喊”、“其叫”、“其哭”、“其笑”、“其打”、“其闹”等等，一个行为动词前加一个“其”字构成了这种句式，或在“其”字前加“我”、“你”、“她（他）”或在“其”字后再加状语成分，如“你其好好哭”，“他其劲管闹腾”等等。查“其”字，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有多种义项，其中之一是副词，表示祈使、期望，作当、可的意思用。在《诗经》中这种用法比较普遍，《维天之命》一篇中有“假以溢我，我其收之”。（美好的东西让我安宁，我接受恩惠自当牢记）在《左传·肴之战》中有“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攻郑国打不下来，围郑国又接续不上，我军可返回去了。）

“其吃”、“其喝”是实际上就是说放开了吃、放开了喝！。

二、“彖论”

还是这个干部，晚上组织社员学习文件，大队支书主持会议，会前社员们议论纷纷，说东道西，室内一片嗡嗡的声音。支书说：“不用彖论了，咱们开始学习文件吧。”下乡干部听不懂“彖论”是什么意思。这彖论就是瞎议论的意思，就解释而言，就比较灵活宽泛。有作正面解释的，也有从反面解释的。

三、“龟（qiu)兹(ci)琵琶”

晚上学习将要结束，两个年轻人因争一棒自卷旱烟而发生对骂，支书立刻喝住年轻人：“不要动不动就龟兹琵琶，不怕人笑话。”这里的“龟兹琵琶”，也是一个土语。记得上中学时，历史课上，对“龟兹”的“龟”，老师特地说这个字读“qiu”，而不能读成乌龟的龟“gui”。“龟兹”是汉代西域国名即今新疆库车一带，“琵琶”出于胡中，即少数名族乐器，用五指弹奏。“龟（qiu)兹(ci)琵琶”是一种少数民族乐器，最初弹奏少数民族乐曲，因“龟”与毬同音，保德人离毬不说话，“龟兹琵琶”演变为说话不文明、不礼貌，或者胡说八道的代名词。

不用堪船列 黄大门----突然 给爷们 可嵌立----很好 脏家立----问 麻求烦立----麻烦 日脏死列----东西脏 同蝗地----突然 羊吗各念 失特 起阔

但求是----不好 脏地谷----问 无立不----累吗 各扎的

奏是门----是的意思 可不用列 灰眯墩眼 裂脯弹胯 犟迷六眼 恶水死列----脏 别迷塌眼 日能的----见甚绞甚 死兼完嫌 日你捏----骂人 撇比立----胡说 恶水哇恰----脏 捏迷四眼----傻 哪各呀----去哪儿 糊嚼蔓菁软各蛋 没求甚意思----没意思 求也烂不成----不成事 死德远远儿地家----滚开 在一打立门----在一起 散德列----失德 放别糜子呀 直二儿----今天 可神不收立----厉害 害也节----吃饭 打砸子----吃饭 求吗各咋----峦甚头子立----做什么啊 日粗各吧----说大话

克并应嚼你大那石练古列----说胡话 底哈头列碰懒比骷子呀 奏将觉儿门----刚才 传死鬼 死娃子孩儿

德给一着着儿----过一会儿 恶撒----骂人 冲着列 夜来----昨天 面儿----明天 各棱坡

求也拦不成----什么也做不了

兜没的-----捕风捉影

拉黑牛-----当托儿

尿也不尿-----不理的贬义用法

悉板灰-----很糟糕

忽绕-----指人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忽抽-----快速抽送

拉谢灯-----关灯

松的-----懦弱

灰皮-----不务正业不干好事的人

行不上--------找不到

房撇－---房顶

楼各台－-----炉灶的边源

忽颤－-----上下左右不规则抖动

个台台－------一个高于地面的平面

行骨人—————找个人 黑将来—————傍晚

mie早起-----第二天早上

定懂——————思考

丢盹——————瞌睡

出溜倒———— 滑倒

个揪哈--------蹲着

费-----疼的时候会这么说

奔喽——脑门儿

各膝盖——膝盖

撇了——乱讲，瞎说

抬死你——整死你

甚——什么

脏来列——怎么了

悄鹊儿哇——安静

乃上求了---------习惯不同以往有点变态

物秃秃水------不烫的水

房摆后------房的后面

疙蛋-------疙瘩

不琅-----不规则圆柱体

不待要------懒得去做

前昌-------早晨

收午-------中午

后昌--------下午

难活--------难受

脚-------jie（拼音读一声）

药———ye 黑夜——he夜

麦子——mie子

墨水——mi 炕咧-------渴了

胖（一声）头———牛逼,嘘逼,欠逼头的人

妨主———————连累人的人

兰信———————丢人

比头———————耳光

毒子——————屁股

蛋求是-------不怎么样

各出的-----皱褶太多

各哩的-----痒

各留-----细长的物体不直

灰各跑-----指不是好人

哈各蛋-----圆的东西

各搅-----搅和

八各梁----抬杠

各洞-----洞 求迷性眼-----应呆板

鬼迷六眼-----心虚，胆怯

死迷庆眼-----没精神

鼻迷六眼-----不听话,一般说小孩子

鬼嚼牙擦谷-----瞎说

ruang各蛋---瞎说

方言的魅力2006-12-25 11:26 < 正>方言和民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二者互为因果。也就是说,由于有了某种民俗,然后才产生和这种民俗相联系的方言词语。换句话说,由于各地有不同的民俗,它即要求有不同的语言形式反映出来,而这不同的语言形式即表现为不同的方言词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方言,反过来又影响民俗。也就是说,各地方言在语音和词汇方面的差异,使得各地民俗不尽相同。本文着重谈谈方言对民俗的影响。

方言不仅自身就是一种重要民俗事象 ,而且是民俗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方言表现民俗的方式有四 :(1)方言单位概括指称民俗事象;(2)方言单位具体陈述民俗事象的内容;(3)方言单位旁涉夹带民俗事象;(4)方言单位折射出民俗的风貌。由于方言与民俗天成的、经常而普遍的规律性关系 ,有必要建立起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方言民俗学 ,以加强对其进行研究

方言记载了民俗 ,民俗反映了方言 ,方言与民俗密不可分 ,方言研究与民俗研究呈互动、互补关系。文章从 5个方面论述了二者的关系 ,指出只有将方言研究与民俗研究结合起来 ,由民俗收集方言 ,以方言探索民俗 ,才能取得新的突破

方言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民族文化，也是人们在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的时候，具有环境特色的地域文化。正因为“地域”的局限，所以我们在接受它的时候，既有音韵上的新鲜感，也有沟通上的障碍。咱们今天不说它的社会功能，只是从玩味和欣赏的角度，聊一聊地方方言的形象和情致。

关于方言，且不要说全国的56个少数民族，仅就我们汉族的方言看，各省有各省的，各县有各县的。即便是一个县，东西南北也有不同。就咱们忻州地区的十四个县、市来看，方言也是五花八门。比如原平，北面的人说话象代县，南面的人说话象忻州，东面的人说话象五台，西面的人说话象宁武，东南面的人说话象定襄。同样是对母亲的称呼，原平的中心地带和靠代县的地方叫“娘”，挨宁武的叫“妈”，临近五台的叫“波”咧，一进五台就叫成“嫫”了，再往南入了定襄就叫成“呀波”了。同样是在铁鏊上烙的米面饼，原平市附近的人叫“折饼”，东面同川一带就叫成“摊饭”了；而离原平只有七八里远的定襄是既不叫“折饼”，也不叫“摊饭”，而是叫“火儿”的快读“HUOR ”了。咱们通常说的“幽默”，方言有说“逗笑”的，有说“洋相”的，有说“日佯”的，有说“佯”的；普通话说在人身上捅到痒处叫“痒痒”或叫“胳肢”，方言叫“圪里”。普通话说一个人晚上在家里孤闷的时候叫“寂寞得不行”，原平叫“孤稀得不行”，繁峙县叫“SAO 得不行”，忻州叫“闷得不行”，而五台县更有意思，叫“灰得不行”。其它县的人说做了丢脸的事叫怕人“笑话”咧，而原平人叫怕人“小遇”咧；形容人好看、漂亮，方言更丰富：忻州说“吸人”，定襄说“带戏”，原平说“三知”，同川说“挂人”和“挂味”，繁峙县是说“顺眼”，还有叫“养人”的，河曲更简单，就一个字叫“奴”：比如说“这可是个‘奴女子’”，或者“奴小子”„„例子很多，数不胜数。至于日常生活里方言说的那些“死蔫倒气”、“哽丢NIA 才”、“日昏愣怔”等等不计其数。这些地地道道的方言，本地人听来是心领神会，外地人可就目瞪口呆了。

以上举的都是指同一个概念，叫法不同。下面我们从发音的角度看看方言带给我们的文化感受。从人类生存的空间来讲，因为人文地理和水土血脉对风俗文化的影响，对同一句话，说出的效果会千差万别。从语音和发声的角度，我把忻州地区十四个县、市的方言粗略地分了这么几个语系：从东往西排——“鼻音语系”（五寨、神池、宁武），“唇齿语系”（河曲、偏关、苛岚、保德），“唇嘘语系”（静乐、岚县、娄烦），“雁北语系”（繁峙、代县），“婆娑语系”（原平、忻州及其周边乡镇）和“江言语系”（五台、定襄）。

（1）先说鼻音语系。方言的鼻音是指发音渠道重在鼻腔（普通话重在口腔），鼻音与口音的比例是7：3。这种方言听起来只是鼻音偏重，并不影响交流。比如西八县有几个县说能、行、动、很„„“这天气冷得很咧！”他们是说“张天气冷得更怔咧！”“那还行咧，根本不行了（LAN）„..人们说某某某唱歌鼻音重，就是说他的鼻音和口音的比例不当。而标准发音时，鼻腔与口腔的比例正好相反是3：7。宁武县说话除了有鼻音之外，还有一些少见的称呼，说“我那妻子”，哪怕妻子只有40岁，他们也是说“我那老娘娘”。

（2）唇齿语系。这个语系的特点是从嘴唇和牙齿上反映出来。保德和偏关比较典型。保德人说话时，唇齿音大多靠前，舌根音大多靠后。比如他们说“我是保德县人”：“保”和“德”是唇前音，念“保德”；“县”是唇舌前音，念“县”；而“我”因为是舌根音，他们就念成“E”了。咱们洗脸用的脸盆，保德人不叫洗脸盆，是叫“楦子”；他们有时候说“好”不说好，是说“威”：“那人可威咧！”“这家伙倒威咧！”“那东西可威咧！”不管说人说事说东西，都能说威；如果是说人和东西不好，是说“川”：比如“川人”、“川小子！”、“川家伙！”、“川东西！”„„所以外地人说保德是“一‘威’代百好，一‘川’代百赖”，也是有道理的。

咱们再说说偏关。从发声的“语根”上说，偏关、河曲和苛岚在全市的14个县市中是比较接近普通话的。而偏关的土著同外地人的语言交流障碍，主要在“J、Q、X”和“Z、C、S ”的重叠上。也就是说，他们的JQX和ZCS不分，也是分不开的（当然出外多年和会说普通话的人例外）。咱们说“机器”他说ZC；咱说“司机”，他说SZ。有个娃娃对他哥哥说“哥哥，你看人家那机关枪上插得红旗旗，十分好看呢！”（普通话）偏关人是这样说的——（略）；一个少年对同学说“我去西沟我二姨姨家取双鞋，你去不去？”用偏关话说是这样的：“瓦垦司沟瓦二日日家取商司巴子，你垦呀不？”由于ZCS 和JQX的重叠和混淆，曾经还引起过一次小小的事件：1957年我和我的同学分配到偏关老营小学教书，有一天早上，一个学生端了一盆水到老师宿舍，见老师还没起床，他就说：“老师快起，起来快洗，洗了我给你老扫地”。我的同学也是外地人，听了以后非常愤怒，说他咒骂老师，要告长，找他家长算帐。其实还是方言造成的误会，他听不懂学生的偏关话：“老师快此（起），此（起）来快死（洗），死（洗）了我给你老烧纸（扫地）。”结果弄了一场笑话。

河、保、偏有些方言是共通的。比如去看病人，他们不叫看，不叫探，也不叫MAO，而叫“簇”（CU），我们老家同川更怪：去看病人叫“前”病人。河保偏说住不叫住，而是叫“姗”；住上两天叫姗上两天。

河曲县还有自己方言中的方言，典型的是下面这三个词儿：现在、突然、怎么。当地人不说“现在”，是说“无（如）今”；不说“突然”，是说“定猛”；不说“怎么”，是说“咋介咧”。

一位作家，他对民俗民情，情有独钟；一位怪才，他有他的丛楼文化工作室。钟情乡俚，博爱艺术，琴棋书画，幽默风趣-------文化名人郝丛楼作客105。7，为您讲述“方言趣谈”。（3）唇嘘语系。“唇嘘”是说发声时，上下唇浮合，气息从唇隙中挤出而发生的口语。比较典型的是静乐一带。比如“数钱”，他叫“斧钱”；“喝水”，他们叫“喝斧”；“杨树”，他们叫“杨富”；“舒服”，他们叫“夫服”„„。因为这个特点，有人编了两句话说：“左手拿着书，右手端着水，坐在树地下，喝水又看书，看我这舒不舒！”用静乐话说就是“左手夯着夫，右手端着夫，坐在付底哈，喝俯又看夫，你看鹅夫不夫！”

“我们数得数得就忘哩！”“历史、地理”„„说“你去哪儿来？”他们是说“你啦圪来来？”咱们说“脑袋”或者叫“头”，静乐的北路叫“骷髅”，南路叫“挠”；咱们说住的家叫“家”，他们叫“GUSI”（孤寺），普通话说“咱们回家去吧！”他们是说“咱们回孤寺些哇！”咱们说“一个两个三个”，他们说“一外两外三外”。一个初到静乐的原平大婶儿问卖货的买顶针，售货员问他“买几外？”大婶大吃一惊：我买那么多干甚？她把“外”听成“万”了，“买几外”就听成“买几万”了。这就是方言带来的笑话。

（4）雁北语系。繁峙和代县祖先们生存的人文环境和自然地域靠近雁门关，所以他们的语言自然就要归入雁北、大同一带的雁北语系。雁北语系从整体上说，除了韵调上的差异之外，其发音和发声的原始根基是属于“河北地脉”，所以大同人学普通话就非常快。比如“代县”二字的发音，普通话两个字都读去声（即四声），而繁峙人都要年成阳平（二声）为“代县”；“繁峙”两个字的读音普通话是二声和四声，繁峙人却要读成一声和二声。一毛钱两个饼子，他们说„„咱们说“这还能咧！”代县人说“果还能”，“打铃”是“打铃儿”，要儿化。咱们说“你”、“你老”；普通话说“您”；大同话说“你儿”：“你儿做啥去？”“我上街买点儿豆角子去”。您进来坐下，他是说“你儿入来坐上！”一个大同老人嫌她女儿懒咧，就骂她是“桂娥子，快给妈端尿盆子去，小心你爹回来打你的，没头鬼枪崩猴血淋淋的做啥呢！”大同话说起来就是另一种味道„„

（5）江言语系。主要是五台和定襄。这里的发音偏歧，主要是在13韵中“江阳”和“言前”的重叠和混淆上。“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五台和定襄人就唱成“共产DAN，XIAN 太YAN，照到哪里哪里恋”，把“党”、“阳”、“亮”这三个“江阳”字都念成“言前”字了。除此以外，这里的好多词语是儿化的：比如到县城，他们叫“到县儿”，叫地是“地儿”，村里叫“村儿”，老鼠叫“姑儿”，家里叫“家儿”，院里叫“院儿”，泽里村叫“左儿”，东力叫“东儿”，西营叫“西营儿”，巷子叫“赫乐儿”。相反该儿化的却不儿化：比如是开门儿，他们偏偏是“开门”，不带“儿”字。院里的门子，他们不叫院门，而是叫“廊门”；对对方不叫“人家”或者“别人”，而是叫“NIA ”（牙）；我们腿上的膝盖，他们叫“圪替盔”；感到别扭和难受时，他们叫“克量煞牙！”对一些生活细节上不正常的人，定襄人不说“不正常”，也不说“神经病”，而是说“带潮气”或者说是“潮阴夹背”，其实这些人当中，未必都是不正常的，有些人往往是具有宝贵个性或者是有独特见解甚至是具有创造性的人，但是在方言面前就被委屈和冤枉了。例子很多，这是定襄代代相传的语言偏歧。

五台的方言也有意思。除了“江阳”“言前”相混之外，它还有自己的个性语言。咱们问“哪里？”它是“呢已”，同意别人的话时不说“那当然”，是说“外鲜来”，好不好是说“艳散不艳散”，对妈的哥哥弟弟不叫舅舅，是叫“九九”，叫妈是叫“嫫”。问话“怎么回事儿？”五台是说“左列哩？”。还有些是T Q不分：如钱儿碟子老天爷，他们说“钱儿切子老千也”。

（6）婆娑语系。这个语系比较突出的是原平和忻州。比如你我的“我”和爬坡的“坡”，普通话说——我们同川是——原平是说“GE”和“PE”；忻州就成了“AE”和“PE”了。普通话说“这样那样”，原平是“直喋勿喋”，我们同川人是说“争怪温怪”。当一个人同意别人的说法或做法时，这里的方言不是说“是是是”或者“对对对”，而是说“外红胜”；说别人好看，乡下的老人们不说好看和漂亮，而是说“切塔”——看那闺女才“切塔咧！”原平最特殊的字音是“舌移音”，这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比如“鱼”、“去”、“女”：原平人不读YU QU NV，而是在发音时突然把舌头向后移去，便成了“鱼”：搓鱼鱼，我出去，这个女女„„ 忻州方言的重点特色是在13韵的“婆娑韵”和“江阳韵”上。比如我、多、火、破、婆（老婆叫老婆和婆姨）、拖、锅、罗等等。所以《黄土高坡》这首歌用忻州话唱就有意思（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忻州话有个规律：凡是“婆娑韵”的字都出方言效果，其次是“江阳韵”的字。在1963年那个困难年代，有个中年妇女嫌她二哥肚大能吃，她和另一个同龄人是这样说的：“我的个婶子，你说我那个饿鬼二哥，他早上起来喝了三碗蛋汤，就上蒜瓣子，吃了三个馍馍两个窝窝，还有这么大的个玉茭子棒棒子，又上街上称了三斤果子二斤梨，吃了个大响光么干干净。真个妨主咧！”听来也普通，但是用忻州话一说，就是另一种味道了（略）„„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听了郝丛楼先生讲述的方言趣谈，您有什么感受呢？郝丛楼认为：方言对于地域文化的研究，很有意义，对人们的意图表达和思想交流却有障碍，出现这种局限是很自然的。历史的时间是悠久的，方言的空间是狭窄的。这种“狭窄”是因为远年通信的闭塞和交通的落后所造成的，这是方言很难延伸和扩张的主要原因。（主持人）确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方言虽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发展障碍，但是，她那种独有的地方气息，乡土文化，却总有一股亲情和感染力，影响着被这方水土养育的人！

民俗文化是民众的生活文化，它与民众所处的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紧密相关。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耕生产为主业的社会，因而围绕着农耕生活累积形成的中国民俗具有一种大农业的特点。中国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民俗具有独特的民族气质。中国民俗文化特征主要有以下表现：

多元性与复合性 中国民俗因为民族文化的关系呈现出多元复合的性格特征。中国自立国之始，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今天56个民族共处的状态。在中华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民族习俗被接纳到中华文化体系之中，但程度不一地保存着各自的民俗特性，从而丰富了中国的民俗文化。

中国民俗的多元特性不仅体现在各民族不同习俗上，还表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民俗共存上。既有繁华的都市民俗，也有古朴的乡村民俗，还有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地保持着原始的民俗生活形态。在中国统一的地域空间内共存着不同性质的民俗文化，体现了中国民俗的多元特性。

我们在探讨中国民俗多元性特点时，不能忘记中国民俗的另一特性即复合性。多元性与复合性紧密相关。中华文化向以包容四方的气象著称于世，其中民俗涵化之功甚伟。自古及今民族文化的融合，首先是民俗层面的接纳，民俗化人于细微处，却影响深远。汉俗中复合了不少少数民族习俗，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纯粹意义的汉俗，只有民俗复合时间的早晚而已。同样，现存的各少数民族也程度不一地受到汉俗影响。

阶层性与地方性 首先看阶层性，这是就社会民俗的纵向分布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中，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广大民众，是民俗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承载者，因此民俗文化主要体现了他们的认识与思想要求，具有较强的民间性特点。不仅中下层社会相较于上层社会有着层位的差别，就是中下层社会内部亦有着民俗差异。农民与手工业者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因此形成了淳朴、节俭、勤劳的民俗本色。而属于中层社会的商人与城市平民，他们的民俗观念与民俗行为有着自己的层位特色，在行业的竞争与酬对中，他们逐渐养成铺张、浮靡、好新慕异的风尚。居于社会支配地位的达官贵人，他们拥有明显区别于社会中下层的生活方式，因此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当然，在传统社会中，各阶层之间仍然有着部分具有共同意义的习俗。

其次是地方性，这是就民俗的区位性特点而言。除了中华民族文化大传统之外，各个地方依自己的特殊生境形成了服务地方的文化小传统。乡民的生活文化具有明显的地方性，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还有一种说法是“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这是较概略的区分。总之，民俗文化的发生、发展、演变是在一定地域空间下进行的，它受地理环境、人们谋生方式与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民俗文化显现出浓烈的地方特色。

神秘性与实用性 神秘与实用是中国传统民俗的一大特性，这是就民俗事象本身性质来说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民众的实用目的，大多依靠神秘的民俗行为来促成，神秘性事象无论怎样复杂，目的也只有一个，即服务于人们的生活需要。

首先看中国民俗的神秘性。民间传承着大量古老风习，“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依然浓烈，民俗事象大多蒙上了神秘色彩。佛、道二教的传播与流行，尤其是道教对民俗生活的介入，使中国传统民俗的神秘色彩更为浓厚。

其次，实用性。实用性是中国民俗最本质的特点，民俗服务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人们依赖民俗开展生产，繁衍后代，寻求精神愉快。民众创造了民俗，民俗服务了民众。民俗信仰的直接功利性是它区别于一般宗教信仰的根本特征之一。当然，中国民俗的实用性，不仅仅表现在信仰心理方面，更重要的是许多民俗活动在民众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效用。

稳定性与变异性 民俗文化因其传承的特殊性，在日常生活中人相袭，代相传，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但民俗作为一种基础文化，它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它随着时空的变化不断地发生变异，形成了与稳定性相联系的变异性特征。稳定性，是中国民俗性格突出表现之一。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虽然发生了几十次大规模的王朝更迭的战争，但农业社会的基础并未动摇，几千年一以贯之的农业宗法社会性质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由此围绕着农耕社会所形成的大农业民俗得到相对稳定的传承。这种稳定性主要有以下体现：家族观念的稳定性，节俗传统的稳定性，以及人生仪礼习俗的稳定性。但是，中国民俗性格的稳定性只是相对而言，我们在讨论民俗的稳定特性时更应强调其变异的特性。变异性是中国民俗的显明特征之一。民俗在传承中变异，在变异中传承。民俗的变异性从总的方面看，与历史性、地方性相关联，同类民俗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都会有各自的特点。民俗的变异性还表现在横向的地域分布中。我们在论述民俗地方性特征时已涉及到民俗的地方变异问题。同一种民俗事象，在各地会出现不同形态，有的是因为发生的基础不同，有的是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形。民俗的变异性，一般说来有3种情况：一种是民俗表现形式的变化；一种是民俗性质的变异；再一种是旧俗的消亡。民俗的变异性特征为移风易俗提供了学理的依据，人们可以依据民俗变异的规律，“化民易俗”，删繁就简，推陈出新，为建设民族的新文化服务。

第五篇：霍邱方言研究

霍邱方言研究

霍邱县是安徽省六安市下辖的一个县，位于安徽省西部，处于大别山北麓，淮河中游南岸。霍邱方言属于我国七大方言区中北方方言的一个次方言----江淮方言。

悠久的历史，肥沃的水土，丰厚的人文气息，沉淀了富有特色的霍邱方言。下面我将通过霍邱方言与普通话的比较来介绍霍邱方言的特点。

一、霍邱方言与普通话同样词表达不同概念（1）肉

在普通话里“肉”的本义是指动物的肌肉，也引申为植物像蔬菜瓜果类去皮去核而中间可食的部分。

在霍邱方言中“肉”有三层含义：①普通话里“肉”的含义； ②还指食物嚼起来不脆、不酥，比如“这种软糖吃起来肉肉的”；

③形容人性子慢，动作迟缓，比如“你这个人好能肉啊”，就是指这个人动作太慢了。（2）斗

在普通话中“斗”是个多音字，意义非常多。下面我将列举普通话中的常用义，读第三声时常意为①装东西的器具；②星名；③像斗的东西，比如“斗笠”。读第四声时常意为①对打；②争胜；③拼合、对准，比如“斗眼”。而在霍邱方言中，“斗”的意思可谓是相当的丰富，除了包含所有普通话中的含义外，还表现出一些独具特色的地域特色来。比如：①吃，“你斗不斗饭？”意为“你吃不吃饭？”②玩游戏，“斗牌”、“斗象棋”、“斗骰子”、等，这里的“斗”分别意为“打”、“下”、“投”。③答应，“你到底斗不斗？”意为“你到底答不答应？”④还有表示做什么事，“你斗什么？”意为“你干什么？

在霍邱方言里“斗”的含义远不止我所列举出的这几个，它在霍邱方言里是最常用的动词，它几乎可以表达所有动词的含义。（3）走场

在普通话中，“走场”是指出场、在舞台上走步配戏，但是在霍邱方言中“走场”有了新的含义：①是指做出不符场合、常规、常情的言行。特别是官场上有诸多繁文缛节，所以走场的频率要高出许多。②是指丢脸、没面子。比如“你刚才在大家面前太走场了。”（4）厚

这个词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在普通话中我们都知道它指的是厚度、深或重、还有重视的意思，比如“厚薄”“厚此薄彼”等。而在霍邱方言中还有“请客”之意，比如“过两天厚你”即意为“过两天请你吃饭。”（5）板

在普通话中“板”一般意为片状的较硬物体，像“木板”、“石板”。在霍邱方言中还可表示“丢弃掉”，比如“把这不要的板掉吧”，就是把不需要的东西丢掉扔掉。（6）尖

在普通话中指①锐利的末端或细小的部分；②声音高而细；③出类拔萃的人或事物；④感觉敏锐。

在霍邱方言中除了涵盖普通话中的所有释义外，还表示人小气、吝啬。如“你看他这人好尖。”(7)果子

普通话中是指果木树结的果实，在霍邱话中还可指“一种长形或圆形的糕点”，比如“你吃不吃果子？”，另外还有种特殊用法比如“鸡果子”，就是指鸡蛋，因为鸡蛋也就是鸡的果实。（8）瓤 普通话中指瓜果的肉心，比如“西瓜瓤”，在霍邱话中还可形容物软或身体弱，比如“这根棍子有点瓤”，“病还没好，身体还瓤得很”之类。（9）盐子子

在普通话里仅指“盐的结晶体”，而在霍邱方言中还可以指“小冰雹体”，通常是在刚开始下小雪时说的，比如“天可真冷啊，下盐子子了。”

二、霍邱方言中有普通话里没有的词

（1）“不得劲”，“不抻坦”意为不舒服的意思，比如“我今天身体很不得劲”、“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一毫都不抻坦”。

（2）“得味”，通常是事情做得不好、或话说的不恰当时，别人对你的讽刺。“你这人怪得味来，明明就是你做得不好，还怪我。”可翻译为“你真是让人受不了”。

（3）“好攒子”，是问时间的词，比如“现在好攒子啦？”就是“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现在几点了？”还比如“看你哭到好攒子？”

（4）“半拉橛子”, 是成年人称呼小男孩或比自己年龄小，备份小的一种略带贬义的叫法。比如“跟我比，你还是半拉橛子来。”

（5）“老达”，“二达”、“三达”等“数字+达”这类词语，这是在称谓上与普通话表达出的不同，指的是对爸爸的弟弟的叫法，也即我们常说的“小叔”、“二叔”、“三叔”等。

（6）“猫猴子”，指的是水怪或者是鬼之类的，通常用在父母为了不让小孩乱跑，吓唬小孩的语境当中。比如妈妈对孩子说：“宝贝，千万别乱跑啊，外面有猫猴子。”；还有像“中午别去水边啊，不然水里的猫猴子把你吃了。”

（7）“烧包”，是指有点钱总想花出去，大多时候形容男子爱臭美、爱显摆炫耀、一副趾高气昂的骄傲样。例“你真能烧包！”，暗含讽刺意味即“你真是爱显摆。”

（8）“跷蹄子”，这是一种骂人或者诅咒人的说法，比如“你个跷蹄子”，或者表达一种不好的预感。如“我明天要跷蹄子了”意为我明天要完蛋了。

（9）“被页子”，就是指普通话里的“被单”、“床单”。如“马上我来铺被页子”。（10）“二性头”，表示贬义，是形容人有点傻，比如“你看他，跟个二性头似的”。（11）“那晃”，意为“那当然”。比如，一个人说“看来这次你赢定了”，另一个人答“那晃，你也不看看我是睡。”

（12）“胡子拉杈”，“鼻子拉杈”等这类“名词+拉杈”构成的词语，多含有贬义，“拉杈”就是指比较多，到处都是。“胡子拉杈”，意为满脸都是胡须。“鼻子拉杈”意为鼻涕弄了满脸。这类词都是形容人比较邋遢，不讲究。

（13）“锁耙子”，对应普通话中的“钥匙”。例“我的锁耙子不见了。”

（14）“杂八头子”，在霍邱方言中意为“小土块”，例“这块地里面杂八头子真多”。（15）“闷头拐”，是指人话不多但心眼多，常在暗地里使坏。比如“你看他表面上老老实实，实际上是个闷头拐。”

（16）“痞脸赛”，是指孩子故意捣乱，太过顽皮。比如“有些人给我听好了，别搁那跟我痞脸赛。”

当然，霍邱方言中的特色词汇远不止这些，不过，通过我所例举的词语和例子相信大家可以从中看出霍邱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地域广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孕育了富有特色的地方方言。方言都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才逐渐形成的，虽然方言的存在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给不同地域的人交流相处带来不便，但是方言却是一个地域文化的彰显，如果深入的了解便能领略到它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