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维权行为的分析与对策(写写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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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过度维权行为的分析与对策(写写帮整理)

一、消费维权过度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推卸责任型

消费者在自认为遭受消费侵权后,不能理性分析各自的责任,将责任一味地退到商家身上。出现产品故障问题,消费者认为这就是商家的问题,要求商家退货赔偿。

(二)漫天要价型

消费者自我维权意识快速增长,自以为掌握了一些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进行维权,对商家漫天要价,甚至无理取闹。

(三)骚扰破坏型

在商家拒绝消费者的要求时,消费者不寻求正当的解决途径,仍旧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旧思想,在经营场所大吵大闹,影响其他消费者,限制消费者消费,破坏经营场所和经营所用电脑等办公用品,阻止商家经营。

(四)暴力行为型

个别骚扰破坏型的过度维权行为升级为暴力行为,威胁经营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违反治安管理条例,触犯相关法律。

二、消费维权过度的原因分析

(一)法律规定真空催生维权过度产生。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1993年出台的,距今已有17年,社会发展迅速,各种消费方式层出不穷,消法已不适应当前的消费纠纷,虽然浙江省也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办法,但规定赔偿额度范围太宽,个别规定在实施过程中难以实施,也给消费维权产生困难,催生消费维权过度。

(二)商家态度问题促使维权过度升级。

从目前大多数案例来分析,在消费者提出的维权要求时,商家的态度太过强硬或者商家对消费者的投诉采取敷衍推脱的态度,言语上有过失,消费者的“面子”过不去,才造成了过激的行为。

(三)维权意识过强导致维权难以完成。

部分消费者维权意识过强,或者盲目认为消法就是支持消费者无限制的维权。同时又掌握经营者顾及负面影响、息事宁人的心理,开始漫天要价。虽然我们常说“顾客就是上帝”,但是并不代表消保委支持消费者过度维权,过度维权增加了维权成本,也导致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变得难以解决。

三、防止消费维权过度的对策

(一)完善法律,填补消法空白。

过去维权给人的印象都是“受害者”、“受委屈”,如今有了消法的保护和消保委的帮助,维权已经是“理直气壮”,甚至是“霸道强势”。从过去的“维权困难”到现在的“维权过度”反映都是我国在维权方面的立法的不健全。一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即将修订,对消费者权益的规定将更加具体,对于被侵权后的赔偿也将更加细化;另一方面,就经营者的权益而言,有商家呼吁国家尽快出台《商家保护法》以避免消费者得“法”不饶人,因过度维权给商家带来损害。

(二)诚信沟通,相互理解信任。

有很多消费维权事件中出现过度维权的原因,最主要是由于商家和消费者缺乏沟通,在出现侵权后双方缺乏理解信任而导致纠纷的产生。作为第一责任人,商家在遇到消费者投诉时,首先应该为消费者出谋划策、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更不应该在言语上激怒消费者,给问题的解决造成困难。其次,商家应该立即联系厂家,向厂家反映产品存在的情况并寻求解决办法。本着谦虚的心理,把每一次投诉都当做是一次友善的建议,才能提高产品,提高服务。

作为工商部门,应该灵活地运用行政指导。指导经营者诚信经营,营造消费者信得过的消费环境,尽量将消费纠纷拒之门外。在发生消费纠纷后,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供经营者考虑,劝经营者以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为出发点适当让步,补偿消费的合理损失。

(三)学习消法,维护合法权益。

过度维权行为,一方面反映了消费者的维权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消费者的法律意识仍然十分薄弱。消费者需要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了解消费者的哪些行为属于法律保护的范围,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维护自身的权益。过度的消费维权行为不但会增加了维权成本,也难以得到消法的支持。

作为工商部门,应该利用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各种媒体途径宣传和引导消费者适度维权、理性维权、合理维权。发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宣传资料进店进厂进社区,主动给消费者讲法讲理讲权益,既要鼓励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又要提醒消费理性维权、适度维权。

第二篇: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分析

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分析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李锋团编辑:studa121

1【摘要】近些年来,由于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导致投资过剩现象较为普遍。政府干预、地方保护、管理者缺位、管理者过度自信等原因都是导致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主要原因。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可以通过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减少政府干预、完善市场体系等措施来进行治理。

【关键词】 国有上市公司 过度投资 政府干预 治理

一、过度投资概述

1989年Lang和Lizen berger从股利政策角度提出了过度投资假说,并在研究中界定了过度投资公司:拥有大量自由现金流量,以致于会接受一些NPV<0的投资机会的公司。此后,学术界所广泛使用的过度投资概念也多源于此。潘敏、金岩(2003)认为,从投资决策效率化的角度来看,把资金投资于各种效益并非理想的新投资项目以扩大投资规模,甚至将资金投入到一些企业原本并不熟悉与企业主营业务无关的领域,这类投资行为均属于过度投资行为。综合以上观点,过度投资是指接受NPV<0的投资机会,将资金投资于各种效益并非理想的新投资项目,降低资金配置效率的一种低效率投资决策行为。

二、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动因分析

1、政府干预与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

由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国有背景,使得政府干预成为导致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1)地方政府干预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动机。第一,企业投资扩大规模会直接增加地方GDP。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年均GDP增长率预期目标为7.5%,全国各省市也制定了各自的GDP预期增速。因此,为了达到设定值,政府不得不对辖区内企业进行干预,造成过度投资。第二,企业扩大投资可以满足地方政府财政需要。我国实行分税制,营业税属于地方税,增值税属于共享税(中央占75%,地方占25%)。由于营业税和增值税是以基数法为基准,为了扩大税收收入,必须依靠投资规模的扩张,因而政府会干预,过度投资在所难免。第三,企业投资规模扩张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很有理由干预行政区域内的国有上市公司进行过度投资,以达到政府的目标。第四,对于政府官员而言,国家实施的政府官员激励机制,由于考察非经济指标成本过高,所以一般都以考核经济指标为主,即GDP增长率、税收、就业率等。为了增加升迁的砝码,政府官员很有理由运用手中的权利进行政府干预,导致过度投资。

(2)地方政府干预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能力。财政分权和财税体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被赋予了相当大的财政支配权,其结果是导致地方政府尽可能地要求地方企业加大投资,以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过度投资存在于自由现金流充足的情况之下。由于国有上市公司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天然联系,而当地政府对于财政又具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它的发展好坏又会影响到政府的业绩,所以地方政府就会出于自身的考虑来对国有上市公司进行财政激励,直接导致国有上市公司盲目扩大规模甚至投资于自身并不了解和与本公司并无关联的项目,造成资源的浪费。这种盲目过度投资带来的国有上市公司亏损现象,政府出于各种利益又会对国有上市公司进行财政补贴,使得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不必担心盲目投资的后果。而如果投资带来的收益即使很小,地方政府也会夸大这种现象,盲目进行奖励促使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现象更加严重。

2、管理者与过度投资

(1)管理者过度自信等非理性行为。行为金融理论认为,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等非效率投资行为可能与管理者自身的心理因素和决策行为特质密切相关。不管是个体投资者,还是拥有大量理论知识背景和信息优势的机构投资者都会受到各种认知和心理情绪偏差的影响。国有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中的优秀代表,其管理者的选择也必然经过大量的筛选,是企业管理者中的优秀人员。因此,尽管经理人致力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时候,也可能由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等非理性对投资前景的判断错误而发生过度投资行为。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者也可能出于树立和维护声誉、节约搜寻和加工信息的成本、推卸责任、减少恐惧等原因而采取从众行为,面对国家大规模的经济振兴投资计划,国有上市公司很可能因此而过度投资。

(2)经理出于自身利益过度投资。国有上市公司名义属于国家,但其必须授予其管理层来进行经营管理,而经理人会有追求自己私人目标的动机。与此同时,经理人与作为投资人的政府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公司所有者没有足够的信息和能力来识别经理人是否尽责,从而导致经理人可以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进行过度投资。国有上市公司规模的扩大有助于经营者获得更多的在职消费以及其他隐形激励。所以,经理人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过度投资。

(3)管理者为了迎合非理性的市场预期而进行过度投资。行为金融认为投资者的情绪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行为。首先,投资者情绪会通过融资机制而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投资者情绪高涨时,会导致股价高估,企业倾向于进行股权融资,在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的情况下,常常导致过度投资。其次,由于国有上市公司对于管理者的考核、接管、解雇等外部威胁的存在,使理性的管理者有时也被迫屈从于投资者情绪进行决策。当投资者对于企业前景过分乐观时,管理者即使了解真实情况,也会担心由于拒绝投资人看好的项目造成股价下跌,引发接管风险,或使自己遭到国有上市公司解聘。这种迫于投资者情绪的投资决策常常导致过度投资。

三、我国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产生的现实基础

1、国有股“所有者缺位”、法人治理机制失衡

目前,上市公司国有股的产权代理链条一般有全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授权企业集团上市公司四个层次组成。从法律上讲,全体人民是国有股的最终所有者,似乎不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国有上市公司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合格的最终所有者。就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而言,它被授权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其可行性也令人怀疑。资产管理公司有着自己的行政目标,所有者目标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他们可能以行政目标代替所有者目标,令所有者利益受损。就法人股代表行使公司治理权而言,法人股代表控股公司的经理,在大多数情况下,常常由国家大股东任命,从而具有双重身份与人格。因此,无论是从国家股还是法人股而言,都存在着“所有者缺位”问题,导致法人治理机制失衡。

2、市场体系不够健全,发育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商品的市场化程度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但要素市场的发育水平总体还不高,也不够完善。首先,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有效性差、投机性强,股价经常偏离国有上市公司的业绩,使证券市场的发现功能大受影响。其次,我国证券交易制度还存在着重大缺陷,约有2/3股票不能上市流通,使证券市场的收购、兼并功能基本失灵。再次,我国经理人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国有上市

公司高管人员的聘任和评价都没有实现市场化,市场对经营者的外部约束作用还十分微弱。

由于市场体系不够健全,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营者的判断,而经营者和作为国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中央及政府存在着很大的信息不对称。这就使得经营者为了扩大业绩,而盲目进行投资,导致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现象严重。

3、扭曲的资本市场和过强投机性行为

我国发展资本市场的初衷主要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特别是众多地方政府纷纷将帮助企业包装上市作为协助企业摆脱困境、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捷径”。发行股票上市圈钱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另外,大多数的投资者没有专业深度,这样使大多数公司不用担心股利等资金成本问题,投机为投资收益的形成提供了“好环境”,使得投资者为了赢得更大的差价导致过度投资现象的发生。由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国有背景,使得国有上市公司与其公司所在地的政府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也与当地政府的政绩息息相关,所以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协助国有上市公司扩大业绩而进行过度投资。

四、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

1、减少直接行政干预

采用市场化手段,合理引导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行政干预一方面不利于国有经济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行政干预常常附带有一定的补贴和优惠,从而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宗旨,也扭曲了资源配置行为。因此,应该减少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直接行政干预,采用按照项目提供优惠或者补贴等市场化的手段来合理引导各类企业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积极参与国家投资计划,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

2、完善公司治理制度、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是防止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为谋取私利而过度投资的关键。

(1)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董事会是保护股东利益的重要治理机制,尤其是独立董事在监督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的独立董事存在缺乏独立性,获取信息渠道不畅等问题。因此,应该从独立董事的提名、任职家数、职责履行、信息获取、经济激励等制度上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信息获取权,从经济上激励独立董事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公司的活动进行监督,从而真正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

(2)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形成非国有性质的大股东对国有大股东的监督制约机制。国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是国家,存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所有产权代表对经理的监督收益与监督成本不匹配,从而弱化了对经理的监督。但当大股东非国有性质时,其既有动力又有一定的能力对经理层实施有效监督,从而有效约束过度投资行为。梅丹(2008)发现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对过度投资具有制衡作用。

(3)从制度上克服各种行为导致的过度投资。改变单一的利用股票、期权的激励方式,强化诸如债务杠杆等替代激励机制;分散控制权以减少管理者过度自信造成的危害,比如强化国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相关监管机构对重大投资的咨询或者审批;提高管理者投资决策信息的反馈频率等。对从众心理来说,可以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调整管理者业绩衡量办法和报酬结构,加强投资信息披露、增加信息反馈频率,减少投资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信息收集加工成本和交易成本等。缓解证券市场投资者情绪对管理者造成的过度投资压力及针对投资者情绪对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压力。

3、健全国有上市公司监管机制,推行高管薪酬制度改革

完善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的行为约束机制,一方面依靠国有上市公司内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改革国有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的薪酬制度来制约。高管持股和高管年薪制相结合,可以有效降低高层管理者为了追求业绩,获得更大的升职空间而不断努力扩大公司规模的意愿。可以将高管薪酬划分为三个部分:基本薪酬、绩效薪酬、福利薪酬。其中基本薪酬可以延续目前普遍的年薪制做法;绩效薪酬与一年以来管理的国有上市公司的利润率,销售收入增长率等指标相结合;福利薪酬包括高管缴纳社会保险和经验决

策失误的核查机制。这样设计的高管薪酬制度,最大的意义在于对经营决策失误行为进行核查,判断其决策失误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惩罚方式。

【参考文献】

[1] 吴德进:产业集群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http:///,2006.[2] 张钢:企业组织网络化发展[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3] 刘春芝:集群式创新:以辽宁装备制造业发展为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4] 向世聪:产业集聚理论研究综述[J].湖南社会科学http://,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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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三篇:企业过度投资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干胜道【摘要】 文章认为,过度投资是指接受对公司价值而言并非最优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从而降低资金配置效率的一种低效率投资决策行为。经营者财务目标的偏离性、过于乐观和财务激励不当是造成过度投资的重要原因。本文提出了解决企业过度投资的治理对策。

【关键词】 过度投资;净现值;资金配置效率

经典的财务主流理论认为,企业的价值是由投资决定的。投资的重要性、时效性、科学性受到决策者的高度重视。根据企业的财力情况进行适度适时的投资是投资管理的重要原则。然而,在现实经济社会中,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都会存在,前者造成了资金的浪费,后者造成了资金的闲置,两者对企业收益的长期稳定增长都是十分不利的。本文只讨论前者,拟对过度投资的界定、形成原因和治理对策进行探讨。

一、过度投资的界定

投资的一条最基本的法则是接受净现值>0的项目。只有投资净现值>0的项目,才能提高公司的价值。然而,许多公司投资到那些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上。1986年,Jensen的文章《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公司财务与收购》以股东和管理者存在非对称信息的假设开始,引入了投资过度问题,作为其自由现金流量理论的基础论据。1989年,Lang和Lizenberger从股利政策角度研究和检验了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提出了“过度投资假说”,并在他们的研究中界定了“过度投资”公司,即拥有大量自由现金流量,以致会接受一些NPV<0的投资机会,表现为托宾Q<1的公司。此后,学术界所广泛使用的“过度投资”的概念也多源于此。国内学者中,潘敏、金岩(2003)认为从投资决策效率化的角度来看,把资金投资于各种效益并非理想的新投资项目,以扩大投资规模,甚至将资金投入到一些企业原本不熟悉、与企业主营业务无关的领域,这类投资行为均属于过度投资行为。李秉祥(2003)尽管没有直接对过度投资下定义,但从其模型推导的逻辑来看,是按结果将过度投资定位于将资金投向NPV<0的投资项目的行为。刘星(2002)着眼于非理性投资行为,认为上市公司非理性投资行为是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者仅仅从自身利益或单边利益考虑,通过影响内部制度建立、运行机制设计、决策程序安排等各个环节,违背公司利益最大化或相关利益最大化所产生的投资行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4)指出,投资效率的下降,尤其是投资收益低于投资成本,表明社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投资。秦朵和宋海岩(2003)指出,一般假定一个处于完善市场环境下的经济主体,会用成本最小化的方式来确定其适度的投资需求水平,因此将过度投资定义为,实际投资水平对这个适度投资的偏离,进而将这一偏离与两种效率(即投资的配置效率和投资品的生产效率)的损失联系起来。

笔者认为,过度投资是指接受对公司价值而言并非最优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从而降低资金配置效率的一种低效率投资决策行为。由于过度投资的低效率性,应当对过度投资原因进行详细分析,以便有效加以遏制。

二、过度投资的形成原因

(一)委托代理所带来的经营者偏离所有者财务目标,所有者财务监督不力而形成的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经营者追求自己的私人目标(比如闲暇、个人帝国、回避风险、高奖金),这会偏离所有者的财务目标,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冲突不可避免。例如,经理人不像他们在最佳时期付出那么多努力(Holmstrom,1979)。Jensen认为经理人可能使用自由现金流量来进行符合其自身最大利益的负NPV项目,因为他们能从控制更多

资产中获得私人利益(比如安插自己的亲属、在工程承包方选择中寻租、在物资采购中收受回扣等)。

(二)经营者对投资的未来前景过于自信而造成的盲目投资

一些经理的性格特质属于过度自信型,对宏观经济和行业前景过于乐观,在决策中好大喜功,决策民主化、程序化和科学性不够,造成“跟风型”投资泛滥。郝颖等(2005)基于行为金融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现实表现及其与企业投资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四分之一左右的高管人员具有过度自信行为特征;第二,同适度自信行为相比,高管人员过度自信行为不仅与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且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更高;第三,过度自信高管人员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随股权融资数量的减少而上升;第四,在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安排和治理结构下,过度自信高管人员在公司投资决策中更有可能引发配置效率低下的过度投资行为。

(三)所有者财务考核和激励不当而带来的投资规模偏好

在我国企业的当期绩效评价和激励中,净利润的绝对数使用频率很高,这就使得一些经理为了个人效用原因投资热情高涨,项目真实报酬率是否低于股东要求的报酬率无所谓,只要其大于零就能有效增加净利润,就会增加经理的个人效用。

企业过度投资带来的危害,既浪费了股东可贵的资本,又损害了企业的价值,导致企业业绩滑坡。

三、过度投资的治理对策

(一)优化经理奖惩机制

经理受投资者委托经营管理公司,掌握了公司资产的控制权。企业收益与经理的努力程度相关,在同等条件下,经理越努力,企业收益越好。公司必须设计激励机制,尽量使经理的目标和股东的目标趋于一致,要达到这样一种激励效果:经理越努力工作,经理和股东的收益越高。也就是说,激励机制要弱化经理的自利动机,经理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导向得到大于以私人收益为导向的收益,同时股东的收益也相应提高。所有者与经理人利益一致和集中所有权的监督可以缓和主要利益相关人的利益冲突,从而防止过度投资。经理薪酬必须与企业绩效挂钩,同时让经理可以分享企业的剩余收益。我国出台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为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提供了指南。目前,已经有一些公司为高层管理人员提供了股权激励。

惩罚是负面激励,能督促经理尽量少犯错。经理上任之初,要求他提交责任保证金。任期届满,根据经理履行契约和整个宏观经济环境的情况,如数退还或者扣除一定比例的保证金。

对于经理的奖惩,以正面激励为主,负面激励为辅。有关经理奖惩信息要在媒体上发布,让投资者知晓经理的能力和履约情况。这也是对经理的一种舆论监督,可以形成声誉效应。如果上市公司都将公司业绩和经理奖惩信息向社会发布,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声誉机制来监督经理们的行为。

(二)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

要全面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抑制过度投资,必须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Richardson(2006)使用美国1998-2002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治理结构有效地减少了过度投资,其中具有独立董事的大公司经理较少可能过度投资。

减持国有股,改变“一股独大”局面。一方面从竞争性行业全面撤出;另一方面引进战略机构投资者,稀释国有股比例。股权过于集中的局面,可以通过大力培养机构投资者来改变。机构投资者有动力也有能力来监督公司的经营管理。优化股权结构,改组董事会,从而改变大股东控制公司的局面,抑制过度投资行为。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机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决不能忽视董事会建设。董事会不能成为大股东会。吸收美国经验,董事会应以外部董事为主。我国上市公司要求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要求1/3以上的独立董事。实践上,上市公司在形式上满足了这一规定,但独立董事没有真正“独立”,也没有真正“懂事”。要“独立”,必须从董事提名开始;要“懂事”,就必须重视董事资格。董事会中要专门设立独立的董事提名委员会,负责董事的提名。独立董事的资格认定可以考虑建立董事资格认证制度。独立董事的薪酬也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独立董事从上市公司领薪酬,同时要监督公司经营,这容易导致监督失效。监管机构可以考虑成立独立董事薪酬基金,由每家上市公司按一定办法缴纳,使独立董事不直接从上市公司领报酬,有助于监督功能的发挥。独立董事执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后,还可以考虑提高报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独立董事报酬升高,可以让其不再当挂牌董事,而真正承担独立董事职责。

对于项目是否能够上马,涉及到财务、法律、市场、战略等各个方面,作为外部人的独立董事不可能是全能型的专家,但他(她)可以借助专家的力量(比如聘请专业事务所人员进行筛选)进行决策,对过度投资进行有效遏制。

(三)发展资本市场,创新融资工具

融资约束是过度投资的一个原因。发展资本市场,创新融资工具,减轻融资限制,从而抑制过度投资。

要降低上市门槛,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绩优公司上市。同时,也要制定办法让业绩恶化的公司及时退市,这是对业绩恶化公司的一种惩罚,也是对其它公司的警示。

负债可以有效遏制过度投资。Jensen(1986)提出了“负债控制假说”,他认为负债是股息的替代品,可以减少经理控制的自由现金流量而减少代理成本。然而,我国银行贷款对公司约束不“硬”,债券市场也不发达,特别是公司债券才刚刚起步,使得负债的治理效应大打折扣。我国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虽基本完成,但完全市场化经营还有待时日,贷款的硬约束要逐步推进。国家应该在发展公司债券市场上下更多的功夫,从而改变目前资本市场股票重、债券轻的畸形结构。

(四)强化信息披露,提高公司透明度

信息不对称使资本成本升高,从而导致公司管理者不愿分配剩余现金,宁愿留在公司甚至过度投资;信息不对称也使投资者处于信息劣势,监督成本升高,加剧了管理者的过度投资倾向。因而,强化公司的信息披露,提高公司透明度,可以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政府监管机构一方面要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督促上市公司真实、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信息披露一定要真实,对虚假披露、欺诈投资者的行为要严肃查处。信息不及时披露,就失去了实效性,等于无效披露。信息披露不完整,容易引起误解,误导投资者行为。

公司披露的信息还要让投资者容易获得。这就要求公司披露信息的承载体要多样化,报纸、网站等媒体充分利用起来。

公司信息充分披露,对外界透明度高,信息不对称程度低,投资者监督成本下降,投资者监督的积极性就会上升。这样,投资者可以选择优质公司注入资金,也可以纠正管理者的一些非理性行为。

(五)健全法律制度,加大执法力度

投资者权益得到有力的保障,投资者利益被侵害的危险降低,投资者信心提高,资本市场就能吸引更多的投资。法律是保护投资者权益有力的武器。投资者权益受保护程度越好,公司价值就越高。公司应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平等、公正地对待所有股东。针对经理层损害公司和股东价值的自利动机以及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动机,法律应制定规则予以防范和打击,从而抑制过度投资。

当股东认为利益受经理行为损害,法律可以赋予股东赔偿要求权,举证责任在经理方。而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被大股东侵占,可以允许中小股东通过集体诉讼和委托诉讼来维权。我国已经把大股东占款问题写入刑法,明确表明大股东占款是犯罪行为,这是法律保护上市公司权益的一把利剑。

立法重要,执法更重要。依法办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即使发现违法惩处的概率较低,只要惩处严厉,违法违规成本很高,也能杀一儆百,有效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产权约束、投资低效与通货紧缩.经济研究,2004,(9):26-35.[2] 潘敏,金岩.信息不对称、股权制度安排与上市企业过度投资.金融研究,2003,(1):36-45.[3] 秦朵,宋海岩.改革中的过度投资需求和效率损失.经济学(季刊),2003,(4):807-832.[4] 李秉祥.我国财务危机公司投资行为的财务特征分析.中国管理科学,2003,(4):34-39.[5] 郝颖,刘星,林朝南.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与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中国管理科学,2005,(5):142-148.[6] Holmstrom, B.1979.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0(1):74-91.[7] Jensen, M.1986.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323-329.[8] Lang, L., and Litzenberger, R.1989.Dividend Announcements: Cash flow signaling vs.free cash flow hypothesi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4: 181-191.[9] Richardson, S.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6,11:159-189.

第四篇:罪犯过度维权调研报告

罪犯过度维权调研报告

罪犯过度维权调研报告

近年来,随着监狱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进程的深入,监狱执法的监督体系的逐步完善,罪犯维权的渠道增多,罪犯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丰富和保障自己的权利,这是罪犯维权意识的增强,也是监狱依法治监,文明、规范执法的成果的体现。但是,部分罪犯在维护自身权利的过程中,对自己的权力范围进行扩大,超越了监狱保障罪犯权利的相关法定界限,混淆罪犯应尽的义务与享有的权力的界限,这就出现了罪犯过度维权的现象。过度维权现象直接影响着监狱警察执法权的依法行使,给罪犯教育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一些监狱警察未能适应这一新情况,在工作当中

或粗暴简单、或缩手缩脚、无所适从,这势必影响管理教育罪犯的工作质量,进而甚至影响到监管的安全稳定。因此,如何转变观念,改进工作方式,适应监管工作的新变化,是摆在管理教育罪犯工作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一、罪犯过度维权情况的表现

过度强调权利,义务意识淡漠。罪犯在行使权利时表现得积极,履行义务时,表现却尤为消极。把监狱依法、严格管理视为对罪犯权利的侵犯;把监狱对罪犯权利的依法保护视为“让步”。例如罪犯韦某,长期装病偷懒拒不参加劳动改造,却一再坚称监狱侵犯他的“休息权”,像这种没有履行“劳动的义务”,却要求保障“休息的权利”的罪犯屡见不鲜。

暗地监督监狱警察的执法行为。一些罪犯的反改造手段隐蔽,擅长揣摩监狱警察心理,采取记录日记等方式观察记录警察言行,对直管警察的执法行为存在疑义,但没有通过“狱内110信箱”、“纪检监察信箱”、“监狱长信箱”等合法渠道反映或举报,而是利用法律或制度维护、扩张自身的权利。甚至出现了,罪犯刑释之后,到处上网“维权”或者信访“维权”。如罪犯王某,在狱内改造时貌似老实,其实暗地私藏一本笔记本,用以收集、记录监狱警察的“言行举止”,待到释放后,该犯四处宣扬、造谣监狱如何“黑暗”、警察如何“执法不公”,给监狱形象抹黑,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过度维权的罪犯往往将自身与自然人等同。这尤其体现在接见时间、接见次数和对象的限定上,罪犯不理解甚至抵触法律法规对其制约。法律维权是罪犯合法正当权利得以有效保障的一种重要途径,但具体的刑罚执行中,许多罪犯误认为,进入监狱成了犯人已是惩罚,在监狱内就能象普通人一样,除了人身自由受限制外,其余一切权利都应享有。如罪犯文某,警官找谈话时该犯不按监规脱帽蹲下,声称“人人平等”,“凭什么我要脱帽蹲下?”并要求保障罪

犯的“人格权”等等。

二、罪犯过度维权现象的成因

法律的缺失。随着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不断健全,对于服刑人员合法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不断系统化和完善,但是对于警察执法权益的保护在立法上却显的比较薄弱。当前,我国虽然制定了监狱法,但是监狱法的法律位阶较低,权威性也有待提高。监狱法对监狱执法和警察执法大多是原则性和指导性的规定。而监狱工作的实施与开展主要靠的是司法部,厅局和监狱的文件和一些规定。这些文件和规定无法形成系统和有效链接,影响了监狱和法律的权威性。监狱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没有法律的依据和强硬的支撑,致使在处置罪犯过度维权现象时显得“底气不足”。

法律的变化。《刑法修正案》出台后,重刑犯、暴力犯及累犯的减刑权或减刑幅度受到一定的限制,甚至使减刑无望,他们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其它所

谓“权利”的维护上,混刑度日、消极抗改的现象十分突出,对监狱日常的计分考核扣分处理、警告、记过处理没有任何畏惧感,难以形成威慑作用,所犯的错误又得不到禁闭处分,监狱对这部分罪犯缺乏必要的惩罚和强制约束措施,警察的执法权行使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导致罪犯“过度维权”现象的发生。

罪犯构成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罪犯越来越多,他们认知能力强,掌握基本的法律常识。监狱内经济、职务罪犯比例增加,这部分人对法律法规的熟知程度高于常人,并善于通过“咬文嚼字”或“钻牛角尖”进行过度维权;“二进宫”、“三进宫”等“老油条”罪犯对监狱管理体制和监规纪律较之前两种人则更加熟知,他们更清楚如何利用监规纪律“打擦边球”,以及在违纪后如何与警察“打交道”。

举报制度的滥用。罪犯递交给上级的举报材料和信件不受检查,部分罪犯利用举报可匿名的规定,进行不实举报

事实上得不到处罚的司法现状,他们把对警察严格公正执法的不满,频繁地捏造或杜撰一些“事实”向上级反映,以达到其干扰正常的司法秩序和监管改造环境的目的。警察在被举报后,从调查取证到证明无辜,这期间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和规定的程序,对警察的心理和工作自我满意认知度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一些警察在对严格执法的认识上,都不想因为自己的坚持原则而被罪犯恶意举报;执法严格逐渐转变成过度严谨,宁可放松要求,也不愿自己被“卷入”举报对象。产生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罪犯曲解法律法规,利用罪犯对警察的诬告陷害不会得到实质性惩罚的司法事实,玩法律游戏;另一方面,警察在社会舆论监督、严格的工作纪律、罪犯不实举报等多重干扰下,执法难的感觉有增无减,因而放任了罪犯“过度维权”现象的发生。

三、罪犯过度维权现象的对策

完善法律法规,确保监狱警察执法

权的充分行使。目前,《监狱法》只有在第五条规定“监狱的人民警察依法管理监狱、执行刑罚、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等活动,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也只有在第五条作了笼统的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由于监狱警察执法行为缺乏有力的支撑和保障,罪犯过度维权直接导致警察在日常执法中妥协执法或者因为惧怕出监管事故而“如履薄冰,不敢作为”。因此,首先在立法上,要对监狱人民警察执法权益的保护重视,并作为法律明确下来。同时对监狱法进行完善,对于人民警察执法的法律规定要细化。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有法可依,监狱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才能做到有理有据。

建立健全警察申诉及复议制度,提高对警察合法权利的保障,反制罪犯过度维权现象。罪犯在日常的改造中往往钻法律的空子,打着“维权”的幌子对警察的日常管理采取对抗、威胁、谩骂,甚至找检察院告警察,给警察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而且警察一旦被犯人告状,由于有很多地方的监狱没有安装闭路监控对警察的执法进行全程监控,警察往往很难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所以应建立警察申诉处理机制和行政复议制度,提高对警察合法权利的保障。

加大对过度维权罪犯的惩戒力度,达到警示他犯、“以儆效尤”的目的。恶意检举、逃避劳动、无理缠诉等过度维权本身就是一种违纪行为,应给予严厉打击。当前,在罪犯过度维权现象逐渐增多的情况下,一些警察在管理教育罪犯工作中畏手畏脚,特别是对违规违纪罪犯的惩戒缺乏应有的力度,常常是口头批评了事,出现了“遇事躲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惹麻烦”的思想,也就出现了“不敢管”、“不愿管”的现象。而且,当前在罪犯的管理教育体系中缺乏对过度维权罪犯的强力惩戒措施,这就出现了对罪犯过度维权的提升和对罪犯惩戒力度降低的强烈反差,这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了教育管理手段强度的相对弱化,这既不利于改造罪犯,达到刑罚的个别预防目的,也不利于建立良好的狱内改造秩序。因此,必须健全完善对过度维权罪犯的强力惩戒措施。

提高监狱警察素质,公正文明执法。由于个别警察自己的本职工作不熟悉,业务不精通,法律意识淡薄,工作比较盲目,面对罪犯过度维权情况无能为力,导致自己的工作陷入被动。因此,必须熟悉自己的岗位业务,精通业务,能灵活运用法律和监狱的各项规章制度,这样才能妥善处置罪犯过度维权的现象。再者,监狱警察在执法工作当中,必须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体现法律的威严,保护法律的尊严。只有这样才能让服刑人员心服口服,也可以少了人们对监狱人民警察的非议,从而弱化罪犯及其亲属过度维权的现象。

第五篇:治理过度医疗行为

庆城县岐伯中医医院治理过度医疗行为

汇报材料

为贯彻落实上级部门文件关于治理过度医疗行为的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解决老百姓关注的看病贵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经院务会研究决定,在我院开展过度医疗行为治理活动。现将全年来的一些具体做法汇报如下:

一、成立领导小组

成立了以韩院长为组长、宋院长、张院长、蔡院长为副组长、医务科及各科室主任为成员的治理过度医疗行为工作领导小组。由医务科负责治理过度医疗行为的日常工作。

二、工作目标及任务

确定了治理过度医疗行为工作目标及工作任务。即通过这项活动的实施,有效遏制我院各临床科室过度用药、过度检查、违规收费等过度医疗行为,减轻广大人民群众医药费负担。力争使各项工作指标控制在县卫生局所要求的范围之内。

三、具体做法:

(一)按照市县卫生局的要求,严格实行了首诊负责制。要求各临床一线医师科学合理判断病情,严格掌握住院指征,属于普通门诊治疗的病人禁止安排住院治疗,杜绝小病大治、住院检查及挂床等违纪违规问题发生,切实控制住院费用不合理增长。

(二)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进一步加强了中医药工作,推广应用中医药适宜技术,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优势病种和优势环节上简、便、廉、验的独特作用,各临床科室均成立了中医综合 治疗室,对中药开方医师每付药补偿一元,提高了中医治疗率,特别是适宜技术应用率,有效解决了患者看病贵的问题。

(三)将治理过度医疗行为纳入院长行政查房工作,建立并实施了院长值周工作制度,通过院长行政查房及值周工作,加强了对运行病历中滥用抗生素,不合理用药、重复用药,重复检查、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等行为的检查,将检查结果进行院内通报批评,并将检查结果纳入科室月考核工作,与奖金发放进行挂钩,对相关科室进行了经济处罚。

(四)将治理过度医疗行为纳入月质量分析评议会,作为月质量分析评议的重要内容,通过定期不定期检查,将检查结果进行汇总,分析查找过度医疗的原因及症结,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及措施,处罚了一些科室及临床医师,并将治理过度医疗工作纳入科主任管理及考核指标之一。

(五)加强了处方点评工作,每月奖金发放前,由医务科牵头,药剂科负责组织实施,进行处方点评工作,通过处方点评,对发现的大处方、重复用药处方,搭车处方,滥用及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处方进行汇总通报,并直接处罚到开方医师,提高了对药品使用的监管力度,有效地遏制了过度医疗行为。

(六)落实公立医院改革的有关措施,严格抗菌素使用品种数量,使其不超过35种。打击药商促销药品行为。一旦发现药品促销线索,立即停药。加大高值耗材采购使用监管力度,杜绝虚假回扣行为。对于违规使用高值耗材料的有关医师及科室从严进行了处理。

(七)严格落实医疗机构“八个排队”、医务人员“八个排 队”工作制度,并将排队结果进行公示,在院务会上进行通报,对相关医师加大了经济处罚力度,成效明显。

(八)执行同级医疗机构之间医学检验、医学影像检查结果互认制度,互认内容包括:对一级医院(包括未评定等级)常规检查,对二级以上医院的医学检验、医学影像检查结果认可,避免了重复检查,有效减轻了患者的负担。通过监管,提高了我院大型医疗设备检查阳性率,CT、超声、核磁等大型功能检查阳性率大于75%,生化检查阳性率大于80%。

(九)严格执行国家、省市医疗收费价格,规范医疗收费,禁止分解收费、比照收费和重复收费。对服务项目和价格进行公示,对违反规定乱收费、私收费的有关科室及人员按我院管理制度进行了严肃处理。

通过以上做法和措施,使我院治理过度医疗行为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治理过度医疗行为过程中发现难度较大,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在今后工作中,我们一定会增强责任意识、继续加大检查、管理及处罚力度,全年累计处罚金额1万元以上,同时进行正面引导,扩大宣传,使得我院的治理过度医疗行为工作成绩得到巩固和进一步提高。

庆城县岐伯中医医院医务科 2017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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