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刑法修正案实施后对监狱工作的影响
关于刑法修正案
（八）实施后对监狱工作
影响及对策的调研报告
新的刑法修正案
（八）对监狱带来较大的影响，尤其对监狱的监管安全稳定方面。要求监狱必须对刑法修正案
（八）进行深入细致的学习和分析，以应对新修正案对监狱安全稳定、罪犯的改造带来的变化，探究新的关押和管理模式，制定针对性强的教育改造方式，加大人、财、物等方面的投入，要管得住，保安全，促稳定，更要履行监狱惩罚犯罪，改造罪犯，预防狱内犯罪，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职能。
本报告将从我狱以重刑犯为主的事实出发，对刑法修正案
（八）部分条款的分析，罪犯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及由此带来的对监狱管理和改造方面等工作影响，需采取的应对措施等方面进行研讨探析。
一、刑法修正案
（八）中有关与相关服刑罪犯修订的条款和原刑法条款的对比。
1、新修正案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缓期二年服刑期间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有期徒刑幅度比原刑法少减刑5-10年；
2、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增加了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的明确法律规定。
3、原判无期徒刑罪犯的最短服刑年限比原刑法延长3年（原为10年，现改为不能少于13年）
4、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最短服刑年限，比原规定延长8年或13年（原来是12年，不含死刑缓期执行的2年）
二、刑法修正案
（八）实施后，无期、死缓罪犯尤其死缓罪犯的改造态度、尊规守纪意识将会出现大的转变，势必会对监狱安全稳定及日常管理产生大的影响。新的修正案中实施后罪犯减刑机会将会面临更加严格的限制，很多死缓罪犯出狱时的实际年龄已为五十岁以上的年龄，势必促使大多数原判死缓罪犯产生极强的前途无望，人生无奔头消极思想。原来监狱执行多年的考核、减刑假释等有效奖惩激励机制的效果对死缓罪犯将大打折扣，极易大幅出现以下几种严重影响监狱安全稳定的问题。
（一）罪犯脱逃，尤其采取劫持、伤害人质等方式脱逃案件的发生几率将大幅增加。由于对前途的悲观失望，大多数死缓罪犯为故意杀人、抢劫等的暴力犯罪，其性格的残忍性、敢为性、不计后果的特点，在看到出狱后的垂暮之年人生无希望结局后，在部分罪犯中尤其那些年青力壮可能会产生千方百计逃出监狱的想法。
（二）罪犯行凶伤害案件将会大量出现。减刑无望，出狱遥远，势必使很多的死缓无期罪犯产生更加严重的暴躁、焦虑情绪。此类型罪犯大多数为暴力犯罪，报复心强，心胸狭窄，自制力差，易冲动，暴力倾向严重，极易因琐事诱发大量的打架斗殴伤害案件的发生。罪犯 1
聚众闹监严重扰乱监管秩序的问题将时有发生。罪犯减刑机会少，出狱遥遥无期，在大多数罪犯势必产生对日常居住环境、伙食、医疗卫生水平、娱乐活动要求更高。而现在我狱罪犯伙食标准相对较低，医疗条件较差，娱乐活动少，势必会引起罪犯极大不满，在原来减刑励效果大幅下降客观条件下，罪犯一旦因以上达不到正常的生活需求极有可能产生聚众闹监严重问题出现。
（三）罪犯自杀的几率将大幅增加。漫长的刑期，会使大部分罪犯丧失活着的信心，尤其对那些心理性格脆弱，承受挫折力差，抗压能力弱的罪犯（尤其是“三无人员”，是指长期无亲人接见、无家人来信件、无经济来源的服刑人员）采取自杀等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痛苦的人生思想会更加严重，自杀几率会大幅上升。并由此带来家属闹监上访、上网炒作问题将大幅上升，势必使监狱疲于应付。而现状是对此类事件上级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无更好的应对措施，又会对监狱带来极大的负担，势必干扰正常监狱秩序。
（四）罪犯抗拒管理和改造的违纪问题将大量出现。减刑无望，出狱遥远，势必使很多的死缓无期罪犯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消极改造思想。在现有的减刑、假释等激励条件下，罪犯不服从管理教育顶撞，甚至辱骂殴打干警的事件会有上升趋势。刑法修正案
（八）实施后，在死缓无期罪犯中积极改造无用、抵触管理的思想将会更普遍更严重，因为我们缺少了有力地奖惩激励约束措施。如何有效解决罪犯违纪抗改成为新刑法实施后经常要面对问题。
三、对监狱关押和警戒设施、警力配备、经费的影响。
（一）、1.监狱押犯人数稳中有升。
(1)死缓无期罪犯服刑年限的延大幅延长，监狱关押罪犯数量将大幅上升。
（2）一些社会上常见多发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人民群众强烈反映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新增罪名无疑不增加了监狱的押犯人数。
（3）降低了部分罪犯的入罪门槛，增加了押犯的人数。
比如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草案删去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条件限制。
2.重刑犯会长期缓慢的增加。
（1）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这13项被建议取消的死刑分别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无疑会影响重刑犯人数的增长。
（2）部分犯罪的法定刑提高到10年以上。
敲诈勒索罪的法定最高刑由十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五年有期徒刑并增加罚金刑。强迫职工劳动罪将法定最高刑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等一些法定刑提高到10年以上这无疑不增加了重刑犯的人数。
（二）罪犯医疗卫生经费将大幅增加。由于大多数死缓罪犯的服刑期的延长，监狱押犯构成实际年龄将大幅增大。年龄的老化势必使罪犯身体出现各种疾病的几率大幅增加。原来
每一名罪犯月均8元的医疗费用将不足应对老年罪犯的治疗支出。此外，修正案八中，对75岁以上老年人不判处死刑（手段特别残忍的致人死亡的除外），也就意味着监狱这样的人会有所增加，这些人如果一旦进入监狱，将给监狱造成巨大的压力，他们不但参加不了生产劳动，而且这个岁数的人，身体多少会有这样那样的疾病，甚至没几年就卧床不起，我们还要有人去照顾他们，监狱将成为敬老院、托老所，这会给监狱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
（三）劳动改造方式将会发生改变。刑法修正案
（八）实施后死缓无期罪犯的劳动改造积极性将会受到相当大得挫伤，拒不参加劳动现象可能会增加。修正案中死刑减少，生刑增加，这会使押犯增加，同时也由于增加了生刑的实际执行时间，使押犯周期拉长，监狱的监规改造压力势必大大增加，管理难度增大。尤其是对于关押重刑犯的监狱，这种影响更大，同时长刑期犯增多，犯人改造压力也大，出现事故的几率会增加。
（四）警戒设施不能适应新形势下要求。由于罪犯脱逃、自杀、抗改、行凶报复伤害等案件发生几率的上升，监管安全形势极其严峻，监控设备还不能做到对监狱各个角落的全方位监控，对出入车辆的检测大多还局限于人眼目测，缺少生命探测仪等高科技装备。
（五）警力严重不足，干警整体专业业务素质还待提高，对刑法修正案
（八）实施后对监狱全全稳定带来的巨大挑战和威胁警惕敏感意识不足，难以有效应对突发的罪犯袭警、群殴等紧急情况。现各监区警力普遍不足，严重影响正常监狱各项工作的开展，很多监区干警光疲于应付正常的值班都捉襟见肘，更不要说早上带工，晚上下号。有的监区就曾实行过干警四天内先值一个12小时副班，再值一个24小时班，休2天，等于全年每天上班8小时，严重超负荷运转。
四、结合新刑法修正案
（八）刑法实施后罪犯整体思想动态的变化、易出现的突出监管问题，对监狱整体工作的影响，建议：
（一）确保监狱专项经费的足额保证，在此基础上针对关押无期死缓罪犯重型犯监狱的特点大幅提升专项经费标准。加大对警戒设施、伙食、医疗卫生、罪犯娱乐场所等方面的投入。
1、加大医疗卫生的投入，提升医疗卫生和罪犯伙食水平，建立定期增幅机制。确保罪确保在伙食、医疗卫生方面的保障，解决罪犯看病医治难的问题，使罪犯能够安心服刑改造。
2、加大狱侦专用设施的配备，配足警力，提升狱侦工作水平。无期、死缓罪犯将比原来更具危险性，各种恶性重新犯罪的发案几率将大幅上升，这就有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死缓无期罪犯的狱政工作，强化专业设备，切实能够适应严峻的监管形式，做到超前预防。
3、加大罪犯娱乐场地和器材的建设，使罪犯在空余时间有放松心情，宣泄压抑的情绪的空间和设施。
4、提升我狱干警的津贴水平。我狱是关押重刑犯为主的监狱，干警面临的人身危险性程度远远高于管理短刑期罪犯的干警，面临的工作压力更大，工作强度更高。但现在我监狱干警薪酬和其他监狱一样（甚至可能是低，因存在地区差），大大挫伤基层干警工作的积极性。上级有关部门应加大协调力度，切时将干警待遇提升上去，避免出现“从优待警一句话，从严治警一本书”的尴尬现象，使基层干警真正安心工作，扎根我狱，防止招得来，留不住。
（二）严格按照监狱标准配足基层干警警力，提升关押重刑犯监狱警力配备标准，切实解决基层警力匮乏的难题。一线严格按照警犯1：8的标准补足警力，确保罪犯三大现场有充足的警力。（2011年，王振轻越狱事件发生后，河北监狱管理局副局长刘建华表示，深州监狱是河北省警囚比例最低的监狱之一，只有8%，而河北省较好的石家庄监狱的警囚比是20%。国家有过会议决定警囚比不低于18%，此消息来源于网络）
（三）畅通外诊和保外就医的渠道。外诊可以有力弥补监狱医院硬件的不足；保外就医的核心要件是罪犯符合一定的服刑条件，病情重将危及罪犯生命或造成严重残疾的疾病，监狱不能够对其有效治疗，借助罪犯家属协助对病犯出狱进行有条件治疗的一种刑罚措施。既有效及时的对罪犯严重疾病进行治疗，又可减轻监狱的行刑成本，还可以减轻罪犯家属对病犯的严重担忧，减少犯属对监狱和社会的猜疑和不满，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刑法修正案
（八）实施后死缓、无期罪犯服刑年限大幅延长，60多岁的罪犯和有严重疾病的罪犯将大幅增加，依法制定更加科学符合重型犯监狱刑保外就医的制度，将会对促进罪犯安心改造有很大促进作用。
（四）协调有关部门，积极将社会医疗保险引入监狱，使每一名罪犯能够获得社会医疗保险的救治，利用社会有效的力量切实解决罪犯有病就医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绝大数罪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殊公民，他们除了不享有一定政治权利，限制自由等外，法律规定罪犯享有患病获得及时救治的基本权利，但由于历史与人们一些习惯性的做法，往往忽略他们应享有与社会公民共有的权利。建议监狱局等上级部门展开积极研讨，将本应纳入社会福利保险管理范畴一些罪犯权利切实借助社会力量解决。
希望以上的分析和建议能够为监狱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第二篇：刑法修正案(八)对监狱工作的影响
刑法修正案
（八）对监狱工作的影响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这是我国自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典以来进行的规模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次刑法修正。此次刑法修正背景深刻、特点鲜明、亮点纷呈，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本文特就对监狱的影响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此次刑法修正案的背景、指导思想和总体特征。
1.刑法修正案八的背景：刑法不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万能良药，19世纪意大利著名刑法学者菲利就说过：如果你能将一个老盗窃犯改造成一个诚实的人，你就可以将一条老狐狸变成一条家犬了。但没有刑法却是万万不行的，根据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现实情况，世界上各个国家不断地对刑法进行制定、修改、废止。我国自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全面修订了刑法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惩治犯罪的需要，先后通过了一个决定、两个解释和七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作出修改、补充。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社会有关方面提出，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对刑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修改。刚闭幕的人大三次会议上，76位代表领衔提出了完善修改刑法的意见和建议，涉及到刑法条文53条，提出了20多项增加规定的建议。同时，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要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法作出必要的调整和修改，这就需要修正案八来修正。
2.刑法修正案八的指导思想。
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解决司法实践当中的遇到的问题，加强刑法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保护，维护社会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保障。
3.刑法修正案八的总体特征：首先，更加注重民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其次，调整刑罚的结构，解决我国刑事法律实践中“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问题。最后，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力度。
二、此次刑法修正案对监狱工作的影响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极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其阶级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给予犯罪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监狱则是刑罚的执行机关，此次刑法的修改必定对监狱工作的开展产生影响
1.监狱押犯人数稳中有升。
（1）在押罪犯服刑的时间变长，流动性变差，押犯人数会自动积累增加。
本修正案第10条将《刑法》第69条修改为：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
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增加了服刑人员的服刑时间，无形之中就增加了押犯人数。
（2）一些社会上常见多发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人民群众强烈反映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刑法修正案
（八）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虚开本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新增罪名无疑不增加了监狱的押犯人数。
（3）降低了部分罪犯的入罪门槛。
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草案删去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条件限制。
将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草案删去了“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构成条件。
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草案删去了非法采矿罪的“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构成条件。草案减低了部分的罪犯入罪门槛从而增加了押犯的人数。
2.重刑犯会长期缓慢的增加。
（1）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这13项被建议取消的死刑分别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
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无疑不影响重刑犯人数的增长。
（2）不得假释的重刑犯增加。
将刑法第八十一条修改为 “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这也导致了重刑犯人数的增加。
（3）部分犯罪的法定刑提高到10年以上。
敲诈勒索罪的法定最高刑由十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五年有期徒刑并增加罚金刑。强迫职工劳动罪将法定最高刑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等一些法定刑提高到10年以上这无疑不增加了重刑犯的人数。
3.未成年犯和老年犯会有所减少。
《刑法修正案
（八）》第1条明确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3条、第11条进而规定，对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犯罪，只要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予以缓刑。
此次草案第6条规定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第11条规定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予以缓刑；第19条对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免除其前
科报告义务。这些对未成年和老年犯的“照顾”，无形中减少了未成年犯和老年犯的人数。
三、此次刑法修正案草案对监狱监管改造工作影响
1.监管安全工作难度增加，确保监狱安全稳定工作的压力增大。
（1）押犯上升，警力严重不足，警察长期超负荷工作，与司法部规定18%的警囚比例差距甚远。
（2）押犯持续上升，监狱关押容量不足。
（3）押犯构成复杂，改造难度增大。
（4）受市场物价上涨影响，押犯不断增加，造成罪犯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2.新的犯罪形式罪犯入狱，监管教育改造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1）新的犯罪形式导致犯情复杂，罪犯心理一时难以接受，产生消极心理。
（2）罪犯服刑意识淡化，身份意识差，罪责感差，改造意识差。
（3）罪犯反社会意识、抗改造意识强烈。
（4）罪犯的“要面子”、盲目性和残暴性、攻击报复心理等严重影响其教育改造。
第三篇：1998年《人权法案》及其对英国宪法的影响
1998年《人权法案》于2000年10月2日在英国正式生效，至此，关于英国是否采纳权利和自由法案的长期的宪法争论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该法案的生效对英国宪法将会产生毋庸置疑的重大影响。通过将《欧洲人权公约》中的大量实质性条款引入英国的国内法，《人权法案》在使个人权利在英国法律中概念化方面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
一、《人权法案》生效前的英国宪法和个人权利
英国是没有成文宪法的民主政治的杰出范例。英国宪法是“不成文的”，没有被列入一部“特别重要的”、统一的文件中，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习惯和实践中，它的许多部分由不记录于任何庄严文件中的“惯例”所组成。但这并不是说宪法原则没有成文渊源，许多宪法原则来自于立法机关的法令或者法院的意见。但是这些法定成分在法律制度中没有特殊的地位，不优越于其他法律，可以如同其他法律一样以相同的方式被修改或者废除。英国缺乏关于宪法基本原则的权威和全面的陈述，没有必须通过修改以实现宪法变革的法律文件，英国人更典型地偏爱逐渐发展的宪法实践。另一方面，英国是君主立宪政体，有一个所有的政府行为均以其名义进行的世袭的国家首脑———英王。理论上，英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议会，英王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在很大程度上，英王只是一种象征，真正的权力在下议院，即由民主选举的议院。戴雪（A.V.Dicey）主张议会主权，议会在其有权制定或者废除任何法律而不受法律限制这一意义上是至高无上的。议会制定的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不被任何人或机构变更或废除。议会的一项法案可能会违反道德或者社会规范，甚至可能被认为是“违宪的”，但是必须得到执行。〔1〕虽然戴雪的议会主权的主张被多次争论，但英国宪法学者中的大多数仍然认为戴雪的立场基本上是合理的。
不管与宪法其他方面有关的优点是什么，英国宪法的弹性特征〔2〕会使公民对他们所拥有的权利的性质和限制以及他们与国家公共机构的关系产生不确定感，因为权利没有被以任何全面或者易于理解的方式阐明，而且议会主权学说意味着个人权利只有在大多数人容许的情况下才能享有。在《人权法案》通过之前，英国宪法不包含一个“权利和自由法案”，即一个全面列举个人权利的法律文件，也没有一个对国家施以尊重个人权利的绝对义务的宪法的普遍原理。正如赖特（Wright）勋爵在二战期间的著作中所言，在英国宪法下“没有被保证的或者绝对的权利”，“对英国人自由的保护是在民众的较强的判断力和发展了的有代表性的和负责任的政府体制下实现的。”〔3〕
（一）政治责任与人权保护
由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受行政责任和议会审查的政治机制的影响，英国的人权保护主要依赖于自我纠正的民主政治这一观念。通过每隔一段时间定期的选举要求政治决策者去寻求和获得全体选民的同意，选民体制发挥着检查和监督滥用权力的作用。这种对政治责任的强调被英国宪法的两个基本支柱———三权分立和法治所补充，二者被认为是保护个人免受国家任意行使权力侵犯的关键。如同英国宪法的大部分内容一样，三权分立学说的出现也是渐进的。这一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3世纪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4〕4个世纪之后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子爵强调了自由与安全保护思想的重要性：“在像我们这样的宪法里，整个安全倚赖于各部分的平衡。”〔5〕在英国发展的内部权力制衡体制比孟德斯鸠所建议的严格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要复杂得多。立法权被大众选举的下议院（平民院）和非选举的上议院（贵族院）共同行使。行政权不是由独立于立法机关的个人行使，而是由被称为内阁的全体大臣们行使。内阁由首相（按照宪法惯例其必须是下议院的议员）领导，阁员主要来自于下议院议员（他们来自于控制下议院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19世纪，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他的著作中写到，这种“行政和立法权的紧密结合（几乎是完全融合）是英国宪法有效的秘诀”。〔6〕司法独立于议会和内阁，法官不能因国王的意愿而被免职。就司法权而言，也有一些与其他部门相交迭的部分。[!--empirenews.page--] 最明显的，上议院是英格兰、威尔士或者北爱尔兰的民事和刑事上诉案件以及苏格兰的民事上诉案件的终审法院。上议院的大法官（其是内阁成员，在上议院的辩论中代表内阁；当其在立法职位上发挥作用时负责主持上议院）也是司法领袖，有时候在上议院的上诉案件中充任法官。简而言之，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在英国是分散和混合的，而不是严格的分离。除了这种权力分散的复杂体制外，保护权利的另外一个宪法原则是法治。该观念的核心是坚决主张没有人能够超越于法律之上，“政府权力受到法律和民主进程的限制。”〔7〕正如格里菲斯（J.A.G.Griffith）教授所言，“通过‘法治’，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承认依照已确定的程序而制定和解释的法律的权威性和合理性，我们否认以其他方式制定的‘专断’的法律，以及那种约束法律制定者的法律。”〔8〕另外，法律应当是确定的，任何人的行为在法律没有明确定义为非法时不得受到惩罚。从社会个人的角度来讲，“声明法律的权威高于人类是为了保护公民免于君主和政府的权力滥用。”〔9〕
（二）《欧洲人权公约》
《欧洲人权公约》对英国国内法的影响受到二元论宪法学说的限制，该学说将国内法与国际法相分离。内阁首相代表英国签订条约，但根据议会主权的要求条约本身不能改变英国的国内法，条约不是自我执行的。为了使公约权利在英国法院能够实施，公约条款必须具体体现在议会的某个法案中。虽然《欧洲人权公约》（作为国家政府间的一个协议）在国际法范围内对英国施以义务，但是在英国国内法范围内其并没有对议会或者内阁施以义务。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欧洲人权公约》对英国公民是毫无意义的。该公约并不仅仅在国家间创造义务，它还创造与其签字国相反对的可实施的个人权利。该公约提供了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与签字国相反对的）那些权利能够被个人主张：可以向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ECHR）提起反对某签字国的诉讼。然而，诉讼得到解决的程序是复杂、缓慢和昂贵的。即使请求者坚持通过这种程序并获得了有利的裁决，但是裁决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它只适用于个人请求者，并不约束英国法院的判例。而且，英国没有法律义务去修改或者废除任何被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与《欧洲人权公约》不一致的法律。但另一方面，《欧洲人权公约》又的确对英国的国内法有些影响。例如，该公约被用作帮助解释模棱两可的法规；该公约规定了行政职能的行使；在特殊时候，该公约被用在新的普通法规则的发展上。然而这些作用又是有限的。立法过程允许参考公约这一规则并非是指以公约取代立法，该规则常常屈从于其他较久确定的法律解释的规则，它并不影响该公约签订之前颁布的法规，而仅仅影响后来法案的解释；没有议会意图使其法案符合公约的一般假定。虽然在与公约一致的意义上公共机构可以行使它们的判断力，但是它们在法律上没有义务这样做，它们在做出决定时在法律上也没有被要求考虑公约所列举的权利。
此外，法院尽管偶尔会参考该公约，但更多的是以粗略的方式而很少检查公约权利的实质，法官在发展法律时对人权给予的重视也是很少的。总之，该公约———不管其在英国形式上的法律地位是怎样的，显然没有获得宪法地位，甚至连一个非法律的宪法公约都不是。议会和法院很少使用欧洲人权法院的审判规程，在英国法学院中对公约权利的研究在极大程度上也是被忽视的。[!--empirenews.page--]
二、1998年《人权法案》
政府白皮书《带回家的权利[1][2][3][4][5]下一页 ：人权法案》对1998年《人权法案》的规定进行了描述并说明了该法案的目的。其意图是为所有立法的司法解释提供一个新的基础，而不是着眼于废除其中的任何部分。该法案没有像1972年引入《欧洲共同体法》那样直接将《欧洲人权公约》引入英国的国内法律体系。相反，1998年《人权法案》确定了《欧洲人权公约》中特定的条款和规约，称为“公约权利”，并将其作为原则渗透入英国的法律。公约权利包括生存权和不得加以酷刑或使受非人道或侮辱的待遇或惩罚；不得被蓄为奴或受到奴役；享有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公正审判的权利；尊重个人隐私和家庭权；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结社与和平集会的自由权利；结婚和组成家庭的权利；享受公约权利，不得因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宗教、政治的或其他见解、民族或社会的出身、同少数民族的联系、财产、出生或其他地位而有所歧视；财产权；受教育的权利；以及自由选举的权利。尽管这些权利中的一些是绝对的，但是大多数（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必须与诸如国家安全、公众安全、犯罪预防、健康或者道德的保护，或者其他方面的保护之类的社会利益相平衡。在决定特定的公约权利的范围与含义上，英国法院应当考虑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但是该判例法不具有约束力。相反，英国法院可以自由发展一个独立的人权法学，甚至比斯特拉斯堡法院给公约权利一个更为扩大的解释。然而，尽管《人权法案》规定公约权利应当有效（就在英国宪政体制内是可能的来讲），但是它对人权法的司法发展施加了一些限制，主要体现在违反权利的主张如何提出以及解决的方式等方面。适用公约权利的方式有所不同，这取决于立法、公共机构的行为或者普通法的规则是否与公约权利不一致。
（一）公约权利与立法
《人权法案》以三种重要的方式影响立法和立法程序。首先，当提出新的立法建议时它给内阁施加义务。该法案规定，当内阁提出一个新的议案时，负责该议案的内阁成员必须宣布该议案与列于该法案中的公约权利是否一致。如果内阁大臣不能确定该议案是否与公约权利相一致，那么他必须予以声明，并且确认“内阁仍然希望议院继续进行该议案”。尽管这可能会仅仅成为一种形式。
《人权法案》影响立法的第二种方式与司法对立法的解释与适用有关。该法案的第3条确立了一条解释规则，用于解释任何时候颁布的基本立法和附属立法———“只要有可能，无论对基本立法还是附属立法的解释和给予效力均应与公约权利保持一致。”〔10〕在这个规定生效之前，法院只有在立法中发现了模糊之处时才会假设“议会想要使其立法符合《欧洲人权公约》”，即使此时，该假设也常常次于其他的法律解释规则。《人权法案》不仅提升了这种假设，使其优于其他的解释规则，而且它排除了在解释立法时必需在参考公约之前找到模糊之处的要求。根据该法案，法院被要求适用这个新的解释规则来对立法进行解释，并给予效力，以便实施公约权利，除非议会法案的条款明显与公约不一致，以至于这样做是不可能的。[!--empirenews.page--] 该法案影响立法的第三种方式体现在第4条。〔11〕《人权法案》第4条授权某些指定的法院在运用第3条的法律解释规则解释立法时，在立法不能与公约权利相调和的情况下，做出“不一致的宣告”。不一致的宣告的效果是不同的，取决于被质疑的立法的来源。如果“从属立法”———该法案所做的一种分类，包括苏格兰议会、北爱尔兰议会以及威尔士议会的法案，以及按照议会所授予的权力由内阁各部门发布的命令、规则和规章———被发现违反了某项公约权利，那么法院可以宣告该立法无效和不能执行，除非该从属立法在起草时议会法案已有效防止了不一致部分被去除的可能。另一方面，如果议会的某个立法被发现与某项公约权利不一致，法院可以宣告被质疑的法案与公约权利“不一致”，但是这一宣告不影响被质疑法案的有效性或者可执行性，也不约束诉讼当事人。对于被宣告“不一致”的法案，由行政部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修改。内阁大臣可以做出修改立法使其与公约权利相一致的补救命令，但该补救命令必须通过该法案中的“快速途径”（fast track）程序而由议会两院批准。这样，《人权法案》所预期的司法审查就与传统的议会主权观念相和谐了。是否修改或者废除一项与公约权利不一致的立法的最终决定权属于议会自身。
（二）公约权利与公共机构的行为
《人权法案》第6条确定，当公共机构以与某项公约权利不一致的方式行为时为非法。〔12〕所谓“公共机构”，广义上是指其功能具有公共属性的“任何人”。这一概念囊括了中央、地区以及地方政府官员，包括行政机构。该法案明确规定法院与法庭应当被认为是公共机构。政府白皮书指出，第6条义务应当扩大至警察、入境检查员和监狱官以及对以前属于公共部门的行为负责的团体（如私有化的公用事业在它们发挥公共职能的范围内）。第7条规定，任何人发现某个公共机构的行为违反了或者意图违反某项公约权利时，可以直接根据该法案提出主张。〔13〕如果法院发现某个公共机构的行为（或者预期的行为）违反了某项公约权利，那么它可以准予这种救济或者补救或者做出命令（在其认为是正当和适当的权力范围内）。在替代性的补救不足以补偿该公共机构行为的受害者时，该公共机构可能会被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质上，该法案创造了一个违反公约权利的侵权行为的新公法。但是，当司法部门执行新公法，按该规定调整立法解释时，《人权法案》对该项权力施以谨慎限制，以便保持传统的议会主权概念。首先，尽管该法案将“公共机构”进行广义的定义以便包括公共和私有团体的广阔范围，但是议会或正在履行议会职责的人被明显排除在这个定义之外。其次，如果受质疑的公共机构的行为被议会的某项法案有效授权的话，那么基于该法案第6条的某个诉讼或者辩护将会失败。
（三）公约权利与普通法
《人权法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公约权利与普通法之间产生争议时确保其间的协调性。这通过明确规定法院和法庭是“公共机构”，有义务以与公约权利相一致的方式行动而实现。为了遵守该义务，在将普通法原则运用于纯粹的私人间纠纷时，司法必需给予公约权利以效力。该法案没有明确这样说，但显见的一点是，该法案全部的目的与第6条施于法院和法庭的义务要求当阐释判决的普通法理由时须运用公约权利。当然，这一观点并非无可置疑。理查德·巴克斯顿（Richard Buxton）爵士认为《人权法案》确定的公约权利的内容与《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权利的内容是相同的，而且是同源的。〔14〕既然《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权利仅仅是对抗政府的公法上的权利，而不是对抗其他公民的权利，《人权法案》中的公约权利只有在与公共机构的行为相关而不反对私人行为时才可以被实施。该论点在那些提倡对基本权利采取“垂直”保护方法的人中得到支持：《人权法案》应当仅仅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关，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必须保持在该法律的范围之外，以使私人领域免受国家干涉。〔15〕相反，威廉·韦德（William Wade）爵士主张《人权法案》应当被给予完全的、直接的“水平”作用，即在由普通法规则所定义的私人权利的范围内完全实施。〔16〕其立论的基点在于，国家是由所有的法律关系构成的，法律自身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因而国家行为无处不在，即使对于该法律是普通法时也是如此。法律规范个人之间和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威廉爵士将这种理解归于对法案第6条的“字面”解释，法案将法院定义为公共机构，认为公共机构与公约权利不一致[!--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5]下一页 的行为为非法。那么不管诉讼包括国家还是私人个人，如果某个公约点出现的话，法院的判断必须与该权利一致。大多数英国宪法学者对于《人权法案》对普通法的影响所明确表达的观点趋向于处在理查德爵士和威廉爵士所采取的立场之间。〔17〕大多数人对于该法案“要求法院和法庭以与公约权利相一致的方式行动（不管是在解释法律还是在宣告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原则上）表示同意。”〔18〕正如默里·亨特（Murray Hunt）的解释所言，“在私人关系不被法律调整的范围内，私人关系不受干扰，但是一旦法律调整这些关系，那么它们就失去了其真正的私人性质。”国家（包括司法）必定要“以支持和保护基本权利的方式”来制定、执行、解释和适用调控这些关系的法律。〔19〕然而，由于公约权利自身并没有设定起因于私人参与者的关系的诉讼新理由，只是可能被法院在解释和适用以前的法律时所依赖，因此《人权法案》的水平作用并非是直接的而是相当间接。
三、《人权法案》与英国宪法
《人权法案》生效后立即被赋予了宪法意义，它对议会主权传统与权利宪章所需要的现代观念的调和被很多人赞誉为“显示智慧的美好的东西”“、议会立法者艺术的精巧的展览会”。但同时，主权概念的通融也意味着法案不能按照许多现代宪法的式样保护基本权利，这一独特特征成为评判《人权法案》对英国宪法影响的良好开端。
（一）非确定的权利
宪法至上是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特色，在最低程度上，这种宪法理论昭示着宪法是区别于并且高于其他法律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并且宪法的修改也必须经由较普通法律更为复杂和严格的程序。如果按照宪法至上的理念衡量，《人权法案》无疑是失败的———其在保护个人权利上仅仅是开了空头支票。该法案没有确定地保护所列举的公约权利：这些权利可以被修改而且该法案自身也可以被下议院的简单多数票废除；该法案没有被赋予特殊的法律地位，不能自动撤销以前与之不一致的法案。尽管《人权法案》要求法院运用法案中所列举的公约权利来调和以前存在和后来颁布的立法，但是法院不能使议会的不一致立法无效，它们只能做出“不一致”的宣告，且不影响其有效性。该法案清楚地允许议会在特定的情况下不考虑公约权利。当某项议案置于议会面前时，负责的内阁大臣可以清楚地声明内阁想要推进该议案，即使其与公约相抵触；并且，当法院宣告某项立法与某项公约权利不一致时，内阁可以拒绝修改或者废除它。总之，正如某位学者所言，“受《人权法案》保护的权利是受议会主权支配的。”〔20〕
但是，如果将其置于宪法至上理念之外，《人权法案》还是有其乐观之处的。虽然《人权法案》仅仅是议会的一个普通法案，但是从政治上讲，废除是不可能的。在英国立宪主义的背景下，宣告立法无效的权力和宣告与公约权利不一致的权力之间的区别或许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正如霍夫曼（Hoffmann）勋爵所言，“如果法院做出不一致的宣告，那么内阁和议会所承受的使法律一致的政治压力将会是很难抵抗的。”〔21〕或许法院会谨慎地解释公约权利，尤其是在最初之时，并且会通过创造性的解释（而不是不一致的宣告）给予公约权利以效力，以尽量避免与行政部门发生直接冲突。英国立宪主义的稳定性与保守性将会有效地使公约权利免于被废除并且使对这些权利的违反（通过法律可获得允许）在政治上不可行。尽管英国体制因应贵族政治倾向而备受指责，但是议会已经表明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对保护它们的责任感。《人权法案》通过要求议会在建议和颁布立法时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特别考虑人权问题加强了这一特征。[!--empirenews.page--] 另外，《人权法案》可以被认为是在美国权利和自由法案基础上的另一种方式的改进，但该法案的范围可能更加广泛。在美国，“国家行为”学说意味着仅仅在对抗政府机构或者私人团体（必须是其行为与政府紧密相连甚至有效地充任了政府角色）之时，权利才可以被主张。而根据《人权法案》，所有“公共机构”的行为均被包括在内，包括范围广阔的非政府组织，如公用事业企业以及法院和法庭。大多数学者相信，公约权利将会促进调整私人行为的制定法的解释和普通法自身的发展。《人权法案》的间接的水平作用与美国（只有很少的例外）的权利和自由法案仅仅是垂直的适用形成对照。
（二）《人权法案》与司法
格里菲斯教授认为，宪法“通过主要机构之间的工作关系而形成”，这些机构“可能很大程度上在它们的构成上保持不变（如果不是它们的成员人数的话），但是这些关系却在不断地改变”。〔22〕议会与 司法之间的关系便极其深刻地受到《人权法案》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讲，法院一直寻求贯彻议会的意愿，但是在人权领域，议会将会贯彻法院的意愿。”〔23〕虽然议会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做出由“不一致”宣告所要求的立法中的任何改变，但作为“政治事实”，议会会做出明智的反应。《人权法案》体现了基于宪法的从行政部门到法院的潜在和重大的权力再分配。首先，法院在解释角色上发生重大改变。法律解释的目的解释方法将会在适用《人权法案》时被追求，包括“铸造法律至法院认为法律所应当能够达到的程度”。这是对传统的原义分析方法的重大违背。《人权法案》指引法院“只要有可能”则要以与公约权利相一致的方式去解释所有的立法，而不必考虑在按照公约解释立法之前首先找到模糊之处。“作为与公约相一致，法院必须解释的不仅是那些在所使用的语言可以有两种含义时这一意义上产生的含糊的规定，而且还包括那些在上述情况下没有含糊之处，除非对公约权利进行了明确限定。”〔24〕
传统上，英国的司法审查被限定于公共机构的行为而没有扩大至议会，且针对的问题也较为狭窄，即某个行为是否是不合理的、违法的或者程序上是不适当的。《人权法案》不仅通过使议会法案服从法院审查而扩张了法院的角色，而且通过均衡性审查（proportional-ityreview）深化了法院角色。欧洲人权法院在根据《欧洲人权公约》审查立法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长期使用均衡性原则，其要求审查：某项立法或行政行为对某个公约权利的限制是否与公约所追求的目标相适应。〔25〕该原则要求对政府行为的目的和方法进行广泛的检查，这与美国法院使用的“中度审查”（“intermediate scrutiny”）〔26〕和“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27〕相类似。尽管均衡性审查从未被英国法院完全排斥，但是它因政治上过于敏感而受到抵制（因为它要求法院用自己的判断来代替根据议会命令做出的政府部门的判断）。随着《人权法案》的到来，均衡性审查事实上成为强制性的，而且上议院已经在适用该法案的早期判决中使用了该原则。[!--empirenews.page--]
（三）《人权法案》与人权文化
在布莱尔（Blair）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创造一个新的“人权意识文化”———得到实现的过程中，《人权法案》起着辞旧迎新的分水岭作用，人权关注将持续地成为英国全部社会信仰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对于社会信仰体制的创建，法律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但是《人权法案》对英国宪法真正的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其将人权语言引进了普遍的公众讨论中。新的“人权文化”不仅影响了大众舆论，而且塑造了制度行为的模式。
在英国，宪法原则如同法律原则一样，在本质上不被认为是全部或者是根本的。黑莱尔·巴奈特（Hilaire Barnett）曾经强调：不管一个国家是否有成文宪法或者权利和自由法案，对个人权利的实际保护并非仅靠参考成文规则来解释。不管保护权利的形式怎样，在任何社会，民主政治进程、政治实践和可上一页[1][2][3][4][5]下一页 接受的政府行为准则都是至关重要的。〔28〕《人权法案》对制度行为和制度心理的影响或许比其对大量的法律学说的影响更为重要。为使公共机构有时间审查他们的政策，也为使法官能够适应迅速推进该法案和《欧洲人权公约》的要求，《人权法案》迟延两年才予以实施。这两年经历了一个在政治家、媒体、律师以及整个社会的关于人权问题的史无前例的大讨论。这种讨论直到今天还在延续。人们相信，这种讨论将会有助于改变对公民权利在制度和通俗意义上的理解。由该法案引进到英国宪法中的价值如果能够“被行政人员和立法者适当地主观化”，这些价值将会“为政治和宪法决策贡献一个合理的道德基础”。而且，该法案所创造的权利意识环境将会使议会以与公约权利不一致的方式行使主权时，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将更加困难。
四、结语
《人权法案》所采取的保护权利的方式可以看作是传统英国人对民主政治的倚赖与美国和德国对司法典型倚赖之间的妥协。尽管该法案保留了戴雪所阐述的议会主权的理论模式，但是它明显扩张了司法角色。20世纪70年代中期，工党内阁在争论是否制定《权利和自由法案》时，主张者强调，一部权利宪章“将会有助于对基本价值的更加系统的关注以及关于它们的更有见识的公众讨论；将会从总体上引起制定、适用和解释法律的相应改变”。〔29〕通过使法官和政府官员对人权问题敏感起来，通过要求他们在行动时顾及公约权利，以及通过将人权概念引入公众日常讨论中，《人权法案》将会达到这些目的。然而，正如黑莱尔·巴奈特所言，该法案的效力将取决于法官坚定地保护和解释公约权利以反对政府侵犯的意愿；取决于政府做出补救命令以确保服从与公约权利不一致的宣告的意愿；取决于公民个人以怎样的精神在法庭上主张他们的权利。〔30〕最终，人权法案的成功将取决于个人权利在英国的宪法文化中是否处于核心地位。
注释：
〔1〕戴雪：《英宪精义》（A.V.Dice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E.C.S.Wadeed.，1959，10thed.，p.39.[!--empirenews.page--] 〔2〕英国宪法的弹性特征可归因于英国宪法的“不成文”性和议会主权。因为宪法中的许多内容是不成文的，宪法的界线常常模糊不清，这使得因应社会或者政治发展需要修改宪法时会很便利。议会主权意味着议会取得了不受限制的立法权，议会可以制定、颁布新法律，也可以废除过去的制定法，还有权修改或废除判例法，也有权改变自己的决定，即所谓“没有一个议会能够约束未来的议会行动”。
〔3〕Liversidgev.Anderson [1942]A.C.206，261（H.L.）。
〔4〕参见[英]梅特兰：《英国宪法史》（Maitland，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8，lsted.，p.20-21.〔5〕参见[英]巴奈特：《宪法与行政法》（Hilaire Barnett，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Cavenedish Publishing Ltd.，2000，3ded.，p.124.〔6〕参见[英]白芝浩：《英国宪法》（Walter Bagehot，The English Constitution），Ed.R.H.S.Crossman.London： C.A.Watts.1872，2ded.，p.10.〔7〕同注[5]引书，第723页
〔8〕参见[英]格里菲斯：《普通法与宪法》（J.A.G.Griffith，The Common Law and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Law Q.Rev.117，2001，p.46.〔9〕同注[5]引书，第723页。
〔10〕《人权法案》第3条规定：“（1）只要有可能，无论对基本立法还是附属立法的解释和给予效力均应与公约权利保持一致。（2）本条———（a）适用于任何时候颁布的基本立法和附属立法；（b）不影响任何不一致的基本立法之效力，得继续适用或执行；（c）如果（不虑及任何废除的可能）基本立法禁止对不一致的废除，则不影响任何附属立法的效力，得继续适用或执行。
〔11〕《人权法案》第4条规定：“（1）第（2）款适用于法院在任何诉讼中确定一项基本立法的规定是否与公约权利一致。（2）如果法院确定该规定与公约权利不一致，它可以作出不一致的宣告。（3）第（4）款适用于法院在任何诉讼中确定一项根据基本立法所授权制定的附属立法的规定是否与公约权利一致。（4）如果法院确认以下情形，可以发表不一致的宣告：（a）某项规定与公约权利不一致，和（b）某项（不虑及任何废除的可能）基本立法禁止对不一致的废除。（5）本条所称”法院“意指：（a）上议院；（b）枢密院司法委员会；（c）军事法院的上诉法院；（d）苏格兰高等刑事法院（并非初级法院），或高等民事法院；（e）在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高等法院或上诉法院；（6）本条中的宣告（”不一致宣告“）：（a）不影响法律规定的效力，得继续适用或执行；和（b）不拘束诉讼当事人。
〔12〕《人权法案》第6条规定：“（1）公共机构实施了违反公约权利的行为是违法的行为。（2）第（1）款不适用的行为有：如果（a）该机构的行为符合基本立法的某项或者多项规定；或（b）基本立法或者根据基本立法作出的某项或多项规定不能以与公约权利一致的方式解释或生效的情况下，该机构正实施那些规定或者使其生效的行为。（3）本条中”公共机构“包括：（a）法院或法庭，和（b）任何其职责具有公共性质的人，但是不包括议会或正在履行议会职责的人。（4）第（3）款中的议会不包括行使司法职能的大法官法院。（5）依第（3）款（b）项，在某具体行为中，如一个人的行为属私人行为，其就不是公共机构。（6）”行为“包括不作为，但不包括未实施的下列行为：（a）向议会提出法案的建议；或（b）制定基本立法或补救命令。[!--empirenews.page--] 〔13〕《人权法案》第7条规定：“（1）如果主张某公共机构在某方面实施（或意图实施）违法行为可以通过第6条（1）款：（a）依据本法案到适当的法院或法庭对该机构提起诉讼，或（b）依据公约权利或与任何法律诉讼有关的权利，但只有他是（或可能是）该非法行为的受害人时才可以进行上述诉讼。„„”
〔14〕参见[英]巴克斯顿：《人权法案与私法》（Richard Buxton，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Private Law），LawQ.Rev.116，2000，p.50.〔15〕参见[英]亨特：《人权法案的“水平影响”》（Murray Hunt，The “Horizontal Effect” of the Human Rights Act），Pub.L.1998，p.424.〔16〕参见[英]韦德：《水平状态的视野》（Sir William Wade，Horizons of Horizontality），LawQ.Rev.116，2000，pp.219-221 〔17〕参见[英]格莱伯，丘伯那：《艺术与金钱：私人领域的宪法权利？》（Christoph Beat Graber Gunther Teubner，Art and Money：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the Private Sphere？），Oxford J.LegalStud.18，1998，p.61；马克斯尼斯：《隐私、言论自由与人权法案的水平影响：德国的教训》（Basil Markesinis，Privacy，Freedom of Expression，and the Horizontal Effect of the Human Rights Bill： Lessons from Germany），LawQ.Rev.115，1999，p.47.〔18〕参见[英]莱斯特，派内克：《人权法案对私法的影响：爵士的动议》（Anthony Lester David Pannick，The Impact of the Human Rights Act on Private Law： The Knight‘s Move），116LawQ.Rev.116，2000，p.383.〔19〕亨特，同前注[15]引书，第434-435页。
〔20〕巴奈特，同前注[5]引书，第118页。
〔21〕参见[英]霍夫曼：《人权法案与上议院》（Lord Hoffmann，Human Rights and the House of Lords），Mod.L.Rev.62上一页[1][2][3][4][5]下一页，1999，p.160.〔22〕格里菲斯，同前注[8]引书，第42页。
〔23〕582Parl.Deb.，H.L.（5thser.）（1997）1275.〔24〕参见[英]埃文：《人权公约一体化下的人权发展》（Lord Irvine of Lairg，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Under an In-corporated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Pub.L.1998，pp.228-229.〔25〕例如，国家对公约第8-11条所列的权利（隐私权、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的干涉只有在符合以下要求的情况下才能被认为是适当的：严格符合法律的规定，促进实现合法的目的，并且“在民主社会中是必要的”。最后这一要求意味着干涉必须符合迫切的社会需求，特别是要与所追求的合法目标相适应。为达到目标所使用的手段的精确性必须取决于有分歧的权利的性质和国家干涉该权利的性质。See Olssonv.Sweden，130 Eur.Ct.H.R.（ser.A）at 31，11Eur.H.R.Rep.259，285（1988）。
〔26〕“中度审查”是审查的中等水平，政府必须表明它的行为与促进一个重要目的（有重大意义的目标）有实质性联系（或有很强的联系）。[!--empirenews.page--] 〔27〕“严格审查”是审查的最高标准，政府必须表明它的行为对于促进切身利益（或非常重要的目的）是完全适合的（或几乎完全必须的）。
〔28〕巴奈特，同前注[5]引书，第10页。
〔29〕参见[英]莱斯特：《欧洲人权与英国宪法，变化中的宪法》（Lord Lester of Herne Hill，European Human Rights and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in The Changing Constitution），Jeffrey Jowell Dawn Olivereds.，1994，3rded.p.40.〔30〕巴奈特，同前注[5]引书，第938页。
第四篇：廉政谈话实施法案
廉政谈话实施法案
为更好的强化“三查三看”整改行动，着力解决当前干部队伍中仍然存在的“慢、难、漂”等突出问题，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快廉政建设步伐，特制定廉政谈话实施法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省市区党代会、省市区纪委全会精神，围绕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三化”进程、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深入推动思想解放、强化发展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实干意识、廉政意识、着力改进作风、解决问题、提高能力、健全机制、努力建设善于领导科学发展、奋发有为、堪当重任的领导班子，着力打造“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勇于担当、公正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河图实现跨越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二、总体目标：
以“三查三看”整改行动为契机，通过对党员和干部进行廉政谈话、诫勉教育，达到以防为主、教育挽救干部的目的，增强全镇广大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定 1
性，促进科学发展的环境明显优化，促进求真务实、团结干事的作风全面形成，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明显进步，促进干部队伍中仍存在的“慢”、“难”、“漂”等问题得到切实解决，以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氛围。
三、廉政谈话的方式：镇党委书记、镇长、镇人大主席根据分片挂村情况对副职领导及各村总支书记主任谈；副职领导对分管部门负责人及所挂村的副书记、副主任谈。（详见附表）
四、谈话内容：
1、干部必备的素质教育；
2、廉洁勤政教育；
3、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教育;
4、各种惠农政策落实情况以及各种惠农资金的兑现情况；
5、救灾救济资金是否有截留挪用现象；
6、为老百姓办事是否有吃拿卡要现象；
7、干部队伍中仍存在的“慢”（工作效率低）、“难”（遇事难字当头）、“漂”（工作不落实）等问题。
五、谈话要求：
1、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要把分管工作与挂村工作结合起来谈；
2、对各村总支书记主任要针对各村工作开展情况重点谈；
3、对镇直机关各部门负责人要按各部门工作实际有针对性的找准问题分别谈；
3、对在编村两委干部要认真对待逐个谈。
六、时间要求：
通过实施廉政谈话，一是及时发现党员、干部、镇直重点部门和各村工作中存在的相关廉政个性及共性问题，镇党委、纪委、监察等部门就存在问题督促进行整改，及时消除廉政隐患，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廉政意识；二是积极采纳党员、干部谈话中的合理建议和意见，结合全镇实际情况认真改进，更好更快地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
第五篇：萨班斯法案及其对中国IT治理的影响
萨班斯法案及其对中国IT治理的影响
来源：CIO时代网萨班斯法案
2002年，在安然事件后的一片混乱中，美国颁布了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简称“萨班斯法案”）。作为萨班斯法案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404条款明确规定了管理层应承担设立和维持一个应有的内部控制结构的职责。该条款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在年报中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都需要对企业的内部控制系统作出评价，注册会计师还必须对公司管理层评估过程以及内控系统结论进行相应的检查并出具正式意见。
萨班斯法案不仅给公司财务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更是对cio们提出了挑战。国外媒体称，萨班斯法案是2005年CIO最为关注的几件事情之一。美国IT治理协会（IT Governance Institute）发报告指出，法规遵从给CIO带来最少四方面的新挑战： 第一，必须加强对内控知识的掌握程度； 第二，理解企业遵从萨班斯法的全面计划； 第三，推动特定IT控制环节的法规遵从计划； 第四，努力使自己所承担的计划融入企业的整体法规遵从计划当中。2 我国的相关法规
在萨班斯法案生效的200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2006年6月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2006年9月2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香港联交所，都已先后公布了与萨班斯法案类似的相关法规，对上市公司建立内部稽核制度和信息披露要求进行了探讨，也对与财务报告相关的IT控制提出了要求。2006年7月15日，由财政部牵头发起，证监会、国资委共同参与成立的“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正式在北京成立，这预示着中国企业也即将面对一部类似美国萨班斯法案的标准体系。在全球公司治理趋同的监管环境下，越来越严格的法规规范是全球化趋势，靠短暂地逃离严厉监管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完善公司治理IT治理，完善内部控制不仅是资本市场的要求，更是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要素之一。因此，中国的企业最终也要适应这一游戏规则。
2007年5月25日，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自2008年起，率先以非正式方式发布基本规范、具体规范以及内部评价规范，并选择在上市公司中试点。在给试点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留有相对宽裕的学习期、培训期、试用期和完善期后，根据试点情况对内控规范及其适用范围进行修正，初步设想于2010年以相关部委联合发文的形式，正式发布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并在有关企业正式实施。2006年6月国资委公布《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指引提出具备条件的企业在董事会设风险管理委员会，企业总经理就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向董事会负责。
《指引》包括中央企业开展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总体原则、基本流程等内容，并提出风险管理的目标，包括确保将风险控制在与总体目标相适应并可承受的范围内；确保内外部，尤其是企业与股东之间实现真实、可靠的信息沟通。
其中第八章明确提出了建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要求，“已建立或基本建立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企业，应补充、调整、更新已有的管理流程和管理程序，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尚未建立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应将风险管理与企业各项管理业务流程、管理软件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实施、同步运行”。
此外，确保企业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确保企业有关规章制度和为实现经营目标而采取重大措施的贯彻执行，保障经营管理的有效性；确保企业建立针对各项重大风险发生后的危机处理计划，保护企业不因灾害性风险或人为失误而遭受重大损失。
《指引》借鉴了发达国家有关企业风险管理的法律法规、国外先进的大公司在风险管
理方面的通行做法，以及国内有关内控机制建设方面的规定，对于中央企业建立健全风险管理长效机制，促进企业稳步发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护投资者利益，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在“2007大型企业风险管理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表示，国资委将研究企业全面风险管理评价标准、范围和方法，把对企业风险管理的评价与企业领导层的绩效考核结合，将风险管理作为考核企业领导层的重要内容。加强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是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一项重要工作，要逐步将风险管理作为考核企业领导人员的重要内容。邵宁同时表示，还要加强责任追究制度，对于没有按照去年6月颁发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的要求，重视和开展风险管理的中央企业，再出现重大风险损失事件，要严格追究企业领导人员的责任。要把风险管理工作与董事会试点工作紧密结合。企业管理层至少每年要向董事会提交一份完整的“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工作报告”。国资委在听取董事会工作情况时，要把这一报告作为关注的重点内容。
2007年2月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加强中央企业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的文件。《意见》要求，到2010年中央企业信息化要基本实现向整个企业集成、共享、协同转变，建成集团企业统一集成的信息系统。《意见》还明确指出，有条件的中央企业须设由企业领导成员担任的总信息师（CIO）岗位，并加强对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考核，将信息化建设纳入企业考核体系。萨班斯法案与IT治理
帮助企业规避风险、完善内部控制，是萨班斯法案的核心内容。而另一方面，法规遵从将会大幅提升企业对IT资源的需求。由于企业的业务运作已经越来越依赖于IT系统，以至于IT控制成为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萨班斯法案与IT管控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企业管理层的重视。
事实上，那些已经开始法规遵从过程的企业，都立即意识到IT的重要性，因为实现萨班斯法案合规，涉及到所有影响财务报表生成的业务部门，譬如302条款对财务报告的提供，404条款对内控报告的提供，409条款实时披露材料的变更，802条款为审计和评审员保留相关的记录等。
而无论持续监控也好，还是持续审计也好，都离不开IT治理。对企业而言，网络、应用系统、操作系统、数据库实际上是大楼的基石上，上面是应用软件，再上面才是业务流程和财务。IT系统、数据和基础设施的状况都直接影响到财务报告的生成过程。一个企业对于IT的运用特性，将直接决定企业内控与财务报告的质量。
萨班斯法对中国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对财务系统有比较大的影响，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要求，财务流程是不是按照法案要求进行优化，财务数据是不是进行了整合，能够很方便地进行审计，能不能保证正确性，都是中国企业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二是对于内控管理相关的应用系统，特别是跟业务流程有关的系统的影响。要建立很多审批流程，特别是与财务活动相关的信息功能，包括采购、销售、库存等。这都需要应用系统的支撑，这些系统如果做得不严格，审计的时候也很难通过。
第三是对基础设施的影响，可以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物理基础设施，包括基础软件、硬件、存储等； 另一个是安全访问的平台，包括对用户身份的管理、对信息访问控制、存储机制等。现在应用系统的安全访问控制，基本上都是分散在各个应用系统里，没有实现统一的集中管理，这会带来很多不安全隐患。
第四个就是整个企业的IT治理，要保证做好前三点，除了要做好应用系统，服务器、存储、物理设施也必须跟上，“只有符合一系列标准，才能够保证IT系统的强健。要建立一个能够符合法规政策要求的系统，IT治理必不可少”。IT部门的庞大任务
企业的IT部门要支持公司高管、财务和内外部审计人员的需求，确保影响财务报表的业务流程、应用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完整性、可用性和可审计性，保证内控报告和内控程序的完成，并能够对外部审计需求做出积极响应。
一个更好的会计标准和更及时的信息披露要求将大大减轻经理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是信息不对称性或不完全性，解决公司治理问题，最核心的是公司信息的真实、准确以及处理与传递的效率问题，而IT技术在实现透明度原则和体现监控力度上正日益成为有效的工具。
IT部门需要在许多方面有所准备，譬如如何优化财务流程，完善财务应用系统，在财务应用的基础上，实现财务数据整合和统计分析告； 如何建立内部控制体系并引入内控管理信息系统，创建和记录企业内部业务流程，使公司的CEO、cfo target=_blank class=link_tag>CFO、员工和审计人员能够实时识别、分配、测试并监视内部控制与流程，确保业务流程根据内控标准执行； 如何收集并监视控制信息，使管理人员能够快速查看流程、组织、控制和风险的实时状态； 如何对影响财务报告的信息系统的IT控制，完善治理机制，进行IT内部控制和信息系统审计，以保证达到萨班斯法案对IT的基本要求。
IT控制既是萨班斯法案的重要内容，也和企业IT治理架构的建立有密切的关系。IT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个控制的对象。在依赖先进的IT方法，提高内部控制效果的同时，可以迅速地查找问题和监控问题，提高相互交流和信息传递的效率。同时因为IT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由此产生的风险又造成了企业新的灾难性的风险。如果系统的安全性存在问题，就可能有未经授权的数据更改或程序更改。如果系统开发流程存在问题，则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运行操作，从而影响到应用系统本身。
总而言之，计算机信息系统介入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评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IT系统本身不完善所造成的限制，又可能造成内部控制本身的水平降低、被测试者的效益降低、费用增加等一系列问题。
如何平衡IT部门与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保证各部门之间交流顺畅、监管明晰，并保证系统的安全可靠，对信息化建设相对薄弱的中国企业的IT部门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任务。
事实上，如果中国企业能够顺利通过萨班斯法的审计工作，深入研究IT治理，加强IT控制，降低风险，有效地实现公司治理，把公司治理与IT治理相结合、全面风险管理与IT治理相结合以及“六方”（CEO、CFO、CIO、COO、CKO、CMO）相结合的理念彻底贯彻下去，中国企业必将有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法规遵从并非一个项目
法规遵从本身不是一个项目，一次合规并不可能一劳永逸。如何做到持续合规，才应该是中国企业真正的目的所在。有的企业高层，先砸一大笔钱，先把今年过了，明年再说。这种观点是有害的。但目前为止，国内几个大的中央企业，在萨班斯的遵从项目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目前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以项目方式来进行的。
规范化过程当中应该考虑到与绩效管理、全面风险管理机制等相结合，将职责描述、培训、绩效评价与持续合规结合起来。优化控制，从流程的标准化、文档的标准化、测试的标准化当中获得收益，同时建立风险管理和控制预警系统，在风险发生之前就及时进行处理。这要求两个方面共同努力： 一是持续性的监控，二是持续性的审计。这就要求管理层要持续地监控，内部审计部门要持续地审计，由此来实现持续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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